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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美高空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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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鸽网  来源:新浪微博

揭秘中美高空激战:中国先后击落美军21架无人机 http://t.cn/RwducfU

来源时间:2015/3/13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51

【美专家解读中美为何有机会建成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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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鸽网  来源:新浪微博

美专家解读中美为何有机会建成新型大国关系 http://t.cn/RwdB96o

来源时间:2015/3/13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50

约瑟夫·奈:中美有机会建成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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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参考消息

  当习近平秋天访美时,他的议事日程中必将包括他之前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该表述仍不够清楚,一些美国人担心他是搅乱美国联盟关系的工具。中国学者则回应说它是一种真诚的努力,旨在避免让一个崛起中大国和一个既有大国发生危险的碰撞,正是这种碰撞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展望未来,悲观主义者预测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并谋求将美国住处西塔平阳,一场冲突近在眼前。一些人说,各方接纳各自的势力范围可以预先组织这场冲突,美国应将其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东太平洋。但用这种方式应对中国崛起将毁掉美国的可信度,并导致地区内国家追随中国而非与之抗衡。相反,如果美国继续在西太平洋发挥影响,那么就能加强地区各国自发的抗衡反应,并有助于用一种鼓励中国采取负责任行为的方式来塑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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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有机会建成新型大国关系

  对中国崛起的恰当政策反应必须在现实主义和融合之间找到平衡。当克林顿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考虑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时,一些批评人士曾主张在中国变得过于强大之前采取遏制政策。我们拒绝采纳这一建议,原因有二。首先,结成一个反华联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地区内国家都希望(并且现在仍然希望)与美国和中国都搞好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政策将不必要地造成今后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正如我在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时所说过的,如果把中国视为敌人,那它肯定会成为敌人。

  相反,美国选择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融合与保障”的政策。美国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美日安保条约也得到重新定义,以确保中国不会成为横行霸道的国家。如果中国到处耀武扬威,那邻国就将设法制衡中国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只有中国能够遏制中国。

  这是在评价中美相对实力时的关键一点。正如阎学通在有关中国如何击败美国的著述中所写的:“想要为自己的崛起营造融洽的国际环境,北京必须发展比华盛顿质量更高的外交和军事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领先的大国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交好,因此中美竞争的核心将是看谁拥有更高质量的朋友。”

  在这一点上,美国处于从这种网络和联盟中获益的更有利位置。华盛顿有大约60个条约盟友,中国则仅有几个。

  一些分析人士将中国视为随着国力增强、急于推翻既定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但中国并非像上世纪的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是完全的修正主义国家。虽然中国参与创建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发起了一些适合其需求的地区组织,但中国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国际组织中获益颇多,而且并不希望毁掉这些组织。美国的盟友在帮助营造鼓励负责任行为的环境,中国也关心自己的声誉。

  此外,技术和社会变化正在为全球的议事日程增添一些重要的跨国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代表着权利在各国之间的转移,而且代表着权力从政府扩散开去。应对这些全球威胁将需要加强包括中国、欧洲和美国在内的各方合作。

  中国渴望在东亚扮演更重要角色,美国则有一众需要它肩负防御责任的亚洲盟友。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冲突远非不可避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有赖于经济的高度增长,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中国需要数十年才能接近美国经济的发达程度。此外,中国也承受不起像皇帝统治下的德国所采取的那种政策。政策太冒险就会使国内外的收益和稳定性承受风险。

  换言之,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来管理与崛起中大国的关系,中国则比当年的德国有更多的动力来约束自己。这提供了一个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如果美国继续避免采取遏制战略、中国也接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合法地位的话,美国和中国是否会设法发展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另外的问题了。人为错误和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只要作出正确选择,冲突就不是无法避免的。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49

读报:外媒报道中国建造第二艘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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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罡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随着中国海军高层官员向媒体爆料,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一事已经确定无疑,有外媒称,现在的问题只是中国准备最终拥有多少艘航母。

  美国商业新闻网站Business Insider 3月10日的报道说,中国官员证实该国在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报道援引中国原海军政委刘晓江对《香港商报》的话说,中国第二艘航母的构建工作现在由工业制造部门负责。报道说,中国的第二艘航母预计会较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有重大改进升级,辽宁舰的主要作用是测试中国掌握的航母技术,而不是实际用于向海外投射中国的军力。报道还说,辽宁舰上的飞机使用滑越式起飞,而中国的新航母预计会像美国的航母一样使用弹射系统助推飞机起飞,这将使航母舰载机即使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也能起飞升空。

  报道说,中国建造航母的动力来自于其要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军事强国的雄心,除致力于建造航空母舰外,中国还在开发新一代反舰巡航导弹、导弹驱逐舰以及弹道导弹核潜艇 ,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将中国的军力投射到远海地区。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3月9日的报道说,中国几名高级军事官员向《香港商报》证实,解放军正在建造其第二艘航母。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准备至少拥有两艘航母似乎已是无可置疑的,剩下的主要问题是第二艘航母将于何时完工以及中国准备最终拥有多少艘航母。报道还援引中国原海军政委刘晓江的话说,中国未来至少应拥有三艘航母,这样才总能保持有一艘航母在海上巡航、一艘航母在执行训练任务,同时有一艘航母能被轮换下来进行维修保养。他还说,中国的航母当然多多益善,关键问题是能否有足够的建造资金。

  英国《金融时报》 3月10日的报道说,中国在证实其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方面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表态,中国目前与一些邻国间的海上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值此之际北京希望扩展其军事影响力。《香港商报》刊登了中国官员对新航母的评论。《金融时报》的报道援引中国安全事务独立分析师Gary Li的话说,自从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完工后,中国正着手建造第二艘航母一事其实就是个公开的秘密。他说,中国官员本周低调证实建造第二艘航母的消息应该是中国军方一手安排的,如果军方正式地宣布这一消息,会被外界指责为炫耀武力。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5/3/11

旧文章ID:2548

张敬伟:阅兵外交考验中美面子和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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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敬伟  来源:中国网

  今年有两场抗战(二战)阅兵式值得关注。一个是中国抗战阅兵式,一个是俄罗斯的阅兵式。两场阅兵式都是为了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而为。

  作为当年的战胜国,中俄阅兵式,美英法等当年的战胜国也应有领导人参与,以共同缅怀世界反法西斯历史。但世界在变,当年的盟友关系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博弈和利益纠葛中已经变得“往事不堪回首”了。

  基于糟糕的美俄关系,美国总统不会出现在莫斯科红场上,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是否给普京总统面子也是未知数。中美关系也有波折,尤其在亚太区域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两强的博弈可谓战略性的–美国在动员一切可利用的亚太力量,以阻止中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实现美国所要达到的亚太再平衡。但是,中美关系维持着斗而不破、相对稳定的利益攸关关系。

  中国向奥巴马发出了邀请,希望他出现在中国的抗战阅兵式上。由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去年北京APEC峰会上所谈甚欢,“习奥会”也达成了两国二氧化碳减排共识。且习近平主席今年秋天还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奥巴马在白宫的最后日子里,中美两强无论是基于战略合作还是加深领导人友谊,奥巴马应该会参加中国的抗战阅兵式。

  奥巴马来,中国有面子;奥巴马受邀,美国也有面子。两国领导人多见一次面,多一次互动,对中美两国的“里子”也大有助益。但奥巴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70年前的中国盟友,中美史鲜血凝成的友谊,尤其是飞虎队“飞”到中国和中国军队并肩抗日;还有中美两国在中缅边境协同抗日等等,俱往矣。中美亦在朝鲜和越南直面交锋交恶,“冷战”时期亦恶言相向。回首往昔,太平洋两岸的两个伟大国家,不是与时俱进地好,而是随着时代沉浮,随着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不断交锋。利益,成为中美两强在历史在现实演进中的核心要素。因而,奥巴马政府或不敢公开否认二战成果,但就现实利益观而言,他和他的美国更看重的是美国和日本的新同盟关系。至于中美反法西斯同盟,起码不是奥巴马战略天平中更重要的砝码。

  奥巴马来不来中国,参加中国的阅兵仪式,确乎是个难题。来中国,怕开罪日本,不来中国,亦像中国和世界宣示美国淡忘了反法西斯的那段历史。更有趣的是,中国还没有决定是否邀请安倍首相参加,即使邀请日本,对于安倍政府也是难堪。安倍家族,和中国的抗战(日本军国主义的圣战)脱不了干系,安倍的政治理想就是执著于修正日本对邻国的侵略史观。他所谓的正常国家化,以及和中国、韩国的领土争端,围绕的主题就是让日本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走出来,使日本恢复东北亚和亚太强国的地位。

  中日之间既有历史恩怨,也有现实冲突,当然不会放任日本政府随意颠覆历史,将自己打扮成没有历史原罪的正常国家。美国政府的现实态度是,亚太威胁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否则不会有亚太再平衡战略,更不会对中国国防预算说东道西,也不会在西太平洋地区连横合纵恣意找中国的茬。

  奥巴马参加阅兵式,对于美国政媒两界言,或认为是向中国屈服。敏感的奥巴马为了美国政府和自己的面子,可能会随了美国反华的民意,如此政治风险最小。不来中国,奥巴马淡忘二战历史的现实功利性,也会遭致一些人的批评。对于日本错误史观,美国政府、国会和舆论也不时敲打。而且,对于日本这位现实盟友的忠诚度,美国也未必笃信。在日本“申常”外交公关中,中美在联合国的立场就是一致的。从历史到现实,美国或不乐见中国挑战自己的全球地位,但也担忧日本正常国家化对美国的威胁。毕竟,中国和美国没有结构性的历史恩怨,美国和日本却有血战前行的历史深仇。

  最可能的情况是,奥巴马以客观理由不参加中国的阅兵式,而派阁僚代表他。这既给了中国面子,也不至于让日本难堪,也使美国维持了在中日两国间的战略平衡。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47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话语表述及认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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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林坡  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010年5月,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戴秉国首次提出“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2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提出要把中美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在2012年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胡锦涛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同年11月“新型大国关系”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并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之后,在两国的话语互动过程中,“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双方高层对话的的必谈话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首倡,用以建构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规范性概念,从理念转化为事实所需要的不仅是双方互动过程中的努力和坚持,还要有对理念的一致认知,并且在出现“不一致认知”或存在“认知差异”的情况下,能够弥合“认知差异”。本文将根据双方公开发表的官方文献或权威学术材料,分析中美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并从认知角度分析产生认知差异的可能性原因和影响等。

  一、理念提出的背景及目的

  作为未来中美关系前景的中国构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国际和时代背景,是对基于“权力政治”、“大国兴衰”、“体系变迁”等理论中“中国威胁论”和美国战略东移的回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GDP总量陆续超过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且被“预测”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基于近代大国权力消长的西方或欧洲经验,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政治精英和国家关系学者)通过“权力政治”的理论推演,以“大国兴衰”为历史佐证,将中国描述为未来“国际秩序挑战者”,成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理论构成。这些观点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军事及安全领域的投入和实力也将随之增长。因此,以综合国力提升为重要标志的大国之路,使中国既有实力又有意愿去挑战既有的区域及国际秩序,或挑战秩序主导者权力地位,从而重演“大国间的政治悲剧”。

  “权力政治”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话语,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层面的权力分布及国家间的相对权力关系,相对权力是国家谋求利益的基础和依据,增强相对权力意味着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中可以得到更多的份额。在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国内研究过程中,对“权力政治”的内涵虽然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误读,但对“权力政治”的理解及应用却非常普遍。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生产速度和技术变革的差距将导致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将逐渐影响到各国的政治、军事实力及战略地位”,中国是有潜质的未来大国。所以,结合权力政治的逻辑及肯尼迪的观点,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及所产生的相对权力优势,将使中国诉求相应的利益份额,而这势必会使其它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相对利益份额减损。“体系变迁”的相关理论认为,无论是“均势理论”还是“霸权稳定论”,既有体系或秩序的稳定都必须以“不允许另一个占支配地位国家的出现”为前提,莫德尔斯基通过考察“国际政治周期”中占支配性地位国家间权力消长变化的历史,所提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诠释了这一点。时至今日,美国在国际政治的主导性地位已近百年,哪个国家将取代美国成为未来秩序的主导者呢?或许,就是这个疑问把中国推向了前沿,也正为此,“中国威胁论”就有了所谓的“理论和历史依据”。

  中国经济的强盛及相应国防的现代化,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广泛关注。大西洋两岸国家的相对衰落以及日本近二十年的颓废,使太平洋彼岸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总量显得“令人恐惧(Terrific)”。2011年中国GDP总量相当与同期美国的近50%,而十年前仅占美国的约12.5%,按照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国际多个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IMF甚至预测这个时间最快会在2016年)。现实中,亚太局势的变化及国家间关系的调整使“美国战略东移”与中国同周边国家领土争端“迎头偶遇”,前者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而后者被认为是“中国挑战东亚既定秩序的开端”,两者结合起来则被认为是中美之间是“挑战者”和“守成者”之间大国权力(GreatPower)的角逐。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尽管都坚持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主张,但政治话语的互动过程中充满着和平的意愿。经验而论,无论是综合国力比较还是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实力对比,中国与美国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对中国而言,在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时期,保持与美国的良好、稳定关系是有利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鉴于此,中国适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是对当前和未来良好双边前景的最低限度表达,是对当前缓解紧张的双边关系的政策宣示,更是对未来中美良好大国关系的路径探索。

  二、话语表述

  由于语言、文化、历史等的迥然不同,中美双方对国际关系、双边关系等相关具体问题的认知势必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同,如“美国在对外关系过程中强烈依赖一个‘敌人形象’,而中国则对“国家身份”追求十分执著”。基于此,中美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和认知也会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行为体在彼此言语及行为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自我”、“他者”和“他我”的认知,即对“自己”的认知、对对方的“认知”以及对“对‘对方我认知’”的认知。行为体间认知的过程和形成主要是通过对彼此言语、行为的分析、理解和内化来实现的,言语(领导人的宣言、国家间的公告或条约等)是行为体表达“行为意图”及“对外部世界理解”的最直接方式,因此也是观察和分析行为“认知状况”的重要资源和渠道。因此,就中美之间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分析而言,本文将以2013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庄园会晤”所发表的公开演讲材料素材进行分析。演讲(记者见面会发言)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美双方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和理解表达立场或观点,全文在双方官方媒体上都有详实的文字记录。2013年6月8号的美国白宫网站上,“新型大国关系”被译成“anewmodelofmajorcountryrelationship”,2013年6月9号的中国外交部官网英文版网站上(包括重要官媒如:新华网英文版、人民网英文版)被译为“anewtypeof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greatpowers”。信息均来源于两国的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其内容和措辞可以被认为是可信的、权威的和审慎的,能够反映彼此的理解或意图。很明显,概念中有两处不同,“新型”被分别理解为“model”和“type”,“大国”被分别理解为“majorcountry”和“greatpower”。“model”和“type”的差异相对不大,但也有细微区分。结合词典(文中的词语解释都来自该词典)的诸多解释,“model”主要是强调的是一种“模型或模式”,而“type”则是“类型或种类”。前者较后者更具体或针对性更强,着重点在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形式、内容及操作性方面,因为词典在解释“model”为模式的时候主要是指“理科学科中用作阐明已知属性的”。而“type”相对于“model”而言的实际应用更宽泛、所指笼统一些,仅表明是有别于其它的一种或多种事物,不明确涉及所谓形式、内容及操作性的东西。据词含义的不同,可以判断:美方关注或更多强调的是“新型关系”的具体形式、内涵及操作途径等;中方主要在于表明一种姿态,即中国在其发展或崛起的过程与结果都是和平的,是通过互利、合作、共赢的形式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不会走历史大国崛起的老路。

  “大国”分别被译为“majorcountry”和“greatpower”,两者之间差异较大。二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具有引领性作用,被称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真正开始融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社会至今的历史不足百年,处理国际事务及关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严重不足,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及理论的引入(主要是从美国)也仅是近三十多年以来的事情,而且处于“消化与吸收”阶段,尚未形成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具有较大影响的本土理论。但不容否认,双方相关的研究学者之间能够实现正常的理论对话,如清华大学阎学通先生、外交学院秦亚青先生等经常能够与西方国家关系理论界的相关学者进行前沿理论对话(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瑞布赞等)。基于此,笔者假定中美双方对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政策及学术概念的理解出入不会很大,或可以理解为是一致的。所以,关于“大国”的不同英文表述,本文认为,反映出了中美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内涵甚或是彼此身份的认知差异。

  美方将“大国”译为“majorcountry”,中方译为“greatpower”,其作为定语的“major”与“great”意思接近,字典解释“major”为“greaterormoreimportantthanothers”,因此可以认为两词在形容国家的大或重要性方面不存在差异。而将“国家”译为“country”或“power”(两者都有国家的意思)方面,意义有很大不同。“country”被解释为“国、国家(nationorstate)”及“国土、领土(thelandofanationorstate)”,是从民族或地理角度的界定;“power”被解释为“(尤指)强国(anation,thathasinfluenceorcontrol)”,是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界定的,加上前面的定语“great”的修饰,更强调了权力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影响、控制”或“权力优势”。同美国一样,中国的外交也有很强大的学理支撑,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英译形式可以肯定是审慎的,即主流学界与外交高级决策是一致的。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英文版)、(《现代国际关系》英文版)等主要期刊中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题研究的相关文章都是将“大国”译为“greatpower”。不过,2013年6月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曾在布鲁金斯大学(TheBrookingsInstitution)发表演讲中提及了“双方译文不同的情况”;另外,同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布鲁金斯大学演讲中,重点谈了这个表述的问题,认为“中国更倾向于(prefer)用‘newmodelofrelationshipformajorcountry’”。与“Country”相比,在被译指“国家”时,“Power”具有更深刻的内涵。“Power”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更指向处于“权力”关系之中的国家或行为体,与Institution(制度)、Culture(文化)相区分,从而成为指代现实主义理论的标示性符号。“GreatPower”是具有更大相对权力的国家,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领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持久性(stabilizing)的影响”,“在国际政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或发挥特殊的作用,(而这)不仅是因为其(强大的)实力,而还应有(其它国家所承认的)威望”。

  三、差异及影响

  在中美关系中,若断言由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表述差异将会导致或者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双方互动的结果,是武断的、不理性的。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在具体的互动过程中,“差异”会对预期塑造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认知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对称冲突”的出现。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及相关学者,不可能、也不应该对意义重大问题的话语表述中所存在的差异视而不见,因为在特定专业领域内,不同词汇所表达的含义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外交决策者及学者更能理解“Power”在权力语境下被译作“国家”的社会含义。所以,认知差异存在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第一,就文化而言,美国更希望看到的是“确定性或可知性”(西方“工具理性”的特质)。习近平访美期间,美国著名政治评论人OrvilleSchel在上撰文称,“(因为)中国政策不透明,而且军方信奉‘兵不厌诈’的战略和策略(theessenceofwarfareiscreatingambiguityintheperceptionoftheenemy)”,所以“基于两国之间相对权力的深刻变化,中美两国应为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设计框架,并采取‘明确(bold)’的行动”。中国则在于向美国表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会挑战美国的权力地位和现有国际秩序”,注重“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即实践的过程,因为中国人更善于在变化的过程中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所以,一般不对未来进行肯定性预设。第二,根据中方的表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傅莹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被提问:“中国强调所谓的‘平等(equal)’是否意味着让美国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傅莹回答很智慧:“中国和所有的国家都是‘平等的’。”

  然而,这在美国看来,中国实力虽然有所增强,但仍和美国是有相当差距的,所谓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共同演讲中也有所体现。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在什么样的平等基础上展开呢?是美国所谓的“实力”还是中国所谓的“国格”呢?“Country”所指的国家强调的是“国格”意义上的(如《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国家之间的平等”),而“Power”所指的国家强调的则是实力意义上的。因此按照傅莹的解释,中国所提出的中美两国作为“greatpower”平等合作的表述是有矛盾的,也因此会给美国造成一种错误知觉,即“中国在要求与美国平等的身份”。OrvilleSchel在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时候引用了《论语》里面的一段话,“如果话语与事实不符的话,事情就办不成(其实中文意思是‘名不正,言不顺’)”(OrvilleSchel可能是没有理解中文原意,但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

  基于以上差异分析,可能会出现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关于“新型关系”的“模型或模式”,若能按照美国所期望的“模型或模式”被设计的话,中国能提供相应的可信、可行的方案,便会消除“新型关系”启动之初美国的疑虑,从而奠定“新型关系”理念发挥“建构性作用”的基础。否则,即使是再具有创新意义的理念也只能停留在概念讨论或争论上,事态的发展也将会按照既定的内生逻辑继续发展下去,或重演大国权力争斗的历史悲剧。第二,“中国梦”中“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策宣示,容易被理解为中国对“国际地位的执着追求”。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是中国认知中的大国,因为中国在自我地位的认知过程中高度依赖于大国对它的认知,即“他我”认知。所以,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及区域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对中国而言就显得很重要。理论上的权力结构自身是良性的,基本上不会因之而引发战争,但被人们所认识的权力结构却总是恶性的。所以,要想避免由于“认知差异”所导致的“不对称冲突”:要么“美国承认中国诉求的权力地位”;要么“中国放弃对权力地位的诉求”。

  在当前中美双方的认知框架中,按照“认知互动和冲突解决方式”的理论推理,“美国是强国”是美国“自我认知”和“他我认知”的“一致认知”,是“不变量”,可以不加以讨论。而从中国与美国对比的视角出发,中国的身份或权力地位则存在四种认知可能:第一,“自我认知”为“强国”;

  第二,“自我认知”为“弱国”;第三,“他我认知”为“强国”,第四,“他我认知”为“弱国”。那么,在中国“自我认知”的语境下,以“他我认知”为“自变量”,所产生的相应互动形式或结果为“因变量”,则会出现如图所示的四种情形(图I和图II)。据图,在当前美国是“强国”的“一致认知”情况下,中国的“他我认知‘弱国’”与“自我认知‘强国’”的对应认知情形最有可能引发双方的冲突或战争,所以中国应该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因为这才切合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初衷。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546

美智库:中国网络和科技创新计划将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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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鲁彬  来源:环球网

  对于关注中国经济转型的众多国际分析机构,两会中出台的多项政府目标提供了直观的视角。美国布鲁金斯学会3月11日发表学者文章将目光聚焦中国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关键性科技创新目标。文章称,在近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盛会上,李克强总理所做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让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未来在创新目标上给予的高度重视。

  2001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三网”建设的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互联网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推进“三网融合”与光纤网络的建设被认为是中国实现2015年加速科技创新目标的重要行动。此外,他还提及加强物流服务以进一步促进基于网络的消费。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正式提出“互联网+”计划作为提升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互联网+”计划旨在以现代制造业整合移动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其他相关信息技术。这种整合将促进电子商务、工业网络和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进而提高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参与度。

  此外,高端设备、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和燃气涡轮等领域都是李克强总理讲话中举出的加强新型产业的例子。在推进新兴技术的同时,中国政府建立了一项拥有400亿人民币的基金用于新型产业的投资。政府还将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进一步促进商业拓展。

  文章称,中国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互联网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具备的转型性潜力。“三网融合”与“互联网+”都是全局性的计划,他们都将着力于促成互联网与其他现有产业的协同。这些政策很可能带给中国十分可喜的变化。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45

美媒评奥巴马朋友圈:与习近平交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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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每个国家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有美媒在11日就分析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各国首脑的交情,认为奥巴马只会偶尔花时间来培养与他国领导人关系。

  美媒《纽约时报》3月11日报道,奥巴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比较紧张,虽然内塔尼亚胡和另外几位美国总统也发生过冲突。不过两人之间缺乏真诚纽带对于奥巴马而言倒是一种常态,而非例外。奥巴马只会偶尔花时间来培养与外国领导人的关系。

  这是一种很务实的冷静做法,奥巴马对待国内的国会议员、捐款人和活动人士也是这样。但是,历史学者和他的一些前外交政策顾问认为,以前的美国总统和外国领导人培养了持久关系的时候,有助于弥合分歧、确保不太情愿的合作得以进行下去,而由于奥巴马和外国领导人保持距离,他缺乏这样的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因迪克表示,“培养个人关系不是他的风格”,布什(George W. Bush)和克林顿(Bill Clinton)“和每个人都能开怀大笑,而奥巴马,有些人他会在培养关系上花些时间,有些人他一见如故,但这样的人用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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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并未与普京、习近平建立比较友善的关系

  白宫官员表示,虽说关系热络比较理想,但这并不能保证美国外交政策取得成功,而奥巴马不这么做也在取得进展。罗兹指出,无论是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而对其进行的制裁,还是打击伊拉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斗争,奥巴马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赢得观念相似的别国领导人的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些情况下也是如此。

  历史学者达莱克称奥巴马是个“冷静的家伙”。他还表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之间,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存在着一种颇为友善的关系,而奥巴马似乎没有流露出这种热情。

  珍珠港事件后,丘吉尔花了几周时间待在白宫与罗斯福共处。达莱克认为,这段时间帮他们形成了“一种舒适区”,深化了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之间业已牢固的关系。

  幕僚表示,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就算形成了友谊,也不可能缓解两人在如何阻止伊朗研制核武器上的根本分歧。

  过去6年中,奥巴马政府的官员的确有时会偏离早期那种不交朋友的策略。幕僚表示,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是同一代人,均是律师出身,两人首次见面后就建立起了融洽关系。他们还指出,奥巴马对韩国前总统李明博颇有好感,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对现任土耳其总统的埃尔多安也是如此。

  对于像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这样的盟友,奥巴马保持着一种驾轻就熟的共事关系,但并不亲密。奥巴马的幕僚表示,他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之间曾经存在真正的纽带,但美国窃听默克尔私人手机的事情曝光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罗兹认为,“奥巴马投入了大量时间来与默克尔培养关系,因此能经受住很多风雨”。

  对于其他很多国家,幕僚表示,奥巴马的策略是着眼于现实:他必须努力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起基于共同利益的工作关系。很多时候,这些领导人性情拘谨,本身也在与他保持距离。

  奥巴马和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一向合不来。这两人都怀疑奥巴马希望自己下台,当然他们这么想不无道理。奥巴马就任总统之后不久,就不再像布什那样,定期与马利基召开视频会议。至于中东地区的其他领导人,比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奥巴马与他们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密切。

  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把培养关系的任务交托给了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克里一直在努力与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战性的人物建立紧密的纽带。他花了数百小时的时间来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结交。在中东和平会谈期间,他还花了无数时间与内塔尼亚胡套近乎,不过没有取得成效,会谈也以失败告终。

  奥巴马亲自尝试过与别国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但总的来说效果令人失望。2013年6月,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加州的“阳光之乡”共度了两天时间,希望能建立更惬意的关系。幕僚后来承认,这次的交友努力基本已告失败。

  自从上任之初,奥巴马就几乎没有尝试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培养关系。随着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以及普京在俄罗斯掀起反美民族主义浪潮,两人之间已经变得充满敌意。2013年,奥巴马公开说普京“看上去就像坐在教室后面的百无聊赖的孩子”,激怒了后者。曾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麦克福尔认为,奥巴马基本上无法改善与普京的关系。

  白宫官员指出,奥巴马已与印度总理莫迪建立了个人纽带,而且阿富汗总统加尼(Ashraf Ghani Ahmadzai)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将相继到访白宫。

  不过,没什么人认为,在与别国领导人交往的方式上,奥巴马将会做出根本性的转变。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5/3/11

旧文章ID:2544

中国要求达赖喇嘛必须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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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百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尼泊尔勒利德布尔,难民营里的一位藏人和一幅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

Navesh Chitrakar/Reuters

尼泊尔勒利德布尔,难民营里的一位藏人和一幅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肖像。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怕达赖喇嘛没有来世。担心程度之高,以至于官员们本周多次警告达赖喇嘛,他必须转世,且要按他们的条件来转世。

  面对年事渐高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将会发生什么、尤其是由什么人来决定谁将接替他成为藏传佛教最重要领袖的问题,有关的紧张气氛在中国立法者一年一度的北京聚会上爆发了。官员们加强了他们的主张,即共产党政府才是达赖喇嘛继位权的正当监护人。达赖喇嘛的继任是经过一个精细复杂的过程产生的,其中涉及喇嘛(或高僧)造访圣湖及占梦等活动。

  流亡的达赖喇嘛近期称,他可能结束自己的精神世系,不再转世,这激怒了共产党官员,因为这搅乱了中国政府的计划,政府想通过控制继位程序,来产生一位由其指定的、接受其西藏统治和政策的十五世达赖喇嘛。他们的愤怒情绪在周三涌现出来,前一天也有所表现。

  一直负责处理西藏事务的共产党官员朱维群周三在北京对记者说,达赖喇嘛在自己是否转世的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据一份党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网站上该官员答记者问的全文,他说,这件事最终要由中国政府决定。

  “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朱维群说。他曾任共产党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该部负责监管与宗教团体及其他非党团体的往来。朱维群现在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宗教委员会的领导人。全国政协是一个与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开会的咨询机构。

  朱维群指责达赖喇嘛践踏神圣传统。

  他说,“(这)是宗教上对藏传佛教达赖喇嘛世系的背叛。”

  “十四世达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非常不严肃的、非常不尊重的态度,”朱维群继续说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传承采取这样一种不严肃态度的人吗?”

  共产党官员捍卫轮回规范、猛烈抨击达赖喇嘛异端的情景也许会让马克思不能在坟墓中安息。共产党要求其官员信仰无神论,但允许公众的宗教信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宣布他效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但是,轮回问题之争对西藏有深远影响,达赖喇嘛1959年逃亡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在那里仍广受敬仰。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现代藏学研究项目(Modern Tibet Studies Program)主任罗伯特·巴尼特(Robert Barnett)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觉得,如果你用巨蟒喜剧团(Monty Python)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达赖喇嘛是不会介意的。但是,他在提醒中国人,从他的角度、以及可能是几乎所有藏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决定这些事情上,真起不了令人信服的作用。”

  达赖喇嘛对来自中国的最新警告尚未发表评论。但是,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周二无情地驳斥了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的话,白玛赤林在北京对记者说,达赖喇嘛曾表示他可能不会转世,那是对藏传佛教信仰的亵渎。

  洛桑森格周二对路透社说,“这就像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说,‘我将选择下一任教皇,所有的天主教徒必须遵从’一样,这很荒唐。这件事与白玛赤林或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认为宗教毒害人民。”

  达赖喇嘛今年七月将满80岁,随着自己年事渐高,他与中国政府大概都把藏传佛教的另一位高僧班禅喇嘛继位的例子记在心里。十世班禅喇嘛于1989年去世后,达赖喇嘛曾在1995年确定了一位西藏男孩为下一位转世的班禅喇嘛,但中国政府把那个男孩及其父母藏了起来,把政府自己的选择任命为班禅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他不希望遭受同样的命运。

  “达赖喇嘛的制度是否应该继续,要由西藏人民来决定,”达赖喇嘛去年12月接受BBC采访时说。“没有人能保证,今后不会出现一位愚钝的达赖喇嘛,令其本人蒙羞。那将非常可悲。因此,最好让这一古老传统终结于一个备受欢迎的达赖喇嘛身上。”

  巴内特说,自1995年以来,中国当局在达赖喇嘛以及其他藏传佛教领袖的继任问题上宣称的作用越来越积极。他说,清朝时,统治中国的满清皇帝保持了确认达赖喇嘛和其他藏传佛教领袖继任人选的有限作用,但共产党在挑选继任的复杂且往往漫长的程序中,要求起越来越直接的作用。

  他说,“他们最终做出了由国家来决定人是否可以再生的事情。喇嘛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只剩下某种程度上的象征。”

  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放政府信息与国际关系部负责人德吉曲央(Dicki Chhoyang)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藏人一定会拒绝承认任何由中国政府精心挑选指定的达赖喇嘛。

  她说,“由中国政府选定的人,与这种情况下的任何人一样,都是受害者,所以对其本人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无神论,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

  但是,巴内特说,藏人仍确信,达赖喇嘛最终将继续其领导格鲁派藏传佛教僧侣的世系,该世系的沿袭回溯到14世纪。他说,达赖喇嘛有关世系可能终结的警告,最好理解为他鼓励藏人关注有关问题和选择的一种方式。

  住在北京的藏族作家次仁唯色经常批评中央政府在自己家乡实施的政策,她在接受在线采访时说,“西藏人民永远不会信任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所谓转世化身。但我认为,达赖喇嘛会转世。”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43

吉莫曼:中国对外国技术的疑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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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莫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自从30多年前中国向西方开放以来,外国人、外国公司和外国技术常常受到一些政府派系的猜疑。为了战胜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恐惧,中国的改革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官方的这种过度猜疑正是1985年的中国电影《黑炮事件》所反映的主题。影片的主角赵书信是一家国有矿业公司的工程师,会说德语,工作能力出色,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希望得到西德的技术。赵书信十分喜欢中国象棋,有一天,他发现少了一颗棋子——黑炮——于是就给之前待过的旅馆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帮忙寻找,电报的内容是:“丢失黑炮301找赵”。

  这封措词模糊的电报引起了安全机关的注意,警方把赵书信抓了起来,认为他替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参与非法武器交易。这枚棋子最终被找到,赵书信也洗脱了罪名,但工厂的党委书记还是批评他发了这封电报。

  《黑炮事件》反映出,无关紧要的沟通也可能被解读成带有恶意的内容,并被视作国家安全威胁。这部电影也以不那么含蓄的口吻,批评了当局的过度监管和无端猜疑。1985年,政府中的改革派允许这种政治讽刺电影在有限的范围内放映,从而向全国发出这样的信息:为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新技术的引进,人们应该更加信任外国人。

  然而时间到了2015年,一系列政策措施却呈现出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因为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这些措施可能会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这类限制性政策可能会导致中国和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实际上,过于宽泛的反恐和国家安全政策带来的不利后果之一,就是在技术上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这种情况导致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限制了中国接触尖端技术和创新的途径。

  比如,目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审议反恐法草案。该草案的相关条款要求,中国市场上的所有信息通信技术供应商,应在中国境内提供数据存储,并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变更和调整,以协助当局的“反恐”工作。根据这项法律,电信和互联网运营商将被要求在各自的系统中设置监听支持和解密功能,才能在中国市场上使用或销售。

  中国还在去年12月通过了新的银行业指导意见,提出了用于金融行业的技术产品应被认为“安全可控”的安全标准。为了取得认证,国内外生产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软件的源代码,都必须在政府注册。提交源代码和其他信息,给信息技术企业造成了重大的知识产权风险。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各银行发出了通知,要求在3月15日之前提交合规计划。

  同样,最近几个月,随着政府试图控制信息传播,封锁外国网站的行动力度加大,网速明显变慢,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服务受到了屏蔽。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China)前不久开展的一项商务环境调查发现,83%的成员企业受到了中国政府审查互联网的不利影响。

  反恐法草案和银行业新规,至少会给信息技术供应商及其消费者,带来更多侵扰性的监管挑战。过度控制电子邮件和网络流量的不幸后果就是,商业活动放缓。

  中国政府不应该颁布限制性的安全政策,而是应该采取更理性的方式应对安全问题,并对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与全球的融合,给予同等的关注。随着北京竭力维持经济增长水平、实现经济再平衡,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黑炮事件》上映30年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信任仍然受到猜忌、外国技术仍然受到怀疑,对安全利益的偏执还是占了上风。

  吉莫曼(James Zimmerman)是北京的一名律师,也是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主席。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42

奥巴马会成为下一个尼克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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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太一  来源:观察者网

问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吃惊。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辞职而提前结束任期的总统。辞职主要是因为竞选时期“水门事件”的曝光而引起。奥巴马已经在两年前就顺利连任,因为类似原因提前离任的可能性不大。我这里想谈的主要是外交层面,而非内政层面,因为当下情况和当初有些许相似。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破天荒地在没有和白宫交流的情况下直接在美国国会做演讲,企图阻挠奥巴马政府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核谈判。这之间的博弈非常有意思,有好几层关系。

首先是白宫(executive branch)和国会(legislative branch)之间的抗衡正在愈演愈烈。去年中期选举之后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从而使得整个国会都被共和党控制。可是奥巴马却完全不买账,在今年年初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大谈自己促使经济复苏的功绩,以及接下来准备大刀阔斧要推进的包括移民法案在内的众多法案,让共和党有些意外。所以共和党今年一开始,就针对移民法案、医疗法案、预算等向奥巴马发难。绕过白宫邀请内塔尼亚胡来做演讲实际就是在向白宫示威。犹太群体的游说力量、财力、智力以及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意义和长久以来的伙伴关系都使得内塔尼亚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政客,在美国国内的权力制衡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当中的另一层关系是内塔尼亚胡其实自己正面临以色列国内的选举,所以或多或少这是为了演给国内的选民看,算是一种作秀。为什么需要这种作秀呢?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自从伊朗79年的革命开始,尤其是在海湾战争之后,越来越敌对化。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甚至曾经公开说过“以色列应该被从地图上去掉”云云(当然媒体在这当中煽风点火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伊朗在核武器研制的进程上步入正轨之后,以色列更是把伊朗视作一个巨大的威胁。现在眼睁睁看着伊朗居然要做自己盟友的小伙伴了,自然十分紧张,也对任期中的内塔尼亚胡十分不利。所以他必须以这种十分强硬的姿态,不惜冒着让自己和奥巴马的关系破裂的风险,去美国国会演给以色列国民看。

美国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愿意和伊朗谈呢?首先,在这个局里面有一个曾被忽视的角色正越来越受到重视,那就是ISIS(伊斯兰国)。美国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之后,真正认清了中东的复杂情况,也了解了自己实力再强也是有限的,所以变得越来越不敢轻易动用部队。所以美国这里其实是希望借伊朗的力量来打击ISIS,是个借刀杀人的思路。可是,同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神权国家(虽然美国一直不肯承认ISIS已经是一个国家),伊朗为什么有可能这个节骨眼上去帮助美国,反倒和自己宗教相同的势力斗争呢?

ISIS虽然和伊朗都奉行伊斯兰教,但ISIS是逊尼派主导,而伊朗是什叶派主导。这两派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简单的说,这种矛盾实际上有历史上的原因,也和近几十年的摩擦有关系。一开始是因为继承的方式(通俗地说究竟是血缘还是推举),后来演变到因为摩擦,而积聚更多地仇恨。比如,萨达姆还在的时候,他就是逊尼派,但当时伊拉克其实多数是什叶派。他的铁腕治理其实是少数逊尼派人在统治多数的什叶派人。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也就是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后,随着萨达姆的倒台,逊尼派瞬间成了需要被保护的少数群体,大多数的什叶派占了优势。而伊朗是什叶派,自然在这里有利益,不希望看到伊拉克沦陷在逊尼派的ISIS手里。

其实奥巴马政府本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巴沙尔家族和萨达姆当时所处的情况差不多,是少数派在统治多数派,只不过巴沙尔家族是什叶派中的阿拉维这个分支,而叙利亚的多数人都不是。可惜奥巴马去年还觉得叙利亚的这些“反政府武装”(后来演变成ISIS)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巴沙尔这样的独裁统治才是美国需要去清除的。所以PBS等媒体的一些记者在深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当中作报道时,都有提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其实在去年还在支持那些反对巴沙尔政权的武装,去培训这些反政府组织这,还给他们武器。结果才几个月,人家这些小打小闹的就已经自立门户,宣布“伊斯兰国”成立,通过非常有效的社交媒体公关,招兵买马,向全世界伊斯兰教信徒发出邀请来伊斯兰国居住,搞得声势浩大。美国人继当年反对苏联在阿富汗支持基地组织的一部分人最后被本拉登坑了之后,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现在怎么又好意思再去要求和巴沙尔政权合作呢?

这里简单说下ISIS是怎么回事。这个组织其实名字换了好多次。一开始其实是只针对美国的一个逊尼派抵抗组织叫Al Qaeda of Iraq (AQI),后来因为觉得基地的名字太血腥,组织首脑过世之后在2007年改名Islamic State of Iraq (ISI)。2013年叙利亚纷争升级,这个组织进入了叙利亚南部,于是改名为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2014年6月,因为统领穆斯林世界的野心,改名为The State of Islamic Caliphate(SIC)。为了表达反抗殖民主义的内涵,这个组织里也有借用这个地区古老的名字来命名的– 这也是美国政府一直使用的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Levant (ISIL)。当然,美国政府这么用是为了避免名义上和叙利亚扯上关系。除了这些之外,当地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细心的朋友应该也会观察到,在媒体和政府官员对话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媒体无论如何一口咬定用ISIS的叫法,而政府则死不改口,愣是在表述中继续用ISIL,好像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其实在说同一件事。

所以总体说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选择不多,决定拿伊朗赌一把。而用内塔尼亚胡的话来讲,ISIS确实是美国的敌人,而伊朗又是ISIS的敌人,所以美国才会想去和“敌人的敌人”结盟。只不过,内塔尼亚胡强烈表达了“在这种状态下,敌人的敌人绝不是朋友,千万不要相信伊朗的鬼话”的态度。

奥巴马其实最近一直在思考自己任期最后两年能够留下点什么“政治遗产”。国内的医疗法案和移民法案本来他以为都是很轻松就能得到的,后来没想到共和党这么顽强。(说到底,这里其实还是存在种族歧视。别看奥巴马是总统,一群自认为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参议院、众议院们,习惯了跟一个白人总统用白人间的方式交流、开玩笑,突然肤色变了,很多议院,尤其是共和党的部分议员,就会对奥巴马有些不屑,虽然本身都是挺好的人。这其实也是骨子里的歧视。这种歧视,没有因为08年奥巴马当上了总统而得到根除,反倒在奥巴马身上有些许体现。都不带着他玩嘛~)

所以奥巴马近几个月想在外交上突破,包括对非洲的重新关注,和古巴恢复外交往来,在亚太地区想重塑贸易秩序等等。奥巴马自认为如果能在自己任内让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有所改变,那这将是他的一大“政治遗产”。就好比尼克松当年,虽然苏联和中国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在美国这种冷战思维的模式下,和谁示好都是出人意外,但为了能够在战略上更有效制衡苏联,在基辛格等的穿针引线下,尼克松任内迈出了中美关系重要的一步。奥巴马是不是也在意识到ISIS的麻烦性之后,在做相关的思考,把伊朗当作当年的中国,既可以制衡ISIS,也可以为自己留下“政治遗产”呢?

无论他是否正在这么想,这是有些天真了。因为现在白宫和国会的关系,什么样的法案都会遭到拒绝。奥巴马至今没能让国会解除对古巴的限制,现在医疗和移民法案都有可能流产,别说伊朗了,古巴这事都可能要拖相当久。

奥巴马同样的也想借此机会正好顺便限制下伊朗军事上的核能力。不过,真正要担心的可能不是伊朗拥有了核武器,而是核武器不小心落入了ISIS或者其他没有土地的恐怖组织的手里。ISIS其实是一直很严谨地遵从《可兰经》来做事的,包括之前的什么石刑啊、偷东西砍手啊之类的。自从ISIS宣布了“伊斯兰国”之后,这片土地便成了穆斯林们向往的地方,正如以色列之余犹太人。而这里面同样也有一个世界末日来临的语言,这里不展开说,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人不仅不怕死,而且很期待迎接这个末日的来临。所以,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错,核武器(比如从朝鲜)落入了ISIS手中,那他们可是不在乎攻击的对象是否有二次打击的能力的,他们本来就是憧憬着和大家一块玩完的。

因此,奥巴马通过伊朗来约束ISIS且同时为自己留下“政治遗产”的算盘打得并不太好,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目前来看,ISIS和基地组织还是有矛盾的,一旦这两股势力凑在一起来对付非伊斯兰世界,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时,那奥巴马要担心的可能就不仅仅是自己的“政治遗产”这么简单了。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541

美国借曝光王立军事件敲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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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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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识 网 配 图)

    奥巴马首任政府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她最近一次伦敦之行中,出人意料地打破其离任后基本不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惯例,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演讲,回顾她四年任期内的工作。

    其中,她特别提到了王立军闯馆事件。这是美方首次公开就此事件发表评论,此前美国政府一直对此保持沉默,即令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雷提诺(Ileana Ros-Lehtinen)专门致函希拉里,要求国务院公布当时王立军事件期间所有华盛顿与北京的外交电报内容、电子邮件和相关的会议纪要等的情况下,也未予回应,最后不了了之。

    中国坊间广为流传关于此事件的诸多版本,但由于美国政府的缄默不语,再加上国内信息的不畅通,因此真相从未得到证实。

    在希拉里的演讲中,她提到王立军闯馆,目的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但美方以其不符合美国政府给予(外国公民)政治庇护的任何一种类型为由,予以拒绝,而其内在原因则是,“他有腐败和凶残的过往,他是薄熙来的刽子手。”

    某些细节的披露,证实了流传甚广的说法,比如一些想要讨好薄熙来的(武装)警察当时包围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作为时任国务卿,她对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内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并亲自指导事件处理过程。她指出,王立军在恳求失败后,转而希望美方提请北京关注他正身陷险境的情形。他们告诉王,“这个可以安排”。

    耐人寻味的是,希拉里强调说,“我们处理得十分低调,也不想让任何相关人员感到尴尬,我们试图以一种专业的方式来处理此事,我认为我们做到了。”

    他们确实做到了,极其成熟和稳健,没有试图利用事件浑水摸鱼。在一些人失望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对美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心生敬意。虽然更多的幕后细节外人不得而知,但至少美国的做法,维护了中国国家形象以及领导层的颜面,甚至是维护了中国的关键利益。

    希拉里为什么要改变王立军事件发生以来的沉默原则,将之公之于众?换言之,美国为什么不再顾及此事曝光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尴尬和伤害了?

    从法律层面说,王立军案已结案,薄熙来案也已告一段落,对两案不会造成直接冲击。美国选择在案件审理结束后揭穿此事,多少还是留了点底线的。不过,却不能消除它的重要政治影响。

    在希拉里发表演讲前,在中美之间发生了两件极为玄妙的事态。

    美国政府因民主共和两党在奥巴马医改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导致国会参众两院无法就新财年预算案达成一致而“关门”,不仅使得其内政运营遭遇某些停顿,也使美国的对外交往受到更大影响,从奥巴马到国务院官员的外交行程暂时中断,尤其是险些酿成债务危机。美国的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处在困境之中了。

    在此之际,中国新华社的一篇英文社论《《美国财政失灵证明应有一个“去美国化”世界》》引发国际关注,更让奥巴马政府心中暗暗作痛。

    这篇文章指责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美国就在打造战后世界的秩序,推动欧洲复苏,并将金融风险转移到海外,更因贪婪的华尔街精英,全球依然未能走出经济灾难的困境。这种由一个虚伪国家主宰别国命运的惊恐日子必须结束。华盛顿僵局也许是这个糊涂世界开始考虑去美国化的好时机。

    它甚至提出具体建议,要求建立一种新的金融秩序,选择替代美元的新的国际货币。

    国际舆论认为,作为美债的全球头号债主,中国“气势正盛”,公开历数美国的各种失败,呼吁建立“去美国化”的世界。中国持续在美债问题上发声,一方面是想趁美国经济实力下滑扩大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另一方面可能想借此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取代美元的进程。

    另一件事是,由于奥巴马以国内政治困境之故,连续缺席重要会议和延迟外访安排,中国作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引擎之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对相关多边国际机构的议程施加了重要影响,而且以习近平、李克强接连访问东亚为契机,在东亚形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态势。

    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奥巴马政府没有理由不认为,中国不够厚道,在自己深陷危机的时候,公开质疑并挑战美国全球首要大国的地位,抢夺自己的地盘。在此背景下,希拉里在伦敦的演讲,就别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意涵了。

    或许美国在提醒中国,在你们国家发生王立军事件的时候,我们可是以谦谦君子的风范淡然处之的,不仅整个过程规范周到,更没有借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干不利于中国领导层形象和中国政权利益的事。外界甚至可以进一步解读,美国话里有话,除了王立军事件,它还有更多牌可以打,比如中国官员家属移民、转移资产情况等。

来源时间:2015/3/12   发布时间:2013/10/20

旧文章ID:2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