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敏欣 来源：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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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歌墙纸网：中美关系不就是曾经的苏联吗?竞争但是又不会相互的刺激! —–第一墙纸网–小天
chn2009：软也好，硬也好，人家骨子里都要针对你，人家是步步实施对付中国的计划，人家才不管中国硬还是软。我们要做好十分准备，把自己弄的非常强大才能抵御任何挑衅
astla：中国除非像日本一样，成为美国附庸，否侧，美国打压遏制政策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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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5/15
旧文章ID：275
作者：资中筠 来源：学术批评网
中美两国开始直接、正面打交道应从19 世纪末，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算起。在两国关系中除了实际利害的考虑外，各自的传统思想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影响。百年来中美关系的文化层面比之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其独特之处，并有规律可寻，值得作一番探讨。
一、两国外交思想的历史遗产
( 一) 美国方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德(Michael Hunt )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概括美国进入20 世纪时有三种传统思想对它的外交 政策起主要作用。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简述，就是大国意识、种族的等级观念和 害怕革命〔1 〕。这一概括十分精辟，而且与中国的思想传统及其在20 世纪的演变相对应也很能说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所以关于美国与中国交往中的思想就姑且借用这几条线为纲进行探讨，不过对它的阐述和发挥是作者本人的。
1、大国意识，也可直接称之为大国主义。这可以说是美国与生俱来的意识。它植根于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中，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由于美国的立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方式，它的大国意识也有与其他大国不同的特点，并不单纯是由于它大而富强(事实上它立国之初既不大，也算不得富强)：首先，它一开始就与思想扩张相联系。以潘恩(ThomasPaine)为代表的为美国独立提供理论根据的一批思想家都是来自欧洲，同时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和加尔文教派思想。他们认为欧洲正在没落，无法实现其理想，于是漂洋过海到这新大陆来付诸实现。对于大批劳动者来说，这里是垦荒、淘金、筚路蓝缕发家致富的新天地;而对于其思想精英来说，这正是按照他们从旧大陆继承下来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乃至道德标准建立理想国的场地。由于这片北美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由于这些移民幸运的历史机遇，二者都进展得很顺利，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这样，“美国人”自其诞生以来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是被挑选来在地上实现某种天定的使命的，这也正是加尔文教义的精髓。
其次，这种大国梦是循序渐进，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步推进的。从1776 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宣言开始到1865 年南北战争结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在大陆的扩张，确立了本土48 州的统一联邦(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于1959 年正式成为第49与第50 州)，然后逐步向海外延伸。除对菲律宾外，主要不是领土的占领，而是经济利益与思想影响或交替或同步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与能力适时地配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并不费很大力气。第三，从美国独立到19 世纪末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它的确代表了当时最富朝气的先进制度和迅速发展的先进生产力。这一点，当时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家都是承认的。于是，充满自信的美国人环顾全球，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舍我其谁?原来的自命天之骄子和以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进一步找到了现实的依据。
2、种族等级观念。笼统地说，就是白人至上主义。不过在美国，这还不够，而是盎格鲁- 撒克逊至上。其他的民族依次分为等级。早期的自由战士们，尽管倡导天赋人权，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同种族应享有的人权却远不是平等的，因此才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印地安人赶尽杀绝，把黑人当做奴隶。即使在白人中，拉丁裔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人在早期也是比盎格鲁- 撒克逊次一等，犹太人又次之，再下来就是黄种的亚洲人了。19 世纪70 、80 年代的排华运动(稍后也包括日裔移民)有经济原因，而更深层的还是种族歧视。在本国如此，同样的观念必然也渗透在对外关系中。这当然不是美国所特有，而是从欧洲，特别是英国继承来的。约翰. 米勒(John S. Mill) 在1859 年出版的《论自由》(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中对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作了精辟的阐述，不过他在绪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智能已经成熟，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未成年人不在此例。基于同样理由，“那些落后的国家社会，其种族可以视为未成年的，也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他进而明确说：“对待野蛮人，专制制度是一种正当的统治方式，只要其目的是改进他们的境遇”〔2 〕。欧洲列强掠夺和征服殖民地都是以种族的优劣为依据的。美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之处是除了武力征服外，更强调思想影响，改造和教化落后民族是它的“天命”的一部分。中国和日本在它心目中略高于其他有色人种是因为有希望加以改造。到19 世纪末，日本向西方学习最有成绩，被认为是“好学生”，而中国则是“可教育好的”民族。
这种观念随着历史的推移当然有所变化，但是仍时隐时显地存在。迟至二战后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就设想过建立以“英语民主国家”(也就是英、美)为核心的保卫和平的体制。直到今天，美国尽管以多种族、多元化自诩，但还有所谓“WASP ( 白种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徒) ”为美国人的中坚之说，他们仍代表美国的主流文化。在观念上，现在犹太人和其他欧洲裔人已汇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其他民族情况就比较复杂。
3、对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的保留。人们常有疑惑，美国既然是以独立战争起家，又以推行民主自由为己任，那么为什么对于别国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总是采取保守的态度呢?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法国革命。中国的历史学界习惯于把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并提为“资产阶级革命”。诚然，就其启蒙思想和最后建立的共和制度而言，是有共同之处，但是革命的过程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可以说是道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的，与英国之争主要是贸易、税收之争。新大陆的殖民者所要求的是摆脱母国所加予的经济负担，放手发展自己的家业。当时在本土尚无明显的阶级分野。而法国革命已有“第三等级”，包括“无套裤汉”参加，在反对王朝专政的同时也包括社会改革、经济平等的要求。所以尽管思想体系相同，而且美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得到过法国人的大力帮助，他们在一开始对法国人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表示支持后，随即被那急风骤雨的形式，自下而上的群氓街头暴力吓住了，这远远超过了美国人能接受的程度。(这里只谈思想层面的问题，不涉及诸如对英、法两国外交的考虑，以及麦迪逊和杰佛逊之间的差异等等。)19 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多处对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国情的不同作过详细的对比。其中说：“法兰西的民主在前进中或是阻力重重，或是缺乏支持，因此所到之处障碍都被推翻，不能摧毁的则摇撼之……它不断行进在混乱和激烈斗争中”，而美国革命则好像是自然发生的，简单而顺利，“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没有经过革命就实现了我们经过民主革命得到的成果”。“没经过斗争、没经过艰苦的考验，通过默契，通过某种普遍的共识，美洲就有了这样一个共和国”。
到19 世纪中叶，欧洲发生几次革命浪潮，而且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直到马克思主义。此时的美国形势却大不相同：上层的主要需要是巩固并发展现有秩序;对于下层人民，虽然贫富悬殊日益明显，但是有“新边疆”可以不断开拓，地理的和社会的流动性都很大。假如说欧洲的小资产阶级常感到有沦为无产者的危险，那么美国的无产者却还有上升为有产者的希望，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美洲没有成长的土壤。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阶级矛盾也日益明显，特别是经过90 年代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矛盾尖锐化，主导社会的精英就更倾向于改良而害怕国外的革命影响到本国的稳定和秩序。特别是美国已开始有了海外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当别国发生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运动，到“动真格的”，特别是暴力革命时，美国就本能地持消极或反对态度了。
( 二) 中国方面
1、天朝大国思想。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不但此也，几千年来原只有一统天下的概念，华夏中心，四方夷狄，在此之外还有什么就很模糊了。文化优越感更是无与伦比，只闻以夏化夷，从不闻以夷化夏。在这点上与美国异曲同工。但是这一大国意识遭受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命运，其发展的轨迹也就迥然不同。最本质的是美国是在国力不断上升中实现其大国梦，而中国是在国力一落千丈中体验了大国梦的破灭，而且这破灭来得这样突然，这样猛烈，这样惨痛。在几度挣扎和失败之后，到世纪之交，有思想的中国人已放弃了恢复旧日王朝的辉煌的梦想，而是从革旧布新，急起直追中找出路。心情是复杂的：怀旧与图变，自尊与自卑，承认贫弱落后而又不甘心，对西方的钦羡与抵制交织在一起。当然，在不同的人、不同阶层中情况各异，因而出现了各种思潮派别。不过总的说来，在对外交往中主要的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事实上，从那时以来，在与大国、强国打交道中，对方是否以平等待我，实际上包含着是否以大国待我，始终是中国人非常敏感的问题。
2、种族优越感和自卑感。这是与大国意识一脉相承的。中国人以汉族为中心的种族优越感从历史上说，比盎格鲁- 撒克逊在美国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其特点更侧重文化方面。多少次，“夷狄”能以武力征服汉民族，乃至入主中原，但是终于在文化上为汉民族所同化，满清也不例外。于是，最初与“红毛”外夷相遇，以为也不过如此，谁知碰了大钉子。在文化上也颠倒过来了，郭嵩焘到了欧洲，发现“巴比尔里安(babarian )”一字“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而此时欧人“视中国亦犹(中国)三代盛时之夷狄也”〔4 〕，这个冲击非同小可。其后一段时间里，汉满之争曾一度突显，太平天国就是以排满为口号，孙中山初期也提出过“驱逐鞑虏”，好像中国就是让满人给搞糟了，不过很快觉悟过来，改为“五族共和”，“打倒列强”。总的说来，中国人反帝是与反白人至上、反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黄种人的种族意识与民族主义在以白人为主的列强冲击下一起被激发出来。这种意识在不同时候，不同人中间有时表现为自卑感，恨不生为白皮肤，甚至审美观念都受影响;有时又表现为强烈的逆反心理，对被歧视特别敏感。对其他有色人种则心情复杂，既同情，又傲视，生怕沦为同他们一样的殖民地和奴隶。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觉悟(孙中山只提到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直至今天，在有的爱国歌曲中还要把“黄皮肤、黑眼睛”突出出来，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表现。
3、改革与革命的要求。与美国正好相反，从19 世纪后半叶起，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大动荡、大变革，革命运动此起彼伏，其特点一是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思想影响;一是在形式上往往是急风骤雨的暴力斗争，即便是改良也免不了抛头颅、洒热血。在这点上中国的革命运动与法国革命倒更加接近。这是当时中国的处境决定的：在外部，列强逼迫之甚，国力差距之大，容不得好整以暇，按步就班地进行改革;在内部，社会矛盾之尖锐，保守势力之顽固，王朝统治之专制、昏庸，没有和平渐进的条件。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当时中国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民主自由，而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这实际上代表了全民族的要求，高度概括的提法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方面学习西方;在维护民族独立、民族利益方面反对西方，形成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改革者的矛盾的心态。历届统治者的态度常常与此相反，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列强面前软弱无力，甚至屈膝投降，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却视为洪水猛兽，百般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由此而激发起的民众的改革要求威胁自己的统治。美国既积极致力于在中国扩大思想文化影响，又要维护在华既得利益，并且本能地不支持激进的革命运动，于是在行动上往往与它推行民主自由的原则相矛盾。
从上个世纪之交开始，当中美两国进一步直接、正面交往的时候，作用于双方交往中的思想就构成了这样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二、在实践中的互相希望与失望
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当然最早是从欧洲开始，不过美国人来得也不晚，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从19 世纪后半叶起，一个多世纪的中美交往中，比起其他的国家之间更多思想的撞击，更多感情色彩，充满了相互的希望与失望。
在对美国的期望上，历届中国政府与改革派或革命派又有所不同：后者是希望美国支持其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和行动;前者则主要是希望利用美国牵制当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本文主题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外交问题不在讨论范围。
( 一)从20 世纪初到北伐成功
美国对华主要起作用的是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另外还有难以归类的教育家、文化人、新闻记者、慈善家等等。他们各自立场和目标当然不尽相同，但是不论是出于实际考虑，还是理想信念，都有意无意地致力于改变或改造中国，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当然是教会。到世纪之交，他们已经做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从1830 年稗治文(Eliiaj Bridgeman )和雅稗礼(David Abeel )开始，美国传教士陆续来华。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又为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此美国教会积极进入中国。单纯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转而以办教育为重点。以后又有退还庚款余额办学之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和美国在华以各种形式办教育，像滚雪球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关于美国在华教育事业已有多种著述，此处不再详述。〔5 〕此时美国的经济实力虽已发展到需要向太平洋方向扩张，但是还不足以与先来中国的列强对抗，从它们手中抢夺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原则上反对，实际上承认列强已经划定的势力范围，只不过要求不受歧视，这就是“利益均沾”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在日俄战争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美国并不能坚持，而是节节退让。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就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与前面阐述的美国思想传统完全符合，而变化中的中国正好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在中国方面，那是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瞬息万变。各种势力都曾对美国寄予希望，但是美国的态度总是令民主派失望。在北伐以前中国南北政权对立时期，一方面，美国政府承认比较保守的北洋政府;另一方面，各种教会、基金会、民间组织在中国积极开展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发达，再加以日益增加的归国留学生的作用，西方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由此进一步激发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觉悟，付诸行动，却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反对甚至镇压。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外思想中实际利益与理想原则的矛盾以及美国对中国的主观意图与中国的客观现实的矛盾。
兹举重大事件为例如下：——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结束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无可否认地受到美国的制度和思想的影响。1901 年由留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国民报》就曾全文译载美国《独立宣言》〔6 〕。孙中山1904 年用英文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要以美国革命为楷模，他写道：“我们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向美国的人民呼吁，要求你们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因为你们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开拓者，因为你们是基督教的民族，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斐德(今译拉法叶特。——本文作者注)。”〔7 〕但是美国却持消极反对的态度。首先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湖广铁路反对美资的护路运动，冲犯美利益。美希望清政府镇压，只因清政府已摇摇欲坠，才表面中立，要求南北议和，实际是维持清王朝。清王朝覆灭后，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美国又选择后者。一则是美国不了解、不信任孙中山，在华美国人少有说孙好话的;二则美国需要能稳定局势的“强人”保住其在华利益。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1915 年6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Dr. Frank J. Goodnow )曾应袁之要求写过一份比较各国政体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中国的国情或许更适宜于君主立宪制，同时列出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条件，认为中国不一定具备这些条件。这份报告被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利用，在其宣言中说美国大政治学家古博士也认为中国实行君主制比共和制好。古德诺为此专门公开辟谣，指责“筹安会”断章取义，并全文发表了他的报告。应该说，据此认定美国曾支持袁世凯称帝，是有欠公允的;但是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内的报告中确实过高估计了拥护帝制复辟的势力，认为袁政府能控制局面，反对他的运动成不了气候，广大人民对政府体制漠不关心，而各外国使领馆普遍的态度是只要不引起侵犯外国利益的革命动乱，“中国若能恢复其传统政府形式，那更好”。〔8 〕在孙中山主持广州政府时，因争取原应属于广州政府的关税余额与北洋政府发生争执，列强都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美国竟派军舰相威胁，使孙极为伤心。1923 年孙又发表《告美国人民书》，大意说：我们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之时，就以美国为鼓舞者和榜样，本来盼望有一位美国的拉法叶特同我们一起战斗，然而来到的却是一个美国舰队司令率领军舰驶入我国领海，妄图消灭中国的共和国〔9 〕。
孙中山晚年的联俄，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对美国的失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巴黎和会。威尔逊总统当选之后，以他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特别是一战以后他以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的姿态出现。他提出的国际联盟的原则在美国虽然没有通过，在中国却深得人心。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激进知识分子都对威尔逊总统十分推崇。陈在1918 年12 月《每周评论》发刊词中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紧要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10 〕一周后陈又发表题为《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和要求》一文，进一步以威尔逊关于“国联”的14 条和主张各国平等的演说为依据，主张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东洋各国代表应联合起来争取通过“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议案，反对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包括排斥移民，并以美国的制度为榜样，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11 〕。这种想法在当时中国朝野，有一定代表性。当时广大中国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洗雪《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之辱和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山东的主权，以为美国本着它所公开倡导的原则一定会予以支持，于是对美国的希望又油然而生。而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恰恰是威尔逊亲自指示美国代表团向日本让步出卖了中国的权益。这对中国当然是沉重打击，从而触发了“五四”运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再一次在中国人，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幻灭。这对促使大批青年思想左倾，放弃以西方民主为楷模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25 年的“五卅”惨案中美国的立场是和镇压群众的列强保持一致，并派出对付中国群众的登陆部队，其舰只数和军队人数都居第一。美国驻沪总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竟称中国学生被杀有理，国务院还予以发表，激起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强烈反响〔12 〕。在这一事件中，美国不但是作为外国侵犯了他国主权，而且在原则上违背它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确立的“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可以用两个理由来解释：(1) 在实际利益和道义原则之间总是依前者而决策;(2)种族等级的思想——美国人民应享受的权利不适用于中国人民。多数美国教会学校的行政当局也没有表现出对学生的民主和宽容，其中圣约翰大学卜舫济(Francis L. Pott)校长态度最强硬，以至发生了著名的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另外组建光华大学的事件。
“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广大人民反帝高潮中产生的，美国的态度更加强了当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加了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动力，并且使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更有说服力。
( 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
1926 年的北伐运动是一场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的急风骤雨的革命风暴，在高潮中革命军对外国人有一些过激行动，引起恐惧，不过旋即得到纠正。美国先是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北京政府，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考虑过派兵保护自己的利益，后在看到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情况下，尽量争取这场革命最少触动美国在华利益，设法在各派中寻找可以合作的“温和”派。此时，蒋介石很快掌握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并决心以联美为主要外交政策。美国终于确定了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方针，而把蒋介石看作是它一直期待的“铁腕人物”，认为他既能统一中国，又能提供条件，使美国把推进在华思想影响和实际利益统一起来。可以说，自世纪之交以来美国在中国各种派别中犹豫不定，种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开始了以后20 多年以支蒋为主线的政策。从思想层面上讲，这一政策基本符合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思路：在当时高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蒋介石代表了温和的一派，可缓解美国对革命的疑虑;自从出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反共主义成为美利坚思想的一部分，蒋介石镇压中国共产党当然与之合拍;中华民国的基本建国理论和宣称的原则是以西方制度为蓝本，加以蒋与宋氏联姻和皈依基督教，更使美国产生可以按美国面貌改造中国的希望。尽管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因有“训政”期之说，仍留下“可教育好”的余地。直到1946 年司徒雷登任大使时还设想过以美国的“训政”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并要对国民党进行“教练(Coach )”〔13 〕。当然美蒋之间有矛盾、有斗争，美国支蒋的动机和程度也因形势而易。国民党人，包括蒋本人，原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美国有时给予一定的尊重或妥协。例如20 年代末国民政府实行的教育中国化政策，在华所有的美资学校，不论是否情愿，都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改变;大约到1936 年左右蒋介石实行“新生活运动”时，是美国对中国期望最高的时候。至今不少美国人认为，如果不是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可望发展成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政府的政策前期观望，广大舆论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并对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日起一定作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政府为了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除物质上的援助外，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以取代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大力支持中国战后恢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的正当要求;并力主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使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以及安理会常务理事。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与道义原则相一致的时期。
到解放战争时期，蒋政权对美依赖日深，关系日益不平等。美国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也日益不满，一方面支蒋打内战，一方面不断压蒋实行民主改革，蒋对此则一贯强调中国国情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这种关系延续到1949 年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从广义来说可以算到尼克松访华。蒋逃到台湾之后，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保护地，关系就更加不平等。这期间蒋顶住了美国压力，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分离台湾，保持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以反共需要为名没有进行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改革。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的保守派更同情蒋，而自由派对蒋多所批评，实际倾向于台独势力。这种关系自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有所改变。从总体而言，在对华关系中美国支持蒋政府时间最长，最为一贯，也最符合它的外交思想。至今，美国仍把台湾的经济发展看作接受美援成功“毕业”的典范，把现在台湾的政治制度看作是在美国影响下“民主化”的成果。因此，撇开其他左右中美关系的因素不谈，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人的同情自然倾向于台湾方面，当前比在蒋家统治时期有过之无不及。
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从意识形态上讲，美国的主流思想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在国、共之争中美国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支蒋反共，这点毋庸赘言。不过历史地看，也不完全如此，有过几次转折，而且美国政府政策与一般美国人的看法有时相符，有时相异。就广大的美国人而言，直到二战以前，对中国就知之甚少，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了。20 、30 年代有少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知识分子、记者到过解放区，对中共产生好感。他们写了一些报道，并未受到广大美国公众的注意。其中著名的当属斯诺(Edgar Snow) 的《西行漫记》。但是事实上这本书对美国人产生影响是以后的事，在当时远不如其中译本对国统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大。美国人对中共有所注意，并影响到决策层面，还是从抗日战争开始〔14 〕。
( 一)抗日战争后期
美国所不满意于蒋介石的一是抗日不力，二是腐败无能;在这两点上中共提供了对立面。许多记者以及美军延安观察团到解放区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看到了新气象，他们的报道形成一种舆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应该国共双方都给，并对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反共多有指责。有的进而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中国将来的希望在共产党。持这种意见的在政府方面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谢伟思(John Service) 等，记者如白修德(Theodore White) 等为其代表。谢伟思等人并持中共是“土改分子”之说〔15 〕。罗斯福本人虽然最终迁就了蒋介石，但他并不强烈反共，对待国内左派人士也比较开明，其政府成员中也有美共或亲共人士。这当然与美、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国这一大形势是分不开的，大批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也起了一定作用。
中共方面对罗斯福也有好感，并且对美国国内的“民主派”能影响美国政策曾一度寄予希望，主要有两点：在战时美援也给予中共的抗日部队;在二战结束后，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影响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使共产党合法参政。所以对马歇尔调停开始时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欢迎，到后期则反是。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共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并不急于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46 年1 月底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曾向马歇尔传达毛泽东如下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国家。”
周恩来接着加了一段插曲：“外面有谣言说毛主席要去莫斯科，毛主席听到后，觉得很好笑。他说笑地说，他现在身体既不顶好，倒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16 〕也许毛主席当时说这话有策略的成分，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完全言不由衷，因为在《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提到中国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至于“美国式的民主”意味着什么，没有依据来揣测毛泽东当时是如何理解的，以及说此话时认真到什么程度，但至少没有像以后表现出那种强烈的反感。凡此种种，再加以中国革命明显的独立于苏联的道路，美国决策圈中有一部分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一直寄希望于中苏分裂，经常研究中共到底是“中”的成分多还是“共”的成分多。但是这只停留在内部研究，并没有表现在政策行动上，在实践中，中共所感受到的是自马歇尔调停后期开始，美国支蒋反共政策日益明确。可以说，中共对美国彻底失望是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时。从那以后，中共的对外宣传中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给予否定和批判。
( 二)冷战中的思想对峙
美国则在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对在政策上能影响新中国暂时放弃了希望，但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未放弃。艾奇逊在《中国白皮书》卷首的呈总统函中还提到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的再显身手”。这句话引起中共方面极大的注意和强烈反响，毛泽东在亲自撰写的批判文章中在“民主个人主义”后面加了“拥护者”或“分子”字样，这就意味着艾奇逊心目中有一批具体的人是美国的希望所在，《毛选》中称之为“社会基础”。这使得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得不纷纷表态，强烈批判艾奇逊的说法。〔17 〕紧接着，或者就是以此为契机，在高等院校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
50 年代双方互为敌人，尖锐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松动余地。美国1950 年的NSC68 系列文件提出全面冷战的纲领，把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作为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对外“宣传教育”是冷战的工具，为之制订了详细的政策目标和操作内容，提出要“进行公开的心理战，以鼓励群众性的对苏联忠诚的叛变”，“在选定的有战略意义的卫星国中进行隐蔽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战以鼓动和鼓励动乱和造反”〔18 〕。还说“在苏联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是潜在的盟友，应该培育他们最终获得解放的希望”〔19 〕。美国这一名副其实的“思想颠覆”政策对东欧国家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例如“自由欧洲”电台在1956 年的波、匈事件中的活动等等。而中国的情况则别具特色。中共领导不一定具体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但是对于美国有“心理战”之说是知道的，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这种形势适足以推动中共在思想领域的政策更向左转，增加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1957 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出来。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分歧逐步公开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站在苏联的左边，指责苏联不再坚持马列主义，反帝不力，不支持革命，终至认为苏联已走上“修正主义”道路。1957 年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了苏联发生的变化，说预期苏联将要发生的变化是“演进性的(Evolutionary )”，而不是“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 )”，还说“如果他(赫鲁晓夫)继续有孩子，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20 〕这段话在中国被概括为美帝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反复在宣传中出现，几乎家喻户晓。60 年代初，中共中央发表“九评”公开全面批评苏共，并提出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二十五条”行动纲领。对内则强调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提出在思想领域内实行“全面专政”，达到登峰造极。对此，美国在60 年代的反应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当时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方面，对苏联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解冻”以及否定斯大林的作法当然欢迎，并把中国看作更为僵化，更为危险。但是在民间，特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由反越战和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发展出反对美国现有社会秩序的思潮，从而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发生兴趣并产生好感，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加以理想化。当然随着对中国情况进一步的了解，以及后来中国自己对“文革”的否定，这种向往幻灭了。但是从那时开始的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热潮和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后来推动美国与中国建交以及此后的中美关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三)70 至80 年代
尼克松决定打开与中国关系主要是从战略角度，也就是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暂时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但是自70 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过去许多极左的说法、做法，确实在思想领域内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而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僵化得多，于是中、苏易位，轮到苏联批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变化一片欢欣鼓舞，按照美国的理想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想法重又升起，有些人还对此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中国方面，在备尝闭关锁国之害之后，又一次发现自己落后许多，痛感需要急起直追，学习西方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美国又成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对象。在人际关系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源远流长，断绝了几十年后很快又都接上了——家庭、亲友、师生，以及几代留学生的桥梁等等，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影响确实迅速扩大。对待这一现象的态度，在中国人中产生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十分向往，并且经常以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与之相对照;一部分老革命与传统思想较浓的知识分子则对此感到不适应，抵制西方思想侵蚀的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内容，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思想影响。撇开政治以及其他因素不谈，就思想领域而言，美国要影响中国的欲望、中国一部分人对美国的钦羡，同中国官方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侵蚀的疑虑和抵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到1989 年表现为意想不到的激烈冲突。
( 四)90 年代
1989 年发生在中国的政治风波之后，在思想层面上，中美关系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美国人原以为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了(反共的里根总统在1984 年访华后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以示区别于苏联，作为他采取对华较友好的态度的依据，是很说明问题的)，这回大失所望，广大舆论反应空前激烈，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发生180 度大转变。加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许多西方人的心目中都当作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从那时起，中国和俄罗斯再次易位，中国在美国公众和传媒报道中总是“坏人”角色。美国的“人权外交”就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以及西方舆论对中国又有变化，从认为或预期中国现政权即将垮台到夸大中国国力的增长，并对中国的意图产生疑虑，于是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国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在外交上一直强调淡化意识形态，就在1989 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仍多次表明国家关系不受政治制度异同的影响。但是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攻势下，对于美国在思想上企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看法重又燃起。这必然反映到国内的思想文化政策上。但与80 年代不同的是，中国青年对美国的心态已大不相同。在知识精英中对美国的钦羡减少，批评意见增加。尽管许多人对本国情况并不满意，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向往美国。一方面，这是由于了解多了，能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正是健康、正常的表现;另一方面，无可否认地与近年来两国经常发生摩擦有关。中国人有一种不公平感，在观念上与美国人距离很大。形象地说，中国人自己的感觉是刚刚开始直起一点腰来，压抑了一百多年的民族愿望尚待实现，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人已经在担心中国长得太高了;中国人在认识到全球化的趋势的同时，认为保卫主权仍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而美国和西方已在谈论“主权过时论”。尽管与前期相比中国青年一代可能较多实际利益的追求而较少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而言，国家富强仍是共同的、深切的愿望。这种愿望对中国人说来刚刚有希望实现但是离目标还远，而美国的舆论已经在谈论“中国威胁”以及如何限制中国。在这方面，在中美矛盾中大多数中国人与政府认同。可能令美国人不解的是这种情况部分的是由于过去几年来美国人以在中国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在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当然以上的概述只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没有，也不可能就此事进行广泛的、社会科学的调查。
纵观百年来的历史，美国外交中的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一贯的，可能因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暂时淡化，但是不可能放弃。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声明中一贯包含在其国界以外推行民主、人权原则的内容，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主要受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表现出来的是对不同的国家双重或多重标准，有时往往与极为专制的政权结好。在诸多与西方思想体系不同或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共产主义是最大对立面，也就是说，在美国外交中完全抹去反共因素不大可能，也不可能放弃干涉别国事务。百年来，美国人在与中国打交道中总是有一种要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冲动，也就总免不了在期望与失望之间摇摆。中国方面百年来尽管政权性质有极大变化，但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思想影响的态度也有一贯之处：对爱国知识分子来说，它的民主制度以及较为先进的社会组织等等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更不用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了;而它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和强权政治又有伤民族自尊心，有时包括危害实际的民族利益，引起反感;在政府方面，有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及实际的经济建设中对美国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往往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视为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威胁，特别是美国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的舆论和干涉内政的种种举措更引起警惕和防范，有时影响到正常的文化交流。所以在中美关系中除去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之外，在思想层面上有许多外加的复杂问题，为其他国家之间所少见。另外，这方面的相互影响是极不平衡的：可以说美国总是出超而中国总是入超，或者说，美国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下去。中美关系健康的发展有赖于明智地、恰当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03/2/3
旧文章ID：274
作者：孙韵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77期
近年来，来自非洲的恐怖威胁上升，已成为非洲地区与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组织、索马里的青年党、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以及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所组成的“恐怖弧”已经祸及整个非洲大陆。作为非洲的主要投资者之一，中国也受到了恐怖袭击的威胁。在非洲与全球寻求消除恐怖威胁的途径之时，中国的角色，尤其是美中之间可能的反恐合作，值得关注。
非洲恐怖威胁的攀升无疑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这直接威胁到中国在非投资项目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如今，中国已有2000多家公司及百万公民参与中非之间的商业合作，主要集中在采掘行业及基础设施发展领域。多数项目位于偏远地区，而当地政府能提供的安全保障有限。中国在非工人被当地武装团伙绑架以及利比亚内战期间3.7万名中国公民从该国撤离的事件，都证实了中国在非公民脆弱的安全保障，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国不断增加在非投资是否明智以及是否可取的讨论。
可是，非洲恐怖主义在中国眼中并非首要问题，因为中国本土安全并未受到直接威胁，其对中国国家总体安全造成的直接损失也相对较低。中国遭受的恐怖威胁主要源自国内，尤其是来自宗教极端分子与分裂势力，其中也涉及部分国外恐怖主义，但主要源自周边的中亚与南亚地区，例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
迄今为止，非洲伊斯兰恐怖主义团伙对中国造成的最直接的口头威胁发生于2009年：当年新疆7·5事件之后，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发誓要为维吾尔穆斯林报仇，并声称将袭击5万名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公民及非洲北部的中国项目。但这一口头威胁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
意识到挑战与不利局面的中国已经公开承诺将支持非洲国家及地方组织的反恐事业。2013年5月，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非洲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事业。鉴于非洲联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角色，中国已于近年在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的背景下向非盟提供经济及技术支持。尽管这类援助并没有直接作用于反恐，但是对非盟总体能力的建设将会产生长远影响。
然而，中国在非洲安全事务中的利益是否会转化为其与西方的反恐合作仍待观察。事实上，中国认为，非洲恐怖威胁的上升，创造了中国与西方在非洲安全事务影响力竞赛中的零和竞争。各国在非洲的利益自然而然促使他们加强与非洲政府的安全合作，以维护自身利益。对北京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扩大非洲安全事务参与，增加政治影响力并强化中非合作的机会。然而，当西方国家也参与其中时，有部分分析人士将此举看作通过反恐与军事干预“打击中国在非影响力”的行为。例如，有人曾称，“2013年初法国对马里的干预扩大了法国在马里的影响力，可能对中国与马里的关系造成潜在影响。”
近几个月来，中国也展示出与美国在反恐合作方面的极大兴趣。这种愿望主要受到过去一年国内不断攀升的安全威胁与恐怖袭击的刺激。今年7月，两国在美中副部长级反恐磋商中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富成效的成果。中国认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技术、智力以及运作上的优势，而中国可以借以应对目前面临的反恐问题。因此，中国希望与美国合作反恐，但是所指并非是在中国名单底层的非洲恐怖主义。
尽管中国与美国在非洲反恐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但双方对于对方可能在其中获取的不对等利益都十分敏感。部分美国人担心这会强化中国对非洲安全的影响力，而中国也不会参与到有西方政治意图的行动中去。中国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西方的殖民与掠夺以及对非洲事务的干预是非洲恐怖主义的源头。一些人士批评西方通过支持反政府武装来清除他们不喜欢的非洲独裁主义者，造成了诸如利比亚如今的混乱局面。
美中在非洲反恐事务中存在合作的可能，但是仅限于特定环境。一种可能是，中国改变其对非洲恐怖主义威胁的观念。例如，将非洲针对中国人发动的袭击或非洲恐怖团伙针对中国本土发动的袭击纳入重要考量。另一种可能在于，某个非洲国家或地区组织同时请求华盛顿与北京两方各施援手，帮助当地的反恐活动。但是即使出现这样的合作，人们仍应该对双方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持现实的态度，毕竟两国之间存在诸多不同。
(作者是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决策体系)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273
作者：夏长江 来源：共识网
《人民日报》有关公务员待遇的文章，引发人们讨论，其它媒体也发表了几篇外国公务员情况的文章，但很少能真实地介绍情况和对比，现有必要认真地研究一番。
中国公务员范围是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中共等党派机关除工勤外的人员，很多文章所说的美国的公务员，美国称为政府雇员，与中国公务员是不能划等号的。美国政府雇员范围包括，中国的除党派公务员单位人员(含工勤)、全额、差额和参公的事业单位人员、国有企业职工。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2年，政府雇员共有2105.05万人，比重分别为联邦政府为13.4%、州政府为21.5%、地方政府为65.1%。地方政府包括市、县，及镇、学区、特别区等。
美国政府雇员分全职和兼职(类似中国的在编和临时工)，如2011年统计政府雇员有2215.5839万人，而实际上有3006.71万人，其中全职雇员1718.4475万人、兼职雇员1288.26万人。为什么统计数字少于实际人数呢?因为统计的兼职雇员人数是用兼职的总工时，按全职雇员本月的工时折算出相当全职的人数，即2215.5839万人是全职和折算相当全职的之合。如地方和州政府兼职统计为176.7746万人，而实际雇用了473.6164万人，兼职支出559793.1763万美元，总工时30379.7943万小时，小时工资为18.43美元。这个月全职工作171.86小时(法定，每月每月工作21.17天，160工时，即每天工作7.56小时)，兼职折算的工资为3166.71美元/人，用兼职工资总额5597931763 除3166.71，得出相当全职人数。相当的兼职人数，再加上全职人数，得出雇员总数。
美国统计的政府雇员工资，是含兼职的平均工资，兼职在政府领的工资只是全职雇员的26.53%，所以平均后比全职的就低了。
中美两国政府部门职能不同，统计方法不同，财务人员美国单独统计，与中国公务员比较要将财务人员分摊到各类单位。
按中国的标准，美国公务员分8类(含更正)，有财务管理、其他政府部门、司法和法律、警察(及防护)、住房管理、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运输安全局等待，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雇员数字保密，没有单独列出。2011年美国全职公务员(和工勤)的约286万人(还有兼职约34万人，即有100个在编的就有12个临时工)，是全国总人口31159.19万人的0.92%。
2012年，中国公务员有708.9万人，根据编制规定，工勤人员按公务员人数9：1配备(五入原则)，即对应的工勤人员不少于78.77万人，合计787.67万人，是全国人口135404万人的0.58%，中国比美国低0.34%个百分点。如减去党派人员更少。
按网络流行的话说(供养比)，美国是1：108.87，中国是1：171.9。这里多说两句，有部分人没有准确理解供养比，如中国为1：171.39，正确地解释是171.39个人中有1个公务员(及工勤)人员，而不是1个人养171.39公务员(及工勤)人员。
为什么有人说中国公务员的比重比美国高呢?原因是将财政供养人员都视为公务员，特别是将退休人员计算在内，退休人员也应像美国一样计为社会保障人员。
有文章说，“美国公务员的工资规定比私企低”，规定与实际其实不然!2012年，美国政府雇员平均工资为49,757美元，比私有雇员的平均工资49,200美元，高1.13%。公务员工资高于政府雇员，全职高于全部(全职和兼职合)，所以美国全职公务员工资肯定高于私企业雇员。2011年(3月份)，美国公务员(及工勤)工资总额为1435252.29万美元，平均月工资是5035美元，年工资不低于60420美元，比美国平均工资48043美元高25.76%。美国公务员工资职类排行是海关、警察、司法(法律)、行政管理、财务。每月兼职工资为1181.95美元，
美国政府雇员各级工资不同，如地方政府设为1，州政府为1.1576，联邦政府为1.6528。
2012年，中国含公务员公共管理行业年均工资46074元(每为月3839.5元)，是全国平均工资46769元的98.51%，排第12位(共19个行业)。
2012年平均工资增长2.59%，全职公务员月工资约5165.58美元，美中基本消费平价购买力约为1：3，即美国全职公务员月工资相当人民币15496.75元，是中国公务员的4倍。
按中国的分类，美国全额事业单位有6类，有健康管理、公益事业、自然资源管理、社区管理、固体废物管理等，以及中小学雇员。不含中小学全职雇员约160万人(还有兼职20万人)，平均月工资为4751美元，低于公务员工资。美国的健康管理相当中国的防疫站等，社区管理相当中国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村委会)，自然资源管理，如中国的西西可里管理区等。常有人说美国的环卫工人也是公务员，确是政府雇员，但与中国公务员有很大的区别。
按中国的分类，美国公立大学和医院，以及公园和休闲是差额事业单位，公立中小学校是全额事业单位，公立学校、医院、公园等单位全职雇员约894万人(还有兼职391万人)，除财务外，教育平均月工资为4282.08美元(其中高校5303.3美元、中小学4031.45美元)，低于公务员工资;医院平均为5221.8美元，高于公务员工资。常有人说，美国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高，中美两国的财政口径不同，美国学校、医院的收入全记在财政收入里，支出也全记在财政支出，查美国财政收入帐上有学校和医院饭费、住宿费等，包括这些支出，占GDP的比重就大。而中国的学校、医院的收入全不记财政收入，自然就少。
美国国有经济比重占GDP的为1%(政府活动为11.7%)，国企业职工约有1030万(含兼职842万)，是经济活动人口的6.8%左右。中国国有经济比重比美国高得多(17%左右)，国有及控股企业职工约7719人(一产320.5万人)，是经济活动人口的9.8%。美国国企工资高于全国平均工资14.81%，水电燃职工高于平均工资32.96%。美国国有企业分11类，有邮政、公路、航空运输、水上运输和港口、污水处理、供水、电网、燃气、公交、酒类专卖店、国库等，竞争性行业都是私有企业。
美国政府独立的科研单位只有“航天管理署”统计科目为“空间研究与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和社科研究均在大学，非基础研究都由私企承担。“空间研究与技术”的平均月工资为5441美元，高于公务员、医院，低于警察。
按中国标准，美国政府雇员中有部分是军队和武警，如国防和国际关系、消防、海岸防卫队、特勤局、紧急事务管理署等等，国防和国际关系有80.57万，消防37.73万、紧急事务管理署1.75万、美国海岸防卫队8,310人、美国特勤局6,967人。特勤局的部分职能和中国的警卫部队相似。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8/19
旧文章ID：272
作者：刘植荣 来源：共识网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对于撒谎造假现象，我们都很熟悉，如贪腐官员的连篇谎话、充斥市场的假冒伪劣、水分多得冒泡的统计数据……那么，国外是怎么对待这些现象的呢?
1.谎言：有善有恶
撒谎就是一个人或组织向其他人或组织乃至公众发出的连他或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弄虚作假，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是撒谎;掩盖事实真相，把有的事情说成没有也是撒谎。
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汀写了两部关于撒谎的著作，一部是《论撒谎》，另一部是《揭穿谎言》。奥古斯丁在《论撒谎》中提出，撒谎是人类的“一个大问题”，并把撒谎分成八类：其一是宗教宣教中的撒谎;其二是对任何人都有害无利的撒谎;其三是对某人有利而对其他人有害的撒谎;其四是说谎者自己图快乐的撒谎;其五是在谈话中取悦他人的撒谎;其六是给某人带来物质利益但不伤害任何人的撒谎;其七是给某人带来精神利益但不伤害任何人的撒谎;其八是为保护某人免受肉体折磨而不伤害任何人的撒谎。
但总体上讲，谎言分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就是通过虚假陈述维护或增加被骗人的利益，它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危害。恶意的谎言则会给某人甚至整个社会带来危害，只有撒谎者得利。
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就是个撒谎者。他隐姓埋名，创办企业，建立社会福利基金，让孩子免费上学，让年轻人去他工厂做工，为病人免费医疗，给老年人发放养老金，他受到民众的尊敬，并被国王任命为市长。除了像沙威那些为专制暴政卖命的人外，没有人会指责冉阿让撒谎，因为他是为了逃避黑暗制度的迫害而不得已撒谎，撒谎也是为了行善。所以，雨果认为，在一个充斥不公的黑暗社会，应该受到惩罚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里有个名叫杜卡尔马拉的江湖骗子，谎称他配制的“爱之甘醇”(其实是廉价葡萄酒)能给人带来爱情，让一心想得到阿迪娜爱情的痴情青年内莫雷诺为买“爱之甘醇”破了产，并把自己卖给了军营。杜卡尔马拉的谎言就是恶意的，因为他撒谎骗了别人的钱财，自己变富了。
奥古斯汀、圣托马斯·阿奎那和康德等哲学家认为，不管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意的谎言，所有谎言都是恶的，它是对社会信任的一大威胁。思想是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而讲话就是表达讲话者的思想，撒谎歪曲了自己的思想，从而也就否定了个人的存在。
世界三大宗教都有禁止撒谎的教义。《圣经》把撒谎列为“七恶习”之一，并预示撒谎者在末日审判时会受火刑。佛教也把“不妄语”列进“十戒”。《古兰经》认为撒谎应“受到真主的诅咒”并“将遭受痛苦的刑罚”。
亚里士多德认为，谎言没有存在的空间，因为谎言一旦被揭穿，撒谎者就信誉扫地，他所说的任何话就没人相信了。所以说，撒谎者抛出一个谎言一旦被揭穿，就面临着信任危机，要用新的谎言修补被揭穿的谎言，设法重新建立其信任来，如此这般，撒一个谎要用一万个谎来圆那个谎，靠谎言起家的必然靠谎言持家。正因为如此，列宁警告人们：“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2.安娜为何不愿帮我买LV包?
要做诚实的人，国外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不管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如果让中国人看外国小学的作文会感到他们很幼稚，因为他们就写身边的零碎事儿，说大实话，没有空洞口号和远大理想。中国不少学生的作文其实就是学撒谎，里面有众多言不由衷的“假大空”。
我刚到法国读书时，申请住房补助、育儿补贴、医疗保险等要填很多表格，上面有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等项目。外国社会福利是穷人优先，收入越低、财产越少享受的社会福利越高。但填表这些数据都是自己说了算，无需任何证明。在法国，个人信用胜过生命，一个人弄虚作假、说谎欺骗一旦被发现，在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就要面临严格审查，成为被社会监视的人。一些人从法国回去后再来，法国不给签证，而签证官又没任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此人很可能在法国逗留期间有欺诈行为而被列入黑名单不让入境。
有一年春节，在巴黎的几个中国留学生聚会，一个在研究所的留学生对我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撒谎经历。有一次，研究所的老板问他对研究计划有何打算。他听了心里忐忑不安起来，因为那些天他一直与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联系，想转到美国做研究，联系的传真一定是被老板发现了。但他怕被老板解雇，就没敢告诉老板实情，告诉老板他会安心在那里做研究，没别的考虑。老板听后沉下脸对他说：你用研究所的传真，我们知道你和美国方面联系，这没关系，你认为去美国对你研究更有利，我们不会阻拦，但是，你要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当你离开后，好有替补人员及时补上你的空缺。
还有一次，旅居法国的香港人徐先生让我找个法国学生帮他买LV(路易威登包)，因为LV专卖店每个顾客只能买三件(我已帮他买过一次)，他说想多买些回去送亲友，他给代购者10%的劳务费。我就动员我隔壁的法国女生安娜帮徐先生去买包。到了香榭丽舍大街的LV专卖店, 安娜拿着徐先生给她的装满钱的信封进去后，没两分钟就两手空空地走了出来，羞愧地说：“对不起，我不能买，我有个同学是里面的店员。”
我听后立即给她鼓劲：“那好呀，你可以通融一下你同学，让她多卖给你几件呀!”“不行，她知道我没有钱买这么贵的包的。”我一再鼓励她去买，最后，她难为情地说：“那我再试试去。”这次，她还没进店门就回来了，面带愁容说：“我实在没有勇气进去，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个穷学生，根本买不起这么贵的包，让我说谎，我实在做不到。真是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们。”
3.希特勒把撒谎称为一门“艺术”
希特勒在1925年7月18日出版的《我的奋斗》(第一卷)中把撒谎称作是一门“艺术”，他说，绝大多数人都会撒些小谎，但很少有人敢撒大谎，所以，撒小谎是大家熟悉的伎俩，很容易被识破，但撒大谎则很难被识破，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撒大谎会让撒谎者身败名裂，没人会敢厚颜无耻地冒天下之大不讳撒弥天大谎。
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1941年1月12日出版的《空前时代》一书阐释了如何运用撒谎艺术：“要撒谎就撒大谎，而且不厌其烦地撒这个大谎言。”“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纳粹党的整个宣传机器就是制造谎言，永远让群众情绪高涨;永远不承认错误或失误;永远不接受批评;永远不允许群众选择其他道路;永远不承认敌人有任何优点;不断重复一个大谎言，直到所有的人都相信它。
纳粹党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各种报纸必须按宣传部的指令发稿。戈培尔毫不隐晦地说：“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为传播谎言就必须堵塞真相的传播渠道，为此，纳粹德国把收音机设计得不能收听国外电台。
纳粹党散布的大谣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国际犹太联盟打败了德国;称英国、美国、俄国都是犹太人掌实权;称犹太人想发动一场消灭德国人的战争，所以，德国必须首先消灭犹太人，这属于自卫。纳粹党甚至造中世纪犹太人的谣，称犹太人在宗教仪式中杀害基督教儿童，用他们的血涂在逾越节吃的无酵饼上吃。该谣言很奏效，很快激起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
4.由谎言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
日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对钱越敏感说谎几率越高。可见，市场上的一切谎言无不是为了利益，为了利益有人会昧着良心说谎，正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风暴，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就是“房价只会升不会降”这个大谎言，就像17世纪荷兰人炒郁金香一样，这个谎言被民众接受了，全社会疯狂炒作房地产。
银行对炒房乐此不疲，因为炒房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货币成了紧俏商品，银行便可通过频繁贷出货币获取更高利润。
由于美联储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流通中的货币显然不能满足全民炒房的需求，于是，银行就玩起了“一女多嫁”，把房贷的一堆借条证券化卖给投资人，然后把卖债券收回的钱再贷给购房者，如此反复，100亿元可以当1000亿元用，甚至更多，这让房贷规模急剧膨胀，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房地产泡沫被吹得越来越大。
2001年到2005年，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占住房抵押贷款的比例由8%上升到20%，其中至少有80%被证券化。2006年年中，房价在峰值出现拐点，银行见被抵押的住房开始贬值，便上调贷款利率，增加了购房者的还贷压力，很多人开始违约，炒房者眼见房地产“大势已去”，也开始抛售住房或干脆违约。这时，银行收回很多被抵押的住房，而住房不断贬值让银行资产持续缩水，同时还要交高额的房地产税，银行也急于把手中的住房售出，有的银行甚至把一套别墅标价一美元出售。银行资不抵债便破产，一旦一家大银行倒闭就会诱发“多米诺效应”，其他银行跟着纷纷倒闭，资金链断裂，经济陷于停滞状态。
从“房价只会升不会降”这个大谎言开始发酵，终于酿成了影响全球经济的恶果。
5.尼克松因撒谎被迫辞职
读者可能难以置信，那个在任职期间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回去后不久就因为撒谎被迫辞职。
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竞选连任期间，为知道民主党的竞选策略，他的竞选班子安排人员于1972年6月17日晚上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竞选总部，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竞选文件时被抓了现行。尼克松回应称，他对“水门事件”并不知情。开始，公众并未对此事给予过多地关注，加之尼克松第一任期的政绩不错，他仍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
1973年7月23日，“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要求白宫交出总统办公室的谈话录音带，以查清“水门事件”真相。尼克松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便利用总统特权拒不交出录音带，继而解除了司法部部长、副部长和特别检察官的职务。但在公众压力面前，尼克松又任命律师莱昂·贾沃斯基任“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
1974年2月6日，众议员批准对尼克松的弹劾调查，随后通过了弹劾尼克松的三个罪名：妨碍司法调查罪、滥用职权罪和蔑视国会罪。7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尼克松案”中全票通过裁定，总统必须交出所有原始录音带。联邦众议员芭芭拉·乔丹在7月25日众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上发表了题为《弹劾尼克松》的精彩演讲，该演讲入选《美国20世纪经典演讲100篇》。乔丹说：“弹劾是对国家高级公务员不当行为的约束，是对公务员进行全国性审判的一种方式。”
8月5日公布的白宫原始录音证明，尼克松隐瞒了“水门事件”真相，他撒了谎，连他自己的律师佛雷德·布兹哈迪特和詹姆斯·克莱尔也说：“总统对全国人民撒了谎，也欺骗了他最亲近的助手和律师。”8月7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参众两院共和党领袖时得知，众议院通过弹劾案毫无悬念，参议院只有15人表示支持总统。尼克松众叛亲离，为免遭弹劾，于8月8日晚上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职，翌日生效。
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后，宣布赦免尼克松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参与的所有罪行”。总统的罪被赦免了，但“水门事件”案有69位政府官员被送上法庭，其中48人被定罪，包括司法部长、白厅办公厅主任、总统顾问等，罪名大多是“伪证罪”。
6.德国官员一旦被揭撒谎，政治生命就终结
德国一向有“政治洁癖”，要求官员必须是道德模范，不许有任何品德瑕疵。作为政界人物，哪怕是一个小谎言，哪怕是几十年前的谎言，哪怕是隐瞒另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一旦被揭露也意味着信誉扫地，政治生命终结，走到哪里都会受到鄙视，因为他曾经是个骗子。
2011年3月， 39岁的德国国防部长古藤贝格因被爆其博士论文“未充分交代引用来源”而被迫放弃博士头衔，并宣布辞职。辞职后的他计划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举办一场演讲，但遭学生联名抗议而被迫取消。
2013年，德国教育部长安妮特·沙范也因其博士论文被爆剽窃而辞职，她的博士学位被收回，尽管该博士论文是32年前的事了。
德国武尔夫总统2012年2月17日宣布辞职，就是因为他在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时在州议会上说了一句谎言。
2010年1月，德国媒体披露，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武尔夫在2009年9月15日去迈阿密度假时享受了柏林航空公司的免费机票升级服务，即从经济舱升级到商务舱，这违反了公务员不得接受超过10欧元礼品法律规定。后来，武尔夫向柏林航空公司补足了3000欧元的机票升级差价。
但媒体继续深挖武尔夫的腐败线索，称他与企业家朋友埃汞·吉尔肯斯有商业关系。2010年2月，下萨克森州议会对此举行听证会，武尔夫在听证会上否认与吉尔肯斯有商业关系。
武尔夫于2010年6月当选德国总统。2011年10月20日，《明镜》新闻周刊查阅武尔夫总统的房产信息发现，他有50万欧元的抵押贷款。《明镜》向武尔夫总统发电子邮件，询问这笔贷款的来源。武尔夫回复称，是2008年秋天从吉尔肯斯的妻子伊迪丝那里贷的，利率为4%，并附上了贷款协议复印件。但媒体认为，武尔夫在下萨克森州议会上隐瞒了这一事实，他对人民代表撒谎了。
2011年12月12日，《图片报》把武尔夫在州议会撒谎的报道捅了出来。15日，武尔夫总统发表书面声明，称他是向吉尔肯斯的妻子贷款的，而不是向吉尔肯斯，与吉尔肯斯没有任何商业联系，不存在撒谎，但他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致歉。
2011年12月16日，《明镜》报道称，吉尔肯斯承认是他自己与武尔夫商谈的那笔50万欧元的贷款问题，也是他签的支票并亲手交给武尔夫，但这笔钱是从他妻子账户上划出的。2011年12月2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武尔夫总统对自己在贷款事件上的“误导”向德国人民道歉。
2011年12月31日，《明镜》继续爆料称，武尔夫总统12月21日给《图片报》总编发短信威胁，称如果《图片报》刊发他的贷款丑闻将追究其法律责任。总统干预媒体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当时的民调显示，46%的德国人认为武尔夫应当辞职。
武尔夫辞去总统职务后，司法机构立即对他涉嫌的腐败行为展开调查。2014年2月27日，下萨克森州汉诺威地方法院宣布，武尔夫购房贷款并不违法，滥用职权的指责也大都子虚乌有，检方对武尔夫的各种腐败指控均不成立。
从武尔夫总统所谓的“腐败案”可以看出，德国媒体对政府任何一级官员的监督是独立的、全方位的，新闻媒体对塑造廉洁政府起着重要作用。德国政府对媒体相当宽容，虽然媒体关于总统腐败的报道大都是空穴来风，但政府没有以“造谣”、“污蔑”、“诽谤”等罪名逮捕媒体人，更没有查封报社。
7.诚信：需要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
建立诚信社会，除了思想的教化，学校、家庭的教育熏陶外，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不可或缺。
美国《联邦资产管理条例》规定，公务员违反规定公车私用则构成“滥用政府财产罪”，立即被停职一个月，情节严重的，则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对主管领导也给予30天的停职处罚。《联邦公务旅行条例》规定，差旅费报销额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如果低于规定标准，则不给补足。如果报销中有对政府的欺诈行为，则对所有费用不予报销，情节严重的，被处以最高10000美元的罚款或同时判处不超过5年的监禁。
日本《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规定，国会议员有义务在任期开始100天内公布资产情况，包括建筑、土地、高尔夫俱乐部会员权、定期存款、车、船、飞机、证券等。此后每年4月，议员还要提交资产补充报告书，一旦发现有漏报瞒报行为，司法部门及时介入调查，违规者被革职、没收财产甚至被判刑入狱。
韩国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查公务员的财产报告，如有隐瞒造假嫌疑，通知司法机关对财产报告人进行调查或搜查。如果公务员在规定时间内不提交财产报告或提交的报告有欺瞒行为者，可判处1年以下拘禁或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市场价值超过50新元的礼品必须交公，否则就以贪污受贿罪论处，面临5-7年的牢狱之灾，还要将入职以来按每月薪金的40%比例积累下来的全部公积金和养老金上缴国库。政府每年发给每个公务员一个廉政日记本，公务员必须每天记录公私活动情况，由监督部门审查，若有隐瞒作假，严厉处罚，对开除公职的公务员永不再用。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8/19
旧文章ID：271
作者：刘洪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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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高铁长度超过其他国家总和时，当《纽约时报》也要在头版感叹“高铁改变中国”时，在曾经的“铁路第一大国”美国，却还没有一条高铁。从华盛顿经费城、纽约到波士顿的东部黄金线路，火车依然慢悠悠地行进，时不时中间还会没来由地停顿几十分钟。
也不能说美国领导人不上心。在奥巴马的演讲中，对中国高铁其实是颇为羡慕的。他曾说过，从建设第一条铁路，到建设跨州高速公路系统，美国一直处在世界竞争的前沿，美国必须为21世纪的竞争奠定基础，让更多美国人获得新的就业岗位，“因为毫无道理中国可以有世界最快的火车，而宾夕法尼亚的农村就没有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奥巴马的“高铁梦”是什么呢?“在未来25年里，我们的目标是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奥巴马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说。“这会让人们的出行时间，减少至汽车所需时长的一半。对部分出行而言，高铁会比飞机更快——它不用安检。”
最高领导下了决心，对超级大国的美国来说，技术也应该不是太大问题。但美国还是没有修建起高铁。弄得《纽约时报》也引述专家的话嘲讽说，考虑到奥巴马第二任期也不太长了，他的“高铁梦”，应该更多是幻想。
修不起的首要原因，确实是修不起。高铁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现在每年中国投入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奥巴马政府虽然也为高铁项目拨出了110亿美元，但考虑到高铁在美国是“白手起家”，而且这些钱还有点“撒胡椒面”的性质，建不起来也实属正常。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世界老大的美国要筹钱，有的是办法。高铁谈得多做得少，则与美国国情有莫大关系。从政治上讲，奥巴马算是个弱势总统，很多地方是共和党把持，州长说不，白宫也头疼。比如，对拨下来的高铁资金，佛罗里达、俄亥俄和威斯康星三州干脆就退了回去，自然，这三州州长都不是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人。
向白宫说不，州长们自恃民意在手。美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短途开汽车，长途坐飞机，对高铁的需求好像并不迫切。另外，高铁噪音问题、拆迁问题、占地问题，都可能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官司，还真不是短时间能推动起来的。
当然，舆论可以引导，高铁的便利也很容易说清。但奥巴马团队的舆论引导能力却似乎一年不如一年，所以，前有医改问题做成了“夹生饭”，后有高铁项目“光打雷不下雨”。对共和党来说，奥巴马的挫折就是自己的胜利，也乐于在各种项目中横生枝节、高声反对。
这种麻烦，其实也不仅仅限于高铁，包括今天美国人已离不开的高速公路。为修建这些州际公路，美国政坛也是几经博弈和斗争，整个建设也花费了数十年时间;即使是蜚声世界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也并非都是赞誉，据有心人统计，与该大桥相关的诉讼官司就达数百起。
这就是美国办事的麻烦，也是让不少美国人艳羡中国决策高效、变化日新月异的原因。尽管美国式的拖拉，其中也不乏值得思索和借鉴的地方。
建高铁这么难，高铁就真的不适合美国吗?
至少一些美国人就认为，高铁投入成本过大，而美国远没中国人口密集，且公路航空系统发达，高铁将是亏本的买卖。确实，在广袤的美国中西部，建高铁有很多不经济的地方。但美国毕竟地大物博，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东部以及加州，难道也不合适吗?
环保、高速、准时、便捷，这些高铁特质，美国人其实也很需要。乘坐过中国高铁的美国朋友，回国乘坐老旧的美国铁路后，更有深刻而强烈的感受。在一些美国人看来，高铁迟早会在美国发展，尤其是考虑到以后油价上涨、交通拥堵加剧的状况。不然，奥巴马也不会多次畅想“高铁梦”了。但美国式的决策过程，有其原因及某种合理性，却可能耗费几十年无谓的时间成本。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8/26
旧文章ID：270
作者：财新网 来源：新浪微博
（记者 李先达）关于中美非洲展开经济竞争的信息越来越多，有人干脆认为，两国在非洲展开了“新冷战”，事实真的如此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尔梅达认为，中美在非洲的竞争并不像渲染的那样激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补。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10/21
旧文章ID：269
作者：新浪军事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防部20日发表声明，本月16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率领代表团在华盛顿和美军完成第15轮防务磋商和首次总参部门战略对话。双方除讨论海事安全、乌克兰、“伊斯兰国”等议题外，还同意设立新两军交流论坛“亚太安全对话”。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10/21
旧文章ID：268
作者：新浪军事 来源：新浪微博
《羊城晚报》报道，今年珠海航展开幕恰逢中国空军65周年，美、英、法、俄等28个外国空军代表团将赴珠海航展祝贺，美国代表团将携C17出场，这是美国军机第一次在中国航展上露脸。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10/21
旧文章ID：267
作者：無風即風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历史上的前两次牛市持续时间都超过或接近二十年，当初中国没事，是因为还不足以挑战美国，如今的新兴市场领头羊早就成了美国的心腹大患，明年美联储加息后将会在经济的强势推动下对中国展开更多敌对和打压行为，十年内中美一战恐已不遥远了。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10/21
旧文章ID：266
作者：中国消费者杂志 来源：新浪微博
记者了解到，大众的这次召回涉及中美德等全球多个市场，总数在100万辆以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市场，不及时检查车辆都会导致纵臂断裂，但大众在针对美国消费者的声明中，并未保证衬板可以在纵臂断裂后继续保持车辆稳定。
来源时间：2014/10/22 发布时间：2014/10/22
旧文章ID：265
作者：蔡翠红 来源：《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中美关系在全球网络化进程中出现了新的竞争、冲突和合作态势，尤其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社会网络化程度的提高，中美关于网络空间的歧义与合作需求开始扩大。“在未来的国际政治中，或许没有比美中关系更重要的国家间关系了。 而在两国关系中，没有什么问题像网络安全问题一样，如此迅速地冒出来，并引发了很多摩擦”。(注：Kenneth G. Lieberthal & Peter W. Singer, “Cybersecurity and U.S.-China Relations,” February 23,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12/0223_cybersecurity_china_us_singer_lieberthal.aspx.)从“谷歌事件”到“网络窃密”的指控，从“网络安全最严重威胁”的界定，再到“互联网自由”的人权谴责，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的摩擦日益频繁。(注：Kenneth G. Lieberthal & Peter W. Singer, “Cybersecurity and U.S.-China Relations.”op.cit. )有学者甚至将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关系界定为数字版的新冷战。
中美关系在网络空间的拓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网络对传统中美关系的冲击，二是中美关系在网络空间的博弈。
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不仅是现实中美关系在网络空间的映射与再现，还将是一个新型数字领域的竞争、冲突与合作的复合体。那么，网络空间对中美关系哪些领域、哪些方面产生了影响？如何使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避免走向安全困境，从而推动中美关系这一领域的良性发展?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竞争：网络无政府状态下的博弈
网络空间具有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基本特性。作为一个全球开放互联的体系，网络空间不存在清晰的国家边界，单个政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目前网络治理的国际机制也尚未完善。无论从法律、政策还是从安全角度来看，网络空间都还是一个没有形成全球共同规范的未知领域（uncharted territory），无论是权威、透明度，还是责任都不是很清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目前的网络空间如公海和外太空一样，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首先是竞争的关系。这些竞争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针对网络空间无政府状态的治理权之争，二是针对这一电子公所的网络战略优势竞争，包括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等。对于网络这样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公域，任何一个国家都想捷足先登，抢占高地，并夺取优势。(注：对此，美国早已提出信息优势（Information Edge）的概念并谋求长期保持信息优势。Joseph S. Nye, Jr. and William A.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5, No. 2, March/April 1996, pp.20~36; Kevin O’Connell and Robert R. Tomes, “Keeping the Information Edge,” Policy Review, December 2003, pp.19~37.)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当然也不例外，竞争也由此产生。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在技术、管理、经济，甚至文化上意图主导信息网络。这自然导致其他国家与其在信息网络治理权方面进行竞争，例如针对网络技术规范、网络空间国际行为规则等。
网络治理权就在于谁能以何种立场建立一套对自己有利的网络规范，并要求他人依此原则在网络空间里从事活动。网络治理权涵盖结构、功能、文化三个层面。一是对网络空间结构层面的治理。这是早期网络治理的重点，如域名管理、IP地址分配、网际费用结算等。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作为互联网运行基础的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资源都由美国政府授权的机构管理和控制，因而在结构层面，美国已然捷足先登；二是对网络空间功能层面的治理，比如针对垃圾邮件、隐私保护、授权访问等安全措施与规则等；三是对网络空间文化层面的治理。随着网络的蔓延和普及，文化层面的治理将越显重要。网络治理权的利益相关方有很多，作为治理主体的制度行动者也同样有很多选择，比如国际组织、主权国家、跨国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市民社会、行业机构、网络精英等等。(注：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108页。)而主权国家则是当前国际体系中利益争夺的主要行为者。究竟谁能够在网络治理权这块大蛋糕中分得大块，这决定着谁的利益将得到更多体现。
美国一直谋求掌控全球网络空间发展、治理与安全规则机制主导权。作为互联网核心的发源地，它拥有包括IP地址分配等诸多源头服务的控制权。2005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计划永久保持对互联网的监管，成为域名的主人。(注：Kenneth Neil Cukier, “Who Will Control the Internet?”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5, Vol. 84 Issue 6, pp.7~13. )在国际标准方面，多年来美国通过标准规则控制产业链下游市场，中国自主研发的无线局域网标准在国际申标的进程中多次遭到美方的阻挠，这不仅是个别美国企业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使技术问题政治化的结果，还说明了美国政府不愿在网络国际标准方面被竞争对手赶超。
作为信息化进程的后起之秀，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权方面总体处于弱势，但中国争取网络空间治理话语权的立场也是鲜明的。2011年9月12日，中国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驻联合国代表在第66届联大上提出确保国际信息安全的行为准则草案。这份文件呼吁与“散布旨在宣扬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或破坏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作斗争。同年9月22日，由俄罗斯牵头组织的52国情报部门负责人闭门会议在叶卡捷琳堡召开，俄安全会议和外交部联合起草的《联合国确保国际信息安全公约草案》再次提交会议讨论。这份18页的文件禁止把网络用于军事目的或颠覆他国政权，但仍为各国政府保留了很大的在国家局域网内的行动自由。(注：Adrian Croft and Georgina Prodhan, “UK, U.S. Talk Tough on Web Freedom at Cyber Talks,” Reuters Website, November 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1/01/us-technology-cyber-conference-idUSTRE7A00EK20111101.)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俄等国对美国借助信息网络颠覆它国政治体制企图的抗议，也是争取网络治理权和话语权的努力。
中美网络战略博弈亦日趋激烈。网络已经成为输出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建立公众互信、协调外交资源、促进国家利益、达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美国、日本、印度等相继推出涉及网络的国家战略，建立国家级网络空间管理机制，并在理念创新和规则制定方面“圈地插旗”、抢占先机。美国尽管在近年有国力衰落的疑虑，但在网络空间仍然保持全球战略的主动态势。在传统的“防御性”战略的基础上，美国已开始试探“网络空间的先发制人”行动战略，力图占据网络威慑（cyber deterrence）的高位。(注：Will Goodman, “Cyber Deterrence：Tougher in Theory Than in Practic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Fall 2010, pp.102~135.)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将网络将关键基础设施升级为国家战略资产，另一方面又于2009年6月成立网络战司令部(Cyber Command)，全面提升网络攻防能力。2011年3月，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首次勾画了提升美军网络战能力的五大战略支柱。(注： 提升美军网络战能力的五大战略支柱为：将网络空间看作与陆海空天一样重要的作战领域；采用主动的网络防御措施和其他新型防御方法；在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上，与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进行协作；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联系；招募一支网络安全队伍。Elizabeth Montalbano, “Cyber Command Pursues ‘Defensible’ IT Architecture,” March 2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news/government/security/229400008?cid=RSSfeed_IWK_Government.) 同年5月，美出台首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注： U.S. White Hous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 May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international_strategy_for_cyberspace.pdf.)内容与目标已从美国自身的网络空间范围扩展到全球网络空间，表明美国已全面展开网络空间竞争与掌控。
在网络空间的总体战略方面，中国是后来者，迄今为止尚未发布成文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然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认为，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网络空间战略竞争，他认为这从2011年3 月31日中国发布的《2010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首次具体提到网络空间可以看出。(注：Adam Segal, “China’s Defense: Intricate National and Volatile,”China & U.S. Focus (Online), March 30,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E2%80%99s-defense-intricate-national-and-volatile/.)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网络战的非对称优势提升其军事竞争力。(注： Jason Fritz, “How China Will Use Cyber Warfare to Leapfrog in Military Competitiveness,” Culture Mandala: The Bulletin of the Centre for East-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 8, Issue 1(2008), Article 2, pp.28~80, available at: 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cm/vol8/iss1/2.)
中美网络战略博弈在具体战术与策略层面首先表现为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美国非常清楚，任何国家想要保持在信息领域和网络空间的主导权，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有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作为基础。美国在网络产品、技术和应用协议等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美国也面临着在国家创新能力、增长势头方面的挑战。所以，美国一方面鼓励扶持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号公路沿线这样的基于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市场、风险投资、高校培养出的技术工人和新兴企业相结合的信息技术创新基地，另一方面政府在政策上鼓励创新，调整一系列相关政策如反垄断政策以促进创新；在资金上提供研发资助；在全球范围吸纳信息技术人才；鼓励先进军用技术民用化等等。中国在信息化浪潮中奋力追赶，并在很多网络技术与安全策略方面力求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关键信息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如先进集成电路芯片与光电子器件、高性能计算机与软件、下一代互联网与信息安全、第三代移动通信与无线通信、数字电视与音视频编码、信息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等。(注：邬贺铨：《中国信息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创新》，载《中国信息界》2006年第12期，第21~22页。)
其次是网络军事化加速升温，中美网络军备竞赛显现。(注：Mark Clayton, “The New Cyber Arms Rac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7, 2011.)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引入网络战概念的国家。2011年5月美国公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提出，(注： U.S. White Hous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 May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international_strategy_for_cyberspace.pdf.)如遭受严重网络攻击，美国将以武力还击。2011年7月美国防部公布的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注：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trategy for Operating in Cyberspace, July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news/d20110714cyber.pdf.)则直接将网络空间定位为军事“行动领域”，把美国可能遭受的严重的网络攻击定性为战争行为，并进行反制，反制手段既包括动用网络攻击武器，也包括动用传统的军事力量。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文章说，美军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可能会引发网络军备竞赛。如果美军参与攻击性的网络行动，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跟进。(注：David E. Hoffman, “The Cyber Arms Race,” Foreign Policy (Online), June 1, 2011, available at: http://hoffman.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6/01/the_cyber_arms_race. )中国国防部也于2011年5月宣布设立了“网络蓝军”。虽然中国国防部称中国“网络蓝军”并不是黑客部队，而是根据训练的需要，为提高部队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而设立的。但是美国《时代》周刊网站称，尽管中国的“网络蓝军”名义上是自卫，但考虑到中国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政府慷慨的资金投入，中国能够在虚拟战场上进行迅速和匿名攻势，这一前景将令世界其他领导人坐卧不安。(注： Chris Gayomali, “China Admits to Assembling a 30-Strong Team of Elite Cyber Commandos,” Time (Online), May 27, 2011, available at: http://techland.time.com/2011/05/31/china-admits-to-assembling-a-30-strong-team-of-elite-cyber-commandos.)
再次是中美网络话语权的竞争。欧美的网络化程度在全球领先，网络运行规则也由它们主导，在网络信息传播中英语也占据优势。而且，从当前国际网络话语体系看，美国的政治话语不仅似乎成为判断是非的合法标准，而且往往带有攻击性。例如，从2007年开始，美国乃至主要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炒作“中国黑客威胁”的集体行动，将“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与“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袭击”划上等号，制造“中国黑客威胁论”。(注：沈逸：《网络安全与中美安全关系中的非传统因素》，载《国际论坛》2010年7月第12卷第4期，第46页。) 近两年美国各界频频出现网络空间的“中国威胁论”。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前主席拉里·沃策尔（Larry Wortzel）和共和党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称“现阶段最恶劣的、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网络攻击行为来自中国”。(注： Larry Wortzel and Randy Forbes, “Bolster U.S. Cyber Defenses: Make Comprehensive Push Against Global Threats,” Defense News (Online), May. 31,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00531/deffeat05/5310303/bolster-u-s-cyber-defenses.)更有研究人员将中国称为“网络威胁的特洛伊之龙”，(注： John J. Tkacik, Jr., “Trojan Dragon: China’s Cyber Threat,”Backgrounder (Publish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 2106, February 8, 2008，pp.1~12, available at: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bg2106.cfm.)认为中国间谍行为是对美国科技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1月27日刊登《中国的网络盗窃行为是国家政策：必须予以反对》一文，称 “中国政府有一项关于在网络空间从事经济间谍行为的政策”。(注： Mike Mcconnell, Michael Chertoff and William Lynn, “China’s Cyber Thievery Is National Policy—and Must Be Challenged,”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7, 2012, on page A15. 类似言论还可参见Michael Evans & Giles Whittell, “Cyberwar Declared as China Hunts for the West’s Intelligence Secrets,” Times (Online), March 8, 2010, available at: http://technology.timesonline.co.uk/tol/news/.)2012年3月8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发布的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公司撰写的分析报告称，当台海或南海地区爆发冲突时，中国的网战能力可对美军构成“真正威胁”。(注： Bryan Krekel & Patton Adams & George Bakos, Occupying the Information High Ground: Chinese Capabilities for Computer Network Operations and Cyber Espionage, prepared for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by Northrop Grumman Corp, March 7, 2012.)
受制于政治软实力的不足、话语自主创新的缺乏，中国的政治和新闻话语体系在国际网络传播体系中不但处于边缘，而且总是处在防御状态，不停地遭到合法性的质疑。在这场话语权竞争中，美国占据着明显优势。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应更好地利用互联网，释疑对外政策，改善国家形象，讲述能够让国内和国际社会都信服的“中国式叙事”，促进国家利益，争取更多网络话语权。
二、冲突：网络主权与虚拟空间开放性的矛盾
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是冲突的关系。中美对网络空间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例如经贸领域的政策和技术壁垒、政府行使网络空间管理权的限度、网络监管与审查、互联网自由与基本人权的关系等。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主权与虚拟空间开放性的矛盾，其后果不仅可能对中国的政治稳定构成威胁，而且也放大了中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
网络主权与虚拟空间开放性的矛盾又包括两方面，一是传统主权的可控领域和网络空间二者的不重合性，二是主权国家对网络空间实施权力的意愿与虚拟空间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它们构成了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冲突的起源。在互联网时代，国际政治已经从地域空间、外太空扩展到网络空间，国家主权也从领土、领空扩展到“信息边疆”和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就形成了网络主权，其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在网络空间的管辖权行使。(注：李鸿渊：《论网络主权与新的国家安全观 》，载《行政与法》2008 年第 7期，第115~117页。)网络主权体现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体现为国家对其领域内任何信息的制造、传播和交易活动拥有最高权利；对外体现为国家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方式，以什么样的程序参与国际信息活动，并且有权在网络空间利益受到它国侵犯时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决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注： 杨琳瑜：《网络主权视野下的互联网建设、运用、管理：“谷歌事件”的理性解读及其启示》，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5页。)然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使得国家信息疆域并非以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划分的。信息边疆也可以说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因为每一台上网电脑都可看作是信息边疆上的一道关口。这些特性决定了网络主权与虚拟空间开放性之间的矛盾，并使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呈现冲突的一面。
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冲突首先体现在经贸领域的政策和技术壁垒方面。中美在网络应用开放、跨境信息流动监管、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的外国投资、数字跨境服务、数字版权保护等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例如，由于中美知识产权侵权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著作权法中无间接侵权行为概念）及网络侵权的难以界定，相对于美国，中国著作权相关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为著作权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并由此产生一些数字知识产权纠纷。美国还有针对网络审查国家的出口限制条例。2006年2月，众议院就专门提交过H.R.4780法案即 “2006全球网络自由法案”，其中第三编专门指出对互联网限制国家的出口管制，“自本法案颁布之日起90天内，国务卿应与商务部长磋商，并发布条令确定恰当的外交政策控制规定与出口许可证制度，使美国辖下的任何人能够了解到，向互联网限制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参与促进互联网审查制度的最终用户出口任何物品，均应遵守联邦法规汇编第十五编730~774条（通常称为“出口管理条例”）之规定。”(注：“Global Online Freedom Act of 2006,” 109th Congress 2d Session H.R. 4780, available at: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xpd?bill=h109-4780.)
此外，针对中国政治安全的信息技术企业商业纠纷政治化倾向也日趋明显，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谷歌事件”。(注：美国方面对 “谷歌事件”解读较为负面，如：Timothy L. Thomas, “Google Confronts China’s ‘Three Warfares’,” Parameters，Summer 2010, pp.101~113.)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不仅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美国政府对谷歌事件的关切，还明确表示支持谷歌公司的决策，批评中国对网络信息的管制，并将中国列入“限制网络自由”的国家。可以说，谷歌公司最终从中国大陆市场退出的决定不乏美国政府的官方授意与支持，其背后蕴藏着奥巴马政府以“谷歌事件”为借口对中国施压而试图实现更多其他利益的动机。
在政治方面，网络空间中美关系冲突体现为中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新战场，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政治图谋和意识形态渗透。他们公开地将无边界、低成本、高速度的网络视为“中国和平演变的源泉”，认为民众“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注：彭前生：《刍论网络政治风险》，载《前沿》2010年第7期，第26页。)因而，2010 年初希拉里在关于“网络自由”的演讲中，(注：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 January 21,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曾表示“美国以后将把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并首次将互联网自由与传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并列。2011年初，希拉里发表题为《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演讲，宣布将投入2500万美元，以资助技术公司开发互联网访问工具，使身处“压制性国家”的网络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网络检查。(注： Hillary Rodham Clinton, “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 Choices &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marks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ebruary 15,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
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政治冲突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形成了威胁。一方面，西方的网络渗透可能引起中国公众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网络打开了言论的阀门。西方的民主观念、政治模式、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乘势进入，可能加剧公众的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从而可能削弱甚至瓦解形成国家凝聚力和维系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基础。同时，网络不断培育出新的现实群体和虚拟群体，而群体认同的不断加强也使国家权威在人们政治观念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恶意和敌意的网络政治参与较普通的网络渗透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功能和组织功能，互联网成为渗透破坏、宣传煽动、操控境内活动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场所，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手段和工具。
在外交方面，网络空间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网络活动所导致的外交冲突以及现实外交冲突行为在网络上的体现，可以分为基本理念、政策层面和具体热点问题等几个层面
近年来中美网络外交冲突频频发生，形态多样。中美网络外交冲突和现实中美关系情形类似，可以分为几个层面：一是基本理念层面的冲突。近两年来，美国将网络自由与人权问题挂钩频频对中国进行施压。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克林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公开点名中国、古巴等国家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批评政府的博主的国家”。她宣称，要让压制互联网自由的国家付出经济代价，并且面临像埃及和突尼斯一样的动乱威胁，甚至提出要陷网络控制国家于“专制者困境”
三、合作：网络的全球性与“共同命运”之唤
除了竞争与冲突，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首先源于网络空间的全球性。网络空间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打破了地域和国家界限，把世界连成了一个“网络地球村”。“国际互联网”一词本身就表明了这种传播体系是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而被镶嵌在国际生活空间中的技术结构。网络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政治，政治主体、政治对象、政治活动空间都具有全球性。互联网的无政府状态特性、主权超越性以及技术影响不定性都呼唤着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注：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107页。)互联网本质上具有共享性和开放性的特征，这为参与者在网络空间发展和深化合作提供了机遇。中美政府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共同的认知和合作意愿。2011年1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伦敦互联网自由大会上表明,“互联网本身不是消耗性（exhaustible）和竞争性的，一个人利用对互联网的使用并没有减少其他人的机会”。(注：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Conference on Internet Freedom,” U.S. State Department website, December 8,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2/178511.htm.)2010年6月8 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也明确提到了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注： 参见《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available at: http://www.scio.gov.cn/zxbd/wz/201006/t660625.htm.)因此，无论是从客观上网络空间的特性看，还是从中美的主观认知看，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都成为必需与可能。
网络空间的全球性还使网络信息安全这种非传统安全对世界各国构成了共同威胁，使各国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共同命运”。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共同利益与面临的共同威胁是以合作姿态采取共同立场和行动的基础。网络犯罪、信息安全问题等对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都构成了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世界各国政府联合行动始有望解决。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不只是个别国家的国内安全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通过开展长期、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合作，包括各国政府、各种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私营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充分合作，才有可能解决的国际安全问题。国际合作和发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作用是国际网络安全的路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注：Christine Sund,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Road：Map for Cybersecurity,”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Vol. 31, No. 5, 2007, pp.566~582. )此外，从行为主体自身来看，即使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自身利益出发，国际合作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借助合作，才能有效分担成本，减少其控制全球信息空间在主权和道义上面临的阻力，并实现最大范围的控制，尽管美国希望这种国际合作是美国主导或支配下的不对等合作。
中美首先可以在网络治理的国际制度方面进行合作。网络空间这些年来的迅速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加强全球互联网治理一直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作为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中美需共同合作，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公认的基本准则和维护本国信息领域国家主权、利益和安全的前提下，依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有关决议和相关国际公约，共同促进和平利用国际信息网络空间的制度规范和国际政策的制定。中美都派代表参加了历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及与互联网相关的一些其他重要国际或区域性会议，中美都是联合国中同意一系列推进网络安全的国际讨论建议的15国之一。2011年11月1日至2日在伦敦召开的网络空间国际会议(Lond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yberspace) 是首次由政府召集的网络议题国际会议，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派代表参会，美国副总统拜登还通过视频形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欢迎并致辞。虽然很难在参会的近60个国家间达成一致，但这是向制订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迈出的第一步。 2011年12月7日至8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美国微软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美互联网论坛（US-China Internet Industry Forum，CIIF)在华盛顿举行，来自中美互联网业界、学界和政府部门的180多名代表与会交流，议题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社会责任、社交网络发展、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等。该论坛已成为中美在互联网领域沟通合作的重要平台。(注：王恬、温宪、张旸：《让互联网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积极因素》，载《人民日报》2011年12月10日第3版。)
其次，在应对网络犯罪方面，中美可以发表共同声明、建立信息分享机制，协调网络执法与司法程序等。针对超地域性、国际性趋势越来越强的网络犯罪，中美必须加强相互合作。世界上第一个针对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s: Europe Treaty Series No. 185），是由美国与欧盟等国共同草拟的，目的是寻求应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问题的应对措施。对参与《网络犯罪公约》的经验数据的分析表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持是应对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的重要条件，而且合作程度越大，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就越强。(注：Qiu-Hong Wang & Seung-Hyun Kim, “Cyber Attacks: Cross-Country Interdependence and Enforcement,” May 2009, Report fro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vailable at: http://weis09.infosecon.net/files/153/paper153.pdf.)在应对网络犯罪方面，中美已开展一系列国际合作，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China-US Joint Liaison Group on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JLG)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1年11月1日至2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第九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了中美两国在打击网络犯罪、刑事司法协助、知识产权刑事执法、追逃等等领域的执法合作问题。(注： “The Ninth Meeting of the China-US Joint Liaison Group on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Opens in Washington,” November 3,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fmprc.gov.cn/eng/wjdt/wshd/t874534.htm.)中国还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信息技术犯罪工作组(The Interpol Asia-South Pacific Working Party on IT Crime)等国际合作队伍，并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就打击网络犯罪进行磋商。
当然，除了制度合作，中美还需要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合作与分享。中美两国处于信息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在网络信息领域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竞争，但总的说来，网络信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为着本国的信息化进程服务，加强网络的安全利用，从而提高其综合国力。中美在下述网络基本目标方面是一致的：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保证网络信息能够有效、低耗地传输；鼓励工商业界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提高产品附加值，积极参加全球市场竞争；开展教育和培训，提供训练有素的网络信息人才和信息用户；支持网络信息服务机构的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信息需求。(注：狄娟娟：《试论中美国家网络信息政策》，载《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年第19卷第20期，第87页。)基于这些目的的共同性，中美信息网络技术合作能够将成本收益比例最优化。中美应发挥各自优势和互补性，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美国有技术、人才、资金和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及信息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前景。因此，为了推动中美双方在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共同倡导下，中美计算机科学高峰论坛2006年开始举办。(注： 中美首届计算机科学高峰论坛（US-China Computer Science Leadership Summit）目前已经举行过三次，分别是2006年5月、2010年7月、2010年6月。)2011年10月21日，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中美联合主办的硅谷高科技创新和创业高峰会议上表示，信息技术领域空间巨大，中美在该领域并非“零和游戏”，两国应该创造更多机会分享彼此的创新成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创造就业等服务。(注： Bill Clinton, “Opening Keynote Speech at 2011 Silicon Valley Technology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Forum (SVIEF),” October 21,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svief.org/english/yqjb/BillClinton.htm.)
此外，中美两国的网络冲突控制合作机制也必须提上议程。全球信息空间的技术和物理特性、中美关系面临偶发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虚拟中美关系的冲突控制显得格外重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能够从中美相争中谋取额外利益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不在少数。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双方网络战略透明机制实现，另一方面则应建立一定的中美网络危机解决机制。中美两国不希望网络空间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变”，那么就需要加大开放力度。(注：Adam Segal, “China’s Defense: Intricate National and Volatile,” China & U.S. Focus (Online), March 30,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E2%80%99s-defense-intricate-national-and-volatile/.)显然，2011年3月31日中国发布的《2010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是中国透明化其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举措。始于1997年的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的目的之一就是管控危机和风险，避免误判。(注： 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始于1997年，目前已召开过12次。第12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2011年12月7日在北京举行。)2012年5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美国，在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时，双方亦同意就应对互联网安全威胁进行合作。帕内塔说，为避免将来数字化威胁导致的危机，美中两国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梁光烈在表示中国是近年来网络入侵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的同时，也明确表示北京愿意参与加强网络安全的共同努力。(注： “US, Chinese Defense Officials Agree to Work Together on Cybersecurity,” May 8,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infosecurity-magazine.com/view/25654/us-chinese-defense-officials-agree-to-work-together-on-cybersecurity/.)如何将信息空间的中美冲突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如何确保避免因为未经授权或纯粹民间的网络袭击，引发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将在未来构成一个严峻的中美关系考验。
四、展望：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需走出安全困境
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呈现冲突、竞争与合作。在网络无政府状态下，对国家而言，一方发出的信号往往被另一方理解为威胁，便针锋相对地发出同样的威胁信号，安全困境就会产生。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走出安全困境需要以下稳定的实践。
实践之一是对网络监管和网络主权的认同。国家间对主权制度的相互承认是逃离“霍布斯世界”的一种方式。同样，对网络主权的承认是虚拟中美关系摆脱安全困境的要点之一。在霍布斯的世界中，安全是由国家权力来决定的，但主权原则改变了这种情况。网络主权制度可以使各国相互承认各自相应的网络监管权，国家对被潜在敌人控制的恐惧减少，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增加。尽管网络本身具有开放性，但是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强调网络主权与虚拟空间开放性的平衡，原因在于下述两方面。
首先，网络空间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监管需求。理论上，网络空间是没有边界的，目前没有一个终极管理者。因此，网络空间是极端个人自由主义滋生的良好场所。在网络政治参与中, 相当大数量的参与者不是基于公民的责任感,有时甚至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 这种参与往往超出了法律和制度的许可, 表现出狂热性、发泄性、破坏性等显著特征。(注：郭小安：《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载《理论探索》2008年第3期，第128页。)当目的无法实现时，利益表达的需求并没有消除。如果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在政治沟通中经常遭受挫折，他们往往就会由和平转为对抗，以极端的形式进行表达，从而破坏正常的政治秩序，导致社会不稳定。
其次，依法管理互联网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通过隐性的政治控制来强化国民对当局和政治典则的认同，维护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体系的本能反应和必然举措，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重要。这种控制一般体现为三个方面，即国家垄断信息、控制传媒、塑造民族国家意识以及节制政治参与。(注：刘邦凡、王磊、李汉卿：《信息爆炸条件下的政治控制》，载《理论探讨》2009年10月下半月刊，第4~5页。)很多专家曾预测，对网络空间的政治监督行为定会失败，只可能出现两种结局：一个自由扩张、为政治权力的控制范围所不及的互联网；或者是一个被政府控制扼杀、不能实现其潜在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互联网。让这些专家不解的是，在中国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注： George Yeo & Eric X. Li, “Rise of the Dragon: China Isn’t Censoring the Internet. It’s Making It Work,”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23, 2012. )
实践之二是中美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的建立。在网络空间，缓解中美之间日益严重的安全困境并非易事。中美两国对彼此网络行为的怀疑都与日俱增，而这种怀疑很容易影响它们对彼此长期意图的整体判断。温特认为二者或警觉或攻击，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是威胁的，那么另一方经过接受、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会被理解成为威胁，威胁感就由此而生；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经过同样的认知过程，也会被理解成为友好，那么双方就不会产生威胁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倾向于将来自中国的黑客袭击视作“政府资助的行为”，通过炒作来自中国的“威胁”来营造和凸显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所谓“敌意”，甚至认为中国满是针对美国的“网络民兵”（Cyber-militia）。(注：Shane Harris, “China’s Cyber-Militia,” National Journal, June 2008. Vol. 40 Issue 21, p.32.)这种宏观战略上将中国塑造成为美国的“敌人”的做法，旨在维护美国对网络话语权的主导权。这给外界的印象是，中国政府正系统地通过有组织的黑客行动窃取西方国家的机密情报，威胁包括美国在内所有西方国家的信息安全。这种对中国黑客和中国威胁的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可能构成一个呈现螺旋式互动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认为，中美双方的决策者和公众都必须面对如下事实，即网络领域的发展带来的是紧张关系，而不是互信。(注：Kenneth G. Lieberthal & Peter W. Singer, “Cybersecurity and U.S.-China Relations,” February 23, 2012.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bsite,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12/0223_cybersecurity_china_us_singer_lieberthal.aspx.)这恰恰反映了中美网络领域的战略互信的强烈需求。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信息技术在美国整体国家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日益发展的信息网络能力，无论是普通美国民众、理论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会产生深刻的不安全感，并对威胁可能的来源投射强烈的不信任乃至敌意。这种倾向从根本上来讲是双方缺乏战略互信的产物。美国担心其日益依赖的信息系统在为其带来不对称优势的同时也可能成为美国的“阿基里斯之踵”，担心中国会利用这种不对称优势弥补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注： Jason Fritz, “How China Will Use Uyber Warfare to Leapfrog in Military Competitiveness,” Culture Mandala: The Bulletin of the Centre for East-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 8, Issue 1(2008), Article 2, pp.28~80, available at: http://epublications.bond.edu.au/cm/vol8/iss1/2.)担心中国的人口规模及其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制度创造出一个与外界互联网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平行互联网，并对美国所主导的互联网形成抗衡与威胁。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在信息技术领域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冷战后美国在历次高科技局部战争和对外军事干涉行动中的网络行动，也让中国担心“美国在操作系统中留下的后门”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注： 沈逸：《数字空间的认知、竞争与合作：中美战略关系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关系》，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41页。)如何克服这些心理因素，增加中美在网络空间的互信，减少虚拟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增加合作并保持相对稳定，是中美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竞争、冲突还是合作，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某种程度上都是实体世界中美关系的体现。由于核心利益、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差异，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矛盾和分歧必然在网络空间浮现。同时，信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美国潜意识中的可能对手的构建并导致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困境的可能产生。避免安全困境的途径不仅依赖于网络主权的相互确认，更在于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的建立。
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4/10/21 发布时间：20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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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成虎、孟凡礼 来源：《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
从2008年9月起，美国开始陷入一场被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起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美国的实力地位成为国内外学者热议的话题。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实力地位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美国中短期实力地位做一个客观评估，对于新兴的崛起大国而言至为重要。
一、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实力
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重创，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政治面临分裂，社会问题凸显，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经受着重大考验。美国实力地位受到重创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维持在30%左右。但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总量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占世界贸易和经济总量的比例分别从1999年的16%和30%下降到2008年的11%和23%。(注：Jonathan Broder, “Power Playing with Others,”CQ Weekly, April 20, 2009.)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基于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十年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82%，其中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6%。(注：黄平、何兴强、王玮：《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可见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率影响之大。相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而言，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下滑。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20国集团中其他国家总和的61%，到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2010年不到中国的3倍。(注：Jonathan Broder, “Power Playing with Others,” CQ Weekly,April 20, 2009.) 随着“金砖”国家、“金钻11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还将进一步下降。有学者甚至认为，“财富和权力正在从北方和西方转向东方和南方，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旧秩序正在让位于由新兴非西方国家共享的新秩序。”(注：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二）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下滑
制造业是衡量一国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不仅关乎工业体系的发展，而且关乎产业工人的就业。由于美国过度重视虚拟经济的发展，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经济受到挤压。美国制造业所占比重下滑既是美国主动转移剩余产能的结果，也是其他新兴国家与之竞争的结果。新兴国家由于劳动成本相对低廉，外加市场庞大，制造业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德勤全球制造业小组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具制造业竞争力的国家，印度紧随其后，韩国第三，美国第四，巴西和日本分列第五、第六。(注：http://www.compete.org/images/uploads/file/PDF%20Files/2010-Manufacturing-Competitiveness-Index-Final.pdf.)
（三）美国国际话语权相对下降
话语权既受硬实力又受软实力影响。这次金融危机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影响，而且对美国软实力造成重创。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枝独秀，在各领域都独领风骚。这次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美国金融领域的诸多缺陷，美国模式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盟国和其他国家解决国际问题。美军在阿富汗焚烧《古兰经》、枪杀平民事件，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使美国的形象受损，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感召力难免下滑。20国集团会议的召开、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下降、美国放弃在利比亚行动中的领导地位，采取“从后面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的方式，美国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的一筹莫展，都暴露了美国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下滑的事实。
（四）美国政治分裂严峻
政治分裂是美国两党制的基本形态，但两党在重大问题上总体上有相近的主张。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政治出现重大分裂，高举“变革”大旗的奥巴马赢得大选，却没有改变美国政治分裂、民意分裂的事实。一是美国总统成为“跛脚鸭”。2010年11月，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仅重新夺回众议院，在参议院也增加了六个席位。这既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分裂，也使美国总统成为“跛脚鸭”，在推行重大改革时步履维艰；二是两党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美国新一届国会召开后，民主、共和两党在削减预算赤字、移民改革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都有严重分歧；三是茶党的兴起。茶党是2009年在美国兴起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其主要诉求是缩减政府开支，反对把征税分为不同级别，减少国家债务和联邦预算赤字。茶党运动的兴起是美国政治中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如果两党不能解决好目前的经济复苏等重要问题，茶党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四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蔓延。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迅速蔓延到全国70多个城市。这场运动并无明确的组织领导，却反映了民众对现状的不满。
（五）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一是债务规模空前。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债总量不断上升，到2010年美国国债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2.28%，而这一指标的国际警戒线为60%。(注：李雪莲、魏民：《美国国债危机与解决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金融危机使这一趋势雪上加霜，2011年5月6日，美国国债接近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根据这一形势，2011年8月6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美国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3A级下调至AA+，并将其评级前景定为负面, 美国首度丧失其拥有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最高信用评级。美国积累庞大的债务有自身经济结构的原因，包括消费模式、社会保障体系、国防开支等原因，因此美国经济短时间内难以根本好转。
二是金融形势尚未好转。美国金融海啸，百年一遇，元气大伤。美国尚未摆脱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接踵而至。欧盟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特别容易受欧债危机的影响，主要因为美国增长疲弱和面临其他方面的风险，如就业形势严峻、工资上涨缓慢、能源成本高、贸易赤字扩大，以及政府需要大量削减开支。欧洲债务危机开始冲击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美国的汽车、太阳能板、药剂、服装及电脑器材的制造商，已受到影响。
三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美国制造业向新兴经济体的大量转移，美国失业率一直高居不下。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长期维持在9.5%左右。美国目前仍然有近1400万人没有工作，其中近1/3失业超过一年。(注：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nro.htm.)较高的失业率不仅增大了贫富差距，而且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是教育水平持续走低。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数学和科学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2011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甚至说现在是美国新一代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注：“斯普特尼克”是前苏联发射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这颗卫星上天之后，美国人深受刺激，觉得被苏联人抢了先，美国落伍了。这种耻辱感激发了美国后发制人的动力，这种刺激借助电视等现代传播手段，深入到千家万户。)尽管奥巴马政府大力倡导在教育领域增加投入，但各州政府却面临财政赤字严重、教育经费短缺等问题，这一状况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变。
二、美国具有摆脱衰退的机制保障
金融危机给美国造成了重创，而且到目前为止它尚无摆脱衰退的迹象，许多学者由此对美国实力地位表示悲观，提出了诸如“后美国世界”等论断。但长远来看，美国依然拥有一系列帮助其摆脱衰退的机制，它们是帮助其走出危机的重要保障。
（一）科技创新机制
20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美国建立并维持世界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就在于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有三个条件：人才、资金和体制。美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从人才方面看，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全球领先，每年为美国输送大量科技创新人才。同时，美国还从全球吸引科研人员，为其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从资金方面看，美国科研投资居全球之首，。从体制方面看，美国严格执行专利权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对科技创新具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教育的投入是科技创新机制的重要保障。美国教育支出2000年为5456亿美元，2009增长到9720亿美元，总规模翻了一番，绝对量具世界第一。(注：黄平、何兴强、王玮：《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美国人口仅占世界的5%，却拥有七八所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著名大学，在世界排名前50所大学中，美国大学占48%。(注：李春园、范建中：《“美国衰落论”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8期，第33页。)近些年，美国政府又采取各种措施，包括颁布教育改革法案、试图增加对中小学教育的投入、重建教育评价系统等，以提高教育质量，保持美国科技创新能力。
美国经济腾飞总是由科技创新推动的。从1950、1960年代的汽车行业，到1980年、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行业，再到21世纪的金融行业，美国都依靠技术创新走出了一轮又一轮衰退危机。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美国金融业的弊端，美国再一次陷入衰退危机。但美国在众多新兴领域中的领先优势，使其有望在短期内重新引领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这些新兴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美国不仅拥有研发新科技的能力，而且拥有科技产业化的体制机制优势。例如，美国拥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能够将资金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初创期和成长期，有力地推动了高新技术研究和项目开发，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美国还拥有完善的信贷担保体系和灵活的债券发行市场，能够有力地支撑科技创新型企业快速发展。
（二）自我调节修复机制
美国政府和社会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从政府运作来看，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一方面使政府面临压力，不得不时刻反省检点现行政策，另一方面也使在野党时刻关注政府的一言一行，并不失时机地批评现行政策，促使政府政策不断进行修正调节。在政策矛盾和冲突较明显时，大选能够直接提供改换政府的机会。奥巴马正是打着“变革”的大旗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在政府内部，新一届政府在组建内阁时，又能够推陈出新，调整政府重要部门人员，从而引入新的思想和血液，对现行政策进行调节。
（三）危机转嫁机制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因为美国有很强的危机转嫁机制，能够使自身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或经济体，从而减轻自身面临的压力。从根本上来看，全球化不断发展，美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系越来越密切的金融联系和经济联系是美国能够进行危机转嫁的根本原因。由于美国处于全球生产链的高端，企业和公司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自身经济体具备抵御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美国能够迅速地抽身，将危机留给位于生产链低端的国家。例如，美国大量的对外投资曾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动力，但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许多资金迅速撤出，使新兴国家面临企业倒闭的巨大压力。从某种角度看，美国经济已经绑架了全球经济，美国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将自身的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美国自身实力可能会衰退，但美国的衰退会带动其他国家的衰落。
（四）国家战略机制
美国拥有不断革新的国家战略体制机制，这是推出新战略、解决新问题的重要保障。美国决策体制的独特优势被形象地称为“旋转门”现象，即决策人员和学者之间频繁的、顺利的、平和的交接。美国决策官员的更换频率之高是少有的，而且美国的更换是平和进行的。这使年轻有为的学者能够直接将新思想、新战略引入决策，有利于推出新的战略思路，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交接也有利于深化相关的学术研究，能够使研究焦点集中于现实问题上。另外，美国战略决策体制较为灵活、完善，便于不同部门之间协调解决问题。如美国拥有协调内政、军事、外交的总统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也拥有协调军种关系的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这都有利于协调国家各种力量，集中解决问题。美国非常发达的智库体系，是保证国家战略决策高效运行的另一机制。以巧实力战略运用为例。面对美国软、硬实力下降的局面，美国适时推出巧实力战略。(注：2009年7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全面阐述 “巧实力”战略。她认为，“巧实力”有五个具体方面：首先，更新和创造与伙伴国家加强合作的有效渠道；其次，谋求同那些与美国有不同观点的国家和组织进行有原则的接触；第三，将把“发展”作为美国实力的核心支柱；第四，要在冲突地区有效整合和综合运用军事及民间力量；最后，要充分利用包括经济实力和榜样力量在内的一切美国实力。)奥巴马上台后，通过“天安号”事件、南海问题等，巧妙地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抓住机会，动用军事和外交力量，积极斡旋，达到了“一箭多雕”的目的。首先，它巩固了美韩、美日联盟。进入21世纪以来，美韩、美日联盟一度出现松动，基地搬迁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美国借助“天安号”事件，强化了与这两个国家的盟友关系。其次，加强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事件发生后，美国与韩国和日本举行多次军事演习，并重新在亚太地区排兵布阵，强化了军事存在。最后，遏制了其他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借助“天安号”事件使包括中俄在内的地区大国陷于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遏制了地区大国影响力的上升势头。可以说，巧实力战略从出台到运用的整个过程反映了美国国家战略体制机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高效性。
（五）人才吸引机制
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资源是人才。人才的多寡对一国的整体实力具有直接的影响。资中筠教授认为：人才的流向决定着一国的实力，只要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还是往美国流动，美国就不会衰落。(注：资中筠：《我看美国》，载《东方艺术》，1997年第3期。)2000年至2010年，向美国移民人数每年达100万人之巨。(注：available at: http://www.census.gov/popest/states/tables/NST-EST2009-01.xls. 转引自黄平、何兴强、王玮：《美国的力量变化：十年来的一些轨迹》，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由于美国严格的移民条件限制，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大多是精英人士，属于美国急需的人才。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人才的聚集地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美国科研条件优越。许多国家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都选择到美国留学，并逐渐被美国的科研环境所吸引，最终选择留在美国；二是美国文化吸引力。美国通过媒体表现出来的美国“机会均等”和美国梦的神话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而言，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使他们愿意到美国生活或就业。另外，美国的多元文化也使其他国家的移民能够很快适应美国的生活；三是美国政府的人才政策。美国在移民政策上给予人才一定的优待，同时在政府财政支持等方面也向人才倾斜。如此，一方面美国自身培养的人才很难外流，另一方面又从全世界吸引真正的人才，这使美国能够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保持自身的活力和能量。
可以说，有这些国家机制作保障，美国能够最终走出危机，重新开辟经济增长点，保持国家竞争力。
三、美国能够长期保持世界主导地位
美国面临的问题仅仅是具体领域的问题，是从长远看能够得以解决的问题。分析事物发展的趋势，需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如果仅仅依据一些具体的、离散的现象就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衰落，是不符合实际的。整体来看，金融危机对美国而言仅仅是“伤及皮毛”，尚未“触及根本”，美国的一超地位仍将保持。
（一）地理位置优势
美国享有两个大洋和邻国弱小的优越条件。美国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其能够通过欧亚均势政策，保持对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美国推行霸权均势（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战略，即在确保地区均势和大国均势的基础上谋求世界霸权。这一战略“既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战略，又有别于传统的均势战略，其目的在于遏制地区强国，防止地区威胁性挑战国的出现”。(注：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譬如，在欧洲，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使欧俄形成制衡之势。这一方面可以遏制欧洲的独立倾向，另一方面又打压了俄罗斯的复兴势头。在亚洲，美国利用许多尚未解决的地区冲突，有意制造中日、中印、中俄、日俄等大国之间的制衡局面，从而为其在亚太地区纵横捭阖留下空间。在中东地区，美国支持以色列，造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长期制衡的局面。对这一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表达得最为露骨，他认为对以色列切合实际的做法应是：使之“强大到不怕谈判，但又不……过于强大而认为不需要谈判……应使以色列强大到使它的邻国不致产生攻打它的念头，而它们自己又极愿谈判”。(注：〔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 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大国的地缘条件要差很多。这些国家要么与强邻为伍，要么自然资源不足、地理面积狭小。美国地缘优势是它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天赋条件。
（二）经济优势
经济优势是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基础。美国的经济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总量优势，二是经济竞争力优势。相比之下，经济竞争力优势更加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总量一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左右，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3%左右，具有绝对优势。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2009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球第九位，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中处于领先位置。(注：参见世界银行网站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另外，美国贸易体系、投资体系、税收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法律体系，全世界对美国经济恢复存有信心。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说明美国经济竞争力优势明显，居于世界前列。(注：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8~2009,” October,8,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weforum.org/en/initiatives/gcp/Global %20Competitiveness%20Report/index.htm.)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认为，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美国经济的总体优势……美国依然拥有塑造世界的能力。(注：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有学者用“下一个美国世纪”来表达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注：Nina Hachigian and Mona Sutphen, 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 (Sinon & Schuster, 2008).)
（三）军事优势
军事优势是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保证。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全球安全事务长期具有主导优势。1990年代中，美国华盛顿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军事革命的研究报告称，美国进行新军事革命的目的，是“使美国的军事行动出现革命性变革，并将在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为美国带来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凭借这种优势，美国“就能左右国际体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好的地位去塑造这个世界，而不是对这个世界做出反应。”(注：高金钿、江凌飞、金一南、唐永胜：《国家安全论》，北京·国防大学训练部，2002年版，第23页。)
一是巨额的军费开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巨额的军费开支，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冷战结束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巨额的军费开支，它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大的军费开支。以2010年为例，美国军费支出为698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3%，相当于中国军费支出的6倍多。(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年鉴（2010）》（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根据美国国防部2013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美国防开支总额达到6139亿美元，比2012财年有所下降，但仍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成以上。(注：http://www.dod.com.)
二是先进的军事技术。美国依赖自身在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积极将它们运用在军事领域，甚至通过先发展军事技术再转化为民用技术的方式，获得了一大批先进的军事技术。它在航天、卫星、信息、导航、通信、航空技术等方面遥遥领先。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多、最先进的卫星，美国建立的全球定位系统（GPS）通信网络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美国无人机技术最为成熟，美国作战飞机性能十分领先。凭借这些技术优势，美军在太空战、网络战、信息战领域独霸全球，能够真正实施“非线式、非接触、非对称”的作战行动，形成绝对的军事优势。
三是全球性战略部署。美国是唯一在全球进行战略部署的国家。美国在全球建立了6个战区司令部，即太平洋总部、欧洲总部、北方总部、南方总部、中央总部和非洲总部，控制着世界上的主要地区。美国也拥有全球性的军事基地。据美国国防部2011年发布的美军基地结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的海外基地总数达770处，遍及六大洲（除南极洲外）、四大洋，辐射全球数十个国家。(注：DOD, Base Structure Report (BSR), 2011. http://www.dod.com.) 可以说，战区司令部是美国军事部署的人事依托，美军基地则是美军军事部署的物质依托，两者相互结合，共同达成战略上“前沿部署、灵活反应”的目标。
四是丰富的作战经验。冷战后美国发动多场战争，发展了新型作战能力，并进行了反恐战争。美国作战领域宽泛，从传统战争到信息战争，从反恐战争到非战争军事行动，积累了大量的作战经验。
五是先进的作战理论。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丰富的作战经验造就了先进的作战理论。近年来，美军作战理论层出不穷，引领了一个又一个潮流。从“空地一体战”理论到“信息战”理论，从“全谱优势”理论到“太空战”理论，从“网络中心战”理论到“空海一体战”理论等等，都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美军的作战理论已被默认为代表未来的作战理论，被许多国家奉为圭臬。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不结合本国国情，盲目模仿美国的作战理论，无形中使自己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六是主导了公共空间。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在多个公共空间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独霸局面。先是依照《海权论》思想主导海洋空间，后来依照《制空权》主导天空空间，然后发展航天力量主导太空空间，接着依靠信息技术主导信息空间，最近集中精力主导网络空间。美国对这些公共空间的主导，使其形成了相对其他国家的“代差”优势，因此对任何一个公共空间的主导都能对全球安全形成决定性影响。
（四）联盟优势
联盟体系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基础。美国著名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由全球性的同盟和伙伴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构建了强大的联盟和伙伴体系，这是美国遏制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同盟体系并没有因为苏联威胁的消失而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国同盟体系成为美国维持安全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
一是不断强化同盟体系。苏联解体使美国丧失了维持同盟的基础，美国同盟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针对这一态势，美国提出新的安全威胁，包括所谓“邪恶轴心国”，将中、俄等国渲染为潜在的安全对手等。在欧洲，美国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强化旧有同盟体系，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在中亚，美国以反恐战争、消除伊朗核威胁为名，加强美以同盟和美阿同盟。在东北亚，美国借助“天安号事件”，加强本已松散的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在东南亚，美国借助南海问题，强化美菲、美泰、美澳新同盟等。
二是不断扩大伙伴关系体系。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提高国外伙伴的能力”作为重要推进国防转型的重点能力之一，认为没有美国伙伴的支持和协助，美国将无法实现国防目标。(注：http://www.dod.com.) 在自身实力衰落的背景下，美国更注重利用伙伴体系达成安全战略目标，不断扩大伙伴体系。美国不断加强与印度的联系，奥巴马总统将美印关系称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关系”，美2012年新军事战略报告更表示要继续加强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美国表示愿意做蒙古的“第三个邻国”；美军租借了新加坡的樟宜军事设施。此外，随着美国军事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正迅速发展与越南、印尼、缅甸的伙伴关系。
三是形成“轮辐式”安全联盟体系。美国在发展同盟伙伴体系的同时，还有意加强同盟伙伴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轮辐式”安全联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战略对话、联合演习等手段加强盟国之间的安全联系，如建立美日韩三边安全对话机制，有意将澳大利亚拉入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联系，多次组织多国部队参与“金色眼镜蛇”联合演习等。在欧洲地区，美国主导北约实施“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使北约与包括一些独联体国家在内的20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并与7个地中海国家和6个海湾国家有正式关系。(注：张刚、李开荣、杜慧明：《美国联盟战略的新动向》，载《国防科技》，2008年第4期，第89页。)通过加强联盟的联系，美国能够更容易实现军事力量“全球达到、全球存在”的战略目标，使美国主导的安全联盟体系更加稳固。
（五）资源控制优势
美国学者恩道尔认为，“正如香料战争一样，当前最具战略性的问题是谁来控制最关键的资源。”(注：〔美〕威廉·恩道尔：《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戴健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部分的第5页。)总体来看，谁控制了最关键的资源，谁就在安全领域具有主导权。当前最关键的资源主要指石油、粮食和航道，在这三个领域，美国都拥有巨大优势。
一是石油控制。石油是当今经济发展的命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讲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注：〔美〕威廉·恩道尔：《石油大棋局：下一个目标中国》（戴健等译），前言部分的第5页。)美国千方百计地加强对石油的控制。一方面，美国储存石油、降低自身石油依赖度。美国本土有数量巨大的煤炭储藏，也有大量的天然气，更不用说极丰富的石油储藏。由于可以进口石油“七姐妹”在中东和北海开采的石油，美国搁置本土的石油开采；另一方面，美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控制石油。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控制全球石油战略枢纽，保证石油输出地和输油管线的安全。美国在中东地区拥有数十个军事基地，重点是控制波斯湾地区。美国甚至不惜靠发动战争维持对石油的控制，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背后都有控制当地石油的企图。
二是粮食控制。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新世纪，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增长、可耕地面积的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的加剧、生物燃料的快速发展，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粮食短缺问题非常严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测算，2008年度世界粮食库存由2002年度的30%下降到14.7%，为30年来之最低；世界粮食储备仅为4.05亿吨，只够人类维持57天。(注：http://www.fao.org.)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现象，包括原来的粮食出口国欧盟、阿根廷等国家。任何必需的稀缺资源都可以成为武器，尤其是粮食。在全球粮食短缺的时代，作为粮食生产大国的美国正在将粮食作为其维持霸权的一个利器。
三是战略通道控制。海上战略通道是国家用于贸易运输且对其生存发展具有高度制约及影响的海峡、峡湾、航道和运河。美国一直重视通过控制战略通道，保持运输安全上的全球主导权。1986年，美国海军将全球海上重要航道划分为相互连接的8个区域性海峡群和16条战时必须控制的海上航道。美国海军在2002年发表的《21世纪海上力量：海军构想》中提出了的海上交通安全战略，划分出4个安全区域防御圈：国土海岸安全、拉美海岸通道安全、大西洋海上通道安全、太平洋海上通道安全。(注：魏秀芳：《21世纪海上力量：美国海军新世纪战略构想》，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年版。)在该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加强了对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实现其“全球打击、全球参与、全球到达”的战略目的。
（六）制度优势
在经济领域建立反映其利益的国际制度是美国维持霸权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美国主导建立的这一套金融制度是以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以国际贸易体系为例，有许多条款都是按照附和美国利益的条款设定的，其他国家要想加入这一体系，必须接受这些条款，这也是2011年美国积极推动建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主要动因之一。另外，美国还在这些制度中保有最大的发言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任何重要的决议必须由85%以上的投票权决定。目前，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为15.8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为17%左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http://www.imf.org;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面对的不是美国主导的秩序或西方体系。它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秩序，是几个世纪斗争和创新的结果。这一秩序非常发达，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和融合性，高度机制化，并且深深植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中。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一秩序极强地吸纳了新兴大国，并成功地融合了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注：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即使在国力衰落后，美国依然可以利用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制度维系其地位，维护现行的霸权秩序。(注：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其方法就是把所有国家，特别挑战国，吸收到当前的国际制度中.美国依靠制度的约束力和合作带来的利益来安抚挑战国。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难以改变。因此，即使美国衰落，也将是渐进式的衰落。即使美国自身实力受损，但霸权的许多结构性特征仍将保存下来。美国创设了一种机制，使得其他国家的发展不是削弱美国霸权，而是增强美国霸权。
（七）美元优势
美元霸权地位是由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做后盾的。只要美国实力没有全面衰落，美元霸权地位就难以撼动。反过来，美元霸权又有助于美国摆脱危机，保持优势地位。美元霸权维持美国实力地位中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例如，虽然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赤字剧增，但美国依然可以发行大量的美国国债帮助刺激经济复苏，原因就在于美国通过美元霸权绑架了其他国家的经济。由于其他国家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作为安全投资的对象，如果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可能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从而使自己手中的债券贬值。许多国家没有减持美国国债，甚至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则有助于美国继续从全球募集资金，帮助其摆脱经济危机。虽然一些新兴国家已经从这次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主张以一种新的国际货币或一揽子货币来取代美元霸权地位，但由于其他国家面临的内部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提议真正落实到位尚需时日。
（八）软实力优势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美国捍卫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和代表的美国通俗文化对其他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建立的联盟伙伴体系，也有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美国还把推广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克林顿曾讲道：“在这个充满危险与机会的新时代，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在全世界推行并维持民主。冷战期间，我们一直想办法遏制专制体制的死灰复燃。现在，我们努力使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这种自由体制之下，因为我们的梦想就是：将来某一天，世界上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意见都会得到尊重，在欣欣向荣的民主气氛下，世界人民互相合作、和平共处。”(注：〔美〕约翰·米勒·怀特、戴敏等：《中美关系新战略：跨越零和博弈的中美双赢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小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的政策就是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中，促进并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壮大，最终目标是在我们的世界上结束暴政。”(注：武军、武巍、杨玉莉：《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北京·时代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美国文化在全球的广泛传播也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代表美国文化的各种商业产品和文化产品全球传播，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接受到了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文化的绝对主导地位，单就其规模而言既无可匹敌又史无前例，而且近期内也不会遇到什么对手。恰恰相反，随着世界越来越城市化，人类越来越相互交融与相互影响，世界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减少且它们越来越容易被渗透，美国文化的统治地位反而越来越巩固。(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美国衰落的争论，据学者统计，这种争论共有5次。(注：指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兴起的美国衰落论；197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出现的衰落论；1980年代因为日本和欧洲的壮大而出现的美国霸权周期性衰落论，“九一一”事件引发的衰落论和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触发的衰落论调。刘建华、邓彪：《美国霸权：衰落还是延续”》，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期。) 美国霸权每次面临挑战和挫折之时，学者都会发展一定的理论解释美国衰落的原因，并预测未来的趋势。事实上，用“衰落”一词形容美国并不准确。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每次都从危机中迅速摆脱出来，重新焕发生机，因此用“衰退”（Recession）来描述美国经历的挫折也许更为贴切。美国能够成功地从衰退中摆脱出来，是由一系列国家机制支撑的。这些机制既是美国各种实力之间的黏合剂，又是美国整体实力的反映，很难被其他国家复制和模仿。
美国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但唱衰美国的论调却层出不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和舆论因素在起作用。大体来看，有三种因素在推波助澜。一是美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在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70年代尼克松时期美国经济陷入滞胀，以及1980年代里根时期预算赤字居高不下之时，美国衰落论都很普遍；二是美国的舆论主导能力。美国强大的软实力，发达的媒体系统，以及英语作为世界用语的优势，使美国能够轻易主导全球舆论。美国学者的观点能够很快传遍全球，美国著名学者的一个观点很快就能在全球主要媒体上出现，并获得全球观众的认可。美国的这种全球舆论主导能力，也是美国衰落论迅速全球传播的重要原因；三是民族主义情绪。美国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美国例外论”和“美国至上论”深入美国人的血液和骨髓。在这种民族心理影响下，美国人极容易放大美国的弱点和缺陷。从其他国家来看，由于对美国外交政策不满，一些民众也有一种希望美国衰落的心理。
朱成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孟凡礼：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14/10/21 发布时间：2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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