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热津斯基  来源：观察者网

　　【10日上午，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将中国称作“维护国际秩序的伙伴”，呼吁中国不要“破坏”国际秩序。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力为奥巴马的主张背书，认为中美应进一步正式签署“太平洋宪章”。他认为中美两国虽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但双方都已认识到彼此唇齿相依，为全球稳定而加强合作是共同事业。此外，在布热津斯基看来，类似中东这样的地区，美国自身深陷泥潭，由于殖民历史英法又难有作为，而没有政治包袱的中国的各类利益已经覆盖中东，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局势与中国息息相关。美国互联网大报《赫芬顿邮报》旗下的《世界邮报》采访了布热津斯基，观察者网特此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世界邮报》：不久前，你提出美国应面向中国“全新开放”，并提出中美应签署“太平洋宪章”。你是基于怎样的战略推理得出这个结论的?

　　布热津斯基：全球秩序混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决定了美国越来越难以单凭自己去应付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混乱局面。

　　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在欧洲独断专行——它吞并克里米亚，并试图动摇乌克兰的稳定，重新开启了通过武力实现领土变更的封印——这是希特勒死后欧洲首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另外，激进主义在中东地区爆炸式扩张，它已经传播到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并可能进一步向东北方向的中国传播。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已与美国平起平坐，它还是一个军事强国。和美国一样，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与中国利害攸关。如果无法保证稳定，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便会遭遇风险。

　　因此，防止世界形势朝暴力和混乱进一步堕落，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

　　《世界邮报》：你的意思是否是中美应该结盟?

　　布热津斯基：我说的既不是结盟，也不是搞一些戏剧性的联合行动。我的意思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当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对两国利益构成威胁的事务。中美合作将向世界证明，大国不光为自身谋取利益，也会为了全球稳定而合作。

　　布热津斯基

　　今天，我们需要中美关系更进一步，这种关系不应局限于维护双方具体的国家利益，而应专注于维护世界稳定，防止当前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失控，最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中美应保障全球局势不至于滑向混乱，消除世界公众的疑惧。

　　1941年，美英两国首脑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在那个历史时刻，正是它产生了这样的影响。

　　《世界邮报》：但是，民主和人权是英国和美国共有的价值观。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差异如此巨大，真能建立起这种伙伴关系吗?

　　布热津斯基：“宪章”这个概念，表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业，而不是一串口号。是的，中美两国的确差异巨大，但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已认识到彼此唇齿相依。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促使两国加强合作。

　　比如，在我看来，中国可以在维护中东地区稳定上发挥独特的作用。由于该地的殖民历史，法国和英国难有作为。美国在伊拉克先发制人地发动攻击，造成当地势力四分五裂，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中国的经济、能源利益已经覆盖中东地区，而又没有什么政治包袱。这样看来，维护和巩固当地的稳定局势似乎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

　　《世界邮报》：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中央王国，以朝贡体系维持对周边地区的支配。从未曾扮演过全球性角色的中国，能否接受挑战与美国一起扮演这样的角色?

　　布热津斯基：中国自身的利益已遍布全球各地，这使得它必须接受这一挑战。美国和中国对彼此来说如此重要：合作更紧密，两国都会受益;任由全球秩序崩坏，两国都将受损。

　　中国已认识到，现今的世界已不再有唯一的霸主来承担维护稳定的责任。现在，我们需要对稳定做出共同的承诺。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共同为包括欧洲、日本、印度、东盟和拉丁美洲在内的全世界建立秩序的基础，才是合乎情理的。

　　所有国家都能在全球新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个趋势已渐趋明朗，就连日本和中国也明白了，相互维护稳定、避免腐蚀性冲突符合两国更宏大的利益。

　　如果俄罗斯也能成为合作伙伴，一起塑造稳定的世界秩序，那自然最好。但现在看来，他们似已决心走狂热的民族主义道路。

　　《世界邮报》：落实上述建议的期限是多久?

　　布热津斯基：时不我待。过去我们总是空泛地说中美应在遥远的未来达成合作，现在是时候抛弃这种陈词滥调了。如果世界两大国无法加速推进事物发展，我们都会倒霉。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11月10日文章“Brzezinski: Why We Need a U.S.-China ‘Pacific Charter’ for Glob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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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1/15   发布时间：20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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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1世纪经济报道  来源：王海明 张鑫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如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仅是众多体制内智库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方兴未艾的中国民间智库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2014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在美国世界银行总部正式发布《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七年发布此项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写入决议，智库在中国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独立智库，2013年和2014年初，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代表团先后两次专程赴美考察，就中美经济金融问题及智库管理经验和作用机制等问题与美国30余家一流智库的管理者、学者及部分政府部门的官员进行了充分交流。受访人包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罗迪(Nicholas Lardy)，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执行董事威廉·安索利斯(William Antholis)、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负责人迈克尔·洛斯坦波(Michael Lostumbo)，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战略与传播副总裁汤姆·卡佛(Tom Carver)，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执行副总裁克雷格·寇恩(Craig Cohen)和资深顾问斯考特·米勒(Scott Miller)，城市研究院执行副总裁约翰·罗格斯(John Roger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华盛顿项目负责人克里斯托弗·塔特尔(Christopher Tuttle)，美国进步中心高级副总裁鲁迪·戴伦(Rudy Deleon)，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Walter Lohman)，美国财政部部长顾问卡伦·戴南(Karen Dynan)，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执行董事邓麦克和美国众议院财政立法委员会首席贸易顾问安吉拉·艾拉德(Angela Ellard)、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哈佛亚洲中心原主任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等。部分交流考察成果如下：

　　美国智库：需求产生的供给

　　美国是当今世界智库最发达且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2014年1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可见，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美国智库总量为1828个，超过排名第二的中国(426个)四倍之多。从综合影响力角度看，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6个，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20位，为中国区最好名次，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

　　美国智库的蓬勃发展，除了我们熟知的旋转门机制的作用，主要还得益于政府对专业研究的需求。

　　一战之后，西方国家开始面临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对政府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决策带来空前的挑战，政府仅靠以往习惯的内部研究力量已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公共决策想达致良好的决策效果，就不得不更多地仰仗科学、知识、专业的力量，由此迫使美国政府开始向更为专业、系统的咨询研究机构寻求帮助，于是美国第一批专业智库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智库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多为独立性智库。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也有官方智库存在，官方智库的优势在于了解更多的政府决策内部资料和背景信息，与决策层有顺畅的沟通管道，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信息来源单一，囿于既定的立场，迫切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没有足够的精力注重战略层面的研究。而专业的独立智库恰好可与之起到互补作用，它们相当程度上可以摒除特定的立场，更容易与来自各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沟通交流，并吸引来自五湖四海、专业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将广泛传播但不具操作性的民意诉求转换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研究，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广博的观点和有深度、有质量的专业政策建议。

　　从二战结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智库进入实质性发展时期，这也基于罗斯福总统之前和杜鲁门总统之后对智库的重视和美国政府的实际需求。一方面，二战期间以及战后恢复阶段，内忧外患丛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堆积如山，国际上则因战争和冷战形成了复杂的外交局势，这些都对综合性、前瞻性决策研究提出了更多需要，政府对于决策支持的需求更加迫切且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经过之前数十年的发展，智库市场初具规模，其在决策支持领域的价值日益彰显，如兰德公司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成功预测，又如布鲁金斯学会参与制定的“马歇尔计划”成功实施，均使智库在公众、学界、业界及政府内部赢得了相当的认知度和认可度，这对智库获得更多人才储备和财务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大量人才和资金涌入智库领域，极大提升了智库的研究质量，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直接惠及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使得智库发展逐步获得了制度化、法律化保障，尤其是基金会文化的发展，又进一步加速了智库的蓬勃发展。

　　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智库逐步成为全球智库发展的中心，并形成成熟的智库市场，从资金、制度、需求、人才等各方面都已具有相当完备的基础。

　　成熟的市场必将带来竞争，不同智库之间相互竞争，看哪家机构在国内国际更有影响力，谁能获得更多的支持;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相互竞争，都想证明自己的领域更加重要;同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彼此竞争，力求成为某个问题上最权威的学者。

　　智库市场的所有竞争归根结底都基于研究产品的质量，体现在议题的选择是否准确，论证是否严谨，论据是否有力，论述是否易于理解，以及最终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形成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政策。因此，这种竞争是良性的，无论是智库本身还是国家政府决策系统、乃至社会与人民，都能从中获益。

　　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客观严谨的研究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优化长期战略，解决短期问题，是大多数智库的立身宗旨。鲜明的决策支持特色也是智库与其它学术机构的重要区别之一。美国智库不仅关注当前紧迫的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但提出新的政策，也对已有的政策提出批评和改进方案。在美国民主政治中，国会议员往往仅考虑选区利益，而忽略了全局性的国家利益，且国会常常因两党对立、争执不下而导致立法环节的低效。因此，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对于智库的倚赖与日俱增，借助智库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加速法案的形成和通过。如今，在美国，已逐步形成这样的决策流程：每逢重大政策决断，一般先由智库提建议，然后在媒体上讨论，再经过国会听证，最后由政府决定采纳与否。智库市场的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一种“滚锅效应”，即大量的建议与思想从数量众多的智库中迸发出来，它们彼此影响并进一步创造出更多的想法，这几乎成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左膀右臂。智库成为稳定的信息来源，想法就像滚锅的泡沫一样不停冒出。事实上很多法案的最初稿就是在智库中写出的，当它进入立法机构以后政治家才会开始介入，它的效力如此强大，几乎就成了美国政治体系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在这一发达的智库发展阶段，智库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也进一步拓展。首先是从“游说”到“被游说”角色的转换。对于以影响决策为目的的智库而言，如何影响政府接纳自己的观点是重要功课之一。然而，一些智库历经多年发展，依靠独立客观的研究和卓有成效的成果树立起极大的公信力，使得他们在某些时候也成了政府试图争取的目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他介绍道，当美国财务部长想要推动某些倡议时，会提前专门为五六个顶尖智库领导人设立一个简报会，不仅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为了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官员们知道这些智库所发布的东西会对其倡议成功与否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是美国智库的全球化拓展，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化的年代，全球化意味着我们所处理的每一个问题，无论大小，都可能变成一个全球化课题，这是弗雷德·伯格斯坦多年来的一项重要感受。当前，美国各大智库已将目光和脚步放至全球，不仅注重国际问题的研究，而且将其分支扩张到全球。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了研究分支机构，还雇佣当地本土研究人员，强化对当地的本土化研究。兰德则设置了中文官网，将与中国和东亚相关的研究报告翻译成中文发布在网络上，试图影响中国的公众和决策者。这些举措都无形中使得美国智库掌握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成为美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的独立性是美国智库成功的重要因素

　　美国智库的最大特点是以独立智库为主。所谓独立，包括立场独立、财务独立、研究独立等方面，其中研究独立是最基本的要求。所谓研究独立，即从事实出发，依靠可靠的证据、严密的逻辑、科学的分析寻找问题的真实答案。与此相反，则是先从特定立场出发选出自己想要的答案，然后再寻找数据支持自己的答案。

　　弗雷德·伯格斯坦表示，“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会受特定的偏见、政治立场、政府部门或商业集团所左右。这样一来，来寻找我们帮助的人会知道，他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对某个特定问题所能做出的最好分析，是能最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由此可见，由独立而权威，由独立而公信。独立是保障研究质量和打造影响力的前提，也是高质量智库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立足的重要基础。独立性是保证研究质量的前提，带有特定立场和倾向的研究会天然引起人们对其质量的质疑和不信任，这种不信任转而会对智库的声誉和影响力造成损害。反之，卓越的影响力会为智库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和财务支持，夯实智库产品的质量基础，同时，因高度影响力而赢得广泛的财务来源，可以避免智库因财力不济而不得不依附于某一赞助机构或利益团体，从而损伤其自身的研究独立性。

　　当然，独立并非对立。智库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也需与政府决策者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私人关系。独立并非对立，对决策提出优化建议也并非是对政策制定者的否定。政府决策绝不仅仅是在真空环境下的科学分析过程，它首先是政治冲突、政治交易、政治谈判和政治妥协的过程。这些因素就决定了智库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绝不能单纯考虑科学因素，还必须充分贯彻包括政府首脑决策战略在内的各种政治主体的意图和要求，以政府首脑的决策战略作为提供可选择方案及其利弊分析的重要参考。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是典型的独立智库，但并非每家所谓独立智库都能做到这一点，大量的美国独立智库尽管在财务或研究上是独立的，实际也有着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背景。不过，有政治立场的智库同样强调独立性，他们充当的是“忠诚的反对派”。在我们与这类智库(如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和自由派的美国进步中心)的访谈中发现，由于它们自身被贴有鲜明的党派标签，反而更加强调研究的独立性。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表示：“我们与共和党分享共同的政治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惟命是从。我们强调我们的独立性和原则，所以当我们的反对意见是基于智库原则(指从事实出发寻找问题真相)的时候，这种反对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我们依靠优秀的研究来阐述我们的观点，所以我们对于共和党来说应该算是忠诚的反对派。”

　　美国经验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发

　　尽管中美智库在运作方式、政治环境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但是彼此却有着殊途同归的使命，即支持国家科学民主决策，求解社会发展难题。因此，我们不妨以美国经验为他山之石，以资借鉴。同时也要看到，智库建设必须基于本国国情，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必须结合本土环境和本土需求才能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智库的成功之路。我们的建议是：

　　首先，我国宜大力发展民间独立智库，拓宽政府决策部门与独立智库之间的沟通管道，并使之与官方智库形成竞争。

　　从《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可见，中国智库数量目前已达到426个，但《中国日报》却以《中国智库有量无质》(Chinese think tanks reflect quantity, not quality)为题报道了这一报告的发布。造成这种“有量无质”局面的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严重缺乏真正意义的独立智库。

　　众所周知，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均依附于政府的某个部门，其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政府拨款。财务和研究者个人的不独立直接影响研究上的独立性。依附于政府的智库机构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幕僚阶层，很容易受其所依赖的部门利益和部门领导意志所左右，这种带有预设结论的研究与追求科学严谨客观、从事实出发求解问题答案的智库原则不符。

　　体制内智库需要相对超脱于部门利益，在研究的独立性方面得到保障，另外一条有效的办法则是民间独立智库与体制内智库并重，最终形成两者的竞争态势。当然，从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现状来看，其与体制内智库在研究所需要的财务和人才基础上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要扶持民间独立智库，培育现代化的智库市场，不仅需要为民间独立智库的创立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税收优惠，更重要的是，应建立起政府决策部门与独立智库之间的沟通管道，催生政策对智库研究产品的需求，进而形成智库市场的良性竞争。当然，无论体制内智库还是独立智库，所需遵循的都是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这与两者在各自的道路上坚持研究的独立性并不矛盾。

　　其次，保证智库的研究独立性，应以研究质量作为智库竞争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国内智库还是国外智库，在追求研究产品质量方面是共通的。同时，好的智库产品的质量标准也是共通的，即：有针对性的选题、客观严谨的论证过程和实用有效的研究成果。美国宾州大学的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博士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

　　智库与大学等学术机构不同，除了探索一般性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外，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智库成果由短期对策和中期策略、长期战略所构成，智库的作用是将面临的挑战、可做的选择和选择的后果告知于政府决策层。不同的智库会有不同的判断，即使结论不同，建立在真实论据和严谨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对决策层而言都是有意义的，而这就需要保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再次，将发展专业智库作为突破口，助力决策咨询。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很容易传导到国内经济，而国内经济金融也在快速的发展中埋下了局部风险甚至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专业化发展，需要决策者放眼全球、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此过程中，专业化智库的研究支持必不可少。

　　21世纪以来，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四伏，不仅为专业智库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课题，也客观上保证了高质量智库的运营基础。当然，专业智库也需要以创新谋发展。高质量的金融研究不仅要求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而且要求打破部门和行业界限深入合作与交流，这就为“平台”式的智库机构提供了发展空间。

　　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经验看，平台式智库的优势在于整合资源、促成合作，打通经济金融各界，优选研究题目，以竞争和严格的评审制度保证研究质量。四十人论坛每年举办的大约100场研讨会均为闭门形式，周报、月报、要报、课题报告均为内部交流或报送模式，这不仅有利于官学商深度交流、共同探讨问题的解决之策，而且可以实现一定意义上的保密原则，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议。当然，出于国家利益要求，智库还可以做到更严格意义上的保密;出于影响和沟通的需求，智库也可以适当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扩大影响力，以专业化的研究成果消除误解、达成共识、推动改革。总之，专业智库可以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决策层有效化解危机、及时应对风险，应该成为智库发展的突破口。

　　最后，应着力打造我国智库影响力，塑造国家软实力。智库的独特使命决定了其有影响力才能有所作为。这种影响力包括国内(比如业内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如上所述，智库在国内影响力形成的关键还在于政府对智库研究成果的需求。打通政府决策层与独立智库之间的沟通渠道是促进智库发展的必要前提，扩大需求才能刺激供给，从而促进整个智库市场的繁荣。这不仅有利于智库为决策咨询提供专业化的研究支持，而且也可以搭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除在国内的影响力外，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也是当务之急。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智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我国也缺乏可以和西方独立智库对接、并有着国际影响的独立智库，难以在非官方渠道上形成有效的交流，形成非官方层面沟通的“第二轨道”。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家不但需要智库为中国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出谋划策，还需要独立智库在国际上更好地解读中国的全球战略，避免国家间不必要的疑虑和猜忌。

　　如前所述，智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国际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独立性，因此应扶持并培育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独立智库市场，通过竞争形成一批真正有实力的中国智库，参与国际交流，增进国际了解，最终形成国家的软实力。

来源时间：2014/11/14   发布时间：201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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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马斯•萨金特  来源：共识网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

　　编者按：2014年11月7日，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简称“大梅沙论坛”)开幕式在深圳大梅沙隆重举行。本文为嘉宾托马斯.萨金特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做的演讲。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擅长于总体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等领域。他和小罗伯特·卢卡斯、尼尔·华勒斯、罗伯特·巴罗等人同为理性预期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并且是数篇开创性论文的作者。

　　非常感谢现场的出席嘉宾，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作为一个长者，我见证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中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场争论到底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两种有经济治理的愿景和想法。

　　第一种是计划。有这样一个比喻，当你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个家庭来运行，对于运行一个家族或家庭时，可能首先代表的是一小群人，大家互相热爱、非常地了解，意思是，无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他们都能够相互分享。一个家族可能有祖辈、有父辈，他们会告诉下一代的人可以做什么，同样也相互分享有关他们各自才华、才艺方面的一些信息，当然也包括不同人的一些缺点、弱点。另外一方面，对于惩罚方面或者是奖励方面他们也有着比较大的权力，这是有关管理家庭内部的一些惩罚或者奖励的东西。

　　对于经济学也有一个模型，包括我们来自瑞典的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说对于整个经济体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家庭来运作。我们要做计划、做规划，基于你所拥有的这些信息来告诉他们你该做什么。它相当于是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命令式的经济。在这场争论的另一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包括上世纪内哈耶克所提到的：社会由不同的家庭构成，和一个家庭不一样，有好多地方都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它缺少爱，大家可能互相不了解，无论以后变好还是变坏他们不在乎，相互之间没那么在乎，这是一种自私或者是自我的情况。亚当·斯密也提到过这种观点，他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家，之后他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样一种自私的或者是自我的存在，以及信息沟通的缺乏也是和经济规模有关，可能没有人知道其他人擅长的技能是什么，你关心的利益是什么，你的志向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即使那些具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对于这方面他可能所知的也很少，所以在对其他人的奖惩方面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要让一个家庭运作良好，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传统命令式的经济是很难的。所以亚当·斯密有一个非常卓著的想法，到底谁来决定经济增长，他说没有人能够决定。意味着让人们做出自私的决定，继续保持各自的贪婪，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如果你关注的只是自身的利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家庭，为他们自己去付出，而忘掉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如何能够把不同人的决定做一个很好的协调呢?看起来很乱，亚当·斯密会说，他们会得到一点所谓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市场也好，市场会释放像价格这样的讯号，利益甚至是一些波动的讯号，可能反过来会对一部分的人的行为是奖励，对另外一部分人的行为是惩罚，所以创新背后的奖赏也是亚当斯密所提到的。不仅对于苹果这样的成功企业是关键，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创意人士。

　　亚当·斯密的想法是，自私自利的人之间存在着这种竞争，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是有关利益的。也包括像弗里德曼非常喜欢的一种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样的一种原则也好、定律也好，他可能也会有社会上的一些影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有一种自行运转的机制，亚当斯密的观点是自私自利的人他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对其他的人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苹果作为一个发明者，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有好处，他们不是因为爱我们而发明这个，他们也爱他们自己。包括前面我们也看到一个iPad里面你能够赚多少钱的例子。所以市场里面有竞争，有这种自私，并且有释放出市场的信号带来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是亚当斯密眼中运营的经济体，他背后的决定力量是什么?没有，不存在，政府不是决定力量。包括苹果的老大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决定的力量。

　　亚当·斯密当时找到了一个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市场其背后的 “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垄断。尤其这种垄断背后有来自政府的支持，有的时候你发现垄断身影的背后都会有政府，也可能是联邦政府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国际政府，亚当·斯密也写了一本有关垄断主题的著作。

　　再回到中国，去年三中全会在这些论点上也是有声明的，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分配方面是由市场来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由政府。第二点，我们要让市场来决定我们的利率，也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这也是从过去传统的存储和投资为导向转向消费。几乎每个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像美国、像英国在内，政府都是不干预的。以市场为导向这样的经济或者是利率的自由化是第二点。第三点，包括之前我所提到的亚当·斯密说，要放开整个国家的垄断，要放权，要减少国家的垄断。所以在中国我们有政府的政策，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

　　中国处在持续争论的过程当中，他正由计划为主导转向市场为主导型。三中全会是一个史无前例且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时刻，是在中国取得了30年乃至35年的成功之后所举行的一场重要的会议。包括之前布朗首相也提到了创新的重要性，对于一些民营企业以及研发领域的一些企业，都能够带来更新更好的产品。但是创新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科学家，可能你知道大部分的科学研究以及大部分的创新可能都是失败的，大部分的新点子你试错的过程往往最后都是失败的，创新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冒险的过程。对于一个充分培养创新的社会，可能也会代表着很多点子背后会有失败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也会深知很多创新企业也好、新的业务也好都会失败。

　　以我所在的美国为例，在美国大部分的创新企业，往往没几年后就失败了，这些比例高达75—90%的初创企业，他们没有几年的存活期。所以对于社会我们要知道如何来面对失败，因为有市场自然会带来失败。市场总是和风险并存的，所谓的利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的放开，它本后也是代表着你要做出一个决定，你就要选择承担什么样的风险，你如何防范、如何来控制这个风险。

　　当我们面临风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我们有一些私人的保险公司，包括寿险公司、火灾保险公司还有其它的保险公司，这是民营企业的部分，还有其它的保险制度是需要这个社会来做的。这些地方存在巨大的创新潜力，首先政府需要打造的是一个大的框架，能够让市场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方面有很多的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其实也是源自我的祖国——美国。

　　我相信三中全会，包括中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央行人民银行领导人所做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但政府如何能够让这些金融机构也好、这些存款机构也好，这些银行对企业做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企业倒闭也好、破产也好，我们是不是只能够确保那些债主们或者是那些借贷方的利益，是不是能够采取一些疏困措施。美国在1935年的时候由联邦储蓄、保险，当时具体是罗森威尔签署的有关储蓄保险的法律，他也有相应的理论和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储蓄保险，可能更容易让银行处于高风险甚至是破产的局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保险的话，我们也要对银行实施相应的法规。当面对银行包括储蓄时，在提供保险制度时，背后要把风险控制铭记于心。我们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比如失业保险，包括扶贫，有些人本身生活很不幸，可能是属于整个社会阶层的底部，这可能在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而言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也是致力于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像失业保险或者是一些扶贫的福利。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是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如果再回到正常的经济轨道当中是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其实美国有很多的税负，最大的比例往往是由最底层的人们所承担的，而不是由富人所承担的。所以在你设计保险系统、保险体系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些贫困的人群放到一个陷井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和我们的三中全会有关系。当我们放开金融市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制造泡沫，尤其是资产的泡沫，创新对于央行而言有很多的空间，对于发挥监管作用的政府，抑制这个泡沫是有很多的举措和潜力的。我们对信用大量的利用也会带来泡沫，它的衰减或者是阻止可能会有一些衍生品的因素。如果我们允许金融市场能够创造一些衍生品，这些衍生品你可以做空也可以做多一些已经是泡沫的资产的话，这个泡沫可能会消失。在金融监管方面能够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创新的机会。

　　我在这里再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代表一个来自美国的人。人们对于政府往往期待过多，我们在美国，假设美国的总统要对我们处于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或者不管什么样的增长模式都要负责，关键的一个问题在哪里，美国的现任总统也好、一个国会也好，对于经济的增速他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有限的，那背后的决定力量往往是商界人士、学生、教育界人士，甚至是运气，在自由市场里面不是由政府来主导来决定的。

　　美国未来的增速是快还是慢，我们的奥巴马总统所扮演的角色真的是非常有限，如果你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同样是如此，我相信这样的原则也是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以上这是我的演讲，非常感谢!

来源时间：2014/11/14   发布时间：2014/11/13

旧文章ID：637

作者：鲍盛钢  来源：共识网

　　美国的问题及其根源

　　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第三季度，总共有776人放弃美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是有史以来人数第三高的季度。那么，为何要放弃美国国籍?说穿了就是为了逃税。分析相信，自从今年7月1日美国“海外账户税务执行法(FATCA)”生效以来，美国政府加强海外查税，并实施更严格的资产申报规定。这使得越来越多在海外的美国公民感受到压力，迫使许多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士宁愿选择放弃美国护照。2013年全年，2999人放弃了美国护照或绿卡。2014年至今，2353人放弃了美国护照或绿卡，预计全年总人数将超过去年。2014年第三季度，776人放弃了美国护照或绿卡，是历史上人数第3高的季度。2014年第二季度，1131人放弃了美国护照或绿卡，比第一季度暴增6倍。2014年第一季度，189人放弃了美国护照或绿卡，此时尚未传出FATCA将生效的消息。无疑，指责与打击逃税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的问题与根源。

　　美国的问题源于其经济结构转型的迟缓或者说失败，一方面由于成本提升，预期利润下降，国内投资与产业加速外包与转移。另一方面，国内产业转型与升级迟缓，再工业化推进乏力。由此结果导致产业空洞化，经济增长停滞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贫困化，政府财税收入锐减，债务攀升，最终经济问题引发社会与民主制度的危机。更糟的是美国不仅不反省自己，反而将自身问题转化为国际问题，指责别国特别是将矛头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靠不正当手段与美国竞争，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所以要遏制中国，并试图通过TTP和TTIP，重建世界贸易新秩序，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排除在外，但是，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所为无非是想闭关自守，结果可能是自我边缘化。从许多方面看美国是在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以产业效率为中心，英国创造了一个贸易的而非领土的帝国，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无疑，对外投资从短期和对资本来讲比国内投资盈利更高，但是，长期来看对英国和世界经济结构都是一种深远的变化。美国的崛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和技术的转移，20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但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走上由盛而衰的轨迹，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对外投资的加速与国内产业的转移，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利润空间的稀薄，导致美国公司将加工和制造迁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最初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进行生产加工，然后再将产品返销到国内和世界其它地方，这样显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制造业的转移导致美国大片工厂的倒闭和萎缩，许多美国公司在本土只保存总部和研发中心，而产业空洞化又自然导致失业率的剧增。进口大于出口，美国成为纯粹的消费型大国，美国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除了农产品和别国无法加工生产的高科技产品，美国的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其影响是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国2010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49789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赤字扩大到207亿美元。

　　长期以来美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对美国经济有利，他们相信新的和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将神奇般地在美国出现，但是事实上这一幕并未发生，相反随着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跟随其后的是中高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因为相对成本而言，公司宁愿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不去设法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在无国界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转移外包比寻求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业管理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投资研究改进技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另外即使有创新，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缺乏创新和技术，但是美国创新和美国技术并不能推动美国产业的升级和工作的神奇出现，因为大多美国公司依然会选择将制造和加工放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美国苹果公司拥有不断创新的技术，但是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制造大多在中国和亚洲国家完成，然后运往美国和世界各地销售，因为这样公司可以达到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不错，奥巴马政府提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是正确的，因为他看到了美国问题的根源，但是无奈再工业化说易做难，转出去的很难再转回来，而创新升级又岂能在短时间内出现和完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与产业转移趋于加速，这就要求原有发达国家必须越跑越快，才能维持它们的经济地位。它们必须不断地调整经济结构，把衰退部门的资源转移到新兴部门中去，即加快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这样发展与调整才能以良性循环相互得到加强。如果未能进行调整, 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最终不得不调整时，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而且由于经济增长率与资本投资低下，经济就会陷入衰退的恶性循环，对此就如20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发生的情况那样。显然，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事实上是在重蹈英国的覆辙，他们在鼓励资本走出去的同时，都忘记了如何在国内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以至于陷入产业空洞化的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衰退。所以，美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无所事事以及迟缓，结果不仅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与民主制度的危机，而且也影响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领导力。由此显然美国所有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首先将而且必须依赖于自身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闭关自守，逆转全球经济结构，必须改革产业结构，资本市场和税收制度，推动创新，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这样资本投资才会回归，经济增长才会复苏，社会问题才会得以解决，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才会增强，否则美国无法挽回衰退的颓势，对此就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说的那样：是经济，傻瓜。

来源时间：2014/11/14   发布时间：2014/11/13

旧文章ID：636

作者：威廉·约瑟夫·伯恩斯,翻译：李爱华  来源：美国国务院网站

　　——威廉·伯恩斯在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讲话

　　2014年4月8日于纽约

　　塑造太平洋世纪

　　展望21世纪，没有哪个地区比亚太地区对美国利益和全球政治有更大的影响力。

　　从东南亚延展到美国西海岸，亚太地区人口占了全球人口以及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人口的一半以上。过去几十年，它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都创造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记录。亚太地区创造了全球一半的经济产出，占据全球贸易一半的比例。这个地区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在海湾地区的伙伴，他们的石油出口源源不断向东流动以满足亚太的增长需求。而我们在欧洲的盟友，他们的经济复苏也越来越依靠亚洲的经济增长。

　　除了充满活力的经济，这个地区也充满巨大的挑战——军备增长、海洋争端、核武扩散、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政治腐败、民族主义情绪暗潮涌动。虽然这些挑战不是亚太地区独有的，但它们反映了这个地区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和基于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冲动下所显示出的广泛复杂性。

　　现在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来强调我们对亚洲的“再平衡”外交政策，强调我们对这个地区和对盟友的承诺，强调我们的架构和道路规则。这些也是过去五年多来本届政府的持续努力。

　　作为太平洋世纪的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坚守我们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将在本月末出访这个地区的四个国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是东北亚国家，两个是东南亚国家。三个是我们的条约盟国。两个正在参与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另两个表示有兴趣参与。四个都是民主国家，与我们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的挑战。

　　今年秋天，奥巴马总统会再次出访亚洲，到缅甸、中国、澳大利亚参加亚太经合和G20的峰会。他这两次出访都显示我们对在亚太地区提高安全、促进繁荣、促进人格尊严、促进有效的地区架构所做的长远承诺。现在让我简单谈一下我们战略的这四个方面。

　　地区安全

　　展望亚太地区，不乏危害地区安全的威胁，但有两个威胁最为显著——朝鲜的挑衅和东海、南海的海洋争端。

　　自杜鲁门以来每届政府都对朝鲜的挑战感到忧虑。在金正恩的领导下这种担忧更为强烈。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内，朝鲜多次发射中短程弹道导弹。它还试图从古巴运输武器和相关材料，并且似乎已经重新启动延边的反应堆。它修改宪法，宣称自己是核武器国家，并且将核武器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此外，它至今仍然扣押一名美国公民并且持续侵犯人权。

　　通过施压、对话、以及外交手段的综合运用，我们需要跟我们的盟友紧密合作迫使朝鲜作出选择：要么继续对抗国际准则而加深自己的孤立，要么信守承诺、重新加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

　　我们一直以来都说，任何国家只要有诚意并且认真遵守他们的义务，我们都愿与之交往。缅甸是这样，伊朗也是这样，朝鲜也可以是这样。

　　我们在对朝鲜施压的同时，我们将继续寻求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那些跟我们一样对朝鲜不断增长的威胁感到担忧的盟国，我们将继续与他们协调，这是我们的一项工作重点。这也是奥巴马总统最近在海牙和朴槿惠总统和安培首相举行三方会谈的重点所在。这是向朝鲜发出清晰的信号：我们对待朝鲜的政策是一致的，朝鲜若想挑拨离间我们跟我们的盟友是不会得逞的。

　　我们的政策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积极跟中国协调。中国对朝鲜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中国对金正恩也有所担忧，但由于担心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局势而不愿意对朝鲜过于严厉。在核安全峰会上，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就重新启动无核化谈判交换了意见。

　　我们对金正恩政权和前路的障碍不抱幻想，但我们的利益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要求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取得进展。

　　亚太地区的领土和海洋争议对我们还有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伙伴来说都引起深深的忧虑。南海和东海都是全球贸易和能源运送的交通要道。全球一半以上的海上货物运输通过南海。去年，每天1500万桶原油经由马六甲海峡输送。一个简单的错误判断就有可能引发各方无意引发、不愿看到、无法完全控制的冲突。

　　因此，确保用和平、外交、符合国际法的方式解决争端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我们多次重申，我们在南海的领土和主权争端中不站边，但我们关注这些争端如何解决。我们强烈反对使用威胁、强迫、和武力手段表达领土诉求。我们强烈反对任何不符合海洋国际法的南海领土诉求。我们也强烈反对那种说法，认为通航自由是大国赐予小国的权利而不是受国际法保护的权利。

　　我一月份访问北京的时候有机会和中方讨论了我们对中国近期一些行为的关注，包括它在黄岩岛设置限制、就仁爱礁给菲律宾的长期施压、中国海洋部门在钓鱼岛的一些冒险行为、还有在东海突然不经协商讨论而单边设置的防空识别区。我表达了我们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模式的担忧，这些行为模式显示了中国不顾邻国反对、不提供合理解释、并且欠缺国际法支持而逐步升级行动来控制其声称的所谓“九段线”范围内的区域。

　　这样的行动正在推高地区局势的紧张并且威胁到外交途径的进展。各方必须保持克制和冷静，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同样重要的是，区域性国际组织应该在执行国际法方面起领导作用，并且协助争议各方通过切实的合作来化解争议。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地区有很多引起局势紧张的因素，为什么偏偏要把忧虑和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礁石和小岛上呢?这不是因为这些小岛会永久改变这个地区的力量平衡。而是因为各国如何争取自己的诉求将会反映今后的争端究竟会通过武力威胁还是通过法律依据来解决，以及争端的解决方法是不是对大国或者小国都平等。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如果规则被打破，对话不能进行，误解和误判升级，恐惧和紧张增多，那么对大国和小国来说都是输家。

　　经济

　　地区安全和稳定对持续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为了经济持续和均等地增长，我们必须努力在亚太地区加强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和透明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秩序。

　　这就是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议(TPP)背后的目的——一个雄心勃勃、综合性、高标准的覆盖12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这12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0%。如果我们做好这件事，我们的经济将会创造几百万个新的更好的工作机会、数十亿美元的新的投资，还能降低贸易壁垒、加强知识产权和环境的保护、加强对我们公民的健康和安全的保护。和欧洲的相对应协议——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一起，这两个协议将会把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联合起来，支持开放和公平的经济竞争，确保高标准的自由市场经济规则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标准。

　　在我们进行TPP谈判期间，我们不会忽略巨大的能源和环境挑战，它们总是和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不负责任的经济增长对我们的土地、海洋、和空气造成的破坏在未来都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挑战。所以国务卿克里把能源、海洋、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作为我们和这个地区的国家发展关系过程中的核心元素，包括这个地区里面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和印度。在能源和气候方面加强合作，这个逻辑不但清晰，而且紧迫。我们不能让合作的机会白白流失。

　　管治和人格尊严

　　同样我们也不能错失在亚太地区促进人格尊严和良好社会管治的巨大机会。

　　我们无意向这个地区输出社会管治模式或者命令它们应该怎样组织和管理各自的社会。但是无论是二十多年前从华沙到乌兰巴托的例子还是最近从突尼斯到萨那(译者注：也门共和国的首都)的例子，都显示了这个真理：任何地区或者任何政权都必须对他们的公民负责，尊重公民的权利。对社会稳定的承诺，如果是建立在否定人格尊严、否定经济机会、否定普世权利的基础上，那么这只是一个虚假的承诺。

　　亚洲一直以来被认为不适合民主制度，但是今天，两个亚洲国家，印度和印尼，是全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的民主国家。成功的民主转型故事也发生在从东帝汶到大韩民国的广泛地区。在这个地区，我们看到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社会。这些自由使公民们动员起来，和政府一起改善公共卫生、减少腐败、解决社会危机、以及有效地应对环境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来横扫这个地区的民主浪潮仍将继续，但是挑战仍然存在，从泰国到柬埔寨、从斐济到香港、到缅甸。在香港，我们希望普选权的承诺将得到落实。在缅甸，我们看到政府决心和该国的主要民族团体一起解决数十年来的内部冲突而感到鼓舞。但是，我们对若开邦(译者注：位于缅甸西部的一个邦)的暴力行动还有政府限制人道主义组织活动的决定感到深深忧虑。作为缅甸的伙伴，我们希望缅甸的长治久安，也会继续和地区众多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一起鼓励非暴力、促进对话、支持改革、发挥缅甸的潜能为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贡献积极的力量。

　　建筑架构

　　存在于我们亚太政策核心的安全、经济、和管治原则不会自己实现。它们的实现有赖于一个坚实的合作架构——相互重叠而又相互促进的整套盟国、伙伴关系和多边制度。

　　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五个条约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我们有共同的规则和准则，它们是我们在促进这些规则和准则方面的最坚强的伙伴。他们也支持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这些盟国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共同的民主理想、对人权和对法治的尊重。这些关系也建立在友谊和民间交流的基础上，这些民间交流丰富了我们各自的文化并且让我们更加紧密。从我们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到我们与韩国应对朝鲜的威胁，从达尔文的海军陆战队换岗，到我们与菲律宾商讨《增强防务合作协议》，再到2012年和泰国签订的《共同愿景声明》，我们正在改变每一个盟国以便让他们能够为21世纪做好准备。

　　在我们加强与盟国关系的时候，我们与新兴大国的伙伴关系例如跟印尼和印度的关系也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二十年，没有其他伙伴关系像我们跟印度之间的关系发生那样大的变化。我相信在未来的二十年甚至更久，我们跟印度的战略利益将趋向更加一致。

　　在21世纪，没有任何双边关系会比中美两国的关系更为重要。历史上有大量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的例子。但是这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两国经济互相依赖，而且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从气候变化到核武器扩散——决定我们必须共同协作才能解决这些挑战。因此，同中国建立合作型伙伴关系对美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中国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战略安全对话等机制。而战略安全对话，在美国方面由我来主导。战略安全对话让两国的军方和非军方领导人有机会商讨如何建立互信、加强合作、以及如何管理我们在两国关系中一些最为敏感的方面的意见分歧，包括核武器和网络安全。当我们同意共同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有可能危害地区甚至全球安全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发展一个长久的、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

　　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我们可以公开讨论我们的分歧，而不是把分歧扫到地毯下面。不管是人权、海洋争端、还是政府支持的互联网经济盗窃，我们一贯都把我们的关注坦诚地与中方交流。我们这样做并非要遏制中国，而是要和中国一起，确保所有太平洋国家能够在一个繁荣、和平、而稳定的亚太地区共同发展。

　　最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必须支持建设有效的区域制度，因为区域制度可以降低对共同挑战采取集体行动的障碍。区域制度能够促进建设性对话、实则性合作、以及信息共享。它们能够成为解决争端的关键平台。从亚太经合会议(APEC)到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再到太平洋岛国论坛，我们都把资源和外交投放在这些关键的论坛。

　　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制度的一个中心组织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一个由10个国家、共六亿人口组成的组织。过去五年来，我们为深化美国—ASEAN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历史性的行动。我们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任命了第一个美国常驻ASEAN的大使，并且每年参加国家元首级别的东亚以及美国—ASEAN峰会。就在上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还在檀香山召集了首届东盟防长会议。这个会议史无前例，它加深了我们的军事伙伴关系并且确定了在一系列主要问题上——例如人道主义援助和抗灾救灾方面——一些共同的集体行动。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因为我刚才所提到的所有挑战——不管是南海的争端还是气候变化的危险，如果没有坚实的区域制度把所有国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这些挑战很难得到解决。而没有美国持续发挥领导力，这些挑战也难以获得解决。

　　结论

　　最后，让我很快的总结一下。

　　我知道很多人担忧，面对国内的政治压力还有国外的竞争需求，我们是否能够维持我们对亚太地区的承诺。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夏伟(Orville Schell)在亚洲社会研究所问基辛格博士的一个问题。他问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否乐观。基辛格博士回答：我有决心。

　　我们也有决心。我们不但有决心同中国建立起有成效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有决心加强我们跟盟国的关系、加深伙伴关系和开放市场、强化区域机制。我们也有决心逐步让更多国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在亚太地区共同促进安全、经济增长、以及人格尊严。

　　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回顾现在这个充满考验的时刻，评价我们究竟我们有没有先见之明和勇气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紧密依赖，或者我们仍然没有能够摆脱猜疑、零和的政治和冲突的陷阱。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挑战。这也是奥巴马政府以及未来的美国政府对亚太的外交政策的伟大考验。展望我们面前的新世纪，没有其他挑战或者其他考验对美国来说更重要了。

　　谢谢!

　　注：

　　威廉伯恩斯于2011年7月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并于2014年11月退休。他将于2015年2月起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新任院长。

　　本译文有删节。原文链接：http://www.state.gov/s/d/2014/224558.htm

来源时间：2014/11/14   发布时间：20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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