作者：张昕  来源：文化纵横

    ✪ 张昕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新动议的提出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本质上是开启了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末，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迅速吸引众多国家的关注，到2015年4月中,共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一时间，以这两组制度安排为代表的中国新领导层全面开花的区域和国际经济战略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话题。

　　对于上述宏大经济战略背后的政治经济含义，解读众多，意见不一。一种解读将这个计划视为中国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持剑经商”有逻辑上的自然性和道义上的合理性。另一类解读将这些计划置于欧亚经济中心东移带来的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变迁之中考察，希望这些新经济倡议帮助中国摆脱海洋时代霸主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构成的约束，实现中国主导的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第三类解读则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对于美国霸权和美国主导体系的反动之外，更看到了未来全球社会主义和新国际主义的希望。

　　如此分歧背后核心在于如何判断以下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近期中国崛起的性质：中国内部国民经济、“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二)如何理解中国崛起过程体现的内部体系性特征和进展中的国际扩张之间的关系、尤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性质之间的关系?

　　做出上述判断的复杂性，在于中国作为“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性质本身的复杂性。对有些人而言，冷战后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乏走狗，其经济增长背后就是顺从融入这个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冷战和9-11其实都帮助中国赢得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因此，当下的变化或者是本质上不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摩擦，或者是两个竞争性的资本主义霸权之间的斗争，但是其本质对于体系中的其他单位并无区别。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中国的崛起裹挟着历史上独特的国家关照社会的传统、毛时代社会主义遗产，加上改革开放时期对于新自由主义高度选择性的使用，使得其内部“国家-社会-市场”的复合体不但焕发出资本主义意义上强大的生产力，而且具备了自我保护的功能，并将有可能将这些特征移植到自己的海外经济交往中。

　　资本主义多样性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无论是对于具体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样的项目和制度建设，还是更一般的中国倡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或者全球化图景，我们需要将中国作为冷战后一组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将新兴经济的崛起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过程中，考察这一轮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最后总结这样的新特征将如何影响到新兴经济融入世界体系的方式和对重整世界秩序的偏好。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挑战了冷战结束初期“历史终结论”的乐观判断，为冷战后世界秩序带来了变化的可能。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行为本身，是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所塑造的，后者决定了国际体系中不同单位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性质。其次，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环境里，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新兴经济体对于外部经济制度(包括全球治理的偏好)与这些经济体自身的社会属性(比如其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密切相关，新兴经济对于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需求和主张，很大程度是国内复合体性质的对外映射、甚至复制。第三，成长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新兴经济其内部复合体具有特殊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未来新兴经济将努力推动一组平行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体系，而我们讨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议题时，需要集中关注的，恰恰是新兴经济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是如何在区域治理和世界秩序层面得以“外部化”的。

　　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内容，是由世界体系的主导生产模式所决定的，而新兴经济崛起的这个阶段，恰恰是史无前例的要素流动和跨国交易最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全球化的地域覆盖范围和跨国融合的程度也都超越此前任何一个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一组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的世界体系里属于“半边缘国家”的地位，通过贸易、人口流动等途径连接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其存在对于维护“中心-边缘”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是“世界经济所必须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冷战后这些经济体的崛起，就是半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赶超，而诸如“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这样概念的提出本身，又是国际资本寻求新增长点的需求推动的结果。因此，新兴经济的这种赶超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这些经济体都在冷战末期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内获得经济高速增长，是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获益者，他们的崛起是逐渐嵌入这个国际体系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有明显区别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性，尤其是国家在赶超、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冷战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兴经济仅仅是有选择地加以制度化，并且在使用时往往赋予完全不同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得以重新发现和重构，其程度远远超过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体系内部曾经出现过的有限的制度转型。

　　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

　　对于新兴经济或者崛起中的半边缘国家，我们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把握这组国家的相对共性，这样的共性区别于现有的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它既是对世界体系外部变化的反应，也将通过自身对外的复制、映射到外部世界体系。

　　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周期来看，这一轮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复兴可以视为第三轮大规模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第一轮的兴起是核心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边缘地区的结果;第二轮则是美国霸权的逐步削弱和冷战两极竞争为非核心国家提供了对抗“依附”地位的可能。最近的这第三轮国家资本主义肇始于1990年代中期，成长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前两轮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呈现出一系列和此前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的“两重性”特征。

　　尽管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在积极争取外资，但是和第二轮中典型的“依附式发展”相比，这些新兴经济对于核心国家的资本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新兴经济或者是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扩张周期之初就已经还清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借款，或者实际上已经基本独立于国际机构的金融支持。新兴经济体开始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部分国家甚至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些新兴经济因此有能力忽视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指令(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或者至少有能力和国际组织进行谈判、稀释这样的条件性要求。因此，和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相比，新兴经济的国内社会结构比依附情境中要有力得多：他们既不是第一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被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所忽视的对象，也不是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中那些试图自建体系、与核心国家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

　　冷战后新兴经济在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选择的主体叙述，是去意识形态、去政治的，高度一致地借助“现代化”、“发展”等形式上政治中立的语汇和政策目标，以求更好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实现更迅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些国家既没有诉诸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那样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纲领，没有动用或者公开支持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对立或者竞争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没有采用曾经流行过的全面贸易壁垒、进口替代的政策，以封闭本国市场来谋求独立发展。这样的政策选择都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去政治化”浪潮的一部分。虽然新兴经济已经开始动用“新南南合作”之类的话语，但是这类话语对于现有国际秩序或者全球治理的冲击，和此前第三世界政治运动(比如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1970年代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追求)有所不同。

　　新兴经济不仅努力进入由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而且本身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互又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大量来自新兴经济的重要国家企业或者主权投资者积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且在自身更快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尝试本国资本的海外扩张。新兴国家作为世界体系中的非核心国家，第一次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扮演活跃角色，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和援助也呈显著上升趋势。

　　和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相比，现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国家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看似矛盾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反而帮助催生了此后新兴经济中的混合资本主义模式。新兴经济体政府大量采用少数股份的所有权方式来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实现对大量企业的间接控制，同时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竞争来约束各种国家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的行为。微观层面，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的公司治理结构都和盎格鲁·萨克森体系有明显区别：不是由分散的外部股东或者有组织的国际资本市场参与者控制，而是更多地由家族集团(比如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和国家(比如印度的第一产业和中国的第二产业中的顶尖企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新兴经济的“国有企业在国有部门总体收缩的前提下，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政府在私营部门增长的同时对于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却在加强。”在这些经济体当中还涌现出一批“国家龙头企业”(national champions)，其主要股份往往为非国家行为人(包括国外的行为人)所控制，但是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支持。史无前例的是来自新兴经济的各类国家企业大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诸如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的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来自新兴经济的大企业中带有国家企业色彩、但同时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交易的占据多数。在这类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和以前常见的将国有企业交给官僚或者恩宠关系中的下属来管理不同，现在国家企业越来越多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

　　借助于外部市场的发展和新资本工具的发展，国家可以在对于经济直接介入下降的前提下实现更有效的控制。来自新兴经济的诸如国家发展银行和国家财富基金等主权经济主体在国内外都有越来越活跃的表现，“国家发展”或者“国民经济发展”的概念，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又被重新提出。和曾经在后发展国家中广泛采用的进口替代模式不同，新兴经济没有诉诸于全面的产业保护和贸易壁垒，而是通过优惠贷款、外资引导等做法试图塑造和维持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的产业。

　　总体而言，目前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对“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全盘接受，也不是对这一套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的革命性背离，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组合实行高度选择性的运用，混合了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政策目标和工具。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兴起，是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家在特定的资本主义体系变迁条件下，逐渐发展出与国内外资本新型的互动关系，而逐渐达到比现有核心发达国家更高速资本积累的结果。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以及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共同催生出了新的主权经济主体和行为模式，并且开始重塑国际层面的规则与秩序。

　　国家资本主义对外延伸的“平行体系”

　　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崛起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依赖、嵌入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又注定会逐渐侵蚀现有国际体系最本质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这使得这一轮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于此前的“挑战者国家”(contender states)，而呈现出“融入型的国家资本主义”(integrated state capitalism)的两重性。也正是由于这种两重性，虽然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确实已经开始挑战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现状，但是把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和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视为“零和游戏”也并不准确，而是应该将崛起中的新体系，视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体系的替代方式，而这个过程可能会逐渐引发全球体系的可控制的变迁。

　　正因为上述的两重性特征，新兴经济崛起给未来国际治理带来的是一组以新兴经济为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平行于、但不直接挑战现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治理机制。中国学者中对于这种平行机制在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已有所论证，比如“平行推进全球治理，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表述已经被提出。而现实中，新兴经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融入式挑战，也确实已经体现出构建“平行体系”的努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中体量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又是表现最突出、最活跃的成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在一系列国际制度领域开始倡议、主导建立这样的平行体系。比如，中国银联对万事达和维萨信用卡支付体系、中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对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金砖国家峰会对七国集团峰会等等。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体现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特征。比如，在1990年代以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这些国家部分将自己内部“国家-资本”关系紧密联系、互助互惠的交换型关系“输出”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总体上体现出对双边贸易协定更强的偏好，而对全面参与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有所保留。类似的，中国目前推进人民币自由化过程中也集中采用双边货币互换协定。

　　虽然这样的平行体系还在形成中，其基本属性也还在逐渐稳定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上述平行体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新兴经济将全面退出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也不代表全面摧毁现有的多边和国际机制，或者追求彻底回归之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竞争时的态势。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前景与期许

　　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双重性和由此对外生发出的平行体系内部的胶着状态，其特征注定是介于现有概念和模式中间的。从原有两分体系的视角，既可以寻找到自己期望获得的，也可以轻易找到批判的对象和悲观期望的指向。然而，单纯的规范性期许在“应然”之外，未必能够回答实证上的可能性。汪晖等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意义阐释，基本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希望中国经济扩张不要重复“持剑经商”的老路 ，否则中国的崛起将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替换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而与此同时，对于“一带一路”“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判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很难得到支持。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 一方面，中国在包括赞比亚等国1990年代初获得的矿产资源，实际直接得益于“华盛顿共识” 迫使赞比亚进行国有铜矿私有化，以这种方式，中国资本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身份部分缓解了资本在中国国内继续积累和扩张面临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同时在某些局部也挑战了西方资本在非洲的垄断地位，为部分非洲国家的部分产业和地区提供了制度选择的空间。而后者的效应，恰恰也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体系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常规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让部分中国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没有单纯追求短期的资本回报。

　　由此，对于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在内的中国经济外交新动议，既要肯定它的进步潜力：中国提出的新经济动议肯定将促发关于当下全球资本、劳动与国家间关系的讨论和创新实践，因此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双重性”同样有强大的为资本积累、增值和扩张服务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与当下主导地位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又有所不同。

　　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制度建设还处于紧锣密鼓的商讨阶段，其创新之处之一，在于中国可能会借鉴在国内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经验，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宝贵的经验。此外，中国可能会突破完全按照出资额或者资本比例来分配机构的控制权的惯例，即不严格按照股权和资金投入取得相应比例的投票权和控制权。这会使机构中各出资方的主要权利相对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机构和开发性金融国际合作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突破。同时，以新兴经济自身经验为基础的新发展观建设也在进展当中。

　　而上述“平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变化。在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阶级联合，领导工业化和独立发展的国家，或是依靠包括军队、官僚和公务员等在内的中间阶层;或者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成为保守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由代表国家的官僚阶层演变成为实质上的资产阶层，与职业人士和土地所有阶层结成联盟、对抗工农。这些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塑造了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最终独立发展的结果。类似的，现在的新兴经济对外政治主张的结果，也将高度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内部性质，而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意味着其实质还不明朗。两重性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融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伴生的是某些支持进一步融入和介入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组织的出现。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新兴经济体内部这一类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国际资产阶层精英网络所接受。

　　新兴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悖论或许在于：曾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实现的目标，现在有可能要由更深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来完成，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是否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构成、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些将是决定新兴经济未来对于国际治理影响的决定因素，也是今后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领域。

来源时间：2015/6/3   发布时间：20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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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媛 采访/整理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编者按: “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越来越接近。”日前，被称为美国首席“知华派”学者的兰普顿对中美关系走向深表忧虑。

　　这个不那么乐观的判断随后引发了中美舆论之间对彼此关系发展走向的更多猜疑。一时间，“中美之间或将不可避免一战”的说法又成为一些媒体上的关键词。

　　在中美两国，到底学者们如何看待兰普顿的言论?中美关系是否即将到达剑拔弩张的节点?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三位在中美有较高声誉的学者，听他们如何为中美关系把脉。

　　刘亚伟：中美是时候考虑各让一步了

　　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中美之间也不应该发生战争。如果当年的美苏领导人可以避免走向战争，那么今天中美的领导人就更不用说了

　　【作者】刘亚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日前，应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邀请，美国著名学者兰普顿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卡特中心联合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中美关系正接近‘临界点’”的观点，随后引发国内外争议。

　　在他看来，老一辈政治家靠智慧、远见和勇气建立的中美关系经过近40年的磨合和摩擦，目前似乎有点“风雨飘摇”。阻止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恶化的“临界点”，需要有人出来呼唤1978年邓小平和卡特展示的智慧、远见和勇气。

　　“临界点”绝不是喊“狼来了”

　　我认为，兰普顿教授的主旨演讲十分重要，提出的观点值得双方负责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决策人和他们的顾问们认真思考。首先，兰普顿为促进中美关系几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以他对美国和中国的了解，以他与两国决策人的密切关系，他说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绝对不是在喊“狼来了”。

　　其次，兰普顿教授的观点务实、理性，不哗众取宠，有理有据。

　　第三，他不仅提出了双边关系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还提出了如何继续维护和强化美中关系的基本柱石——建设性接触——的许多建议。最后，兰普顿教授的建议提出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即为中美双方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提出了话题，也为双方筹备习奥今年9月的会晤提出了一个必须的命题。

　　兰普顿教授认为，自2010年左右开始，美中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最近，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金来尔出版了一本新书，题目就叫《相向而行——如何缓解中美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他表示，是时候美中各让一半，折衷妥协了。持这种观点的美国学者正在增加。

　　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更实际的内容

　　相向而行的观点很新颖，可以看做是对中国提出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回应。

　　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观点的软肋，在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十分模糊。一般的解释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两国领导人和精英找到一条避免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然走向冲突的道路。至于这条路究竟是什么、怎么走出来?中方并没有具体的建议。而对美国人来说，他们首先不能接受自己是守成大国的标签;其次，新型大国关系不是美国退出亚太;最后，美国人有干涉别国内政的、几乎是宗教性的本能，不让他们关心别国百姓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不冲突、不对抗和互利共赢都需要有实际的内容。在什么问题上不冲突?在哪些方面不对抗?互利共赢倒是可以找到很多实际的案例。比如，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签署排放协议就是互利共赢，中美在非洲配合协作防控和治疗埃博拉就是互利共赢，中美在南苏丹互通有无并一起磋商如何停止内乱和内战就是互利共赢。

　　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人自己提出与中国“平分秋色”是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务实的补充。至于中美如何在处理全球问题、管控世界危机和两国在全球各地特别是亚洲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上“平分秋色”?还需要双方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助手们长期和耐心地谈判。

　　中美之间不会也不应该发生战争

　　在这样的视角下，南海问题不过是干扰中美关系朝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但它可能是最容易引发冲突的一个因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不会轻易放弃主权和填沙建岛，美国也不会随便默许中国的行为。

　　南海问题对中国是捍卫领土主权问题，对美国是对盟国的信誉问题，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它考验中美两国领导人驾驭本国利益角逐的能力和控制国际关系博弈的本事。

　　但我认为，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中美之间也不应该发生战争。如果当年的美苏领导人可以避免走向战争，那么今天中美的领导人就更不用说了。两国都有鼓吹走向战争或冲突不可避免的利益集团，但是中美最大的利益集团——普通民众——反战和追求和平的动力可以击碎一切特殊利益集团的小算盘。

　　我几天前问一个朋友，如果是他，他怎么回答中美会不会发生战争的问题，他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全民胶着状态，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中俄关系在庙堂’，那‘中美关系在民间’。相比庙堂，民间的关系是真正的骨肉相连，水乳交融，无论上层有多少奇思妙想，它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折断那些由共同的记忆和生活编成的关系纽带。”

　　中美第四个公报要谈“整个亚洲和全世界的事”

　　兰普顿教授在演讲中还提到，中美现在需要第四个公报来增进互信。一些学者认为，如果要签署第四个公报，台湾问题还应是核心内容。

　　但我认为，中美关系不可能永远停滞在台海问题上，而且在国民党领导台湾的近八年时间里，台海对中美关系的整体发展影响甚小。中国如果认为中美关系的最大因素还是台湾，那就说明中国还没有做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准备，也没有资格跟美国去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是不是插手都是中国的内政，两岸的领袖和人民迟早可以找到解决自己内政的问题。跟美国要谈的不是台海，而是整个亚洲和全世界的事，这才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如果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让美国不再插手台湾事务，那说明中国的眼界还不够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应该有一个第四个公报，那就是解决金来尔所说的中美怎样有原则、知底细、负责任地共同处理双边、多边和全球性事务。

　　总体来看，中美关系的不利因素有很多，但有利因素更多。经济的盘根错节，金融的不分你我，贸易的相互依赖，人员的相互往来，领导人的互通有无，美国人对中国这片神奇的、辽阔的土地和市场的迷恋，中国人对美国作为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奇迹般的崛起和不间断的强大的好奇，都会使得任何不利因素在膨胀到一定时候被挤破或压碎。

　　李成：战略互疑是中美关系最大威胁

　　如果中美发生军事冲突，那么主要原因不是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也不是现实利益的交锋，而是相互猜疑与误判，由此产生对彼此的恐惧，这很危险

　　【作者】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兰普顿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我不完全同意，尽管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同事。

　　在我看来，兰普顿的观点也许有点说过头。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一直在矛盾中上升发展。从内部看，中美的矛盾点有很多，包括南海问题、东海问题、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网络安全等。不同问题的性质也不一样。有的是旧矛盾，有的是新矛盾，加剧了两国的冲突性。从外部来讲，如今利益集团不断发出各种声音，其中大部分不是向中美合作的方向推进——这也正是兰普顿等人担心的问题。

　　但是，看到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之余，必须同时重视两国发展的积极因素。美国民众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民众也能看到，中国在反腐败、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两年，美中高层互访频繁，如果美中关系真的不好?那么这些访问不会如期举行。习主席即将访美，而去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访问非常成功。

　　我认为，兰普顿可能忽略了：美中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地交接，不管在教育、文化、艺术，还是在全球性事务以及经济合作中，两国的重合度和合作需求在不断延伸。总之，中美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意识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还在努力向前推进。

　　南海问题需要谈判化解

　　当然，当今中美关系中的两国力量对比远非昔日所能相提并论，中美对彼此战略互疑的程度也有所加深。

　　据我了解，中国很多人认为，美国通过扶植日本试图“围堵”中国;美国则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和俄罗斯结成一定程度的军事同盟，从而对抗美国。这些观点和猜测都是不全面的。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中俄到底能结成多亲密的关系?这值得商榷;而美国能否真的为了盟国日本在钓鱼岛和中国开战?这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不会是因为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会是因为现实利益的交锋，而是互相的猜疑、误判，由于误判、猜疑产生的对彼此的恐惧，这是很危险的。

　　如今，围绕南海问题的危险正在急剧增加。美国认为，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借南海问题挑战美国。中国民间也有一种心态，认为和美国打仗也许比较难，和日本打仗也许比较难，但是在南海问题上，或许可以教训一下周边挑事的国家。

　　现在来看，南海问题是最有可能触发中美冲突的点。但它也不是唯一的点，东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也有触发冲突的可能性。怎么办?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了解对方意图，建立机制以通过制度化、机制化或者一些双方的合作点，使问题不至于失控。而作为媒体必须清楚，美国某个退伍军官或者某个议员，他们所说的可能煽动两国情绪对立的话，事实上并不代表两国民众的真实想法。

　　因此，要化解南海危机，中美两国，以及相关当事国必须静下心来，好好沟通，认真评估各种举措的利益得失。

　　尽可能了解对方战略意图

　　全面地看待中美关系，需要两国以平常心态、平衡观点了解中美各自所处的政治背景，通过更积极的方面进行解释。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金来尔出版的新书《相向而行——如何缓解中美之间日渐显现的竞争关系?》中提出，是时候美中各让一半，折衷妥协了。相向而行、互相妥协、搁置争议，这个观点很好。不过，如何平衡一方让步有限、另一方让步巨大的情况，值得探讨，但这本书的立场是积极的。

　　但这个立场也要建立在对对方意图有清晰理解的基础上。

　　美中现在对彼此立场、战略意图有很多不理解之处。比如，美国近日起诉在美华裔教授，指责他“泄密”。中国人可能认为，对华裔学者的起诉像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但事实上，尽管类似事件在美国的反响不一，但美国司法部门有自己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部门干涉。再比如，中国的政治也有自己的特点，各个部门之间的互动可能在美国看来也是不明确的。所以理解彼此，不能忽略美中两国国内政治本身的因素。

　　如果两国对各自政治多元化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很大程度上，决策者就能避免采取一些冲突性的政策。

　　今年9月，习主席即将访问美国。这是中美关系发展良好的一个表现，将增进中美两国的友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突破。不过，在我看来，访问本身最大的意义是，通过习主席的来访，让美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国力的变化、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积极性，以及展示出即使邻国有问题但中国仍与其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合作的大国姿态。这些因素，才是决定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

　　袁鹏：不要总从“打不打”看中美关系

　　思考南海问题和中美关系时，不宜把美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简单理解为“它要打仗”，这其实是美方的一种测试行为、宣示行为。中方的反应也是冷静的，中方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采取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作者】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中美关系接近‘临界点’”，这样的判断不是空穴来风。表面上来看，中美关系现在确实存在一些重大的困难。

　　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放得长远一些，中美关系一路走来，总是阶段性地遇到各种问题，只是不同时期遇到的问题的性质和内涵不一样。出问题本身并不可怕，这是中美关系的常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分析这些问题的性质是否发生了变化。

　　中美关系正“部分质变”

　　总体来看，中美关系的性质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阶段，我称之为“部分质变”。这种变化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很难说出中美关系变化到哪个点，但可以确定四个方面在同时发生变化。

　　第一，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美两国的实力尽管还有不少差距，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差距明显，但这种差距被人为地缩小了，而接近性被无限地放大了。去年，中国GDP总量约合10.2万亿美元，美国大约为17.4万亿美元，看起来差距依然很大。但如果从过去10年的发展来看，中美经济总量之比已从大约1/8变为3/5，这种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中美力量对比的接近需要多维度去评估，但如果将实力和影响力放在一起看，中美差距的确在实质性缩小。这是中美关系发生波动的总根源。

　　第二，中美彼此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从中国看美国，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在中国周边布局，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对日本无原则偏袒，以及在南海问题上“拉偏架”，让中国很容易形成美国转向应对中国的印象;而在美国来看，中国外交从过去韬光养晦、搁置争议到转向积极作为、强势维权，以及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经济安全体系，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结果，双方不约而同认为对方变了，并都把对方的变理解为针对自己的。

　　第三，中美双方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变化。中美两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能一路走来，是因为总是有厚重的战略基础在支撑：冷战时期共同对抗苏联、冷战后共同的经贸利益、“9·11”后经贸和反恐“双引擎”驱动。但现在，旧有的基础要么没有，要么松动，新的合作基础(如气候变化等)更像个案，没有形成规模。这好比一艘巨轮的压舱石轻了，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自然会飘摇不定。

　　第四，中美战略环境变化了。从内部来看，各种利益集团争相发声，影响中美关系，彼此国内都无法整合出一种绝对的、统一的声音。再加上网络媒体的作用，呈现出观点五花八门的态势。从外部来看，中美关系的命运有时不完全掌握在两国自己手里，往往受制于第三方因素。比如两国的矛盾加深往往因为日本、菲律宾等国而起。

　　这四个变化加在一起说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有别于以往30多年的深层次的变化。这不是今天才有的，是过去四五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日积月累、渐变式的变化。“临界点”在哪里很难被判断，但这些变化是确实存在的。不是点的变化，而是面的变化。

　　高层把握力与决断力尤其重要

　　面对上述变化，双方都在不约而同地做调适。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就是中国方面对变化了的中美关系的一种主动塑造。但遗憾的是，美方囿于长期的霸权思维，无法完全理解或简单片面地理解中方的倡议，有时做出庸俗化的解读。但是，只要我们有定力，并且认准这就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那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往前推进，过程必然不会一帆风顺，但也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乱象，我主张应从四个层次上来加以把握，否则容易看花了眼，看走了眼。

　　第一个层次是两国领导人的交往。这两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保持着经常性的会晤和沟通，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两国领导人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对构建以新型大国关系为基础的和平稳定的中美关系是高度认同、坚定不移的。所以奥巴马总统提前7个月向习主席发出国事访问邀请，习主席决定今年9月首次正式访美。这表明两国领导人意在登高望远，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从这个层次来看，中美关系是稳定的。

　　第二个层次是工作层次，包括外交、国防、商务等等，中美双方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近百种交流机制运行畅通、频繁，下个月又将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军事领域，最近这两年，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也比较紧密。所以从工作层次来看，中美能够保持热络沟通和频繁交流，这有助于增信释疑，两国关系在这个层次看也是稳定的。

　　第三个层次是不同利益部门、不同学者、战略思想界这个层次。大家基于各自学识、资讯、中国观、美国观、世界观，以及对相同问题的不同理解，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而往往，吸引媒体的要么是强硬的声音，要么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声音。所以，类似“中国崩溃论”、“中美关系临界点论”等等，不一而足。这回到了我们开始所讲到的凌乱状态。但实际上，双方也还有不少理性、乐观的声音，只是没有公开表达，或未被媒体关注而已，即使美国人，对中美关系也不都是悲观的，比如基辛格、保尔森等。

　　第四个层次也是上述文中提到的：媒体、大众这个层次。声音就更加凌乱，媒体喜欢报忧不报喜，而大众则往往情绪性的东西多一点，同时其观点易被媒体牵引。

　　在我看来，思考中美关系的未来，需要把这四个层次综合来看，而最终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四个层次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两国高层的把握能力和决断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习主席下半年对美国的访问将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性意义。

　　“不开战”是中美双方底线

　　中美对“不开战”这点是清醒的，这也是中美的底线。当然，中美有可能因第三方因素被动卷入局部冲突，或者因偶然事件发生重大摩擦。为了规避这种风险，去年中美签署了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行为准则两个备忘录，这表明双方都担心出事，这是好事。

　　思考南海问题和中美关系时，不宜把美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简单理解为“它要打仗”，这其实是美方的一种测试行为、宣示行为。对此，中方的反应也是冷静的，中方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采取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呈现出从渐变到质变的态势。但中美关系最大的特点是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合作与竞争并存。就问题来说，中美之间问题很多，比如网络问题、经贸问题、海空问题等等，但合作点也多，比如气候变化、能源合作、经贸合作、对第三方发展援助、人文交流等。

　　这种多维的、异常复杂的关系，很难因为某个领域的变化一夜之间发生变异。这也是中美关系和其他国家关系相比特殊的一点。

来源时间：2015/6/3   发布时间：20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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