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的政策体系中，相当多的是对改革前的拨乱反正，但在对美政策上，他大部分继承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策，没有根本变化，对美政策的延续性突出，维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开放政策的关键。

　　在邓小平的理念体系中，中美关系具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对外开放是国内改革的需要，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开放政策的需要，发展中美关系是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中之重”。

　　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而1978年12月16日，也就是全会召开两天前，中美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它被视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重合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战略运筹的结果。它们共同作用，把中国从“现代化三部曲”中“求安全”的阶段带入到“求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中美建交的内生动力，中美建交与关系稳定已经开始超越战略安全范畴，成为事关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条件。

　　“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

　　一方面，实现中美建交有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把国家工作的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做准备。国家想要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没有发展经济的动力，上下都准备着“打了仗再建设”。

　　同时，不同的外部环境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布局，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不仅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而且要将经济重心布置在山区、内地等安全地带，50、60年代中国的“三线建设”即是当时严峻的外部环境的直接反映。

　　在中国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实现缓和，但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的扩张和反华活动，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仍有安全层面的需要。邓小平相信苏联有可能进入越南，经由泰国和马来西亚向马六甲海峡扩张，他认为高调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让苏联变得更加谨慎。

　　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则主要是基于战略层面的安全考虑，中国的经济建设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美国作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对中国外部环境的稳定作用至关重要。

　　正如邓小平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与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克的谈话时所言：“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建交后全球的反应正说明了该问题。

　　傅高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分析道：“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携手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这一前景对中美两国的民众都很有吸引力，建交之后，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正面反应”。中美建交之后，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持续改善，中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也日趋乐观，为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稳定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条件。

    中美的相互透视与谅解——基辛格《论中国》一书评析

    一、引言

　　正如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所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文明的国家。作为具有深厚历史负重与磅礴时代期许的独特文明气质的超大型符合族群国家，如何认知中国，判断中国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中长久以来关注的重点。正如约瑟夫•奈曾经警告，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进一步精准透视当代中国的历史过往、历史遗产、历史使命成为美国决策层及智库的基本任务。近来，中美暗战博弈不断升级，中国接连试射陆基与潜射战略弹道导弹向美方宣告中国二次核反击能力的实质性提升，抛弃东线于不随便作为的美国在西线亚太加紧施展影响，中美关系一改胡温时代的旧特征和在双边博弈的广度和烈度上均有所增加。因此，透视美国思想界对于中国的观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美关系中的美方因素分析，以便我们趋利避害。

　　二、绪论及内容评介

　　该书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的权威亲历者基辛格先生于2011年出版的著作。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及卸任之后，基辛格曾50多次访问中国，成为中美关系最为权威的见证者之一。《论中国》一书内容流畅而迷人，以中国宏观历史、战略传统的把握为主，以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方法和目标做透彻审视和论述中美关系本质为主要目的，带有深切的对于中美关系及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关切。与上世纪四十年代费正清为美国精英撰写《美国与中国》以加深美中双边关系的理解类似，《论中国》一书又是美国学界及知识决策精英中知华派的又一力作，基辛格先生为代表的知华派的审慎态度与为中美友好、增进战略互信而老骥伏枥的努力为我们所敬仰。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认为该书，主要介绍了中国的早期历史、近代王朝的改革及其失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毛泽东时代、基辛格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自身经历、邓小平领导下的“开放”时期以及令人意外的最后一章–它独具匠心地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间的扩张冲突同中美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相联系了起来。

　　基辛格开篇便强调，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文化传统的传奇国家，中华文化中蕴藏着中国独特的战略构想和治国之策，要想理解中国现代外交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就要先了解她的历史承传。为此，该书开篇简论了作者眼中的中国战略传统与历史发展特点。如基辛格认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显著特征是它不注重一时的胜利而关注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中国在中古时代长期对抗北方游牧力量的“以夷制夷”策略就是这样的表现。长久以来，西方人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基辛格也对中国文明滚雪球般的成长道路进行考察，他认为，“中国务实主义显著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来力量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精深的文化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语言和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领地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不过，中华文化这种重教化、轻种族的迥异于非中华文化的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战略运筹中是值得怀疑的，后人往往将某些历史特质升华为可能是虚妄的模式系统这是不够严谨的，而基辛格老人以简略的语言试图概括汉族中央政权的战略运作及其特点，本身就是值得疑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外战略传统和特点么?

　　着重考察中国外交及战略文化特点的基辛格注重传统惯习对于决策的影响，关注中国战略文化中的现实主义与孙子兵法，关注中西方战略文化的重大差异。作者以为，中国的决策者注重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筹，强调隐忍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犹如中国围棋争取相对优势;而西方传统总是注重一场定胜负的力量冲突，就像西方象棋讲究全胜，靠消耗棋子而取得的。同时，宏观战略文化下的具体军事战略学说也是中西迥异的。

　　笔者同样对于作者的此种看法表示不甚认同，此种围棋式的战略模式的确存在于先秦的周贵族的战略思维中，而往后的百代秦法下的战略学可能并没有作者总结的那样线性化。

　　作者以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们逐渐发展出一种策略性的思维典范，他们偏好迂回、含蓄、持久的外交，而避免直接冲突和武力对抗。基辛格寄望美国和中国双方都整合内部分歧，尊重对方核心价值，从本质上重新定义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世界观传教式的，认为美国有向全世界各个不同地域和角落，宣扬它的价值标准的使命。对于孔子所代表的的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影响，作者形容这部经典“类似于中国的圣经与宪法的混合体”。史景迁评价道，在西方，“均势外交，与其说是一种选择，还不如说是一种必然”，而且“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实现全球性的传播”，因为中国的对外交流并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的世界观是文化上的，它不求其他国家与之同化，也不在制度规章上干扰他国。但其传统上自许为“中土”的视野，仍使中国长久以来以“藩属”的模式丈量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政治。

　　基辛格认为，缓进、徐图的战略文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其思想在毛泽东战略中得到灵活再现，受到中国文化沁染的周边国家也受到《孙子》战略文化的影响，如越南战争中的胡志明和武元甲。作者以为，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其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也就是“势”而西方战略学中没有对等的概念。总的来说，中国的政治学也倾向于把总的战略形势看作整体的一部分：好和坏、近和远、强和弱、过去和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西方把历史看作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其间人类在一次次与邪恶和倒退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与之相反，中国人的历史观则强调一个衰落与复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认识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

　　接着，基辛格在第二章开始考察中国近代历史，以英国人叩关为开端，东西文明直接对话、较量，“中国面临的“英夷”不再寻求取代中国王朝和宣称天意为己任。相反，他们用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景观更换中国中心系统，即自由贸易而不是进贡，设立驻京大使馆和外交交流体系。”然而，中国旧时的外交动作和断然拒绝只能延迟却不能避免与现代国际体系的互动，此类互动将对中国社会造成其历史记忆中最令人痛苦的社会、知识和道德转型。不可避免的，两个世界秩序发生碰撞——鸦片战争。

　　作者将英国谋求的对等关系地位与中国的反应为重点，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空里，“中央王国”已经从卓越超群变成殖民势力撕咬的对象。在两个时代和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之间，中国在艰难地争取一个新的身份。随后，基辛格在第三章考察了中国身份转型进程中的衰落面貌及其反抗。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记忆中臭名昭著的“百年屈辱”，它以共产党人以自信的民族主义主义统一国家而结束。

　　其中，基辛格关注了魏源“师夷之长以夷制夷”的筹划，认为他从欧洲平衡原则出发，审视全球，考查“英夷惧怕之诸敌国”，审查可以给予英国战略压力的国家，类似围棋式的合纵连横的战略努力一直是作者对中国不同时代战略家和战略文化的考察重点，一以贯之。

　　此外。作者以为，对于中国朝廷来说，条约是一个对蛮夷力量的临时让步，可以遵守到必要程度，但从来不主动扩大。而对于西方，近代条约体系是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在其中，中国将逐步纳入西方制定的政治经济交流规范和世界游戏规则。西方视其为一个启蒙的过程，但是中国却视其为天下观等根本哲学上的攻击与颠覆。中国人面临着亡天下与亡中华的矛盾尖锐时刻，作者关注其“控制衰落”的外交战略方面的努力。

　　基辛格以为，“中国，如果总是对几近猖獗的外国入侵被动，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存活四千年和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延续两千年的。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征服者不得不采纳中国文化或逐渐被臣民吞噬，中国人善于忍耐。”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战略筹划者在其评估各种侵略者所代表的威胁中展现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敏锐性。作者以同治中兴的短暂回升认可了上述战略家的筹划，但是基辛格认为，在缺乏基本内部因素以谋求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情况下，被要求控制领土完整的损害和主权的进一步侵蚀中国的外交官，并不能够提供任何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基本弱点。

　　中国的中央控制正在日益瓦解，中央集权再次断裂，进入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基辛格所称的“战国时期”。作者以为，中华民国，从它诞生伊始既置身于军阀割据和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从来没有机会去实践民主的美德和诺言。在没有一个举世公认中央权威的情况下，中国缺乏其传统外交的行为工具，因而在对外关系上接连挫败。基辛格对于民国政事及民国外交努力和传统几乎没有介绍，作者对于中共的革命史一笔带过，而直接转换到论述重建中央权威、国家统一，遵循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中共建政后的新式外交实践。这便是第四章，毛的继续革命。对于中共夺权重大事实的简略充分体现出本书外交史的特质和以美国利益的视界来丈量中国的特点。

　　作者认为，在中国戏剧性的历史中，旨在推翻旧朝的起义屡屡发生。但是，没有新的统治者准备推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1949年建立起来一个新朝代的毛泽东既是一位诗人又是战士，既是先知先觉又是带来灾难的人，他冷漠决断，有着不可超越的影响力，他统一了中国并带领她踏上一条几乎走向覆灭的旅途。基辛格认为，“毛的革命没有最后的休息地，其最终革命目标是一个模糊的景愿，与其说是政治重建毋宁说更像精神升华。共产党的干部就如教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一个规划好的事业而是类似十字军的讨伐。”

　　基辛格深刻地洞察认为，毛所设计的中国，是一个危机永无休止的国家。从中共建政开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浪潮。毛给中国指出的命运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个人以至社会的纯化。毛追求根本性的变革，与过去切断一切联系。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将军事力量奉为次尊而强调统治者通过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内外的安稳。毛受他的理想和对百年国耻的忿怒驱使，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化中国生活。

　　同时作者认为，在许多方面，毛又是矛盾与反差的剧烈化身。他一方面是公开的孔子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博览古籍，引经据典，在对外战略筹划方面很是受益于中国古典战略遗产。“毛主义的统治方式成为老花镜里的孔子传统学说，一面宣称与过去断绝关系，一面又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将国家当作一个道德工程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尽管毛十分憎恨这一体制，周期性地想毁灭它，而最终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对于毛爱好斗争的对内和对外战略，基辛格予以委婉地批评，“毛的终极政治目标要依靠是持续革命这一过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一次次更彻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净化和升华。然而，一个永远造反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呢?如果继续革命不断实施，那就意味着动乱不断，甚至战争。渴求稳定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她。这些国家如果想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秩序，必然与继续革命的提倡者相冲突。这一两者难取其一的推论一直困扰着毛而终身未得其解。”

　　尽管作者批评了毛的对外斗争策略的所存在的不当和矛盾，但是依旧指出其对于中国日后战略文化的遗产及其重大影响，这就是毛泽东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威慑和心理威吓。基辛格以为，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只是个口号，中国领导人现实地认识到除了意识形态手段他们没有足够实力去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因此，“毛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风格，即用意识形态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质力量。它主要由中国中心论，加上一点世界革命的佐料和传统的蛮夷外交管理手段调制而成。它专注于长期规划和运作，意图在心理上压倒对手”，

　　“毛相信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对战略目标的冲击力，他通过对军事强权分寸拿捏准确的藐视达到了与超级大国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基辛格认为，在追求外交成果的过程中，毛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孙子而非列宁。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弱者竞赛的道理影响了毛的战略，就像实力最弱的蜀汉在三国政治中的所为，中共较为成功地效仿了蜀汉的生存策略。此外，毛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把实现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实际目标来奋斗。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实际贡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包括对各国共产党的情报支持。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与毛的多次见面中，均能够看见毛对这位朋友打开心扉，表达自己对于世界革命的真正看法。照毛在70年代对基辛格的表述，革命的叫法噱头大一点。这是毛的矛盾双重性，既要献身于世界革命，鼓励革命，又要保护中国生存的必要性。它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独特的生存战略。

　　基辛格在第五章开篇阐述了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曾经存在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宝贵窗口期，那就是艾奇逊和对中国铁托主义的企望。与莫斯科争夺影响力的艾奇逊国务卿直言中国的主权完整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过去一直采取的立场，就是任何破坏中国主权完整的人是中国的敌人，也与我们的利益背道而驰。”基辛格反思到，艾奇逊从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出发，为新的中美关系铺垫了一个温情的前景，下一个美国政府高官对共产党中国发表同样的看法要等到二十年后，那就是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双方都产生了战略误判。基辛格认为，在中国，围棋的意识立刻反映在中国的战略行动上。毛泽东认为，美国一面派兵去朝鲜一面派舰队到台湾，就像在围棋盘上落下两子，对中国形成了可怕的包围之势。双方均因错误理解了对方的战略意图，而陷入冲突。而且，两边的误解交错叠加，形成了贯穿50到60年代中美对抗。

　　对于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战略学研究经久不衰，作者以为，要理解毛在北朝鲜的行动就必须先理解中国的战略传统与战略文化：据敌于千里之外，怀敌附远，主动威慑，先发制人，保障对于周边战略要地的支配与主导。“毛先发制人的不同点在于他超乎意想的心理威慑。他的动机力与其说是发动一次决定胜负的军事打击，毋宁说是改变心理平衡。”同理，中国在1950年代的台海危机、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69年中苏乌苏里江冲突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均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征：进行心理方程式政治角力，善于不畏艰险的“以小搏大”，注重心理和精神威吓，注重对地方战略心态的实质性冲击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具体得失。基辛格对于这样的战略文化及其指导下的战略行动，评价颇高。总结到，中国的战略学通常表现三个特征：对长期发展趋势明察秋毫的分析，战术选项的仔细研究，和运作决策的分头探索。

　　但是作者也指出，“中国先发制人的观点与西方威慑概念的互动结果往往产生恶性循环：中国的自卫行动会被外界认为是侵略;而西方的威慑则被中国人解释为包围。冷战期间，美国和中国就在这一两难悖论中无法脱身。”可见，这无疑是两种精深的战略文化的冲突与失调，同时也是两种世界秩序观的冲突互动。

　　基辛格认为，朝鲜战争让新中国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种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了中国军事大国的地位，而且敢于用力量维护她的利益;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作者以为，“广义上，朝鲜战争不是平局。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为一个军事大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它还建立起一种令对手害怕和尊重的军事威信，其后几十年间不减。”毛则将战场上的胜利看作是中国近百年来孱弱和屈辱之后的精神复元。“中国从战争中筋疲力尽地，但令国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来。”

　　接着基辛格在第六章开始考察毛主义对外战略运用的高潮——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朝鲜战争与台海危机，毛的动作事实上将中美关系冻结在对手的姿势上，其后十年不变。中国决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表达使得双边都失去了灵活外交的余地。中国一再仰仗的共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优势与话语霸权的维持也使得毛泽东无法容忍苏联温和化的对外政策，双方论战升级，关系全面恶化。因此，中国日趋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后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政策。此外，继续革命的动力是毛主义，他相信道德和意识形态力量能够克服物质的局限性。这十年是在国内混乱中开始也是在混乱中结束。这次危机震动了中国大厦的每块砖头，使中国几乎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接触。

　　基辛格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想象力的最基本障碍就是毛的继续革命政策，这也是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阻碍。然而在约翰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总统开始考虑朝不对抗之路迈出一步。1966年，美国国务院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采取积极态度并授权他们与中方开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触。1966年3月，美国代表在会谈中伸出橄榄枝，声称“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一步关系。”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上使用新中国的全称。约翰逊本人也在1966年7月一次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七亿中国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隔绝于世界之外，持久和平无法到来亚洲。”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声称愿意看到“与我们以前称之为敌人的国家和解”并“和平共存。但是美国所做出的示好姿态却因为中国国内情况的恶化而无甚用处。“因为这些声明正好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重合，而那时中国已扭回到藐视性敌意的身姿。”

　　同时，基辛格考察了毛对于王稼祥等主张缓和周边环境的观点，而毛对于上述观点的排斥使得中国在60年代中后期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毛本人也开始意识到对中国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积的方式增长。“沿着她漫长的边境线，中国面对可怕的苏联军事帝国，被羞辱的对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国军事部署和正在升级的战争，台北流亡政府，历史上的强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均把中国当作难以宽恕的对头。”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在第八章开始考察60年代末启航的中美关系正常化。

　　面对60年代中后期的困境，基辛格以为，毛试图运用传统经典的中国战略计策“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将中国带出绝地。基辛格对于中国传统战略学说对于毛的影响在本书中一以贯之，其中，中美苏大三角转变之势是毛运用上述两项策略的典范。当苏联摆出强硬的姿势时，毛比任何人想象得快地准备考虑应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国。1965年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北京便是最初的信号，可是由于美国国内僵化的政治环境和对于斯诺的误读，而没有更深的反应与解读，华盛顿继续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比如，1965年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发表了代表美国六十年代中期对于中国看法的政策声明：“共产中国是另一个问题(相对苏联)，她的核爆和对邻国的侵略性态度使她成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一大问题。”同时期约翰逊总统扩大美国干涉越南，也是基于抵制北京和河内合谋这一出发点：“在这场战争上，甚至全亚洲，共产中国是的巨大的威胁。河内的统治者是受北京怂恿的。越南的战事是一个更大的侵略棋盘上的一步。”可见，双方因朝鲜战争形成的战略误判一直在持续。

　　但是基辛格却从更宏大的角度观察此时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认为，毛对斯诺的讲话就是对传统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辞呈：“无论哪里发生革命，我们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憎恨的。我们喜欢讲空话、放空炮，但我们不会派军队。”毛对斯诺的话是试探热气球，但斯诺本身不是一个理想的“气球”。作者考察以为，毛于1969年再次对表达了远交近攻、摆脱美苏围堵的战略思考，“东结东吴，北拒曹操”成为“蜀汉”中国的战略构想。就此，中共决策层决定把中美大使级对话提升层次，最具变革性的是决定抛弃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推进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从而与美国讨论其它更具战略意义的问题。不断增加的苏联实质性军事威胁使得与美国恢复接触变成了战略必需。

　　进入全书的第四大部分 “和解之路”，基调和内容都有了重大转变。基辛格一度以第一人称叙事，因为时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作者走进了故事。他讲述了亲自安排尼克松成功访华并与毛泽东在北京会晤这一大胆尝试，并且记载了自己在外交上对“可能性”这一科学的探索。同时，作者认为，尼克松总统在《外交》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是与中国战略转变相呼应的，当然，具体的实际行动受到国内复杂状况、历史积怨和文化差异的重大阻碍。比如，两边的公众被灌输的是长达二十年的敌意和怀疑;他们必须得对这一外交革命有心理准备。基辛格以事件亲历者的身份为我们展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1969年夏开始，美国和中国开始交换隐晦的信号。美国决策层认为，当时形势下，苏联是更危险的一方，如果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击败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开始进行现实主义外交为导向的对华政策重构。

　　以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渠道和毛泽东对于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中美接触翻页的空间被打开了。在短短一年之中，中美外交关系从水火不容对抗移进到总统特使及总统本人访问北京。就此，作者开始着重以自身秘密精英外交经历阐述中国对美政策的嬗变。这也是崇尚秘密外交的基辛格引以为豪的。

　　作者认为，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均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总统以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须保密。可见，这能够摆脱美国国会等政治力量的束缚，最大限度上减少不确定因素。凭借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基辛格在本书中透露了诸多关于中共高层思维想法的独到内容。

　　比如，周恩来向基辛格介绍了中国文革的情况。周认为，毛为寻求净化中国共产党和冲破官僚结构隔障，在党政机构外创立了红卫兵组织，以便将社会体系回归到意识形态的净地。但这事实上制造了动乱。基辛格对于周恩来如此开怀的解读是看做中国示好的表现，以便“越过正常化到达友谊(战略合作)的层次上去。”此外，周恩来也向美方暗示，中国能够克服内乱，是一坚定可靠的国家，因而是对付苏联的潜在伙伴。

　　由于双方较为急切的相互战略需求，基辛格刻画到，“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定期，没有提到过去的积怨。在一场战争，两次军事冲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不那么急迫了。它被置放一边了。”面对依旧贴满北京的反美宣传标语，周恩来微笑地对基辛格说，“我们应该看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辞的‘空炮’。”基辛格认为，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默契，灵活性使得美国在其后的几十年把自己的立场从“承认”移位到“支持”。台湾得到了经济和内部民主发展的机会。中国得到了对其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核心利益”的承认。中国宣布了核心原则但在实施方式上保持了灵活。

　　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与美国建立实质性的关系，作者认为这是中国战略文化中“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加强自己”的一个实例。尼克松访华后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是正式的相互保证，也不是心照不宣的联盟，而是基于非正式的观点一致。它是一种准联盟。难怪，今后的十多年内，中国成为所谓的北约准盟国，得到了西方大量的技术支援，奠定了今天中国很多高端工业的基础。

　　这时，基辛格注意到中共在发展与美国关系早期时仍旧秉持的攻击美国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新关系的早期，中国领导人还有时继续放意识形态的‘空炮’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私下里，他们会批评美国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太克制。”毛泽东强烈批评美国对于苏联在世界各地进行战略进攻的防守态势，希望美国坚决抵制，不熟悉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毛泽东一味要求美国强硬出击，在基辛格看来，“毛真是个真正的冷战大师，连美国的保守派都会为他鼓掌。”一呼百应与多有牵制，中美不同的统御模式使得中国在70年代中期面对美苏关系暂时缓和颇感不适，造成了双边关系的一定程度的停滞与震荡。同样，中方对于水门事件的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多有不适，可见两种国家风格的相互的理解障碍，也突显出当时中国对于西方民主国家内情和外交模式的不够透彻的了解。

　　基辛格援引毛的话，印证毛泽东此一时期现实主义外交模式的风格及其冷战大战略的筹划。“事实上，有时我们会批评你们一会儿而你们也批评我们一会儿。你们总统说，是意识形态影响。你们说，你们共产党滚开。我们说，你们帝国主义滚开。不这么说不行啊。”作者认为，在政策执行中，毛也能够很务实，毛不是当了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领袖后才突然变成务实主义者的。毛泽东的对苏战略包围理论的是全球性的，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应连成一条横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作者将其比喻为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战略的体现。

　　本书此处的一大亮点在于，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特质，因为基辛格凭借亲身经历对此二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此外，《论中国》的参考书目及注释也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信息来源，丰富、还原了许多历史场景。

　　基辛格写到，毛的继任者会继承使得中国强大的信念，但并不认为中国能够仅仅依靠意志力和意识形态。他们寻求自力更生，但知道仅有苦行僧式的激情是不够的，所以致力于国内改革。这场新的改革浪潮使得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其漫长的历史年代上首次将中国与全球经济、政治趋势连接起来。这项政策将体现在一个三期三路的领导人身上，邓小平。作者在第十二章开始讨论邓时代的来临及其转向。

　　作者发现，邓小平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明确直白承认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经验的第一人。基辛格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的另一个前所未有的执政风格，代表了其务实求真的执政哲学。“习惯了毛的哲学抽象和间接典故和周的优雅的专业风格，我需要一段时间调整适应邓的尖刻、不尚空谈、偶尔的讽刺感叹、以及他突出的实用性和对哲学的不屑。”基辛格赞扬道，邓小平召唤秩序、专业性和效率是一个大胆命题，务实、求是的风格把中国从毛时代试图抄历史近道的迷梦中唤醒了。而对于华国锋的短暂执政和失势下台，作者并未做详实的考察。

　　基辛格作为美国特使能够经常接触华与邓，他评价到，二人对中国的未来的看法不同。华的经济计划是在五年计划框架内，用苏联方法刺激生产，强调重工业，改善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提高机械化和使用化肥。邓小平拒绝了所有这些正统。“我们这次必须做对了，我们已经犯了太多的错误。”相比于毛泽东像一个庄严敬畏的传统皇帝管辖着中国。作者认为，邓小平更接近尘世而不是毛的神圣。

　　毛以为靠“群众”的纯粹意志和意识形态纯洁就能克服任何障，争取经济发展。而邓深知中国的贫穷和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但邓小平遵循中国传统，拒绝任何挑战政治稳定性的举动，邓在评估让中国人民更富裕的同时，相应扩展的自由界限何在。基辛格总结认为，邓的经济自由化和民族振兴愿景不包括走向西式多元民主这一重大举措。“邓小平试图维持一党统治，与其说他陶醉权力，不如说他相信中国的其他选项就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接着，作者在第十三章考察了邓的外交风范，对越战争与中国正常对外关系的回归。

　　“摸老虎的屁股”，对越惩罚性战争之前，基辛格认为，邓的出访体现了中国外交的特殊技巧：营造一个获得某些国家支持的印象，其实那些国家并没有同意或者被要求发挥这一角色。这种模式开始于1958年的台海危机。邓小平与越南开战之前高调访美，与此同理。同时，邓访美的务实态度与学习西方的谦虚精神是自马戛尔尼时代以来中国对外态度的实质性蜕变，恍若隔世。同时，中美领导人认为中美组成正式联盟是不必要的，中美合作准备依靠互信和默契。而此种战略伙伴的第一次体现便是美国对于中国对越战争的默许。访问美日、东南亚之后，邓小平完成了中国走向世界和孤立河内的目标。基辛格认为，第三次越南战争迎来了中美之间在冷战时期前所未有的亲密合作，提高中国技术和军事能力对全球平衡和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和北约向中国出口武器成为双方战略亲密的高潮，“美国不反对我们盟国方面采取更主动的态度与中国在高端技术领域进行贸易，我们对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中国有兴趣，我们承认并尊重这一兴趣。”然而，渐入高峰的中美关系要受到共和党人里根的新冲击。

　　基辛格意识到，美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痼疾之一是周期性的政府大换血。要么四年，要么八年一次，会涉及多达5000个关键岗位官员的更替。且新政府一般均声称所有的继承问题均是前届的政策错误，政策的连续性成为次要的考虑。“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几乎刚刚开始，对于中国来说，新总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言辞模糊，态度虚以委蛇的八一七公报成为中美波折的象征。和克林顿执政类似，里根执政第一个任期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一定波折。当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局势是几十年来最安静的。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仿佛成为新的亚洲版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主权政府和明确边界的亚洲世界，普遍默契避免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曾经在60年代高涨的共产党的输出革命风潮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基辛格对于邓的对内改革颇为关注。邓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克服苏式计划经济的停滞弱点，代之以市场经济、分散决策、和对外开放。同时，新的思潮也在中国内部翻腾。“艰难的转型时期制造了紧张关系和不公平现象，不少中国人感到，只能由一个更加开放和参与度高的政治制度加以纠正。”中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踏上了天安门风波的考验，这也成为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诱因。基辛格对于80年代末中国新的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思潮及其顶峰天安门六四事件的论述并不详细，而着重该事件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与中美关系流变内容。

　　事变发生后，布什总统力克美国国内要求严惩中国的呼声，极力挽回中美关系。作者认为老布什长期担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有足够经验了解这些在长征途上和延安窑洞里幸存下来，并在六十年代同时对抗美苏的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及孤立威胁的。关键问题是，假若美国大举干涉，目标究竟是什么?要推翻中国政府?要改变它的结构，那么用什么替代?干预开始，过程将如何结束?代价是什么?这些均是右翼力量没有考虑的。在这方面现实主义者基本战胜了理想主义者，认为，道德戒律的推断必须服从美国国家利益。

　　作为主张对华友好的现实主义大师基辛格而言，就六四事件而言，这个问题似乎不应以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为准。基辛格认同“接触”政策，而不是众议院强硬派强调的“压力”政策，与老布什的理念类似，促使人权进步更好的方式通常是接触。因此，当美国国会对北京施加惩罚措施时，老布什决定软化立场，尽量避免中美关系受到实质性伤害。

　　以老布什亲笔信和斯考特罗夫特秘密访华为代表，布什力图修复中美关系。斯考克罗夫特强调，美中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了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观念的社会密切接触。”美国国内对于六四事件的激烈反应反映了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反映美利坚民族的信仰和传统。斯考克罗夫特承认对于事件的处理完全是中国内政，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激烈反应。布什总统相信维护美国和中国之间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但他有义务尊重“美国人民的感情”，这要求政府作出一些制裁中国的具体举动。出于对美国政治理想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平衡，老布什政府选择了“接触”政策。而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则试图通过“压力”。

　　基辛格以为，试图从外部改变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国家的国内结构可能带来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同时，美国社会应永不放弃对人类尊严的承诺，但是也应认识到，西方人权与自由概念无法轻易直接地在短促的时间内移植到传统精深的非西方文明内部。作者通观中国近代历史，认为中国中央权威的分裂，有时虽然以很高的自由度的增加为前提，却诱发了社会动乱。同时，作者坚定的认为，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了解、尊重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否则美国会做出牺牲双边关系为代价的措施，也就是理想主义占据主导的，超越国家利益计算的外交政策。将中国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资格审议相挂钩成为美国价值理性主义坚守者对于中国的反击。

　　此时，苏东剧变，一时间苏东执政党落魄无为，如丧家之犬。北京，孤独犹如黑云压城。基辛格考察了邓小平这一战略家留给后继者的战略箴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及嘱咐高层领导的所谓“四面楚歌，敌强我弱，防守为主。”中美关系即将迎来克林顿执政第一任期的巨大波折。作者在新一章中将之称为过山车式的中美关系与江泽民时代。

　　八九风波后，中美关系几乎回到起点。这一时期，已经卸任的基辛格因为其特殊身份来往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努力修复着中美关系。他认为，必须尊重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但外交政策必须精确定义手段以及目标，如果手段增长超出了国际框架或考虑国家安全的重要关系的容忍度，就必须作出选择。美国最好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理想主义者承认原则的实施需要时间，因此必须根据情况进行调整;现实主义者也要接受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将其糅合在政策运作之中。可见，基辛格并未抛弃西方民主、人权、宪政理念的坚守，甚至并不排斥将其努力推广给中国，但是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应是审慎的、长期的，以中美“接触”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中国，而不是克林顿执政初期简单的“以压促变”。能够与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接触会谈的基辛格同时向读者展现了中方要求美方抛弃你意识形态束缚，努力发展两国实质性关系的愿望。

　　作者认为，克林顿新政府咄咄逼人的人权姿态目的不是为了削弱中国，它反映了世界秩序的一般性概念，并期待中国作为一个受尊敬的成员参与到这个普世价值推广的进程中。“从克林顿政府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真诚的尝试，总统及其顾问都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国。”但实际上，只要人权仍然是中美对话的主要议题，人权与经贸“不脱钩”的话，中美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克林顿执政第一任期末尾，主动降低了对抗策略的音调，强调中美双方的“建设性接触”。1997年至1998年，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边关系大为修补。

　　基辛格对于江泽民时代中国社会的转变也吐露着关注。他认为这表现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孕育，中共执政的政治哲学发生了重新校准，执政基础不断扩大，中共似乎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全民党”。然而，苏联威胁的消失，多种议题的出现，能够摆脱大国争霸的历史悖论，全球化时代的加速到来使得中美关系孕育着变革，也产生着不确定性与风险。

　　一方面是美国坚持“接触政策”，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接受普世价值的洗礼，另一方面是中共高层努力构建“和谐世界”的宣言，显然双方对于对方的核心价值判断各有保留。但是基辛格重点关注了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主张，戴否定了中国将寻求称霸亚洲或取代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获或将美国排斥在西太平洋之外的企图。“在他看来，那是‘纯粹的神话’，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政策根本抵触。”而基因格对于习李体制下的第五代领导集体能否遵循和平发展道路却留有些许怀疑。论著最后，基辛格以上世纪初的英德关系与当下的中美关系相比较，发出了英德悲剧能否避免在美中两国身上重演的历史拷问和深切期待。

　　基辛格以为，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简单的民族国家，毋宁说是两种文明遗产的代言者。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各自人民都有着强大的能量与自信。中美两国政府在国家政策和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经常是利益共通的、责无旁贷的。然而，美国右翼的保守力量认为，民主制度是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非民主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容易行使武力。因此，美国有义务行使其最大影响力或以压力，促成其民主转型。在这些观念中，改变政权是在处理非民主社会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因此与中国和平论与其是战略问题毋宁是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这一问题。同时，中国内部也存在激烈对抗美国的所谓“鹰派”。

　　作者以为，两国的鹰派主张目前均未被两国政府赞同，成为主流。但彼此此类思潮潜台词的存在使得中美很容易陷入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以至西太平地区的军备竞赛和区域战略误判。基辛格强调，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如何实现必要平衡仍是双方每一代新领导人的艰巨挑战。

　　基辛格以老外交家的资历判断，美国若明目张胆地围堵遏制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它低估了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和军力。同理，中国鹰派谋求的将美国排斥在西太平洋和东亚事务之外也是不切实际的，中美巨大的国力与军力差距是不可能短期逆转的。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至少是低于伙伴关系的“共进关系”。我们看到这也是中国高层领导人一贯坚持的双边关系定位。就此，基辛格老人为我们提出了已在学界存在颇久的中美共赢的“太平洋共同体”观点。

　　作者热切呼吁，“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能够使得该地区的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和平发展、缓解战略疑虑、增加战略互信，它将会成为美中两国共同营造的一项事业。这也能够避免日本、印尼、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重要参与者摆脱首鼠两端的困境，为亚太带来长久的和平与安宁。

　　基辛格认为，中美在40年前恢复交往时并未纠缠于眼前的琐碎问题，能够放眼未来，为一个新世界(指中美战略合作，促成苏联亡国)奠定基础。而为了新世界的建立，作者强调中美双方要对各自战略文化和外交传统及理念有彼此深切的认知，这也是本书的宗旨，为西方人士展现中国战略的运筹特点，加深双方理解。基辛格老人呼吁，“如果我们悲情地将英德关系比作美中关系，那么人类历史只是对过去的机械重复，不会有任何变革的出现。人类每一次巨大成就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产生于承诺，而非悲情地逃避现实。”作者援引康德《论永久和平》一书中的呼唤，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而灾难的巨大程度已不为我们所能够承受。对于世界上作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来说，基辛格老人以为，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他深信，中美关系之重要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双方都必须非常谨慎处理双边关系，传统的大国关系可能会被这两个国家的努力实践所改变。

　　近来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中美双方能否摆脱大国竞赛的固有套路而磨合出新型的大国关系还亟需观察和审慎判断。但我们对基辛格老人在如此高龄对于世界上这一对最为重要的双边国家关系的富有责任感的关注和关怀表达深切敬意。

　　三、《论中国》一书评析

　　该书标题为粗犷的“论中国”，其实主要探讨的是中美外交关系史内容。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精英外交的典型人物，是美国务实知华派的代表，是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使者，是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史的重要见证人。卸任之后，无论是老布什时期，还是克林顿时期，他都穿梭于中美之间，在决策者之间传话和游说。因此，基辛格有机会接触中国高层领导人，能够直接知晓中国最高层的外交构想与行动策略。而正是由于他能直接面对中国的领导人，他才能够理解中国高层的某些不为美国右翼知晓的行为和方向，甚至摸一摸中国的底牌，才会使得其成为美国知华派的代表之一。

　　然而，不少西方人士及美国国内主张对华遏制的鹰派批评基辛格的作为。他们认为，基辛格在推动外交关系时只注重精英权谋秘密政治，排斥国内国会等其他合法性的政治力量，有时会丧失原则，是一个丑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相对于美国所坚持的传统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基辛格更计较当下的国家利益与安全，这遭到美国右翼保守力量的反对。比如对人权问题的不够重视，比如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而对对美友好的独裁国家网开一面。对于这些，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做出了回应，他认为：“激进人士强调的是道义目标，不是政治目标。我尊敬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可是外交政策既要确立目标，也要确定方法，如果采用的方法与国际框架相抵触，或者伤及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就必须作出选择。”他认为，“理想主义者要承认实现原则需要时间，因而必须根据情况时常调整;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有它的道理，必须纳入政策运作之中。”

　　上述话语其实解释了基辛格在国际事务中一贯的思考与行事的现实主义原则，也是其外交生涯及作为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思维方式的表现。相对于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他更着重美国国家利益的绝对获得。因此，我们应该能够明辨，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接触派和知华派，在呼唤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不可能放弃放弃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基辛格此书的主要初衷也是使得美国社会精英能够更为宽广的理解复杂面向的中国，从而更好地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服务。长时间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鲜明地是以美国所规划的道路来阐述中国发展的，对中国成长的疑惧本身并没有消除，而呼唤所谓大平洋共同体的建立本质上也是以西式模板来套合中国境况的努力，只要中国一天愿意充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的“半边缘国家”的定位，在西方主导的游戏规则下安安稳稳、心甘情愿地接受目前的东西方利益分配的话，美国战略学界的目前主流，对华接触，以使其松动、演变的政策就会延续下去。而一旦中国尝试走出美国知华派精英所规划、理想的路径，就像现在在诸多硬件和软件构架的及在西太平洋地区做出所谓“区域阻止、反介入”和排除美国地区霸权的尝试时，基辛格也会抛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帽子。而打破这种大国关系的悲剧和循环的首要在于双方官民阶层的互动、互信与互让，而基辛格老人的笔墨正是增强双方战略互信的有益尝试，相比之下，国内诸如前一阶段强调对日新思维的马立诚先生的悲惨遭遇提示我们，更为不理性、不负责任的狂妄之徒可能更多地在中国，我们需要基辛格这样的战略学者的视角、关怀与眼界。

　　【作者简介】 杨万江，儒家学者，前重庆市万州政府经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新诸子论坛学刊》编委，《原道》论坛学术版主，著有《新古典儒学》系列。本文是作者在[学术中国人文博士讲座群]举办的第97期人文社科学术讲座上的演讲。

　　缘起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巨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大国。这个特征注定了中国看待自己和世界看待中国的角度和态度迥然有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及其国际政治主体在其规模和国家能力上对世界构成的影响，认为从中国的规模和国家能力上产生的影响力或国际权力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中国是构造全球格局的少数关键力量之一，是一个可以与美国构造制衡关系的重量级地缘政治玩家。但中国国内通常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人民不太高的现实生活水平及其发展问题上来看待自己的地位及其所作所为。尽管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话题在中国国内尚处于少数学者和政治家的前瞻性展望阶段，谈论这类话题看起来也与中国自身能力建设的进度相比不是时候，但是，国际政治本身却不太愿意随着中国人自己的节奏来看待中国对世界的现实和潜在影响。

　　中国已经是超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两倍规模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实。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防投资及其军事实力，至少已经发展到没有任何大国能够承担得起与之一战代价的程度。中国在不断地向全球扩展经济交往关系，但中国对国际现有秩序的态度，看起来好像既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也是一个抱怨者。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但仍然抱怨世界秩序不太合理，认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的实力不相称。中国领导人甚少谈论中国对世界的政治抱负。人们不知道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但中国对发展包括军力在内的战略实力从不懈怠，而且卓有成效。这使观察家们感觉中国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战略守拙者，一个依然神秘而难以预见其行为的战略隐士。中国国内治理得不太符合西方的标准。中国自称是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既“改革开放”，又“道路自信”的国家，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维持政权，但实际奉行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中国处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持续高速增长与人权状况备受诟病的复杂状况里。它的制度前景很不明朗。在主导着全球秩序的美国眼中，中国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战略风险。中国将成为美国全球和地区霸权的挑战者吗?如果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当中国的能力大到某个无法撼动的地位时，中国将施展什么样的影响力来把全球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呢?当这种战略猜忌和疑惑不能从与中国的交往中得到答案，那么，在华盛顿看来，美国要么需要通过外交和战略关系的特定方向去“塑造中国的未来”，要么就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权力结构中心，建立防范和遏制中国扩张的地区和全球联盟，进而维护和延续美国的霸权。这就是说，对中国未来的战略预见，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人们注意到，中美关系的经贸利益始终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但基于利益的政治，与基于价值观和信任的政治，并不总是一致的。缺乏信任的中美两国，不断地把从南海岛礁的主权声索，到军机拦截的任何事件，导入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框架内来制造舆论、部署军力。尽管事实上无论是以往美国控制南海，还是以后中国控制南海，乃至任何正常国家控制南海，这都并不意味着上个世纪冷战时代那样一个战略要道的自由航行和自由贸易受到威胁，更不意味着某个自由空间及其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命运将由此改变。今日中国对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兴趣和需求远较美国人积极。中国舰队正在索马里海域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和安全，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展对普通商业船队的海上救援演习。但是，地缘政治上的控制游戏，总是把事情往一旦出现关系恶化我们将无法承受战略通道被封锁和截断风险的那种糟糕想象中去。如果中美之间的信任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冲突，会使所有试图寻求和平与发展的努力变得困难，并使最近三十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及其世界秩序面临崩溃。

　　基于中美之间实现和平而非对抗这一愿望，以及各自把对方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认知，中美两国元首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两国战略家及其各个方面的交往在探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及其具体结构和方式上是否取得进展，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事务。我将在这个演讲中讨论中美关系的全球意义，认为中美两国在全球秩序及其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方面建立合作和信任，是把两国关系从单纯的地缘政治竞争引向全球治理合作的主要途径。正是这一点，将使一个可欲的中美关系区别于传统大国之间的冷战和对抗，也区别于美国长期习惯的基于战略联盟的单向度的领导-追随关系，从而构造出“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战略中寻找合作空间

　　需要首先明确中国与美国各自的国家战略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基本诉求。正确地相互了解对方，是讨论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战略家责备中国政治不透明，并长期困惑于对中国战略进行正确认知和判断的困难，对北京战略意图的任何判断几乎都充满着误解、夸大、低估或扭曲的可能性。中国要么被妖魔化为一个全球“邪恶轴心”的关键领袖，或者是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利益的现实和潜在颠覆者，要么中国被一厢情愿地看成是某种“美国印钞，中国提货”的“中美国”经济体盟友，或者是等待列入美国一长串传统政治盟友中最新也最关键的一位。当所有的判断被中美关系的现实否决，认为中国是一个西方难以理解的神秘东方国家这样一种在西方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看法又再度兴起。由于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差异，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识仍然还是一个需要更多接触和深度了解的挑战。

　　在中国，即便是在少数专业的美国问题研究者中，也存在着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困惑。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习惯于某种道德秩序的温情预设。认为无论一个全球秩序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多么复杂的重要性，一个领导性国家不能善待世界上的弱国，是霸权主义者的丑陋和失德。但对如何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建立和平与繁荣的秩序，并处理存在各种利益、价值观和传统的复杂事务和风险，中国经常表现得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发表愿望大于实际，口号、原则多于可行性的外交言辞，不具有务实处理国际问题的行动意愿。在中国随着全球化进程而面临维护在全球各地更多国家利益的时代，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状况已经越来越需要改变了。一旦中国人对一个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全球秩序之于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获得新的切实感受，并发展出面向地区和全球的行动意愿和能力，那既会改善中国学者对美国全球战略意义的理解，也会改变中国对全球秩序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理解。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下，当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秩序及其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在中国获得看重，如何对付那些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垄断石油供给来进行政治要挟和价格操纵的政治势力，看起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无论美国在中东做了多少以往让中国人觉得恶心的事情，美国坦然声称自己维护自由贸易，并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受益，这看起来并非只是霸权主义者的自我漂白。奥巴马总统批评中国“搭便车”，这开始触动中国人对承担全球秩序公共责任的思考。

　　中国的外交和地缘战略

　　中国是一个处在内外关系和国家实力急遽变化过程中的国家。不用说一个十年期的中国所具有的战略资源前后差别甚大，即便是5年期的中国出现的实力变化，也具有重新看待中国国家战略的意义。中国国家战略的形成是一个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能力的提高，外部形势变动，以及国际政治理念的传统和理想来确立的相机抉择过程。中国在什么样的能力和外部环境上能够做出多大一些事情，这既不是一个事先可以确定的事实，也不是不存在任何可能性机会的战略臆想。这种连中国自己都无法确定的战略资源情态和战略预期，使北京合理地采取更加灵活和诉求一般原则的粗糙政策。一个成熟的中国领导人能够告诉世界的，是确定的“和平和发展”理念，而非变化着的过于具体的中国对世界的政治抱负及其国家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战略家要求中国明晰其国家战略的诉求，并没有抓住中国的国家特性。它与其说是中国在自己的国家战略上工于心计，大耍阴谋诡计，或者系统针对美国利益进行老谋深算的权力颠覆，不如说是中国的谨慎和成熟。

　　尽管如此，在一个相对长时期的战略环境中，中国仍然具有基于中国国家利益和政治理念的战略政策框架。综合中国外交及国家战略的基本政策，这个战略政策框架大体可以表述为：

　　1、认为维持一个自由贸易投资、尊重权益、彼此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全球秩序，关涉中国在全球重大利益和国际正义的基本结构。中国须与美国等大国就维护全球秩序的公共责任进行合作。探讨在联合国框架和其他多边组织和双边关系中进行中美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加强中国与金砖国家、东盟、非盟、南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寻求贸易和投资利益保护的国际合作秩序。

　　2、认为美国地缘战略霸权对中国在台湾、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利益构成威胁，中国须倡导地缘政治权力中心的多级化，并与俄罗斯合作避免全球战略结构因美国独霸世界而失衡，避免中国战略交通的生命线陷入美国制造的战略包围。为此，中国须继承二千多年由西汉张骞和明代郑和开创的西进战略传统。连接欧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的一带(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线(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及由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和印度等国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提供的西边安全保障，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具体方案和落实。一个由快速的陆上交通贯通欧亚大陆获得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前景，对减轻中国海上战略风险，突破美国构筑的战略包围意义重大。中国在军事上奉行与美国之间的对等威慑，及其大国战略平衡下，针对冒犯国家的先动优势战略，亦即，在中美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威慑均衡下，在中美之间就惩罚小国侵害大国权益的冒犯，建立“我先动，你不动;你先动，我不动”的游戏规则。

　　3、在全球经贸文化交流中推进中国影响力和全球基础建设。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扩大，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在世界各国设立孔子学院和双边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计划建设欧亚高铁、中亚高铁、泛亚高铁、中美高铁，以及在非洲和拉美国家建设并非连接中国的高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立更加普惠和紧密的经济地理体系。

　　由上可见，中国外交战略结构中的中美关系，是一个既在全球秩序的公共责任方面进行战略合作，也在地缘政治方面相互制衡的关系。没有前者，中美将陷入冷战;没有后者，中国就不是一个有尊严的战略独立大国和地缘政治中心。

　　应当指出，这是一个中国身居全球第二位置的适当战略。它不排除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尊重美国在全球公共事务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但又制约美国权力肆无忌惮，保证在全球事务中实现基本正义。在中国尚未具备众多领域足够领先世界的能力时，中国不谋求领导世界。尽管中国的GDP或许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即便按照目前的进程全面发展，也至少还需要50年时间才能成为一个在人均收入、科学技术、军事实力、经济质量、社会发展、政治民主和文明素质等方面全面领先世界的首要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在今后50年内将把上述战略视为既定的政策。它仍然大体上尊重西方在最近500年确立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亦即在主权原则、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协调下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并由大国政治的实力结构构造国际权力体系。

　　在远期展望上，中国或许更加钟情于某种天下主义传统对全球事务的良性改善。一个经由某类“中央之国”或某个文明高地的德行和善意向天下提供秩序、安全和正义，并在彼此尊重的礼法之内改善不同族群及其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的理想。

　　美国的全球战略

　　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是一个有不同深度和角度要求的政治叙事。它的保守派及其战略鹰派的构想，与其温和派的想法并不一致。在2012年《美利坚帝国战略及其美国和世界的问题——追究美国政策对全球问题的责任》一文中，我陈述了美国保守派有关“美利坚帝国战略”的主要思想框架。这也许是一个美国当局不太会承认，也不便于在战略外交情境下论说的事情。但鉴于这个演讲的学术性质，我把主要观点列示于下：

　　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实际上是在美利坚帝国战略的总体构想下，推行其外交、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政策。美利坚帝国战略，就是建立一个由美国独霸统治世界的全球秩序，保证美国获得基于其独霸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而产生的超额利益，及其永久性的支配结构。这个战略根植于美国自摆脱孤立主义政策以来的全球理想，经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实力奠基，以及赢得与苏联体系冷战的胜利，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及其美国一超局面下奠定格局。……下述分析和判断，及其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以来的全球政策已经影响和决定了美国过去20年“美利坚帝国战略”的基本方向和步骤，进而影响着当今世界问题的形成及其严重事态：

　　第一、认为美国是一个由其开国先贤缔造的自由国家，其新教传统把美国人民塑造成“上帝的选民”，承担着“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因而，按照神的法则和意志创建的美利坚合众国及其自由民主是把世界从一切“邪恶”和异教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政治正确”的选择。世界既然属于上帝，那么，世界就必须由上帝选中的美国来领导。美国将承担起尚未完结的“十字军东征”。美国在精神上是罗马帝国的伟大继承者和帝国事业在21世纪的开拓者。保守和发扬让美国人民如此卓越和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上述“卓异”传统，是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领域的坚定立场。这构成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核心。

　　第二，美国是在自由价值观下建立的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美国的谋生和利益获取方式高度依赖于资本的全球扩张，依赖于把全世界及其生产和市场纳入美国资本控制下的金融、贸易和经济秩序中来。只有建立和维持基于市场经济和全面自由化的全球经济体系，才能保证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美国货币政策作为准全球央行政策的垄断地位和特殊利益，保证美国资本依靠巨大规模和制定规则的优势对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无障碍和无对手地自由控制，也才能保证美国发展相对复杂和利益丰厚的全球化虚拟经济体系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实体生产体系之间的配合和剥削关系。美国要塑造一个自己在其中基于控制地位而具有永久性垄断利益结构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可以使美国不再依赖勤劳和生产，而是依赖资本游戏而为美国人民谋求一个赚钱容易和生活优越的未来。美国是一个金融立国的全球高端利益集团。所以，美国必须发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必须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并遵守美国主导的全球规则。为此，

　　第三、美国的外交和地缘战略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全球部署的军事存在及其全球打击力量，必须通过“价值观外交”和利益诱导来建立和维持由美国领导，盟国协助，伙伴支持的全球政治和外交体系。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包括联合国和各地区组织)，要么必须由美国来主导，要么必须成为美国利益的工具，否则美国将绕过它而另行组建真正能够帮助美国发挥相关实际作用的国际组织体系。美国的利益决定了美国必须重点控制那些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影响巨大的能源地区和商业航道，应对任何对全球市场、安全、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所带来的挑战。国家间的传统安全问题和恐怖主义的新威胁是影响美国安全的两个主要方面。但是，鉴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以美利坚帝国为目标，从而不存在全球社会议程，所以，美国必须做好迎接全球化中“失败国家”的报复、仇恨和崩溃给地区和全球带来新挑战的准备。只要能够让中国和俄罗斯这些有足够能力给美国制造致命灾难的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获得适当利益而得到宽抚，美国就能够用武力威慑和利益诱导的手段镇压任何反叛性的国际力量，维持美利坚帝国对全球的统治。所幸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好斗的毛主义中国已经逐步变革成为一个温和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俄罗斯国家能力的衰落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俄罗斯依靠其出口油气资源的条件，尚不会走到因为经济生存问题而与美利坚帝国生死一搏的程度。

　　第四，认为，既然美苏冷战的结果是以美国的胜利和苏联的崩溃结束，那么，美国就应当乘势追击，占领或者控制由原苏联控制的地缘利益空间和那些美国实力能够到达的所有战略空间。这在政策上要求不断推进“北约东扩”，“清理整治中东”“重返亚洲，特别是东亚”。美国仍然面临世界上的独裁国家(中东和非洲的部分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等)和煽动“多极化”的战略竞争和不顺从国家(俄罗斯、中国、拉美左派势力控制国家)以及非政府恐怖主义组织的严峻挑战。他们构成世界的“邪恶轴心”和反美势力。美国仍然有不能控制的战略空间，并构造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边疆”。因此，美国必须把自己的战略之手伸向前沿。美国军队必须保持“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和“前沿战斗”，直到世界被美国利益完全驯服和控制。美利坚帝国对一切不服从美国的国家，要么在外交上促使其向着自由民主体制和顺服进入全球体系的方向转变，要么就必须在严厉的军控政策下，承担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敏感技术，以及不挑战美国利益的国际义务。美国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鼓吹的“多极化世界”，不仅暗含着不顺从美国利益而战略自立的“政治野心”，而且对世界秩序的稳定和繁荣构成破坏。这种挑战随着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能力的日趋恢复，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化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实力崛起而变得十分危险。面对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战略威胁，美国一方面要奉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以适当地位和利益接纳和安置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接触和合作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必须依靠超强的实力和全球无可匹敌的无尚地位，从地缘战略和军事能力上威慑、围堵和压缩中俄战略空间，并在外交上构筑牢固的政治防线，应对中国势力的扩张。

　　美国认为，与罗马帝国相比，美利坚帝国是一个“仁慈的帝国”。美利坚帝国控制全球的方式不是以往帝国时代的领土占领，资源掠夺，工业品倾销，乃至毒品和奴隶贩卖，而是依靠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控制来实现美国利益的主宰性和永固性。全球市场给予各国谋求利益的生存空间，自由民主荡涤了独裁政权，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美国对全球失败国家的安抚和承担维护全球公共秩序的警察角色，使世界“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一个被美国用军力、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资本和美元单极统治的世界，意味着任何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利益只有得到美国的默许和支持，才能得以合法生存和维护。世界各国事实上将在外交层面以其与华盛顿之间的政治合法性分封关系而被“重新封建化”。美利坚帝国倡导了世界上“最符合人性”的价值观，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和秩序，发展了最先进的科技、金融和商业，人类文明迈向了顶峰。因而历史已经终结在自由民主制度，及其美利坚帝国秩序的伟大战旗上。美国是“正义的化身”，反美即邪恶，崇美即正义。美利坚帝国以如是业绩告慰上帝：耶稣基督“愿主的意志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理想正在努力实现。“上帝之城”永远是世俗世界的伟大榜样。尽管人类事务永远不可能让上帝完全满意，但美国的精神使命却坚如磐石。这便是美国人被上帝选中而拯救世界的精神史和政治史。

　　撇开意识形态及其宗教外壳，我们能够看到以人权及其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并建立一个全球市场经济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为基本秩序的世界，是美国公开倡导，并致力维护的全球秩序。它是美国战略的底盘。显然，在国家利益层面，它同时又是一个把美国利益等同于正义而构造不公正利益结构和资本控制的全球秩序。美国全球战略着眼于通过美国资本优势、美元霸权和超强军力来获取超额利益。按照美国的设想，在一个经济全球化而人口又分割在不同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世界中，不同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利益竞争，必然是制定规则和建立秩序的主导国家获胜。当全球贸易和金融以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美国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操纵权和贸易产品的定价权时，美国便试图利用这种优势来建立一个超出经济常理而对美国有特殊好处的全球利益结构。比如，利用美元全球储备和结算货币地位及其世界各国使用美元的刚性需求，美国获得了发行更多美元纸币来进口商品，而又同时保持国内低通涨水平的超额利益。美元可以不依据美国的真实财富创造而印制，使美元变成美国在世界上最核心的竞争力;美国资本控制了国际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定价权，进而形成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特性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对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剥削。这些优势使美国产业日趋脱离实体经济，而高度依赖金融和服务业立国。如果美国全部债务最终都可以依靠美元印钞来解决，那么，在美国的商业文化中，更多地制造政府和国民债务以便于美国公共开支和人民消费，并通过金融机构向全球市场售卖掺杂坏债的“组合证券”来转移风险等等手段，就都可以在美联储的直接债务收购中成为可能。美国刚刚经历的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正是依靠这种不正当途径得以化解。而且，这仍然意味着美国将支持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意味着全球市场及其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被视为关涉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也意味着美国在地缘政治中试图控制而非占领全球的军事部署被认为是美国资本利益的安全阀。因为资本的真实利益，从来都不是金融本身，而是支撑它收益起落的全球实体经济及其价值创造，以及保障其得以正常开展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共同的责任和有分歧的利益

　　了解中美两国的战略，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为何和如何被美国视为“战略威胁”的基本性质，以及中美两国寻求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空间与分歧所在。无论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存在多少冲突，可以明确的是，把一个尊重人权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世界，视为关涉自己国家利益及其国际正义的基本诉求，并寻求通过大国合作来承担维护这一秩序的公共责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立场和合作空间。中国依靠全球市场获得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以及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利益体系所依托的战略底盘，都要靠维持这一秩序来运转。在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现实下，一个力不从心的美国对中国参与承担维护全球秩序责任的兴趣比以往更强烈了。责备中国“搭便车”，与担心中国借机扩张影响力，这在美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霸权利益的收益算计，而是大国分担全球秩序成本的理性行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耗费了美国太多的人力和金钱。它使美国上上下下深切感到，美国并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可能凭一国之力去深度介入世界上所有混乱地区的秩序。尽管美国不太可能转向中国这样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进而省去太多干预成本，但至少，美国政府的财政拮据，是无法维持以往小布什政府那样的放纵性干预政策了。

　　中美两国在磋商如何共同承担维护全球公共秩序责任的问题上，存在许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维护国际航道和地区安全，军控，环境保护，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WTO谈判，以及国际金融稳定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中美两国对全球秩序及其国际合作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美国在维护全球安全和中国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卓越能力和成就。美国在欧洲、中东、东亚、南亚、非洲和拉美都具有广泛部署的军事基地和军力，这对保障全球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正在全球建设从伦敦-巴黎-柏林-华沙-基辅-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中国满洲里的欧亚高铁;从中国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德国的中亚高铁：从昆明-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泛亚高铁，以及从中国黑龙江-俄西伯利亚-白令海峡隧道-阿拉斯加-加拿大-美国的中美高铁。无论是向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安全，还是提供交通基础设施，这都是只有超大型国家才有能力承担的国际责任和贡献。

　　从中国角度看，中国并不存在有意识损害美国利益的战略意图，中国在其自身发展的正常轨道上展开的国际空间，是基于一种经济和政治常理的规则和利益关系。但是，一个越来越把全球化及其自由贸易和投资视为可以凭借美国资本、美元和军力优势谋取非正常超额利益的美国战略，却始终会把任何有可能超越美国实力的国家视为美国霸权的威胁。当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是这样的国家时，日本是一个威胁;当中国或印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是这样一个国家时，中国和印度就是威胁。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对美国的战略影响，意味着它的经济和货币影响力将随其贸易和投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结算货币的必要性和唯一性，进而，前述所有依托于美元霸权的美国超额利益将面临威胁;意味着它的军事能力发展的程度，使美国无法按自己的意图来控制地缘政治关系和全球介入;意味着美国的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的时代将遭遇质疑，以及由此形成的美国商业、技术、军工、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和产业在世界市场将不那么容易迅速兑现其商业价值和利益。这都构成了美国所谓的“战略威胁”。自然，申述这种威胁及其打击对手的方式，可能是妖魔化对手，或者战略遏制与围堵。美国正在把中国维护南海岛屿主权的一般行为，描述成一个崛起大国试图依靠军事实力在东亚扩张领土的霸权主义行为，并通过加持与中国有岛礁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小国来进行战略对抗。中国被描述成一个让邻国心生恐惧的东方恶霸，而美国正在像一个侠客那样挺身而出实现“战略再平衡”。这种状况的持续恶化，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中美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上的制衡关系，本应是大国关系的一种常态。但不是所有对地缘政治构成影响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两岸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其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中国依据历史和法理主张东海和南海岛礁的主权，并以九段线标示，也已有数十年了。中国台北政权与北京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都持同样的主权诉求依据。中国晚近的国力提升及其维权行动，只是使以往诉求主权的外交立场变得更加可信和切实而已。尽管地图中南海岛屿和岛礁远离中国大陆，而与东南亚各小国邻近，但充分考虑东亚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过去数千年中，只有作为东亚天下秩序中心的中国才有能力和意愿去率先发现和使用那些岛屿。它作为象郑和那样伟大的古代中国舰队和战略家们留给中国人民的海上领土遗产，在中国具有远远超过今日东亚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历史和政治价值。它被赋予了见证今天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洗刷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耻辱，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严重涵义。由于中国过去数十年海上能力的薄弱，美国把自己的舰队可以在其中如入无人之境的南海海域，视为美国控制的战略地盘，并以“自由航行权利”的声辩指责中国的主权声索。是否承认中国的崛起，并尊重中国的主权权益，是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的一个重要挑战。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让步，是使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的前提。如果一种大国关系使对方感觉无法维护领土主权，那么，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它将损害中美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利益。

　　全球秩序的构造逻辑：理念传统的差异与沟通及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

　　有必要讨论中美两国在世界政治层面的思想和理论传统。认知到中国和美国都是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并将中美关系视为塑造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这意味着只有明确中美两国对世界政治所持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政治理论，才能理解影响世界的深层力量。

　　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传统，兴起于欧洲国家在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处理众多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长期努力。各民族之间由于宗教、历史、文化、利益和民族差异等原因而不能相互善待，并相互攻伐，既是形成以民族为基本单位建立主权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构造形态的基本原因。以《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署为标志，欧洲国家之间形成了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体系，并随着欧州列强在世界的殖民扩张与收缩，最终形成了这一传统下的全球体系。尽管美国是晚近三百年才兴起的西方大国，但美国被认为是按照现代理论家们的新思想建立起来的最能代表西方理想的自由国家。在国际政治理论上，美国学派是当今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

　　从理论上讲，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的构造起因和基本逻辑，乃是在不同民族的人民及其国家之间相互征伐和侵害所产生的混乱中，试图以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及其国际力量构造的均衡关系来实现和平和繁荣的基本方式。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体系和战略均势构造，是现代国际关系秩序的两大支柱。在这种传统下，一个崛起的大国，无论其自身提出何种外交承诺，在理论上都将被推断为改变了国际秩序的原有力量结构及其战略均势，进而需要重新建立国际制衡体系。大国崛起通常被认为将伴随着国际秩序的冲突与再造。欧洲历史上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崛起，以及在欧洲发生的大国争霸及其高频度的战争，乃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被用以证明这一理论传统的基本论断。这也是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奉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理论和历史经验依据。作为中国学者，我认为，有必要分别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构造逻辑，而且，这种区分将使我们看到处理大国崛起问题的新可能。可以说，英国在19世纪征服全球的殖民主义体系和德国、日本在20世纪试图以侵略战争称霸欧州和亚洲的失败，代表着一种以侵害性霸权构造国际秩序的逻辑。美国的情况则相对复杂和特殊。一方面，美国本身即是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的崛起也发生着在近邻的美洲大陆实现以侵害性霸权称霸美洲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远离欧洲大陆，美国避免了与欧洲其他大国之间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但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欧洲和平和繁荣的缔造者而建立了一种有别于老欧洲的新的国际政治构造逻辑。亦即，一个大国，因其巨大能力及其对国际和平与繁荣的缔造性贡献，而被推崇为某一国际秩序的领导性国家。这一逻辑在二十世纪经历冷战的胜利，进而形成美国在当今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我们在学术上区分大国崛起及其国际秩序和权力构造的两种不同逻辑——亦即基于侵害性霸权的国际秩序构造，与基于国际公共秩序及其和平繁荣贡献的国际秩序构造——乃是我们将在后文讨论中美两国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之沟通，以及为何中美可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学理基础。两个谋求以损害性霸权构造国际秩序的大国或许必起争端，乃至战争，但两个在维护国际公共秩序责任承担及其和平繁荣贡献方面进行合作的大国之间，却可以构造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代表着一种具有古老东方智慧及其伟大道德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作为早期华夏世界及其天下秩序的“中央之国”本身即是一种国际秩序构造逻辑的产物。中国上古时代，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众多族群及其邦国。它们在其历史中尽管也发生着相互之间类似黄帝与炎帝、蚩尤那样的战争，但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构造逻辑使华夏世界最终走向了一个中央之国主导的天下秩序。以安土守邦、安居乐业和相互进行经济交换为主要诉求的华夏早期农业部落之间，不像游牧部落那样认为只有消灭对方自己才能生存，而是只有保存生命和协调关系，才能获得农业生产力和天下秩序。中国早期生存经验中的政治知识，不是关于如何以侵害性手段残酷消灭他帮及其人民的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政治合作和协调应对共同的自然灾害和环境挑战以及彼此隔阂造成的障碍，使天下广泛受益。这使华夏先民向着推举某些具备重大能力和良好德性的族群及其首领来带领和协调天下各邦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向，去构造不断加强的紧密关系及其天下秩序。他们像明代学者黄宗羲指出的那样：“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首出庶物的领袖们，从尧舜时代“钦、明、文、思、安安”的大德者“协和万邦”，到大禹带领天下治水治土而建立“中邦主导，四海咸服”的华夏世界及其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这都奠定了中国传统基于“兴公利，除公害”的政治公共性构造万邦间关系的“大一统”基本逻辑。亦即，尊大一个有崇高德性、能力和贡献的族系及其领袖国家去协调、带领和统合天下国家，使之能够形成处理天下秩序及其公共事务的政治关系和能力。这样一个上古三代“大一统”的基本逻辑，虽经战国时代秦王朝把华夏范围内相互争霸的诸侯兼并为一个郡县制的单一中央之国，并在随后汉王朝的文化一体中奠定民族性，但在中国与其他外围国家的关系上，仍然保持着上述关系，并一直延续下来，形成古代东亚的天下秩序。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构造传统，强调大国的权力基于其对他国和天下公共事务的贡献而非侵害和强制，从而，一个领导天下的国家，必须是“有德者居之”，必须是它为天下的和平、秩序、利益和文明贡献了什么，而非损害什么。架构这一政治秩序构造逻辑的政治天命观及其意识形态，把对中央之国近乎苛刻的达“元亨利贞”之天德，视为权力的当然义务。亦即：

　　1、奠基和缔造一个秩序，使万民在此自由生长和生活，并发展出人类的事业(元);

　　2、让天下彼此沟通交往、相互理解、相互促进(亨);

　　3、给天下带来好处和利益，促进天下和平和人民幸福安康(利);

　　4、用最符合人类天命及其天道法则的仁义价值和礼法去贞正天下的秩序和行为，使之实现人类关系的良善、正义和避免邪恶(贞)。

　　这样的自我要求和约束，及其对天下秩序和人类事务的贡献和责任承担，乃是作为天下领导者的中央之国最伟大的德性和风度，是郑和率领当时全球最强舰队九下西洋进行和平交往而不侵占殖民他国的思想指针，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历史记忆中最珍贵的传统和文化，以及指导中国人观察、分析和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价值观和政治理想。

　　在中国的政治知识传统上，如何使天下以最公正和无私的方式及其主导者法“元亨利贞”之天德的伟大德性来实现天下太平的知识，乃是一种天子的知识。与此相对应，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各独立诸侯国之间如何通过某种有效的制度、政策和技术变革去形成生产力和战斗力，以使国家富强，并在天下争霸中获得胜利，那只是一种诸侯的知识，是以一国私利为优先考量的霸权主义的知识。以诸侯知识谋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识治天下，乃是“王道”。换句话说，各独立国家如何进行国际竞争以谋求国际霸权的逻辑，是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本质。按照中国的知识传统，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性质，其实就只是一种诸侯的知识或霸权主义的知识。即便是美国这样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和平和繁荣有缔造性贡献的国家，也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历史上罗马帝国传统的影响。美国滥用自己的领导地位，把国际权力施用于服务本国私利，谋求不正当的超额利益和世界剥削，这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诸侯知识及其国际政治的霸权主义。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战略围堵，是这种霸权主义知识下的必然行为。它存在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战略前设冲突。尽管中国在古代东亚天下秩序的朝贡体系中也居于领导地位，但中国甚少从他国谋取不正当利益，反而在促进天下共同繁荣，造福天下生民的理念及其礼制上的利益回馈，给予其他国家极大的利益恩惠和经济帮助。

　　美国的历史太短，它的政治经验仍然不超出罗马帝国经验的各种变异和改善，但并不足以解决世界和它自身面临的众多问题。在美国霸权理论传统上，全球美元霸权体制及其美国资本操纵全球利益结构的不公正性，必然引发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和欧盟等世界级经济体成功崛起的挑战。地缘政治上的霸权秩序，也必然由新兴国家军事实力增长后的独立性及其地区主义而遭到抵制。在世界主要大国已经把自身能力发展到包括美国在内任何大国都无法承受真正与之一战代价的巨大能量下，通过强势政策及其战争冲突来维持霸权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美国既然尚存在二战遗留的基于贡献而非基于损害的政治秩序构造传统，那么，它就需要摆脱其霸权理论的影响，而转向中国传统下更加纯正的国际关系构造逻辑。美国需要一个如何领导世界的中国知识转向，否则，它要么将以霸权维持的强烈欲望而给全球制造灾难性战争，要么因为新兴国家成功的和平崛起而完全衰落下来，成为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大国。在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将出现一个相互塑造的关系。美国战略的知识出路在中国传统及其今天重新崛起的儒学家，也只有在基于共同承担全球秩序公共责任的战略合作而非霸权利益的竞争关系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是真正可能的。

　　显然，中国有其基于自身传统中构造世界政治的思想和理想，它与已经混杂着太多私利的美国理论，既在基于公共贡献的秩序构造逻辑上可以相通，也在那些把美国私利视为正义本身的狂妄想法和做法方面存在区别。对中国来说，尽管它的政治传统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中有着十分良好的表现，但其天下主义秩序的法权基础仍然需要一个现代化的重建。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平等原则作为构造现代国际秩序的基本法权关系，无论在不同国家规模、实力和文明程度方面存在多么重大的差异和优势，它仍然是一个必须遵循的法权准则。经历近代东亚天下秩序崩溃后的中国，接受了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并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天下主义，将是一个尊重主权平等原则的秩序。只是在大国承担全球公共责任的逻辑及其权力构造上，一个在中心国家之温情关爱和德性光芒照耀下的人类一家所展现的全球秩序，才重现中国政治知识传统的理想。

　　中美关系的全球角色

　　如果维持对全球秩序的领导是美国战略的核心考量，如果中国崛起的能量足够大到使中国有能力开始参与全球秩序重建，那么，一个实现中国知识转向的美国和一个重新推动天下主义的中国，将如何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来实现彼此奉行的战略目标?

　　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内持续发展而使其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都将是远远地数倍超过其他经济体的巨量国家。那意味着一个中美共治的提议会出现在战略家们的议程中。尽管中国也将发展自己的全球力量投送(航母战斗群)及其1小时全球打击体系，但美国完备的全球军力，尤其是分布全球的众多军事基地，以及维持世界安全的传统，将使美国继续扮演全球警察角色。中国作为巨量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投资能力和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将使中国扮演全球建筑师角色。中国在全球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是中国最具贡献，也最具历史经验和政治感觉的方面。中国上古时代的大禹正是依靠在天下兴修水利和治水治土等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当时天下各邦的广泛推崇而形成“中央之国”。21世纪的中国仍然坚信，把世界连成一体的基础设施及其以自身经济能量对全球的辐射带动作用，是一个从“命运共同体”上展开的伟大构想。平等交往，命运相连，以大扶小，以强扶弱，共同发展，是中国人内心怀报的真诚愿望。

　　中国重视全球发展的平衡性。一个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世界，应当承担由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议程。中国不打算象美国那样，把全球化中的“失败国家”和不满全球秩序的“特殊国家”及其产生的各种人道主义挑战、恐怖主义威胁和传统安全问题简单归入一个武力对付的事情。平衡性考量下，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全球社会底线扶助的经济协议，在更加广泛的全球公共事务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中国愿意支持的事务。一个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市场秩序中寻求发展的中国，奉行孔子的名言： “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没有人可以单独成功。中国的成功有赖于其他国家的成功;其他国家的成功，也有依赖于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继续发展意味着世界将面临美国力量相对衰落，中国力量不断上升的趋势。它将伴随着一系列逐步展开的多元力量并存格局。从全球单一美元货币体制，演变到美元与人民币双体制，或者美元、人民币、欧元三元体制结构。从美国一超控制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格局，演变为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和印度等更加合作维护全球秩序的多极化格局。这样一个世界是否不稳定，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牢固性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承载能力。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固执、偏私和狂妄都将导致全球秩序的崩溃，并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两国国家元首把中美关系彼此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疑是深具战略远见的判断。

　　在更加远期的展望上，中国如果大到足够形成全球中心国家，那么，历史或许将重现中央之国的辉煌与德性。作为中国的儒学家和战略家，我们有责任以传统的智慧和开新的思想驾驭中国进程的力量和稳健。我们心中装满了所有缔造人类秩序的各种可能性，但经纬人类秩序的法则和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永远是天地之道和我们心中的良知与理想。我们的德性有多高，我们能够承载的使命和事业就有多大。这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道理。中国传统既强调人类自身的努力，也相信天命的力量，此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国是否能够在21世纪登顶全球而再现辉煌，那并非仅仅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世界。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发展奠定于一个基于人性及其人类常理的中庸之道上，我们的所有前途便是中国人天命的展开。我们从事人类 “成己成物”，造福天下生民的伟大事业，并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则下展现人类彼此关系的善待与合作。我们笃信“德不孤，必有邻”。一个对中国知识及其中国事业建立理解和合作的世界，是中国成功的条件。这个演讲，试图促进这个政治愿景，并宣告当今国际政治学中国学派的兴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