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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驳斥卡特南海问题言论 外媒热议中国副总长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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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作为大国,岛礁建设的规模速度与在南海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是相称的。”昨天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这番话,迅速被各大媒体加以解读。他还强调,南海岛礁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不动摇。

  中国连续回应美防长

  法新社以“中方驳斥美国对填海造地的批评”为题称,孙建国在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说,当前南海局势总体上是和平的、稳定的,南海航行自由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的建设,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改善驻守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满足必要军事防卫需求,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搜救、航行安全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他说,中国始终从维护海上安全大局出发,“尽管对有关权益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利主张,但仍一直保持高度克制和忍让,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日本《东京新闻》5月31日称,孙建国表示,中国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合法、合理、合情。这是在牵制美国介入南海问题。日本NHK电视台称,孙建国的发言表明,中国对于继续填海造地的态度“没有丝毫松懈”。韩国SBS电视台说,面对对中国填海造地批评愈演愈烈的美国,中国副总参谋长直接出面进行反驳。在随后提问环节,针对中国何时划定南海防空识别区问题,孙建国表示,中国从没说过要划南海防空识别区,“要不要划南海防空识别区,取决于我们空中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称,演讲中卡特重申会与盟友站在一起,宣布美国将启动预计达4.25亿美元的新“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加强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海事能力建设,并呼吁东盟加强合作成为区域制度的中心,维持区域稳定。在随后的提问时间,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小卓反驳卡特关于中国在南海行为的言论,表示中国“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并批评卡特的发言“挑衅而且没有建设性”。卡特发言后,中国国防部打破惯例迅速举行记者会,对美国谈及的南海问题做出回应。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关友飞表示,中方认为卡特对南海问题的看法不全面,也不具备很强的法理性和建设性。关友飞强调,中国对岛礁建设有清晰的立场,中国的主张不会由任何一个国家来左右。

  “中方注意到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有关言论。美方无视历史、法理与事实,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说三道四,挑拨离间,并对中方正常合理的岛礁建设活动进行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5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就卡特的讲话做出回应。她强调,美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环球时报赴新加坡特派记者 刘畅 孙啸波 环球时报驻外特约记者 李大明 李珍 魏辉】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6/1

旧文章ID:3962

专家:美国就南海问题有所调整 但态度不会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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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在分析人士看来,美国没有一味强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引发东盟国家的反感,因为大部分东盟国家并不希望局势升级。《纽约时报》称,很少有人愿意看到战争风险,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说:“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它(南海纠纷)可能会演变成我们时代最致命的冲突之一,如果不是前所未有的话。过火言论对任何国家都没好处。”

  “在强化言辞后,卡特安抚一下中国也许是明智之举。”《海峡时报》称,这次卡特面前主要是亚洲听众,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香格里拉会议开幕致辞中所说,他们无意在美中竞争中选边站队。而且美国已经向亚洲发出关键信号。首先,它已经表明不会仓促离开。卡特接下来要访问越南,双方将首次签署协议,承诺两国将加强军事行动合作。第二,随着中国崛起地区力量平衡也许在转变,但卡特也提醒所有人:“美国也发展得不错”,不仅经济发展良好,军事上也“提升了战备能力,并继续保持无可比拟的军事行动优势和能力”。卡特的话经过仔细斟酌,然而听他的讲话,会回忆起维多利亚时期的一首战歌:“我们不想打仗,但是一旦开战,我们有船,有人,也有钱。”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香格里拉会议上有“和”与“分”两种力量,若如“分”的力量所愿,成为一场地区国家分裂、对抗的会议,那是香会的失败,香会的失败最终是地区安全的失败。“所以你看到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它在更周全的利益考量后,做了一些调整。当然这种调整不是根本性的,只是程度上的调整,但只要对方有积极表示,我们应加以肯定。” 【环球时报赴新加坡特派记者 刘畅 孙啸波 环球时报驻外特约记者 李大明 李珍 魏辉】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6/1

旧文章ID:3961

美司令已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 称两国需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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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作为大国,岛礁建设的规模速度与在南海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是相称的。”昨天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这番话,迅速被各大媒体加以解读。他还强调,南海岛礁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不动摇。此前一天,美国防长卡特在演讲中点名批评中国,宣称中方填海造地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中国的行为与国际准则“不合拍”。与会中国代表及中国军方迅速对卡特的言论做出批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坚决反对美方“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聚焦中美围绕南海问题完成又一回合“过招”的同时,许多分析人士强调,美方在会场对中国的批评并不像外界预期的那样激烈,这次中美代表的交锋还没去年尖锐。

  对话基调比去年缓和

  “香格里拉对话焦点集中在南海主权争议上,几乎成了中美两方较量的会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在报道中这样形容。然而在绝大多数分析人士看来,中美虽然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但对话整体上比较平和,双方并没有激烈交锋。《华尔街日报》称,出席会议的中国军事官员感觉,卡特相对软化了对中国的批评,(上接第一版) 孙建国的讲话也暗示无意搞中美对抗。相比之下,去年会议上美中代表的交锋更为尖锐。

  新加坡《海峡时报》5月31日通过一个细节描述强调美国对华言论有所“缓和”:“当美中代表团5月30日步入一年一度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大会场时,空气中充满期待。美国防长卡特当天率先发言,鉴于他此前针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大放硬话,包括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内的许多人预计他将再次发炮。令中国人吃惊的是,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并不像去年他的前任哈格尔攻击中国时那样早。”文章称,事实上,卡特首先以赞美之词说到中国,还谈到与中国的合作。当谈到南海争端时,他的批评也提到所有改变现状的其他声索方。最后卡特还表示,他在任期内将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关系。

  由于美国在香格里拉会议前连续示强,《环球时报》记者5月29日初入会场,听到的尽是对“中美言语交战”的预测,而实际进展超出大多数看客的预期。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大会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林表示,对这届会议上“中美的柔和论调印象深刻”。

  “辩论了岛礁建设,但中美在对话中避免冲突”,《纽约时报》以此为题称,美国公开表达对中国在南海岛礁迅速填海造地的不满后,吸引亚洲各方参加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也为双方提供了降温的机会。卡特本人没有与中方官员举行正式会谈,但低级别的美国官员这样做了,显然他们实际上同意目前双方各自保留意见。但美国官员清楚表明,争执不应妨碍与中国初步的军事合作,也不应危及作为亚洲稳定与繁荣基石的深层经贸关系。美国新任太平洋司令哈里斯言简意赅地总结说:“冲突不利于商贸。”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麦凯恩说美国不应邀请中国参加2016年环太平洋军演。但是哈里斯表示已经邀请中国,如果两国希望建设更好的关系,减少误会,必须进行接触。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施大伟表示,他与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关友飞的私下会谈“激烈而坦率”。“解决这一问题没有灵丹妙药,需要时间,需要我们和我们的伙伴采取坚定的外交行动。”施大伟说。

  【环球时报赴新加坡特派记者 刘畅 孙啸波 环球时报驻外特约记者 李大明 李珍 魏辉】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6/1

旧文章ID:3960

薛理泰:南中国海对峙——新一轮中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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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理泰  来源:联合早报

    5月21日,美军一架P-8A“海神”反潜侦察机飞越中国管控的南中国海岛礁上空,期间中国海军八次给予警告,未果。此项行动证实了稍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为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的主权声索而考虑的政策选项之一,即派遣军机穿越中国管控岛礁的行为业已实施;至于派遣军舰进入岛礁12海里范围内海域巡航的选项,尚未付诸实施。

  据获准参与这一飞越行为的CNN记者表示,美国国防部实施此次飞越行为,旨在向中国表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领土要求”。稍早,美国濒海战斗舰LCS-3沃思堡号5月11日驶近南威岛,据称是在国际水域航行。中国海军护卫舰054A型盐城舰紧密监视。

  在此前后,美国官员宣示,华府将大幅度改变对华整体战略。若干美国著名学者指出,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为之感到不安。

  5月16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开始对华两天的访问。克里此行固然是为即将举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作准备,也为习近平9月访美之行作关键性的沟通,然而,中方显然低估了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填海造陆活动提出警告的严重性。克里对此项活动表示担忧,呼吁中国采取降低紧张局势的做法。这就是稍后美国军方采取针对性的行为的先声。

  克里访华之前先访问了俄罗斯。读者分析一下克里5月12日同普京总统会晤时的议程,即可憬悟美国行将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先兆了。克里同俄方谈及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却不触及美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议题。

  这就显示华府已经作出判断,就对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言,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之举比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内战更为严重。美国始终把亚太地区列为“主要的战略方向”。乌克兰内战方酣之日,美国尚且紧盯亚太不松手,何况今日。既然判断如此,则两害相权取其轻,因应之道必然是“收缩战线”,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就退居其次了。

  近年中美两国军方采取了增进彼此信任的重要措施,譬如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等。两国军方已经改善了关系。如今两国军方又突然处于在南中国海紧张对峙的状态。中方诚所不解。中方又指出,越南、菲律宾远比中国更早在南中国海采取填海造陆的行为。为何美国对越、菲等国的挑衅行为却置之不论呢?

  须知,在国际争端中,国家利益是动因,公正与否仅是一方所执的理由而已。这次美国针对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行为采取的反制措施,就是直奔中国而来的。时至今日,以彼况此,究有何益?

  在白宫作出决策之后,军方只是执行而已。为何这次美国在南中国海以军事姿态出现,处于与中国紧张对峙的状态?笔者估计,其动因不出四个范畴:

  其一,在大战略层面。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对未来中国的战略定位介入其对中国方略的决策之中。这一层战略盘算可能是这次华府直接对中国施压的因由。

  以往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仅受制于两国战略目标差异所形成的利益冲突而已;今后则还要受到两国孰居龙头老大的考量的牵制。概言之,“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今后将成为左右美中关系走向的主旋律。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其二,在地缘政治、经济层面。假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占得上风,则九段线无论作为国界线还是传统控制线,假以时日,整个南中国海都成为内海了。未来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调动军力,可能受到强力阻遏。当前南中国海是最重要的国际海上交通线,东北亚80%以及西方国家40%战略物资的海运要通过南中国海,西方国家视为生命线,岂容他国扼制?

  三四十年以来,越南、马来西亚通过与外国合作采油,已经在南中国海结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举凡世界强国,如俄罗斯、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甚至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均成为该共同体成员,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在和平时期,这层利害关系体现在经济层面,而在风云骤紧之时,则必然在政治甚至军事层面上有所体现。

  其三,在军事战役层面。中国军队强项是陆军和二炮,在远离中国本土1500公里的远洋,同强敌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陆军和二炮无用武之地,而用得上的海空军恰是弱项。这样无异以己方的弱项挑战强敌的强项,那么南沙岂不是在兵法上成为中国海空军的绝地吗?

  战国时,孙膑在齐国大臣田忌家做门客,就赛马赌博之事对田忌献策说:“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期许三战两胜。如果中国海空军在南中国海同强敌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将出现“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的窘境。

  区别在于,仅此一场赌局而已。海战结局不是全胜,就是惨败。战后只有一支舰队能回到母港,另一支舰队必然葬身海底。美国在此海空域作出军事挑战,中国在因应对策上选项相当有限。基此,华府有恃无恐。

  其四,过去华府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后,民众生活水平急剧提高,与境外接触日益频繁,必然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动向逐渐合拍,并促使国内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后来发现这项评估有误,近年中国在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以后的表现,与美国列届政府的期许背道而驰,亦即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日趋强硬,在国内施政上益发收紧,甚至出现走回头路的趋向。当前外交政策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政治局其他常委无从置喙,今后中国在外交上的做法概由最高领袖个人的政治信条和战略视野决定,不可预测性加强了。

  如今北京决定加大反贪腐的力度,势必要“关门打狗”,然则,在外交政策上的选项必然有限。倘若北京反贪腐竟其全功,国力迸发出来以后,就难以对付了。此乃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的最佳当口。

  美国作为世界龙头老大,只要美国从中作梗,其他强国都会退避三舍,而美国盟国却会一拥而上,与美国立场遥相呼应。这是对当代国际情势走向的基本估计,当与美国强大的国际整合能力有关。

  综上所述,南中国海骤然战云密布,风云陡紧,美中两国在此对峙,成了新一轮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可谓其来有自。鉴此,双方何去何从,必须放在美中战略博弈的大棋盘中斟酌掂量。中国朝野岂能囿于主权、民族尊严等层面,孤立地看待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呢?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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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洲:还是让中国外交话语保持合理的“难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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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志洲  来源:澎湃新闻

    日前,澎湃新闻发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张锋博士的文章《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继而三位学者就中国外交话语“难懂”问题进行了一场小小的辩论。在拜读这些文章之后,我亦有所感想,但并非“选边站”。

  关于中国外交话语在别国、尤其是西方看来“难懂”的问题,虽然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早有谈及,但正式成文提出来讨论,将问题摆上台面,仍然是有意义的。

  不过,张锋的文章看起来是一篇随感,而非深思熟虑之作。他指出中国外交话语的宏大叙事和整体综合思维的特点给“外界”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与疑惑。这一点不难理解,但这“外界”到底是指谁,并不明确。由于他举的都是与西方学者接触的有限案例而非基于统计学分析,论证的“科学性”自然不足,而且即使把“外界”缩小到西方,那到底是指西方的政治人物、普通大众、一般的国际关系学者还是研究中国外交的专业学者,并没有说明。

  他引述澳大利亚外交部政策研究室朋友的话,将“合作共赢”认为是中国外交话语模糊、“大而空”的“极好的例子”,多少显得矫情。在一个有标榜有“win-win”传统的西方文化中,“合作共赢”的话语非要明确为“在什么方面进行合作将获得怎样的共赢”吗?

  “新型大国关系”也在文中“中枪”了,这个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都采用的词,如果中美之间有分歧,难道不是因为大国互信的千古难题与利益的纠结,而是由于该词本身或中国政策的模糊性?

  此外,他自问自答、自我解套式的写作,也模糊了他想要说明的问题。当然,许多有活力的问题都来自于随感式的写作,而且大量像我这样的读者也没有“科学癖”。他指出的中国外交话语不要只顾宏大叙事而要更多地细化和具体化,确实切中了中国外交话语的一大要害,也几乎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因为毕竟,外交话语只有被“外界”理解了,才能获得认同度,甚至转化为外交政策软实力。中国外交话语不缺宏大的叙事和原则性声明,缺的正是分众化和精细化传播。

  徐进博士从张锋的文章中敏感地意识到两个问题,一是实际上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总是西方人,二是话语背后是权力和利益之争,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实质上是西方主导的话语权向中国的转移。

  对于第一点,由于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形成的“中-西”二元思维,我们将西方人当作“外界”也算是个习惯。非西方国家的抱怨当然不是没有,但至少并不突出,相反,恰如徐博士所举出的一些例子可说明的,非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外交话语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少有鸡蛋里挑骨头的。

  对于第二点,张锋博士觉得将来自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话语即权力”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权力概念相替换是令人惊讶的,理由是福柯乃“后现代主义”大师,而徐进博士是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意义上使用权力概念,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相容。

  我想指出的是,第一,福柯所说的“话语即权力”与现实中的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话语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虽与国际关系中原先认知的物质性权力、精神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组织性权力不同,但都具有“权力”的通约性,话语权只是扩展了原来国际关系学者对于权力的理解,且作用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应从现实国际关系中话语作为一种权力形式的实际影响来考察其权力属性,不宜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发,进行人为的切割,况且通常被为是“后现代主义”大师的福柯,也明显具有反“后现代主义”色彩;而话语作为权力则早在“前现代”就一直发挥着作用,福柯只是发现了这一命题而非创造了这一权力关系。

  我们今天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混杂的世界,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话语即权力”命题,在现代性社会一样有它巨大的解释力。所以,虽然张锋博士觉得徐进博士对他的批评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即中国外交话语的某些部分存在模糊与含蓄的特点,但在笔者看来,徐进博士的认知也属于对张锋博士文章的合理推演。

  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问题,本来是“外界”的一种感知与意见,不是我们国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能否认的。同时,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崛起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利害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中国外交政策要被外界更好地理解,就应该使中国的外交话语更好地“融通中外”,而非自说自话。

  若外交话语不被他国理解,那么再漂亮的调子,做得再好的政策行为,其影响力都将大打折扣,甚至外交政策行为的合法性在“外界”的误解中消失殆尽。这些都说明,中国外交话语的“难懂”问题需要我们正视。然而,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问题,也并不是按照西方思维强调个体明晰性与使用它们听得懂的利益话语去解释就能解决的。事实上,中国外交话语的“难懂”问题,涵盖更多需要分析与辨别的因素,在此就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简要探讨。

  其一,中国外交有一套话语体系,宏大叙事与综合整体性话语是其一大特点,但也只是中国外交整个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

  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数十年来不断变化,如反殖、反帝、反霸的革命话语逐渐淡化,而采用西方的话语逐渐增多,但在构成结构上既有原则、路线、方针、政策的宏大叙事与综合性整体性话语,也有具体的针对国别、地区与领域的话语,所以宏大叙事不是全部。

  其实,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外交话语都会有宏大叙事与综合性整体性的部分。由这一部分中国外交话语引起的“难懂”问题,既有中西在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上的不对应性原因,也有言行脱节的原因。

  前者典型地体现在一些中国词语与概念在西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可翻译上,后者是由于一些本来大而化之的概念与话语因缺乏相应的政策行为做“解释”,或缺乏细致的引导与解读,而在异文化背景下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在这一方面,中国外交话语既需要进一步完善,也需要与政策行为更好地协调一致,还应该更多地发挥公共外交等说服手段的作用。

  其二,中西外交话语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在整个文明冲突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别。但这不是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充分理由。

  实际上,西方政要越来越地喜欢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名言警句,而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典型中国思维方式,绝不比原则性的、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中国外交话语易于理解。

  就拿美国政要来说,尼克松1972年访华与周恩来会见后认识到周是绝不“伤人情面”的人,在与毛泽东见面时他则引用了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里根在1984年访华时的祝酒词用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则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卡特卸任后在1981年8月访华时引用了中国古诗“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访华时引用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谚语;克林顿在1998年访华时引用了孟子的话“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2009年中美首轮经济与战略对话开幕式上,美国奥巴马总统也引用孟子的话“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同时国务卿希拉里引用了“人心齐,泰山移”的谚语,财政部长盖特纳引用了“风雨同舟”这一成语;同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引用了“温故知新”的成语。另外,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引用“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成语,澳大利亚前总理更曾说希望成为中国的“诤友”。前不久,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对于南海问题更是讲起了“风水”。

  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思维并不构成西方人理解上的障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基础上的中国外交话语,西方人也并非不能理解,只是对于非专门研究中国文化或外交政策的人来说,要理解就需要下些功夫。不过,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往往超过了文化差异的范畴,而猜测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意图。这就不能怪罪到中国文化思维的模糊性、综合性与整体性及宏大叙事等特点上来。

  其三,在习惯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视角下,崛起的中国需要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合法性自证。

  外交话语的模糊性或非明晰性,既有文化思维上的原因,也有政策灵活性与比变动空间的考虑,含蓄、委婉甚至“打太极”都属于常态,是各国外交话语的共性,不唯中国如此。

  例如,美国对于“在钓鱼岛问题上如果中日发生战争它是否选边协助日本”的表态就很模糊,它“重返亚太”的意图与“再平衡”的政策底线也令人费思量。如果说近年来中美之间存在互信不足的问题,那么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对华外交在政策表态与政策行为上常常自相矛盾,其外交意图也很“难懂”。但是中国学者不是去抱怨它的对华外交话语“难懂”,而是一直在努力地、细致地去理解,生怕漏掉任何有用的信息。

  显然,美国外交话语的不管是直白的还是模糊的表述,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是常态,它也不需要合法性自证。回过头来看,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的意图不明,生怕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构成挑战或威胁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希望中国“坦白”,这背后的思维就是崛起的中国积极有为外交政策有“原罪”。

  由于西方人已经习惯于他们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或习惯于美国霸权,而对中国的崛起与积极有为的外交,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希望中国外交亮明底线、一览无余。可见,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话语 “难懂”的抱怨,根本上说是在一个仍然由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意图让崛起的中国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合法性自证。

  其四,中国外交话语还需更多反映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

  外交话语的影响因素包括:显而易见的利益考量、必不可少的政策合法性认知以及潜移默化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等,其中,利益常常被认为是核心要素。其实,利益不仅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观念,一定程度上是由合法性认知、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所“建构”的,因此希望仅仅以明确利益关系来化解外交话语“难懂”的困境,只是一厢情愿,把问题简单化了。

  最近20多年来,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已经采用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概念、范畴与表述,尤其是美国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方式、思想观念、思维逻辑和是非观念,如其反对恐怖主义的话语,国家利益的话语、软实力的话语、全球化的话语等等,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话语表达。这种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包含着西方话语的陷阱,别的且不论,至少包含着国际关系思维单一化的陷阱。

  如果分析一下美国霸权的构成,其话语权占有重要的份量,若没有话语权的支撑,物质力量增长不会自然地成为霸权的基础。可以说,美国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话语霸权。美国的话语当然可以借鉴甚至借用,但如果毫不反思地去追随美国的话语,那么中国实际上也就参与了美国持续性话语霸权的构建。

  然而,不管是美国的话语,还是更宽泛而言的西方的话语,都是它们的利益、文化与思维的表达,而与中国有显然的差异。中国要成为世界性大国,利益的表达要有更多的自主性,外交政策的合法性要依据自己认定的是否曲直,文化与思维方式上要更多地植根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概言之,中国的外交话语还需更多地反映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而非“外界”一嚷嚷中国外交话语难懂,我们就急不可耐地以它们所习惯的利益话语、文化话语与思维方式反复加以“坦白式”解释,却置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于不顾。

  外交思维的美国化对于中国是一种伤害,对于世界也是一种伤害,还是让中国外交话语保持合理的“难懂”吧。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29

旧文章ID:3957

中国的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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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05月27日10 版)

    (2015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国家安全形势

  二、军队使命和战略任务

  三、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四、军事力量建设发展

  五、军事斗争准备

  六、军事安全合作

  前言

  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希望同世界各国一道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

  中国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和平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保障。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方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军队适应国家安全环境新变化,紧紧围绕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一、国家安全形势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国际形势深刻演变,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和国际经济、科技、军事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维护和平的力量上升,制约战争的因素增多,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总体和平态势可望保持。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将有新的发展,各种国际力量围绕权力和权益再分配的斗争趋于激烈,恐怖主义活动日益活跃,民族宗教矛盾、边界领土争端等热点复杂多变,小战不断、冲突不止、危机频发仍是一些地区的常态,世界依然面临现实和潜在的局部战争威胁。

  中国发展仍将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外部环境总体有利。国家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步增多,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

  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地区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国家发展走向引起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个别海上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侦察,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一些陆地领土争端也依然存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存在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也对中国周边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和长远发展,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近年来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良好势头,但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东突”“藏独”分裂势力危害严重,特别是“东突”暴力恐怖活动威胁升级,反华势力图谋制造“颜色革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更多挑战。随着国家利益不断拓展,国际和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海盗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和疾病疫情等都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海外能源资源、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安全问题凸显。

  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世界主要国家积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加紧推进军事转型,重塑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对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军事安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

  二、军队使命和战略任务

  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就是强军梦。强军才能卫国,强国必须强军。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队以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总纲,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始终把战斗力作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大力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有效履行军队使命任务提出了新的需求。要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新要求,更加注重运用军事力量和手段营造有利战略态势,为实现和平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适应国家安全形势发展的新要求,不断创新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确保能打仗、打胜仗;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新要求,高度关注应对新型安全领域挑战,努力掌握军事竞争战略主动权;适应国家战略利益发展的新要求,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有效维护海外利益安全;适应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坚持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积极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使军队始终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中坚力量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力量。

  中国军队有效履行新的历史时期军队使命,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军队主要担负以下战略任务: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军事威胁,有效维护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安全;坚决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保持战略威慑,组织核反击行动;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加强反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担负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任务。

  三、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人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持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确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并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发展变化对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进行了多次调整。1993年,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以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2004年,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进一步调整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根本利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要求,决定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的内涵。根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形势任务要求,坚持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进一步拓宽战略视野、更新战略思维、前移指导重心,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维权与维稳、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注重深远经略,塑造有利态势,综合管控危机,坚决遏制和打赢战争。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调整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形势,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创新基本作战思想。根据各个方向安全威胁和军队能力建设实际,坚持灵活机动、自主作战的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运用诸军兵种一体化作战力量,实施信息主导、精打要害、联合制胜的体系作战。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优化军事战略布局。根据中国地缘战略环境、面临安全威胁和军队战略任务,构建全局统筹、分区负责,相互策应、互为一体的战略部署和军事布势;应对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威胁,维护共同安全;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海外利益安全。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以下原则: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军事斗争准备,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战略态势,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斗争密切配合,积极应对国家可能面临的综合安全威胁;保持维权维稳平衡,统筹维权和维稳两个大局,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努力争取军事斗争战略主动,积极运筹谋划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军队建设、改革和发展;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联合作战整体效能,集中优势力量,综合运用战法手段;立足应对最复杂最困难情况,坚持底线思维,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妥善应对、措置裕如;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战斗精神培育,严格部队组织纪律性,纯洁巩固部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鼓舞军心士气;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坚持把人民战争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拓展人民战争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战争动员以人力动员为主向以科技动员为主转变;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深化与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关系,促进建立地区安全和合作架构。

  四、军事力量建设发展

  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不断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发展

  陆军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加快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发展步伐,适应不同地区不同任务需要,组织作战力量分类建设,构建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作战力量体系,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持续作战能力。

  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空军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实现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构建适应信息化作战需要的空天防御力量体系,提高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第二炮兵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信息化转型,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武器装备自主创新,增强导弹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完善核常兼备的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武警部队按照多能一体、有效维稳的战略要求,发展执勤安保、处突维稳、反恐突击、抢险救援、应急保障、空中支援力量,完善以执勤处突和反恐维稳为主体的力量体系,提高以信息化条件下执勤处突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任务能力。

  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

  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海上军事力量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战略通道和海外利益安全,参与海洋国际合作,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战略支撑。

  太空是国际战略竞争制高点。有关国家发展太空力量和手段,太空武器化初显端倪。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积极参与国际太空合作。密切跟踪掌握太空态势,应对太空安全威胁与挑战,保卫太空资产安全,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维护太空安全。

  网络空间是经济社会发展新支柱和国家安全新领域。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不少国家都在发展网络空间军事力量。中国是黑客攻击最大的受害国之一,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面临严峻威胁,网络空间对军事安全影响逐步上升。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网络防御、支援国家网络空间斗争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遏控网络空间重大危机,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核力量始终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建设完善核力量体系,提高战略预警、指挥控制、导弹突防、快速反应和生存防护能力,慑止他国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军事力量建设举措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首位,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

  推进现代后勤建设。深化后勤政策制度和后勤保障力量改革,优化战略后勤布势,创新保障模式,发展新型保障手段,充实战备物资储备,集成建设后勤信息系统,完善法规标准体系,精心组织供应保障,建设保障打赢现代化战争的后勤、服务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后勤和向信息化转型的后勤。

  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坚持信息主导、体系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构建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武器装备体系。

  抓好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完善军事人力资源制度,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培养和造就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的人才群体。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着眼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创新发展依法治军理论和实践,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推动军事理论创新。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加强作战问题研究,深入探索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创新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展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理论,形成与打赢未来战争相适应的先进军事理论体系。

  强化战略管理。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完善各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坚持需求牵引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强化规划编制统筹协调,健全规划编制体系,构建规划管理工作机制。加强战略资源统筹监管,强化重大项目过程监管和风险控制。健全完善战略评估机制,建立健全评估体系和配套标准规范。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不断完善融合机制、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加快重点建设领域军民融合式发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面推进基础领域、重点技术领域和主要行业标准军民通用,探索完善依托国家教育体系培养军队人才、依托国防工业体系发展武器装备、依托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后勤社会化保障的方法路子。广泛开展军民合建共用基础设施,推动军地海洋、太空、空域、测绘、导航、气象、频谱等资源合理开发和合作使用,促进军地资源互通互补互用。

  完善军地统筹建设运行模式。在国家层面建立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健全军地有关部门管理职责,完善军民通用标准体系,探索构建政府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军地统筹建设立法工作进程,逐步形成军地统筹、协调发展的整体格局。推进军事力量与各领域力量综合运用,建立完善军地联合应对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行动机制。

  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加强后备力量建设,优化预备役部队结构,增加军兵种预备役力量和担负支援保障任务力量的比重,创新后备力量编组运用模式。增强国防动员科技含量,搞好信息资源征用保障动员准备,强化专业保障队伍建设,建成与打赢信息化战争相适应、应急应战一体的国防动员体系。

  五、军事斗争准备

  军事斗争准备是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是维护和平、遏制危机、打赢战争的重要保证。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必须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坚持以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为导向,真抓实备、常备不懈,全面提高军队威慑和实战能力。

  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运用信息系统把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融合集成为整体作战能力,逐步构建作战要素无缝链接、作战平台自主协同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着力解决制约体系作战能力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信息资源深度开发和高效利用,加强侦察预警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建设,发展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完善综合保障体系。按照权威、精干、灵便、高效的要求,建立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中国地缘战略环境复杂,各战略方向、各安全领域都存在不同威胁和挑战,必须统筹全局、突出重点,促进军事斗争准备全面协调发展,保持战略全局平衡和稳定。统筹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应对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准备。适应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和作战样式发展变化,进一步优化战场布局,加强战略预置。

  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全面提高日常战备水平,保持高度戒备态势,周密组织边海空防战备巡逻和执勤。陆军部队构建各战略方向衔接、多兵种联合、作战保障配套的战备力量体系布局,保持迅即能动和有效应对的良好状态。海军部队组织和实施常态化战备巡逻,在相关海域保持军事存在。空军部队坚持平战一体、全域反应、全疆到达的原则,保持灵敏高效的战备状态。第二炮兵平时保持适度戒备状态,按照平战结合、常备不懈、随时能战的原则,构建要素集成、功能完备、灵敏高效的作战值班体系。

  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坚持把实战化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严格按纲施训,加强战法训法创新,完善军事训练标准和法规体系,加快大型综合性训练基地建设,构建实战化训练环境。深入开展基于实战需求的模拟实景训练、基于信息技术的模拟仿真训练、符合实战标准的实兵对抗训练,加强首长机关指挥训练和诸军兵种联合训练,加大在复杂电磁环境、复杂陌生地域、复杂气象条件下训练力度。建立健全训练监察督察制度,努力使训练和实战达到一体化。

  组织非战争军事行动准备。遂行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是新时期军队履行职责使命的必然要求和提升作战能力的重要途径。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纳入部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全局中筹划和实施,抓好应急指挥机制、应急力量建设、专业人才培养、适用装备保障以及健全相关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工作。促进军队处置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制与国家应急管理机制协调运行,坚持统一组织指挥、科学使用兵力、快速高效行动和严守政策规定。

  六、军事安全合作

  中国军队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

  全方位发展对外军事关系。深化中俄两军在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交流合作,逐步构建全面多元、可持续的机制架构,推动两军关系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加强防务领域对话、交流与合作,完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增进互信、防范风险、管控危机。按照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军事关系。提升与欧洲国家军事关系水平,发展与非洲、拉美、南太平洋国家的传统友好军事关系。深化上海合作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会、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举办香山论坛等多边活动,推动建立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安全和合作新架构。

  推进务实性军事合作。坚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军队开展务实合作。适应形势变化,不断探索合作的新领域、新内容、新模式,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和挑战。与外军在防务政策、军兵种建设、院校教育、后勤建设等领域广泛开展对话交流,增进了解互信,相互学习借鉴。加强与有关国家军队在人员培训、军事物资援助、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相互支持,提高各自防卫作战能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多军兵种的双边多边联演联训,推动演训科目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坚持合作应对海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履行安理会授权,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促进发展和重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赴受灾国救援减灾,提供救援物资与医疗救助,加强救援减灾国际交流,提高遂行任务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忠实履行国际义务,根据需要继续开展亚丁湾等海域的护航行动,加强与多国护航力量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推动建立突发情况通报、军事危险预防、危机冲突管控等机制。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军队将加大参与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的力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29

旧文章ID:3956

祝振强:李显龙在南海争端上该不该充当“和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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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振强  来源:共识网

    日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和东盟应该尽快签订关于南海的协议,打破恶性循环。

  李显龙称,目前,亚洲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玩家”,就是美国和中国。美国保持了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正在崛起,中美关系是亚洲地区安全的关键。中美关系有竞争的元素,但合作共赢的机会也很多。

  李显龙认为,“我们很高兴中美的领导层能共同合作,处理问题,尽管双方内部都有民族主义的压力。”“中美都说泛太平洋地区‘足够广阔’,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所谓‘足够广阔’,意味着中美都能和平地参与和竞争,建设性地处理问题,而不是提升紧张局势;‘足够广阔’并不意味着二者要瓜分这个地区。”

  李显龙还提到了东海和南海的纠纷,“这些军事争议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但仍然应该克制。如果目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带来更多紧张局势和糟糕的结果。”

  表面上看,李显龙似乎是在站在一个中立国的立场上,以“和事佬”的姿态和口吻,评判以及期冀亚洲地区以及南海的局势,不希望发生任何形式的紧张、对抗与冲突,颇有些“抹稀泥”的意味。但仔细品味,内中含有的理性、正义以及建设性的质素颇多。毋宁说,是代表了亚洲乃至全世界热爱和平、渴望未来发展的人士的共同呼声。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以开放、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亚洲及世界事务,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力图把中国经济的前景与未来融入到世界版图中,实现中国与亚洲的“共同致富”。比如,提出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以及与东盟的合作等。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的这般开放、积极、主动的姿态,更加引起了一些国家,比如美、日的警觉,唯恐中国会分走更多的蛋糕,抢夺在亚太地区的区域的话语权以及领导地位。由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似乎不可避免。

  美国加紧在亚太地区的布局,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 ,以及没有加入亚投行的日本,最近宣布一项1100亿美元的项目,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即属于明显的例证。

  似乎是,随着中国经济、国力以及影响力的日趋强大,角力忽然而起,对立骤然加剧。

  尤其是,近期,南海局势分外紧张。针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美国以强烈的态度以及行动对待之——军机飞抵南海,在中国的设施近旁低空盘旋,发表强硬的指责等。甚至有分析人士认为,中美之间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中国外交部对此亦针锋相对,强力回击美国的做法。

  双方大有互不买账之势,局面大有随时升级之势。

  实际上,无论是经济方面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还是在南海岛礁的建设,这些,固然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若是一带一路等普惠亚洲以及世界人民、世界经济的举措,若是在南海兴建岛礁等,引发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不满、龃龉,进而引发恶性竞争,甚或引发对立及军事摩擦——所有这些,应该是,有违我们的初衷,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若形成这样的局面,显然更加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合中国现在以及未来的“亚洲观”“世界观”,不符合中国国内政经事务的需要,不符合热爱和平的广大民众的要求。

  正如李显龙所提及的那样,中美“双方内部都有民族主义的压力”。对此,我们尤其需要警觉。

  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在世界上的落后地位,以及诸多宣示中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强烈地浸入不少人的脑海,近乎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加之长久的封闭、与世界的隔绝以及事实上的与世界其他民族、种群的交流阙如,造成了不少人对世界的认知,还停留在前现代时代,停留在鸦片战争时代——以这样的落差,关照当今有国际法维系、正义与和平、友善与妥协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局势,必然难以客观,难以跟上趟。

  坦白说,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以来都是高涨的,从无低落过。而我们的不理性成分更多,我们所面临的“内部民族主义的压力”更大。自太平天国、小刀会以降,直至清末以及近现代再再发生的动辄围攻、打砸、火烧使馆,都在宣泄了对外域世界的不满、宣泄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令我们融入世界的脚步变得迟滞,令我们画地自狱的“杠头”心安理得,令我们的内心缺少了平和、善意与友爱,令国内事务一地鸡毛。

  我们尤其需要警觉的是,在国内事务中,非建设性、别有用心的一些人,比如,腐败团伙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些人,会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外交事件、操枪走火事件。事实上,这样的苗头早已出现。比如,2012年秋,一些“蒙面人”利用钓鱼岛事件在国内兴起的打砸风潮,实则就是想浑水摸鱼、自我解套。此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时刻虎视眈眈、伺机而动。若放纵这样的已然不纯粹的、已然充满了恶意与现实目的的“民族主义”抬头、生事以及制造事端成功,则无疑会断送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大局,断送来之不易的中国一个时期以来的和平、稳定局面,断送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纽带——积极的、正义的、建设性的质素,在汹涌的“民族主义”大潮面前,将无力回天。

  或许,我们在展现自己开放、积极、主动身段的同时,应更多展示自己的友善、慷慨、和平,比如,我们能否积极、主动邀请美、日等与中国有着竞争关系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与东盟的合作?我们能否积极、主动地参与TTP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我们与美、日之间的关系,不应双方对阵、互相对抗。

  回到文前。应该说,李显龙的“和事佬”姿态、“和事佬”精神,是理性的、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且展现的是极其负责任的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和事佬”,需要这样的理性、清醒的声音。

  一如李显龙说指出的那样,东海和南海的纠纷,“这些军事争议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但仍然应该克制。如果目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带来更多紧张局势和糟糕的结果。”

  我们同样渴望李显龙描绘的世界蓝图,能够梦想成真:“这不应该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和平地发展竞争。对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我们并没有路线图……但我们应该抵制短视的诱惑,聚焦长期的共同利益……这样一步一步,我们将能建立自信和互信,最大可能地让接下来的50年,能稳定、繁荣、发展”。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31

旧文章ID:3955

马云根:中国外交话语要保持合理的“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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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云根  来源:共识网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志洲,对澎湃新闻发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张锋博士的文章《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发表了感想“还是让中国外交话语保持合理的“难懂”吧”。社会强调知识的自主性,也更看重学者的公共责任,对于中国的学者如此,实难理解。其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典型的八股,一通辩证法式的解说,让人不知所云,只能对后半部分的论点表述我的观点,即其文中列举“事实上,中国外交话语的“难懂”问题,涵盖更多需要分析与辨别的因素,在此就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简要探讨。”

  文中“其一,中国外交有一套话语体系,宏大叙事与综合整体性话语是其一大特点,但也只是中国外交整个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

  “中国外交有一套话语体系,宏大叙事与综合整体性话语是其一大特点,但也只是中国外交整个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这没错。但是,如果你不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国际秩序,就需要在原有的国际秩序里,用通行的语言和规章处理。那是国际组织,参与者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中国的地方政府。首先应是参与者,其后才能变成改变着,再考虑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就更要用易懂的话语了。

  文中“其二,中西外交话语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在整个文明冲突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别。但这不是中国外交话语“难懂”的充分理由。”

  “实际上,西方政要越来越地喜欢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名言警句,而这些话语所具有的典型中国思维方式,绝不比原则性的、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中国外交话语易于理解。”文中也提到西方国家的政要引用中国名言警句,以此来证明中国文化传统思维并不构成西方人理解上的障碍,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尊重他国传统文化,和赞同他国传统文化是两回事,那是外交的手段之一,也可是礼仪的一部分。思维的差异体现在条约和规章上,价值观的出发点上,而非客套的寒暄。当全球一体化时代,文明就只有文明与不文明之说,而非是文明的冲突,外交话语应体现对所签订的国际公约的承诺上。其外交话语难懂,则表明是对现实状态所使的权宜之计,国家的信誉受损是必然的结果。而非是“西方人抱怨中国外交话语“难懂”,往往超过了文化差异的范畴,而猜测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与意图。这就不能怪罪到中国文化思维的模糊性、综合性与整体性及宏大叙事等特点上来”。

  文中“其三,在习惯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视角下,崛起的中国需要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合法性自证。”

  文中“外交话语的模糊性或非明晰性,既有文化思维上的原因,也有政策灵活性与比变动空间的考虑,含蓄、委婉甚至“打太极”都属于常态,是各国外交话语的共性,不唯中国如此。”中国确实如此,但国外的政府则要面对在野党的质询,日本安培的政策就在国会被在野党追问,美国奥巴马的伊朗政策,竟然被共和党给伊朗政府去函搅局,国外政府不是那么容易取得模糊的政策。

  例如,美国对于“在钓鱼岛问题上如果中日发生战争它是否选边协助日本”的表态就很模糊,这只是被军事专家们搞乱的问题,中日如果发生战争是个先确认责任方的问题。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非常明确,就是钓鱼岛受到外国攻击,而非日本从钓鱼岛对别国攻击,所以,当我们武力进攻收回钓鱼岛时,安保条约一定生效,这是个再明白不过的问题。

  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话语 “难懂”的抱怨,根本上说是在一个仍然由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意图让崛起的中国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合法性自证。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基础是当初的革命外交的传承,目前,还没有解决,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取消,可国际人权公约我国又签署了,这就造成了对侵犯人权的独裁国家,理论上我们按照我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可以与之交往和贸易。

  文中“其四,中国外交话语还需更多反映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

  “中国外交话语还需更多反映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这是句正确的不能在正确的话语了,问题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目前的困境是,错位观让外交的话语落入自己的陷阱。几种政治生态唯独中国有特色,1.社会政治是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如美国。2.社会政治是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是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如北欧。3.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北朝鲜。4.社会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如中国。北朝鲜自我封闭,可以忽略,1和2在政治上都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都会与之相符。唯独中国采用了从逻辑上无法正确的形式,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却采用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充分竞争。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律则是偏向于现代化的。这个规律就是普世价值观,常常被认为是西方势力试图颠覆他国政权的方式,但这个无法支配又无孔不入的文明,只能不断排斥,却又因为全球一体化经济的紧密,而必须依赖于这种文明。这就是关键,我们不得不承认普世价值观的现实,但又要在社会制度上加以抵制,外交话语的难懂成为必选,在这个社会生态没有理顺的情况下,“难懂”就成为权宜之计的合理。

  “难懂”是中国落入自己的逻辑陷阱造成的,是海外与国内的学者们顺势而为、推波助澜、包藏私心的结果,说难懂是合理,真的可以吗?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31

旧文章ID:3954

鲍盛刚:亚太再平衡的地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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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盛刚  来源:共识网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就是著名的哈尔福德·麦金德地理公式,由此麦金德认为要确保欧洲和平,必须应确保东欧的中立,成为大国力量对抗之间的一个缓冲与中间地带,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大国力量的均势和平衡,确保欧洲和世界的和平。显然,目前欧洲动荡的根源在于触犯了这一地理咒语,所以美国与西方许多学者认为解决方案在于保持乌克兰中立。与此对比,同样在亚太也有一个地理公式,那就是谁控制了东盟,谁就控制了亚太;谁控制了亚太,谁就控制了当今世界地理枢纽;谁控制了当今世界地理枢纽,谁就控制了世界。显然美国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也是目前亚太地区动荡的根源。所以,要确保亚太与世界和平,必须确保东盟国家的中立,成为大国之间的一个缓冲与中间地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以东盟为核心的同心圆大国力量再平衡均势体系。

  一直以来美国口口声声说美国重返亚洲,不是要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事实上美国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推回到第一岛链之内,同时通过TPP在经济上将中国排挤出去。另外在钓鱼岛,黄岩岛以及南海等问题上美国试图挑起争端,置中国于不义和孤立的困境。但是美国迄今苦于无计可施,这是因为一方面对于挑衅,中国采取有理有节的坚决反制,但是坚持不打第一枪,所以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另一方面,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不对抗,不冲突,倡导与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国家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以及共同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命运共同体。再有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已经紧密相连,所以亚太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既是威胁,但更是机遇。显然美国打的是中国威胁论这张牌,而中国出的是中国机遇论这张牌。目前,中美关系被认为到了一个临界点,这是因为众多美国盟友纷纷加入亚投行,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被视为中国对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领导地位的挑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最近发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尽管两国社会对中美“不可能开战”的信心相当坚实,尽管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实际可能性没有增加,但双方都有人在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双方确实不想打仗,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必须为一旦发生的冲突进行准备。

  显而易见,如果说中美双方有冲突点的话,那就是南海,而南海问题则又牵涉到东盟,因为南海首先是海洋运输要道,其次在南海中国与周边东盟国家存在利益和主权分歧。所以,美国选择南海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挑起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周边和东盟国家的关系,进而达到孤立与封锁中国,控制东盟,主导亚太的目的,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而如果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战略,必然导致双方冲突的加剧,最后走向战争的边缘,或者再回到冷战时期两极对抗分裂的格局,也许这就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冷战结束已经有25年,但是美国显然还没有走出来,而且越来越开始怀念冷战。哈尔福德·麦金德曾经讲到,通过地理因素的公式,人们可以多少能够透视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对抗势力的实用价值。“如果你不愿意让地理学服务于战争的话,那么它必须作为和平战略的基础。”所以,从亚太再平衡的地理公式中,不难看出要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关键在于确保东盟的团结与中立,形成大国力量对抗的缓冲与中间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东盟为核心的大国力量再平衡体系,这既可以避免东盟成为一个被大国对抗撕裂的地区,又可以缓和大国对抗的趋势,而且有助于形成大国共同参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局面。历史上,拿破仑战争后大国在均势基础上建立的维也纳体系,维持了欧洲一百年的和平与繁荣,使19世纪成为欧洲的世纪,也许这就是目前亚太可以借鉴考虑的一种选择。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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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美国民主遭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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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为,王义桅,陈尧,袁征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24日 05 版)

    美国民主在美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也曾对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过积极影响。时至今日,美国民主运行状况如何?出了哪些问题,其根源又在哪儿?输出美国民主为什么不可行?5月24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整版文章,聚焦“美国民主遭遇困境”的话题,邀请4位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民众对国会信心不足 政府承诺不能兑现

  美国民主确实出了问题

  张维为

  今天,多数的美国人恐怕都不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以对美国国会的评价为例,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6%,“较有信心者”是7%,两者相加为13%。两年后的民调(2014年6月)发现,如此低的信任度还在继续,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4%,“较有信心者”是3%,两者相加为7%。数据会有波动,但至少说明美国民主确实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金钱政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竞选献金裁决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言论自由”,于2010年裁定对公司和团体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又裁定对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用“一人一票”来描绘美国民主已不合适,更恰当的应是“一美元一票”,“民主”成了“钱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是美国民主最大的硬伤。

  游说政治。这是“金钱政治”的延伸。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起来,通过游说团体,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美国民主制度,几乎成了游说团体的天下。如果一个群体并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这一群体的利益就很难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经济学人》杂志惊叹,“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内斗政治。今天,美国政治内斗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深度看,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对抗从未像今天这样“苦大仇深”、互不相让,结果双方越来越难以达成为国家共同利益做事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内斗也几乎从未中断。从广度看,这种内斗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成了美国政治常态,导致决策的“否决点”非常多,政府的许多承诺也无法兑现。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他曾承诺要削减国债,但国债从原来的10多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

  民粹政治。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几乎等同于竞选。所以,候选人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为了赢得选票,结果使“民粹政治”泛滥。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民粹政治”。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政客纷纷提出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产。当加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

  从历史视角看,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当初的缔造者们比今天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如今,美国究竟能否克服自己体制中的这些严重问题?连一场导致美国多数民众资产锐减的金融危机都不能带来美国政治制度的必要改革,说明美国政治制度的纠错能力正在衰弱。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悲哀,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治理结构出现异化。“三权分立”中的三权,本质上都是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力,而一个现代国家的良性运转需要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平衡,也就是这三个领域的力量实现一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平衡。但目前的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占据了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在较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力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如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看来,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 99%与 1%之间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长期化。

  美式法治面临困境。美国人长期以来为自己的法治自豪,但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牛津大学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顾,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定严格程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法治社会被自己的法治所困,法治和程序正义成了拒绝改革的工具。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治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内外环境发生改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欺诈成风并带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使得美国资本力量的利润主要来自金融业,来自世界范围的贪婪吸金。与过去相比,美国的资本力量对美国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大幅降低,现在美国的制度安排对华尔街十分有利,因此就缺少了改革的动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美国民主问题背后的双重根源

  王义桅

  美国民主怎么了?这是美国学者近年来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民主从炫耀的对象变成问题本身,此乃时势所致。概括起来,美国民主的问题有三大表现:

  民主失质。去年美国一份大学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里,中层和底层美国人的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不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受多数美国人支持的规定不能顺利实施,比如国会对受多数美国人支持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动议始终未有行动。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民主不再是人们理解的所谓“民主”——即政府决策反映的是多元化民众的意志。

  民主失效。“历史的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认为,美国的体制已经逐渐发展成一种“否决制”。在这种制度下,否决权成为重要的政治节点,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否决权,进而掌控政治体制,维护自身利益。“否决制”或许还没完全否定民主制,但正在造成低效的国家治理,政府与国会之争导致政府多次面临关门,政府无法出台相关改革措施,甚至一些国际义务、国际责任也无法履行。这样的政体无法满足美国公众的利益需求。

  民主失序。近年来,从弗格森事件到不久前的巴尔的摩骚乱,都表明黑人在美国还无法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确保司法公正,捍卫人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并未真正惩罚华尔街,导致中产阶级不满,引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有效的政治参与、公正的政治秩序,对不少普通美国人而言成为一种幻觉,以至于福山用“政治崩坏”来形容美国民主。

  上述美国民主的问题,有两重根源:

  民主根基出现动摇。美国以自由立国。美国的缔造者曾担心,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妨碍自由。及至20世纪中叶,随着美国的影响力深入国际社会,美国学者熊彼特、达尔等取得民主的话语权,将民主解释为自由选举。然而,自由对民主的解构,最终酿成金钱民主、精英民主等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口结构变迁也给国家认同和民主运行带来影响。如今,拉美移民、亚洲移民占据美国移民多数,美国正面临亨廷顿所提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社会“大熔炉”的失色,动摇了民主运行的同质化前提,其结果是党争分裂社会价值,进而分裂社会,致使民主失灵、失效。

  运行不当滋生多种民主问题。美国立国之初,是孤立主义思潮下的封闭体系,如今已是开放体系。移民方向并非从欧洲到美国,而是拉美化、亚洲化,贫富分化和包容性不够使美国“合众为一”的梦想难以实现,社会平等、公正问题凸显,动摇了民主运行的平等基础,滋生和助长了各种民主问题。美国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后,热衷于输出民主。但连自由民主理论学者达尔都反复强调,民主须在大家都接受的领域内运行;政治团体首先应承认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否则民主将变成分裂国家的工具。这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已经得到验证。

  当然,在指出美国民主的问题时,并不否认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和作用,正如国外一位学者所说,欧洲的民主之花,在美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不否认美国民主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也可能会不断完善。但美国民主如同其他西方民主一样,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分析美国民主问题的根源,是为了更好地认清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时代变迁,也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民主制度陷入困境 政府遭遇治理危机

  美国民主制度政治结构性冲突日益凸显

  陈尧

  40年前在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中,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由于民主制度具有的内在缺陷,西方世界的民主政府几乎丧失履行职责和发挥功能的能力。这番言论到今天似乎才得到验证,美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正经历几十年未有的衰退。与此同时,美国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政府遭遇治理危机。究其原因,是日益凸显的美国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冲突所致。

  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党或政治家是选民投票过程中多数决定规则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是集中多数选民意向后的一种反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选择,依据是这些政党的纲领中罗列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优先次序、处理方式等。对选民而言,他可能赞成某个政党纲领中的一些政策主张,却反对该政党纲领中的其他政策。在特定选举规则下,他只能选择是否投票给该党,而没有更好选择。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民主、共和两党将竞选获胜当作最高目标,为争夺执政地位不惜陷入恶性争斗。激烈的政党纷争使得美国政府难以有效运作,甚至瘫痪。同时,政党意识形态、政策主张的极化现象严重。在选举时,政党或候选人会全力讨好选民,而一旦获选,对选民的许诺或许就变成一纸空文。这使得选举远离民主本质,徒有形式。美国两位大学教授在2014年发表论文称,通过分析1981年至2002年间1779项政策议题受影响的情况表明,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影响极小,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影响;而富裕阶层则对政策有着极大的、重要的影响;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有着强大的、积极的影响。

  利益集团与金钱政治,是美国选举运行的主要支柱。有学者指出,美国民主政治是在两个舞台上进行,前一个舞台是政党、政府、国会、最高法院等围绕立法、预算和税收及类似问题展开角逐;后一个舞台活跃着大量的组织或机构,如竞选组织、思想库、媒体以及游说组织。支持这些组织或机构的,就是各种利益集团。当金钱“越界”进入政治领域后,候选人日益依赖于其经济支持者的资助。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花费惊人。2008年美国大选花掉20多亿美元,而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总费用超过50亿美元。并且,选举资金占优的政党最终赢得总统宝座的可能性也更大。越来越多的社会中层和底层人士认为,自己不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而是受到“财阀统治”或“公司统治”。

  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分权制衡机制日益蜕变为掣肘机制。传统的分权制衡理论认为,通过分权和制约,既可使政府职能得到有效行使,又能避免权力集中和权力滥用。但这种理论假设在今天遭遇严峻挑战。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各自以民主的名义制约对方,限制其权力范围。在美国,预算法案的制定权在政府,但决定权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可以用手中掌握的否决权来阻挠法案通过。当这种“否决政治”与党派竞争结合起来时,“政府失灵”便不可避免了。自2010年共和党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以来,党派对峙几乎阻碍了大多数政策议题的推进,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议案不是无法通过,就是被削弱到几乎毫无作用。同时,制衡也体现在利益集团之间影响力的竞争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游说政府,使得政府在利益集团面前难以取舍;而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极化导致利益集团之间难以达成妥协,致使政府决策往往陷入僵局。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只是一种选择 远非唯一选择

  输出美式民主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袁征

  美式民主并不完美,其弊端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更是暴露无遗。“三权分立”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架构固然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但也可能带来政府运转不畅和效率低下,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会造成政治僵局。这在近年美国党派之争日盛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党派之争一直存在于美国的政治生活,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政治极化现象的凸显,美国两党间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不断加剧,甚至演变成互不妥协的争斗。两党相互扯皮,使得国会立法效率低下。刚刚过去的第113届国会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效率较低的一届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各不相让,不分是非曲直,为反对而反对。白宫和国会之间也是争论不休。据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一度跌至10%以下。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种利益群体碰撞与妥协的产物。利益集团介入政治生活,竞相施加影响,以便出台对自身有利的相关政策。这种讨价还价的民主机制或许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会出现重大偏差,但决策过程常常过于冗长,效率低下。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话是对美式民主一针见血的描述,形象地道出了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金钱可以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的政治游戏,穷人往往被边缘化。金钱政治早已成为美式民主的弊病。“共同事业”的始创者约翰·加德纳曾说过,在我们当今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竞选经费体制能带来更多的危害、更多的腐败和让公众更为疏远与不信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式民主并非十全十美的民主模式,对外输出更是危险。

  输出行为,背离民主精神。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将输出美式民主作为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外输出民主的行为本身就背离了民主的基本精神,难以自圆其说。民主本身应当是由当地民众自主来选择发展道路,而对外输出美式民主本身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准则。

  国情不同,难以照抄照搬。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不尽相同,难以照搬美式民主的基本模式。美国民主制的建立是基于美国的国情设计的,其逐步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早在美国立国之前,公民自治理念就已在北美扎根,有广泛社会基础。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自由主义理念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成为凝聚美国社会的“黏合剂”。而美国输出民主的对象,大多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美式民主适合美国的基本国情,但未必适合这些发展中国家,“移植”到这些国家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

  强行推广,成功机率甚微。罔顾基本条件,凭借枪炮或政治高压来输出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会带来严重危害。基本物质条件、稳定秩序是推进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的发展只能是水中之月。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最为关注的首先是国家的独立和温饱问题,然后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强行推行美式民主,反而容易造成局面失控,带来灾难性后果。

  输出目的,以自身利益为主。事实上,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目的并不单纯,基本上是以自身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这就不可避免造成所在国民众对美国产生愤恨乃至仇视。在美国大谈自由民主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不会忘记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反共需要而不惜支持一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即使在国内,美国做得也并不完美。种族歧视、贫富差距、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依旧存在。这些都削弱了美国对外推广民主的说服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输出民主而四处碰壁的例子屡见不鲜。当今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典型。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通过战争手段推翻原有政权,有意将伊拉克建成中东地区民主拓展的桥头堡。但美国显然低估了国家重建所面临的困难,以为美式民主辅以枪炮就可以恢复当地秩序,这自然是一厢情愿。时至今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还动荡不安。在美国撤军之后,两国政府都难以有效掌控局面。秩序难以恢复,更谈不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终民主也难以真正实现。而战争带来的恶果却要这些国家的民众来承担。“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出现的混乱局面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美式民主,美国人颇为自信,其他国家中也不乏盲目推崇者。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法治水平乃至价值观念相适应,通过自主探索形成适合本国条件的发展道路。而民主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美式民主只是一种选择,远非唯一选择,况且美式民主正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其他国家不能不顾本国国情,照抄照搬美式民主,否则将带来政治动荡、国家混乱的局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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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有损南海地区稳定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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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懿春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北京5月3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日就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涉南海问题有关言论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30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称,中方填海造地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超过其他声索国总和。中方在南海的行动与国际准则和规范不“合拍”。美方对南海岛礁军事化前景及可能带来的误判和冲突风险深感忧虑。将水下岩礁变成机场不能获得主权。美方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填海造地”,反对任何一方将岛礁进一步军事化的行为,将继续行使与保护航行和飞越自由,并鼓励中国与东盟今年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有关言论。美方无视历史、法理与事实,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说三道四,挑拨离间,并对中方正常合理的岛礁建设活动进行指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华春莹说,关于南海问题,我想强调以下六点:

  一、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主张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为历代中国政府所长期坚持,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无需通过岛礁建设来强化。

  二、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活动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合法、合理、合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有关建设完成后,岛礁上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除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外,更多的是为了各类民事需求服务。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三、中国作为大国,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中方建设活动的规模、速度与在南海承担的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气象观测、生态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相称,是基于实际需要,是为向中国、周边国家以及航行于南海的各国船只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长期以来,各国依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将来也不应出现问题。但各国不应滥用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更不得以此为借口损害沿岸国受国际法保护的主权、权利和安全。中方的岛礁建设活动不仅不会减损各国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反而有利于共同应对海上挑战,为航行安全提供更多保障。

  五、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已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争取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准则”,并已取得重要积极进展。归根结底,制定“准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事情,应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平等协商、共同制定。希望美国等域外国家充分尊重中国与东盟国家为此所做的努力,不要给“准则”磋商进程增添复杂因素。

  六、美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我们强烈敦促美方从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恪守在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谨言慎行,停止任何有损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的言行。

  本报新加坡5月30日电  (记者俞懿春)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30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涉南海问题言论,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关友飞当天表示,卡特对南海问题的看法不全面,也不具备法理性和建设性。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公正客观看待南海问题。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31

旧文章ID:3951

【解读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和普通成员国有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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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正声网  来源:新浪微博

亚投行在目前的股东结构中,中国确实占的比例最大,约为50%;但随着加入成员国的增多,股权会有一定的稀释,但总体来看中国的话语权短期内仍旧会最大。http://t.cn/R2Mg9nD @鲍迪克

来源时间:2015/5/31   发布时间:201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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