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育川  来源：FT中文网

　　鉴于迄今已有50余个国家申请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人们对该行的关注重点已从担心该行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参与者、以便在国际舞台上确立可信的地位，转变为担心该行的参与者可能过多、以至于无法在重大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现在说说最困难的部分：创建一家开发机构，既要顺应其亚洲借款者的多样化需求，又要顾及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众多出资国对治理问题的关切。

　　对华盛顿方面来说，考虑到美国国会的负面情绪，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具备加入亚投行的政治可行性，但美方传递出的信息已变得更富建设性——美方原来是坚决反对亚投行，而现在美国财政部高官发表的声明已表示美方愿与亚投行合作。但这些声明依然提到了一些关切，比如意向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能否遵循“最高标准”，该行与项目层面上的社会环境影响有关的保障政策也引起了关切。部分稍晚申请加入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即以这类保留意见为由，来解释它们为什么一开始对加入亚投行没有那么积极。

　　这类告诫可谓不得要领。亚投行在新闻发布会上已暗示，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复制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现有机构的所谓“最高标准”，而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树立“正确标准”。

　　上述机构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已展开认真的努力来建立效率和响应度更高的准则，但其进展缓慢得令人难以忍受。作为一名曾在世行任管理者、负责过俄罗斯、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中国等国情迥异国家业务的人士，我可以证明，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工作人员，都觉得世行要求的标准以及许多操作流程太过官僚、成本高、不适合应对借款客户的实际需求。其原因是，治理结构陈旧，另外世行和IMF的一些大股东都不愿减少发达国家在董事会的投票权、以反映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更重要地位。

　　那么，什么是“正确标准”呢?以下是三个关键要素。

　　首先，世行等多边机构都有一个常驻董事会，包含20名乃至更多的执行董事，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假如一家大型商业银行或大型跨国公司，每天在业务和政策议题上不仅要向首席执行官报告，还要向在这些议题上代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另外20名权威报告，这家银行或公司还能高效运行吗?答案是不能。其结果是，工作人员和管理层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准备多如牛毛的冗长报告、以待董事会审批或问询，操作流程极其曲折，很难找到重点，项目准备成本过高。亚投行董事会应该像所有大公司和大银行一样，只定期开会盘点政策和提供指引。

　　其次，发展业务已越来越注重将工作人员派驻到业务所在地。世行和亚开行等机构在所有经常借款的国家都安排了常驻代表，而派驻100名或更多工作人员到一些国家工作的成本十分可观。亚投行的目标更侧重基础设施建设，较少参与教育和卫生等与消除贫困直接相关的发展活动，可能要依赖其他机构来撰写宏观经济报告，因此亚投行或许没必要安排大规模的实地工作。相反，亚投行可考虑派遣几名核心人员到世行或亚开行现有的地方办事处工作，这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融汇各方经验。

　　最后，那些旨在避免或减轻发展项目负面社会和环境影响的保障政策引起的关切，理应获得关注。亚投行的目标不应是降低标准，而应是制定更加合理的标准。即使是在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中，也有共识认为开发银行需要采取新的策略，而且很多人已思考过如何制定更好的指导方针。大原则是逐渐告别需要遵守过于僵化的规则的法律框架，转向一种考虑结果的、更加基于风险的策略。事实上，大多数项目危害社会和环境的风险是有限的。现在这种对所有项目都采用同一指导方针的趋势不必要地增加了成本，让人们更难以把必要的关注投向切实存在重大风险的地方。

　　亚投行的建立不应被视为对达到高标准构成了威胁，而应被视为一个帮助现有多边发展机构制定正确标准的难得机会。如果IMF、世行和亚开行的管理层能发表支持性的声明，阐明它们与亚投行合作的兴趣，将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建设性一步。

　　本文作者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曾任世行亚洲和欧洲业务局局长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旧文章ID：3190

作者：邵进  来源：新华国际

    中国潜逃美国贪官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中美执法部门高层近日就追逃追赃与遣返合作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包括，美国方面向中国承诺，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将与中国公安部密切合作，核实申请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的身份，同时确保安排定期包机计划，促进遣返工作。
    中方已向美国提供一份追逃“优先名单”。

为何中国贪官愿往美国跑，并能在美国逍遥法外？

去年有媒体报道说，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美国以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是排名靠前的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美国成为中国外逃贪官首选地，是因为它是传统的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些中美专家都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这成为中国追逃追赃以及美国遣返的一大障碍。没有引渡条约就意味着美国无法逮捕那些在中国已经触犯法律的罪犯。在这一情况下，只有违反美国法律，才能成为贪官被遣返的唯一理由。 

现在，中美之间通过司法协商，让逃往美国的贪官有了“福音”。

半个月前，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透露，中美将就海外追逃加强合作，中方已经向美国提供了一份追逃“优先名单”，请求美方协助追捕，据信名单上的人都藏匿在美国。中国官方还准备启动法律程序，没收贪官海外资产。

来自公安部网站的消息说，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近日举行了两部第一次部级会晤。美国国土安全部11日也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美方同意精简遣返中国贪官的流程。

中美合作追逃贪官有什么新的特点？

首先，中美双方强化了执法部门联合惩治贪官的工作效率，强调办大案，中美有望跨越没有引渡条约这一障碍。

今后，双方将就追逃与遣返案件加强信息分享，就证据充分的重点案件定期交流工作进展，就遣返逃犯、核查非法移民身份积极开展合作。美国国土安全部声明说，约翰逊与中方官员同意精简遣返收到最终递解令的中国公民的流程；

还有，美方表示积极支持中方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和公安部“猎狐2015”专项行动。  

已于４月１日启动的“猎狐２０１５”专项行动，是“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对象是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腐案件外逃人员；

    

另外，美方有和中方一起行动的具体措施：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将与中国公安部密切合作，核实申请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的身份，同时确保安排定期包机计划，促进遣返工作。
      “鉴于中美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以往双方的合作多按一事一办的原则来处理。中美会晤成果声明的出台，有望提高中方追逃追赃与遣返腐败分子的效率，斩断腐败分子的后路。”一位知名中国专家认为。

据悉，郭声琨将于今年年内访美。这表明中美执法部门交流级别日益提高，逐步走向机制化。（编辑：闫亮）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2

旧文章ID：3187

作者：  来源：红鸽论坛

自亚投行倡议获多国热捧之后，美国学界近期关于中国的讨论显著升温，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美国拒绝加入的做法，并进一步热议美国应如何消化中国带来的“长期挑战”。此间学者认为，两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中国崛起本身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去应对的“长期局面”。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当天就亚太形势举行听证会，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知名教授阿利森作为证人出席。面对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是否必然走向战争这个老问题，他援引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的言论发表看法，“现在不是冷战时代，当年前苏联与美国争夺全球霸主地位，但今天的中国纯粹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
    他认为，从长远看中国和美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但解决两国关系面临的挑战同样需要多年努力。虽然目前还没找到解决方案，但阿里森断定，拥有5000年文明史和13亿人口的中国的崛起本身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去应对的“长期局面”。
    他告诉美国议员，对中美两国相对实力构成更大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的发展，而是美国在“撕裂自己”。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在中国敏捷地解决自身面临艰巨任务的同时，美国却陷入一种“功能失调”的新常态。
    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一直是美国社会关注的问题，但随着近期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倡议受到多国热捧，加之美国所重视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迟迟未能“瓜熟蒂落”，这一话题显著升温。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当天向议员呼吁，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一个全面的亚太战略，“不仅通过TPP很重要，通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也很重要”，这都有利于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所以议员们要行动起来。
    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是由于美国迟迟不批准IMF改革方案，才在某种程度上“倒逼”了亚投行的产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近日撰文称，奥巴马政府一直鼓吹贸易的优势，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匮乏是比关税更为严重的阻碍，亚投行能给地区其他国家带来好处，美国抵制亚投行与本国在亚太的经济政策重点相悖，这似乎是美国对其全球影响力的“不安全感”压倒其口头表态的又一表现。
    斯蒂格利茨提醒，美国反对亚投行并非史无前例，1990年代末美国成功打压日本提出的“新宫泽构想”，这是一个旨在帮助东亚国家度过危机的800亿美元计划，当时美国未提供替代性资金方案，但就是不愿霸权旁落。
    “在一个日渐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依然愿意停留在‘G1’(一国独大)状态。”斯蒂格利茨说。
    哈佛大学知名教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近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私下认为他国不应加入亚投行，更多印证了美国的“愚蠢”而非“衰落”。他强调，美国可以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管控好这段“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与部分美国官员、议员和学者对中国崛起出现“严重焦虑”情绪相比，约瑟夫·奈显得颇为“淡定”，他认为中国不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理由有三，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经济虽在增长但需克服转型挑战，且中国经济没有美国“尖端”，如中国生产苹果手机却只能获取很小一部分利润;以军事指标来看，美国军费开支至少是中国的4倍，中国军力无法与美国相比;以软实力指标来看，中国对软实力的投资尚未获得应有回报。
    虽然很难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给出一个“现成答案”，但约瑟夫·奈强烈呼吁美国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他对“美国感觉自己需要一个敌人，于是把中国塑造成敌人”这一点感到担忧。
    他提醒，自亚投行倡议获多国热捧之后，美国学界近期关于中国的讨论显著升温，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美国拒绝加入的做法，并进一步热议美国应如何消化中国带来的“长期挑战”。此间学者认为，两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中国崛起本身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去应对的“长期局面”。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当天就亚太形势举行听证会，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知名教授阿利森作为证人出席。面对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是否必然走向战争这个老问题，他援引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的言论发表看法，“现在不是冷战时代，当年前苏联与美国争夺全球霸主地位，但今天的中国纯粹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
    他认为，从长远看中国和美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但解决两国关系面临的挑战同样需要多年努力。虽然目前还没找到解决方案，但阿里森断定，拥有5000年文明史和13亿人口的中国的崛起本身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去应对的“长期局面”。
    他告诉美国议员，对中美两国相对实力构成更大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的发展，而是美国在“撕裂自己”。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在中国敏捷地解决自身面临艰巨任务的同时，美国却陷入一种“功能失调”的新常态。
    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一直是美国社会关注的问题，但随着近期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倡议受到多国热捧，加之美国所重视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迟迟未能“瓜熟蒂落”，这一话题显著升温。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当天向议员呼吁，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一个全面的亚太战略，“不仅通过TPP很重要，通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也很重要”，这都有利于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所以议员们要行动起来。
    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是由于美国迟迟不批准IMF改革方案，才在某种程度上“倒逼”了亚投行的产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近日撰文称，奥巴马政府一直鼓吹贸易的优势，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匮乏是比关税更为严重的阻碍，亚投行能给地区其他国家带来好处，美国抵制亚投行与本国在亚太的经济政策重点相悖，这似乎是美国对其全球影响力的“不安全感”压倒其口头表态的又一表现。
    斯蒂格利茨提醒，美国反对亚投行并非史无前例，1990年代末美国成功打压日本提出的“新宫泽构想”，这是一个旨在帮助东亚国家度过危机的800亿美元计划，当时美国未提供替代性资金方案，但就是不愿霸权旁落。
    “在一个日渐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依然愿意停留在‘G1’(一国独大)状态。”斯蒂格利茨说。
    哈佛大学知名教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近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私下认为他国不应加入亚投行，更多印证了美国的“愚蠢”而非“衰落”。他强调，美国可以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管控好这段“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与部分美国官员、议员和学者对中国崛起出现“严重焦虑”情绪相比，约瑟夫·奈显得颇为“淡定”，他认为中国不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理由有三，从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经济虽在增长但需克服转型挑战，且中国经济没有美国“尖端”，如中国生产苹果手机却只能获取很小一部分利润;以军事指标来看，美国军费开支至少是中国的4倍，中国军力无法与美国相比;以软实力指标来看，中国对软实力的投资尚未获得应有回报。
    虽然很难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给出一个“现成答案”，但约瑟夫·奈强烈呼吁美国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他对“美国感觉自己需要一个敌人，于是把中国塑造成敌人”这一点感到担忧。
    他提醒，中国既不是纳粹德国，也不是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不会对美国构成“存在性威胁”，如果美国过于担忧中国崛起和本国衰落，恐怕会做出错误的政治决策。

来源时间：2015/4/15   发布时间：2015/4/15

旧文章ID：3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