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育川,韩磊  来源：观察者网

　　【近日，经济学家黄育川做客清华，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一种标志，而中国的债务问题则是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结果，并不会导致经济崩溃。与主流趋势相反，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应当注目于财政系统，而非金融系统。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作成立，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和 学者，针对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国与世界对话系列由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嘉宾是中国问题、世界问题 专家，议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对外政策、国际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开。】

　　韩磊：我是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这次座谈。今天我们将和黄育川展开对话，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育川曾担任世界银行俄罗斯和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业务局、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也曾以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2030年的中国”这一项目的研究(观察者网注：《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是一份由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的策略性研究，旨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制定出战略路线)。他是《金融时报》最好的评论员之一，最近的一本书《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如此不同》将在今年出版。

　　在今天的对话里，我们就事先来听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育川，欢迎你来北京，你是我们清华-卡内基团队的荣誉会员，感谢你参加今天的对话。

　　黄育川：很荣幸来这里，我每年都要回来3、4次。我在这儿还有个研究部门，每次回来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韩磊：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你总能告诉我们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都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会有如此不同、如此极端的看法?为什么在重大经济问题上，普遍的看法常常存在着误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做出的错误推测，又怎样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这些问题上，你常常能给出精彩的答复：你审视这些传统观念，有时毫不留情地击破它们。我也想在今天的访谈里做点类似的尝试，就从某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开始。他们认为，中国急速增加的债务包袱以及上升的信用危机将导致一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最终引起经济的全盘崩溃。你在你最近的一篇经济论文——“中国的债务困境：去扛杆化与促进增长”——里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你认为从总体看来，债务水平是在上升的。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正处在债务危机中吗?或者说，是一场同房地产业紧密相关的金融剧变?

　　黄育川：媒体上许多分析文章在讨论中国债务水平上升时，都从这点入手：在过去的5、6、7年间，中国债务飙升，在GDP里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0%、80%。而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债务在GDP里的比重都以这样的高速率上升，最后都会以经济崩溃告终。所以人们想当然就会说，中国凭什么会和别的国家不同?但我要在这里说，中国的确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首先，中国猛增的债务包袱大约是从2008年、2009年开始的，这是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结果。政府在经济上投入了大约6000亿美元，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注入了金融系统。这并不是长年累月金融或财政管理不善的后果，也不是收支状况恶化的后果，而是政府管控的后果。

　　而第二点就是，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私人房地产市场真正开始发展起来。要知道，在50年前，中国的私人房地产市场还不存在。它是缓慢发展起来的。直到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之际，中国才刚刚有真正的私人房地产市场。随着房产买卖的活跃，市场里有了大量的信贷，推高了债务水平，这和其他国家常见的债务危机可不一样。

　　韩磊：你提到了房地产市场，这也是媒体热议的话题之一。媒体上长篇累牍地报道这类问题，对此进行经济分析，指出中国住房建设的过度化现象。人们会读到关于“鬼城”的报道，分析家还进一步预测，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债务违约问题。在你看来，中国的债务问题到底是金融上的，还是财政上的?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严重的债务违约现象吗?

　　黄育川：这一系列的问题：信贷的扩张、私人房地产市场的涌现、房地产业危机的飙升，还有债务问题，它们都有内在的关联。那么，中国特别在哪里?首先，在10年或者15年前的金融市场和建筑市场里，私人开发房地产并不多见。举个例子，土地拍卖市场大约是在2004年到2005年间出现的，那时开发商才第一次投标承包土地。起初土地的价值非常低，它的价格是后来才开始飙升的。土地价格在过去的8、9年间飙升了7到8倍。也难怪很多人会说，这当然是泡沫，房价一定会贵得吓死人，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崩溃的。

　　有趣的是，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水平，比如说北京和上海(它们的物价是全中国最高的)，比起印度的新德里和孟买来，要低一半;比起亚洲其它国家的首都，也要低些。因此，要是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中国不存在房价过高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问题在于建造过度，这是追求利益的后果，在二、三线城市最为常见。所以供大于求才是个问题。但这不是泡沫，也不会崩溃，只能说房地产市场陷入了僵局。而我们会看到，在之后几年里，房价会下降，或者回复平稳。我们将看到房屋建设高潮的回落。相应地，GDP 的增长也会受到影响，也许会保持在目前7.5%的稳健水平，也许会下降到6.5%，甚至6%。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无误，你可能就会看到GDP水准将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数字上，也许是7%，或者7.5%。

　　韩磊：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黄育川：我指的是建造过度，我想这个问题在近几年里就能得到抑制，但我们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增长率是会继续下跌，还是上升回弹、变得稳定?这就要看哪一类金融或者财政政策才是重要的。媒体把许多注意力浪费在金融方面：利率、汇率、资本流动、银行，等等。实际上他们都忽视了重点：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的财政系统与这种新兴的市场经济间存在着不兼容。中国财政预算占GDP的比例，低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而比起高收入国家来，则要低得多。

　　韩磊：你是指国家财政预算?

　　黄育川：国家财政预算，还有地方财政预算。因为国家财政预算过低，地方也就不能从中央得到足够的资金，它们要修路、造发电厂，就只能向银行借钱。但重点在于，它们不应该去借，增加预算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项目的资金应该从预算里出，而不是向银行去借，我把这叫做“商业借贷过度”。债务就是这么堆积起来的。这类基础设施融资，加上房地产融资，正是导致中国货币超发的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从金融方面入手，而是要提升预算。基本上，税收就是财政预算的保证，目前各种项目的预算还没有成熟的标准。所以我才会说改革的重点应当集中于财政系统，但大众媒体总是在金融问题上鼓噪。

　　黄育川(右)与韩磊(左)

　　韩磊：我们现在来仔细谈谈中国的经济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拉动消费。你经常听到的是，中国应当抑制投资，这对经济有好处，因为利率太低了。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吗?这种不平衡是弱势还是优势?

　　黄育川：同样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被误导的。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确是个问题。以常见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的消费总额大约占GDP的35%，这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其投资总额大约占了GDP的47%，这又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人们很容易就会说，这太不平衡，太过极端，一定有问题。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发展不平衡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成功的一种标志。你看看过去34年里，那些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它们都有过相同的发展不平衡阶段。而在150年前，美国也有过同样的过程，也经历过极度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事实上，所有真正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成功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过经济发展的失衡。而像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甚至菲律宾和印尼，这些地区的经济不发达，可它们的经济是非常平衡的，然而，它们就是发展不起来。

　　那么，为什么经济的急速增长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什么经济上去了，消费在GDP里占的比重反而降低了?答案就是：城市化。人们脱离了低产的农业活动，移居到城市工业园区。打个比方，一个中国大西部种庄稼的农民，不管种多少，他总能消费掉很大一部分。那么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在农业生产价值上，他的消费水平是很高的。如果他搬到城市去，比如广东省深圳市，在苹果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生产手机。他的工资会涨三倍，但处于这种资本、设备、厂房、零部件投入巨大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他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就微不足道了。即便他现在的消费水平是原来的两到三倍，占工业生产附加价值的比例还是很低的。那么，如果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消费在GDP里的比重是下降了的;但从个人角度看，他的日子过得要比原来好多了。他的收入、消费支出都是急速增长的。公司也一样，它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可以再投资，它们的产品可以出口。30年来，中国的经济是以两位数的水平在增长的，本质上，这就是不平衡增长。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能自行解决的。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以后，城市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从事农业的人会越来越少，经济增长也会慢慢变得更平衡。现在的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甚至美国都是这样。这时候消费在GDP里所占的比重也会开始上升。但这种“再平衡”需要花费几十年、几代人的时间，而媒体却想在一年之内就看到变化，这很不切实际。

　　韩磊：在你的分析里，你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达到平衡之前，人均GDP是必须达到某种水准的。这是一种常态吗?从过去的例子看来，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作为经济再平衡先决条件的人均GDP指数?

　　黄育川：历史数据显示，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 收入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每人大约是12000到15000美元之间，而中国大概在人均8000、9000、10000美元的水平。

　　韩磊：所以还是有段差距的?

　　黄育川：还是有几年的差距的。所以每当人们说经济要再平衡，必须再平衡之类的……

　　韩磊：你就会觉得他们操之过急?

　　黄育川：确实是操之过急。经济再平衡来得过快，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率还没有达到最高点，事实上就是说，投资还不得力;就是说，消费过多，却没有为未来的投资留下余地。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成了：如果要为以后的投资留出空间，政府现在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鬼城”现象就是政策不得力导致的错误投资。你要解决这类问题，要把钱投在正确的项目上。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平不平衡的问题，这是投资恰不恰当的问题。

　　韩磊：一如既往，你总能给我们一些新颖的见解，相当有趣。非常感谢你参加这次谈话，希望你能常回来，我们无任欢迎。

　　(原载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观察者网刘旭爽听译)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31

作者：  来源：凤凰卫视

　　驻美大使崔天凯昨日(11日)在美国休斯敦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南海问题。崔天凯表示，中国从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他国家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尽管遭到莫名的质疑，中国不会排斥美国，仍然愿意在南海岛礁为美国船只提供服务，“将来如果他们船只路过那里，有需要避风，导航，各个方面的服务，我们还是愿意向他们提供”。

　　另外对于美方要求中国调查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崔天凯指出中方会依法办事，但美国提出的指控经常缺乏可靠证据。

　　5月11日，崔天凯大使在休斯敦应邀出席亚洲协会得州分会午餐会，就亚太地区形势和中美在亚太互动发表主旨演讲。亚协得州分会董事会主席福斯特、美前总统老布什之子尼尔·布什、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以及休斯敦地区政、商、学界100余人出席。图片来自驻美大使馆网站

　　崔天凯谈南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崔天凯指出，南海岛礁建设首先是在中国拥有的岛礁进行修建，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别的国家不应该说三道四。包括美国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报告也显示出，其他国家在南海早就进行了多年的填海造陆工程。崔天凯也再次强调，中国的岛礁建设主要是为了提供民用性质的服务。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再说，我们从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在我们拥有主权的岛礁上建设，别人只要不来挑衅，侵犯，就不会担心。我们不会去做有些国家惯常做的。”

　　中方仍愿在南海为美国船只提供服务

　　崔天凯表示解决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中美需要诚意，政治承诺以及政治意愿。两国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中国不会排斥美国，仍然愿意在南海岛礁为美国船只提供服务。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现在我们都还没建好呢，美国有些人就疑虑重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排斥，将来如果他们船只路过那里，有需要避风，导航，各个方面的服务，我们还是愿意向他们提供。”

　　崔天凯：美指控网络攻击证据靠不住

　　另外，对于近期美国政府要求中国调查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事件。崔天凯回应表示，中美两国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中方坚决反对网络犯罪，任何国家如果能够提出可靠证据，中方会依法办事。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美方经常提出这样的指控，但很少给我们提供靠得住的证据。你要我们调查，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另外就网络能力，美国无论是攻是防，都是全世界能力最强的。所以正常的逻辑是，即使相对弱的更担心技术强的，而不是倒过来。”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30

作者：孔喆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1期

　　中美建交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中美建交的成功，依靠的是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的高瞻远瞩和努力，但也离不开很多热爱和平的中美人士在民间外交这条路上的不断前行。人们常把“乒乓外交”作为中美民间交往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就有民间机构在为推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做着不懈的努力，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就是其中一个机构。

　　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公谊会)创立于1917年，这一年对于正在崛起的美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美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当时的美国在国内实行征兵制，符合条件的人都被强制参军。很多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因为拒绝参军而被美国政府关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以倡导和平为宗旨的贵格会 组织成立了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希望美国政府允许反战人士通过其他方式为国效力。于是他们自愿前往战场从事医疗救援等人道主义工作。一战结束后，公谊会的人道主义行动被延续了下来，并且发展到了中国。从1925年到1949年，公谊会应中方邀请派遣了很多医疗和教育专业人士去中国从事援助工作，还在上海建立了公谊会服务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和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政府内部许多支持新中国的人都被扣上了共产党的帽子，并被解除了职务。许多美国公民也因为持对华友好态度而遭受迫害。美国政府也禁止美国公民去往新中国，两国的对话和往来陷于停滞，公谊会人员也不得不离开了中国。但是公谊会并没有停止与中国相关的工作，而是把工作重心从人道主义援助转向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目标的外交工作。1950年1月，公谊会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议员塔夫脱递交了正式声明，声明中明确阐述了公谊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同时这份声明也转发给了许多组织、媒体和公谊会各个代表处。时任公谊会中国项目负责人的奥斯博恩博士(Ernest Osborne)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意见建议。委员会的结论是，为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首要的工作是让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但随后一年公谊会与美国国会的对话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会议员对华态度之强硬，是公谊会在其他工作领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与此同时，公谊会也在积极争取联合国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1955年4月，公谊会出版了一本宣传册，详细介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台湾问题的现状，其他国家对该问题的看法等，认为应该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

　　1964年，美国参议院富布莱特(Fulbright)发表公开演讲，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考虑中美关系。类似言论在早些年会遭到当局和民众的强烈批评，然而这一次民众的反应却十分平和。借此良机，公谊会决定进一步试探在美国国内公开讨论中美关系的可行性。公谊会的埃文斯先生(Cecil Evans)在美国西海岸邀请政界、商业和学界人士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座谈会，发现参会人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十分支持。公谊会随即决定组织一场全国范围的中美关系大会。会议于1965年4月29日和30日在华盛顿举行，由公谊会、佐治敦大学以及美利坚大学共同举办。《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声称“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会议”。参会人数超过800人，包括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美国商会代表和知名学者、以及美国三大电视台和路透社等新闻媒体。一年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松动。国会众议员维维安(Weston Vivian)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敦促美国放松去往中国的旅行限制、取消贸易制裁、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7.5亿人口的中国的关系不能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必须放眼未来，不能被过去所束缚。”他还提到自己的观念转变是由于参加了公谊会组织的会议。

　　一直到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才迎来新的转机。1971年，公谊会出版了一本宣传册《美国对华政策：新的开始》，号召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终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定和驻军、协商解决台湾地位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等。同年夏天，受中国政府和当时流亡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公谊会的执行秘书长克拉克(Bronson Clark)和新英格兰和平教育秘书约翰逊(Russell Johnson)及他们的夫人一起访问了中国。他们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他们作为医疗小组成员曾经工作过的郑州。随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公谊会联合国代表处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总理发去了贺电。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面对大好形势，公谊会决定派一支更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1972年5月，11位公谊会代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公谊会此次访问主要希望了解当今的中国，并通过访谈、发表文章、广播等形式将他们的所见所闻与美国人民分享，让他们也能了解中国。公谊会代表团走访了广州、武汉、上海、西安、延安和北京六大城市，同时也走访了几个农村。公谊会在同年出版了名为《前所未有的尝试》的报告，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深刻剖析。该报告在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能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珍贵资料。

　　公谊会还对当时的“中国威胁论”进行了回应：“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无需担心中国会成为一个军事威胁。中国人民没有领土扩张的野心。中国也没有远程空军、没有驻外军事基地、海军也只有一些巡逻艇和潜艇。”“中国和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区别在于，中国不愿意以武力推销它的方法。中国的方法对美国来说是个挑战，但这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而不是军事挑战。美国崇尚自由竞争，因此应该将此视为激励而不是挑战。当两国关系逐渐缓和的时候，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从美国学到东西，就如同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东西是一样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公谊会组织了中美关系国家大会，公谊会14名前医疗小组成员造访中国，并邀请了中国医疗代表团造访美国学习医疗技术。这些交流活动一直持续到中美正式建交。在中美民间往来十分频繁的今天，这些活动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公谊会的活动成为两国为数不多的了解彼此的窗口，为中美成功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美建交后的几十年里，公谊会在华工作依旧没有停止。随着中国的崛起，公谊会也开始关注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上台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隐藏着冲突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公谊会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以“共享安全”为主旨的新战略，旨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向更多当面的双边合作迈进，而不是寻求军事化的手段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孔 喆：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3629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丹·格利克曼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大选已拉开大幕，除了政治家族PK的“八卦”和各种“揭老底”，国内政策也是激烈交锋的战场。大政府vs小政府的话题“历久弥新”，再度闯入人们的视野。近期，两位美国专栏作者就此问题在《纽约时报》和《赫芬顿邮报》上撰文。

　　运笔如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这次让人意外地指出了一个“可喜的趋势”——民主党人似乎终于认识到，有些事情政府做得确实比私营部门更好，并且敢于抵制反政府宣传了。

　　而另一位实践经验更为丰富的学者、曾担任美国农业部长的丹·格利克曼，则借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之口说：“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立法机构真正代表人民全体”。但他认为，美国无法建立起汉密尔顿式的政府，是金钱选举所致。】

　　政府干什么事最擅长?

　　保罗·克鲁格曼

　　美国共和党潜在总统候选人争相提出各自的政策议程，总少不了减少对富人征税，削减穷人和中产阶级福利之类的老生常谈。反观民主党阵营，倒是真的出现了一些新思维。仿佛突然之间，许多民主党人决定与长期呼吁削减福利的华盛顿政客圈分道扬镳，反而提出应提升社保福利。

　　从两方面来看，这种发展趋势都相当可喜。首先，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本身就值得欢迎。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似乎终于能认清现实——有些事情政府做得确实比私营部门更好——并且敢于抵制反政府宣传了。

　　与所有发达国家一样，美国主要依靠自由市场和私有部门满足公民们的想法和需求。在美国的政治话语环境中，几乎没有人会建议改变这种模式。人们早已不再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运行方面起过多的直接主导作用。

　　然而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完成。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给出了国防和空中交通管制等例子，这些“公共物品”应由所有人共享而不是被任何人独占，所以追求利润的私有公司缺乏动机来向全民提供它们。然而，提供公共物品绝不是政府唯一胜过私有部门的领域。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是的，保守派不断鼓吹医疗产业应进一步私有化——具体来说，他们要把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改造成纯粹的私有系统，让民众用代金券购买私营保险。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恰好是错误的前进方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系统实际上比私营保险更便宜、更高效，官僚作风甚至也比较鲜见。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无比依赖私有部门，也正因如此，它的效率之低、成本之高可以说举世无双。

　　此外，在提供退休保障方面，政府的表现也优于私有部门。

　　如果普通姓都像经济学家们假设(以及右翼分子鼓吹)的那样，是完全理性且拥有远见的，也许我们不需要社会保障。在理想化的世界里，25岁的工人会考虑如何使自己70岁时还过着舒适的生活，并由此目标进行现实的评估，最终对当下的储蓄比例做出判断。不仅如此，聪明成熟的他们还深谙投资之道，懂得如何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最佳的权衡。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美国大多数工薪阶层储蓄太少，不够退休后的生活开支。不但如此，他们还将微薄的储蓄投在了错误的地方。最近一份白宫报告显示，由于投资顾问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回报最大化，而不关心客户的利益，每年美国投资者们蒙受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

　　你也许会说，储蓄太少、投资失误，都是工薪阶层自己的过错。但是，大家都有工作和孩子，都必须面对各自生活中的种种危机。我们没法指望每个人都能成为投资高手。不管怎么说，国民经济应该让绝大多数人民安居乐业;它不应该成为少数弄潮儿的游乐场。

　　社保体系是美国退休保障制度的典范。社保体系机制非常简洁，运营成本低廉，几乎没有官僚作风存在的空间。这套体系既不需要所有人都拥有超长期规划的高远眼光，他们也不必成为善于以钱生钱的投资专家，只要他们年轻时努力工作，老年时便有机会享受体面的退休生活。唯一的问题是，私人养老金正在没落，取而代之的401(k)计划又无法带来全面保障，社保系统目前尚不足以填补这个空缺。那么，为什么不把社保体系做大?

　　不用说，此类政策建议已经挑动了许多人敏感的神经，将在右翼和自命中立的阵营中引发几近歇斯底里的反应。我几年前曾写道，在政客圈内，削减社会保障的呼声一直被视为“严肃、沉稳、意志坚强的象征”。距离前总统小布什试图提出社保私有化方案仅仅过去了10年，这套东西已有得到了许多中间派的支持。

　　但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意味着对可行性进行审慎地评估。私有化的退休保障制度将寸步难行，而社会保障系统运行得非常健康。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将这种成功发扬光大。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保罗·克鲁格曼

　　人民还说的算吗?政治事务中的汉密尔顿与金钱

　　丹·格利克曼

　　2016年美国大选已经全面起航，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推出自己的重量级总统候选人，宣称胜利在握。离选举日还有整整一年半，这些名头响亮的候选人各自会收到10亿美元(或者更多)，然后花掉它们。现代选举制和金钱在政治制度中的运作方式就是如此，我不禁好奇，近250年前的国父们听到这个消息会说什么?

　　毋庸置疑，国父们对自由和政府角色的看法与今天大相径庭。不久前，我在百老汇看了一出音乐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宪法起草者之一，曾与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共同为报纸撰写文章宣传宪法原则及理念，后集合出版为《联邦党人文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个独特的人，人们很容易忘记他的国父身份。这个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孤儿白手起家，最终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乔治·华盛顿的亲密盟友，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

　　政府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引起建国者们旷日持久、激烈焦灼的讨论。比如，汉密尔顿坚持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积极作为的强大联邦政府，这与杰斐逊的意见相左。但汉密尔顿的看法是，只有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立法机构真正代表人民全体。这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由被统治者首肯。

　　我想，如果汉密尔顿还活着，看到他与同侪建立的政治体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定会说：美国人已经严重破坏了民主政府的根基，或者说彻底抛弃了它。提供金钱给在政治事务中抛头露面的人，从而赋予最有钱的人权利，这跟说“美国人民对自己的政府有主导权”完全背道而驰。

　　参议员Ted Cruz最近宣布，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观察者网注：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旨在筹募及分配竞选经费给角逐公职的候选人。)在第一个周就筹集到310万美元捐款。

　　这些钱主要由四大家族捐款，而绝大部分来自其中一个家族。竞选财政专家Trevor Potter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随便哪个百万富翁都有可能利用捐款，改变一个种族或者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美国今天的现实：与汉密尔顿那时设想的差异巨大。”

　　有报道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整个竞选过程将筹集并花费10亿美元，如果算上外部经费支出数额会更庞大。在近期的一些造势活动上，希拉里确实表达了对金钱在选举中扮演的角色有些许担心，但为了更有竞争力，候选人必须“争钱好胜”。单个候选人就要花费破纪录的超10亿美元，这着实令人乍舌，也不免心生疑惑。事实上，如果你没能力筹集数额巨大的现金，就没资格担任联邦政府中的任何职务，总统更不必说。因此，竞选过程本身就是将凌驾于政府和社会的权利收拢到最有能力提供政治捐款的人手中：那些大金主们。

　　在一场关于宪法是否成立的激烈争论中，汉密尔顿曾说：“先生们，这个国家，人民说的算。他们的意志由直接代表执行。”我们扪心自问，今天的美国还是如此吗?我们真的打心底相信，每位公民都有能力对政府讲话?当候选人竞选办公室的看门人是豪商巨贾，还能相信这点吗?国父们在很多方面眼光深远，比如设计一个各部分相互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以维护自由、和平与稳定。但这一组织形式的根本原则是：被统治者的首肯。他们未曾料到：金钱竟对这个体制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丹·格利克曼

　　(本文原载于《赫芬顿邮报》网站，观察者网徐书婷译)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27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同美国财政部5月11日星期一共同发布消息说，下一轮、即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六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美方代表团“带队”的仍将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卡布.卢。中方代表团的“主力”则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副总理汪洋。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同时发布消息说，国务卿克里还将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协调展开第六轮美中民间交流协商会谈，时间在六月下旬，地点也是在华盛顿。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24

作者：林枫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美国国会一名负责监督美国亚太政策的资深议员最近表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与美国国会的接触减少。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议员个人对中国的态度有关，不一定说明中国对美国国会的政策出现转变。也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执政风格和其前任是有所不同。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邵建隆(Matt Salmon)上星期率领一个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四人代表团访问了香港。在香港，邵建隆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泛民派和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举行了会晤。他5月9日对媒体表示，在对待美国国会方面，习近平的政策与其前任相比有很明显的变化。他说：“这位主席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实际上，我认为他正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这与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与美国国会保持建设性接触背道而驰。”

　　邵建隆还说，自他就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以来，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的驻美使馆都和他联系要求进行会谈，唯有中国例外。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只是议员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说明是中国对美国国会政策的改变。他说：“中国历来还是比较重视国会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国会各方面进行交流。但有可能是议员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政策性的变化。是不是议员个人的倾向或者是他的行为方式可能有些时候会造成需要我们这边观察、看一看这种可能性。”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给邵建隆贴上了“反华议员”的标签。环球时报在5月9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梁振英会见访港美国反华议员 重申落实普选决心”的报道中引述大公报的报道说，“访港的美国议员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隆、两名众议员安格尔和谢尔曼。报道称，这些美国议员一向反华，曾发表惹火言论。”

　　邵建隆批评中国和香港官员指责去年香港的“占中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煽动是在找替罪羊。他说，“这是在逃避责任。现实是在香港有越来越的支持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情绪，不一定是独立，而是自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不利于美中之间开展交流。他说：“国会议员比较有自由嘛，专喜欢挑敏感问题。但是中国当然立场很坚定，可能不一定使得访港的议员感到高兴。”

　　时殷弘表示，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或许是中国与美国国会交流减少的原因。他说：“或许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我不愿意做正面评论。但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中国政府刻意的。”他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更重视同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交流。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也认为，习近平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前任不同。他说：“台湾就在中国大陆的旁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岸关系的交往在胡锦涛主政时期和习大大时期是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让我们感觉到的软硬度不一样。这是可以感受的出来的。”

　　黄介正说，上周他在课堂上和研究生开玩笑。当时他说，习大大有点像小布什，either my way or the highway，意思就是，不听我的就滚蛋。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23

作者：杨晨，常晓，利平  来源：美国之音

　　国会山—美国国会一位资深众议员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他支持香港一些民主派立法议员抵制北京制定的特首选举方案 。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Rep. Chris Smith)最近在一次听证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他鼓励香港的民主派议员们坚持自己的信念：“民主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东欧还是亚洲，你绝对不能接受一个坏的方案，然后希望将来一个更好的方案会自动出现。”

　　中国人大去年8月份做出決定， 2017年通过普选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但是候选人将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而不是香港民主派希望的公民提名。

　　根据香港政府四月份提交的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香港5百万合格选民可以从提名委员会提出的两到三名候选人(每名候选人须得到半数以上支持)中通过一人一票投票，得票最多者当选行政长官。

　　香港立法会将就这一政改方案进行辩论和表决。

　　支持者认为普选方案对香港民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是反对者认为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将提名北京认可的人选，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选;民主派议员准备阻止立法会通过这一政改方案。

　　国会法案年度审议香港民主

　　史密斯众议员今年2月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说：“这项法案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它可以确保香港人民享有最大程度的民主与自由。”

　　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报告香港的状况，确保香港对北京享有充分的自治才能继续给予香港优惠条件。

　　这项法案要最终成为法律在国会还面临很多障碍。

　　一些国会议员反对年度认证。

　　共和党众议员斯哥特·佩里(Rep. Scott Perry)就认为这样做可能是对香港造成负担。

　　佩里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不一定会投票支持这项法案：“更恰当的做法是在美中贸易协议中附加这样(保持香港自治地位)的要求，促使中国不要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香港驻美经贸易处专员梁卓文1月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政府反对年度认证，他说这比现有的美国法律更严苛;根据现有的法律，白宫只需要在认为香港丧失了充分自治地位的情况下才需要向国会提出报告。

　　美国的作用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尔最近在国会听证上说，美国对于推动香港民主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应该由香港政府，香港立法会和香港人民来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听从他们的意见。不过我们也很明确地表明美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让香港民众能够对特首选举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选择。”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隆(Rep. Matt Salmon)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香港，会晤了香港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

　　这次访问引发广泛关注。

　　邵建隆众议员在会晤香港议员时说：“我觉得能够向前一步，由人民选特首是好事。但我明白有时候(推行政改)‘半条面包比没有面包好’， 我希望听取你们对普选方案的看法，普选的方向，你们的担忧等等。”

　　他的这番话被一些人解读为希望目前的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也有的人认为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目前的政改方案不公平。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22

作者：傅才德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在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的城市里，分布着许多基督教教堂，新教和天主教教堂也一样。直到最近，它们中很多的屋顶上都安放着高耸的大十字架，夜里常亮着霓虹灯。

　　根据省政府上周公布的一项新的规范草案，这些十字架——那些尚未因政府的命令而被拆除的——极有可能也要被迫被拆下来。

　　对浙江境内教堂可以展示十字架的地方和方式，这份长达36页的指示，煞费苦心地列出了严格的指导方针。它们必须放在教堂建筑物的正立面上，而不是建筑物的屋顶上。其色彩必须与教堂建筑相协调，不能形成反差。而且必须要小，不能超过建筑物正立面高度的十分之一。

　　随着基督教呈爆发式增长，浙江省政府努力掩盖十字架这个最明显的标志。为了拆除教堂屋顶的十字架，该省发起了一场持续的运动。上述规定则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因为有大量基督徒和大教堂，浙江省的沿海城市温州常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

　　在共产党执政的头十年里，基督教在中国被严格控制。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随着作为无神论政党的共产党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基督教开始繁荣发展。现在的一些估计数据称，中国有逾1亿信徒，远远超过共产党1949年接管政权后驱逐传教士和牧师时的水平。很多教堂都得到了政府的许可，但还有一些是在官方范围之外运作的。

　　然而，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2012年开始成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以来，政府加强了对外国影响力的控制，他们认为这种影响力威胁到党的统治地位。

　　在浙江，这场针对十字架的行动源自该省省委书记夏宝龙2013年10月对温州的一次访问。《纽约时报》在2014年5月30日报道，夏宝龙当时看到得到官方认可的三江教堂高达180英尺(约合55米)的尖顶在天际线中如此显眼，感到相当不快。

　　三江教堂在去年4月被拆除，该省多地教堂的十字架也都被移除，拆除行动经常导致郊区居民与警方发生对抗。

　　温州一所教堂的牧师表示，“我们感到很无助，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这名牧师要求匿名，因为他担心遭到政府报复。

　　这名牧师曾在政府批准的负责监管教堂的委员会任职。他表示，最近该地区有更多十字架被拆除。“我们以为拆除十字架的行动已经结束了，”他说。“但实际上还没停止。”

　　去年，浙江省的官员拿到一份不会向公众发表的政策声明，声明明确表示，行动的目标是使十字架位于不那么显眼的位置。时报去年查看的这份文件写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

　　新的规范草案进一步详细说明了针对浙江教堂的建筑限制，这些细节有时让人想起《圣经·旧约》中关于建造教堂的指令，但应该并非有意。

　　天主教堂正立面上的十字架的高宽比应为1:0.618。而新教教堂十字架的高宽比则为3:2。教堂的厨房和洗手间应主要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来烧热水。

　　北京研究基督教的非营利组织中福圣山研究所所长范亚峰表示，浙江新出台的规定非常符合中央政府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的呼声——试图压制教会内部被认为是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外国势力。

　　“通过限制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公共和政治领域的影响，”政府“想破坏基督教与中国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范亚峰说。他曾是官方性质的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

　　浙江的新规出台一周前，该省的一名基督教牧师黄益梓在表明对拆除十字架一事的意见后，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这位在政府批准的教堂任职的牧师，对警方去年7月殴打50多名堂区教徒一事提出质疑，当时教徒们试图阻止当局拆除救恩堂十字架。救恩堂是一座基督新教教堂。

　　黄益梓于去年8月被警方逮捕，该教堂的十字架在几天之后被移除。黄益梓被控犯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国通常利用这个罪名监禁那些公然反对政府政策的人。

　　记者致电新草案相关问题联系人——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官员方晟岚，并发送短信，均未获得回应。

　　记者致电浙江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可以听到接听电话的男子询问同事该如何回答有关新规范的问题。“太敏感了，”一名女性说道。“说我们不知道。”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Kiki Zha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1

旧文章ID：3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