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6年2月12日发表此文，文章作者授权本站发表中文翻译。文章的翻译为张诚杨，校对为赵建伟。
点击【这里】下载文章英文原文。本站曾发表和转发两位作者多篇文章。点击【王缉思】和【兰普顿】查看更多文章。本文与该杂志去年年底发表的【吴心伯】教授的题为“美中“大交易”：特朗普与习近平将如何重启两国关系”的文章异曲同工，即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期待双方领导人都能把握时机，使中美关系再次正常化。
文章对两位作者的介绍如下–
本文将刊发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6年3/4月号
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的荣休教授，现任该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及亚洲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最近出版的著作为《亲历美中关系：从冷战到冷战》（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王缉思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博雅荣休讲席教授。最近出版的著作为《冷战的故事》。
自201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逐渐从审慎接触转向紧张较量。双方逐步调整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仅仅将对方视为竞争者，而是界定为对自身核心价值、政治合法性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首要威胁。这一演变不仅受到外部事件的推动，也源自国内政治诱因、官僚体系运作，以及双方对脆弱性、衰落和地位问题的深层焦虑。两国愈发强硬的相互威慑举动已在国防、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引发越来越多的摩擦。最初的对冲行为已经固化为相互强化的战略立场，这种立场将长期敌对视为政策制定的组织原则。
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都围绕相互敌视来制定自身战略，那么这样的世界势必伴随着军备竞赛、制度瘫痪及对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和金融动荡等共同威胁的忽视。在这种环境中，冲突极易螺旋式升级并失控。如果缺乏有效的防护机制，当前事态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把两国社会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锁定在一种对抗受到管控、繁荣持续衰减、不安全感长期存在的困局中。在这种状态下，竞争本身成为目的，其代价不仅落在华盛顿和北京身上，也会由整个世界共同承担。
换言之，如果中美加剧竞争，并持续压缩共同解决问题的空间，世界将变得更加失序、失衡和凶险。更何况，在相互猜忌和国内政治压力的双重驱动下，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当下的危险与其说出自蓄意的冲突，不如说源于意外的事件。比如2001年4月中美在海南岛附近发生的撞机事件；又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方迄今坚称那是误炸。倘若这类事件在今天的形势下重演，其很可能引发一场战争甚至核战争。
然而，这一发展轨迹并非不可逆转。未来几个月，双方在政治形势变化、现实经济需求以及战略疲惫相互叠加之下，或许迎来一个难得的窗口期，为稳定双边关系及“再正常化”创造条件。当然，这样的机会十分脆弱。作为长期观察中美两国的学者，我们亲历了近六十年来双边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深知两国关系中始终存在对抗的阴影。但我们同样无法接受让又一代人再度步入一场新冷战。如果不及时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惯性和竞争将占据上风，从而显著抬升爆发全球性对抗的风险。世界真正需要的，并非简单回到中美交往的传统方式，而是构建一种能把双方从危险边缘拉回的新型“正常化”关系。
目前，两国都以最坏的预期来判断对方。在华盛顿，中国通常被界定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技术优势、经济主导权及民主规范的首要和系统性挑战者；而在北京，美国则被广泛视为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维持“美国优先”霸权地位的核心力量。这种相互认知不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而是深度嵌入军事规划、同盟与伙伴关系架构、出口管制体系及公共外交行动，并实质性地将两国锁定在持续的猜疑和应激反应状态中。即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峰会，也难以扭转这种困局。
这一现实的严重性及其后果已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清晰显现。例如，随着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快速现代化，以及太空、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赋能系统等新型作战能力的扩展，军事威慑已变得愈发复杂、难以预料且难以实现。这种复杂性将促使两国通过扩充武库规模、增加武器种类来对冲风险。一场急速升级的军备竞赛已然展开，为原本就高度紧张的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也带来愈发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西太平洋地区海空相遇事件日益频繁，中美两军之间已发生多次危险接近。因误判、意外或危机升级而引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已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一旦发生，这将是两个核大国、同时也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战争。
在经济层面，中美相互依存曾被视为双边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65美元，美国为37133美元；到2023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至12951美元和82769美元。在此期间，两国的经济地位都显著提高，尽管各自内部的结构性失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中国东北地区遭受失业问题的打击，美国中西部地区亦面临类似困境。
基于上述原因及近年来日益紧张的安全关系，中美逐渐将相互依存视为脆弱性的来源，并在实践中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考量之上。大规模出口管制、产业政策和供应链重组已经压倒效率和增长议题，成为各自的优先事项。“脱钩”“去风险”“自力更生”等表述所反映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现实，即两国都愿意承受巨大的经济代价，以降低对彼此的依赖。中美关系的经济支柱受到侵蚀，这不仅削弱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也加剧了全球市场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近期稀土贸易和高端芯片销售领域的动荡，正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例证。
在文化与外交层面，如今互不信任塑造着公共叙事和外交政策定位。虽然中国并不公布每年到访的美国游客人数，但普遍认为这一数字仅为疫情前水平的一小部分；如今在北京街头，西方面孔确实减少许多。学术与科研合作日益受限，2024至2025年间，中国学生获美国国务院签发的F-1签证数量下降了近27个百分点。两国的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都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美国一些州正在通过立法限制与中国教育机构的合作，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坦言，国内基层官员出于避免担责的考虑，普遍对于和美方人士发起新的学术合作项目持谨慎态度。随着人文交流纽带的持续磨损，两国政府愈发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和文明的维度来定义双边关系，从而将利害关系抬高到超越单纯政策分歧的高度，也使任何妥协的提议在各自国内都无法被接受。
此情此景，我们两人都曾亲眼目睹。我们都年近八旬，至今仍记得中美之间的敌意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切的感受，体现在战争、意识形态对立以及人们对核毁灭的恐惧之中。对这一代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是全民性的心理创伤。这场战争强化了中国和朝鲜作为美国交战对手的形象。许多人失去了至亲和朋友。根据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统计，超过五万四千名美国人丧生。这场战争也确立了一种猜疑的政治文化，并在此后数十年持续影响着美国的教育、媒体和公共生活。在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又一次与中国和苏联的盟友交战，延续了长期备战的状态。美国年轻人被迫直面大规模伤亡与道德迷茫。这场战争最终造成超过五万八千名美国人死亡，其中许多人是被征召入伍的。即便是那些未曾在这两场战争中服役的人，也生活在冷战戒备的规训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反复演练如何躲避核爆，并将“城市可能在几分钟内被彻底抹去”内化在认知中。
与之相对的中国同代人则经历了更为剧烈的动荡。朝鲜战争使新中国付出巨大的牺牲。上百万士兵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半岛作战，国内重建急需的稀缺资源也被转移至战场。中国军队英勇作战，超过十八万阵亡，在多次战斗中击败美军。但如今中国人同样清楚，这场战争最终在开战的三八线附近形成僵局。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地间接与美国交战，其代价同样惊人。根据中国方面的披露，应河内方面的请求，中国曾以秘密方式，分批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和后勤部队。1965年至1968年间，中国派遣至越南的军人总数超过三十二万。
到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这种对立所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在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多次秘密接触之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启动了自上而下的双边关系修复进程。由于两国社会无法开展全面而直接的互动，纠正彼此的错觉、推动和平与合作的责任，便落在了这些领导人肩上。
如今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或许将迎来类似的历史时刻。首先，2025年10月，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两位领导人均强调双边合作及缓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尽管其中也附带了一些重要的限定条件。习近平表示，中美应当做伙伴、做朋友，呼吁双方着眼于长期的共同利益，让经贸合作继续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据新闻报道，中方同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暂停稀土出口管制，并与华盛顿合作打击非法芬太尼走私。
作为回应，特朗普试图重置中美关系的整体基调。他称习近平是“一位极其强大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这一表态至少在措辞上清晰地传递出从对抗转向外交与贸易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达成更广泛协议所表现出的乐观态度，也表明此次会晤并非终点，而是迈向更全面经济合作的台阶。他还用“G2”指代此次峰会，向北京表达了一种新的、更高程度的尊重。
这一点不应被轻视。中国领导层在两种情况下最为敏感：一是感受到美国试图拒绝给予其尊重并孤立他们，二是感觉到中国实力地位弱于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华盛顿曾明确拒绝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也否定了将中国视为新的“G2”之一的提议。而如今，随着中国实力与地位的提升及美国在国内外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北京的自信心明显增强，特朗普的相关表态进一步提振了这种情绪。
需要明确的是，北京和华盛顿不应追求某种两极霸权的格局，否则将引发周边国家及其他中等强国的合理警惕。但双方的确应当在国际体系和地区安全架构中为彼此留出空间。这样做有助于安抚其他国家，使其确信不会沦为大国竞争失控的受害者。展望未来，中美都应立足于多极化与多向联盟的现实，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韩国釜山会晤并没有深度重置中美关系，因为其主要聚焦于贸易问题，而回避了诸如技术竞争、安全博弈等重大战略议题。不过，这次会晤之后，特朗普在技术领域释放出一定的缓和信号：2025年12月，他宣布美国将允许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其性能排名第二的半导体芯片，该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撤回了此前旨在阻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相关政策。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
同样有迹象表明，两国社会都希望从危险边缘后退一步。首先，两国公众舆论日益认为，当前的对抗代价过高。双方民意正趋一致，认为两国政府应将更多精力用于解决不平等等国内挑战，并减少或避免对外冒险行为。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53%）目前认为美国“应当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这一比例高于2024年的40%。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于2025年12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正趋于缓和。在1至5分的好感度评分中，受访者给出的平均分为2.38分，较2024年的1.85分有所上升。（与此相比，2025年中国公众对印度的好感度为2.06，而对俄罗斯的好感度则从2024年的3.66下降至2025年的3.48）。
毕竟中美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面临着共同的经济需求，即培育或重建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两国持续对抗，不仅使双方经济遭受重创，更将令这一共同努力付诸东流。在中国，这一态势在202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表现明显。会议贯穿着这样一种观念：亟需重新激发经济活力，其部分途径在于采取更具韧性、较少僵化且不受外交政策干扰的经济政策。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应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这一姿态令人联想到邓小平的改革理念，即安抚外部世界，汲取更多外部资源，从而集中力量夯实国内基础。正是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开启了持续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来检验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成效的一个关键指标，将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重视非国有经济组织，并为增强国内创新创造条件。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口号和美国民主党人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主张，同样反映出向内聚焦的取向。正如本届政府发布的《2025国家安全战略》所言：“美国像擎天神（Atlas）一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将走向孤立主义，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采取行动便是明证。这是在表明，美国正寻求资源与承诺的进一步匹配，并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如生活成本、毒品、就业和通货膨胀）和周边地区事务上。在这样的政策权衡中，与中国对抗似乎并不符合逻辑。尽管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强调对华战略竞争，但其2025版《国家安全战略》淡化了对中国的着墨。一日暖阳并不代表寒冬已尽，但这至少是一个开端。
看似有悖常理，但稳定两国关系的最佳切入点，恰恰在于其最危险的层面——长期悬而未决且日益发酵的台湾问题。台海日益加剧的动荡局势，使得这一议题亟需尽快处理；而缓和紧张局势的难度或许远较许多人预想的低。
中国于2005年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北京可能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条件是：“‘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按照中国的法律与政治标准，目前海峡两岸的现状尚未符合这些条件。此外，尽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猜测和情绪化的评论，但中国大陆并未正式宣布对台动武已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相反，中国政府仍持续重申和平统一的主张，并强调其加强全面威慑——例如组织大规模环岛实弹演习——的唯一目的在于防止分裂。。
换言之，尽管台海周边的军事氛围依然紧张，但化解两岸政治敌意仍有空间。现在正是中美相互释疑和安抚对方的合适时机。北京重申其追求和平的诚意符合自身利益，华盛顿则应恢复其“不支持台湾独立”的一贯立场。
尽管此类表态可能被视为流于形式的外交辞令，但其实际分量不容忽视。言与行皆举足轻重。2025年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介入台海冲突。此番言论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它将日本与台湾更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中日关系随之明显恶化，中国正对日本施加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压力。如果华盛顿能够重申其反对台北任何可能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立场，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北京的疑虑，也将向东京表明美国希望为地区紧张局势降温。
北京和华盛顿也可以通过处理更具可塑性的议题，推动新一轮关系正常化。例如，两国社会内部已有不少声音支持消除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障碍。例如，双方可以重新开放各自驻休斯敦和成都的领事馆。这两处领事机构于2020年7月被报复性地对等关闭。
中美还可就大幅度对等下调双边平均关税水平展开谈判。中国或可考虑降低部分出口产品的补贴水平。关税和贸易壁垒正在伤害两国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其随意的实施方式也在两国和第三方滋生腐败。虽然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运用经济杠杆来约束对方，但长此以往，关税和出口管制等工具将逐渐丧失效力，最终反而削弱自身经济实力。更为可取的方法，在于承认追求比较优势才是制定贸易政策的最佳出发点。这种路径并不意味着回到完全自由贸易的状态，因为两国都已划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且必须处理的对外依赖物项；不过，这确实意味着在符合国家安全与对等原则的前提下，平均关税水平应尽可能降至最低。
两国还可以采取措施，打破文化隔阂，引导人们更客观准确地认识对方社会迅速变化的面貌。例如，一些美国观察者预计，中国的政治结构将发生类似于导致苏联解体的那种剧烈转变；与此同时，不少中国分析人士相信，中国很快将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赶超美国。但在现实中，这两种结果都不太可能出现。尽管如此，此类错误认知已经影响到双方的政策与行动，损害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如果两国对对方的认知不能通过现实客观的预判加以平衡，就会导致双方高估自身实力、低估对方能力，从而造成危险。
奇怪的是，相反的危险同样存在。双方都可能认为自身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从而产生“宜早不宜迟”和“先下手为强”的焦虑感。例如，在中国的一些圈子里，人们对国家能否顶住那些支持“台独”的外部压力缺乏信心；同样，在美国，也有一部分人担忧美国对华技术优势将很快丧失。换言之，两国在对方眼中都变得有些难以捉摸，而这增加了误判的可能性。
缓解上述认知偏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鼓励两国社会各层面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与互动。例如，对新闻工作者的限制应予放宽。学术与科研交流应当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然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行动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要真正改善氛围，两国的民众也必须有参与的意愿。为此，两国政府不妨创造一个更为友善的环境——至少不应动辄将对方的学生、学者与媒体工作者一概视为“间谍”。
最后，双方都有责任重新推进军事对话，其目的不仅在于减少意外事件和误判发生的几率，也是为了探索中美能否处理引发双方军备竞赛的一些根源性问题。此类对话必须建立在以下清醒的认识之上，即中美在贸易、技术、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绝非无足轻重的信号，而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对话的起点应当是双方共同表示（或许可以通过联合声明的形式），亚洲乃至更广阔地区容得下中美两国，努力缓解紧张局势刻不容缓。
当前中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掌握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分析工具，包括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能力对于妥善管理全球关系至关重要。然而，即便是那些最老练且依靠先进技术的政策制定者，也无法模拟一场真实的战争，而那样的战争将造成难以承受的人员伤亡。因此，防止中美之间爆发致命对抗，仍然有赖于其他因素，包括对历史的战略性记忆、对危机的亲身经历，以及在数十年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跨文化信任。
当前，两国面临着重建护栏的机遇。尽管高层的整体语调迄今有所缓和，但这种变化尚未制度化，精心维系的平衡依然可能摇摆不定。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错失实现新一轮关系正常化的机会，未来将难以有效维护各自的战略利益。留给两国重新校准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的时间窗口极为短暂。正如1963年1月毛泽东在一首号召革命行动的词中所写，后来又被尼克松在1972年历史性访华期间为强调中美接触的紧迫性而援引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英文原文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6年3/4月号; 中文翻译转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