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永佳，李小云  来源：凤凰大学问

    笔者在云南调研时遇到一位内地在老挝投资的商人，他不无感慨地说：“不要以为有钱就一定能搞定一切!我们想买一块地，最后村里的首领说周围都是他们的佛地，买不得。”如果说在中国进行基础建设基本不必考虑宗教问题，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就不同了。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穆斯林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占各国九成以上。从云南进入老挝，缅甸到柬埔寨、泰国是小乘佛教主导的国家。海路上，过了金兰湾，就进入了穆斯林主导的“马来世界”，印尼有两亿多穆斯林，接近总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穆斯林占六成以上，并在国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优势。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穆斯林人口超过一亿，分别是世界上第二、三、四大穆斯林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徒几近八成，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有七成之多。宗教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区域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完全处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其实是一个“宗教的路带”。

　　“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一旦形成，在微观运行上回避不了和沿线的宗教，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穆斯林社会打交道。企业要在别人的地盘上铺路桥、建港口、修管道、运物资，就必然要与各自为政的各类地方势力频繁协商，必然要雇用当地劳力，必然要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都需要充分了解宗教社会。但目前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似乎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很少涉及社会宗教问题。针对一路一带的穆斯林国家，即使伊斯兰问题专家，也常常将宗教问题还原成外交谈判和一般性国家间的礼节，但宗教涉及道德、团结、尊严、生命等价值，是各种社会行动的动力所在，所以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更不能假设当地社会天生追求GDP。何况，“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也不止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还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并提倡“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这都需要我们将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纳入战略实施规划的考量之中。

　　“一带一路”将会带动大规模的企业和人员“走出去”，而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机构虽然也在改变过去那种完全隔离外派人员的管理方式，但是企业和单位依然照搬外交人员标准，要求员工受外事纪律约束，集中住宿、收缴护照、外出请假、结伴出行，不许与当地人密切来往，更不能与当地人恋爱、结婚，等等。这种半军事化管理自然降低了风险，但却使驻外生活无聊沉闷，勾心斗角频发。管理层追求别出乱子，普通人盼着早点回国，整个生活处于“悬置”状态，如何谈得上有所作为?有的企业惯性地把“公关领导”的做法搬到国外，以为搞定政府就等于搞定社会，无视了我们“走出去”的大多数国家既不是西方的法制社会，也不是我们这样的政府社会，而是以宗教为主导的碎片化的社会。有些人员在认识上缺乏宗教敏感性，缺乏对宗教的尊重特别是缺乏对穆斯林社会的各种习俗，以及由此演化成的政治和经济契约形态的了解，在心里往往把落后和恐怖主义与穆斯林社会相联系。遇到征地，拆迁和补偿等纠纷，遇到草根社会抗议，就归咎于美国指使、刁民找茬、政府失灵;遇到地方精英来沟通，首先想到自我辩护，甚至抱怨为什么捧着钱帮你们发展，你们还不领情?

　　不善于同宗教社会打交道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大挑战。我们的成长过程很少涉及宗教知识教育。我们很多人对宗教一是不了解，二是有歧视。很多人认为宗教与经济发展此消彼长，认为科学已经完胜宗教，认为各种宗教正在全世界走向消亡。很多人认为穆斯林只是一群服装怪异、饮食奇特、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很多人不明白何为封斋、礼拜，更不了解沙里亚教法、革新运动、伊斯兰金融等今日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景观。我们不要求每个走出国门的人都成为宗教专家，但是需要有宗教的知识，对宗教的尊重。

　　以伊斯兰教为例，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呈现强力复兴之势。即使在宗教政策较为开明的东南亚，伊斯兰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占主导地位，沙里亚教法体系在马来西亚、汶莱、印尼的适用范围日益广泛。内亚这边，穆斯林人口占99%的阿富汗，日常生活节奏完全按伊斯兰教要求展开。巴基斯坦不仅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而且遵行严厉的《宗教亵渎法》。就连宣称宗教中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仍然主导着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正在经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新兴运动层出不穷，在普通人当中传播得非常快。

　　“行远者储粮，谋大者育才”。“一带一路”只是中国扮演更多国际角色的开始，仅仅靠国际政治、商业、法律、工程技术人才，无法胜任这些角色。必须培养一大批深谙宗教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状况，为当地社会所接受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人才，为外派机构和基建项目的开展做评估、建议、培训、沟通、公关。仅凭看当地报纸和打听小道消息，根本无法了解具体的穆斯林社会，解决之道在于专业人才培养。因此，要鼓励中国学生到国内外顶尖大学攻读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研究的学位，在攻读阶段就要到穆斯林社会中长期生活。同时，也应在国际上引进世界公认的区域问题专家充实高校师资，为中国培养真正熟悉沿途国家社会文化的区域人才。同时更要为沿途国家培养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人才。由于长期着眼西方，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知识储备，远不及欧美，也无法跟日本、韩国、新加坡相提并论，甚至跟印度都有差距。仅靠外交官和企业家孤军深入，在复杂的伊斯兰世界批量完成大型项目并赢得赞赏，任务过于艰巨。

　　(本文经《国际发展时报/IDT》和凤凰网大学问授权转载)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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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可金  来源：中国网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当前，“一带一路”带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触动现有利益格局，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成为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最大障碍。在此种情况下，长期以来指导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已经不足以突破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的问题。因此，如何通过科学方法，打破制约一切社会活力迸发的思想僵化和利益固化藩篱，彻底解决“号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成为中央“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有效工作的关键。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相结合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表明，基层是最具活力的改革主体。所谓“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是省级以下机构“摸石头”，通过鼓励设立经济特区，进行政策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在面上推开。然而，“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根本的假设，那就是相信在河床上有路可走，有石头可摸。随着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河床上已经没有路可走，没有石头可摸。尤其对于“一带一路”这样的世纪构想，基本上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尽管在历史上存在着“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实践，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当今的中国已经和历史上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一旦中国决定重走“丝绸之路”，就意味着13亿人口和1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一齐涌向前去，“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能满足超十万亿美元规模经济体发展的需要，一旦亿万大军涌入古丝绸之路，如果不能提前规划设计好基础设施、政策协调、贸易通道、金融网络、人文交流的互联互通，就会陷入自相踩踏和恶性竞争的泥淖。目前，每逢假日期间，全国旅游线路交通紧张、服务滞后、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早已深受此种传统思维方式之苦。

　　因此，“一带一路”构想首先要重视顶层设计，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做好前期的论证、规划和行动设计。 在实践中，不仅要通过发改委等综合部门的规划设计实现在国内规划上的科学论证，而且还要通过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联部、教育部、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涉外部门与沿线国家的对口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在这一中国自身顶层设计和中国与沿线国家相互之间的顶层设计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地方各级政府、各领域和各部门必须明确“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红线，确保有组织、有秩序地参与“一带一路”，既不要“抢跑”，也不可“拖沓”。

　　“一带一路”必须在方法论上强调顶层设计，并不是否定基层设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科学的顶层设计，必须根基于坚实的基层设计。欧美国家在市县级有多样化的制度设计，美国的县、郡就存在着1000多种制度，“一带一路”推进首先要鼓励县制改革，强调县处一级党委政府和部门是基层设计的主体，鼓励多样化的制度设计，在不违反顶层设计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切以是否有利于释放社会发展活力为基准。在国家关于“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出台后，各部门、各级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从各自优势出发，制定具体的规划设计和行动计划，在国家顶层设计引导下，通过创造性的基层设计呼应和壮大“一带一路”的战略影响力。

　　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各有侧重点，各具特色和优势。 顶层设计应强调原则统一、规则简单、机制高效，基层设计应强调实事求是、区域特色和切实可行。同时，基层设计不再是传统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顶层设计引导下进行的创新性探索，在实践中要通过顶层设计引领基层设计，通过基层设计为顶层设计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抓两头，带中间”，激发上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伟大事业。

　　二、点、线、面相结合

　　“一带一路”是点、线、面的综合体。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要做好点、线、面相结合，做好了改革的“点”，就要把“点”串联成“线”;只有将“点”串联成“线”，协调联动，才可以突破到“面”的规模限制，才能将改革在“面”上落实好，在地区并最终到整体全面推进。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以点带面是积极稳妥的改革战略。邓小平主导的广东改革、江泽民主导的浦东开放开发、胡锦涛和温家宝主导的滨海开发，都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效应。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仍需坚持以点连线，以线带面战略路径，实现点线面的有机互动，协调并进。

　　所谓“点”就是着力点、落脚点、示范点。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地方作为龙头，发挥“龙头带动”效应。目前，中央提出建设福建和新疆两个经济带核心区，就是希望以两省区为龙头，确立“综合改革试验区”，高标准规划和设计，打造地区经济增长极，打通走向链接东中西部的战略大通道，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胜利会师。对此，两省区必须拿出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勇当“一带一路”建设的“开路先锋”，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魄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敢立军令状，敢挑千斤担，为全国开好头，带好路。在这一过程中，要有一点敢于打破禁忌的勇气，要学习当年习仲勋在广东、项南在福建的锐意改革气魄，让全国人民看到那么一点精气神，看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希望。

　　所谓线，就是将“点”串联起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效应。“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核心就是强调经济走廊、经济带的“连线效应”，通过打通经济走廊，实现欧洲经济圈与亚洲经济圈的互联互通，塑造规模效应和协作效应。目前，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需要稳定的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需要新的投资渠道。随着西方发达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和复苏乏力的影响，市场需求不振，发展空间有限，已经极大制约了中国先进产能的释放空间。在此情势下，恢复传统贸易线路，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中国就能团结更适应中国模式的非西方周边国家，在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开启两个新的一体化进程。复兴丝绸之路，有利于我国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拓展战略回旋空间，而且是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缓解产能过剩矛盾的良好选择，是党和国家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选择。

　　有了“点”、“线”的基础，“面”上的规模效应自然水到渠成。要通过依托“一带一路”沿线中心城市的“示范”、“引导”、“服务”和“带动”效应，努力实现突破一条线、带动一大片的发展效应。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区域经济由于覆盖面广，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中坚的力量，粤港澳经济圈、上三角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圈等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一带一路”规划建设，将国内众多区域经济圈之间的链接纽带打通，并打通中国国内经济圈和周边若干经济副中心以及欧洲、非洲、中东、亚太经济圈的联系，让其与投资、消费、出口等并驾齐驱，成为未来中国与世界经济成长最重要的动力，这将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

　　因此，在“一带一路”总体规划指导下，其他各省区、各部门和各单位也要相互呼应，形成大众合唱。特别是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区位和要素优势，形成特色，加强协调配合，极力避免自我竞争，盲目乱干的倾向。此外，“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各省区要放宽视野，在中央指导下，点面结合，广泛开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真正向世界展示协调有序的“中国范儿”。

　　三、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

　　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是我们党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实验，“一带一路”既是由一个个的具体项目所组成的世纪工程，又是涉及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系统工程。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既强调从某一关键领域打开突破口，也重视整体推进和巩固“一带一路”的收获果实。

　　重点突破是一种以小搏大的低成本、非正规作战方式，通过在某一关键领域实现突破，进而为大规模整体推进创造条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群众性。 在抗日战争年代，面对复杂的战争任务，毛主席提出了“游击战”重要策略思想，就是一种重点突破的思路，它通过派遣武工队和小分队在运动中袭扰敌人，创造突破的机会，不断扩大根据地的影响，为抗战胜利做好准备。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也采取了“游击战”的策略，无论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探索，还是深圳从小渔村至大都市的转变，无论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实践，还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前进道路，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一直遵循的是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步积累的“游击战”路线，它的优点是稳步推进、不抢跑、不懈怠，条件成熟的先改革，条件不成熟的后启动。

　　“游击战”的策略方法完全可以为“一带一路”所用，并可以推陈出新。 “一带一路”涉及众多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合作、经贸交流、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妄想着四面出击，全面开花，应该选择若干领域集中资源实现重点突破。从中国的资源优势和“一带一路”构想的性质来看，重点突破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动力和活力源泉。丝绸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疏通经络、畅通血脉，打通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瓶颈，“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动起来。根据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愿景和行动规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先导工程，包括中吉乌铁路、中塔公路、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中泰铁路等项目建设，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民航航线和货运航线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正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机制已经启动，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突破已经拉开了序幕，一系列后续合作倡议也会相应跟上。

　　同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只是解决了“一带一路”的“硬件载体”问题，没有解决其“软件服务”问题。 互联互通是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联通，也需要包括规章制度、标准、政策等“软件联通”，只有软硬件匹配，才能真正发挥带动效应。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也要将以民间友好互信和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人文联通摆到突出位置，强调人文交流为先导，通过大量的前期交流、沟通、对话，逐步积累基础，积聚信任，为全方位的“大会战”奠定基础。

　　整体推进是一种着眼于全局的总体规划，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集中主力实现整体引领和全面推进的策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游击战”在农村、经济特区管理、国有企业改革、外汇储备、先进产能等领域已经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为“一带一路”的整体推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民心相通的同时，要注重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谋划和推进，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不允许畏首畏尾、贻误时机，否则利益固化的藩篱无法突破，“一带一路”就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导致在互联互通和人文交流上的重点突破成果因后援不足而功败垂成。

　　目前，中央已经成立“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总前委”，要充分发挥“总前委”的统筹各方优势，“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杀出一条血路来”，集中优势资源在一定阶段内组织改革“大会战”，整体推进“一带一路”的规划。尤其是在教、科、文、卫等领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滞后的领域，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薄弱环节，要以“走出去促改革”，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推进教科文卫等领域的改革，大胆探索在教、科、文、卫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释放知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活力，鼓励高科技人才、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医学专业人士自主创业，大力发展创意经济和知识经济，提升中国经济品质，实现中国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真正让“一带一路”的命运共同体精神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

　　总之，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人文交流为着力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整体推进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人文友好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稳步建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是“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所在，也是各方的共同追求。

　　四、渐进式改革与跨越式发展相结合

　　长期以来，中国改革所习惯的方法是渐进式的发展，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分步走”、逐步展开。从外围增量改革突破，逐步向核心地带稳步推进存量改革，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核心。渐进式发展是分步走策略，每走一步所遇到的阻力较小，耗费的摩擦成本较小。“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且面对的情况更复杂，深层的矛盾和风险更多，必须长期打算，不能急于一时，渐进式发展是一个可行的发展方法。

　　渐进式发展的方法强调走一步看一步，积小变成大变，先在低风险的领域着手，逐步将改革引向深入。从整个“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看，渐进式发展方法面临的总的摩擦成本较小，强调先从不大敏感的基础设施、跨境合作区、产业合作、海上补给点等领域着手，汇集各方面的正能量，塑造共同的合作愿望和预期，不急于推进敏感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对于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方的中国来说，渐进式发展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它要求中国必须妥善回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的猜忌和疑虑，更多从其他国家地区希望开展的合作项目入手，不要事事都想着赚钱，也不要时时都看重战略利益，而是更看重赢得信任，获得民心。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要吸取一些国家倚强凌弱、以大压小等霸道做法的教训，更注重换位思考，在平等互信中推进合作共赢，在包容互鉴中赢得他国尊敬。

　　在重视渐进式发展的同时，跨越式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跨越式发展是“一揽子的”、“一步走”、全面推行的发展方法，改革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到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跨越式改革的典型。跨越式改革属于“壮士断腕”，以重手攻坚克难，意在改变体制革新的瓶颈，摧毁特殊利益集团，社会阻力大，摩擦成本较高。“一带一路”构想的最终目标是超越现有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文明隔阂的种种障碍，建立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人文友好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依托各种双边、多边和区域平台，通过外交关系升格、合作机制创新、区域合作平台构建等多种方式，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水平的跨越式发展。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跨越式发展与渐进式发展都是推进“一带一路”的科学方法，两者并无绝对优劣之分，各有利弊。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两者之间的互动，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合理搭配两类发展方法，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五、改革家精神与实干家精神相结合

　　“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能否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有着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的高素质领导人才、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队伍。“一带一路”是一项全新的改革试验，改革创新是这一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习近平同志告诫全党，如果不思进取，那么不仅党和人民事业难以向前推进，而且会损害党的形象，会让人民失望进而丧失对党的信任。“一带一路”建设成效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否有一支改革家队伍，取决于这支领导队伍有无强烈的改革进取精神和担当意识。我们的领导队伍要有创新意识，奋发有为，勇于担当，勇于负责，破除俗成思维定式，用领导方式的转变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在具体建设项目上，改革家应善于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中抓住影响“一带一路”的关键部位和要害问题，独辟蹊径，实现突破，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统筹国际国内两类规则，通过创新性的实践为“一带一路”开山辟路，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世纪新路。

　　同时，“一带一路”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一带一路”的世纪工程，除了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思维的领导人才外，还需要一大批真抓实干的实干家。这些实干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群众期待入手，一心实干，干出成绩，做到不开空头支票，不搞形象工程，踏踏实实做事，实实在在做人，能够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实际，磨练作风，提高素质。只有在深入基层中接好地气、增强底气，工作才能做到脚踏实地、有的放矢，才能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服务发展。

　　无论是改革家，还是实干家，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历练出来的。要放宽视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打破年龄、学历、国籍等条条框框，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尤其是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唯才是举，选拔骨干，善于及时把那些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涌现出的实干家选拔进入重要岗位，这是“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一事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总之，“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会触及更多深层次矛盾，涉及利益关系深度调整，复杂性和难度前所未有。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方法论思想，不断与时俱进、探索创新，注意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法，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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