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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领导人会晤将成APEC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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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  来源:新京报

  10日至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作为全球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近日,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美国前中东和平特使马丁·因迪克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来华就中美关系与中国学界和政界展开交流。在中美领导人会晤前夕,李成博士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展望即将召开的APEC会议以及未来中美关系走向。

"李成接受新京报采访"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访华是奥巴马重要机遇

  新京报:时隔13年中国再次举办APEC会议,一些媒体将此称为“APEC外交”。举办APEC会议会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

  李成:13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在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无论是在反恐、气候变化,还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举办此次APEC会议本身就展示了中国的实力,这个实力不仅仅是经济实力,中国国际地位影响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都会在这次APEC会议中显示出来。

  新京报:作为APEC会议东道主,习近平主席已经邀请蒙古国、老挝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成:中国邀请这些国家参与,在全球性、区域性和周边性外交上都有战略考量,可以使中国在此次APEC会议期间展示多方面的多边外交。

  新京报:你认为APEC会议期间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李成:APEC会议期间有很多议题,最受关注的当属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10日至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来华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奥巴马对中国的第二次国事访问,APEC会议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和合作。

  新京报:11月4日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在这之后参加APEC会议并访华,对奥巴马来说有何意义?

  李成:美中关系离不开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清楚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背景和考量,才能知道奥巴马最想得到什么。今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取得领先,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需要考虑剩下任期内应该做什么,能留下什么政治和外交遗产。

  目前,奥巴马在一些外交政策上面临争议,例如在中东、乌克兰问题上。外界原本认为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是奥巴马的重要遗产,但这两个问题出现戏剧性逆转。鉴于此,此次访华对于奥巴马来说是个机会,但他最想突破的应该还是在经济领域。

  “习奥会”将关注反恐

  新京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会晤中会涉及哪些议题?

  李成:中美在很多方面都有合作必要,特别是在反恐方面。我认为中美领导人会晤时在反恐合作领域会有很多互动。无论是“伊斯兰国”还是其他一些新兴恐怖组织,对中美构成一些共同的挑战。目前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现象,这与2001年“9·11”事件时很相似,两国都意识到在反恐领域相互合作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APEC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议题在这次奥巴马访华过程中会占到很重要位置。中美两国领导人会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美经济互相开放等领域进行探讨。

  新京报:自从去年“习奥会”后,一些分歧造成中美关系出现摩擦,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会为两国关系带来怎样的转机?

  李成:如何处理好美中关系是非常大的考验,正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从中美关系共同利益上来加强这种合作。因此,双方都有意愿希望借助此次APEC会议以及领导人会晤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此外,目前国际反恐、经济和能源新形势,使得中美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鉴于此,中美关系应该会出现转机。

  新京报:你认为中美关系还存在哪些制约因素?

  李成:中美两国有很好的合作前景,但也有一些问题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障碍,其中最主要还是因为中美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决策者需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因此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和外交官的互动都是非常有益的,这种高层对话能避免两国走极端和发生一些危机,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新京报:布鲁金斯学会一直对美国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对于此次APEC以及两国领导人会晤,布鲁金斯学会向美国决策层提出哪些建议?

  李成:11月5日,我们召开一整天会议,邀请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和现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卡洛琳·阿特金森进行演讲,话题包括经济全球化和再平衡、能源环境、区域性和全球性战略稳定,特别是区域大国间关系,这个会议在奥巴马访华前召开有很大影响力。

  同时,我们每天都要接待来访的中国学者和官方代表团。我本人也和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因迪克来到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会面,希望能够在反恐和能源合作上有更多突破性进展。

  中美都在推进反腐

  新京报:APEC面临一些挑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APEC已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边缘化,你如何看待APEC与TPP的关系?

  李成:无论是TPP还是APEC,或者是未来的经济机制设想,都应该建立在双赢共赢基础之上,而非排斥对方。我们是处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任何排斥对方的经济机制注定会失败。你很难想象全球经济没有美国和中国的参与会怎样。因此,我不认为TPP是替代APEC,相反是促进,而且与中国合作符合中美两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新京报:今年8月,美国APEC高级官员王晓岷透露,反腐将成为中美借助APEC平台力推的一项核心工作,如何看待中美在反腐问题上的合作?

  李成: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很重视反腐问题,美国近年来在加强追查海外的偷税、漏税问题。但是,中美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长足性合作目前仍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另外,抓捕外逃官员、收缴外逃资产等合作是技术性问题,需要一定时间探索。

  新京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中国成功召开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国领导人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念,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发展?

  李成:中国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在发生很大变化,经济结构也在调整。中国政府在大力反腐,以往向官员行贿的企业会受到冲击,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会产生一次很彻底的洗牌。

  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司法工作者将不断在法治问题上提出见解并发挥更大作用。欧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在法治过程中都有着同样的历程,有时很漫长,但都有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国也一样。

  声音

  中国软实力 举办此次APEC会议本身就展示了中国的实力,这个实力不仅仅是经济实力,中国国际地位影响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都会在这次APEC会议中显示出来。

  反恐合作 中美在很多方面都有合作必要,特别是在反恐方面。我认为中美领导人会晤时在反恐合作领域会有很多互动。无论是“伊斯兰国”还是其他一些新兴恐怖组织,对中美构成一些共同的挑战。

  民众交流 中美两国有很好的合作前景,但也有一些问题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障碍,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美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误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晓枫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11/6

旧文章ID:2411

习近平“追梦一年半” 有成就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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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川,李成  来源:BBC 中文网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已经超过一年半。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中国政治专家李成对BBC中文网说,习近平在内政外交上确实有作为,但其做法也存在风险。

  《人民日报》客户端星期二发表题为“追梦一年半:习近平的三大建树”的文章,盘点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反腐、改革和外交方面的建树。

  文章说,习近平至少有三大建树为人称道:“铁腕反腐,‘拍蝇打虎’深得民心”;“力推改革,幅度和力度都超预期”;“外交布局,软硬两手凸显‘大国范’”。

  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说,《人民日报》提出的这三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李成说,习近平主导了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层次最高的反腐运动,还推进了包括取消劳教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城市化等意义深远的改革。

  “权力斗争”?

  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反腐实际上只是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李成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说:“腐败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社会能否稳定的大问题,因为民怨非常强大。现在腐败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亿,几十亿,腐败的面之广,程度之严重,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令人惊讶的。”

  “中共合法性遭到了很大的挑战。如果不制止腐败,中共本身就无法幸存下去,所以肯定要制止。”

  李成说:“当然,习近平在反腐的时候,是要巩固他的权力的。你可以说,巩固权力和派系斗争是有关系的。但我不觉得他在直接打击其政治上的异己。”

  李成认为,在周永康被抓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不再会有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一级的官员落马。

  他说:“动常委级的官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会牵扯到中国政局的很多方方面面,它的多面的反应是谁都控制不了的,而且会造成人人自危的情况。我觉得这危险太大了。”

  “运动式反腐”

  李成说:“从我的观察来讲,中国民众对习近平主席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最近一年多来的举措是非常赞赏的。”

  但是,“现在的反腐败只是运动式的,而不是法制建设性的,这无法长期维持。”

  他认为,必须逐渐建立一个法制体系和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官员申报财产、官员的房地产注册,最主要的司法逐渐走向独立。

  李成说:“当然,建立一个司法独立的体系,建立一个法制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方向必须明确。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四中全会强调法制建设,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如果中国的民众对法制建设有信心,对今后的反腐有信心,这就是成功的。如果中国民众对反腐非常失望,觉得完全是打击政治异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擦枪走火”

  《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文章证实,中国近来“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海空常态化巡视钓鱼岛、对菲坐滩废舰实施隔离限制、981钻井平台南海钻探油气资源、进行南海岛礁工程建设等前所未有的强硬举措”都是习近平亲自决策的。

  对于习近平在外交上的表现,李成认为,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有非常大的联系。

  他说:“习近平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况当中。他一方面要让民众认为他是代表着中国的利益,代表着中国民众的情绪,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对西方要强硬。但实际上,他要做得非常非常谨慎。”

  李成警告:“中国最危险的事是在南海或东海擦枪走火。如果中国和菲律宾、越南或日本发生战争,这就会完全改变国内的政治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海外的战争会造成国内的巨变,包括政局的改变、政体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

  李成说:“如果战争发生,会有很多开始时预料不到的结果。这种事情会改变中国的政局,也会改变对习近平的评价。”

  (撰稿:秦川/责编:李莉)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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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道格:奥巴马重返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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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道格  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再次访问亚洲,一年前他曾取消过一次类似出访,并缺席两次区域性峰会。奥巴马本次出访将在中国、缅甸和澳大利亚停留,并出席分别在这三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亚峰会和二十国首脑会议。

  在一次问答环节中,包道格对这次出访进行了预测,并分析了其重要意义。外界日渐担心奥巴马会因为受困于诸多外交政策问题而忽视了亚洲。此次出访将是与各国领袖重建联系,并制定清晰的前进路线的一个机会。

  本次出访的重点有哪些?行程中哪一站是最重要的?

  奥巴马此次出行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1月4日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由于共和党赢得对参议院的掌控,并获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奥巴马需要解释失败的原因,并基于新的政治环境规划议事日程。共和党对议事日程的描述也十分重要。

  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奥巴马本次出访行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它将对奥巴马在余下两年任期内中美关系的处理做出预示。这一时间范围恰好也是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党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推行改革和巩固政治的关键时期。稳健、避免意外和适度的合作可能会带来一个成果卓然的过渡期。但正如我们去年所见,中国和习近平采取的强硬的外交政策已令美国和中国的邻国感到惊讶。美国不仅需要解释其对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的反对态度,同时还要寻求促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自九月以来一直在进行示威。这是否会为中国举办峰会带来问题?

  每位民主领袖都会就香港问题发表看法。但这一局面不太可能因北京发生的事情而改变,而且抗议者内部的松散混乱已经削弱了其影响力。支持者们缺少明确的立场。

  这些峰会能否缓和中国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国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在北京举办的领导人会议。为此,中国与其竞争对手以及美国建立起信任机制。这些举措究竟是为确保会议顺利举行的权宜之计,还是中国减少冲突的长远之计的证明,时间将给予启示。

  奥巴马的缅甸之行将会花费不少力气来促使东亚峰会的亚洲领导人进一步探讨南海问题在内的亚洲安全挑战。

  奥巴马会督促缅甸政府推进民主改革吗?

  缅甸政府正试图化解要求修改亲军方派宪法的压力。这一进程仍在继续,但尚未达到令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满意的程度。

  奥巴马可能会再施加一点微妙的压力。但美国国会实施的制裁法案限制了他能够使用的引诱手段。

  奥巴马总统需要抵制住为缅甸的所作所为担责任的冲动,不能步他手下的后尘。

  正值国际社会的多事之秋,本次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哪些?

  主题仍将是发展和再平衡。

  面对日益减弱的需求,日本、中国和德国领导下的欧盟都将追求顺差。甚至美国的消费水平也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呈现暂缓的势头,美国家庭在持续偿还他们的债务。但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让其处在近年来最具优势的位置。

  二十国首脑会议将主要着眼于:欧洲经济体的疲软;日本银行最新出台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下引起顺差的日元贬值;以及竞争性货币贬值对全球增长的威胁。

  区域领袖是否担心奥巴马正偏离“重返亚洲”的计划?

  是的。华盛顿发出的所有声音都对亚洲只字未提。奥巴马对再平衡的关注显然已经偏离轨道,这使美国的盟友担心美国将不能继续支持他们对抗中国的压力。

  美国看起来好像永远都在为最新发生的状况搞得焦头烂额——要么是埃博拉病毒,要么是伊斯兰国,或者是乌克兰问题,却似乎不清楚该走向何方。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4/11/6

旧文章ID:2369

包道格:中国外交政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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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道格  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

  前领导人邓小平曾告诫说,随着财富和实力的增长,中国应保持低调(亦即“韬光养晦”),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不露声色地将这一教诲抛诸脑后,只是我们或许还未曾意识到这一点罢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在周边地区推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自主专断势头见长,习近平主席也显示出了与这种情绪相匹配的自信。多数周边国家领导人对此持积极但谨慎的态度,而日本和菲律宾对此的看法就不那么乐观了。问题在于,中国一方面希望从对其邻国展开的魅力攻势中获益,另一方面又想警惕地维护着对边远地区的领土主张。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中国在10月24日至25日举行了一次有关周边外交的重要会议,习近平做了被称为“重要讲话”的发言,随后由李克强总理以及党和政府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员依次讲话。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宣布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翻译为全国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设想。总体来看,这些举动预示着中国政府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效利用中国最近取得的财富和影响力,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习近平的讲话列举了经济援助、贸易、科技、金融、安全和公共关系外交,将其视为中国区域战略的手段。官方发布的新闻稿并未提及诸如领土争端或将要实行的东海防空识别区(ADIZ)等敏感问题。不过据本次会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问题都是会议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在九月对中亚四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以实际行动为周边外交会议揭幕。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他呼吁建立“新丝绸之路”,以便增强整个中亚地区能源、贸易、电信和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习近平此次出访反响良好。

  在本次会议举行以前,习主席和李总理还于十月中旬参加了在东南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和东亚峰会(EAS)。就在奥巴马总统疲于应付政府关门危机之时,习李二人完成了对东南亚五国的友好访问,并承诺提供援助和发展贸易。

  一项重要成果是宣布筹建“东盟基础设施银行”。据一位官员透露,该设想旨在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为港口、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以便进一步整合中国与东南亚市场。中国希望通过向某些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的银行资本提供名义捐款的方式实现区域买进,若这一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其长期经济和软实力影响不容小觑。

  区别对待政府和人民

  本次周边外交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努力赢得了与中国关系不佳的国家的人民支持。在中国媒体对日本进行了几个月长篇累牍的负面报道后,十月下旬中国举办了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两国前任官员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活动。媒体对于这一规模相对较小的活动的报道却异常积极,日方与会者能够通过中国的新闻渠道发表署名文章。

  自从钓鱼岛主权争端加剧以及11月23日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在日本进行的有关中国的民意测验结果都相当负面。尽管如此,有报道称中国在冻结两国高层官员交流活动的同时,仍准备继续寻求改善普通日本民众的态度。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弹性。中国的目标是孤立安倍政府并向其施压,迫使其承认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争端。

  同样,中国也以差异化的方式对待菲律宾。阿基诺总统因持续的近海沙洲和暗礁主权纠纷而被一个中国主办的区域会议拒之门外。迄今为止,菲律宾寻求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反对中国领土主张的诉讼已获成功,中国对此恼怒不已。

  然而,当台风海燕(尤兰达)在菲律宾南部肆虐时,中国反应虽然迟缓但最终还是提供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协助,甚至派出了新型海军医疗船——和平方舟,帮助救治伤员。

  中国对其主张的坚定程度并未减弱

  在本次周边外交会议上,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有争议的海上领土的主权要求,这是邓小平对外交事务低调处理的方法被抛弃的又一标志。据报道,会议最终批准了酝酿已久的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目标;在黄海和南海设定防空识别区的计划可能也在规划中。

  这一观念于2008年首次浮出水面并获得支持,当时日本有关中国入侵其防空识别区的报道甚嚣尘上,从而促使中国人寻求针锋相对的做法。中国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此类识别区不受国际法管辖,中国完全有权建立自己的识别区。当日本官员公开讨论击落飞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尖阁列岛)上空的中国无人机时,中国国内推动设立本国防空识别区的推力不禁加快。

  有关官员将防空识别区看作是增加制衡日本砝码的一种手段。一旦中国宣布设定包括争议岛屿在内的防空识别区并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重叠,日本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国内外压力,甚至会迫使其就接战规则展开谈判以避免摩擦。这就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使其可以坚持以下前提,亦即日本必须承认在这些岛屿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而这正是日本所不愿承认的。

  考虑到此次周边外交会议所拟定的政策要点普遍具有积极作用,中国设定新防空识别区的公告显得尤其不妥,在与邻国打交道方面也可能会事与愿违。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防空识别区的责任,亦须对声明负责。该声明乍听起来让人感觉警告意味十足,毫无安抚宽慰之意。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负面反应十分强烈,其他邻国也忐忑不安,中国不得不在随后尽力澄清安抚。

  这种拙劣的做法,与中国领导人普遍具有的为中国持续发展而促进地区环境稳定的积极意愿形成对照,这可能是因缺乏外交经验的军人步入外交领域所带来的持续影响所致。中国前外交官反应迅速,他们请外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层,诸如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发布公告前进行事先协商,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负面反应。尽管表现不佳,但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国家安全理事会,最终译法待定)仍有望弥补政策执行方面的差距。

  但同样有理由认为,在涉及主权问题时,中国领导人仍会理直气壮地采取强硬立场。当然,习主席在过去一年的言行表明,中国强调对宣称有争议的领土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同时主张不断提升其军事实力,特别是在海上活动这一新领域。通过上周的中国之行,不难看出普通中国民众对政府通过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建立起来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倍感自豪,相比之下,批评的声音要少得多。

  许多中国人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政府以其他国家无法阻止的方式迈出了加强并扩大中国影响力范围的一步。这种对设定防空识别区公告的自豪感,与其对采用海事管理机构表明中国在争议海域存在的自豪感如出一辙,这种处理方式在表面上看是民间手段,以此规避直接的军事对抗。

  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采用了资源充足的议程谋求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美国政府曾多次对此类影响力竞争表示欢迎。中国在1998年至2008年间曾推行过类似议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东南亚地区尤为如此。

  不过在经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对其邻国的领土主张也变得愈发不能容忍。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充分利用他国涉及领土纠纷行动的方法,例如越南设立了一个自治市对有争议的南海诸岛进行管理,中国即采取了更为有力的行动对此做出回应,这在整个地区引发了一系列你来我往的连锁反应。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中国是文治还是武攻,其邻国对来自美国的抗衡作用的需求都将继续增长。这使美国在维系美国人民支持的广泛的经济与外交活动之余同时投身于中国邻国的安全领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所象征的这种提升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途径正是美国在该地区固有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东北亚地区相比,东南亚地区相对低水平的军事发展往往会暂时削弱与中国纷争的影响力;然而,东北亚地区各方的武装都很精良,彼此距离也很近,因此其空军和海军也都刚好在彼此的控制范围内。此外,与其前任相比,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现任领导人都表现出了对风险的更高接受能力。事实上,各国似乎都认为一种一触即发状态的紧张局势正切合其本国政治需求。尽管各方都有意控制,但这也可能成为足以迅速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总是希望获得建立信任机制的灵丹妙药,如热线电话、海上意外事件协定以及中高层外交行动。这也许可行,也可在中韩两国之间尝试,两国的防空识别区虽有重叠,但是领土主张却不重叠。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相比于新一轮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公告,进一步努力达成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应该是更为可取的做法。

  如果中国继续以日本承认存在领土争端为建立这类机制的前提,日本方面就不会存在达成一致的政治意愿。美国会尽其所能继续协调所传达的信息,敦促各方自我克制,同时明确重申《美日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的适用性。必须在顽固地谋求通过更多单边努力改变现状与陷于不断升级的行为(而这是可能通过其他方式避免的)之间达到适当平衡。

  这就需要奥巴马政府的发言人发表更加明确和一致的言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声称美国并不打算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有必要统一国务院和白宫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口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通知各民用航空公司暗示会接受新防空识别区。

  尽管中国已经宣布了防空识别区,但仍要坚持航行自由权,就像政府所做的那样。在航空识别区内坚持遵守国际惯例。坚持认定防空识别区不会传达出主权方面的意义。

  美国及其安全合作伙伴需要维持或加快在第一岛链内的部署和演习步伐,以淡化中国抱有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削弱的意识。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应以传统和创新方式与中国的魅力外交展开积极竞争。在涉及公共健康、环境、教育、以更常规的安全方式共享渔业以及外交安排等问题的一系列多边倡议中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国会应该支持总统开展国家外交活动的能力,而不是从中作梗。

  美国应该保持其新近恢复的与中国军队进行的军方互动,并予以深化和拓展。国会应该相信我们的军队,取消其《2000年国防授权法案》对该项活动的约束。

  最后,美国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冷静地寻找机会以向中国表明,没有事先通知就宣布设定防空识别区实属代价不菲的错误。正如当初朝鲜发射卫星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美国稍后宣布增加其在阿拉斯加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器发射装置那样,美国应该以耐心的、非挑衅性的方式逐步弱化有关美国部队正在被排挤出中国近海的看法。应帮助中国认识到,这并非零和博弈。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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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峰会:缔造历史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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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道格  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六月举行——次非正式的高峰会谈——这是四十多年以来,两个举足轻重却迥然不同的大国的首脑首次展望“蓝图”。他们应对指导两国未来合作的原则进行申明,并为两国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关系发展奠定基础。

  美中合作的原则

  • 通过国际法和国际机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化解两国分歧和地区危机

  • 保证不单方面改变亚洲的现状

  • 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最终的和平统一

  • 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协定

  行动纲领

  建立由内阁以下官员组成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涉及四方面的问题:

  经济:确定美中达成全球性或大规模多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双方谈判的领域还包括:金融服务、能源以及交通等领域,以及政府采购政策、金融自由化以及敏感产品等。

  军事:加深美中军事接触与相互理解。制定未来十年的目标:确保双方指挥官相互认识,交换个人联系方式,以降低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军事院校应在多个职业层面互派学生。

  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合作,并就如何管控非传统性挑战达成协议,如网络攻击、太空威胁、气候变化、疾病蔓延、人权问题和能源政策。

  地区安全:在未来的十年里,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共同建立一种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最先需要解决的是朝鲜半岛问题;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上问题也需要明确的规则和冲突解决机制。

  峰会

  6月7-8日,中国国家主席以及美国总统将在加州进行一场不同寻常的非正式会晤。双方官员正努力降低对会谈的预期,尤其是对可交付成果的预期——即降低就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仅通过两天个人外交而达成详尽的解决方案——之预期。 相反,他们强调这次会谈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在短期的议事日程之外探讨合作领域、降低竞争的机会。

  这次峰会是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两个举足轻重却迥然不同的大国的首脑首次展望“蓝图”。上一次的会谈发生于1972年,中美双方领导人分别为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历史不容置疑地证明了那次对话对于确立中美合作与竞争原则与思想的重要性。然而,这些原则在中美之间的许多冲突中形同虚设,有益于双方的战略性变革可能难以实现。

  在许多重要方面,本周末举行的这次峰会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的韩磊(Paul Haenle)和我在去年底提倡了这样一个会议。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潜在收益将超过巨大的风险。两国近期所经历的激烈竞争有可能导致冲突的发生,并将两国导向灾难之路。然而,尽管两国的结构与利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专注于合作可能带来更为积极的结果。

  两国首脑应讨论哪些问题

  他们应努力让对方表明两国重大争端与挑战的处理原则,而无需起草一份详尽的中美“第四个联合公报”(没时间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更不需要建立一个由美国与中国组成的、领导世界事务的G2集团。 然而,如果这两个大国不能找到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处理原则,则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合作可能难以实现,两国之间的竞争将危险重重。

  原则

  首先,两国领导人应做出承诺,通过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分歧和地区危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梦”,呼吁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但西方人倾向于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不会质疑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但他们不清楚,中国人对此如何理解。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应以一种友好且认真的姿态,询问一下习主席,他将如何实践他的思想。

  在奥巴马的成功领导下,美国的 “亚洲再平衡”战略获得了两党及各个地区的大力支持,但中国怀疑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美国领导人应消除中国的这些疑虑。在这一背景下,他应敦促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持续发挥的作用表示欢迎。而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极力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中美双方应相互承认美国与中国在亚洲和平与安全中的合法作用,包括国际上承认的边界。

  第二,双方应保证不单方面改变亚洲的现状。这将有助于遏止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在海上领土争端方面日益激烈的摩擦,使各方承担相关义务,不再在棘手而敏感的问题上火上浇油。两国领导人应进一步呼吁进行谈判,达成一些临时性安排,以管控渔业资源、碳氢化合物和矿产资源的争端国家之间的资源竞争。

  第三,他们应重申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最终和平统一的共同承诺。他们甚至可以委任可靠的官员进行秘密会谈,商讨如何处理因朝鲜年轻的新领导人反复无常的行为所造成的意外事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为人低调,似乎是参与会谈的理想人选,而奥巴马可以从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情报部门的高官中物色人选。

  第四,他们应承诺在未来的十年内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现在谈判中的安排不够全面,有时还存在冲突。中国正着手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这将使美国与中国未来的经济利益进一步交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应欢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签订,并得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员国的欢迎,而美国不应被排斥在亚洲的地区性安排之外。

  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正在增长,但是还不足以给美国和中国双方带来巨大利益。中国市场的某些行业将美国企业拒之门外。两国领导人应授意其商业和金融官员,积极地消除这些不足。

  行动纲领

  如果有可能申明这些原则,那么奥巴马和习近平将能很好地对其政府职责进行分配,切实而富有远见地对这些原则的实践进行跟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一个中美高级官员参加的大型年度会议。下一次会议定于七月在美国召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优势在于能够把两种制度下的利益相关方召集在一起,解决问题。但是它复杂低效,不够常态化。

  两国领导人应让内阁级别以下的官员更频繁地举行会谈。可根据四个方面的广泛问题领域划归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下设的小组。应赋予这些小组更远大的目标,把握住习近平主席(他已精力充沛地开始了施政)作为党、政、军首脑可能连续执政十年的契机。一个重要目标是确保相应的政府机构致力于实现富有建设性的长期目标,以对抗经常伴随着区域性和全球性力量调整的激烈竞争。

  四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小组应集中关注:

  经济

  两国领导人可为其金融和商业官员确立如下目标:在未来的十年里,开创条件,为美中达成全球性或大型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铺平道路。例如,他们可以从协商签署一项双边投资条约入手,真正地促进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并保护和扩大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应引导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应对真实的而非虚构的安全问题时,以富有建设性的眼光看待投资问题。

  中国应开放其封闭的金融服务、能源和交通等领域。这个小组应进一步谈判的问题还包括政府采购政策、金融自由化以及敏感性产品等。

  军事

  自从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掌权以来,中国军方对改善与美国军方的军事关系表现出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多年来,两国的军事关系一直忽冷忽热,深度猜忌。双方应抓住这个机会,密切接触,加深理解,顺便解决“透明性”问题。

  可设立一个为期十年的目标,发展双边军事关系,确保双方指挥官相互认识,交换手机号码和联系方式,以降低偶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国与中国的军事院校应在多个职业层面互派学生。美国应鼓励中国灵活对待在同一学校接受训练的台湾军官。

  非传统性问题

  美国和中国在网络攻击,太空威胁,气候变化,疾病蔓延,人权问题和能源政策等领域存在着交叉利益。六月初,中国同意与美国官员协商解决网络攻击问题。2010年初,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此后,中国在后续的气候变化大会上,加强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自身环境急剧恶化所带来的突出挑战。奥巴马与习近平应授意两国官员探索未来十年的合作方式,并就如何管控非传统性挑战达成一致。

  地区安全

  两国领导人应授意两国官员开展合作,在未来的十年里,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今天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以及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表明实现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同时也表明建立这样一种机制的紧迫性。必须切实逐步消除各国之间的猜忌。

  最亟待解决的仍是朝鲜半岛问题。朝鲜与韩国的新政府“继承”了相互猜忌的传统。但是,两国至少还存在找到新的前进方向的可能性。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上问题也需要明确的规则和冲突解决机制。中美两国在印巴关系、阿富汗、波斯湾以及叙利亚等问题上都有着重要的利益。

  历史性机遇

  加州阳光庄园峰会蕴藏着巨大的机遇。但是,如果两国领导人不能保护各自的敏感利益,这次峰会也会带来诸多风险。奥巴马和习近平需要权衡利弊得失和风险。然而,他们只有同时看到并尊重对方的需求,才能摆脱困局。

  中国拥有13亿人口,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既有成功的过去,也有动荡的历史。美国作为全球领袖,拥有着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内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果奥巴马和习近平能够应对思想的挑战,确定一条前进的道路,便会有机会缔造更为辉煌的历史,远超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前任们所取得的成就。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3/6/4

旧文章ID:2367

第四份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新冀望

作者:黄日涵,张华  来源:华夏时报

  2014年,中美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不断尝试。然而,由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在南海、能源环境、网络空间等问题上依然存在诸多的分歧。新年伊始,正当外界纷纷猜测中美关系走向之时,传出了奥巴马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于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当前国际地区格局发生重大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到底会“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成为摆在两国精英面前的共同难题。人们开始关注此次习主席访美,中美是否会在30多年之后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

  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如何跨越

  近年来,国际格局和形势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滑,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战略界的显学之一就是中美会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为此,美国提出了“亚太战略再平衡”,而中国则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对外关系层面,中国面临同周边国家的陆上和海洋争端问题,而美国则需要应对中东变局和欧洲的纷争。在国内层面,中国需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和协调发展,美国则需要持续振兴因金融危机而衰落的经济。

  在双边关系层面,中美关系也出现了新形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总体上,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一是领导人和各层级官员频繁互动。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已经4次会面,分别是2013年6月的“庄园会晤”、2013年9月在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的会晤、2014年3月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会晤和2014年11月的“瀛台对话”。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各层级的交流更是络绎不绝。二是中美达成了多项共识。近年来,中美关系虽屡有波折,但是在气候变化、打击犯罪、全球治理等领域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2014年11月,中美两国甚至达成历史性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三是中美在军事交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4年中美两军开展了70多项交流项目,甚至还包括联合演习和训练在内的活动。四是中美经济关系密切。201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2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接近2万亿美元,中美经济关系已经实现深度的“利益捆绑”。

  但同时,两国关系发展也出现诸多新的问题。政治上,中美领导人虽然达成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但是双方对于彼此的诚意和努力都存有疑虑;中国一直担心美国的“围堵”,而美国则担心中国将美国赶出亚太。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仅公开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还强化了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关系。中国则在很多问题上站在俄罗斯的一边,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系。在媒体的塑造下,东亚似乎正在进行以美日为一方和以中俄为另一方的较量。经济上,越来越少的人提及中美互补,而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等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高频词汇。更重要的是,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方面强势介入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另一方面与中国参与的“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唱对台戏,争夺下一阶段地区贸易的规则制定权。

  总之,当前的中美关系发展至新的历史阶段,纷繁复杂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背景下,需要有新的纲领性政治文件来约束和规范。唯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殊途同归:

  两国关系“再确认”

  达成第四份中美联合公报,是顺应国际和两国关系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两国专家学者多年来的呼吁,也应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站在历史高度、为两国关系顶层设计的抉择。公报不仅要规范确认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和内涵,更要对今后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进行设计规划。

  第一,中美两国都存在要求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声音。美国退休官员和学者曾多次提出中美要发表第四份联合公报。2002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发表文章认为,美中关系第一阶段始于 1971 年基辛格访华,建立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基础上;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进入第二阶段,苏联威胁不复存在,贸易、人权、台湾、西藏、宗教自由等问题却日益突出;随着“9·11”恐怖袭击,美国和中国再次有了共同的战略敌手——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中关系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因此,是时候谈判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了,以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和根据新的现实更新双边关系。

  2011年1月,美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撰文,主张中美应该缔结一份历史性的联合公报。曾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所罗门也称:“构成三个公报的基本要素已不存在,美国需要思考与中共交往的基础。”曾任职美国国安会的李侃如也探讨过建立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可能性。

  在中国方面,也存在支持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声音。2010年4月,《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相蓝欣称,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的架构已经难以维护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后,也曾经传出中美发表第四份联合声明的消息。

  毫无疑问,中美学者关于建立第四份联合公报的目的动机不尽相同。美方主要是想用新的公报替代旧有的三项公报,其中不排除美国立场的后退;而中方学者则是想为旧有的三个联合公报补强,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再加上一道保险。双方都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规范和约束台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这三个公报已经30年有余,国际格局、中美实力地位、双方关系的宽度和广度都已经同30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需要有一份新的联合公报。

  第二,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具有达成新公报的战略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还是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还是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都展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外政策的新思想和新作为。在中美关系方面,习近平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充实和丰富,成为当前中美关系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在达成第四份公报问题上有所突破,必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也将奠定习近平在发展中美关系上的历史地位。

  奥巴马已经接近第二任期的末段,随着外界对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的讨论增多,奥巴马终将落入“跛脚”的境地。此时,奥巴马需要强势作为,掌控对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主导权;在让美国人又爱又恨的中国问题上做点什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的背景下,奥巴马最易留名的方面是在外交领域。通过提出“亚太战略再平衡”、解冻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在中东的外交军事行动,奥巴马已经累积了一定的政治资产。但是,在最为核心的中美关系方面,奥巴马基本上是没有可以留名历史的遗产。如果奥巴马能够正视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从历史的高度和对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前途出发,达成中美第四份联合公报,将是其一次难得的历史机会。

  破局关键:

  “超越”台湾问题

  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被称为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被视为中美关系的指导性文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石。在这三个联合公报中,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其中,美国在前两个公报中确认了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在第三个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此后,在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时,中国政府便不断拿三个联合公报要求美国政府。

  当前,台湾问题虽然仍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但是其地位和角色明显“暗化”,不再是突出亟须解决的问题。2008年台湾的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签署了20余份协议,使两岸关系迈入和平发展轨道。美国对此表示支持和肯定,在2009年和2011年的两份《中美联合声明》以及奥巴马政府各层级的涉华事务官员的讲话中,都有明确表示。正如外交部长王毅2013年9月访美时所言,“台湾问题处在可控状态之内”。

  2014年以来,除却美国出现的“弃台论”不言,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变化。2014年12月,美国通过新的对台军售案,向台湾出售不超过4艘的佩里级护卫舰。中国政府毫无疑问地对美国提出了抗议和反对。而与以往不同,此次军售案系由美国参众两院发动,以通过议案的方式要求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也就是说,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奥巴马仅仅是迫于美国国会的压力通过了对台军售案,因此罪魁祸首应是美国国会,而不是奥巴马政府。

  2015年元旦,“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双橡园举行“升旗”仪式,并对部分人员进行授勋活动。事后,“代表处”将活动照片散发媒体,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其纠正错误做法。一度有舆论猜测,这是美国重新对华打“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大陆。但是,美国白宫、国务院等部门发言人一再表示,美国事前并不知情,并承诺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在台协会”甚至向台湾当局提出了抗议。2008年以来,美台关系发展虽然也有分歧,但多是经贸性质的(如台湾开放美国牛肉进口问题),在政治问题上出现争执是不多见的。

  但是,台湾问题并非无需在第四公报中着墨,而是需要大书特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美国政府再次确认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度,尤其是在2016年台湾“大选”即将来临之际。2013年11月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外界普遍估计,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很有可能在2016年重新夺得政权。而一向被视为“理念性台独”的蔡英文,很难调整其“台独”立场。如果两岸关系发展再度出现波折,美国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对于美国售台武器、不断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等,也应作出明确和细致的要求。美国不断插手台湾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之前的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性和架构性较强,在遣词造句和中英文法等方面给美国留下了空间。因此,第四公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尽可能地细化和明确化相关概念意涵,以防止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

  虽然,要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并不容易,但是只要中美两国领导精英以全球和平发展与两国民众福祉为己任,谋求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向前发展,而不是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一定能克服重重障碍,最终达成这一公报。

  (作者为本报特约记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5

旧文章ID:2354

金灿荣:中美关系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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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灿荣  来源:凤凰财经

  【编者按】当下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中美关系作为焦点之一,其博弈合作,未来走向备受外界关注。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对世界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凤凰财经专访了多名中美问题学者,本期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他认为,中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复杂性远超以往历史国家。“长期来看,中美关系肯定有非常大的挑战,中美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历史上所说的‘修昔底德的陷阱’。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起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专门研究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

  金灿荣说,从结构上讲,中美关系现在就掉到这一陷阱中: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结构很清楚,也是一个事实,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它还有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异类。

  中美关系复杂 不能简单化定义为非敌即友

  凤凰财经: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且中国表示同奥巴马政府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鉴于此,如何整体上看待目前的中美关系?

  金灿荣:我认为目前中美关系还可以,还是即竞争又合作的正常大国关系。短期从去年一年的情况看,中美关系态势是先抑后扬:去年上半年中美关系不是太好,一是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美国对此坚决反对,然后去年二月份奥巴马又接见达赖,另外也有贸易摩擦,再一个就是网络安全吵的很凶。

  还有就是中国对美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拉偏架,不太满意,美国又觉得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咄咄逼人,所以去年上半年中美关系不好,但是到下半年就好些。转折点是去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之后,中国海军第一次组团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当然,中美关系高潮是去年下半年APEC会议之后奥巴马访问中国,两国元首举行瀛台会。所以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结构上是有问题的,否则上半年不会那么差,但另一方面中国关系很有韧性,否则下半年也不会弹回来,这是中美关系总特点,里面有问题,但又有支撑它发展的条件。

  依照目前的态势,中美关系还是与去年大的情况一样,它即竞争又合作,有矛盾也有合作。矛盾方面,如美国今年邀请达赖参加总统早餐会。起初,这是一年一度的活动,虽然是民间的,但还是有政治意义的,中方对此当然不高兴。另外,美国商务部门对中国的光伏产品进行制裁,这也是矛盾之一。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中美其实还不错,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正式邀请习主席年内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一个好消息。

  中美关系很复杂,即竞争又合作,问题很多,合作面也很多。就在我们谈话之际,美国一个月前刚上任的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已来到北京访问。

  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千万不要用一种简单化的东西来定义,说两者是敌人或者是朋友,都简单化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前途是开放的,不能说必有一战,这肯定不对,或者说必定成为伙伴,这也不对。它存在多种可能性,它的未来是开放的。

  中美关系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刚刚所说的是短期的,从过去一年来分析中美关系。长期来看,中美关系肯定有非常大的挑战,中美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到历史上所说的“修昔底德的陷阱”。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起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专门研究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

  中美关系从结构上讲,现在就掉到这一陷阱中: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结构很清楚,也是一个事实,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它还有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异类。

  另外,还有文明冲突。中国是典型的东方文明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文明“聚集城”,所以从结构上讲,中美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并且比一般的“修昔底德陷阱”更复杂,因为其中有两个额外因素。基于此,中美关系中不时发生摩擦、对抗,是很正常的。

  但另一方面,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超过以往,有对抗也有合作,并且合作非常多,相互依存度非常高。2014年,中美贸易额虽然还没公布,估计在5500亿美元左右,这是官方数据,还不包括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额1200亿美元,加起来有6000多亿美元。在人类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一年达到6000多亿美元,这是没有的,是最高的。

  此外,中美民间人员交往也特别多,一年双方来往人数超过400多万,尤其是签证政策修改后,商务签证可达到十年后,中国对美申请签证人数比例涨到60%多,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也增加。

  所以,从长期看,中美关系有紧张的一面,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但也有不同的一面,就是相互依存,相互来往程度确属罕见。

  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有创新精神塑造未来。坦率来讲,在这一创新精神,中国走在前面了,中国提出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而美国美国还是比较传统的思维,它就是回归亚洲。

  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来了一个新对手,它就要回到亚洲围堵你。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比较有创意,而美国对此态度是比较犹豫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截至到现在美国没有否定这一概念,但又没有爽快地接受。

  美国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持犹豫态度

  凤凰财经: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美国并不承认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

  金灿荣:对此美国的态度是变化的,它有几个场合是正式承认的:一是2013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巴马的心腹Susan E. Rice在华盛顿乔治城就明确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但是她用了习主席这个词后,马上就改用美国的方法来定义,说为做到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必须做到如下七点。美国是个商业民族,买卖人,它接受你这一说法,但是要重新定义,它的要求都是很实在的。

  另外一次美国比较正式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是2014年11月4日,奥巴马来中国之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论。他也正式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所以克里也没有拒绝,个别时候还用一用,但多数情况他不用这个词,反正七拐八拐,总是找个别的什么词来应对。 我认为,截至到目前,美国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很爽快地接受这个概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美国习惯或者说过去的习惯使然,美国认为它总是比别的国家强,在双边关系中总是由美国来定义和主导,是敌人,是朋友,非敌非友,由它来定义。现在中国提出概念,要美国来学习,它是很不习惯的。现在中国很罕见地先抢了话语权,美国对此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第二,是具体内容上,美国现在有点犹豫。美国说以前中国定义核心利益,中国说你要尊重我的核心利益,美国同意了,然后它认为从此中国又不断地扩大核心利益,这使得它觉得自己上当了。

  同理,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在中国给出非常清晰的定义前,美国说我无法给你回应。所以,我们现在也有问题,即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非常好,思路也很好,但是从内容来讲还是比较空的。

  中美要坚持底线 不能正面冲突

  凤凰财经:您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哪些新特点?毕竟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是与以往不同的。

  金灿荣:截至到目前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官方定义,还就是习主席在2013年6月加州庄园会晤上的定义,三句话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个词很好,三个定义也没错,关键就是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现在大家还是比较疑惑。

  从去年一年的实践,特别是去年底APEC会议后的首脑峰会,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认定它有一个前提:中美两国比较特别,与历史上的大国不一样,就是两国是超大型国家,之间不能强烈冲突。我认为这是一个共识,双方现在这一点,有强烈共识,即绝对不能正面冲突,因为与中美两国的规模相比,历史上所有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都是小国家,所以他们之间“小孩子”打打也就算了,我们不能动手,我们一动手人类就没了。 我们两国都是超级大国,与以前的国家玩家不一样,我们要有底线,不能正面冲突,另外,双方要尽量在非政治性的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

  比如去年瀛台峰会后,两国元首达成了27点共识,其中有1个共识是双方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方要合作,这一个很好的案例。在全球性议题,如埃博拉公共疾病问题,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是去年的瀛台峰会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另外,就是去年瀛台峰会的一项共识,即中美合作的起点是亚太地区,以中国所在的地区先合作,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

  具体如何做,我认为,第一政治问题两国要坚守底线,绝对不能打仗;第二,具体的做法是扩展合作,从全球问题,道低端政治的全球问题,再到亚太地区。

  当然,为做到这点,中美双边关系中有一些矛盾要控制一下,比如两国关系中的短板问题——军事。去年瀛台峰会后,双方在军事达成两个共识: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二是在公海上,海空相遇海空军要有约束的行为规则。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面对中美两个超大国家处在某种战略对抗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战略思路,历史上没有先例,因此补充它的内容本身是很难,而且主要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实践优先,理论滞后,要先做起来。

  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很好的思路,但这个关系的建构不是中国一家的事儿,必须是双边的,而且要有具体的实践来补充。这个概念是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访美的时候提的,2013年把它标准化,2013年庄园会晤正式提,2014年补充充实,部分充实就是瀛台峰会后的内容,未来估计双方还需要花力气和时间,不断的充实这一概念,所以它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概念。

  因此,总体来看,我对中美关系还是持偏乐观的态度,特别是最新的一个动态就是2月6日,奥巴马政府发表了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明确表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尽可能的多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我认为,这份报告其实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本原则做了一个正面的回应。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提出的背景

  凤凰财经: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美国在亚太所面临的局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对外战略更加积极主动,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设“一路一带”,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等规划。有分析认为,中国此举将制约和抗衡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您的看法是?

  金灿荣:应该这么看,2010年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有标志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中国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世界银行认可的数据。当然,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按照PPP购买力评价,1992年中国就超过日本,但是按照市场汇率18年以后才实现。很有意思的是,2010年这一年,整个中国的舆论界都在集体贬低中国GDP第二的意义。

  整个的媒体舆论都在告诉中国人,GDP第二一点意思都没有,搞得我企业界朋友很生气,说老子辛苦了一辈子,国家GDP第二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有点矫情了,是不对的。你自己是这么看,GDP第二不怎么样,但是外界不是这么看的。

  外界说突然来了一个傻小子,都不认识,怎么当了党委副书记,整个单位的权力结构给打乱了。

  中国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就是世界一把手美国怎么看。2010年开始,美国变得很紧张,原来美国是倾向于忽视中国,看不起中国,突然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后它就重视了,而且在这一年(2010年)中国GDP第二的同时,还有一个数字让美国人的震撼更大,而媒体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就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同年发电量超过美国,也是世界第一。

  凤凰财经:这是硬指标,美国的反应是?

  金灿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美国在20世纪曾经面临过三个对手,德国、苏联、日本,这三个对手是什么情况呢?他们的工业生产总值,即制造业总值达到美国70%的时候,美国就自动全民总动员整他们,把他们整爬下,只有中国消无声息地超过它。

  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实干主义的民族,它深知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力量的脊椎就是制造业。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才能有强大的军事,有强大的军事,最终你才能获得领导权、定价权、金融权,这些美国一直都是很清楚的。

  盯对手就是盯它的制造业,一旦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就把它整爬下,结果看中国看晕了,看不准,一不小心让中国给超过了,而且是关键指标给超过了,美国人是非常生气的。美国一些战略家研究过,怎么一不小心让中国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总结的原因大概有这几方面:

  第一,是怪自己,美国人骄傲了。冷战结束,美国大获全胜,他们得出一结论——历史终结了,人类作为生物还存在,但是人类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美国多党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历史终结了,这一高兴就忽略了潜在的危险。

  第二,美国人抱怨邓小平的外交战略,说这个家伙韬光养晦,不让我看见。

  第三,他们怪中国的复杂性,说中国这个家伙,所有的数字都对不上,上帝看到都得哭,就是给你看了,你也看不懂,但是实际结果却很好。美国人有句名言,称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恶梦,这个国家大、事情多,老百姓聪明,乱七八糟的事儿特别多,所以要做新闻报道,天天都有好玩儿的事儿,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恶梦呢?国家所有的数据对不上。

  第四,他们怪本•拉登,2001年小布什已经有想法,说中国是主要对手,但是本•拉登911一袭击,美国被人家闷了一板砖以后晕了,然后就满世界找本•拉登。

  最后,他们怪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这帮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辈子天天就是骂中国,整天揭露中国,然后美国人感觉特别好,结果把美国人给误导了。

  以上是,2010年之后美国部分战略家的反思,反思是归反思,对策归对策,2010年之后,美国一看到中国GDP超过日本,工业生产总量超过美国,美国的两党战略精英,即民主党、共和党精英形成了共识,即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在可能性取代美国的国家,其他国家不可能。然后,他们的结论中国是“心腹之患”,其他都是“不足为患”。

  于是,在2010年7月,就出来政策称“回归亚洲”,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一年一度的ARF会议, 即ASEAN Regional Forum,东盟地区论坛,也叫东盟外长会议。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女士未经与中国磋商,就提出了“回归亚洲”这一主张,而且第一个动作就是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纠纷。由于事先未与中国沟通,中国也是非常震撼的,据外国媒体报道,2010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讲完话后,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就要求发言,讲了7点,一共用1个小时来批驳她,所以,美国“回归亚洲”提出的方式特别不合适。

  美国“回归亚洲”的第一阶段,中国有点不高兴

  2010年7月提出“回归亚洲”以后,它的名称变了一下,中间曾经用过一个词“转向pivoting,再后来又改成Rebalancing in Asian,亚洲再平衡,自提出到现在,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同样的战略。

  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提出后,有几个做法在中国看来有点问题:第一,它突出军事性,有军事指标,要把60%的海空军调到这里来,中国肯定感觉不是很好;第二,是突出美国与中国无关的盟友体系,要提升美国盟友的地位,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第三,就是建立新伙伴。这些新伙伴从中国看起来也都是有点争议性的伙伴,如越南、印度等。

  另外,美国提出 “回归亚洲”战略,给中国在心理和政治上也造成了一些麻烦,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很多新的争端。中国认为这些争议受美国的鼓舞提出这些海洋争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其实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了,海洋争端,好几十年了。

  此前,根据中国提出的精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功地把争议这个“病毒”隔离了,现在美国一煽动它又回来了。

  总之,美国“回归亚洲”的第一阶段,中国有点不高兴,比较从负面去看它,因为它的军事性,以及针对中国提升其盟友关系。这个大战略是相当负面的。2010年后,中美的战略互信就出现了一些麻烦,2012年,李侃如(曾是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王缉思老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共同写过一个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所谈的就是中美最大的问题,战略信任赤字。中国异军突起,美国做出负面反应,导致双方战略互信出现问题。

  美国重返亚太 中国不接招令其很惊讶

  总体来讲,从2010年开始,中国崛起之后,美国的对策是比较原始、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应,好在过去四半年,将近四年多,中国的反应总体我认为是得当的。我们可以反过来设想,如果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对中国有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这方像普京这种脾气大的人管着,可能中美已经打起来了,亚太地区可能已经出现多次克里米亚事件。

  好在美国提出来的时候,中国是胡锦涛主席执政,胡主席是脾气很温和的人,这样中国倒有一招反应美国没有想到,就是没有反应。

  中国什么反应都没有,这个倒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美国属于脾气比较急躁的商业民族,他最希望出个招儿,你马上对应,因为它的块头大,他是泰森,谁跟他打拳击谁输,但他没想到碰到中国没有任何反应,这使他有点傻眼了。他砰砰砰打你三拳都快脱臼了,你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时候他是有点看不懂的。

  当时胡主席首先还是关注内政,另外他的整个指导思想,就是和中国人民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此,香港明报有一个总结,叫做“闷头发大财”,就是美国在我们家门口舞枪弄棒,满头大汗,而中国人是不理会,在家里做冰激凌,做产品卖给他。这个反应是美国没有想到的,他期待的是普京式的反应,它没有期待胡主席这种反应,那就是没有反应,这个对他来说挺吓人的。

  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比较传统的方法以后,面临中国的反应它很困惑,但是这个结果还是好的,就是中美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中美关系还是和提出前一样,即竞争又合作。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上任,习主席与胡主席的反应有点不一样,他是有反应的,他的反应是想由中国来定义、主导中美关系。这样中国就提出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坦率来讲,这点美国也没想到,我(中国)不跟你(美国)打,我跟你提出一个新方向。

  “没反应”美国没有想到,来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也没想到。美国人碰到中国人,历史深厚,老谋深算的民族,他是有点傻的,相对于中国,美国的战略是比较简单的。

  凤凰财经刘静/采访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7

旧文章ID:2353

中美关系稳定,“重返亚太”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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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巍  来源:环球时报

  2月6日,奥巴马政府发布任内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同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介绍报告时表示,美国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受邀的还有日本、韩国和印尼领导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当天表示,中美目前正在讨论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时间。

  与奥巴马政府5年前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相比,今年报告的最大变化当属基调变得更加自信。2010年报告开篇即讨论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内基础,强调重建美国力量的经济基础。这种篇章布局在这个超级大国的历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十分少见。它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奥巴马政府的焦虑感与紧迫感。

  现在,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温和增长周期,能源、科技领域都有突破。这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篇第一句话是,“今天,美国更加强大,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能够在这个新世纪抓住机遇,在不安全的世界中捍卫利益。”实际上,20天前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这种自信已溢于言表。

  美国更加自信,对中国未必是坏事。不少中国学者都感觉到,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变得过于敏感,一贯善于自嘲的美国朋友突然“开不起玩笑”了。这种焦虑感给中美关系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

  无论从此次《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还是从受邀访美的对象来看,亚洲依然是美国外交的地缘重点。奥巴马政府希望将“亚太再平衡”作为其外交“遗产”之一。如果今年能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奥巴马任内的“亚太再平衡”也就可以收官了。

  2014年11月12日,奥巴马在北京同习主席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同中国发展强有力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核心”。中国的体量摆在这儿,如果中美关系出现颠覆性问题,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就很难说成功。奥巴马政府明白这一道理,邀请习主席今年访美,就是确保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举措。

  中美关系有一个说法,如果两国领导人投入不够,中美关系就会漂流。由于两国间存在诸多分歧与矛盾,中美关系有一种自动向消极方向滑动的“本能”。因此,领导人从战略高度管控和引领中美关系,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没有领导人的推动,我们很难想象中美两军关系现在能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最好的时期”,也很难想象两国可能会达成去年11月在北京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要“重返”亚太,中国并不一味反对,只要美国确实能如奥巴马所说,把稳定的中美关系置于其重返战略的核心,而非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实现重返。2013年的庄园会晤和2014年的瀛台夜话,都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期待着今年的习奥会能继续这一动能。奥巴马政府还剩下23个月执政时间,一个将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置于核心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可以成为奥巴马的外交“遗产”,而且可以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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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专访美国国安委高官 谈中美中日关系、习近平四个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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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中文名麦艾文)27日接受中国CCTV美洲频道的专访,谈到了习近平访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以及习近平的“四个全面”。

  埃文·梅代罗斯曾是华盛顿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和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政治学者、中国外交、国家安全和国防工业政策专家,1993~1995年,麦艾文曾担任美国武器防控委员会(Arms Control Association)高级研究员,并担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防核扩散项目的研究员。2008年大选时是奥巴马团队的亚洲政策小组和中国顾问小组成员,后成为奥巴马的亚洲政策顾问。

  据CCTV英文网2月27日报道,当记者问到,白宫是否对中国有具体的发展战略?梅代罗斯回答道,在全球富有挑战性的各类问题上,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例如朝鲜问题、伊朗问题、气候变化和埃博拉等。同时,美国懂得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所以必定会有分歧,这是自然的。所以中美两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同时也要管控好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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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中文名麦艾文)

  关于中国主席习近平9月份访美一事,作为2013年安纳伯格庄园习奥会的最早策划者之一,梅代罗斯表示,美国十分欢迎习近平的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必能实现一个非常有战略、有远近的会话,并将在有分歧的问题上达到有效的妥协。美国总统奥巴马2014年访问中国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气候变化、阿富汗、两军交往问题上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有利于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对于中国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曾经在北京工作过的梅代罗斯表示,我们的立场是支持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 我们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确立的改革举措和关系到法治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看到两会采取哪些措施推进落实这些决定。

  当谈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Four Comprehensives)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现行政策,梅代罗斯表示,只要可以推动市场化改革、推进法治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举措都是可行的。这个举措将促进中国的这些领域的发展的同时,也会推动中美的合作与发展。

  CCTV记者问到,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会对战争表示反省,您怎么看?对此,梅代罗斯表示,在历史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我们应该铭记历史。美国是日本的盟友,日本是美国的亲密朋友,美国认为日本在过去70年来支持民主、自由、人权、国际机构的方面上一直表现良好。他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诚实地面对历史,包括中国。

  梅代罗斯拿美国和越南的关系来举例,他说看看越南,也是曾经和美国发生战争的国家,但如今,越南正在迅速成为美国的好朋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4月访问美国,并将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一些分析家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因为参拜过几次靖国神社被美国国会拒绝。CCTV记者问到,你觉得村山谈话(1995年8月15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村山富市发表的谈话。该谈话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等曾遭受日本殖民主义祸害的国家及日本国内部分人士的肯定)的重要性有多大?对此,梅代罗斯表示,还是那句话,美国的立场是,当涉及到历史问题必须诚实地面对过去,这适用于每个国家包括美国。 但是,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是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不是着眼于过去的困难。放眼整个国际关系史有很多实例,像美国与德国、法国和德国,包括美国与日本,以及美国与越南正在实现的过程中。

  梅代罗斯表示,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记住这一点:就是确保历史问题不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关系的因素。 2015年将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所有国家都有解决历史问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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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文·梅代罗斯接受央视美洲频道专访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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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分歧升级,美科技公司处境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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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NE PERLEZ, PAUL MOZU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不久前,在这里的一家雅致的酒店里,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的最高级别官员用天妇罗和烤肉款待了外国驻华使节,以庆祝中国新年。眼下正值中国政府厉行节约的时期,这些菜肴丰盛得有些不同寻常。

  不过,这番殷勤款待也伴随着一个警告:要想继续留在规模达4500亿美元的中国科技市场,外国企业必须要守规矩。

  同一天,在华盛顿,数十名美国科技业高管和行会官员聚集在内战前修建的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他们告诉副贸易代表,美国现在应该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了。

  两次针锋相对的聚会上的冷峻言辞,突显出中美之间的常规贸易分歧已经迅速升级为一场复杂的政治纷争。周五,一名美国高官谴责了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新监管措施,让这场冲突的战线变得愈加清晰。

  这场冲突过去几个月已经急剧升级。如今已经形成两大阵营的对峙,一方是充满自信的中国领导人,美国网络间谍活动的证据已经让他们警惕起来,另一方是由奥巴马政府和硅谷组成的一个尴尬的联盟。硅谷本身对华盛顿保持着警惕,但又垂涎于中国庞大的市场。

  这场贸易分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贸易份额和保护主义的长期担忧,已经与国家安全和间谍活动等更加棘手的问题缠绕在一起。

  “我们在一段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位置,”美国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acific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院长郭霈德(Peter Cowey)说,“中国政府怀疑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想要推进中国在科技市场的领导力。”郭霈德曾是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主任,也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顾问。“华盛顿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充满怀疑,同时也怀疑中国在从事网络间谍活动。”

  这场争议的最新事件,是中国称美国的科技公司必须接受侵入性检查,并在硬件及软件中制造后门。中国政府表示,这些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对于保护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是十分必要的。

  这些规定将在未来几周生效,它们目前只适用于银行业的技术,但预计会扩大到其他领域。中国的其他监管提案,包括一份反恐法律草案,则走得更远,可能会要求科技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加密秘钥,即防止数据受到偷窥的密码。

  科技公司称,这些新规和提议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们似乎也束手无策。

  这些企业已经向奥巴马政府求助,虽然他们不愿这么做。硅谷企业同时也唯恐奥巴马政府利用其技术从事间谍活动,尤其是在前美国情报承包商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披露了一些间谍活动之后。

  这些间谍活动信息的泄露,可能也会束缚美国政府的手脚,使它难以阻止中国采取美国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做法。

  科技企业以及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称,中国的上述行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保护国家安全。行业高管和贸易组织称,中国主要是想通过遏制竞争者,做强国内的科技产业。

  奥巴马政府已经在向北京施压时提出了这个看法。一名官员透露,本月,包括财政部长雅各布·J·卢(Jacob J. Lew)和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内的四名内阁官员向北京的同级别官员发送了一封信,要求立即停止对银行业的监管措施。这名官员看到过这封信,在提供上述信息时要求不具名。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费罗曼(Michael Froman)也在信上签了名。他周五表示,这些新规违背了中国的贸易承诺。

  “相关规定和保护主义及对中国公司的偏袒有关,和安全无关,”他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奥巴马政府正在竭力让中国放弃这些令人担忧的监管措施。”

  但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似乎依然掌握着主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市场在2015年全球信息科技支出中所占比例预计将达到一半。中国的产业政策让政府对经济拥有强有力的控制。中国本土的科技公司在规模和能力方面均在增长。

  在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上,迫切希望在这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意见不一。过去十年间,中国精明地利用了这个薄弱环节。

  就在几年前,当中国要求将数据存储在中国时,美国公司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不向中国妥协的一致意见。但微软在2012年屈服了,与中国当地一家公司合作,将数据存储在中国并帮助客户满足当地的法律规定。不久后,IBM、亚马逊(Amazon)和苹果(Apple)亦纷纷效仿。

  其他领域也上演了类似的情形。每一次,都会有外国公司向更严厉的新规妥协,有时是向中国合作伙伴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很快,担心错过机会的外国竞争对手也会照做。并且从长远来看,中国本土的公司与外国公司会从之前的伙伴关系,变成竞争关系。

  “中国人到各家公司去,说‘嘿,别反对这个,我们会给你特殊待遇,’”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说。

  由于不确定对手可能何时屈服于中国的要求,大部分美国科技公司都在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在极力讨得北京的欢心同时,促使美国政府表达它们的不满。

  去年11月访华期间,奥巴马对大型半导体公司高通(Qualcomm)受到反垄断调查表示了关切。但当北京在本月根据反垄断法,对高通开出近10亿美元的罚单时,该公司总裁实际上对中国表达了感激,称“我们感谢”中国监管机构“对高通技术的价值及重要性以及对中国的许多贡献的认可”。

  在之前的争端中,中国会在科技公司表现出了足够的不满后放松政策。但分析人士称,这一次不同了。他们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比前任更强硬,并且他个人对中国的科技安全表现出了兴趣。

  “人们必须得明白一点,现在来了一位新治安官,”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Johnson)说。

  斯诺登公布的文件也给中国领导人壮了胆。其中部分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在部分通信出口产品中植入了监控代码。美国科技行业的一名官员称,在与美国的激烈争论中,中国最高互联网监管官员鲁炜常常显得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本月,当俄罗斯一家安全公司通报称,美国已经找到了在目标计算机和网络中永久嵌入监控和破坏工具的办法时,鲁炜或许有了更多证据。

  中国还称美国实施了与中国类似的限制措施。前述美国科技官员称,鲁炜提到了2010年,时任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以安全担忧为由,命令Sprint Nextel不要从中国通信设备生产商华为购买设备一事。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表示,有助于缓和局势的一个可能办法是,尝试将科技贸易问题同两国间广泛的贸易谈判捆绑在一起。奥巴马政府正在就一项双边投资条约同中国进行谈判。该协议覆盖了金融服务和能源等领域,但科技行业却不在其中。

  “需要有一条通道来制定交通规则,”洪博培说。“这些问题很复杂。”

  Jane Perlez自北京、Paul Mozur自香港报道。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8

旧文章ID:2350

美智库报告评估台湾反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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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远岸  来源:财新网

  2月24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媒体的推特账户#FreeShamiWitness@KhilafahTimes发帖称,“当伊斯兰国对你发起袭击时,你们不会好受。安拉保佑,那一天指日可待(When Islamic State attack your cities it won’t look nice. By the permission of Allah that day is not far)”。配图中,一栋看似台北地标建筑“台北101”的高楼遇袭,楼顶在燃烧,附近黑烟四起,整个城市被阴云笼罩。该推特账户随后被禁。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2月26日表示,还需查证威胁是否属实,但“行政院”严肃面对,已于第一时间要求各机关密切注意、提升戒备。同日,美国在台协会(AIT)表示重视该讯息,并强调会与台湾共同合作防止暴力主义蔓延。AIT发言人金明称,“美国与台湾在安全等各项领域都有坚实的合作关系,未来也将继续共同努力,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进一步蔓延”。

  而2月27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期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正在扩散。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在反恐领域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

  近期恐怖主义袭击相继在法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发生,反恐愈发需要国际合作。美国2月底在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峰会”(CVE Summit),探讨如何从国内外消除该威胁。台湾虽然并没有来自本土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但仍有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危险。而在联合国中的缺席是否会导致台湾反恐力不从心?国际社会是否需要台湾在反恐中的贡献?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月27日在华盛顿发布《台湾在国际安全被边缘化的角色:付出代价》(Taiwan’s Marginalized Rol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aying a Price)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的议题包括反恐、执法、海上安全、核不扩散和核安全、交通安全、人道主义救助和赈灾、人类安全和网络安全。

  《报告》指出,正是由于恐怖袭击具备国际性和普遍性,大多数传统的反恐组织都设置在联合国。但由于台湾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因此无法参加任何与联合国相关的组织,包括联合国反恐执行队(CTITF),也就无法要求以下工作组提供指导或帮助:防止和解决冲突工作组、支持和关注恐怖主义受害者工作组、制止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因特网工作组、防止和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袭击工作组、对付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工作组、加强保护易受攻击目标工作组、反恐时保护人权问题工作组、反恐怖主义的边境管理工作组。台湾也不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反恐委员会。在参加区域反恐机制中,台湾也面临困难,例如APEC反恐执行队(APEC Counterterrorism Task Force)等机制。

  此外,《报告》中还指出由于台湾不能加入一些国际政府组织,因此常需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信息。台湾被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nterpol)系统排除在外,不能获得关于罪犯的及时警报、数据库等信息。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报告》的作者之一、CSIS高级顾问葛莱仪(Bonnie S. Glaser)表示,虽然台湾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但这耗费更长时间,且不全面。她认为将台湾从国际安全体系中排除出去不仅不利于台湾,也不符合大陆利益,罪犯可能利用台湾入境大陆。根据台湾“行政院”信息,截至2014年2月,大陆54个机场和台湾10个机场间的客运航班数量上升至每周828班次。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沈吕巡当日在CSIS指出台湾对国际安全的重要性不应被忽视。据他介绍,来自30多个国家的航班飞抵或飞越台湾。他建议在合作方面,应更多关注在技术层面上的操作。

  葛莱仪列举了台湾曾举办和即将举办的国际大型活动,以此表明台湾安全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台湾2009年举办了世界运动会和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Deaflympics)。103个国家参加了世界运动会(World Games)。2017年台湾还将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Summer Universiade),预计届时将有来自170多个国家的9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报告》提出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允许台湾获得一些数据库的信息,包括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I-24/7罪犯名单、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事故和非法交易数据库(Incident and Trafficking Database)以及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安全数据库。允许台湾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以及诸如亚洲减灾中心(Asian Disaster Reduction Center)等人道主义救援和赈灾组织。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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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智库:美孤立中国企图已昭然若揭 但政策或落空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网站2月26日文章,原题:美国“转向”导致亚洲国家纷纷逃往中国

  当初希拉里一干人宣布美国“转向亚洲”时,或许将此视为精心谋划的地缘政治妙举。但实际上,这更像是大象闯进丛林,在其尚未来到之前,沿途生灵已纷纷逃走并躲藏起来。

  细究可发现,“转向”的真实含义是,华盛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驱使亚洲国家以抗衡北京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和实力。美国的企图已昭然若揭,但仅有的几个转向脚步似乎只在缅甸和南海仍奏效。但即便华盛顿已取得“成就”,缅甸也不可能摒弃与北京关系日益密切的前景。与之类似,重新武装日本以遏制中国的观念,也会愈加站不住脚。当“转向”最终失败时,那些目前屈从于华盛顿的国家只能重回原点,而中国会与其他国家继续携手前行。

  华盛顿试图将东南亚转化为一连串附庸国以围堵中国,出现的却是一些相反结果:昆明和新加坡之间修建新铁路的协议、解放军参加泰国年度军演、泰国和马来西亚政界均驱逐华盛顿的长期代理人……

  中国或许在提升战略和经济态势,但不会追求美国推行的“政权更迭”和“民主促进”等战略。其实,中美都承担不起此类战略,华盛顿外交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就是北京看在眼里的教训。这也许正是中国选择的方针为何迥异于美国的原因。与华盛顿施压亚洲国家放弃对华经贸往来相比,北京更容易说服邻国参与互惠互利的经贸活动。尽管亚洲不会把美国排除在外,但屈服于华盛顿意志以换取保护的需求正变得越发不必要。若美国希望继续在亚洲做生意,就须作为平等的商业伙伴行事,而不是以维护安全为名收取保护费的“黑帮”。(作者蔚山·贡纳,丁雨晴译)

来源时间:2015/3/1   发布时间:201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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