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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科:“一带一路”——来自中东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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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思科  来源:观察者网

    【“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推进,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中东地区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3月中旬,中东特使吴思科对卡塔尔、科威特、阿曼等国进行了一轮访问,双方交换了对“一带一路”的看法。3月31日,吴思科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邀请,从中东角度详细解读“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在吴大使看来,中东和中国在“一带一路”上不仅有情感上的互通,在经济利益上也是一致的,中东地区需要中国这样强大的经济体起到带动和联动作用。本文为速记整理稿,由重阳研究院独家供稿,特此感谢。】

  主持人刘英:尊敬的吴大使,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上午好!

  3月28日,“一带一路”政策文件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布,包括澳大利亚、俄罗斯、丹麦等近50个国家有意成为“一带一路”的创始成员国。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吴大使,从中东的角度来对“一带一路”做政策解读。

  吴大使是我国资深高级外交官,前中东特使,在2012到2013年期间,他作为中东特使分别到约旦、以色列、埃及、阿盟总部,对中东的和平进程进行了深入沟通,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吴大使先后担任了驻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大使的职员、随员、秘书和公使参赞,担任外交部的办公厅秘书,西亚北非处的处长、副司长和司长,2000年到2007年担任驻沙特大使,2003年到2007年担任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总部的全权代表,2009年到2014年担任中国中东特使。同时,吴大使还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下面有请吴大使给我们做“一带一路”的演讲,谢谢。

  吴思科:大家好。来到这里非常容幸,这是我内心的一句话,因为我一直跟踪研读重阳研究院的文章,非常受益。所以感谢王文院长的盛情邀请以及刘英主任周到的安排,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非常开心。

  就像刘英主任讲的一样,“一带一路”文件刚刚发表,我们就有机会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对我们重阳研究院来说,其实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也很深了,有很多的见解,我在阅读的时候也非常受益。上一次王文院长盛情邀请之后,我正好又到中东去了一趟,走了几个国家,更关注各方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因为当时我们定的主题是“来自中东的声音’,我就想要多听听他们的声音,这样我们今天交流起来可能会多一点活的资料。

  我本人从事外交工作4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西亚、北非圈子里。今天讲“一带一路”,回头想一想“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文化积淀,它的影响是很深的。在各个国家交往中,“丝绸之路”是把我们连在一起的话题,是一个纽带,这一点毫不夸张。“丝绸之路”有两千年的历史,确实能够把双方的感情拉近,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挖掘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不管是中国,还是该地区其他国家,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包括对它的研究一直存在,尽管后来随着科技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原来的“丝绸之路”已经没有当年的意义了,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确实一直在发挥作用,这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从历史上来讲,我们这方面的研究用卷帙浩繁来形容也不为过,确实花了很多功夫。包括到现在,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古丝绸之路”的怀念和记忆,而是更向往“丝绸之路”怎么能够在新时期创造新的复兴,这一点我在和沿路各个国家的接触中也有深深的感受。所以,亚欧铁路的修建,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从我们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的铁路修通之后,又掀起了恢复“丝绸之路”的热潮,那一年有人形容是复兴“丝绸之路”转折性的一年,也就是说中西之间又沟通了。

  因此,我觉得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同世界联系的深度加深,需求加大,各方面对“丝绸之路”都呼之欲出,大家都想怎样恢复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国家主席后不长的时间内,就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思,给历史符号赋予新时代的精神,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也契合了当今的时代需求。因此,我感觉到“一带一路”提出之后,国内各个方面都很重视和关注,国外也挺关注,因为这个问题上,大家有共同的历史积淀。

  去年,卡塔尔外交大臣访华期间对王毅外长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带一路”的提出最容易拨动我们两国人的心弦,在新时期也会有更广阔的合作和发展前景。我觉得他的话还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在“一带一路”推出之后,各方面都很重视,今天我就讲讲“来自中东的声音”。

  中国和中东都很重视“一带一路”

  中东当然有它的独特性。过去“丝绸之路”在中东和阿拉伯间也架起了一座桥梁,对文明和其他方方面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时期,“一带一路”横贯亚欧中间地带,陆海两条线处于一个汇集之处,再加上中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复杂的人文、宗教、民族,特别是新时期能源在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作用提高以后,这个地区作为能源富集带,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也在上升。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东的作用确实值得高度重视,也有它必须要发挥的作用。

  因此,从中国方面来说,我觉得最高领导人对这块都非常重视。去年1月份,在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想法之后不久,就在北京会见海合会来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的代表团,团长是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习主席和他的谈话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介绍“一带一路”战略构思想法、内涵、建立方式,包括提出一些愿意和科威特加强沟通的问题。还特别提到海湾是“一带一路”海洋和陆上的交汇处,科威特是中国实现这一战略构思的天然战略盟友,可见中国高度重视同海湾的战略合作。

  我印象更深的是去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论坛成立45年之际,召开了中国-阿拉伯国家第六届部长级会议,这次会议规格很高,科威特是轮值主席国,科威特首相也在这里,其他都是各个国家的外长和部长。在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做了主旨报告,重点就是谈“一带一路”,特别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愿意加强同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想法,提到中东是天然的战略合作伙伴,还系统阐述了如何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精神。习主席特别总结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见、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提出了新时期建立丝绸之路的具体想法,“共商、共建、共享”。

  这次会议还谈到了“1+2+3”这样一个具体的实施方略,也就是在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过程中,针对这个地区的特点,能源合作是一个主轴,用能源合作带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整个关系的发展,增进政治上的合作和互信,包括能源战略通道安全的合作。二是以基础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为两翼,带动双方之间的发展。三是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传统的基础建设和商务合作,而是要在航天、新能源这些更高的科技领域进行合作,而且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比如在中国建立几个培训中心进行合作。很荣幸当时我也在场听了习主席的演讲,也看到了阿拉伯方面的反应,在后来探讨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演讲确实起到了强烈的反响,显示了中国对他们的重视。

  埃及:“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

  去年年底,埃及总统塞西来中国访问,那也是比较独特的安排了,是去年我们外交活动的收官之作。在这次访问中,“一带一路”也是双方探讨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埃及有埃及的特点,它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一直起龙头作用,尽管这几年由于国内动荡转型带来一些影响,发展滞后,地区的影响力也在下降,但它毕竟是个大块头,各方面都很重视它。中国和埃及从外交上来说确实是很独特的一种关系,毕竟它是非洲阿拉伯地区第一个同我们建交的国家,关系非常好,所以中国一直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埃及的关系,把它作为我们地区合作关系的一个战略支点,因此也非常重视这次访问。

  赛西来中国之前,埃及刚刚实现了政治上的过渡,选出了新的总统,制定了新《宪法》,政治上有自己的路线图,一步步在走,同时还有一个经济振兴的路线图。埃及自己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和振兴,民生得不到改善,新政权上来很难持久和得到民众支持。塞西上来以后很重要的一个精力就是放在发展经济上,也提出了一些能够提振民心的发展规划,包括开辟一条新的运河,把运河设计成双轨能够通航,带动周边发展,这些发展规划急需各方面给它投资,中国也是它很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重视埃及在这个地区的作用,埃及也非常看重同中国的发展,这方面是很契合的。

  因此,去年年底赛西来访问的时候,除了政治上的支持之外,对“一带一路”如何在这个框架下带动双方合作也进行了探讨,包括金融上给予埃及一定的支持,推动中国优势产能向埃及转移等等。再加上中国在苏伊士湾有一个经济发展区,我们在那里经营十几年了,第一期比较成功,初有成效,第二期签了协议准备发展下去,成为一个示范。

  “丝绸之路”的合作要寻求支点,以点带面,把支点建好,找到能早期见成效的地方。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点。因此去年年底赛西访问中国,双方也做了很细致的探讨。当然这还只是起步。让“一带一路”中像埃及这样的国家能够起到它的独特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需求上,阿拉伯国家都把和中国的关系看得很重,“一带一路”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这个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特点,海湾产油国有金融方面的实力,但它们毕竟经济体量小,要想长期发展,还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起到带动和联动作用,才能够走得远做得大。就像上次习近平在外面演讲时说到的,“多行快,重行远”,因此他们也很看中与一个大的经济体合作,在这方面也下了一些功夫。

  科威特:准备建座丝绸城

  今年3月14日到21日,我刚刚到海湾这几个很小的国家,卡塔尔、科威特、阿曼进行了一轮访问,除了交给我的其他任务之外,我特意和他们谈到了“一带一路”,看他们到底怎么想的。我感觉他们对“一带一路”都非常有兴趣。

  首先讲科威特,他们准备用1300亿美元在科威特北部沿海索非亚地区建立一个新城,2035年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新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枢纽。

  这里,我特别介绍一下这个丝绸城的倡导人——纳什尔·穆罕默德·萨巴赫,他是科威特埃米尔的长子,当他父亲还是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的时候,他是当时首相的政治顾问。有一次他来中国访问,我那时候在亚非司当副司长,去机场接他,在交流的过程中,谈起他父亲和我们当时的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有信件沟通和交流。我就谈起了他的父亲在中国和科威特友谊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意思是你作为长子到中国来访问,使得这种友谊能够传承和发展下去。他当时就给我说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他说他很关注“丝绸之路”,这次来愿意和中方探讨一下怎么复兴“丝绸之路”,还说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波斯湾底下掏一个隧道,把他们半岛和大陆连起来,省得绕一个圈子了,使过去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

  那时候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说明他对“丝绸之路”的情结一直没有断。这个丝绸城就是他创意的。现在他是宫廷事务大臣,就在抓这个事。他父亲是埃米尔,他在那里还是很有影响的。我和他进行了探讨,他们说回去以后要和他保持联系和交流。他们还特意给我了一些设计材料,我能感觉到这个地区这些年受迪拜发展影响的刺激,大家都有一种雄心勃勃想竞争的味道,所以,他提出科威特的“丝绸城”也很雄心勃勃,想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金融和休闲的海上港口来联系亚欧。他们有钱,他说我自己投钱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所以,我就讲了,对方本来就有“丝绸之路”的情结,再加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思,他们很积极呼应,提出了一些想法。

  阿曼:郑和曾七次到过的地方

  还有这次去阿曼,我和他们的外交事务大臣、外交部秘书长都探讨了在“一带一路”情况下怎么进行合作的问题,对方集中力量给我介绍了两个地方。一个是阿曼的杜库姆经济特区,隶属于阿曼中部省杜库姆州,也是阿曼东北沿海的中心点,对面就是印度洋,因此它处在东亚、南亚、中非、欧洲远航线路的要冲地带,常住人口现在还不到5000人,区位优势很独特,从这里通航肯定比霍尔姆斯海峡风险要小一些。他们也规划在这里建设特区,包括港务、工业、物流、渔业、商业、休闲、旅游、教育八大区块,是一个很雄伟的规划。他们人少,就需要各方面的联系,和我们合作的意向也非常明确,希望我们去参与。

  阿曼方面还提出一个文化符号,这也很重要。因为大家知道阿曼有它海上独特的优势,公元八世纪中叶曾经有一艘苏哈尔号船从阿曼的祖法儿港到广州,成为了一段佳话,所以阿曼对此情有独钟。八十年代他们按照原来的规格重新做了一艘苏哈尔号,重走老路,200多天到了广州,这个船回去以后,就放在他们的国宾馆展示,成为马斯喀特市的一景。他们提出来要在郑和下西洋时曾经七次到过的塞拉莱港建立一座郑和纪念园区,树立纪念碑,同时建成一个休闲区,要有中国餐馆,可以旅游,既可以纪念郑和,同时也为来自中国的游客创造一个园区。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很深厚的文化符号,它把郑和与苏哈尔号连在一起,我当时对这个感受也很深。“一带一路”里有五通,除了道路连通、金融贸易这些之外,最后一点是民心相通,这种文化符号确实要重视。阿曼提出的这个想法就是五通里的民心相通,值得我们关注。

  所以在那之后,我就说除了杜库姆经济特区有双方合作的机遇之外,郑和纪念园区带动的双方文化和旅游交流,也凸显了我们古代文化的交流,把郑和这种和平交往的精神传播开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应该说双方也是很契合的。所以,我觉得阿曼这个地方,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间,有很深的内涵。

  卡塔尔:建设多哈新港

  再讲一下卡塔尔。卡塔尔在谈到“一带一路”时,说要建一个多哈新港区,现在这个港口不够用,要把它扩大。这里原本有铁路和外界相通,又提出了一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有一个铁路相连的规划。因此多哈新港,除了港口扩建之外,连通方面也有它的一套设想。卡塔尔提出希望中国企业参与,和中国加强合作。卡塔尔这个国家很小,但它的天然气储备丰富,所以,它的资金很充足。这些年,卡塔尔在中东地区的活跃度和发挥的作用远超出了它的国界和体量,卡塔尔国家体量小但能量很大,各方都很关注这个地区,褒贬不一。但它毕竟是一股力量,大家都关注它,这也是很现实的。所以,这几年作为中东特使,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一趟卡塔尔。后来想卡塔尔这么小,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半岛台在那里,好多事情半岛台在那里搅和,需要和半岛台进行交流。所以,这个小国家闹出一个大作用来,引起大家对它的关注。

  因此,刚才讲的多哈新港也有它雄心勃勃的构想,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其中。我又想科威特的丝绸城和阿曼杜库姆经济区、多哈新港都雄心勃勃,想把自己打造成这个地区的综合性据点,有点和迪拜一争的意思,大家手里都有点钱,都想借助这个机会。我们怎样利用这种机会和他们加强合作,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黎巴嫩:帮我们建座新楼吧

  最后我也去了一趟黎巴嫩,和他们探讨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当然黎巴嫩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经济实力不是太强,长时间处于动乱中,现在就是一种寻求稳定、寻求发展,更希望别人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所以,它想的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建设起来以后,怎么能够对他们进行援助。他们现在是百废待兴,包括外交部长说我们现在外交部大楼都是危楼,给我们帮帮忙,建一个新楼吧。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要看怎样适应它。黎巴嫩作为地中海很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也要探讨同他们的合作。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讲多予少取,先予后取这样的构思,在需要的时候也重视和他们的合作。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对“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我们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关于共商,我的想法是要贯穿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从提出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务虚的方面,大家探讨它的意义、内涵和怎样合作更多一些。我们和外面做了很多的交流,我觉得也是共商的一个阶段,使各方面更多地了解。真正到项目开始实施,也要坚持共商,相互尊重是成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带一路”是长期战略构思,需要考虑怎样能够真正让大家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做下来,达到五通的目标,这需要几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又需要一步步的顶层设计和具体的项目。而且跨度很大,涉及到几十个环境、民族各不同的国家,因此每个方面都要进行很深的探讨和交流,包括每一个项目的起步,都需要非常谨慎,这是研究和共商的阶段。

  刚才讲到埃及已经有它的园区、苏伊士运河和新的航道,尽管这个航道它自己很看好。首先要鼓励它的国民进行投资,它会带动整个配套项目,包括基础建设、港口建设,这里面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我刚才讲的产能转移,在带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怎样走出去,这也需要进行很好的探讨,把“共商”贯穿到整个过程中,显示了相互尊重。

  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避免这种对外合作成为我们独大,好像认为有了规划、有了投入,反正丝路基金是我们自己的,亚投行我们也占大头,要特别警惕这种老思路和老办法。要注意防范风险,深入研究和发挥市场的作用,这一点对于“丝绸之路”能够开展起来、走的尽可能平稳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共享,就是怎么样能够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也是整个过程中要考虑的。特别是中东现在还处在一个大的变局中,处于一种历史性的转折,用百废待兴来形容这里的很多地方也毫不为过,因此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他们的历史性机遇,可能希望我们更多一点投入。怎样调动双方的积极性,使双方都能建立起共建共赢的思想,也要在交往中进行沟通和实践。真正找到一个双方利益更大的契合点,能够合作得更扎实,走得更长远,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另外针对这个地区的特点,怎样增加人文交流,实现心灵沟通,也是保障我们“一带一路”能够圆满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前面也讲到了,这个地方的民族、宗教、文化有它自己的独特行,非常卓越也非常复杂,要增加相互了解,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原有中华地区的文明对话基础上,怎么样增加智库之间的交流,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前不久重阳研究院的领导到伊朗做了一次访问和交流。我到过一次伊朗,我听使馆的人介绍,那次沟通和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种智库方面的交流,人文的沟通,有时候往往能起到正式外交起不到的作用,以后这方面的交流沟通也需要增加,包括青年党派、宗教各方面的交流都有进一步加强的需要。通过这样的沟通,使建设“丝绸之路”达到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我们现在讲的是亚洲,其实我们和中东在寻求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一点上也很有基础,从历史上我们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更多是友好的交往和利益上的相互补充,双方之间有很好的基础。

  和中东域外大国也要搞好关系

  同时还有一条,“一带一路”建设讲到开放性和包容性,中东地区除了地区的各种矛盾交汇复杂之外,它对域外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影响力,有它自己的合作伙伴和利益诉求。中国进入中东是比较晚的,是后来者,这些年我们和各方面的关系不断发展,交流不断增多,但总体上和美国、欧洲、俄罗斯相比还是略逊。我们怎样运用好大国关系的平台也需要考虑,当然在这里我们有一定的沟通渠道,包括和美国,我们在政治、经济战略对话框架下,有一个中东问题的战略对话,我们是副部长级,对方是副国务卿级。在中东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我们的共同利益诉求,保持这个地区的相对稳定,不要让它出现太大的问题,怎样努力使这些问题可控,保证战略通道的安全,这方面我们和美国都有共同的利益。

  同时我们也有很多分歧点,比如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我们有不同的主张,特别是现在的热点叙利亚问题,大家都同意要坚持政治解决,但怎样实现还是有分歧。但有分歧不阻碍我们进行交流和对话,通过对话可以形成更多的共同点,在一时达不到共同点的时候,可以求同存异,有些问题可以搁置。

  西方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可能对我们有些误解,认为我们要扩大影响,搞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这也需要我们去宣传解释,这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耐心和定力推进下去,但不管怎么说,同大国之间的沟通和对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和俄罗斯在这方面有一个稳定的沟通渠道,和欧盟也有这样的联系。我自己做中东特使的时候,也和安理会的四个常任理事国保持联系和交流,大家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点的。有时候从他们的角度不太理解中国的做法,认为我们不透明,我们就解释说我们是最透明的,我们就想做这个东西,我们要做的目标也说得很清楚。所以,要增进同中东国家的沟通,除了地区对话沟通之外也要同大国沟通,尽量减少我们在实现“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愿景过程中的一些障碍,没有障碍是不可能的,但要尽量化解它,在建设和推进过程中不断完善我们的规划。

  这是我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看法,也向大家介绍了对方的一些看法和愿望,他们的一些思考。这中间哪些方面可以对接,哪些方面可以先做起来的,哪些方面在认识上还有一些差距需要我们注意,当然包括这些地方局部动乱也是一个常态的问题,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在动乱过程中,我们怎样寻求机会,在乱中发挥我们的作用,也是需要思考的。比如刚才讲的叙利亚,乱的状况还会继续,可能还会延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我们和叙利亚政府保持关系,和反对派进行联系。有些东西现在不能说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机会,但也是要思考的。比如“一带一路”,叙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个塔塔木尔,过去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点,现在成为了一片废墟,它有几个当时建筑物的残留,就像圆明园的石头一样。那里也有“丝绸之路”的情结,另外它面对地中海,也是下一步我们往外丝绸之路的延伸,海上和陆上在那里也是一个交汇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推动它的热点问题走向正式解决,同时探讨下一步我们推动哪些合作。这个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诉求,我们提出一些合作,对他们来说也是雪中送炭,也可以为我们的以后合作做一些铺垫工作。这也是一种想法,供大家在思考问题时做一些参考。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9

旧文章ID:3079

专译:皮尤调查称25%美国人完全不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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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博宁  来源:中评网

    中评社香港4月10日电(记者 黄博宁编译报道)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美日两国公众相互如何看待对方的民调中,有不少关于中美的花絮。受访的美国人中,非白人族裔和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调查认为,中美两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信任,25%的受访者对中国“完全不信任”,只有30%的人“比较信任”。39%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 
  日本网络杂志《外交官》对皮尤调查结果进行摘编,以美国对中国看法变化的惊人趋势为切入点。文章指出,30年后白人将沦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年轻人也会成政策制定者。这一趋势值得注意。 
  摘编如下: 
  被问及中日之间,美国应该与谁保持更强的经济关系时,43%的人选中国,36%的人选日本。在年轻人和少数族裔中,选择中国的比例尤其多。18到29岁的人口中,61%的人选择中国,65岁以上人群中,只有28%选中国。有52%的非白人选中国,白人中比例是38%。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政策制定者,30年后白人会成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因此这些差异值得注意。 
  对贸易质量的认知上,美国人偏向日本。调查中,55%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的贸易政策是“公平”的,认为中国贸易政策公平的是37%。同样,年轻人和非白人中,认为与中国的贸易是公平的人较多,两个体比例都是52%。 
  不过在不久之前,日本还被认为是美国在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1989年,只有22%的美国人认为与日本进行的是公平交易。就是说,日本当年的名声还不如现在的中国。不过,这些旧账现在已经不算了。只有8%的美国人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贸易战是美日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换句话说,竞争和经济“公平”的概念20年间变化迅速。美国人可能忘记了现在正在和中国进行经济竞争。 
中国关系最严峻的问题是缺乏整体互信。只有30%的美国人说,他们对中国“比较(great deal/fair amount)信任”,却有25的人说对中国“完全不信任(not trust at all)”。分年龄段看,18到29岁的美国人中,“信任(trust)”中国的人数达到49%,65岁以上人群中,比例是21%。 
  这种不信任使得美国人支持更密切的美日关系。60%的被调查者说,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崛起使得美日关系“更重要”。但是,这也不转化为对日本防务改革的支持。对于日本是否应该在维护和平以及区域稳定上扮演更积极的军事作用,美国人的看法对半分。47%的人赞同,43%认为应该“限制其军事作用”。 
  同时,68%的日本人希望限制日本在区域中的军事作用,只有23%的人认为军事姿态应当更强。这两个数字应该可以让中国放心,他们绝不希望日本发挥更积极的军事作用。 
  最后,39%的美国人说,他们完全没听说过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尽管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44%的人说“知道一点(a little)”,只有16%表示知道“不少(a lot)”。对比朝鲜核问题,39%的人说知道“不少”,42%的人说“知道一点”。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10

旧文章ID:3078

美又提“亚太再平衡”,几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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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人民网

4月7日至10日,今年2月就职美国防长的卡特访问日本和韩国。启程前,卡特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表演讲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进入“新阶段”。他表示,美中两国也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于全球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新阶段”什么样

根据美国彭博社报道,卡特说,“新阶段”意味着美国在亚太的参与要“深化而且多样化”。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新阶段”中,美国将进一步加大亚太地区的海空力量部署,包括部署更多的F-22战斗机和B-2、B-52远程轰炸机,增派“宙斯盾”驱逐舰等。此外,美军的电子部队和新式武器也将出现在这一地区。“新阶段”中,美国在发展与现有盟友关系的同时还将继续寻求新的伙伴,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他以美印关系举例称,两国关系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伙伴关系,两国未来将在海上安全、军事技术等方面扩展合作。“新阶段”中,卡特称TPP“如同一艘航空母舰一样重要”,呼吁美国会尽快通过奥巴马政府进行贸易谈判的授权。他预计,未来10年,美国的出口将增长1250亿美元。

目前,伊拉克、叙利亚、也门、乌克兰等地局势的发展依然不容乐观,而这些地区是美国传统的战略重点。不过,美国防长似乎把其关注焦点转向了亚太。据彭博社报道,继本周日韩行之后,卡特将于5月访问印度、参加新加坡的一次国际安全会议,还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

受挫之后再出发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周四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尝试,它既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也未能让日韩等盟友放心。

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正式提出美国“转向亚洲”战略。在美国宏大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中,如果说提升在亚太的军力部署、强化与盟国军事合作是骨架,那么,力推TPP谈判、以高标准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则是血肉。

目前,美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总体来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说效率非常低。

不久前,美军发布了2015版海上战略。与2007年旧版海上战略相比,这份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三大海上力量第二次联合发布的纲领性文件,首次提出“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概念。分析指出,在美国新版海上战略中,所谓的“中国威胁”被无限放大,随着中国海军的影响力渐渐抵达印度洋,美国开始调整其长期策略,谋求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手抓”。专家指出,美国再次调整其亚太战略,提出“印亚太”地区概念,与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受挫密不可分。

此外,最近,菲律宾退出TPP谈判这一意外举动给TPP谈判的主导国家美国形成重要一击,也意味着以TPP为核心支柱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落实过程中困难重重。

“新心态”求共赢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受挫的背景下,卡特出发了。这意味着美国战略的调整吗?

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各方分析均认为,美国意在遏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发展。如今,卡特则反复强调,中美不是敌人。

“我拒绝‘零和’思维,中国的成功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亚太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共赢’。”卡特说。

4月2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亚太地区冲突与合作》的报告。报告认为,未来25至30年内美国将依然是亚太地区实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其“塑造”亚太格局的能力将会下降,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影响力将继续上升。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华盛顿主流智库均建议,美国要通过开展长期战略对话、在白宫增设对华事务高官等多种渠道“全面提升”对华接触,以“新心态”与中国打交道。

中美两国之间的接触也有了一些成果。比如,去年11月,中美正式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卡特在6日的演讲中透露,美中正在就空中相遇原则进行协商,计划在今年年内完成文本内容的谈判。

不过,对于亚太这个蓬勃发展的地区,美国显然还在纠结。卡特行前还在强调,亚太过去几十年的和平与稳定得益于美国强有力的角色。而且,他依然不依不饶地提出,美国及其盟友“深为关切”中国的“不透明的”国防花费、网络行为以及在争议海域的力量展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势总是不可阻挡的。美国该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9

旧文章ID:3077

【专译:皮尤调查称25%美国人完全不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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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评论新闻网  来源:腾讯微博

中评社香港4月10日电(记者黄博宁编译报道)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美日两国公众相互如何看待对方的民调中,有不少关于中美的花絮。受访的美国人中,非白人族裔和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调查认为,…http://url.cn/Yaics3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10

旧文章ID:3076

【后斯诺登时代的中美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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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CMP_南華早報  来源:新浪微博

斯诺登蛰伏俄罗斯,此人也许渐渐被世界遗忘。但是后斯诺登时代的负面影响,却难以消弭。后果是,美国公信力丧失了,在欧洲盟友看来更是如此。这是滥用信息技术的代价。当然,只要存在大国博弈,就有利益冲突。利益工具当然也包括了信息技术和网络载体。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9

旧文章ID:3075

【温斯顿•罗德为耶鲁学生创办《耶鲁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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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耶鲁大学  来源:新浪微博

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罗德来到耶鲁大学,为耶鲁学生创办的关注中美关系的杂志《耶鲁中国通》新刊揭幕。他说两国年轻人是中美关系未来的基础,也鼓励两国人民互相访问,增进了解。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9

旧文章ID:3074

【美又提“亚太再平衡”,几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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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来源:新浪微博

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各方分析均认为,美国意在遏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发展。如今,卡特则反复强调,中美不是敌人。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受挫的背景下,卡特出发了。这意味着美国战略的调整吗?http://t.cn/RA6vLDR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9

旧文章ID:3073

【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与超级计算机有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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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政府禁止企业向与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有关的中国实体出口技术,这对英特尔和其他硬件供应商来说是一个打击,同时给中美之间的一系列科技争端再添一项。http://t.cn/RA65Nbt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9

旧文章ID:3072

【1971年4月10日,乒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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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洛阳师范学院校学生会  来源:新浪微博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此举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产生了影响,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来源时间:2015/4/10   发布时间:2015/4/10

旧文章ID:3071

浅析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新动向——兼谈中国的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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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江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千年发展目标”(MDGs)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在2015年后议程中并轨

  “2015年后议程”缘起于2010年9月召开的第65届联合国大会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该次会议针对21世纪初联合国所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将在2015年到达终点,提出国际社会应建构一个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来接替现有的“千年发展目标”,并以此来指导未来的全球发展合作。由于自本世纪初联合国推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总体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进展,特别是在消除贫困问题上成绩斐然,因此,为了保持千年发展目标所带来的全球空前的积极发展势头,国际社会应当在联合国架构内通过会员国政府间谈判,迅速由世界各国领导人就后续的接替计划达成一致,以便帮助实现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景。
  2011年9月,作为联合国系统内正式创建的第一个有关“2015年后议程”工作序列的联合国系统工作组(UN System Task Team on the Post-2015UN Development Agenda,UNSTT)成立,该工作组主要围绕20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的制订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咨询,其中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公民社会、学者和私营部门等,覆盖了60余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在此基础上,系统工作组于2012年6月和2013年3月出台了《实现我们憧憬的所有人的未来》(Realizing the Future We Want for All)和《更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A Renewed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两份报告,就“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到期后的未来发展议程提出一系列新的设想与建议。2012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High 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Development Agenda,HLP)宣布成立(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英凡先生为该名人小组成员),该名人小组先后在纽约、伦敦、蒙罗维亚和巴厘岛召开四次会议,并于2013年5月31日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新型全球合作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转型》的报告。几乎同时,具有跨国公民社会性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领导委员会(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也于2012年8月成立,并于2013年6月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其报告《可持续发展行动议程:报告提交联合国秘书长》。此外,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联合国地区经济委员会(UN RECs)等也都围绕“千年发展目标”就2015年后议程展开工作。这一切均与“千年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聚焦于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转变成一个既发扬光大其优点又消除其缺点的“后千年发展目标议程”。
  在聚焦于“千年发展目标”的2015后议程讨论全面展开的同时,联合国系统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12年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简称“里约+20峰会”)上被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想法一是为了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焦点由人类发展拓展至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目标范围由发展中国家扩大至所有国家,形成所谓普遍性的发展议程。在地区代表席位如何平衡问题上经过一番争论之后,2013年1月成立了一个拥有30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开放目标工作组(UNGA Open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简称“开放工作组”),授权拟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提案供2014年联合国大会审议。由于该工作组仅限30个席位,一些国家(例如,德国、法国和瑞士;中国、印尼和哈萨克斯坦)只能分享一个席位。开放工作组成立之后,成员国举行了八次会议、考察了广泛的议题如贫困、水、食品安全、城市、就业、增长、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由此,在2015年后议程的制订进程中形成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两个分支。
  2014年7月19日“开放工作组”公开发表了《成果文件》(Outcome Document),向联大提出17项与“2015年后议程”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具体目标与指标。该《成果文件》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吸收了相当部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例如“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等。[i][4]因此,它得到了诸多国家的认可,欧盟和非盟均认为《成果文件》的17项目标及相应的一系列指标可以作为未来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政府间谈判的基础。此后,“2015年后议程”的“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两个分支进入了并轨阶段,并且向着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导的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2014年12月4日发表《2030享有尊严之路》报告,以及在2015年1月8日正式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提交该报告的举措,标志着联合国已经决定在“2015年后议程”制订中推进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导的“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两个分支的并轨。之所以如此认为,其原因在于该报告在“2015年后议程”的制订问题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和变革性议程,以权利为基础,以人和地球为中心。”[ii][5]此外,该报告还“提供了一体化的六项基本因素,以利构建和强化可持续发展议程,确保传达会员国表达的雄心和愿景,并在国家层面变成现实。”[iii][6]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轨的原因分析

  十分明显,根据《2030享有尊严之路》报告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全体会员国的促请,接下来联合国大会有关“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将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在“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二为一的六个基本因素的基础上全面展开。一是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完成的诸如彻底消除贫困和饥饿、完全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推进性别平等将在“2015年后议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二是“2015年后议程”将聚焦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位一体的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或人的发展;三是“2015年后议程”的发展目标将是普遍的,即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不是仅仅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是针对所有的国家;四是“2015年后议程”将十分关注包容性的发展和增长,注重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建构公平公正的社会;五是在强调新的发展议程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兼顾落实新发展目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六是和平、安全问题将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在2015年后议程的制订过程中被关注。
  当前在“2015年后议程”制订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此并轨趋势,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全球发展问题的主流理念。根据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的社会综合性重在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主要方面的整体进步,这揭示出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而发展的自然持续性重在阐明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要素方面对发展的制约,揭示了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这一切是继“后华盛顿共识”发展观之后在发展理念上又一次飞跃。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千年发展目标”是建立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后华盛顿共识”基础之上的,因此,随着发展理念从“后华盛顿共识”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流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21世纪初所拟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是追求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过去状态的进步,虽然“千年发展目标”也关注环境生态问题,但主要关注的则是在为当代人着想的价值取向下考虑发展问题。然而,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自然持续性并且着眼于未来,认为关注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必须同考虑发展的后劲和代际之间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克服“千年发展目标”的不足之处,其总目标和基本需要是消除贫穷、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推广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在具体内容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以及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逻辑归宿。
  第三,“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轨既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对建构“2015年后议程”的主要诉求,也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从“2015年后议程”讨论的早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就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调:后2015千年发展目标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二为一;“2015年后议程”应具有普遍性而不应再像千年发展目标那样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2015年后议程”应包含人权、善治、法治等内容;和平与安全应成为“2015年后议程”的目标之一。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应该继续放在“2015年后议程”的最为优先位置;关注尚未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并将教育、医疗、两性平等等“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重要目标应继续作为“2015年后议程”的主要发展目标;“2015年后议程”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对中国应对“2015年后议程”制订进程中新导向的几点思考

  早在2013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就公开发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以下简称《中方立场文件》)。概括而言,该文件所表述的中方在“2015年后议程”上的主要立场与观点基本可为下述四个方面:“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当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2015年后发展议程”必须坚持主权原则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及目标简明化;“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当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发展;“2015年后发展议程”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iv][7]
  更为具体地说,《中方立场文件》提出了中国参与整个“2015年后议程”的指导原则,即目标聚焦原则、发展模式多样化原则、连贯性和前瞻性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协商一致原则、普遍性原则及统筹平衡发展原则等。[v][8]上述七项原则对于整个“2015年后议程”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并且这些原则在中国已有的参与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2015年后议程”制订进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际上已经出现并轨的情况下,中国在接下来参与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中应当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做某些相应的战术调整。
  第一,应当审时度势、从世情、国情出发,接受后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轨或合二为一,但是必须“坚持将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vi][9]理由如下:一是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推出的一系列文件和报告目前已经为联合国系统所采纳,联合国秘书长的《2030享有尊严之路》报告也已经很明确地将“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二为一;二是“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15年后议程中合并轨之后,消除各式贫困和饥饿依然被设定为“2015年后议程”的首要并且是重中之重的目标;三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建立在进一步超越“后华盛顿共识”发展观基础之上的,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当今世界各国——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以及跨国公民社会的主流发展理念;四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本相合。因此,对中国而言,在未来联合国内部的有关“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中,接受“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轨,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参与谈判应该利大于弊。
  第二,在坚持维护各国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倡导“2015年后议程”必须聚焦发展,不赞同将“人权”、“善治”、“民主”、“和平与安全”等设定为新的发展议程的具体目标,以免模糊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但是对一些与上述理念相关联的发展指标似可持相对灵活的态度。由于主权原则依然是当今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性国际法原则,因此中国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订过程必须继续坚持不能利用发展问题,通过将“人权”、“善治”、“民主”等目标化而干涉他国内政。另一方面,虽然“和平与安全”与发展确实紧密相关并且是各国发展的保障,但是,中国仍不应赞成将其列入“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原因如下:一是在联合国系统内和平与安全问题主要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处理;二是如果将和平与安全问题作为目标放入2015年后议程之中会模糊发展目标;三是一旦和平与安全成为新的联合国发展议程中的目标,极有可能会被西方大国用来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四是虽然西方大国、欧盟、非盟等均支持将和平与安全作为发展目标放入2015年后议程,但是,迄今国际社会并没有就此达成共识,比如巴西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因此,中国继续保持不赞同将和平与安全作为发展目标放入2015年后议程的立场既有利于制定未来的全球发展议程,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着眼建立责任共同体,紧紧围绕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强调对“2015年后议程”的普遍性追求和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普遍性运用,避免在“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轨之后,对上述两项原则的狭隘运用及可能的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潜在损害。“2015年后议程”的目标普遍性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普遍应用,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更大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在少数拥有更强大话语权的行为体的刻意引导下也很有可能被“压缩”至特定领域,并可能对下一阶段政府间谈判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对更为长期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构成损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需要加快从理念上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2015年后议程”中提出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的对接,争取使“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成为主导性话语,促使2015年后议程的制订过程能向着公正、平等和有利于全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

注释

  [i][4]Open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Outcome Document”,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focussdgs.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21日)
  [ii][5]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30年享有尊严之路:消除贫穷,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保护地球——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9/700&referer=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Lang=C(上网时间:2015年1月18日)
  [iii][6]这六项基本因素包括:(a)尊严:消除贫穷和不平等;(b)人:确保健康的生活、知识,并将妇女和儿童包含在内;(c)繁荣:发展强有力、包容各方和有转型能力的经济;(d)地球:为所有社会和我们的后代保护生态系统;(e)公正:促进安全与和平的社会和强有力的机构;(f)伙伴关系:为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团结。
  [iv][7]文中的四点由笔者从《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的内容中概括而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78969.shtml(上网时间:2013年9月22日)
  [v][8]同[7]。
  [vi][9]同[7]。

叶江: 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中心成员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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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锦祥、王裕庆等:中美“换牌”合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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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锦祥,王裕庆,王东阳  来源:共识网

    中评社北京4月7日电(作者 锦祥、裕庆、东阳)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引发了“蝴蝶效应”,随着亚投行阵容的不断扩大,美国似乎开始反思其政策的有效性。奥巴马政府很快提议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建立合作关系。而就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期前,美国财长雅各布•卢作为奥巴马特别代表访华,表示美国愿意通过现有的国际机构为亚投行提供建议和支持。这一系列的转变向我们提供一个课题,以亚投行为契机,中美在亚太能够实现怎样的合作呢?

  一、AIIB与TPP:浅析中美的“换牌”合作的可能性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及未来走向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中美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对抗的覆辙?如何让中美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下和衷共济,而不至于撞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创新思维,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而中美在亚投行合作的成功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增加更重的分量。

  亚太地区是中美博弈的最前沿,不仅存在着紧张的军事关系,而且在贸易规则和金融秩序层面也出现了某种竞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围绕AIIB(亚投行)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争论。然而中美完全可以通过“换牌”的形式,化解这种僵持的局面,从而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区域治理和共同繁荣。

  就TPP而言,它被称为具有高标准的“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TPP的协议内容具有约束性,有利于各国加快自由贸易机制化的步伐。其次,TPP拟包含的内容和条款具有高标准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明显具有设立全球新FTA标准的倾向和趋势。美国正在利用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PSA(多边服务业协议)来进行重新设计全球贸易规则,而中国目前都被排除在外。因此中国需要想办法摆脱这种孤立的局面,防止未来被迫接受一套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新规则。

  就AIIB而言,它是为了满足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成立。亚投行希望成为一个投资平台,撬动这一地区的私人投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交通链、安全链、金融链、产业贸易链、民生链和民心链的建设。美国前段时间强硬态度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一方面却试图阻止亚投行的进展,而这想必也无助于维护美国与其传统盟国之间的关系。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加入AIIB要求中国更多开放给美国华尔街与其他支撑美国政府的核心企业投资,并且倒逼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如果美国早早地被排除在亚投行之外,这对于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亚太同盟体系都是不利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将逐渐增添其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哪怕是对美国的那些亲密盟友。

  因此,中美两国实际上都担心被孤立于亚太地区的某种未来秩序中,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某种“换牌”,寻求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同舟共济。这种“换牌”并非立即宣布加入对方主导的AIIB或TPP,世界大国不是加入,而是寻求合作。中美应该加强在AIIB和TPP上的合作和协调,并充分照顾对方的关切。

  二、中美“换牌”合作:一种互补模式

  首先,中国在AIIB的推进中需要美国的谅解与合作。很多AIIB的现有股东同时也是未来潜在的贷款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因此需要扩大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成熟机制的合作,探索一套的新的有效的治理结构。此外,也需要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推动良性竞争与合作共赢,扩大本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地区的发展目标。

  同时,美国推动的TPP战略也需要中国的参与与配合。就亚洲而言,关税已不再成为区域内贸易的主要障碍,但非关税措施仍严重阻碍着亚洲地区的深度一体化,金融、劳动力流动、服务贸易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仍严重滞后。而TPP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领域,推动贸易、投资和服务一体化,采取公开透明的竞争性政策、共同的环境政策和投资保护政策等等。这是未来多边和地区贸易谈判的必然趋势,也与中国目前全面深化改革和释放改革红利的总体思路相一致。作为目前TPP成员国中半数以上国家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完全可以在推动TPP谈判和新一轮贸易规则产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缓和亚洲地区诸多争端都有好处。

  当然这种合作模式只是一种理想的推演,在现实当中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比如,当美国利用亚投行的发展推动亚开行和世行的改革后,是否又会重新回到美国的游戏规则?美国是否会借AIIB捧杀中国,以“责任大国”来捆住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手脚?美国是否会借此推动中国的开放进程,并释放出新的政治风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素。

  三、AIIB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既要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要落脚于与大国的相处之道上。上文所述的“换牌”合作,本质上是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中的一种互相绑定,以此增强双方的确定性和稳定感,减少误判的可能性。这是提升中国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机遇,既在体系层面进行规则塑造,同时又在单元层面塑造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偏好,这是作为领导型国家所必须具有的能力。

  2014年是中国在外交领域的积极主动作为之年,我们接连看到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大动作和大手笔,这些都助推着中国以“协同发展、分享利益、合作安全、改善民生、获得民心”为核心的王道主义外交。进入2015年,中国需要更加明确地回答,中国能向世界提供什么,中国的发展如何转化为世界的繁荣?如果中美能够以AIIB为契机实现合作,这将是对全球开放经济政策的一种补充,增进亚太地区和世界人民的福祉。它强调发展、动态、竞争、效率,以抵抗地区的不发展和贫困现象。它不仅考虑最高政府层面的交往,更考虑微观层次的沟通。它放弃了那些僵硬和无效的经济合作形式,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双边、多边关系网络,为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博士、硕士研究生) 

  原文发于中评网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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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肉搏:合纵与连横的较量!令人震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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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木然  来源:喜投网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一切归宿似乎冥冥之中自有注定。面对当今之局势,我们总能总历史上找到借鉴。

  一、美国将中国视为对其霸权的直接挑战,意欲利“G7”对中俄形成合围之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美国把中国看成当期利益的近忧,看成远期利益的远虑,看成意识形态的隐患,是对其霸权最大和最直接的挑战者。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已经对中国呈合围之势。G7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G7的前身是G8,2014年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被开除,于是只剩下了G7。

  G7本来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现在演变成了政治合股势力,因为G7集团关注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乌克兰问题与如何应对俄罗斯,二是南海问题上如何对付中国。

  去年的G7峰会上,其领袖宣言针对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半岛一事,对其“违反国际法”再度提出批判,同时也点名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活动,批评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要求中国克制,避免影响区域内的稳定。

  所以,现在的世界局势很明朗:美日拉拢了一群经济优势明显的西欧国家,正在同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抗衡。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当时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最为强大,齐国是传统强国,而秦国是后起之秀,经历商鞅变法和几代明君才强大起来。秦和齐形成东西对峙,其他五国穿插其中,时而对抗时而联合,外交活动频繁,矛盾错综复杂。

  后来面对秦国的不断强大,以齐国为首的六国从南向北联合起来,对秦国成包围之势,称为“合纵”。而秦国为了破招,采取了“连横”活动:逐个沟通许诺,远交近攻,孤立各国,然后各个击破,最终一统了中国!

  虽然,现在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短期内都很难与美国对抗,更不用说要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了。但是G7的联合包围很容易让中俄被迫实现政治军事联合,人都是被逼出来的。翻翻俄国和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生命力都很强大,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向俄国发起侵略,但都失败了,而且酿成了自己的终身失败,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俄罗斯强大的战略核力量,加上中国超级的经济实力,两者互为补充,就会成就一个超越此前任何国家集团的庞大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盟,这也是可令任何组织不可轻视的巨大力量!

  有意思的是,总会有国家被沦为牺牲品,大乱之年,你不可能总想着善始善终。就好比战国时期一样,韩、魏、赵等国家处于“合纵”和“连横”的夹缝中摇摆不定,时而被秦迷糊,时而又想抗秦自保,如今的西方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G7之中,跟中国有“深仇大恨”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也许是被美日的宣传迷糊了眼睛,也许是他们已长达20余年没有对手,上一次G7峰会这些国家在会议宣言中分别批评指责中俄两国,这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一次战略误判。

  与此同时,虽然中俄虽然做了一些战略互动来加深彼此的合作,但实际上如今并没有真的所谓的“中俄联盟”。不过,当G7施加的压力达到一个临界值时,或许中俄两国义无反顾的实现结合,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对抗G7的联盟组合也未可知。

  即使到时中俄会把一切帐都算在美国身上,最多牵扯下日本,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却要承受与中俄交恶带来的严重政治经济后果,而这既不是中俄两国的本意,也不是西方国家的本意。

  这才是真正的大乱之世:只有攻于守、存于亡,而这也不是你能选择的。

    美国合纵第一招:点住能源这一战争的死穴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生的战争几乎都跟能源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能源甚至影响了各国战争进程和进攻路线。不仅如此,1905年的日俄战争,争的就是中国东北的煤炭。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以石油引发的战争,比如1991年的伊拉克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基本上可以用石油掠夺来盖棺定论。

  而当年,苏联之所以能跟美国争霸,石油也是重要因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西伯利亚发现巨型油气田,又赶上国家油价上扬,苏联获得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使苏联具备了一定的资源优势!

  在1985年沙特将每天原油出口量从200万桶增加到1000万桶,这让国际油价从每桶32美元下跌至不到10美元,因此苏联每年损失2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实行的“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因为苏联三分之二的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出口,现在油价暴跌,计划经济无以为继,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如今,欧美与俄罗斯又开始有了能源暗战,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创汇占其总出口总额70%,但经济上过于依赖能源,80%的出口、70%的GDP和50%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能源,而随着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量的不断减少,俄罗斯经济一直呈现下滑趋势,这使俄罗斯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更甚于苏联时期。

  俄罗斯在国际分工中已经沦为与沙特类似的纯资源国。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其为“什么都不能制作的国家”,老牌参议员麦凯恩更是将其比作“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再回到G7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克里米亚问题和中国南海问题,其实就是想点住俄罗斯和中国的能源死穴!

    美国合纵第二招:掐住运输通道这一运血的通道

  首先来看下世界题图:

  可以发现俄罗斯向北冰洋的漫长海岸线终年被寒冰所包围,它的出海口极为有限!早在300年前,彼得大帝就曾富战略地说过:“俄国需要的是水域”。因此俄罗斯人从莫斯科大公国时代开始就一代代的为追寻大海不断流血牺牲。

  然后再看下克里米亚的位置:

  可以发现,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边缘唯一直接面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并且扼守住欧亚两大洲的咽喉,对俄罗斯的意见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叶卡捷琳娜女王在40年的统治期内发动了9次俄土战争才将其征服。晚年她骄傲的说:“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现在我终于给俄国带来了我的嫁妆,就是克里米亚”。

  俄国第一次吞并克里米亚,恰逢其打赢了如日中天的拿破仑,成为欧洲陆上第一军事强国,当时俄皇宣称:“俄国的君主是全欧洲的主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挡住俄国的道路”。因此强大的沙俄开始以克里米亚这个天然良港为跳板,不断对近东鲸吞蚕食,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扩大其影响力,甚至妄图染指圣城—耶路撒冷,国运也达到了顶峰期。

  可惜的是:1954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作为“象征永恒友谊的礼物”送给了乌克兰,这成为俄罗斯心头永恒的痛!

  同时,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正好扼住了俄罗斯黑海舰队通往大洋的咽喉。如果俄罗斯重新掌握克里米亚,其军事实力就能辐射到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叙利亚等近东国家,尤其是在中东的影响力将大大增强,而中东又集中了全球70%的原油储备,是美国掌控全球霸权的核心区域……

  所以,以普京的作风,俄罗斯一有机会必然要强势夺回克里米亚。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冒着被G8开除的风险也不会在乌克兰问题退缩半步。如今通过挑起乌克兰危机,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算是赢了一局!

  而此时美国只有通过油价来控制俄罗斯了。通过油价暴跌,短短6个月俄罗斯外汇储备就下降了20%,汇率贬值50%,即使国内数次加息,利率提高到了17%,核心通胀率依然涨至15%,其经济“一夜回到解放前”,美国又通过石油价格扳回了一局!

    二、中国用“一路一带”连横,破美国“G7”的合纵!

  一路一带冲破“第一岛链”

  为了封锁中国大陆,由部署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冲绳、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驻军和基地组成环线,其中美国和日、韩等国向西部署的最前沿,也是日美“链式部署”中最严密的一条线,堪称是一条围堵亚洲大陆的“封锁岛链”,被国际军事界称为“第一岛链”,如图:

  第一岛链的存在已经封死了我国的东进之路,而阿富汗战争则让我国西进无门。阿富汗就是这个世界岛的心脏,有如围棋中的天元。而01年美国占领阿富汗就有如点了天元,不但彻底封住了中国西进之门,而且也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

  中国要解决能源问题,要么内部创新,要么冲破防线。

  内部方面,中国正力图用国家“973”计划实现能源的4.0,所谓能源4.0就是“能源”跟“信息”的深度融合,它不在于某种“新能源”的开采和运用,而在于整个能源系统的升级。因为无论是太阳能、风能、地热能、还有核能、每种能源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如果能用一个调节系统将这些能源平衡起来,制衡能源彼此间的差异,那么就将发挥综合效应,届时将碎片化、多元化的能源组成一个“能源互联网”,能源效应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状态。

  外部方面,极为邪门的是,虽然阿富汗一直以来都部族分裂、战乱不休,但强如苏联、美国即使在其鼎盛期都难以彻底征服阿富汗,最终只能无奈退出。美国没有了这个控制中亚的堡垒,中国西进之路就再无阻隔。“一路一带”也就顺势推出!

    中国提出了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战略:

  1、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正在开展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网规划和建设,与东北亚,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开通公路通路13条,铁路8条。此外,油气管道、跨界桥梁、输电线路、光缆传输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果。这些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打下物质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目前大家对“一带一路”的探讨还是停留在解决过剩产能,输出闲置资本等方面。但我们却认为“一带一路”的本质不是扶贫,资本输出、产能输出只是手段,“高铁搭台”是为了“石油唱戏”。“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一条通往中亚和印度洋的能源之路!

  中亚区域油气资源丰富,与我国陆上接壤,并且紧邻新疆,通过能源西进,不但可以解决能源安全,还能有效拉动新疆的经济发展,缓解民族矛盾,保障西北国土安全!而中缅管网则打通我国和印度洋的陆上通路,届时可以使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原油不经过马六甲海峡,从西南地区直接输送到我国,在地理上跳过了第一岛链对我国的战略封锁!

  而且通过对上述欠发达国家的资产和产能输出,逐步将其绑定入我国的经济体系,也同时跳过了美国TPP和TTIP对我国的市场封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

  “一带一路”让人民币国际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本质上是美元本位,以美元储备作为发行货币的本位支撑。而美元作为世界性货币,其本质是油本位,通过全球布武,控制石油资源,为美国提供本位支撑。

  为了打破美元的货币垄断,我们除了成为世界工厂之外,根本还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将天量美元储备转化为海外石油资产,使得人民币从美元本位,逐步过渡到油本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石油背书!因此“一带一路”是解决我国未来十年最核心的两大问题——能源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再对比下战国那段连横破合纵的历史,这就好像两盘棋,棋局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棋子大了一点而已,但再强大的国家,也不过是历史这盘棋的棋子。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棋局无法破,那就是“规律”!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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