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来源：《领导者》杂志第62期（2015年02月）

　　前言

　　文/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每年1月下旬，美国总统都要向国会参众两院作“国情咨文”演讲。这里所谓“国情”(State of the Union)，就是美国这一联邦当前的状态。作为专门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员，我和我的同事们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密切关注着美国“国情”，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状态。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关注美国国情的出发点自然与美国人不同。在我们关心的诸多具体问题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暗含的主线，这就是美国的实力地位问题。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中国自近代以来追赶的主要对象。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口，美国的国力是在向上走还是向下滑，自然是我们关心的焦点。与此同时，美国既是最能够助力中国崛起的国家，也是最有能力迟滞中国崛起的国家。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同样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关“美国衰落”的说法甚嚣尘上;而最近几年，美国又出现了经济复苏、页岩革命、科技革命等新动向，其国情似乎有所好转。有趣的是，在几乎所有事关美国国情的重大问题上，学术界都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观点。而媒体中就存在更多似是而非的说法，甚至是以讹传讹。在2014年秋天本所所内的非正式讨论当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很偶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能否对一些事关美国国情的基本问题，拿出一个相对明确、比较靠谱的判断?因为只有在对这些具体问题做出相对专业的判断基础上，我们才能对美国国情，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经过一番讨论和选择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提出了9个问题。这些问题是：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是趋于保守还是自由?美国政治极化是否导致了社会分裂?美国经济是否在重走危机前的老路?美国民众为何对经济增长无感?奥巴马医改成效如何?美国种族矛盾是否趋于严重?美国是否出现另一次科技泡沫?美国军费是在削减吗?美国是在走向能源独立吗?我的9位同事自告奋勇，各写一问题，于是有了以下的文字。

　　可能是专业研究人员的一个毛病，我们虽然试图对这些问题尽可能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很少是简单的yes或者no。综合这9个问题，我们认为美国国情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健康和改良的状态：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温和增长通道，出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结构性变化;其财政问题对军费的影响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板凳深度”很深，科技优势、能源禀赋、社会稳定程度都是推动这个国家走出危机的重大优势，也是在中长期维持美国国情的雄厚资本。当然，美国面临很多严峻挑战。从我们的“九问”来看，贫富差距扩大、上层的政治极化、族群矛盾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从总体上说，美国国情还是相对令人乐观的。毕竟，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全球问题，未必马上会对美国整体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政治极化从新闻的角度看很抓眼球，但是就像有时我们在美国实地会感觉到的，华盛顿I-495环路里面发生的事情，对美国人日常生活以及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或许并没有那么大。至于族群矛盾，在美国是一个几百年的老问题，过去几年很难说有明显改善，但也很难说在持续恶化，对国情的影响更是有限的。

　　乱花渐欲迷人眼。学术界以及舆论对美国国情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看法，莫衷一是，也反映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的精细化和专业化问题。我们听到太多人谈论美国军费削减问题，但是区别基础军费与海外紧急行动军费的就不是那么多。媒体连篇累牍是关于美国府会斗争、政府关门的报道，但是对极化现象的层次讨论国内几乎没有看到过。二是思维框架问题。我们可能会用自己头脑中的框架去套美国现实，例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划分问题，然后削足适履;也有可能被美国人的框架牵着鼻子走，看不到美国人对医改、族群关系、能源问题的不同观点之下，都有论者自己的价值与利益框架的影响。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观察者自己的主观偏好问题。中国人对美国总是“爱恨交织”，有的人觉得美国这也强，那也好，就差宣布美国永不衰落;还有的人则愿意找一切不管是立得住还是立不住的证据，证明美国已经衰落，实际上是配合自己内心对美国的抵触甚至厌恶。这些，都是我们观察美国、观察国际问题的大忌。

　　最后要交代的是，这关于美国国情的九问，是我的同事王文峰与我共同提出;所有作者以及我的另一位同事王鸿刚都参与了对初稿的讨论;当然，每一“问”的著作权都属于那一篇文章的作者，文责也由他们各自承担。

　　一、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向左走，向右走?

　　——过去六年向左;

　　未来：短期会有反复;长期向左

　　文/张志新

　　美国是一个中间派占主体的社会，自由主义(美国政治的左翼)与保守主义(美国政治的右翼)路线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奥巴马政府时期，在经济上主张政府强化经济管制、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自由主义路线稍有得势，但也遭致保守主义的激烈反弹;在政府与社会关系上，“一元”保守传统对“多元”自由路线之争格外激烈;在平衡国家安全与保护公民权利上，国家安全优先的保守主义立场仍居主导地位。长期来看，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发展向自由主义倾斜是大势所趋。

　　一

　　美国历史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明确分野发生在罗斯福“新政”后，以是否支持“新政”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其主张分别被归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自由派认为，政府应积极介入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义务促进经济与社会平等，赞同收入再分配;保守派则主张，市场优于政府，个人要为自身福祉负责，政府仅发挥有限作用，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换言之，当前美国政治的自由与保守之争的核心是政府如何处理与经济、社会和公民的关系。

　　自由与保守路线之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在政府与经济的关系上，是奉行传统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还是政府应当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公平与正义;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应当对社会议题持保守还是开放立场，是维持美式“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的一元传统，还是尊重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体现在如何平衡保护国家安全与尊重公民权利的矛盾关系。

　　首先，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方面，奥巴马时期行政部门试图通过加大政府干预影响经济发展的态势，并取得有限的成效。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学界认为，正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的过度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因此，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从小布什政府起,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救助华尔街、汽车产业和“两房”的干预措施。同时美联储实施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学界虽对政府的上述金融与货币政策对美国走出经济衰退、实现复苏和增长的作用有争议，但多数认为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对汽车产业和华尔街的救助措施仍值得称道。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还试图推进加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投入、补贴新能源产业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和实施“学徒计划”重振美国制造业，但上述多项政策倡议由于国会共和党人的反对而收效甚微。

 

　　(美国联邦政府废止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政策，允许军人公开同性恋身分并继续服役。)

　　其次，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突出特点是顺应社会进步的要求，推动社会的开放与多元。例如在同性恋议题上，2013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在联邦层面合法化，奥巴马随即指示国防部废除针对军中同性恋的“不问不说”政策，移民局与国务院则开始受理外国同性配偶的移民申请。到2014年底，美国已有34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接受同性婚姻，还有部分州许可“公民结合”形式。大麻合法化方面，2014年1月1日，科罗拉多州成为世界上罕有的政府授权合法销售娱乐用大麻的地方。国会中期选举后，阿拉斯加、俄勒冈也加入华盛顿州实现大麻合法化。此外，受后现代化与多元文化思潮的推动，民众对堕胎、单亲家庭等现象越来越宽容。民调公司皮尤在2008年至2013年的相关调查显示，民众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较为稳定：54%受访者认为堕胎“合法”，40%受访者认为其“非法”。弗吉尼亚大学“美国婚姻项目”(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研究结果显示，48%美国女性的第一胎是非婚生育，未婚妈妈已从原先美国最贫困人口的特有现象变为中产阶级的普遍现象。然而，也正是在社会议题领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夺最为激烈。出于对宗教与传统价值观约束减弱、政府过度行政危及公民权益的担忧，反堕胎、反控枪、反非法移民等思想在保守州仍具有很大市场。

 

　　(美国的大麻合法化运动)

　　最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护公民权利的矛盾中，前者仍占据有利地位。正如前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中所言：当美国人面对外来军事和意识形态压力时，全国对极具威胁性的异端的本能反应是向一起靠拢，从而使偏执成为罪恶行为，使异议成为颠覆和背叛之举。所以，“9•11”后公民权利为国家安全“让路”的趋势仍未改变。2013年，中情局雇员斯诺登爆出国家安全局监听丑闻后，奥巴马政府仍振振有辞地以“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为监听行为辩护。改革国安局的法案迟迟不能在国会通过，再次显示出公民权利被迫向国家安全低头。

　　总之，在政府与经济、社会、公民三层关系中的前两个层面上，自由主义路线在过去六年都取得了进展。

　　二

　　当前，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中的分布态势，也为自由主义发展创造了机遇。以国会为代表的立法机构，是美国自由与保守路线之争的主战场，虽然共和党从2015年起掌控参众两院但在参院不占据绝对多数席位，且民主党控制了白宫，两党实质上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部门，虽然在路线之争中处于相对超脱的地位，但是美国行政“司法化”的弊端也在侵蚀最高法院的公信力。

　　从行政部门看，民主党政府在奥巴马任内大力推行“大政府”政策，成为美国社会“向左转”的动力之一。奥巴马的医疗健保改革被认为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40多年来在社会政策上最重要的成就”，它本质上是通过“劫富济贫”的再分配使保险覆盖全民，同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管制。医改法主要条款已在2013年10月正式实施。奥巴马任内第二大立法成就是金融监管法案，这一改革基本上也是管制式的，通过规范华尔街的行为，拯救美国的金融体系。此外，民主党政府还在教育、税制、环境、能源等领域推出强化政府职能的政策，实质上是通过加强管制，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从立法部门看，府会在2010年实现“弱分治”、2015年开启“强分治”，从结构上确保共和党对民主党“大政府”政策的制衡。共和党力推国会通过《2011年预算控制法》，试图通过强制性削减开支减少政府赤字，实现预算平衡。对于奥巴马政府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政策，如应对气候变化、强化枪支管制、推行综合移民改革等措施，共和党则扮演“刹车”角色，予以坚决的制止。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茶党是“小政府”理念的忠实信徒，他们认为即便国会不作为，也比允许行政部门乱作为要好。尽管如此，面对拉美裔人口比例激增的现实，共和党出于选举考虑，未来也不得不在移民改革上有所动作，推出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多样性的主张。

　　以联邦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部门，尽管在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占优，然而为适应社会发展新现实，近年来最高法院的若干裁决客观上均对自由派有利。事实上，早在克林顿时代，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就开始热衷于迎合主流民意。加之时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立场变化后，最高法院已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左倾。2012年6月，最高法院裁定奥巴马医改法主要条款“不违宪”，从而为该法的实施铺平了道路;2013年裁决《捍卫婚姻法》部分条款违宪，实质上是在联邦层面承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化;2014年裁定维持下级法院推翻5州同性婚姻禁令的判决，使得同性婚姻合法化州再增加5个。即便是最高法院被认为“亲资本”的有关放宽竞选经费限制的裁决，实际上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筹集竞选经费所产生的机遇是相同的。

　　以美国政府目前的施政僵局来看，国会保守派对于行政部门的自由派形成有力制衡，双方都很难出台并通过极端的政策。民主党政府唯一的施展空间在于行政命令，而这正成为共和党重点挑战的对象。检验三权内自由与保守力量对比最恰当的案例，将是国会诉奥巴马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案。奥巴马依赖行政命令施政，很大程度上源于国会保守派对其“大政府”政策的阻挠。奥巴马权力扩张被称为“过度的政治行动主义”(excessive government activism)，是“大政府”的重要表现之一。最高法院在历史上不倾向于介入立法与行政部门之争，但对上述案件的裁决将显示当前最高法院的倾向。

　　三

　　或许将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并存现象解释最为恰当的，是1967年学者劳埃德•弗里(Lloyd Freed)和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在《美国人的政治信仰》中的结论，即许多美国人是“思想上的保守派”和“行动上的自由派”。美国社会出现上述自由与保守路线并行不悖的现象，既源于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也与美国政治本质上是选举政治的现实直接相关。

　　从政治传统来看，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核是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观点是经济上推崇没有政府干涉的自由市场，政治上主张权力有限的政府。所谓保守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保守，反对的是与其彻底割裂的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者路易斯•哈茨认为，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美国自由派信仰洛克式的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资本主义，认为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自身努力与能力。这种强调个人努力的说法，与保守派“个人要为自身福祉负责”的主张实质上一致。直到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正式分野，美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才正式确立。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现代自由主义主张政府积极介入经济与社会生活，维持公平与正义。事实上，两派在自由、平等以及对资本主义的信仰上具有共识，只在实现平等的途径上有分歧。自由派主张通过再分配实现“结果的平等”，而保守派则强调创造“平等的机会”，这成为双方最大的分歧。

　　从政治现实来看，共和党的部分政策也在推动社会“向左转”。历史上，出于吸引选民选票的考量，共和党在构建美国福利制度上也“功不可没”。目前被保守派诟病为“政府过度行政”的环境保护署(EPA)，实际上就成立于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当政时期。此外，增加开支常被认为是“大政府”政策的标志，共和党往往倾向于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然而，有研究表明从1960年代起，联邦支出几乎持续增长，与国会由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控制无关。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社会福利制度日渐健全，政府财政负担也日益加重，尽管共和党一再呼吁削减福利、平衡预算，却没有哪届政府会这样做。尤其里根时期，社会福利开支与军费同步增长，进一步恶化了联邦财政收支失衡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政治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所言：由于选举的压力，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国会议员和总统都愿意“在预算政治中做那些人人讨好的事情”。

　　总而言之，奥巴马治下的美国虽然自由与保守的路线之争依然激烈，但是国内意识形态向自由主义倾斜已是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的推进无疑将会继续遭遇保守主义的阻挠，然而从更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不管是科技进步继续赋权于民众促使人类更加平等，还是美国族裔构成的多元化壮大了民主党传统选民基础，都将为自由主义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极化导致美国政治分裂了吗

　　——上层：是的;下层：不是

　　文/王文峰

　　近年来，“极化”成为描述美国政治现状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也是人们解释美国政治各种乱象背后的原因时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政治极化，是指一个政治体制中，不同的党派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力量、派别、团体，逐渐分化组合成两个大而对立的集团，双方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在政策议题上立场差距拉大;与此同时，在整个国家或社会范围内，政治上的“中间地带”不断被压缩，处于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力量及其影响越来越小。

　　两党制的现实，为政治极化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特有的条件。美国的政治极化，表现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政治斗争加剧，在不同政策议题上分歧越来越明显，一致性越来越小。在意识形态上，两党分别与或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党派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大。

　　在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极化的层次问题。包括两层：一是以政治精英为主体的“上层”。在美国的政治中，该层次主要是由联邦和地方政府各部门的重要成员，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领袖人物组成，他们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二是由美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构成的“下层”，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是在选举中投票，他们的政治主张通过民意和舆论表现出来，是政治氛围的重要构件。

　　极化到底是只发生在政治精英层次，还是已经蔓延到社会大众层次?美国是一个被政治极化撕裂的社会，还是说这些年上演的那些政治恶斗只是政客之间的博弈较量，与美国老百姓关系不大?美国政治学界对此类问题的回答也存在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

　　一

　　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曾有三项最为重要的立法对奥巴马的执政具有标志性意义，分别是2009年的刺激经济法案、2010年的“美国可支付医疗保险法”(即医疗改革法案)和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即金融管制法案)。在美国国会就这三项法案进行表决的过程中，都出现了相当高程度的按党派投票的情况：参众两院共200多名共和党议员对三项法案的最终版本所投的赞成票数分别为3票、0票和6票;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到奥巴马第二任期，严重的政治极化已经无法使奥巴马再就国内重大改革议题提出立法，因为国会两院已分别由两党把持。可以事先想见的是，共和党控制的众院几乎不会通过奥巴马提出的任何重要法案。同样，共和党即使有任何重大政治方案，也不能奢望在民主党控制的参院会得到所需的支持票。根据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规则，法案的通过需要60票的支持方可避免冗长辩论，进入投票程序。而2014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控制两院，这一问题就更趋恶化。

　　除了立法的低效外，共和党还针对政府开支问题做文章，要求削减联邦政府赤字与债务，分别在2011年夏季引发债务上限危机(导致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债务等级)、在2013年10月因联邦预算案无法通过而导致政府关门。所有这些，都对美国政治构成强烈冲击。可以说，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在精英层次政治极化加剧的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大众层次呈现的状态也吸引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要弄清楚这种状态，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重点讨论。

　　首先是社会运动的角度。从一定程度上讲，过去几年中，美国国内的社会运动可谓风起云涌。在保守主义一边，以坚持“小政府”立场、要求政府削减开支为理念的茶党一度势头强劲，在2010、2011年的一段时间内曾在美国各地组织发起过颇具规模的集会抗议活动，形成巨大声势，其在国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曾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和立场。在自由主义一边，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该运动从纽约爆发，目标直指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不力，打出“我们是99%”的口号，反映出美国民众对长期以来国内收入差距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的不满，将美国最富有的极少数人群置于绝大多数民众的对立面。该运动得到民主党的一定同情与支持，更在全美民众乃至全世界舆论中产生反响。

 

　　(茶党成员游行时所持标语为"税收已经够多了“Taxed Enough Already，标语的首字母正好是英文单词“TEA”)

　　但是，要准确理解美国社会的政治状态，除了要看到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更要考察社会主流民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主流民意的持续支持，社会运动纵使在短时间内产生轰动效应，其影响终将有限。

　　就茶党和“占领华尔街”两场运动而言，最初它们都得到了较高的社会支持度，但这种支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这在民意调查中有明确体现。比如，根据《今日美国报》/盖洛普2011年1月的民调，大约70%的成年人，其中包括九成的共和党民众认为，国会共和党领袖应当考虑茶党的主张。而同年8月的民调显示，42%的注册选民认为茶党对候选人的支持是一种负面影响，他们投票支持此类候选人的可能性较低。到了2014年中，民调显示美国人对茶党的支持率仅剩15%，达到空前的低点，甚至在共和党选民中，茶党的支持率也大幅降低至32%，比2010年7月的数字下降高达23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美国民众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热情消失得更为迅速。在其高峰时期的2011年11月，该运动曾得到近三成民众的支持，但仅半年之后，支持率就下降了一半。有美国媒体甚至称，在运动主战场纽约市祖科蒂公园被清场之后，已经没有什么民调机构愿意就民众对运动的支持率进行调查了。

　　其次是选举的角度。选举结果是观察社会民意的重要指标，尤其是从大选投票的情况，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整个美国社会在政治上的分布状况。

　　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政治极化，那么首先，从选举结果的角度讲，选民投票的结果以及候选人的得票率均应越来越分为数量相等的两个部分;相反，如果一个部分更为明显地大于另一个部分，则说明社会极化的程度不高。另外还要考虑投票率的因素，投票率越高，投票结果显示社会政治分布的准确性也越高。

　　统计显示，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以得票率计，小布什为47.87%，戈尔为48.38%;2004年的结果是，小布什为50.73%，克里为48.26%;2008年的结果是，奥巴马为52.86%，麦凯恩为45.60%;2012年的结果是，奥巴马为51.01%，罗姆尼为47.15%。从投票率看，由于美国各机构对大选投票率没有统一统计，所以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但大多数统计显示，2008年的大选投票率较高，其次分别为2004年、2012年和2000年。从最近四次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的政治分布并未呈现越来越相等的两大阵营。

　　其次，从美国国会选举和两党在国会的席次看，至少从2000年以来，两党交替控制国会两院，而且多数党、少数党的差距常常较大。同时，多数美国选民会根据对现实的感受而非自己的党派认同投票。因此，从选举的角度看，无法得出美国社会极化加剧的结论。

　　再次，是普通民众党派和意识形态划分的角度。从党派和意识形态划分来看，美国社会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稳定性，没有出现严重的分化。在党派认同方面，近期民调显示，普通美国民众对民主、共和两党的认同稳定中有所下降，相比之下，自认为是无党派独立人士的民众比例在升高。根据盖洛普民调2013年的数据显示，认为自己是民主党的美国民众比例为31%，共和党则为25%，而独立民众的比例高达42%，达到1988年以来的最高。从长期趋势看，过去25年中，这三项数据起伏变化，大致比例保持稳定，只是2005年之后，共和党民众比例持续走低，独立民众比例不断上升。但明确的一点是，并没有出现民主、共和两党民众比例攀升而中间的独立民众比例下降的情况，也就是说，没有出现形成政治极化的条件。

　　在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美国民众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中间温和路线的认同，从所占比例上看，自1992年以来大体保持不变。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在2013年，认同保守主义的美国民众比例为38%，自由主义则为23%，而认同中间温和路线的民众比例为34%。总的来看，过去23年当中，认同保守主义的民众比例稳定地下降了5%，认同自由主义的民众比例稳定地上升了6%，而认同中间温和路线的民众比例只出现了2%的变化。可见以意识形态认同划分，美国社会保持着较高的稳定性。

　　在社会整体结构保持稳定的同时，美国民众在一些具体议题上态度混杂，变化方向并不单一。在几个重大的议题上，民众的态度不尽一致。比如，多数民众一直支持政府加强金融监管，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态度比较积极。但在医疗改革问题上，民众始终没有形成相对主流的支持意见，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有时反对奥巴马医疗改革，要求废除医疗改革法的声音会占据上风。说明美国民众对医疗改革的方向仍然非常犹豫，尤其是对奥巴马改革政策中强制要求个人购买医疗保险的“大政府”倾向感到担心。从民众对重大议题的态度也能看出，他们并未因为政治和政党的原因而一味支持或反对奥巴马的政策，而是采取了极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态度，对自身和国家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党派政治的关注。

　　另有民调显示，过去几年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有所起伏。如在经济议题上，自2008年起，认同保守主义主张的民众比例由长期相对稳定的40%出头攀升，到2010年曾达到51%的水平，之后又逐渐下降，至2013年又跌回41%。可以看到民众对经济政策的态度，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动和政府出台政策的步调而不断调整，并非单一方向改变。但在社会问题上的民意变化则是另一幅图景，总体看，过去几年中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民众比例持续增加，特别是自认为民主党人的选民，在社会议题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上升，从2001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0%。这也能解释在同性恋、堕胎等社会议题上，美国社会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出现的朝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变。这种不同议题上出现的不同的变化态势，显示在社会层面，即美国并没有发生普通民众随两党政治精英而动的极化现象。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在政治极化的程度上，美国政治精英阶层与社会普通民众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精英阶层政治极化的加剧，并没有蔓延到社会层面，美国社会并未因政治极化而出现分裂。

　　二

　　美国实行的是选举政治，其基本逻辑是民选的政治人物要为民众利益服务，他们为了赢得选举要迎合选民的需求。但近年来的事实显示，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差别，总体理性的选民选举出的政治人物，却不能以理性的方式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政治制度上的原因肯定是最为重要的。

　　在各种制度性弊端之中，首先当推初选制度。政治人物要成为本党的候选人、在选举中与另一党的候选人对决，首先要在党内初选中获胜。而参加初选投票的大多数是两党中最有政治热情的积极选民，其数量只占全体选民的少数，但往往立场极端，他们这种极端的立场往往左右了本党初选的议程。占据重要职位的政治人物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的选民挑选出来的，在选举过程中必须努力迎合本党内的强硬主张，很难做到倾听另一党的意见，也很难做出愿意合作与妥协的姿态。在国会当中，这样的议员越多，政治极化的程度就越高。

　　其次是国会选区划分。美国宪法规定，各州按人口比例分配国会众议院席位。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之后，各州的席位数额都会根据普查结果而有所调整，同时各州内部也会根据本州人口的变化而重新划分选区。通常，各州内选区的划分由州议会负责，而占州议会多数的党派又掌握决定权，它们会通过选区划分，尽可能地帮助本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于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多数党对选区划分的操纵导致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安全选区”，即由于这些选区内两党选民的比例总是相对固定，且往往有利于多数党，所以这些选区里产生的国会众议员能比较轻松地一再获得胜选。那些从“安全选区”产生的众议员，在政治立场上只需要考虑本选区内占优势地位的本党选民的需求。顽固坚持本党的立场，拒绝妥协，也必然成为这些议员在国会议事过程中的行为模式。如果大量议员情况都如此，其结果就是国会极化程度的加剧。

　　再次是国会议事规则。国会的立法过程并非简单的一人一票的投票过程，多数党往往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进行操纵，对辩论和修正案加以限制，设立各种特别的规则，让立法过程对本党有利，同时剥夺少数党议员的正当权利。随着国会选举之后，多数党与少数党的轮替，民主、共和两党分别在不同时间段里把持立法过程，形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严重破坏了两党合作的气氛，政治上妥协的意愿大大降低，妥协的空间大大压缩。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制度性弊端的存在，使得政治人物可以忽视社会大众的意愿，忽视主流民意，有时甚至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偏执地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和主张，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治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分裂，政治与社会的脱节。

　　三、美国经济是在重走危机前的老路吗

　　——可能不是。我们甚至该换个分析框架了

　　文/余翔

　　美国经济于2009年二季度摆脱危机，在西方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最新公布的一系列靓丽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增长正渐入佳境，但对此轮复苏是否是重回虚拟经济为主的旧模式，看法不一。下面我们来尝试分析这一问题。

　　首先，一个基本问题是，或许我们使用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这一框架就存在问题。按照这一框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虚拟经济占了美国经济的大头。而从2009年至今，美国经济形势好转，虚拟经济仍然在美国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因而，我们据此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经济是在继续危机前的老路。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这种二分法虽然直观、易于理解，但也给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经济发展形态带来了困扰。困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和明确的定义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概念，令研究出现混乱。尤其是对虚拟经济概念的界定，不同人赋予虚拟经济不同的内涵，差异较大。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混沌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至今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国内主流的观点认为，虚拟经济一词是从马克思《资本论》中虚拟资本这个概念演绎而来的。马克思将虚拟资本界定为以生息资本为基础的、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给持有者带来收益的资本。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投资者持有有价证券不仅能够从利息中获得收益，还可以从价差中获益，后者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大。同时，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实物资本也可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形式衍生为虚拟资本。显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较大变化。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分法带来的另一个困扰是误导社会对金融体系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在汉语中，“虚拟”一词的含义是“虚的、虚构的、非实的”，明显带有贬义色彩，“虚拟经济”容易让人联系到“泡沫”、“不稳定”等。“虚拟经济”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金融体系不给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创造价值，只是单纯地“以钱生钱”，给金融体系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因此，从一定程度而言，虚拟经济的提法会制约我们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本质认识。事实上，在现代经济体系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血脉相融、不可分割。虚拟经济的两个重要价值体现在：一是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贡献实体经济产出;二是作为现代经济配置资源的核心，其高效运转可以改善实体经济的投融资效率，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本原因不是虚拟经济本身，而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调。

　　由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提法欠妥，以下我们将过去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所指称的经济活动(不包括农业、传统小服务业等)改以金融服务业和实体经济来分析。在概念边界上，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实体经济包括从事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制造环节，以及为制造环节服务的商务和辅助性服务。

 

　　从图一中2006年到2014年二季度35个季度的趋势性走势看，金融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并未出现大的变动，似乎美国经济重新回到危机前的老路上，但实质上并非如此。

　　此轮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与以往一个重要的政策不同点是，美联储通过大量非常规手段的运用，如量化宽松、扭曲操作、前瞻指引等手段，放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天量的流动性。在美联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8600亿美元急速膨胀到4.5万亿美元。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估计，美国企业2011年支付的利息为1.34万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令美国企业支付的利息较2007年减少了1.5万亿美元。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开闸放水，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1998年美联储资产总额仅占GDP的5.1%，2011年已上升到15.1%。2011年之后，由于美联储又推出了第二轮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总额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

 

　　在金融服务业和实体经济占GDP比重未发生明显变化的表象之下，其实是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表一清楚地表明，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金融业集中度由1998年的22.1%，上升到2011年的35.4%，但是金融业信贷量占其自身吸收的存款的比重从1998年的78.1%，降至2011年的63.4%，银行表外业务收入占收入的比重也由42.4%降至36.6%，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去杠杆化。

　　推动美国金融服务业去杠杆的原因主要有：其一，奥巴马政府在危机后明显加大对金融业的监管。尤其是2013年，随着美国经济基本面更加稳固、房地产市场触底反弹、金融业盈利持续向好，奥巴马政府由于不再担心加强金融监管会对金融机构盈利和经济复苏造成重大负面影响，遂下大力气推动金融监管改革。2013年12月10日，美联储等五大监管机构批准通过了“沃尔克监管规则”。该规则被认为是数十年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措施，美国金融业被认为从此进入新的监管时代。除美国五大监管机构一致通过“沃尔克监管规则”外，美联储还批准了《巴塞尔协议Ⅲ》，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7%。美国财政部将美国国际集团和通用电器资本公司确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与欧盟委员会就衍生品调遣交易监管规则达成一致。美国证交会也完成制定监管货币市场基金的新规。

　　其二，实体经济出现了扩张。金融危机发生后，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实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扩张态势。奥巴马制造业振兴战略的核心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制造业领域，而是致力于制造业里最高端、最高附加价值的领域，全力强化技术优势，重点制造别国无法制造的产品，尤其是大型、复杂、精密、高度系统整合的产品，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形成错位发展。

　　目前看，奥巴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得了实效。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如页岩油气等新能源采掘技术、数字化生产、新生物科技等，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了实体经济的扩张。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芝加哥等地正逐渐发展成为将新的生产技术和制造相结合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实体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类标准，美国“高端和中高端制造业”与“中低端和低端制造业”增加值之比，从2009年的0.78升至2012年的2.4。白宫《总统经济报告》称，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复兴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美国劳工部2014年2月6日公布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自2009年以来逐年提高，2013～2023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有望实现年均1.67%的增长，增幅不仅高于危机期间的0.95%，还高于1980～2012年间的1.5%;美国非农商业部门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则有望实现年均1.25%的增长，增幅高于危机期间的1.24%和历史平均的1.11%。从表二中可见，传统上认为美国制造业是高失业率集中行业的主观看法应该改变。在美国各行业失业人口比例中，制造业的失业比例低于农业、建筑、批发零售等行业。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附着的主要载体，实体经济的变化必然带动虚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中长期看，美国经济正表现出与以往多轮经济复苏不同的诸多特征。如：金融服务业正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实体经济，与智力相关产业进行结合，并附着在实体制造业之上，令金融服务业和实体经济的边界更加不清晰。如3D打印等数字化制造使得生产流程变短，特殊劳动技能要求降低，个性化生产成本下降，个性化设计和生产更加容易，生产环节会更加接近消费市场，个性化、分散化生产正显著增加。之前需要在工厂进行专业化制造的过程可能蜕化成在家庭或办公室即可完成的简单打印过程，传统的实体生产演变成了服务环节。对美国经济这一种新的运行态势，依照某一种经济理论很难解释，需要复合多种理论才能解释。这种新的态势给传统上通过简单的比例变化来认识金融服务业和实体经济关系的路径提出了挑战。按照传统的划分方式，上述过程将表现为实体经济成分下降、金融服务业产值上升，并由此会得出美国经济重回老路的结论。学术界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更多地从经济结构层面进行观察，才能更接近本质。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 “Table A-14. Unemployed Persons by Industry and Class of Worker, Not Seasonally Adjusted”, October 3, 2014, (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5日)

　　四、美国普通民众为何对经济复苏“无感”

　　——复苏实惠有限，危机心态难改

　　文/钱立伟

　　2014年的美国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已摆脱了危机阴云。然而，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依然惨败，奥巴马支持率在低位徘徊。经济好了，普通民众为何仍然“不高兴”呢?

　　首先，从社会经济环境看，长期失业改善缓慢、贫困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日趋加剧、中低薪就业“常态化”成为当前美国社会最为紧迫而悬而未解的四大难题。

　　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人口猛增，失业率不断攀升，最高达到10%，近年才缓慢下降。数据显示，2014年9月总体失业率虽已降至5.9%，创六年多来最低，但与预期5%的充分就业率仍有较大差距。更何况失业率数据改善的背后，难掩“失真”的尴尬。在930万失业者中，仍有300万长期失业者(失业27周或更长时间)，占31.9%，比危机前高一倍，兼职工作者有710万。长期失业难有明显改善，可算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最严重、持续时间最久的负面影响之一，也是对美国普通民众沉重的经济和精神打击。美国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海迪•希尔霍尔兹(Heidi Shierholz)研究表明，官方失业率数据实际上低估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危机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最大群体是正处于工作生涯巅峰的25～54岁之间的男性，并非潜在的工人缺乏工作技能，而是市场根本没有足够的就业需求，因此真实的失业率可能接近10%。

　　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美国社会的痼疾之一，金融危机更使贫困问题雪上加霜。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的贫困人口达到4530万，贫困率为14.5%，贫困人口比危机前多出750万，而危机前的2007年贫困率为12.5%。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推出一系列加大扶助贫困家庭的政策，但杯水车薪，至今经济利好难以惠及贫困人口，贫困问题未见明显改善。自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反贫困运动”以来，经过两代人的努力，贫困率仅下降了4%，这无疑反映出“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

　　与世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传统上更强调“效率优于公平”，因此长期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一直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表现在美国国民收入和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富人手中。美联储公布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2010～2013年，处于分配底层家庭的收入大幅下降，处于分配中间层家庭收入无明显变化，而处于分配顶层家庭收入明显增加。2013年收入位于前3%的家庭，其收入占全美家庭收入的30.5%，而2010年为27.7%，这部分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美家庭财富的54.4%，而2007年这一比例为51.8%。不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已成为美国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并引发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主管货币政策的美联储主席耶伦罕见地就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发出警告：过去几十年美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达到近百年来最高水平，仅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因富人资产缩水、政府对普通民众的补贴增加而有所缓和。随着经济复苏、股市飙升，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现象继续加剧。

　　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使美国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大幅减少，也引发就业的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全职工作越来越难找，而兼职工作数量不断上升，由此导致危机后失去更多的中高薪工作，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更多是中低薪工作。奥巴马虽一再高呼努力创造高薪就业，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无异于“镜中花”、“水中月”。美国“全国就业法律项目”(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最新报告指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创造的工作大多数是中低薪岗位，衰退中损失的低薪、中薪和高薪工作分别占22%、37%和41%，而经济复苏以来创造的低薪、中薪和高薪工作却分别占44%、26%和30%。近一年来，新增的低薪、中薪和高薪工作分别为41%、26%和33%。当前，危机中丧失的870万工作岗位已经恢复，但中高薪工作比衰退前减少近120万，而低薪工作则增加230万。

　　其次，从家庭经济状况看，实际收入下降、家庭开支上升、财富持续缩水成为普通民众最直接、最深切的危机感受，并持续影响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经济复苏缓慢、就业市场疲软、工作更加不稳定，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家庭收入，关系到衣食起居的日常消费。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尽管经济规模已超过衰退前的峰值水平，但美国家庭收入不增反减，2013年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1939美元，仍比危机前峰值低8.3%，按实际价格计算甚至低于1989年水平。

　　危机后，美国的通胀总体温和，但食品和能源费用、大学学费、房租、医疗保健费用等仍持续上涨，加大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与困境，令中下层家庭捉襟见肘，2500万家庭因此成为“月光族”。以大学学费为例，不断上涨的学费使许多普通家庭不堪重负，不得不申请增加学生贷款，导致学生贷款的负债猛增。《华尔街日报》报道，2014年美国大学毕业生是“史上负债最多的一届学生”，平均需偿还3.3万美元助学贷款，而1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1万美元，今年70%以上的大学生背负贷款毕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数据显示，2012年学生债务规模突破1.1万亿美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对此，前财长萨默斯称，大学生债务已从教育财政问题上升到影响宏观经济的问题。2014年6月，奥巴马为此宣布大学生贷款债务纾困计划。

　　金融危机引发的楼市、股市暴跌不仅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也造成民众财富大幅缩水。近年来，股市强劲回升，楼市不断回暖，才重现财富效应。2014年6月5日美联储发布的最新报告称，1～3月美国家庭和非盈利组织财富净值比2013年底增加1.5万亿美元，达到创历史记录的81.8万亿美元，增幅约2%。该数据未经通胀或人口增长因素调整，但另一项衡量美国人财富的指标——家庭净资产与可支配收入比例仍略低于2006年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此轮股市升幅远高于楼市，因此持有大量股票的最富有阶层获益最大，而普通民众财富多集中于房产，但房价仍普遍低于危机前水平。

　　第三，从社会结构看，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分化，持续和深刻影响着美国社会结构的演变。

　　中产阶级历来是美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主力军，但受危机冲击，部分中下层民众“返贫”，既加大了政府社会救济和福利负担，也导致美国中产阶级不断分化，前景堪忧。皮尤研究中心估计，1971年至2011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比例由61%下降至51%，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62%降至2011年的45%，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比例由2008年的53%下降至目前的44%。从中长期看，中产阶级比例的日益缩小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不但会导致占GDP近70%的消费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和持续繁荣，更将导致长期以来美国橄榄形社会结构中部缩减，下部增大，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增加社会潜在不稳定性。

　　令人堪忧的是，中产阶级的缩减、贫富差距的加剧等种种消极因素引发的结果不平等正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机会不平等，阻碍了代际的向上流动性，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态势日益明显，年轻人通过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美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每10个孩子中有4个将留在该阶层，只有不到1个孩子将升入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每10个孩子中有4个将留在该阶层，只有不到1个孩子将跌入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过去几十年，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未有明显改善，并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如奥巴马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警告的：“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向上流动几近停滞，‘人人机会均等’的美国价值观正受到挑战。”

　　当今美国，虽然金融危机已过6年，但从社会经济环境、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看，普通民众并未从经济复苏中得到明显实惠，危机心态仍存，从而导致他们普遍对经济复苏“无感”。他们长期以来孜孜追求并努力奋斗的“美国梦”似乎正在日趋褪色，渐行渐远。

　　五、“奥巴马医改”有成效吗

　　——是的，至少就医改本身目标而言

　　文/孟亚波

　　尽管4年多以来，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落实和执行充满波折，但该法意欲实现的三个目标——扩大医保范围、扼制不断攀升的医疗费用和改善医疗服务质量——都不同程度地展现出成效。“奥巴马医改”遭遇的阻力折射出美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深层次矛盾，反对改革的力量仍在千方百计地刁难该法。目前正在进行的相关诉讼结果如何，以及各州能否对该法进一步贯彻落实，都对实现该法预设目标有重大影响。该法能否缓解联邦政府财政压力，是否降低企业负担，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现在回答这些问题还为时尚早。其最终效果仍需几年的时间才能逐渐显现。

　　一

　　美国2010年出台新医疗改革法之后，该法可谓一波三折，运行极不顺畅。几项重要举措不得不被推迟。由于重要条款的落实延迟，加之该法的初始设计就是采取渐进式改革，因此，尽管“奥巴马医改”已生效4年，但其关键条款付诸实施仅一年，影响还未完全展现。能否让更多的人拥有医疗保险，能否降低医疗行业开支，能否减少联邦政府赤字，对美经济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对这些问题可能还需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准确做出评估。但从“奥巴马医改”当初设计的三个主要目标上来看，一些数据显示，该法已初见成效。

　　在扩大医疗保险参保范围、力争实现全民医疗保险方面，执行该法的州已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加利福尼亚州无医保者的比例已降低一半，由原来的22%下降到11%;在肯塔基州，2014年依据该法加入医保者中，75%表示他们是第一次持有医疗保险。在未扩大“医疗救助”(Medicaid)项目的州，接近20%的成年人没有保险;而依法扩大该项目的州，没有保险的成年人比例仅有10%。

　　在扼制医疗开支增长方面，多方研究显示该法收效良好。调查显示，近两年医疗保险开支的增长趋势变缓。自2009年以来，其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研究显示，这种下降可能是由双重原因所致：经济疲软导致的消费减少及“奥巴马医改”的措施见效。至于“奥巴马医改”的措施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结论。一家基金会2013年的报告称，由“奥巴马医改”引起的医疗系统的变化使通货膨胀率降低约1/4。此外，自2012年以来，“医疗照顾”(Medicare)计划的人均医疗开支已下降。据预测，该趋势将在未来一年持续，开支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执行了“奥巴马医改”。尽管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继续保持该计划开支的下降趋势难度极大，但据医院保险信托基金会2014年预测，其资金的耗尽期限已由2009年预估的8年延迟为16年，即到2030年才会耗尽。普遍预估是，从中长期时段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医疗开支总体将呈下降态势。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一份评估报告中称，未来75年，私营医疗保险的购买费用将逐渐降低。当然，医疗开支受其他因素影响仍会有波动。如对预算赤字的警醒意识延续下去并进一步采取减支措施，则医疗开支会下降得更快些;如医疗技术创新超出预期地增长，则医疗开支也会随之增长。

　　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方面，也迅速显现出落实该法的成效。2010～2012年间，住院期间的血栓发生率降低了12%，由空调导致的肺炎发生率下降了55.3%。

　　二

　　“奥巴马医改”的上述成效，被淹没在大量对该法的诋毁和攻击当中，而未被广大民众认知。“奥巴马医改”已成为美国近百年来最严重政治极化和党争的牺牲品，自该法一问世就遭遇各种刁难和挫折。

　　自“奥巴马医改”通过后，共和党已发起30多次废除该法的尝试，并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众议院闯关成功。这两次废除该法的投票，不仅全体共和党众议员赞成，还分别争取到3名和5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后虽在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受阻，但共和党人多次扬言将再次启动废除该法的努力。此外，共和党人还以诉讼的方式企图毁掉该法。2011年9月，美国26个州的检察长(绝大多数是共和党执政的州)联合起诉“奥巴马医改”违宪。最高法院针对该案进行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就单一案例持续时间最长的辩论。2012年6月，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称该法争议最大的“强制参保”条款不违反宪法，对有条件而拒不购买保险者的惩罚可视为“征税”。最高法院对“强制参保”这一医疗改革法中核心条款的支持，保证了未来对该法完整的贯彻执行。但共和党人仍未放弃废除该法的努力。

　　目前，多个州(多为共和党把持州政府或州议会)无意扩大“医疗救助”项目。尽管“奥巴马医改”已明确，将由联邦政府负担其中的大部分开支，目前仍有20多个州未按法律要求扩大“医疗救助”项目，造成接近900万成年人无法享受此项救助，但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符合可享受补贴的标准，致使他们因负担不起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奥巴马政府在该法的设计和落实上也有失误，从而授人以柄，被反对该法的势力大肆宣扬。奥巴马在推动该法时承诺“不会让有医疗保险者失去保险”。但截至2013年11月，已有数百万人接到保险公司通知，称将被取消未达“奥巴马医改”标准的原有医保。据统计，将有5%的人失去原有医保。为此，奥巴马被迫宣布，保险公司2014年可继续提供未达标的旧医保计划，使美民众可延长原有医保一年。2014年初，奥巴马再次宣布，只要投保人所在的州允许，那么已持有不符合“奥巴马医改”标准的保险的投保人可继续持有这类保险直到2016年10月。此外，2013年10月1日，“联邦健保交易所网站”正式运营后，频频出现严重技术故障。这是由联邦政府建立的供个人和小企业主挑选医疗保险的交易平台，由于故障频发，民众无法顺利在网上选购平价医保，引发众怒。导致网站故障的主要原因是36个州未建立自己的医疗保险交易平台，而是完全依赖联邦政府的交易平台。国会和奥巴马政府都未预料到这种情况，由于准备不足，造成网上交易平台刚一运营就因负荷过重而瘫痪。2014年7月30日，政府问责办公室公布无党派研究报告称，奥巴马政府在运营“联邦健保交易所网站”时未提供“有效的计划或监管措施”。

　　由于上述种种，对“奥巴马医改”的支持率明显下滑。民调显示，2010年刚通过该法时，超过一半的人支持该法。目前对该法的支持率却只有41%，过半的美国人(51%)不支持该法。

　　美医保体系自成一脉，其复杂程度居世界之首，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找到可供照搬的经验。不用说他国的经验，甚至本国某个州运行良好的医保制度也不见得适用于全国。对这样一个复杂体系的改革也无法一蹴而就。美各界无法达成哪种改革方案是最佳方案的共识，而政治上的两派改革主张又水火不容，谁也说服不了谁。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奥巴马医改”尽管存在许多不足，但毕竟是美历史上迄今惟一既解决全民医保又采取多方措施降低医疗费用的法案，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提供了一次在实践中检验的机会。

　　三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奥巴马医改”问题上的较量，折射出这背后隐藏的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深层矛盾，是政治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阵营、经济上大政府与小政府理念及“奥巴马医改”受益群体与社会上既得利益集团间的不同诉求的集中反映。

　　民主党主要代表美国低收入人群及少数族裔等相对弱势群体的诉求，这些群体是此次“奥巴马医改”的受益群体;而共和党主要反映社会上的高收入人群的诉求，这一群体是原有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此次“奥巴马医改”中可能被冲击的群体。在医疗保健这个涉及社会每一个人的议题上，两党的斗争白热化。自1970年代以来，从卡特到奥巴马，所有民主党总统都积极推动旨在变局部医保为全民医保的立法;而共和党方面，自1960年代以来，除尼克松在1974年国情咨文中号召实行全民医保外，其他共和党总统都致力于维持和改进已有的实行部分医保的方案。

　　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推动全民医保，两党的理念之争在“奥巴马医改”制定过程中冲突激烈，两党无法达成共识。尽管奥巴马做出诸多让步，最终推出的政策实质上类似于共和党人在1970年代所倡导的医疗改革方案，但仍无法获得共和党人的支持。2010年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强行通过“奥巴马医改”，加之奥巴马刺激经济、救助失业人群的一系列举措，引发共和党人强烈不满，导致政治走向高度极化，民主、共和两党分别向“左”、“右”两端分离。2012年6月，由路透/易普索进行的民调显示，75%的民主党人支持“奥巴马医改”，而独立人士和共和党人中，支持该法的则分别只有27%和14%。

　　围绕该法案，社会不同群体间分歧也加深。首先，美国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两派政治观点激烈冲撞。平等与自由、公正与效率间如何取舍成为斗争焦点。一派认为通过税收实现二次分配，让富裕人士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是天经地义之事;另一派则认为税收与监管是对自由的一种粗暴干涉。其次，“奥巴马医改”受益者和原既得利益者诉求不同。从“奥巴马医改”中受益最多的那些原来无任何医疗保险者仅占美国人口的不到20%，数量上处于劣势;此外，从中受益的那些小弱病者，属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声势不强，未形成为新法助威的强大之势。而被触动了既得利益的很多上层中产阶级和医疗卫生相关企业，发出强大的抗议之声。2013年9月由皮尤和《今日美国》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白人中只有29%支持“奥巴马医改”，而拉美裔中支持该法的占61%，黑人中支持者占91%。多数老年人反对该法，而小于40岁的年轻人中多数支持该法。再有，医疗改革涉及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很多深层次因素，触及各阶层人士利益。反堕胎人士、财政保守派等都加入反对“奥巴马医改”的行列。此外，“奥巴马医改”中一些规定颇有争议性。如对一些雇主征收消费税的政策，反方认为它将导致雇主为员工提供的医疗保险待遇降低;正方认为该政策是遏制医疗费用快速增长、防止过度消费的好办法。围绕“奥巴马医改”，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思潮间裂痕加深、渐行渐远。

　　2014年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为防止共和党拿医改法做文章，奥巴马多次强势表态，在维护“奥巴马医改”上不会向共和党让步。由于“奥巴马医改”是奥巴马在内政事务上的一项重要遗产，如果共和党掌控的国会通过全面废除该法的法案，奥巴马势必将行使否决权，国会中共和党人尽管占据多数，但尚未达到可把总统否决再推翻的投票力量。因此，该法被全盘废除的可能性不大。共和党人很可能寻求通过诉讼方式，破坏该法的顺利落实，或对该法进行修修改改。例如，近来就有Halbig诉Burwell案正在审理中，原告要求医疗保险补贴只能给予那些在州运营的交易平台上购买保险者，在联邦政府运营的平台上购买者不得给予补贴。由于36个州选择依靠联邦政府运营的医保交易平台，如果原告赢得诉讼，这36个州的参保人的利益将受损害，使参保率下降，破坏“奥巴马医改”扩大参保范围的目标，继而使降低医保和医疗费用的目标受损，无疑将对整个“奥巴马医改”造成冲击。

　　六、奥巴马时代美国的种族关系改善了吗

　　——没有

　　文/黄放

　　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成为美国种族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大多数少数族裔对奥巴马时代能“超越种族”抱有极大憧憬。然而尽管奥巴马采取了某些措施来扩大少数族裔的福利，但不同族群间的矛盾并未缓和，且在某些领域呈激化态势。2014年更是爆发了弗格森骚乱等事件。种族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成为美国重要的政治、社会与经济议题。美国种族关系似乎并未得到重大改善。

　　一

　　种族歧视的根源在于实施了二百余年的奴隶制，虽废除几近150年，且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通过“肯定性行动”等来改善种族歧视问题。然而，时至今日，在政治层面上，种族歧视仍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少数族裔政治参与度提高缓慢且障碍重重。奥巴马执政期间，政治高层级别的少数族裔人数增多，内阁级别的少数族裔明显增多。但相比少数族裔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联邦政府少数族裔高官的数量仍显太少。在联邦层面之外，情况则更差。2012年下半年时，共和党州长中没有一名是非洲裔美国人，而近年来，共和党在州级和联邦层面也鲜有黑人担任高级政治官员。200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仅有36名代表为非洲裔美国人，所占比例少于所有代表人数的1.5%。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里，除了有一名是来自维尔京群岛的黑人外，别无其他黑人成员。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非洲裔美国人代表为47人，约占总代表人数的2.1%。这种情况在民主党方面相对好一些，2008和2012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非洲裔美国人代表人数超过总代表数的20%。在地方层面，少数族裔与白人的官员比例、少数族裔官员与所在地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也极为不相称。以2014年发生枪击案的密苏里州弗格森市为例，据美国媒体报道，弗格森市黑人人口比例达到68%，但市长和警察局长都是白人，6名市议员中5名是白人、1名为黑人，当地学校董事会成员中有6名白人、1名拉丁裔，该市53名警官中，仅有3名为黑人，出现了少数白人管理多数黑人的不协调的治理局面。在枪击案事发后的新闻报道中，诸多媒体突出强调白人掌权者与黑人民众的对立。《纽约时报》直接以“弗格森：黑人小镇，白人掌权”为题，强调地方治理权分配极为不均，导致种族对立加剧和官民互不信任。

　　二是尽管明文法规法律难寻歧视条款，但隐性制度的歧视却大量存在;尤其在司法和教育领域，少数族裔深受多个隐性制度歧视之害。《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弗格森呈现出的不满……涉及日益固化的不公平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基本上沿着种族界线形成”。司法体系普遍歧视黑人，美国白人违法滥用毒品的人数是黑人的五倍，但是因为毒品相关罪入狱的黑人人数却是白人的十倍。据2012年的数据，少数族裔被囚禁的概率显然高于白人。占人口超过60%的白人，仅占囚犯总数的35%;约占人口13%的黑人，占囚犯总数的38%;约占人口17%的拉丁裔，占囚犯总数的21%。据2013年密苏里州司法部年度报告称，在弗格森市，警察在路边随机阻拦盘问黑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而警察驾车追踪盘查的对象中，黑人比例高达92%，追踪并抓捕的黑人比例高达93%。正如联邦首位非裔司法部长霍尔德在2014年庆祝美国消除种族隔离裁决60周年纪念日的演讲中指出，在种族平等问题上美国还有很多尚待解决的症结，其中最严重的是“隐蔽的制度性偏见”。

　　三是搅动奥巴马任期的茶党运动，也是政治上对少数族裔的一种反动。茶党运动矛头直指奥巴马“大政府”自由主义路线，但部分未被言说的潜台词是，白人极端派对少数族裔因奥巴马政策获益及奥巴马本人的非洲裔身份耿耿于怀。华盛顿大学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这场运动“不仅是出于党派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而有难以明说的种族意识因素”。在茶党支持者中，带有种族怨恨和认为美国政府对黑人太过优待的人要高出其他支持者36%。茶党强烈反对奥巴马医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法在医疗保险方面对少数族裔帮助很多。

　　二

　　在社会层面上，判断美国种族关系主要可从三个维度来分析，一是认知维度，即不同种族之间的彼此认同度;二是从相处维度看，观察不同族群之间的彼此融合度、接纳度;三是从社会流动性即少数族裔阶层上升空间的角度来分析。

　　认知维度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不同族裔之间对彼此的认知，尽管美国经历了漫长的民权斗争历程，但种族主义的一些思想仍在多数白人心中根深蒂固，如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看法较为负面，相信白人优越论等。约45%的白人强烈支持或赞成茶党运动，其中，只有35%的人认为黑人工作努力，45%的人认为黑人智商不低，只有41%的人认为黑人是值得信任的。与此同时，白人认为遭受“逆向歧视”也成为种族问题的另一面。2010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报告显示，62%的自称为茶党的白人、56%的共和党白人以及53%的无党派倾向的白人都认为，当今针对白人的歧视已成为和歧视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同样严重的问题。认知维度另一层含义是指不同族裔之间对同一种族问题的认知。在美国，白人和黑人针对同样的事件或事实，却容易得出不一样的看法。近年来，一系列的调查显示，白人认为美国针对黑人的种族偏见问题已经得到有效处理。例如，只有16%的白人认为美国当今还存在种族歧视，但持这一观点的黑人则达到56%。白人将奥巴马当选总统视为美国种族长征的顶峰，而黑人则认为这只是迈进了一大步，最终目标仍未达到。美国保守派认为，种族矛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白人种族主义，而是由于黑人底层的暴力倾向、黑人家庭的“机能不良”以及黑人对福利的“依赖”所致。美国白人也大多将持续存在的“种族分裂”归咎于黑人底层的“道德缺失”，或者指责黑人中产阶级不能为黑人底层负责。

　　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度有所降低，居住隔离日渐严重化，“熔炉”马赛克化。随着近年来拉丁裔的急剧增多，美国种族关系中的矛盾冲突面增多，但最核心的仍是白人与黑人的矛盾。因此，观察白人与黑人的关系可以最大程度地解释美国的种族关系。有民调显示，64%的非洲裔美国人认为黑人与白人相处“很不错”，但比五年前的76%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社交活动的小圈子里，白与黑的划分是令人惊讶的。公共宗教研究所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75%的白人的社交网络里“没有一个黑人”。假设是100人的朋友圈，白人的白人朋友为91人，黑人1名，亚裔1名，拉丁裔1名，混合种族1名，不确定种族的1名;而黑人的黑人朋友为83人，8个白人朋友，拉丁裔1名，亚裔为0，混合种族1名，不确定种族的4名。美国族裔众多，但不同族裔的美国人几乎都生活在各自族裔的圈子里。此外，居住区域也是判断族裔相处是否融洽的一个重要指标。白人和黑人基本上在不同的“马赛克”里聚居，成为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黑人与拉丁裔聚集区往往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治安较差和社会问题丛生的区域，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都相当不足。

　　阶层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源头，但少数族裔受到的歧视，实质上减少了社会流动性。与白人相比，黑人等少数族裔通过教育、就业等途径走向社会中上层的机会匮乏。近年来，正如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那样，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向上的流动已经停止”。研究表明，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社会流动性最低的国家之一，人们很难从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尽管社会流动性受多重因素影响，但毫无疑问，种族偏见和歧视对美国社会流动性造成了很大障碍。硅谷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亚裔，但是在硅谷最大的25家公司里，只有6%的董事会成员和10%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亚裔。大多数亚裔工程师的职业都止步于中层或者底层。

　　三

　　在经济层面，美国少数族裔的境况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近年的金融危机，令部分少数族裔的经济情况更为恶化。

　　一是收入鸿沟问题。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33321美元，非拉丁裔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7009美元，前者不足后者的60%;黑人的平均年收入是33000美元，白人则平均有57000美元;黑人所拥有的总体财富仅为全国的2.7%，白人则占有全国88.4%的财富。二是失业率问题。黑人的失业率长期保持在白人失业率的2～2.5倍之间。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7月白人的失业率为5.6%，黑人则高达12.2%。2012年，纽约市约有50%的黑人处于失业状态，这些人失业后平均需要花上一年时间才能找到新工作。《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从数据上看，与年龄、收入甚至教育等因素相比，种族因素似乎更有可能导致年轻黑人失业。三是在贫困程度上，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年9月12日公布的报告，2011年美国的贫困人口为4624.7万人，其中黑人1092.9万，占黑人人口总数的27.6%，比例最大;其次是拉丁裔，比例为25.3%，而白人的贫困率却仅为12.8%。1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中，有21.6%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黑人儿童的贫困率高达38.2%。四是就业境况糟糕。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迪瓦•佩吉尔表示，有大量证据证明，雇主在雇用时依然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面对同等合格、具有同样资历的白人和黑人申请人，雇主雇用白人的机会是雇用黑人的两倍。”拉丁裔和黑人几乎包揽了美国社会最底层的各种工作岗位，工作条件糟糕、薪水低下，不被人尊重。

　　作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在种族问题上相对低调、慎行。奥巴马第一任期间，颁布的有关种族的行政命令和相关讲话为1961年以来所有总统中最少的。他不突出种族问题，只强调美国种族的融合。然而，他上台后极端白人运动却有所抬头。特雷沃恩·马丁命案、弗格森枪击案、纽约袭警案都高度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高度城市化进程中的族别聚居区分布与隔离的现象更加明显，公共场所的种族歧视事件也频繁发生，政治和媒体中呈现的种族主义比以往更甚。

　　七、美国是否出现了另一次科技泡沫

　　——可能不是

　　文/李峥

　　2009年至今，美国高科技产业迎来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新的高峰，科技产业出现一系列积极态势：一是科技产业再次迎来创业大潮，大批创新者将其创意付诸实践。据硅谷社区基金会发布的“硅谷指数”报告，2011年硅谷新创办超过4万家企业，该区域有18万家企业是没有员工的“初创公司”。二是高科技产业受到投资者和风险投资机构的追捧。2009年至2014年9月，包含美国多数科技创新企业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近100%，已接近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前的历史高点。2014年前三季度，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已募集237亿美元，超过2013年全年总和，高科技风投年均增速超过25%。这些投资也得到良好回报，2013年美国有43家风投支持的科技产业成功实现IPO(首次公开募股)，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三是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产业龙头。在互联网及数码消费产品领域，谷歌、苹果及Facebook跃居美国大型企业前列，已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新的代表。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拳头产品iPhone手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后消费低迷影响，iPhone仍在美国及全球受到广泛欢迎，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全世界iPhone销量已超过5亿台，其中每部iPhone为该公司创造近180美元利润，推动该公司在2012年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谷歌公司在2008年发布安卓操作系统，该开放系统被手机、电视、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广泛使用，到2013年全球已有超过10亿台设备安装安卓系统。2012年，社交网站Facebook成功完成IPO，这一成立仅7年的互联网企业市值已超过1000亿美元。电动汽车厂商特斯拉、3D打印厂商3D Systems、医学机器人厂商直觉外科手术公司(Intuitive Surgical)等新兴企业也发展迅猛，正在带动以其为核心的新产业链条。

　　然而，美国高科技产业高速增长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安与隐患，一些风险投资者先后警告科技产业的泡沫即将破裂：一是高科技企业估值过高，“烧钱”过快。根据追踪IPO市场的研究机构CB Insights的最新报告，2013年近600家可能上市的科技公司共计融资126.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5%;平均融资额达到1.01亿美元，同比上涨近20%;有26家企业成功跻身10亿美元估值俱乐部。这些数据均与互联网泡沫时期惊人一致。二是投资者对一些科技公司存在非理性的过高预期。以社交网站推特为例，该公司上市前尚未实现盈利，且已显露出用户增速放缓、营收下滑压力增大等负面信号。但借2013年的科技股热，该公司上市首日涨幅达73%，此后却一路下跌超过40%。在美国众多媒体热捧下，特斯拉公司的股价在2013年飙升了超过500%，其市值已逼近老牌汽车厂商通用汽车，其创始人对市场的追捧都感到惊讶。三是科技产业及企业难以实现稳定盈利。与互联网泡沫时期类似，多数高科技企业尚未实现盈利，2013年新上市企业中，有64%仍未摆脱亏损。3D打印、电动汽车等热门产业中多数企业表现欠佳。截至2014年7月，3D打印领头羊3D Systems连续3个季度盈利低于预期，季度每股盈利仅为2美分。特斯拉是电动车领域唯一盈利的公司，但其盈利仍主要依靠美国政府提供的购车补贴和低息贷款。四是部分产业发展速度不如预期。2013年末，美国能源部发布《能源展望报告》称，美国新能源车销售增速远低于预期，由于本土石油产量上升，传统汽车厂商开发新能源车的意愿不强，电动车难以在2040年前普及。该报告基本否定了奥巴马提出的在2015年前实现一百万辆电动车上路这一目标。

　　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迄今尚未引发全面产业革命，原因在于关键技术尚未实现突破。如在电动车领域，科学家仍在寻找新的电极材料，提高充电效率。3D打印所能使用的材料有限，成形速度慢，技术工艺不高，无法在商业领域广泛使用。但科技发展史研究人员认为，技术突破的困难比外界想象的要低，只要宏观条件有利于技术创新，解决技术难题通常会比预期更快。因此，评估科技产业是否发展过热、是否能带来科技革命，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技术本身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是否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二是科技产业所在国的宏观发展环境。

　　就第一点而言，当前美国科技产业状况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有巨大区别。互联网泡沫之所以崩溃，主要是由于该技术当时尚未与社会和生产高度结合，产业内部重合度高，技术的商业价值尚未体现。而本轮科技产业中，电动汽车、新能源、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生命工程等均为实体产业，其产品和盈利模式真实可信，并非只是“炒概念”。这些新技术不仅将创造新的经济收益，还将对制造业、服务业、物流业、空间开发和医疗健康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最新报告认为，未来三年3D打印的成本将下降，促使低价3D打印机市场快速扩张。全球互联网普及使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产业可以“落地生根”，帮助企业和个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造真实价值。据美市场调查机构麦肯锡预测，大数据每年将为美国医疗服务业带来3000亿美元的潜在增加值，零售商充分利用大数据可实现运营利润增长60%，制造业充分利用大数据可降低设备装配成本50%。

　　就第二点而言，一国高科技产业获得成功主要与以下宏观因素有关：一是良好的资本环境。由于高科技产业前期投入巨大，投资风险高，回报周期长，因此需要充足的资本投入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大批高技术人才。通常来看，本国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力资源不足以支撑科技产业腾飞，需要有经验和技术的高科技移民作为补充。三是国家意志和地方政策支持。包括国家运用公共支出支持科研，在军工航天等领域为高科技产业创造市场，设立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促进某一地区形成高科技产业中心等[1]。根据这一评估体系，当前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环境整体有利，但其发展面临一些政策、法律上的阻力。

　　有利因素方面，高科技产业得到全社会尤其是本届政府的大力支持，所处宏观经济环境也稳定向好。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力主实施对高科技企业的有针对性扶持政策。2009年2月，奥巴马签署总额高达7800亿美元的《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其中大量拨款指向高科技产业研发，包括72亿美元用于改善宽带，190亿美元投资于医疗信息技术领域，199亿美元投资于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美国能源部在此基础上推出电动车研发基金和低息贷款，促使该产业步入正轨。为鼓励中小企业创新，美国国会于2012年通过《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放宽初创企业融资限制，使众筹行为合法化。奥巴马于2012年和2013年先后宣布创建“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人脑地图”计划，彰显美国政府对3D打印和人工智能的重视。新兴产业欣欣向荣的势头也让舆论和精英层十分振奋。《经济学人》认为美国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沿，将引领这一将根本改变制造业格局的产业革命。《外交政策》称，3D打印、机器人等自动化制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带来的成本降低将促使美国日益外包的制造业回流，未来“美国制造”将击败“中国制造”。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复苏较快，融资成本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位，这将有利于科技产业利用美本土市场，实现迅速扩张。据世界银行统计，2013年美国企业贷款年利率为3.3%，远低于1990年代末的近8%，也低于中国、韩国等新兴经济体。2014年第三季度美国GDP增速达到5%，创下11年以来最佳纪录。经济红火让一般消费者更有能力购买新的科技产品。

　　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高科技产业发展面临地方利益集团阻碍、法律不确定性和科技人才紧缺上。美国新兴产业已对传统产业带来冲击，一些传统产业会要求其背后的利益集团运用政治影响力和地方立法限制新兴产业发展。例如，电动车厂商特斯拉采取的直销模式冲击了各州传统的汽车代理商，在其压力下，新泽西、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州政府发布禁令，禁止特斯拉在该州开展直销业务。其次，新兴产业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之上，而技术创新意味着人类活动将进入到新的领域和阶段，挑战法律监管中的灰色或空白地带。在相关法律政策不明朗时，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均会有所疑虑，产业发展难以进入快速轨道。如在3D打印产业方面，由于当前法律对该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致使制造商对全面采用该技术有所疑虑。在无人机产业方面，美国社会虽然看到了该技术在农业、运输、城市管理中的作用，但又担忧其侵犯个人隐私。得克萨斯等州政府已开始针对其立法，规范其使用。最后，由于婴儿潮一代退休和本土学生教育水平下降，美国科技产业面临智力精英和高级技工短缺的情况，多数岗位依靠外籍留学生和移民。一旦这些外籍留学生无法获得美国国籍而被迫返回本国，一些公司将难以为继。因此，美国科技界已集体要求政府放宽对高科技人才赴美的签证、移民限制。

　　整体来看，美国此轮产业革命与互联网泡沫有较大差别。虽然存在一些泡沫和投资过热的情况，但此轮技术创新能转化为经济价值和现实生产力，发展环境也十分优越，很可能在不久以后演变为一场真正颠覆式的产业革命。美国科技产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多是暂时性现象，但不应低估法律、政策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政府不尽快明确相关法律规范，确定中长期的投资、人才和税收政策，产业革命到来的时间可能比预想得更晚。

　　八、美国军费是在减少吗

　　——并非如此简单

　　文/李岩

　　首先，美国“军费压缩”只针对“基础军费”。

　　美国军费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基础军费(Base Budget)和海外紧急行动(OCO, Overseas Contingency Operations)军费。[2]基础军费指的是用于确保美军保持基本运作水平的经费，主要包括用于部队训练、装备采购、薪酬福利、行动支出、研发试验、机构运作等的费用。海外紧急行动军费用于应对海外突发事件，近年来主要用于支持美军在阿富汗、非洲之角、泛撒哈拉地区反恐的“持久自由行动”，以及全球范围内危机应对、人道援助等事务。综合2001至2013财年美国军费支出情况统计，除2001、2002年阿富汗战争初期之外，2003至2012年海外紧急行动军费占美军军费比例基本处于14%至28%的区间(参见表三)。

 

　　当前，美国压缩军费支出是源于《2011年预算控制法》(BCA, Budget Control Act)及其包含的“自动减支”(通常称为sequestration)的要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法有关压缩军费的要求只是针对基础军费，并不包括海外紧急行动军费。

　　第二，压缩军费并不意味着美军军费逐年减少，而是在原有军费投入规划的基础之上进行削减;削减后，美军基础军费仍将呈现小幅增长态势。

　　美军历来重视战略规划，军费投入的规划是美军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提交下一财政年度的军费预算时，往往都会提出未来5年(有时是未来10年)的军费投入规划，即“未来数年国防规划”(FYDP，Future Years Defense Program)。例如，美国国防部在2014年3月提交的2015财年预算申请中，也包含2015至2019年的预算规划。

　　根据《2011年预算控制法》，美军需要在2012财年预算申请中所提的2013至2017财年军费规划的基础之上削减2590亿美元基础军费，在2012财年预算申请中所提的2012至2021财年军费规划基础之上削减4870亿美元基础军费。为此，美国防部制定了2013至2017财年的具体削减方案(参见表四)。

 

　　从表四可以看出，根据《2011年预算控制法》的要求，美国未来基础军费投入将在原有规划基础之上每年削减450亿美元至550亿美元，削减幅度约9%。但是，即使进行上述削减，美国2017财年之前的基础军费投入仍将呈现小幅增长态势，增长幅度在1.5%至2.3%之间，2017财年将较2013财年增长约6.8%(参见图二)。

 

　　第三，“自动减支”可能对未来美国军费投入产生更大影响。

　　由于实施“自动减支”计划，美国未来军费投入可能在以上基础之上再有进一步削减。根据《2011年预算控制法》，如果“超级委员会”(即美国国会“赤字削减”联合委员会)未能在2013年3月1日之前就未来减支计划达成一致，将启动“自动减支”，联邦政府需要在2012至2021财年减少约1.2万亿美元开支。[3]2013财年，由于“自动减支”的启动，美军不得不压缩开支，当年实际基础军费开支为4955亿美元，较2012财年实际支出(5304亿美元)减少349亿美元，降幅近6.6%。美军基础军费开支同比下降，这在9•11之后十余年间还是首次出现。根据估算，如果“自动减支”继续实施，2013至2021财年，美军将不得不进一步削减基础军费约4540亿美元，年均需削减约500亿美元。“自动减支”的潜在巨大影响，是当前美军对于军费问题的核心关切所在。美军内部评估认为，美军当前尚可承受《2011年预算控制法》提出的削减要求，但若进一步实施“自动减支”将是巨大灾难，美军将沦为“空架子”军队。

　　为了应对“自动减支”的影响，美国国会于2013年12月通过了《2013两党预算法》(BBA, Bipartisan Budget Act of 2013)，为2014、2015财年的联邦政府开支“封顶”。其中，美军在2014、2015财年的基础军费限定为4960亿美元、4956亿美元。《2013两党预算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动减支”的削减额度，但仍比美国国防部基于《2011年预算控制法》制定的军费投入规划有所减少(参见表五)。

 

　　从表五也可看出，尽管面临《2011年预算控制法》和“自动减支”双重军费压缩压力，2013至2015财年，美军基础军费投入在此期间的波动很小(分别为4955亿、4960亿、4956亿美元)，并未呈现大幅下降态势。但是，由于《2013年两党预算法》仅降低了2014、2015财年的“自动减支”额度，而“自动减支”规定年限直至2021年，因此，2016至2021财年军费支出会否面临大幅削减，目前尚无定论。这是美国未来军费投入的最大变数。目前，美国国防部试图极力确保2016至2021财年预算尽量少受“自动减支”的冲击，其提出的2015至2019财年预算规划仍呈现每年小幅增加的态势(参见表六)。

　　第四，美军寻求将海外紧急行动军费用于基础军费项目，试图弥补“自动减支”的影响。

　　随着美国推进从阿富汗撤军进程，海外紧急行动军费的未来预算情况也面临变数。为应对开支受限的局面，美军近年来愈发试图将部分海外紧急行动经费用作基础军费，尤其是作为阿战参战主力的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其基础军费中“部队训练”、“行动支出”部分实际上使用了海外紧急行动经费。当前，美军试图确保该项军费预算在从阿撤军之后不会大幅下降。如果海外紧急行动经费得以保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动减支”对美军的潜在冲击。可以预见，围绕海外紧急行动的预算问题，将是美军预算斗争的另一焦点。

　　九、美国正在走向“能源独立”吗

　　——是的，前景比较乐观

　　文/董春岭

　　近几年，由于页岩气开采技术取得突破，美国油气产量呈现高速增长势头。2011年美国已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头号天然气生产大国，2014年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成品油生产国。美国能源信息局等多家能源机构预测，美国将在2020年左右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到2030年左右美国将使北美地区成为能源净出口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度国情咨文中自信地宣称：美国如今比过去数十年来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能源独立”。美国重要智库2014年相继推出报告，一致认为“页岩革命”正在重塑美国能源版图，美国“能源独立”态势已非常明显。然而，美国国内对此一直存在着不同声音，认为这一轮能源繁荣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隐患，能源价格的下跌将会戳破“页岩革命”的泡沫，改变当前美国能源发展的基本态势，“能源独立”的愿景将难以实现。目前，国际油价正经历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下跌，这将给“页岩革命”和美国“能源独立”造成何种影响?美国走向“能源独立”的态势是否会因此改变?

　　一

　　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何谓“能源独立”。美国政府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973年。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首次使用石油武器，通过减产、提价、禁运和国有化等方式对以色列和西方进行制裁，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经济，成为美国“能源独立”政策的滥觞。当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提出了“能源独立”战略，他指出：“美国应当制定一个国家目标，到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满足自己对能源的需求，不依赖任何国外的能源资源。”此后，历任美国总统都将实现美国“能源独立”(即不依赖任何国外能源)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这一概念已超越了政党、地域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成为“最能赢得选民支持的竞选承诺”和美国“宗教般”的政治信仰。美国政府为此也相继出台了多部法律和政策，从节能和提高能效、加大本土油气资源开发与供应、发展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等多个方面入手，推动“能源独立”目标的实现。然而，虽然美国历届政府都追求“能源独立”，但现实却是“能源独立”还未实现。从1985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能源安全的基本态势是：能源净进口量、石油净进口量节节攀升，能源自给率不断下降，距离“能源独立”的目标越来越远。在美国国内，对于美国能源是否能够“独立”，是否应该追求“能源独立”的争辩却越来越激烈。能源经济学家菲尔•威勒格等人认为，非常规油气的开发使美国可开采资源总量大幅提升，随着本土石油开采的力度增大、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美国“能源独立”在将来能够实现。剑桥能源研究所丹尼尔•耶金等人则持不同观点，认为从美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石油消费文化”、经济发展需求、地缘经济环境、石油加工能力等诸多因素考虑，“不从国外进口石油”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加尔•卢夫特等人则认为，我们身处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石油市场已形成，“能源市场就像一个水池，众多石油出口国向这个池子中注水，各石油进口国从池子中取水”，某一个出口国对某一个进口国的能源安全影响微乎其微，“石油武器”已失效，石油正回归它的商品属性，追求“能源独立”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上述辩论冲击了人们对“能源独立”概念的认识，如今这一概念逐渐被修正和模糊化，变成一种愿景，而非在具体期限内实现的特定目标。综合美国官方和学界对“能源独立”战略的阐述和提法，“不依赖任何外国能源”的内涵正被丰富和扩充，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强调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避免对单一国家或地区产生依赖;其二，强调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避免对单一能源种类产生依赖;其三，加大能源生产，降低能源消费，提升能源自给率，降低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其四，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其五，确保能源的稳定供给，降低对不稳定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的进口依赖;其六，打破OPEC国家对能源价格的垄断，建立起价格波动管控体系，增强自身对能源市场的调节能力。我们讨论能源独立问题，应该基于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

　　二

　　近年来，美国能源领域的最大变化是“页岩革命”的发生，它成为影响美国走向“能源独立”的核心动力，改变了大多数人对美国“能源独立”前景的悲观预期。结合“能源独立”的新内涵，当前美国“能源独立”的态势体现在四个层面。首先，美国本土油气的开采快速增长，提升了石油自给率，降低了对油气进口的依赖。自2008年以来，美国石油生产进入了一轮高速增长周期，增速之快近30年少有(参见图三)。2009年，美国超越俄罗斯，成为天然气第一大生产国，并从天然气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2010年，美国已成为西半球最大的产油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和成品油净出口国。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预测，2020年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而按照2014年7月美国银行发布的报告，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这其中，页岩油气的作用功不可没。从2005到2010年的6年间，美国页岩气产量年均增长45%;2012年，美国页岩油的产量已占到了原油总产量的30%;2013年，该比例上升至36%。本土石油开采的大幅增长使美国石油自给率进入一轮快速提升周期，从2005年左右的69%提升至80%以上(参见图四)。在本土油气增产的情况下，美国石油进口的数量持续下降，2011年美国的原油进口量自1999年以来首次跌破900万桶/天，并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目前，本土油气的开发已达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而能源自给率也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值。美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和石油进口量不断降低，使“能源独立”的前景变得越来越乐观。(参见图五)

     

　　其次，天然气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扩大，使美国能源消费多元化战略又迈进一步。由于页岩气产量的快速增长导致美国国内天然气市场持续供过于求，全美气价大幅下跌，从2008年至2014年，降幅超过了80%。在价格杠杆的调节下，天然气开始在电力行业取代煤炭，在石化领域取代石油，用于乙烷和乙烯的生产。根据《BP2014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05年美天然气消费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比重的22%;2010年这一比重已增至25%，超过煤炭(21%)居第二位，仅次于石油(36%);2013年这一比重增加至28.2%。美国能源消费呈现出天然气消费稳步增长、石油消费波动下降、煤炭消费稳步下降的基本态势。由于美国在天然气领域已基本实现了能源自给，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占比的扩大无疑对美国“能源独立”是持续利好消息。

　　再次，美国的石油进口来源国正逐渐聚焦于西半球，对不稳定地区的石油需求持续下降，进口结构持续优化。在页岩气革命及高油价驱动下，油气开发热潮席卷美洲。过去十年间，美洲的原油生产总量增加了9%，接近于全球的25%，达到1900万桶/天，被许多西方学者称为“第二个中东”。与此同时，美国从美洲国家的石油进口也在快速增加，2003至2008年，美国从该地区进口原油的平均总量仅占其总进口量的50%。而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60%。凭借遥遥领先的炼油能力(占西半球总量的64%)，美国已经成为西半球能源加工的中枢和全球第二大成品油出口国，墨西哥湾沿岸正成为西半球原油的汇集地。加拿大的原油不仅几乎完全依靠美国提炼，还主要依靠美国的消费市场。过去十年间，美国从加拿大的原油进口量增加了57%，2012年加拿大已成为美国原油进口第一大国(约每天240万桶)。美国的炼油企业和委内瑞拉、墨西哥的国营油气公司也已深度相互依赖。美国能源信息局发表的报告指出：“西半球其他国家对美国炼油能力的需求已经超过了美国对这些国家原油进口的需要。”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供给安全角度讲，仅西半球的原油就足以满足美国的能源需求，可以说，“美国依赖中东石油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最后，“能源武器”的作用进一步被削弱，美国对能源市场的掌控能力不断增强。“页岩革命”为分布广泛、开采难度大、被认为是“贫油气矿藏”的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利用开创了先例，提升了人们对全球能源供给安全的信心。在非常规油气开发潮的推动下，可供商业开采的石油储量“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消耗的速度”，“石油峰值论”不攻自破，“能源武器”的作用整体下降。坐拥充足廉价气、石油产量激增的美国在本轮市场调节中掌握着主动权，美国不仅获得了远超以往的“能源独立性”，还可以更灵活地通过市场调节和运用能源牌打击传统的地缘政治对手，为外交政策服务。

　　三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支撑当前美国“能源独立”趋势的核心变量是“页岩革命”。对这一变量的分析和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合理地评估美国“能源独立”的前景。“页岩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主要是受技术突破和能源价格两大因素驱动。使用水力压裂法，页岩气的开采成本被降到了4至6美元/百万英热，在2006年、2008年两次13美元/百万英热的天然气价格高点之下有着巨大的盈利空间，正是高额的利润驱动着中小企业大规模进军页岩气开采领域，2006至2012年美国天然气产量激增与此直接相关。但市场调节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于严重的供大于求，2010年美国本土天然气价格跌至3美元/百万英热，已明显低于页岩气的开采成本;2012年更是跌至2.5美元/百万英热左右，但页岩气产量却逆势增长。许多单纯采气的企业在此轮价格下跌中“被淘汰”，最终不得不变卖资产或寻求兼并。此外，页岩气开采还存在产量衰减快、开采风险高、资金需求量大、耗水量大、污染环境、破坏地质生态等问题，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可以说，“页岩革命”在页岩气领域的泡沫已经被挤掉。但“页岩革命”却延续下来，并过渡到了页岩油开采领域，其驱动力同样是丰厚的利润。由于页岩油开采技术和页岩气相似，绝大多数页岩油开采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在55至75美元之间，而国际能源价格在2008年左右一度飙升至140美元/桶左右，2011至2014年上半年一直在100美元/桶的高位震荡调整。大部分开采页岩气的中小能源企业看准这一时机，将开采重点转向了页岩油领域(参见图六)，带动了美国原油产量的不断提升。

 

 

　　页岩油虽然继续推动着美国的“页岩革命”和“能源独立”，但能够持续多久充满了变数。由于开采方式不同、页岩油气产量衰减迅速，对传统油气的储量预测方法并不适用于页岩油气，很多被华尔街精心包装过的储量数据并不符合事实。2014年5月，根据实际产出情况，美国能源信息局将页岩油重地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页岩的可开采原油储量猛砍96%。该机构认为，使用现有技术，该地区只能开采出6亿桶石油，远低于之前业界普遍预测的137亿桶，这一事件具有代表性，给页岩油气发展和美国“能源独立”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2014年10月以来，受全球原油整体供大于求趋势影响，国际油价开始持续走低，近期已经跌破了60美元/桶，且下跌趋势仍在延续。这一价格已低于多数企业的盈亏平衡点，2020年页岩油产量预测值最高的十家公司都将出现严重亏损(参见图七)。由于OPEC坚持不减产，而美国能源信息局预测2015年美国原油生产将再创新高，若需求方不出现大的变化，预计年内油价低迷的状态将持续。按照这一价格，美国页岩油行业将整体亏损，大多数企业将举步维艰，“页岩气泡沫”的前车之鉴有可能在页岩油领域上演。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页岩油概念股已大幅下跌，油气企业未来在华尔街的融资将愈发困难。那么，这一变化是否将影响美国“页岩革命”，并进而影响美国实现能源独立的前景呢?

　　答案可能是不会。需要看到，目前的低油价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由于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产油国财政压力持续增加，美国经济发展将带动能源消费增长，对能源市场的新增投资不足也将导致未来能源供不应求，价格出现反弹。未来，能源价格可能将回归到60至90美元的区间，美国页岩油气企业经过了这一轮优胜劣汰的过程之后，也将迎来一个稳定的发展局面。由于能源进口多元化、能源种类多元化、能源效率不断提升等大趋势并未改变，美国“能源独立”的态势将持续增强。更重要的是，从更长时段看，人类可能正处在油气时代的末端，目前“页岩革命”可能是“化石能源最后的狂欢”。美国“能源独立”的前景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可再生能源效能的提升和蓄电池技术的未来。科技实力雄厚的美国能否率先实现上述领域的突破，引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将世界带入“能源独立”时代，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简介：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文峰、钱立伟为该所研究员;张志新、余翔、孟亚波、黄放、李岩为该所副研究员;李峥、董春岭为该所助理研究员。限于篇幅，文章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来源时间：2015/4/18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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