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苏  来源：多维新闻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民族复兴就是其首要的目标。随着中国近来一系列的崛起之态升温，美国也转变了其态度，不仅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改变了立场，还插手及干涉中国内政，更是对中国的经济进行打压。对此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一种调整，也是中美冲突的注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Jeff Rathke) 在5月4日的例行简报会上大谈中国内政，不仅对习朱会指手画脚。甚至还暗讽中国打压言论自由，并重提中国的高瑜案，此种态度表明美国对于敏感的中国内政的参与仍然没有降低。此外，在经济问题上，美国不仅不也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取消稀土出口关税和配额，并在事后鼓掌叫好。

　　美国的针锋相对无疑是为了保住亚太再平衡的遗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访问美国的时候，一改往日作风，对日本态度大变，其表现为先是容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忽略历史，拒不道歉的态度，再是与日本签订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对日本的自卫队进行松绑。奥巴马甚至在安倍的怂恿下对钓鱼岛问题表明了立场，还在南海部署军队并指责中国。美国这一连串针对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想离开亚洲表现，其激进的动作甚至在外界看来是搅浑亚洲的一种任性举动。

　　历史看今天：基辛格推中美关系走稳

　　基于以上种种，外界纷纷看衰中美关系的发展。而英国《金融时报》更是在5月5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美两国的关系距离冲突仅有一步之遥。对于这种观点，享誉国际学术界的著名中美问题专家陈兼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当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称，事实上，中美关系不存在任何危机，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影响到中美关系。这是绝对和肯定的。

　　在现今很多阴谋论者看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终极真理。但是陈兼的看法却与之相反，他从历史的角度上对中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说，在朝鲜战争结束到前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之间的近二十年间，中美虽然在正式场合不断互相指责，视对方为敌对势力，但是其中亦有潜流在涌动，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冷战期间中美的对立竟然会走向缓和，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基辛格)。

　　陈兼在阐述中美关系的时候甚至与日本相比较，他称，在20年冷战期间，美日同盟关系甚至不如中美关系稳固。陈兼说，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经访华4日，顺道访问日本只用了半天，而尼克松访华时，也是当天到达中国后才通知日本和台湾。此外，陈兼还透露说，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与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谈得非常好。临走前他与前中国总理周恩来谈，说美国有新技术，能够及时发现苏联的导弹发射并预测其目标，建议与北京建立热线联系，如果出现苏联向中国发射导弹的情况，可以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递到中国，还可以帮助在北京和中国战略基地间建立联络，防备苏联导弹。基辛格后来对此讳莫如深。但因为当时任基辛格助手的洛德的部分文件解密，这段“秘密”才披露出来。这是美国与其他盟国也不会做的事情。

　　中美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陈兼再次透露称，1979年1月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访问美国的途中，与随行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凡事跟美国搞的好的国家都上去了。这样的言论表明了邓小平的战略，就是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体制当中。这也是中国向美国靠拢的一个真实案例。

　　此外，面对台湾问题，陈兼也阐述了其观点，他称，台湾其实从来就没有在美国战略考虑和战略部署中占据过关键性的，更不必说中心的地位了。在中美关系及美台关系历史上，充满着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而违反乃至背弃“台湾利益”的案例。例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拒绝了蒋介石“出兵助战”的建议。1954-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大陈岛撤退;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在为国民党舰船护航时，一遇解放军炮击就退出战区;1962年，美国明确反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计划和行动;1971-1972年，为追求中美关系“解冻”，美国主动拉开了与台湾的距离;1979年，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同“老牌盟友”台湾当局断绝正式外交关系，等等。美国政策的核心是不在台湾海峡发生会导致美国卷入的军事冲突。

　　就历史来看，中美两国是矛盾不断，但却一直彼此需要。事实上，中美关系与挑战国家和应战国家关系不同，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也完全不同，正如陈兼所说，中美关系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7

旧文章ID：3542

作者：林森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中国政府计划在今后的五年里设立100家国家级智库。有分析说，这是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政策咨询的模式，希望这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不过，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可能很难摆脱政府的掣肘，甚至最终还是沦为宣传机构。

　　早在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初，新华社又全文播发了这一文件。根据这一文件，中国要在今后的五年内“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美国知名智库的中国研究专家认为，北京致力于建设新百家智库无非出于两种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北京想要发展自己的智库，使这些智库能够成为政策分析与咨询的来源。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对美国之音说：“北京的这一努力很可能会取得成果，因为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分析家;而且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有建树的智库，这些智库已经成为国际间思想与最佳实践交流的可信管道，以及新政策构想的实验室。但是，中国智库不会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

　　戴博说：比如，中国南海问题的新智库肯定不会建议北京接受越南的领土声索;相反，其任务是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这些主张制定有效的战略。

　　戴博说，中国大力发展智库的第二个动机是：习近平认为国际化的中国智库能够在推广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发挥作用。不过戴博认为，而在这一点上，即使中国智库都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中国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智库不能展开完全公开的辩论，更不能偏离党的路线。”

　　中国政府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将智库产品纳入政府采购：“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并且要“按需购买、以事定费”。

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尽管中国试图效仿美国智库运作的模式，希望智库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与咨询;但是恐怕难以摆脱“党管”和“国有”的窠臼。

　　黄严忠说：“中国的智库，我经常用的说法是：‘党有、党治、党享’;它本身是政府拥有的，而且是政府资助，它的很多产品更多得是为政府背书的，而不是提供真正独立与高效建议的。”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戴博也认为，中国的新智库“很可能被视作是北京政策变奏曲的传播者;或者更糟糕，成为宣传机器。虽然在中国智库工作的专家个人能够、并且已经对国际话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智库作为机构本身是受到中国政府掣肘的”。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严忠则认为，中国独立智库建设仍然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仍然差别甚大。

　　黄严忠说：“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指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但是，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之下要做到这样还很难。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研究人员和智库本身，看他(它)们怎么定位自己?是把自己定位为政府和决策者的附庸、为它(他)们的决策背书，还是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更加客观与平衡的声音。”

　　北京关于在今后五年建立一百家新型智库的说法，令评论界联想到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谈到中国的新智库能否实现真正多样性和独立性时，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专家李成博士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智库高层论坛”上表示，多元应该是中国智库首要追求的目标：“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的，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

　　不过，戴博不认为中国的新百家智库能够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智库必须首先服务于党。当然，这不意味着它们不能提出富有创意的动议来支持党的政策;但是这将极大地限制它们的想象与智慧视野。”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7

旧文章ID：3541

作者：樊大彧  来源：《北京青年报》

3月28日，俄罗斯、澳大利亚、丹麦等六国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朋友圈”扩容至40多个国家。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出席APEC会议期间，首次提出创立亚投行倡议。促成亚投行的现实背景是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据测算，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需8万亿美元投资。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傲慢和霸权，也是促成亚投行创立的重要因素。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通常附加一些政治条件，融入更多西方价值观的贷款难免让人望而生畏。亚洲地区最不缺乏的就是资金，缺少的只是一个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亚投行在现实需求与美式傲慢的碰撞下应运而生。

美国的盟友纷纷“倒戈”加入，亚投行“朋友圈”迅速扩容，已成为近期一个热门的国际话题。一家澳大利亚媒体表示，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众多国家的热情，连中国都感到“意外”。致力于重返亚太的美国，近年来大搞“亚太再平衡战略”，军事上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在国际金融秩序方面，对亚投行的创立也是极力打压。然而，最先也是最决绝地将美国的阻拦踩在脚下的，却是其最铁杆的盟友英国。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后，法、德、意等国竞相景从，最终除日本外，美国的主要盟友“在最后期限来临前，排着队冲入亚投行”。

美国的盟友“冲入亚投行”，对这一现象没必要过度解读。加入亚投行不过是“在商言商”的投资行为，不会改变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在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亚洲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振兴，步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亚洲已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欧洲国家积极加入亚投行，目的在于参与亚洲经济发展，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进而改善欧洲经济低迷的状况。

尽管过度解读无益，但此次美国众盟友“冲入亚投行”，还是可以视为一次公道自在人心的延时审判。改革停滞不前的国际金融规则，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就被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然而，美国在民主政治借口下上演的背信弃义，最终让各国的努力付之东流。长期以来，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一直控制在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手中，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金融紊乱、经济衰退，急需新兴国家“供血”以维持IMF运作。当时美国政府承诺中国等新兴国家以注资换取份额提升及更大话语权，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国会在2013年否决了IMF的有关改革方案。

筹建中的亚投行“朋友圈”扩容，显然是好事。然而，好的开始仅是成功的一半，亚投行作为银行能否最终获得世界认可，取决于其能否建立富有生命力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运行模式，以及能否最终为“股东”带来良好回报。未来亚投行所从事的基础设施投资，通常建设周期长，盈利效果弱，且政治风险大，一些项目甚至存在着半途而废的风险。同时，不排除某些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霸权地位，不惜破坏地区政局稳定，从而加剧亚投行的经营风险。

亚投行是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新鲜血液，绝大多数国家都乐见其成功，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成员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为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做好应对准备。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3/30

旧文章ID：3536

作者：史泽华  来源：新京报

    大国纵横

　　全球政治“锅庄舞”中，中美战略共处的最佳方向，是各自找准自己的位置，控制好节拍，朝着同一个方向，让队形更美。

　　不管是有意的战略设计，还是无意的机缘巧合，如今的中国和美国，正在围着地球跳起一曲战略“锅庄舞”。舞蹈时，需要两个团队各排半圆、拉手成圈、顺时针行进，无需乐器伴奏，却要问答对唱、舞步配合。

　　过去几年间，奥巴马政府在全球政治“大半圈”上耗费的精力越来越多，美大地区是后院，亚太地区是前沿。

　　经济和文化上，在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里，美欧就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问题便完成了9轮谈判，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亚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成员国也已经达到10余个。两个谈判的共同指向，就是要在这个占全球经济总量60%的“大半圈”内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经济和价值共同体，甩掉潜在竞争者和低端伙伴。

　　在另外一个“小半圈”，中国以“一带一路”战略担负起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

　　在这个“小半圈”内，经济的主题词是开发和发展。政治互信也主要来自于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等基本国际关系准则，而非同盟、大国干预等强势价值整合。许多国家，既对经济开发有久旱逢甘霖的期待，又构成名副其实的外国投资陷阱。这些，经常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或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所不愿深度介入的。同时，即便这个地缘“半圈”国家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不会对一些传统战略关系构成太大的挑战。对此，美国心知肚明。

　　中美两个“半圈”间的层次性和互补性显而易见，而双边关系的关键，也正是如何把两个“半圈”更好地衔接起来，把舞场画圆。

　　作为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的唯一领舞者，美国最敏感的，就是有其他国家对其地位和规则制定权构成挑战。

　　在中国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不同于既有国际多边金融合作模式的新“跳法”时，奥巴马政府首先想到的便是抵制，让盟友远离。当此举无法奏效时，便有了另外的两个招数。

　　一是在中国后面“踩脚跟”。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后方，强化美国的同盟关系。二是替中国“画圆圈”。首先是寻找“空位”替代国，如日本、印度等，动员这些国家发起与中国的市场竞争，意图以打楔子的形式让中国的亚太互联互通的目标成为“废品”。

　　奥巴马政府已经为规范中国这个新领舞者使出了浑身解数。近日，奥巴马警告称，如果TPP谈判失败，美国作为全球贸易裁判员的地位将被中国削弱。

　　中美间存在一定的国家利益结构性冲突是事实，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又是众望所归。这一进程中，中国是潜在的竞争者，更是规则的学习者。“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的对外投资，仍多集中于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领域，还远谈不上对既有规则的替代。美国青睐的一些干扰国和替代国，也没有能力扭转中国的既定战略方向。

　　在这场全球政治“锅庄舞”中，中美战略共处的最佳方向，是各自找准自己的位置，控制好节拍，朝着同一个方向，让队形更美。

　　□史泽华（北京外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7

旧文章ID：3534

作者：木然  来源：凤凰博报

从媒体的角度来说，中美关系也是中美宣传关系。1949年之后，中国媒体对美国的宣传一开始是妖魔化。中国对美国的理解就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的意思也是指美国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人们在读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时候，也是人觉得豪气冲天的。官方媒体对美国的污化宣传让国人觉得美国政府没有好人，美国政府下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群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但把人民群众的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看世界也只有血腥的朦胧镜像，在眼前流动的幻影都是暴力血红的颜色。冷战成了没有暴力的血红冷战。

媒体打开了通向中美关系的窗口。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撕下了蒙在双眼的红色，初看眼花缭乱后看适应的新美国世界。原来美国政府也不是妖魔鬼怪，原来美国的人民生活是那么的好，美国人竟然有车有别墅有花园有游泳池。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是那么井然有序。政治是宪政民主的，经济是市场自由的，文化是多元竞争的，社会是有基本保障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温馨和谐的。在这个人人可以有枪的社会里，竟然没有发生革命，没有人想去推翻现政府。后来人们又发现，美国人吃的东西没有地沟油，没有毒大米，没有苏丹红，没有三聚氰胺，没有瘦肉精，没有注水肉，没有农药残留。呼吸的空气竟然没有雾霾，美国人厚德载物，而不是厚德载霾。细节决定一切，细节决定中美关系。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构建中美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话，那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则给人们打开了看世界的所有窗口，国人看到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灵动幸福立体的美丽新世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打造了新地球村。与此同时，新媒体大有取代传统媒体之势，在世界格局中、在国际关系中、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王冲的著作《第五次变革》讲的就是新媒体时代的中美关系。作者梳理了中美关系变革中媒体的作用。中美关系的变革带动了媒体的变革，媒体的变革又强化了中美关系的变革。

作者认为，中美关系有五次变革，第一次变革命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在这段时间内，国共两党利用媒体，展开对美外交。第二次变革是1949—1978。在这段时间里，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互相视为敌人，中美媒体也互相攻击。第三次变革是1978—1989，在这段时间里，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双方的媒体都报道对方的变化，言辞语调充满善意。第四次变革是1989—2000年，在这段时间里，中美两国谨慎地调整着外交关系，中美媒体也犹豫地报道对方。

作者认为，第五次变革是从2000年至今，在这段时间里，网络技术发展起来，新媒体出现，在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国际关系从过去的“极点化”变成“节点化”，国际社会的结构也从过去的尊卑分明的“层级结构”，开始转变为更为平等的“网络结构”。

作者认为，新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由于信息传播能力不对等，新媒体时代中美传播技术差距更大。第二个层面，技术的落后导致全面的落后，中美的舆论角力，中方处于全面防守状态，攻击乏力。第三个层面，从内容到技术，美方占有全面优势，网络争夺战可能让中国陷入新型冷战。

新媒体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说传统媒体是在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那么建立在网络技术基础上的新媒体就会成为第五种权力。如果说传统媒体在国内关系发生重大作用，那么新媒体则在同内和国际发生双重重大作用。如果说传统媒体主要是精英向大众的单向灌输，那么新媒体则既有精英向大众的单向灌输，更有大众向精英的反向升腾。如果说传统媒体是精英牵着大众的鼻子走，那么新媒体则是既牵着精英的鼻子，又绑住了精英的双脚。如果说传统媒体是由上而下的灌输意识形态的中美关系，那么新媒体则是通过民间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进行公开对决，与官方意识形态争夺在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在这场争夺战中，官方意识形态明显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新媒体时代，世界是平的，启蒙是双向的，信息源是多向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影响世界，改变中国，改变中美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阿基米德的支点，让地球转起来，让中美关系活起来。人们在博客中、在微博中传播中美关系的相关信息，对中美关系进行正确与否的评论。

新媒体通过自由价值全方位影响中美关系。从根本上说，技术冲突不是问题，好的技术总得学习，在学习中竞争，在竞争中学习。中体西用，或者中国的实践理性、实用主义都不会在技术层面导致自我封闭。在网络技术的压力下，中国不会固步自封，仍将在技术层面保持开放的态势，学习美国的网络技术也将是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中美关系的较量是网络自由的较量，是自由价值的较量。网络自由会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影响、全方位改变中美关系，全方位构建中美关系。网络自由、政治自由将成为中美关系正常与否的试金石。

新媒体的核心是自由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冲击远不止是技术问题，在技术问题的背景是价值问题，是把网络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视为普世价值还是视为西方特殊价值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拒斥自由的普世价值，如果一味地强调意识形态，如果一味地讲中国特色，一味地讲中国国情，那么，中国在技术战全面失败的同时，也会在价值战中失败，中国就会自绝于世界之林。把谷歌赶走，搞防火墙，过滤和屏蔽敏感词，只会让中国的价值发育不良，只会让中国人在世界面前丢丑，让公权力失去公信力。

来源时间：2015/5/7   发布时间：2015/5/6

旧文章ID：3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