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飞  来源：南风窗 2010年22期

　　“大国政治悲剧”绝不能在中美之间上演

　　奥巴马上台后，一度对发展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他不仅没有否定布什政府的积极对华政策，也没有让中美关系出现因白宫“换党”而一时倒退的“震荡期”，反而还要在布什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将“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升为“积极合作全面关系”。这种姿态自然也得到中国的回应。奥巴马访华时，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甚至写明要“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美方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

　　然而，才几个月过去，给人的感觉是，中美关系却是沿着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反的方向滑动，出现了“倒振荡期”。于是，有人又把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搬出来，认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必将在中美之间上演;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可否认，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确实在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且在当今世界，这种逻辑也是难以摆脱的，尤其是在美国。也正是这种逻辑的作用，再加上意识形态差异和冷战思维作祟，“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几乎成了真理。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当今世界的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不可能完全遵循那种逻辑行事。

　　当今时代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是核武器的存在。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就意味着核战争和核毁灭。这不仅是交战国家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如果说在前核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只是造成人员、财产的损失，使交战双方或一方的国家实力下降，然后还能通过和平重建恢复起来的话，那么在核时代，和平重建的可能性几乎无存。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有责任从两国人民的福祉、两大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存亡的高度出发，找出一条避免核灾难的路子来。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大国之间上演任何形式的“大国政治悲剧”，即使是不一定能带来核大战的冷战对抗，也都会是一损俱损。如果说在美苏冷战对抗之时，由于美苏双方基本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因而冷战还有胜利者的话，那么到了全球化已经将中美两国都深深卷入其中的当下，中美之间的冷战对抗就很难再有真正的赢家。

　　当今时代还是多极化的时代。在多极化背景下，大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像两极格局时那样截然分出两个阵营。在这种群雄并起的情况下，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最终结果都会两败俱伤，其他大国坐收渔人之利。如果中美走向对抗，结果一定是中国延迟崛起，美国加速衰落，提早失去霸权地位。

　　总而言之，“大国政治悲剧”不应该、也绝不能在中美之间上演;中美对抗不应该、也绝不能是两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选择。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中美关系需要精心呵护

　　中美建交30年来，双边关系风雨兼程走到今天，尽管有磕磕绊绊，但总体上还算顺利，毕竟没有出大格。这表明，中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并没有完全按照传统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双方都努力避免上演“大国政治悲剧”。于是，有人总结出了似乎是能反映中美关系实况和走势的信条：“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笔者以为，这个信条，前一半是能成立的，但是后一半却是有条件的，只有加上限定条件后才能成立。这个条件就是，中美双方都努力发展、精心呵护双边关系。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有相当大的合作潜力，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目前支撑中美关系的两根支柱是经贸关系和反恐等安全合作。然而，这两根支柱都不是坚不可摧的。当年英国同德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这并未阻止两国兵戎相见。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宁可同恐怖组织、塔利班结成盟友。

　　回顾国际关系史可以洞见，确实如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言，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之间走向冲突的案例比比皆是，相反的案例却鲜见。美国霸权取代英国霸权算是一例，但是两国之间有太多共性，这是中美之间无法相比的。可以说，中美关系犹如上坡行使的车，前进远不如倒退容易。如果前进动力不足，又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它就有可能持续向后滑行，甚至滑到危险的境地。

　　当年美苏两国走向冷战对抗的教训对观察中美关系有一定启示意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设想同苏联一起来共管世界，和平相处，可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背离了罗斯福的初衷。双方不仅进行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而且还大搞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使整个人类都被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按罗斯福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也成了美苏冷战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冷战的结果是“一死一伤”，美国虽然成了“不战而胜”的胜利者，但实力也受到严重削弱，西欧、日本乘势而起，同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更为重要的是，冷战使大量资源被用于军备，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美苏争霸还导致世界许多地区局势动荡，甚至发生局部热战。冷战既有害世界和平，也不利于共同发展。

　　同样的道理，发展中美关系光有良好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需要做好每一个细节。中美关系需要经营，需要呵护。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一方面，美国要应对一系列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以及扩展经济，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越发展、壮大，就越有能力提供有效的合作，作为合作伙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在美国心目中，正在崛起的中国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又构成制约、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中国越强，这种动力就越大。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就取决这两种动力的消长态势。如果发展动力大于制约动力，中美关系就向前进，反之就倒退。2009年，发展动力明显增长，于是出现蜜月;进入2010年，发展动力减弱，制约动力增长，于是摩擦增多。由于两种动力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中美关系无论是前进还是倒退，又都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

　　制约、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缘战略上，美国将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其潜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战略界一直在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目光紧盯着中国军费增长。2009年中国举行建国60周年庆典，展示了一些技术先进的武器，这更使“中国军事威胁论”鼓吹者似乎抓到了把柄。另一方面来自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在美国战略界看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崛起对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要比“民主国家”大得多，因为前者的战略走向是难以把握的，而后者虽然也会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一些问题，但却是比较好把握的，而且相比之下，“民主国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不仅如此，中国崛起还会带来发展模式的挑战。如果中国模式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仿效，那么美国模式的光环就会逐渐暗淡，而模式的影响力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是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而且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上述两个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防范、平衡、牵制、遏制等负面因素将进一步强化。如果两国对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不能加以有效的管控，中美关系就有可能朝冷战的方向滑动。这就如停在坡路上的车，要不使之向后溜，要么加油向上行，要么使用刹车。

　　以合作精神经营中美关系

　　对未来的中美关系，首先是要保证它“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使其“有可能好到哪里去”。要呵护好、经营好中美关系，使其“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必须冲破传统现实主义思维和冷战思维的束缚，以新的视野和思维来审视、处理双边关系。

　　当《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用其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来审视中国和平崛起时，他得出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的结论。而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批驳米氏的观点时称，当理论已经与现实不符时，应当修正理论，而不是改变现实。布氏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战略家之一，其视野要比米氏宽阔，思维也有创新。事实上，在中国崛起开始受美国战略界关注之时，也正是中美关系在“9?11”之后进入了一个新蜜月期之日。崛起大国必定要同霸权国家走向冲突的理论明显与事实相悖。

　　如果以理性、务实的思维来审视中美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非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道路可走，和平崛起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国如果不接纳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而是执意要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崛起，那只能是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最终导致美国加速衰落。除此之外，当今世界，需要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各国共同应对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像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全球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显得非常乏力。就是处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面对核毁灭的威胁，传统现实主义也陷入困境。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及国家发展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必然导致国家之间会为了争夺资源而战。那么，这个矛盾是否无解呢?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曾提出“宇宙空间论”，认为：正像宇宙空间是不断扩展的一样，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沃尔夫的观点可以从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找到许多证据。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再没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战争;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并没有给发达国家造成“断奶效应”，反倒促使发达国家互为市场和投资场所，以至于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远比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密切得多;石油生产国运用石油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导致“石油危机”，但却没有导致发达国家衰落，反而“倒逼”发达国家推进科技革命，开发新能源和新产业;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衰退为代价，反而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机遇。

　　发展中美关系还需要摈弃冷战思维。在当今世界，至少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已经没有截然的国家层面的“敌人”，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中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这里面自然包括美国。当然，这里并不是否认美国有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而是说要摆正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位置，认清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和立场。

　　发展中美关系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思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中美关系从布什时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到奥巴马时期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都突出“合作”这条主线。中美关系要保证“坏不到哪里去”，就必须加强合作。一方面要加强两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和议题上的合作;另一方面还要合作管控两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分歧、争端，使它们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积极寻找化解这些矛盾、分歧、争端的办法和出路。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对中美之间的争端，也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0/10/26

旧文章ID：2206

作者：刘建飞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5期

　　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国集团"论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成了西方媒体热捧的对象。何谓"两国集团"论?其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论调?

　　一、何谓"两国集团"论?

　　所谓"两国集团"(G2)，就是中美两国合作，共同主导世界事务。最早提出中美"G2"构想的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他在去年夏天发表于《外交》杂志上的文章首次提出，并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后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他的中美"G2"构想–如果美国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就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他建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应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随后，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也提出一个"新概念"，即"中美国"(Chimerica)。弗格森认为，现在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美国是全球最大消费国，中国是世界最大储蓄国;双方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中美国"论实际上是"两国集团"论的另一个版本。

　　不过，直到今年初，"两国集团"论才真正热起来。这是因为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加入了推销"两国集团"论的行列，这就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他曾主持中美建交谈判，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1月12日，在北京举办了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大型研讨会，布热津斯基同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基辛格一道与会。会上，他直接提出"应当召开由美中两国参与的G2峰会"。两天后，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足以改变世界的两国集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两国集团"思想。

　　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佐利克也遥相呼应。3月6日，身为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联合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经济复苏取决于"G2"》的文章，认为：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的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佐利克曾经提出了著名的、直到今天仍为官方使用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词语，林毅夫则是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

　　有这么多大人物参与，自然会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彭博新闻社网站1月21日发表文章：《一个17万亿美元的联盟可能会拯救世界经济》，为中美"G2"进行宣传。文章说，2009年将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原有的领导框架将会日益失去作用。美国和中国应该帮助全球经济，并使G2的程序正式化。"价值17万亿美元的G2集团则是全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现在到了华盛顿和北京停止相互指责而携手合作的时候了。"《日本经济新闻》2月8日刊登该报评论部副委员长泉宣道的一篇文章，题为《美中"G2"时代拉开帷幕》。文章说，"G2峰会构想的最终实现很有可能发生在未来4年中。"在伦敦20国峰会期间，中美元首实现了首次正式会晤，有的媒体声称，"胡奥会"比20国峰会本身更重要，G2比G20更重要，G2是G20的核心。

　　媒体的炒作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在伦敦峰会上，新闻中心只挂三个时钟：伦敦时间、北京时间和纽约时间。无论是开会还是照"全家福"，中国领导人都被安排在东道国领导人的右侧。中国传统是以右为尊，英国也是这样。

　　二、"两国集团"论脱离国际政治现实

　　"两国集团"论的提出有两个背景，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国际金融危机。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及西方深感力不从心，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尤其是经济增长势头最猛、手持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元资产的中国的合作。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打破常规，就职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亚洲，并且将访华作为压轴戏。在访华时，她强调美国要同中国继续合作，并将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首要的合作议题。在访华前，她在一次演讲中还用"同舟共济"来形容中美关系。客观地说，在上述两个背景下提出"两国集团"论，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视，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宽，就会看到，"两国集团"论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与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不符。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政治力量呈现出多极化、多元化、分散化和非极化的态势。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试图打造单极世界。但是多极化趋势并未因此而丧失。中、俄、欧、日、印综合国力都在上升，都力图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中国崛起只是多极化的推手之一。俄罗斯经济正快速复兴，军事实力大幅度提升，对外战略的进攻性明显增强，俄格南奥塞梯冲突就突显出俄罗斯对美国的强硬姿态。欧盟的独立性不断加强，在俄格冲突中，欧盟虽然反对俄罗斯的做法，但是也不对美国亦步亦趋。日本在冷战后经济一度低迷，但是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却未受动摇，而且正致力于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引人注目，国际战略专家普遍看好印度的发展前景，认为印度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一极。如果说在综合实力对比上，美国是全能冠军，那么其他大国都各有所长，俄罗斯可为军事上的亚军，日本则是经济上的亚军，而欧盟单就经济总量来看已经超过美国，尽管质的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分别同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组成"两国集团"(G2s)。就是同印度，美国也可以以"最强的民主国家"与"最大的民主国家"为名，组成美印"两国集团"。而单独将美中两国分离出来，组成"两国集团"，显然是有问题的。当然，随着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地位的下降，国际社会确实应该考虑构建一个新的大国协调机制或组织。

　　除了多极化这个大趋势外，国际政治力量多元化和分散化也是大趋势，这两个趋势导致了非极化。

　　冷战后，"非极力量"(即那些不可能成为"极"的中小国家和非国家力量)发展得更快，"非极化"(即"非极力量"不断上升，从而使"极"的影响力相对减弱的趋势)更为强劲。

　　军事上，在极之外，仍然有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等国家掌握着核武器，伊朗等许多国家都拥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极外国家的军费开支仍占世界的1/4。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极外国家所掌握的军事资源会越来越多，军事实力趋于增大。特别是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中小国家会掌握越来越多的威慑、反制大国军事威胁的手段，从而使大国所具有的军事力量优势难以发挥出来。

　　经济上，在"极"之外，既有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等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又有像巴西、墨西哥、南非、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土耳其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和中等国家，更有中东、中亚等地区的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东南亚、拉美都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有的份额趋于上升。近些年国际投资界十分关注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钻石11国"(孟加拉国、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越南)，除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外，都不是"多极"中的成员。目前被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力军的20集团(欧盟、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南非)中的多数国家也都属于非极力量。非极力量拥有世界大部分人力资源、能源和原材料，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他们会越来越善于运用自己的资源和"权力"，从而增大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非常值得注意：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而且有些国家长期停滞不前，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作为整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发达国家。

　　政治上，中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除了非极的国家行为体之外，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特别是没有极参加的国际组织，如非洲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各种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以及特殊的个人。金融大亨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甚至超过许多国家行为体。基地组织对美国搞的"9·11"恐怖袭击，对美国和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胜过那些极。当今世界，主要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所谓的极之间，而是在极与非极之间。目前，让美国最为头痛、对单极构成直接挑战的并不是那些极，而是所谓"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和恐怖组织等非极力量。

　　从非极化的角度看，"两国集团"论就更加缺乏现实依据了。

　　三、"两国集团"难以成为现实

　　"两国集团"论的提出，表明中国更受重视，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这并不是坏事。但是，中国一定要理性应对。

　　第一，"两国集团"论到目前为止还只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建议，并未成为美国官方的政策主张。

　　第二，"两国集团"论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提出的，其真实含义还有待观察。论者很可能是指特殊议题上的"中美两国集团"，即应对金融危机，而不是长远的国际安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等议题上的两国集团。奥巴马在参加完伦敦20国集团峰会后，就去参加庆祝北约成立60周年活动，给人的印象是，在国际安全上，美国还是要依赖北约，即"美欧G2"。应对金融危机并不影响美国去加强美欧同盟关系，巩固北约这个冷战最大遗产。再说，即使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也需要欧盟、日本这些重要经济力量的参与及合作。

　　第三，"中美两国集团"很难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是崇尚实力的国家，虽然中国实力在迅速增长，但美国心里明白，中美实力对比仍然悬殊。仅从可比的方面来看，经济上，中国的经济总量近4万亿美元，占世界9%，而美国的经济总量达13万亿美元，占世界28%;军事上，中国的军费开支为572亿美元，占世界5.2%，而美国的军费开支达5468亿美元，占世界近50%;科技上，中国的代表成果是神七升天，而美国的代表成果是火星探测，美国人在几十年前就已完成了探月之旅;外交上，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而美国与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经济发达国家有同盟关系;在社会制度的影响力上，目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只有5个，除中国和越南发展较快外，朝鲜、古巴、老挝的发展状况并不值得称道，而当今世界的多数国家都实行美国所认可的西方模式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同体"这个国际组织拥有120多个成员。此外，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一些同中国有利益竞争的国家都有可能打台湾牌，包括一些小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会利用台湾问题来"欺负"中国。有这样悬殊的实力差距，美国怎么会愿意同中国平起平坐呢?如果美国当真有意同中国搞"两国集团"，那也是美日模式或美欧模式的"两国集团"，美国在里面要唱主角，中国只能当配角。

　　第四，不管提出"两国集团"论的战略家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此论成为现实，那对中国外交会带来一系列挑战。无论是其他大国，还是众多的中小国家，肯定都不喜欢"两国集团"来主导国际事务。一些发展中大国对中国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存在疑虑。始于2003年的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对话论坛，已经被看成是由"三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三国集团"。它试图成为"全球层面发展中国家发言人"。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很难加入进去。其实，美国战略家一直主张保持欧亚大陆的均势，让欧亚大陆的大国相互制衡。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中就系统阐述了这种思想。另一位著名战略家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则提出让美国充当欧亚大陆的"离岸平衡手"，即坐山观虎斗，美国寻机介入，支持力量较弱的一方。如果中美真的组成"两国集团"，美国凭借其实力、联盟体系和地缘政治优势，较易掌握主导权和主动权，而中国则要冒极大的战略风险。

　　当然，理性应对"两国集团"论，警惕中国被"忽悠"，并不等于对美国积极发展中美关系的姿态持消极抵制态度。发展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仍然十分重要，只是中国在发展中美关系时要注意顾及其他方面的关系，注意搞"均衡外交"和"全方位外交"。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05

作者：刘建飞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12期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被看成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件事本身就有象征意义，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奥巴马声称要改变美国，得到了多数美国人的拥护。但是，他将如何改变美国，更令世人瞩目。

　　一、美国历史新的一页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一直由白人占据着。说得再具体点，是一直由男性白人占据着。说得更具体些，从华盛顿到小布什，除了肯尼迪外，美国总统都符合四个标准：白人、男性、英国人后裔、新教徒。只有肯尼迪是天主教徒，却在执政一千天后死于非命。

　　2008年总统选举刚一拉开帷幕就格外引人注目。占有天时和地利的民主党，在初选一开始，男性白人就被淘汰出局，奥巴马和希拉里成了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角。共和党方面虽然选出了一位男性白人，却是年过70的老人麦凯恩，如果赢得大选，则成了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当选总统。所以无论谁最终取胜，都会创造美国历史。于是，媒体热炒黑人、女人与老人之间的竞争。待初选结束，进入大选阶段后，共和党方面推出了佩林做副总统候选人。如果共和党获胜，美国就会出现第一位女性副总统。麦凯恩不仅年迈，而且患过癌症，如果任内有不测，副总统自然继任总统之位，那么美国就会出现第一位女总统。不管怎样，2008年的总统选举都会创造“第一”。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奥巴马。这颗政治新星的升起着实有点出乎观察家们的预料。一年前，媒体和观察家还都将目光聚焦在希拉里身上，认为她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铁板钉钉的事。2004年大选时，就有民意测验显示，如果希拉里出山参选，一定能代表民主党击败布什。但是她未出山。分析家们认为，她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2004年时，布什刚刚完成第一任期，可以竞争连任。从历史纪录来看，现任总统竞争连任成功的概率比较大。再则，由于“9·11”的原因，共和党还占有很大优势。共和党在解决安全事务上更有能力，这是普遍的看法。到了2008年，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现任总统不能再谋求连任，所有的参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希拉里果然在这时出山了。可是，积蓄力量多年的希拉里却在初选中最终败在了初出茅庐的奥巴马手中。而在2000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奥巴马作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要争取一个发言的机会都未成功。可见，当时他与希拉里在党内的地位与声望简直是天壤之别。

　　希拉里的失败，有许多教训值得政治学家们总结、研究。奥巴马能成功地击败希拉里，自有他的可圈可点之处，而击败希拉里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奥巴马夺取总统宝座的最为关键的一步。因为从民主、共和两党的情况来看，民主党占尽了各种优势。美国政治中有个“钟摆法则”，即两党要轮流执政，不能一党长期把持政权。共和党已执政8年，即使干得不错，人们也会觉得，换个执政党也许会更好。更何况布什政府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乏善可陈。在初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都竞相同布什政府拉开距离。而伊拉克问题更是成了民主党候选人攻击共和党候选人的利器。屋漏偏遭连阴雨。临近大选投票，美国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虽然危机的根子早在布什之前就埋下，但人们还是将主要责任推到布什政府身上。而在应对经济危机和发展经济上，民主党有较好的纪录。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大危机后，就是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将美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执政时，美国经济蒸蒸日上，财政盈余不断攀升。而布什政府执政8年，经济发展迟缓，不仅花光了克林顿政府留下的财政盈余，而且还创下巨额赤字。在这种情势下，民主党候选人赢得大选，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美利坚大学的一位研究选举的专家所说：“民主党不管谁做候选人都会赢得大选，如果输了，那就太不正常了。”这次选举，民主党在赢了总统选举的同时，还赢了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这也表明了两党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情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民主党成就了奥巴马，只不过是奥巴马抓住了有利时机，并且没有辜负民主党的重望。如果说奥巴马当选总统创造了美国历史的话，那么这个创举是由奥巴马与民主党共同完成的。

　　二、美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在这次总统选举的整个过程中，种族因素一直是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有些观察家一直怀疑奥巴马是否能够赢得选举。其理由就是，白人占多数的美国主流社会是相当保守的，很难接受一个非白人总统。甚至有人预测，奥巴马在竞选中会遭遇不测。而且据媒体报道，警方曾破获两起“白人至上主义者”企图刺杀奥巴马的事件。然而，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这已成为现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对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随着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人口的增多，谁是正宗的美国人这个问题已经摆在美国精英面前。如果美国主流社会拒绝接纳少数族裔，那么美国就会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种族冲突中，最终走向分裂。因为按现在的发展态势，再过几十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从美国长治久安的需要来看，白人应当从心理上接纳少数族裔，将他们看成是美国大家庭的平等的成员，而不是白人治理的国家中的外来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男性白人来治理美国这种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并深刻影响着相当一部分美国白人的思想和情感。这也正是观察家们一直有一种担心的原因。他们担心：种族因素会在这次大选中发酵，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人们宁可选择一位符合传统标准的老人，也不愿意接受一位年富力强但不符合传统标准的人。媒体的报道也隐约地反映着这种情况。尽管奥巴马并不完全是黑人，他的母亲是纯正的白人，而且他是由外祖母———正统的白人家庭———抚养大的，但媒体仍然用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来描述他。奥巴马的竞争对手也曾一度试图将他与穆斯林挂起钩来。在美国，法律上禁止种族歧视。所以在公开场合，人们绝对不能表现出种族歧视的迹象。但是选举投票是秘密的行为，人们完全可以按自己的真心来行事。

　　笔者参加了一个美国选举考察团。按照日程安排，考察团在大选日的夜晚到一个集会上观摩选举结果揭晓。在结果揭晓前，负责考察活动的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表示，他此刻很紧张。他支持奥巴马，而且认为他应该赢;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令人震惊的结果，即麦凯恩赢。他说，如果那样，美国会出大麻烦。不过，这位官员最终还是安心了。

　　奥巴马胜选，表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美国基本解决了。美国白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一位“黑人总统”这个现实。这是美国社会巨大变迁的一个标志。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种族的熔炉，又取得了一个飞跃性的进步。由林肯废除奴隶制，到20世纪50—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再到奥巴马当选总统，黑人在美国的处境和地位一步步得到改变。这既是黑人进行不懈的和平斗争的结果，也是多数白人包容、接纳的体现。经过200多年的变迁，美国已经实现了由白人主导、治理的社会到各种族平等相处、共同治理的社会的转变。奥巴马的成功，会对众多有政治抱负的少数族裔产生巨大的鼓舞，促使他们去努力奋斗，实现理想。过去，少数族裔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商、法律工作和社会工作上，从政者甚少。虽然近些年有一些少数族裔进入了联邦政府内阁，但“总统梦”却几乎无人做。奥巴马等于向世人昭示，什么样的“美国梦”都能做，也都能够实现。奥巴马效应有可能会激发更多有才干的少数族裔投身于政治事业的热情，而这又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社会的变迁和民族、种族的融合。

　　除了对美国社会变迁的意义外，奥巴马胜选对美国政治生活也有重大意义。美国虽然以民主的楷模自居，但是其民主制度中却有许多弊端一直受世人诟病。其中之一就是金钱政治。候选人如果不能得到财团或有经济实力的政治组织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充足的选举经费，因此也就很难取胜。但是这次选举，奥巴马通过募集小额资金，积少成多，最后募集到的资金竟远远超过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得到了广大低收入选民的支持，而不是受大财团或工会的影响，其民意基础比历任当选总统都雄厚。这次大选投票率达64%，创下196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美国大选投票率通常都是在50%左右。众多的普通国民支持奥巴马，就是想成为“民主股东”，在选择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上发挥作用。那位负责我们选举考察活动的国务院官员在选举结果揭晓后称，这次选举是“民主的胜利”。此前他担心，有雄厚民意基础的奥巴马如果败选，就真的表明，美国民主制度快要完蛋了。有观察家称，这次选举再次证明，美国民主制度是一种能够使人才不拘一格涌现出来的有效机制。

　　奥巴马胜选，对美国来说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美国近些年境况不佳，对外深陷伊拉克战争不能自拔，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软实力下降;对内面临金融危机，民众怨声载道。人们急切希望能够有人领导美国进行变革，打破这种沉闷局面，使美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奥巴马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态，打出“变革”的旗帜。尤其是他不平凡的身世和经历，让许多美国人觉得，他有可能摆脱美国政治中那些陈规旧套的束缚，开辟出一条能使美国获得新生的道路。

　　奥巴马胜选，对国际政治也有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美国的软实力会有所恢复。一方面，美国民主模式会重新获得许多国家的认可，尤其是非洲国家;另一方面，一个少数族裔当总统，容易拉近美国同很多国家的距离，如拉美、非洲、亚洲。肯尼亚举国放假一天，以示对奥巴马胜选的庆贺。这在有些人看来有点搞笑，但却反映出一种情感。非洲国家同美国之间的隔膜有可能因奥巴马而消除。其次，如果奥巴马真的能够领导美国进行“变革”，那么美国的综合实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如此，美国的世界地位会维持更长的时间。最后，如果奥巴马能够汲取布什政府的教训，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地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多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么世界局势会更稳定、平和一些。不过，奥巴马胜选也有可能使美国人更加认同自己的民主制度，从而促使政府更加重视向外推进民主。

　　正是因为奥巴马胜选如此不同凡响，所以大选结果一揭晓，有些媒体就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甚至有人称，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有可能超过“9·11”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评论是有道理的。

　　三、变革征程多艰险

　　奥巴马靠打“变革”牌赢得大选，那么他能否不负美国人民所望，领导美国进行“变革”呢?

　　许多专家认为，奥巴马肯定会在变革上有所作为，但是又不能对之抱以太高的期望。因为奥巴马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的制约。共和党虽然是国会参众两院的少数党，但是在参议院仍然拥有足够的席位可以拖延、阻止总统的提案。美国两大党都习惯于走中间路线，任何极端的政策都很难被贯彻下去。奥巴马也不可能突破这一传统进行激进的改革。尤其是对外政策领域，美国两大党本来就没有原则的差别，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所不同的只是对国家利益优先排序上有所不同，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有些差别而已，因此，指望奥巴马政府会来一个外交革命是很不现实的。

　　更为严重的制约因素还是种族问题。种族因素未能决定这次选举进程，一方面是美国社会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形势变化。伊拉克战争，特别是金融危机，成为美国迫在眉睫的问题，从而使种族问题暂时被掩盖或边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问题就此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消失了。从这次选举投票的情况来看，种族矛盾仍若隐若现。有55%的白人选民将选票投给了麦凯恩，其中多数是男性。与之相对应，95%的黑人将选票投给了奥巴马。大选结果揭晓后，黑人都欢呼雀跃，激动得热泪盈眶;黑人司机鸣喇叭以示庆贺;笔者所住宾馆的黑人工作人员，见面后都呼喊“奥巴马”，以示喜悦之情;赖斯、鲍威尔这些在共和党政府担任或担任过要职的黑人都表示，他们为奥巴马而骄傲。可以看出，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当选，是黑人地位提高的体现，是他们扬眉吐气的时刻，是他们的胜利。当然，也有不少白人加入了庆贺的行列，但是他们的心情与黑人是不同的。他们主要是从“民主的胜利”或“民主党的胜利”的角度来庆贺。黑人与白人对奥巴马胜选的不同理解，表明种族的心理差距犹存。美利坚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认为，奥巴马当选总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种族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在国会参议院，奥巴马离开后，黑人所占的议席就变成零个;在众议院，黑人所拥有的席位与黑人所占人口比重也不成比例。这表明，在政治舞台上，白人仍占有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过于照顾那些坚定地支持他并把他看成是族群领袖的黑人的利益，必定会遭到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的反对、抵制;如果不照顾黑人的利益，不显示出与白人总统的不同，肯定会使黑人感到失望。奥巴马必须以全民总统的姿态入住白宫。

　　其实，奥巴马刚一胜选，就已经开始努力来塑造自己的全民总统形象。他在胜选答谢演说中赞美了竞争对手麦凯恩，肯定了对手在竞争中的表现。他还刻意系了一条红色领带，而红色是共和党的标志色。在组阁问题上，他早就表示要吸引美国两党的优秀人才，组成跨党的内阁。然而，这种以团结为重的作法，又会限制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照顾到两党多数的要求，都会是妥协的产物。

　　看来，奥巴马立志要改变美国，这成就了他的总统梦;但是，前进的道路上却充满着艰险。奥巴马当选，已经改变了美国，但是这种改变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奥巴马如何像他在竞选中承诺的那样来“改变”美国，需要拭目以待。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04

作者：刘永涛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

　　内容提要: 在美国政治里,总统通常选择不同途径去推动自己的政策议程,包括单方面签署和颁布总统行政命令或指令。 作为一个重要的单边行动工具,国家安全指令被认为是最为机密、最具有权势的美国总统指令,并在影响和规定美国对外及军事政策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家安全指令不仅构成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一部分,而且一些指令引发饱受争议的美国对外政策行动,给世界政治带来复杂的后果。 由于使用上具有随意性、保密性和灵活性,国家安全指令成为战后美国总统绕开国会权力制约、经常使用却又最为隐蔽的行政密令。 不仅美国国会和普通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知晓总统签署了这些指令,而且它妨碍了国会参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实施政策监督的宪法权力,对美国联邦政治体制中有关权力分享及制衡的基本原则构成挑战。

　　国家安全指令：美国总统最为隐蔽的单边政策工具.pdf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03

作者：刘永涛  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夏季号

　　【内容提要】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成为人们分析和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时的一个出发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它不仅有自己的基本主张，而且提出美国外交战略思考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本文对这些基本主张和指导原则加以叙述和归纳，并对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所制造的一系列对华政策话语进行解读，指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施加影响的程度，既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得势程度有关，也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与变化中的世界政治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相吻合的程度有关。

　　【关键词】美国新保守主义 对华政策话语 美国政府 影响力

　　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分析中，“新保守主义”不断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1] 一种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随着冷战结束，尤其随着“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它不仅有一套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侧面。[2]

　　那么，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了影响吗?如果构成了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提出这类问题实际上是要理解“谁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更具一般性问题中“知识精英话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一种假定是，所有的美国对外政策受影响于一定的观念、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而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情形，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不过，本文同时认为，有关“影响的程度”问题又是一个在经验上难题实证的问题。于是，本文采取一种诠释的方式，通过对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解读，并从新保守主义的盛衰地位和中美关系的现实环境，去理解在这类话语和冷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之间的可能联系。

　　本文首先叙述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揭示这些主张在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原则中的体现;然后对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进行适当解读和归纳，以便抓住它们的核心含义。本文最后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变化以及它与世界政治及中美关系现实变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去理解新保守主义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影响的程度及其局限性。

　　一

　　美国新保守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外交战略方面，新保守主义者所推崇的主要人物被认为有西奥多·罗斯福和罗纳德·里根，这两个已故前美国总统的思想对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最喜欢阅读的著作之一被认为是古希腊人修昔底斯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就世界观而言，美国新保守主义属于对人性和人类社会持悲观看法之类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悲观的思想是与这个国家的传统精神(譬如美国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美国秉性的一般特征)相悖的。尽管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经常使用“自由、民主、人权”等字眼，并在政治目标上显得很乐观，但这种乐观主要只是反映在文字上。实际上，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种霍布斯式的“残酷”世界。新保守主义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分歧，但是，它们均分享着以下的基本主张：

　　第一，从根本上讲，人性是恶的，而且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人类的生存状况是依据善与恶而得到确定的;考察一个行为体具有何种政治特征，关键是看该行为体对善与恶所做的选择。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中，美国不仅一直高举道德的旗帜，而且还是对恶加以遏制和铲除的主要力量。

　　第二，在确保民主自由和制造革命性变化方面，全球市场所培育的竞争手段——而不是机构合作——才是更为主要的动力。在建立市场规则方面，存在一些机构性的框架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框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强调了结果平等，而忽视了过程平等。

　　第三，合法性更多地来自于致力于民主建设，而不是来自于普遍参与国际机制，更何况有些机制中的许多成员尚不属于民主的国家。

　　根据这些主张，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则：

　　第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是维护各主权国家独立及自由的保证。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不民主的国家，那么，这种权力均势就是一种必要选择，而不是把倡导集体安全或依赖国际机构作为替代选择。无论是集体安全还是国际机构，它们只有在权力均势的作用下才是有用的。

　　第二，决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要素是军事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加以使用的政治意愿。军事力量优先于包括经济、外交或所谓软力量在内的其它力量，理由是，假如没有军事力量，其它所有形式的力量都是虚弱的、靠不住的。

　　第三，当今世界处于一种“单极时刻”，美国是这一时刻中的唯一超级大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政治意愿以及将自身充足的物质资源转换成所渴望的政治结果，应该是对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选择，而不是最后的选择。在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美国应该把“慕尼黑绥靖”而不是“越南战争”作为历史类比，因为前者可用于作为确立美国军事上先发制人思想的依据，后者则会挫伤美国军队在反恐战争中的士气。

　　于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不赞成冷战后世界政治潮流所倡导的一些基本理念。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那里，争夺军事上的优势是一条永恒的法则;国家之间建立共同体去协调国际事务是不可能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不可靠的;在敌人决定消灭你之前，先发制人地消灭敌人;不相信也不说服别人相信“世界将会变得更好”。2001年，一些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给新执政的布什政府写信，建议总统不要关注国际政治中诸如“稳定”、“正常化”之类的概念[3];所谓国家之间“良好关系”是一种令人产生猜疑的外交辞令;“威慑”、“遏制”、“集体安全”、“建立互信”、“对话”、“共识”等在当今世界政治里基本上是不奏效的[4]。在他们看来，一些国际条约和协定并不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基础，而是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谋求“制约和控制美国权力”的工具[5]。新保守主义者也不太关注非军事因素的作用，如鼓励经济、减少贫困、软实力、环境保护、国际商务等，甚至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看来，“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其主要考虑是要在中东推广民主，而不一定是为了那个主权国家的石油。

　　在美国，所谓新保守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它从冷战时期竭力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向冷战后努力倡导“单极”理念。所谓单极论，它是一种关于美国处于全球主导地位的理念，是一些美国人针对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其核心含义是要求维护和巩固“美利坚强大”的事业。这种理念起源于老布什政府时期，并在1990年代获得发展。冷战结束前夕，一批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精英开始提出，一个以美国单独主导世界秩序的时刻到来，即所谓的“单极时刻”[6]。冷战结束后，单极论倡导者们试图为未来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确立一幅宏大蓝图，并提出美国全球大战略。他们指出，美国应该建立“一种全球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标准旨在影响国际环境自身的发展”,使其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7];“美国不仅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警察或掌管者，而且还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灯塔或指南”[8]。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应该由一个超级大国所支配。美国对外政策在冷战后的新目标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从全球的角度加以定义，任何地方发生冲突，将被认为是在美国周边所发生的冲突。为了维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必须采取建设性的行为并利用充足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冷战后的美国安全不单是狭隘的美国本土安全，而且还包括全球的安全，因此，冷战后的美国不但不应该削减自身的军事开支，反而需要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其延伸到世界的各个地区，并运用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去重铸一种新的“美国治下的民主和平”。

　　二

　　美国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东山再起之后，不仅提出指导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原则，而且竭力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新保守主义开始对中国的变化给予密切的关注，并在冷战后的不同时期提出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主张。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总体认识和看法，主要是建立在上述的新保守主义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战略考虑基础上。这些认识和看法是审慎的、悲观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他们的对华政策主张是以这样一些假设作为基础：中国仍然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一;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现存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美中之间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军事上的较量。

　　于是，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制造了一系列对华政策话语。它们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加以解读：一是批评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在对华关系方面采取温和、妥协的政策;二是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敌对的、至少是竞争的关系，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是，中国物质实力的增强从逻辑上讲对美国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

　　从历史上看，每当美国政府试图对华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选择时，新保守主义者便会对美国政府温和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1970年代末，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对美国扩大与共产主义中国的联系一度表示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里根政府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譬如，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访问中国)，并试图沿着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的努力方向与中国改善关系。于是，里根政府和新保守主义之间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发生分歧。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和主要的共和党人看来，里根的对华政策“令人不舒服”。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保罗·D·沃尔福威兹则鼓励美国政府与中国的接触，尽管他和当时的国务卿舒尔兹都不赞成亨利·基辛格关于冷战时期中国在抗衡苏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看法。1983年，里根提出想访问中国，沃尔福威兹建议，为了避免看上去美国人再次向中国人“磕头”，这次要求中国总理先访问美国，然后美国总统再去中国，否则，它会给人感觉中国处于强势地位。据称，沃尔福威兹的建议在美国政府内占居上风[9]。1984年1月，中国总理访问美国，同年4月，美国总统访问中国。

　　新保守主义者对克林顿政府和后来的小布什政府的若干对华政策也提出批评。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强烈指责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认为美国政府出于对华贸易利益而与中国打交道是在搞绥精政策，而“绥靖中国”是一个错误;在他们看来，美国政府与中国做贸易不会使中国变得更加民主、更加负责任[10]。乔治·W·布什曾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11]， 布什的对华政策表态得到新保守主义者的赞赏。然而，当2001年布什步入白宫后不久以务实态度处理中美之间撞机事件时，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开始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布什政府在外交处理上对中国人使用“遗憾”一词，声称该事件表明“美国已经处于被羞辱的路途上”[12];并呼吁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应该是帮助中国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13]。这些言论成为当时新保守主义开始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不满的一部分。

　　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方面，是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关系确立为敌对的、至少是竞争的关系，但绝不是战略合作的关系。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沿袭冷战时期对国际政治的思维，利用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把冷战后的中国继续列入美国的“敌人”名单上[14]，。他们建议，美国应确定“审慎的地缘政治”战略，谋求与越南、印度和俄罗斯建立更良好的社会关系，减少对日本的经济压力。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包括带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国会议员们)看来，由于对华经济制裁作用不大，美国政府应该加大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以便使中国政府感到不安。

　　“9.11”事件后，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经贸合作、外交及军事交流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双方之间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中国力量的崛起再度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个期间，美国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直接参与了国内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

　　一种主要的观点认为，当今全球权力正在经历重大的历史性转移，亚洲正在出现印度和中国力量的崛起。不过，新保守主义者指出，美国应该“欢迎一个新的印度——一个拥有核武器、守法、操英语的国家——进入世界舞台”，印度将成为“美国的一个紧密盟友”;中国则“将很快成为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并在未来成为美国的挑战者。[15]新保守主义杂志甚至发表署名文章，呼吁美国应该支持日本想做“正常”国家的努力，美日之间的军事联盟关系应该得到加强，以牵制中国[16]。在这些言论里，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对中国的身份再次加以确定，并且试图把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身份区别开来，从而确定美中之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美国与另一个亚洲崛起国家印度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不同于美日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还认为，中国正在利用朝鲜与华盛顿和东京作战，而不必直接介入其中;“中国在中东、中美洲和南美洲、东南亚的对外政策，受支配于19世纪美国式的现实政治”。[17]

　　作为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的逻辑延伸，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另一个核心是敦促美国政府提早对中国采取“防范”战略，因为在审慎而悲观的新保守主义者看来，防范一个潜在的“挑战者”宜早而不宜迟。如前所述，新保守主义者极为看重未来世界政治中物质实力的安排。如果说占支配地位的工具是军事，那么，它规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思维模式是要寻找外部的敌人。在一些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规定了它是美国唯一选择需要加以对付一个对手[18];而且是一个“政治、军事及道德上的对手”[19]。

　　在防范中国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内部大体上有两种选择取向。一种是以遏制为主的防范战略。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对中国的军事保持高度警惕。罗伯特·D·卡普兰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法的[20]。但是，作为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卡普兰写道：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或空军曾对美国构成过威胁，不过，“这种情形将立即发生变化。中国正准备深入太平洋……不难想象的是，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情形将会重演，其对抗的重心不是处于欧洲腹地，而是在太平洋的环礁上”。[21]因此，在他看来，“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在太平洋上反复与美国进行不对称的对抗”，“美国的军事与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争斗将确定着21世纪”。[22]因此，对中国军事力量加以遏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前面提及的美国与其他盟国之间加强军事联系之外，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带有先进雷达系统的导弹驱逐舰，要求美国领导人单方面宣布，美国不容忍中国大陆占领或使用导弹袭击的方式打击台湾，并建议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和现实。

　　另一种取向则表现得相对温和。199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者扎尔梅·卡里扎德(现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等人撰写了《美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战略及其军事含义》文本[23]。这是美国兰德公司为美国空军所撰写的一份报告。它分析了当前及未来的中美关系，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应采取“遏制和接触”(Congagement)的战略。2005年9月，美国国务院里另一名新保守主义官员罗伯特·佐利克(他本人于2006年6月19日突然宣布辞去美国副国务卿职务)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政策演说，提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新概念，认为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上分享共同的利益,并试图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社会”。与前一种取向不同的是，这种取向更倾向于试图使美国对华政策适应于处于变化中的中国以及世界政治格局。

　　三

　　如果说新保守主义一直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那么，它是否构成了影响，假如构成了影响，影响有多大。这是一个从经验上难以给予确切回答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美国政治结构的特征决定着美国政府内部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对华政策话语，譬如总统的对华政策话语会不同于国会的对华政策话语，国务院的对华政策话语会与国防部或中央情报局的对华政策话语相矛盾等。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中美关系，美国决策者们不得不日益倾向于听取来自不同渠道包括知识精英和思想库专家们的建议，不同的观念、信仰以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甚至在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会内部存在着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但是，仍然不清楚的是，像新保守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构成多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本文认为，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并制约着新保守主义影响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程度。一个因素是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另一个因素是中美关系本身变化和发展的程度。冷战结束前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再度出现，但在整个1990年代并没有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也没有受到克林顿政府的明显青睐。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主要依据了美国外交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并揉和了一定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成分，提出对华采取“全面接触”的战略选择，尽管这个选择经常遭到来自美国国内保守力量尤其来自国会保守的共和党人的激烈批评。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真正意义上的东山再起，应该是伴随着布什政府执政开始的。大量的研究表明，这时的新保守主义者更为突出地利用机构性力量(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思想库、政府供职等途径)传播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理念，而“9.11”事件的发生似乎正好证实了这些主张和理念的“正确性”及“合理性”。21世纪初，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尤其中东政策)制定构成影响是明显的，譬如在白宫、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中央情报局，都存在着身居要职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倡导者或支持者。

　　然而，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影响显得比较复杂，它经历了一个从布什政府最初受影响于激进的新保守主义而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到后来受影响于温和的保守主义而把中国确定为美国的“利益攸关者”的变化。首先，它与21世纪中美关系本身的变化相关联。尽管布什政府包括布什本人欣赏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和对外政策理念，但是，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不得不更多地以务实及合作作为基础，而不是简单地依赖某种政治意识形态。[24]如果说布什政府内部曾就是否“遏制”还是“接触”中国展开过严肃的辩论，那么，这场辩论现在已经结束。事实上，中美两国正在探索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一方面，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既是一个竞争者也是一个朋友，但不是敌人。布什政府接受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在竞争的过程中对中国采取“防范”战略，但也承认美国在实现自身对外政策目标时需要中国给予合作，譬如邀请中国在控制朝鲜和伊朗核计划以及稳定全球经济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个话语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中国做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尽管中国可能不会无限期地容忍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霸权地位，但是中国与当今世界秩序之间的利害关系太密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打破这种秩序，中国也从未为自己“设计过建立地区或全球霸权的理论和战略”。[25]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现实发展，并非完全沿着新保守主义所设计的对华政策轨迹推进。

　　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程度也与新保守主义本身在美国政治思潮中地位变化有关。布什政府目前在伊拉克战争政策上所面临的严重困境，给激进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的“正确性”及“合理性”提出质疑。此外，在过去的几年里，新保守主义不仅在美国国内受到广泛批评，而且其内部出现严重分化和矛盾，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削弱了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26] 于是，在一些人看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盛行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并开始走下坡路。

　　不过，就在共和党内部新保守主义派别之间激烈争斗的时候，新保守主义的一些信条开始在民主党内“复活”起来。据称，一批与民主党有关的权威学者和年轻的国家安全专家——譬如《新共和》杂志主编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和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威尔·马歇尔(Will Marshall)——以及一些民主党政客——譬如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弗吉尼亚前州长马克·沃纳(Mark Warner)和艾奥瓦州长兼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主席汤姆·维尔萨克(Tom Vilsack)——呼吁重温杜鲁门和肯尼迪总统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计划。他们主张扩大目前的反恐战争、增加军事力量、在全球推广民主，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在必要时不要害怕使用武力。[27]本文认为，如果新保守主义重新返回民主党，那么，它似乎要进一步说明，“9.11”事件后美国社会的政治气候从总体上讲正在从中间逐渐走向右倾，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党派、群体和社团，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

　　综上所述，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提出指导美国外交战略思考的基本原则，并试图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尽管对施加影响的程度难以从经验上加以实证，但是，本文通过诠释的方式，叙述了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及建立在这些主张基础上的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本文认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过份看重军事力量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甚至不适当地把使用这种物质力量资源作为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它在强调美国利用冷战后国际体系“单极时刻”的同时，忽视和低估了当代世界政治强调各行为体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合作”、“对话”以及“共识”的重要性。

　　本文把冷战后新保守在对华政策话语放在一定的历史及社会环境里加以解读，发现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总体特征是把当代中国视为冷战后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潜在挑战者，把崛起的中国力量作为加以遏制和防范的对象。本文认为，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变化的中国和现实的中美关系发展。一些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身份的消极看法，基本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对华思维模式，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必然导致它对冷战后中国物质实力增强持悲观甚至敌视的看法，并在对华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与世界政治及现实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不相符合的言论。事实上，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已经不再努力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在世界范围内加以宣传;也不再支持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或向它们输出“游击战争”概念。相反，中国正在鼓励市场经济，加强竞争的市场机制，分享自由贸易理念。中美之间在经济、社会领域乃至在国际事务方面分享的价值逐渐增多。因此，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实际影响在布什政府时期经历着变化过程，而且是有限的。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话语影响更加虚弱。

　　本文也指出，冷战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与新保守主义本身在美国政治中的盛衰地位有关。冷战后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东山再起，尤其随着布什政府的执政而似乎盛行于美国政府的决策中，它一度成为指导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指南。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陷入严重的困境，新保守主义主张和对外政策理念开始遭遇严重的挫折。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话语的影响力也应该受到削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自“9.11“事件后，整个美国社会的政治气候从总体上讲更加趋于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将与其它的意识形态一起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新保守主义像一些人所观察的那样在民主党的知识精英和政客中间“复活”，那么，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前途，以及它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可能影响，还有待人们冷静观察。

　　注释：

　　* 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1] 在我国，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理念的更多关注，主要是随着乔治·W·布什总统入主白宫而开始的，尤其随着美国政府展开全球“反恐”战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人们对它给予更为密切而持续的关注，

　　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列举近来部分的作品：王传剑：“新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潘锐：“论新保守主义与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载倪世雄和刘永涛编：《美国问题研究》(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5年;姜振飞和姜恒：“新保守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史泽华：“戈德华特保守主义外交战略思想评析”，《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李志东和梅仁毅：“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王恩铭：“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何志龙：“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大中东计划’”，《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等。

　　[2] 近年来，论述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理念的分析文章也屡见报端。因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仅列举学术期刊上的有关成果：元简：“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张睿壮：“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王联合：“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观察》，2005年第6期等。

　　[3] Steven Mufson: “Bush Urged to Champion Human Rights: Conservatives Call on President to Promote Democracy, Freedom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6, 2001, p. A5, 转引自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

　　[4] Robert J. Lieber: “The Folly of Containment”, Commentary, April 2003, 00.15-21.

　　[5] Jeane Kirkpatrick: “American Power-For What?” Commentary, January 2000, p. 34; John Bolton: “Courting Danger: What’s Wr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R. James Woolsey, (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der (New Jersey: Trnasaction, 2003), pp. 93-108.

　　[6]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冷战后美国处于国际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现象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美国应该利用这一“时刻”去重铸一个符合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世纪秩序”，见Charles Krauthammer: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1990-1, (Winter); 1992年初，美国国防部在迪克·切尼的领导下完成新的美国对外政策战略，放弃战后“集体国际主义”概念，提出“由一个大国仁慈主宰”的新概念。

　　[7]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0), pp. 13-23.

　　[8] Lawrence F. Kapl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War Over Iraq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3), p. 21.另一本新保守主义著作也重申了这类主题，参阅David Frum and Richard Perle: An End to Evil: 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Radom House, 2003)。

　　[9] Gary Dorrien: Imperial Designs： Neo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Pax America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59.

　　[10] 1999年至2000年期间，新保守主义“知识精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言论，譬如：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Call Off the Engagement”, Weekly Standard, May 24, 1999; Robert Kagan: “How China Will Take Taiwan”, Washington Post, May 12, 2000, B17; Robert Kagan: “Clinton’s China Two Step”,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7, 2000, A23;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China’s Trade Deal—Why Rush?” Weekly Standard, April 24/May 1, 2000;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he Bucks Stop Here”, Weekly Standard, May 22, 2000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he Appeasement Gamble”, Weekly Standard, May 29, 2000.

　　[11] Governor George W. Bush: “A Distantly Amercian Internationalism”, speech at Ronald Reagan Library, Simi Valley, California, November 19, 1999，转引自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

　　[12]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National Humiliation”, Weekly Standard, April 16, 2001, pp. 12-14.

　　[13] William Kristol: “Democracy in China: How about Promoting Democracy Instead of Engaging in Dictatorship”, Weekly Standard, June 25, 2001, p.11.

　　[14]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July 31, 1995.

　　[15] Victor David Hanson: “The Global Shift”, National Review Online, June 10, 2005,(http:// article.nationalreview.com/?q=MWE4MjA2MGJiMjg3MTQ0NWY5YWUzMjJjNTkzNmFiNDU=)

　　[16] Richard Lowry: “Time for the Sun to Rise”, National Review, July 4, 2005, pp. 29-31.

　　[17] 同上。

　　[18] Ross H. Munro: “Counter, Confront and Challenge?”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scisco: Encounter, 2000), pp. 68-69.

　　[19] Elliott Abrams et al.: “American Power—For What?” Commentary, January 2000, pp. 21-47.

　　[20]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2005, pp. 49-64.

　　[21] 同上，第49页。

　　[22] 同上。

　　[23] Zalmay M. Khalizad, David T. Orletsky, David Shlapak, Ashley J. Tellis: The U.S. and a Rsing China: Srategies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1999).

　　[24] 有关的具体分析，可参阅王联合：“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观察》，2005年第6期，第15-16页。

　　[25] 郭万超：《中国崛起：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26] 在美国，对新保守主义提出批评和质疑的情形是常见的，但是，从新保守主义核心成员内部发出对新保守主义的挑战则是罕见的，最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著书与新保守主义主张决裂，便是一个例子。见Francis Fukuyama：America at the Crossroad: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另参阅周琪：“福山对‘布什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理念的抨击”，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 49152/4315752.html。针对目前新保守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有人提出，保守主义的大战略若要取得成功，一个前提条件是新保守主义内部的不同分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保守的现实主义)之间要联合起来。见Henry R. Nau: “No Enemies on the Righ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8, Winter 2004/2005, pp. 4-8.

　　[27] Jacob Heibrunn: “Return of the liberal hawks”, Los Angles Times, May 28, 2006, p. M1.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01

作者：刘永涛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9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严重衰退、联邦赤字和国债逐年攀升，茶党运动在美国大地异军突起，对美国社会及政治(尤其在许多保守的选民和共和党人中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场喧嚣的、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抗议活动，茶党运动的主要抱负是谋求拯救和改造当代美国社会，重铸极端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其主要思想来源乃是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平民主义。茶党运动积极分子、支持者以及保守的新闻媒体和国会共和党议员，构成这场运动的三股主要力量。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极端右翼保守的主张和看法，谋求把共和党重铸为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政党。具有极端保守主义倾向的茶党运动也谋求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关 键 词】茶党运动/极端保守主义/美国政治/对华关系

　　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联邦赤字和国债逐年攀升，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异军突起，其主要目标是谋求拯救和改造当代美国社会，重铸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作为一场喧嚣的、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抗议活动，茶党运动来势凶猛，对美国社会及政治(尤其在许多保守的选民和共和党人中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引起人们对它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给予关注①。

　　在美国政治话语里，茶党这一术语往往与“反抗”或“抵制”的含义相联系。1773年，波士顿殖民者不满英国政府颁布的征茶税令，把准备运往英国的茶箱货物倾倒入波土顿湾以示抗议。“茶党”一词由此而得名。2009年，当代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东山再起，这次所抵制的对象则是美国政府②。随着民主党人奥巴马入主白宫，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党派分歧和矛盾开始加剧。白宫和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国会通过“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条例”，并在大多数共和党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使这一刺激美国经济的条例仍然成为一项美国法律。党派之间缺乏合作和共识的情形，进一步激怒了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势力。在新闻媒体不断宣传报道的推动下，许多基层保守主义人士和团体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奥巴马政府和国会的增税计划。一场“反政府”的茶党运动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

　　一、茶党运动的思想来源以及谁是茶党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运动都有一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其行动纲领指导。大体上讲，当下美国茶党运动的思想基础主要有三个来源，它们分别是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自由意志论和平民主义思潮。

　　在美国，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是一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对美国社会和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和作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美国建国时期以倡导和奉行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作为启蒙，但是保守主义却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思想之一。保守主义的核心含义是，尊重传统、赞成共和国体制、崇尚法制和基督教教义、捍卫西方文明免受所谓现代专制政治文化的挑战。不过，保守主义内部逐渐形成不同的分支。政治保守主义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责乃是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及财产;过分的政府行为将危害公民自由和社会进步。经济保守主义赞成精简政府、低税、有限的企业规定、企业自由化。社会保守主义则崇尚传统的社会价值，包括赞成实施学校祷告和死刑做法，反对世俗主义、堕胎以及同性婚姻。一般地讲，大多数保守主义者支持共和党(而非民主党)人，赞成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维持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的优势地位。

　　茶党运动还有着强烈的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根基。自由意志论在一些方面分享着保守主义理念。它倡导有限政府并反对行政官僚作风，认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保护公民及企业免受恐吓及暴力的威胁;提倡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社会责任和义务;赞成自由经济市场，反对增税;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持宽容态度等③。不过，极端的自由意志论所面临的难题更多是在实践(而不是理念)方面。譬如，里根政府时期，经济自由意志论倡导政府不要插手商业活动，它使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背负巨额财政债务，因政府监管不力而出现金融丑闻。历史教训和失败经历反映了极端自由意志论所面临的困境。

　　平民主义(populism)是茶党运动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在美国政治史上，存在着意识形态各异的平民主义运动，但它主要还是与极端右翼思潮和政治势力联姻在一起。进入21世纪，各种新的平民政党在美国形成④。尽管平民主义存在着不同分支并抱有不同的理想，但平民主义倡导者们分享着一些基本看法。首先，平民百姓被视为美国社会里道德高尚的人群。其次，社会精英应该遵循并兑现自己所做的许诺，把这个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倘若社会精英只顾自己、自谋私利，那么平民百姓就要组织起来羞辱他们，并剥夺他们的权力。再次，精英阶层和政府官僚机构不能剥夺平民百姓的正当权利、财产、身份和声音。在平民主义茶党人士眼里，当下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代表者，乃是华尔街、奥巴马政府以及倡导扩大政府规模的民主党人。

　　大体上讲，美国茶党运动主要由三股力量汇集而成。第一股力量是茶党积极分子。他们往往是共和党人或者倾向于赞成共和党理念的人、肤色上主要是白种人、已婚者、大多数为年龄在45岁以上的中年人和更年长者。这些人往往比其他许多美国人受过更多良好教育;经济上舒适宽裕，比一般美国人收入更高，不一定很富裕，但属于体面的中产阶级者。许多茶党积极分子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其中许多人是福音派新教徒。换句话说，茶党积极分子社会及经济地位优越、政治上抱有明确的保守主义倾向、受过良好教育、属于中产阶级范畴、往往具有宗教信仰。

　　第二股力量是茶党运动支持者(包括团体和个人)。2003年，由美国超级富豪科赫家族(the Koch Family)资助并指导的思想库“健康经济的公民”(Citizens for a Sound Economy)宣布解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两个全国性基层团体组织。一个是成立于次年的“自由行动组织”(Freedom

　　Works)。多年来，该组织一直竭力倡导保守主义的理念，包括减税、废除政府对商业的限制、提倡社会保障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等。茶党运动兴起时，该组织立即给予大力支持。另一个全国性基层团体组织是以政策支撑为导向的“富民社”(Americans for Prosperity)。它继续从科赫家族那里获得直接的资助和指导。总部均设在首都华盛顿的这两个全国性基层团体组织，承袭先前思想库的保守主义传统，继续推动限制政府权力的各种议程。2009年茶党运动的出现，为它们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及社会目标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动力⑤。

　　在支持茶党运动的众多个人方面，尤其需要提及思想上极端保守、政治上极为活跃的科赫家族。科赫兄弟(David and Charles Koch)在石油化工业集聚财富，成为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富有者之一。他们对政治颇感兴趣，赞成极右翼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包括支持对富人减税、抵制华尔街金融改革、赞成社会保障及医疗照顾计划私有化、废除不必要的社会福利项目、反对环境保护署等。为了实现这些政治及社会夙愿，科赫兄弟投入大笔金钱创立并支持带有保守及自由倾向的政策思想库、基金会以及大学项目;通过媒体与政治上的敌人斗争，支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游说活动，扶植极右翼政客赢得政治选举。茶党运动兴起之后，因其极端保守主义思想、政治和社会目标追求与科赫企业相似，而得到后者从财力和组织上的积极支持。

　　支持茶党运动的第三股力量乃是保守的新闻媒体和思想库，以及国会山的“茶党”小组。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闻媒体对茶党运动给予积极报道、介绍和传播。在美国税收日的第一天，“几乎所有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参与了”对茶党运动的欢呼⑥。得到科赫家族资助和指导的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在思想理念上奉行自由意志论，倡导市场经济自由化、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等原则，从思想和政策研究上推动和支持茶党运动。在国会方面，来自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众议院女议员米谢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牵头成立众议院“茶党”小组。在参议院，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保守派旗手、茶党“造王者”(kingmaker)、共和党参议员吉姆·德民特(Jim DeMint)创建了一个类似的小组。2010年中期选举后，这两个国会小组均获得了发展。得到茶党运动支持而赢得当选的共和党议员们，在国会山组成极端右翼的政治保守主义力量⑦。

　　二、茶党运动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为了改造当下美国，茶党运动聚集和推动全社会各种力量，以谋求实现茶党运动所追求的长期奋斗目标，包括给富人减税、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理限制、改善许多茶党人所依赖的社会保障、推动医疗保健计划私有化制、强化美国的军事力量。为此，茶党运动从政治、经济、社会、对外关系方面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和看法。

　　在政治方面，茶党运动对美国宪法的权威进行捍卫并给予敬畏。它呼吁美国社会遵守宪法及其精神，并广泛引用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建国文件(如“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旨在表达有关追求有限政府(强调各州的权利)、宪政以及个人责任等核心政治价值⑧。为了提升美国宪法的权威性，茶党运动甚至把美国宪法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将前者视为“神圣的文本”，对其进行宗教式的理解和诠释，倡导以阅读《圣经》的方法阅读美国宪法。[1]在茶党运动看来，通过分享宪法文本，讨论其含义、目的和理念，可以把大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

　　茶党运动对当今美国政治现状颇为不满。在许多茶党人看来，美国职业政客们正在绑架美国，他们只关心自己如何获得连选连任，只顾享受手中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却把自己所代表的选民利益和需求抛在脑后。联邦政府也日益脱离美国宪法的约束，在处理医疗保健、贸易和企业规范等方面，超越了它所应有的权力范围。茶党运动指望看到一个破除领袖地位的美国，一个没有等级区别、没有庞大联邦政府、没有政府征税和法规限制的美国。

　　在经济方面，美国社会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更大的邪恶者是“大政府”还是“大商业”。在茶党运动看来，回答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只有不受阻力的市场商业活动和自由追求，才有可能出现经济的繁荣。于是，茶党运动抵制日益增长的联邦政府开支及征税，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强行规定和限制，认为这些做法侵蚀了美国宪法所倡导的个人追求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基本自由价值观。政府和工会被认为是腐败的来源;企业被理想地视为自由市场及商业的积极力量。市场只要不被干预，就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在理解什么是好政府方面，茶党人经常借用托马斯·杰弗逊的话：“一个贤明而节俭的政府，应该让人民自由地管理他们对自己实业和进步的追求，而不应该从他们的口里将他们自己挣来的面包夺走，这才是对好政府的概括。”[2]

　　实际上，茶党运动对政府的作用持复杂矛盾的态度。笼统地讲，它反对大政府，反对失控的公共行政开支以及严重的国债和赤字，甚至悲观地认为美国社会正在走向分裂和破产，而且这个国家的未来正朝着灾难后果走去，除非它削减数万亿的联邦预算。具体地讲，茶党人并非反对所有的政府规定或由税收支撑的庞大社会开支。问题是政府被谁规定，规定什么内容，谁从这些庞大的社会开支中获益。一方面，茶党运动要求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经济领域的商业活动，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强行规定和限制;另一方面，它竭力支持各级政府在限制移民方面所采取的强制措施。

　　在社会方面，茶党运动反对政教分离、维护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倡导社会美德主导下的个人自由，把“生命圣洁”和“传统婚姻”视为“个人”及“宗教”自由的体现。社会保守主义者要求政府坚持并倡导传统的道德理念，赞成把社会公益及好处给予那些自食其力者，反对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扩充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帮助和救济社会中那些不劳而获者。他们声称，政府向劳动者征税，然后以社会福利项目的形式将它们用于救济那些社会“寄生虫”，这种做法违反了传统的“美国梦”中所倡导的——勤劳和自食其力——美德及价值。茶党人经常引用古罗马人西塞罗的一段话：预算应该平衡，财政应该填充，国债应该削减，官场的傲慢应该加以遏制和控制，对外援助应该减少。否则，罗马将会破产。人民应该重新学会劳动，而不是倚赖公共救助过活。在许多茶党人看来，这段话里只要将“罗马”一词改为“美国”，便是表达了当今茶党运动对美国社会提出的诉求。

　　当然，茶党运动也表现出它复杂矛盾的立场。大多数年长退休的、中产阶级茶党人想从由纳税人支撑的社会福利项目中获得最大好处，同时又竭力要求政府削减征税和联邦开支。换句话说，茶党人赞成政府实施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以及对退伍军人的慷慨补贴项目，但不愿看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和救济在茶党人看来属于不值得帮助和救济的社会“食利者”，包括外来移民、低收入者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此外，一些倡导自由意志论的茶党人更是提出了与自己信奉理念相反的社会主张。一方面，他们宣扬并强调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吸食大麻合法化、反对堕胎合法化，认为政府应该制定有关规定，维护和体现美国的传统“家庭价值”和“伦理价值”。

　　在对外政策方面，茶党运动内部存在着不同立场。以美国国会议员容·保罗(Ron Paul)为代表的非国际干预派主张，美国对外政策宜采取海外实力收缩战略，不赞成美国谋求做世界警察。这一派认为，不能在限制国内大政府、谈论财政紧缩、预算赤字和日益膨胀的国内开支的同时，却支持政府的海外扩张行动、耗费庞大军事开支占领和威吓世界其他地方，或不顾在世界上维持一个庞大的美利坚帝国所需要的费用。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幻觉上，即通过举债和印钞的方式维持美国在海外的武力存在。前阿拉斯加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等人则代表着传统保守主义派，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应该积极但审慎地卷入国际事务，因为只有深入接触这个世界才能保护美国国内自身安全。这一派认为，美国应该有效地使用军事力量，在决定派兵卷入海外事务之前明确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作为最后的政治手段，一旦决定出兵，美国宜投入全部力量快速取胜。国家重建在理论上是个美好想法，但美国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取得战争胜利;美国士兵决不能置于外国人的指挥之下。

　　从目前看来，在相互竞争的两种主张里，后一种主张明显处于美国茶党运动对外政策的上风。尽管如此，大多数茶党人分享一些基本的对外政策看法。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应该在军事上保持处于世界“绝对优势”的地位，信奉里根保守主义时代关于“以超强军事手段维持和平”的理念，维持现有美国国防开支水平，反对民主党人和具有民主党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提出美国政府削减防务开支的主张⑨。

　　三、茶党运动把美国保守主义推向极端

　　所有的西方政治(包括美国民主政治)关乎道德上至关重要、情感上充满偏爱的东西，譬如宪法范围内政府应该做什么，人民对国家权威提出怎样的政治及社会诉求。西方政治还关乎身份，即我们是谁以及作为对立关系中的他们是谁。在美国，“我们”总是希望政治家和政客们替“我们”讲话，为“我们”办事，而不是替“他们”说话办事。

　　于是，美国茶党运动中各股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威和权力给予格外的重视。它们的一个明确抱负乃是要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使极端保守主义重新成为主导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这一抱负，茶党运动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和方法，从起初通过走向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及社会诉求，到组织安排各种茶党集会、市政厅会议和政策辩论，再到采取更为成熟、更为机智的方式——通过支持他们认为具有茶党人极端保守主义思想的候选人参政执政，使这些人替茶党人说话和办事——以谋求改变当下美国的政治生态。

　　一般地讲，茶党人(尤其在国内政治大选期间)支持共和党，谋求把该党重铸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更为极端保守的政党。2010年，茶党运动在国会中期选举期间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些评论认为，正是茶党人帮助共和党人重新夺回在新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并通过所支持的候选人使共和党人赢得在参议院更多席位，缩小了共和党在参议院与民主党多数席位的差距⑩。此外，在茶党运动的公开支持下，强硬的保守主义候选人成功当选为一些主要州(像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的州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赫兄弟通过大量政治捐款方式支持他们所欣赏的政治候选人。他们不仅影响和左右2010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使利用这些政治捐款获得好处并步入国会山的新议员形成科赫兄弟的“国会帝国”，而且还投入大量金钱支持极端右翼的共和党人竞选州长职务。

　　在明确表示支持共和党人参政执政的同时，茶党人要求在任的共和党议员和州长为茶党运动倾心倾力，否则，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将面临来自右翼保守主义力量的挑战。一定程度上讲，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后，促成美国政治中形成新的共和党保守势力。在国会山，随着大批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议员当选，国会共和党领导层比以前更趋于保守。为了满足茶党运动所希望看到的美国政治及社会变化，他们在社会福利、经济和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从保健计划、税收、财政到军事干预利比亚——与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主导的参议院发生分歧和对抗。正如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前参议员埃伦·斯派克特(Arlen Specter)在最近出版的自传里哀叹道，美国政治中心已经死亡，并且抱怨他先前的共和党同行以及茶党活动分子制造了美国政治及国会内部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分歧。[3]

　　不过，并非所有的茶党人都是共和党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自称为政治上的“独立者”，这意味着他们或许比一般共和党人更为保守，或者是共和党人中的偏右者。许多茶党人对政治上温和的共和党人持怀疑、批评甚至不信任的态度。茶党运动的一个目标是要推动和影响当下的共和党发生变化，使该党更坚定地接受极右翼保守主义价值和传统原则，成为更加不妥协的保守政治力量。为了重铸美国政治中的共和党，茶党运动(尤其茶党人中间更为年长者和极端保守的选民)积极支持极端右翼的共和党人参政执政，对那些在任的、温和的共和党人则表示不满，抱怨他们“与民主党人在政府规模和资金上达成妥协”。[4](P156)茶党运动指望更多的极端右翼共和党人参政执政，那么，茶党运动的政治及社会目标就有可能早日实现。

　　于是，人们看到茶党运动和共和党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茶党运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共和党人的复兴需要借助像茶党运动这样的美国基层社会力量所给予的政治热情以及各种资源上的支持和帮助。茶党运动通过各种途径支持和推动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积极参政执政，促使他们采取不与民主党进行任何政治妥协的坚定立场，以实现茶党运动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造美国社会及政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尽管极端右倾的国会共和党人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对白宫和民主党人持强硬的立场和态度，但是，许多共和党人清楚地知道，政治意味着妥协，尤其在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体制里，倘若没有妥协，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于是，茶党运动也把保守的共和党人推到美国政治的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不管怎么说，在2010年国会选举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茶党运动积极参与并影响2012年美国政治大选的结果。茶党运动不再搞群众示威或举行市政厅会议，而是在政治上表现出更为成熟和机敏，以表明茶党运动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上升的美国政治力量。类似于2010年的竞选战略，茶党运动积极物色并资助具有茶党意识形态倾向的政治候选人在2012年初选中获胜，让他们取代温和的、政治上趋于妥协的在任共和党议员，即所谓“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Republican In Name Only， RINO)。2012年9月13日，来自肯塔基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克乃尔(Mitch

　　McConnell)聘请茶党“战略家”杰西·本顿(Jesse Benton)为自己2014年的竞选出谋划策。落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曾选择政治上极端右翼保守、具有茶党运动意识形态倾向的众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作为竞选伙伴，一个主要目的乃是指望总统大选中能够获得来自茶党运动的更多支持。

　　四、茶党运动的对华意识形态

　　茶党运动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在对华关系方面呈现为审慎和悲观的现实主义。在美国，茶党人、保守的共和党人以及具有茶党运动极端保守倾向的现实主义倡导者们，他们通过对历史进行有选择地学习和类比，倾向于把迅速发展的中国视为对美国地位构成潜在威胁和挑战的一个来源。

　　在对华贸易方面，茶党运动要求美国政府减少对中国的借债依赖，以减低美国向中国欠债的压力。这种认识与茶党运动对西方历史的学习——尤其对大英帝国兴衰教训的总结有关。许多茶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认为，大英帝国军事溃败源于布尔战争后的收缩政策。英国在经历两次布尔战争后感到财力不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允许海外势力成立自治地区，这被认为是大英帝国走向衰亡的开始。最终促成大英帝国从军事溃败到帝国版图瓦解，乃是由于经济上受制于他人。1956年爆发苏伊士运河战争时，公然入侵埃及的英国和法国仍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在美国的坚决反对下，英法两国接受停火协议，使英国保守党人艾登首相下台。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当时英国“被停火”的原因乃是美国利用经济手段逼其就范，包括抛售英镑，否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英国贷款，停止向英国提供经济援助等。对大英帝国衰亡史的反思，加剧了一些人对美国综合国力逐渐衰落的担忧。因此，在茶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看来，不能让任何一个(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为美国的单一债权人。他们指责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就业岗位”、“操纵人民币汇率”。在他们看来，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首要目的是如何保护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而不是谈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双赢”合作。否则，美国就会成为一百年前的英国。

　　在安全方面，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对未来亚洲和中美关系持审慎而悲观的看法。他们趋于把未来的亚洲想象成是1945年前的欧洲、一个具有零和性质的战略竞争场所。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被理解为是一种历史规则。复杂的亚洲地缘政治使得经济发展、军事技术、地缘战略和国家利益的激烈竞争成为不可避免，尤其在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之间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民主传播以及多边主义，这些都难以摆脱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发生战略竞争冲突的传统安全困境。

　　具体在中美关系方面，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同样持审慎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必然面临着地缘战略上的竞争。欧洲历史的两次经历支撑着他们这种认知。一次欧洲历史经历是，根据古希腊人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观察，雅典人的力量获得发展，它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作为陆地力量的雅典人，在自身强大之后开始挑战作为海上力量的斯巴达人，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另一次欧洲历史经历是，19世纪德国在欧洲崛起。作为一个大陆力量，崛起的德国开始发展自身海军实力并挑战作为海洋霸权的英国，从而引发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国之间的政治悲剧。在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那里，2l世纪中国被历史地类比为古代雅典和19世纪德国。作为大陆力量的中国在其发展之后，必然要挑战作为海洋力量的美国，从而使亚洲保持的一种现存力量平衡——中国作为大陆力量和美国作为海洋力量——被打破。鉴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发生“权力转移”的情形不可避免。作为守成力量的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增强它与亚洲盟国——尤其是日本——的关系，如果美国想实现长期遏制中国力量发展的目标。

　　于是，中国海军力量的逐步发展成为近年来美国保守的现实主义倡导者的核心关切。在他们看来，作为传统上的陆地力量，中国谋求海上军事力量的逐步发展，将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军事优势，并有可能最终打破该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5]他们悲观地认为，中国将展示发展海军力量的强有力“战略意志”。因此，以为中国会维持海上争端现状并愿意继续保持目前水平的海军力量是愚蠢的。美国海军应该重新研究20世纪上半叶德国海军力量崛起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应对21世纪在海上出现中国版的德国海军舰队做好准备。[6](P34)

　　然而，这类消极而悲观的看法和主张，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关键的方面。一方面，茶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对美国经济的不景气表示担忧，应该从美国经济体制的持续可行、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寻找原因，而不是把美国经济的衰退简单地归咎于别国。事实上，美国国内企业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和压力与中国关系甚微。另一方面，昔日的欧洲并非今日和未来的亚洲。正如有评论者提出质疑，“为什么要用欧洲的过去——而不是亚洲自己的过去——去探索亚洲的未来?”[7](Pxi)实际的情形是，与其他新兴国家一样，中国正在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发展，并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不断发展的中国已经并继续成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稳定者——而不是威胁者。

　　五、结语

　　如果说2009年前人们提及茶党还是指几百年前发生在美国波士顿湾、旨在抗议大西洋彼岸英国政府的倾茶事件，那么现在人们再次提到茶党运动时，它则是指发生在美国本土、对美国政府发出直接抗议的政治思想运动。当代茶党运动不仅影响和改变着美国政治生态，而且是近年来美国社会中最具争议、最具戏剧性的事件。

　　通过对当代美国茶党运动的观察、探究和分析，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茶党运动在思想来源上吸收并结合了美国保守主义、自由意志论以及平民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上呈现为强烈的极端右翼的保守主义倾向。它由美国社会各种保守力量所构成，包括茶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支持茶党运动的保守主义团体和个人，以及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闻媒体和国会议员。它既是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众反政府政治运动，也是具有保守倾向的社会知识精英和政客卷入的社会运动。

　　第二，茶党运动倡导坚守美国宪法、削减政府开支并减税，减少国债以及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但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上采取了前后矛盾和自私的立场和态度。它要求限制政府的作用，但同时要求政府在移民政策、堕胎政策和同性婚姻方面采取更强硬措施。它反对政府扩大以税收为支撑的社会福利项目，但又希望从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中获得好处。

　　第三，茶党运动把重铸美国共和党作为明确的政治战略目标，谋求把美国政治推向极端右翼保守的方向。在策略上，它积极物色和支持具有茶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候选人参政执政，通过他们实现茶党运动的政治战略目标。2012年政治大选继续反映出茶党运动作为一股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上趋于成熟，尽管茶党运动本身面临着发展问题。

　　第四，在对华关系方面，茶党运动极端右倾的思想，表现为保守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欧洲经历的简单学习和历史类比，它们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未来亚洲及中国的发展持审慎和悲观看法。

　　尽管人们对美国茶党运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支持者欢呼它促使美国重新回归核心价值;反对者认为它只不过是传统上的宗教右翼思潮复活而已，把它视为带有种族歧视的、反动的、最终将是徒劳的抗议运动，但不管怎么说，茶党运动改造着美国政治，美国政治也在改造着茶党运动。一个不可抗拒的现实是，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日益多元文化、多种族共存、政府不断充当积极角色的新时代。茶党运动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未来命运如何，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注释：

　　①可参阅Scott Rasmussen and Doug Schoen， Mad As Hell： How the Tea Party Movement Is Fundamentally Remaking Our Two-Party Syst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10; Dick Armey and Matt Kibbe， Give Us Liberty： A Tea Party Manifesto，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0; Anthony DiMaggio， The Rise of the Tea Party; Political Discontent and Corporate Media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Elizabeth Price Foley， The Tea Party： Three Princip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Ronald P. Formisano， The Tea Party： A Brief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张业亮：《2010年中期选举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美国研究》，2010年第4期;赵敏：《美国“茶党”运动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0期;廖坚：《茶党运动兴起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4期;房广顺，唐彦林：《茶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8期，等。

　　②2009年2月19日，美国广播公司商业财经频道(CNBC)记者里克·桑特利(Rick Santelli)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大厅，抨击奥巴马政府救助抵押违约者的计划，揶揄那些还不起房贷者为社会的“失落者”，并借用“茶党”一词呼吁人们起来抗议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

　　③有关茶党运动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阅David Kirby and Emily McClintock Ekins， “Libertarian Roots of the Tea Party”， Policy Analysis(Cato Institute)， No. 705， August 6，2012. 另参阅Ronald P. Formisano， The Tea Party： A Brief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譬如2002年成立的美国平民党(the Populist Party of America)、2004年组建的马里兰平民党(the Populist Party of Maryland)，以及2009年成立的美国平民党(American Populist Party)。

　　⑤支持茶党运动的全国性团体组织机构还有“茶党快车”(The Tea Party Express)、“茶党爱国者”(Tea Party Patriots)以及“茶党联盟”(Tea Party Federation)等。这些基层团体组织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可参阅Mark Meckler and Jenny Beth Martin， Tea Party Patriots：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IC， 2012.

　　⑥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33.

　　⑦2012年12月，参议员德民特令人意外地宣布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出任美国传统基金会总裁，指望通过领导一家极右翼思想的智库继续推动美国保守主义运动。

　　⑧参阅Elizabeth Price Foley， The Tea Party： Three Principl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该书作者以为，茶党运动并非追求政治，而是谋求捍卫美国宪法原则，尤其是有限政府、主权至上、宪法原本主义三个“核心原则”。

　　⑨有关茶党运动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可参阅Walter Russell Mead， “The Tea Par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Ron Paul， “A Tea Party Foreign Policy： Why the Growing Grassroots Movement Can’t Fight Big Government at Home While Supporting It Abroad”， August 27， 2010， at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27/a_tea_party_foreign_policy; Daniel Horowitz， “The Palin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What Is a Conservative Foreign Policy?”， at http：//www.redstate.com/dhorowitz3/2011/05/04/the-palin-foreign-policy-doctrine/.

　　⑩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茶党运动成功地扶植了一些参议员候选人，包括帕特·托密尼(Pat Toomey)、马可·儒毕欧(Marco Rubio)、兰德·保罗(Rand Paul)、迈克·李(Mike Lee)、容·约翰逊(Ron Johnson)等人，但也支持了一些失败者。在内华达州和科罗拉多州，处于弱势的哈利·瑞德(Harry Reid)和米歇尔·巴奈特(Michael Bennet)分别战胜了茶党人支持的更虚弱的竞争者，使民主党人以微弱多数继续主导着国会参议院。

　　【参考文献】

　　[1]Andrew Romano. America’s Holy Writ[J].Newsweek， October 17， 2010.

　　[2]Thomas Jefferson. The First Inaugural Speech[R].March 4， 1801.

　　[3]Arlen Specter， Charles Robbins. Life Among the Cannibals： A Political Career， a Tea Party Uprising， and the End of Governing as We Know It [M].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2.

　　[4]Theda Skocpol，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James R. Holmes， Toshi Yoshihara. Chinese Naval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urn to Mahan[M].London： Routledge， 2008.

　　[6]James R. Holmes， Toshi Yoshihara. History Rhymes： The German Precedent for Chinese Seapower[J].Orbis， Vol. 54， No. 1， 2010.

　　[7]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Order in East Asia[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199

作者：李庆四  来源：《新视野》2008.4

　　摘要：尽管中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双方又有结构性矛盾，但两国关系几乎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这是由于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不同，中美密切的经济依赖成为双边关系的驱动力。中美关系固然与全球化时代条件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的经济互补优势。然而，经济上密切的相互依存，在加强中美关系的同时也导致了摩擦与分歧，从而成为新的矛盾根源，即贸易、金融和文化的持续全球化进程，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这在近年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关键词：中美关系;经济驱动力;结构性矛盾

　　过去30年，中国与美国(其实是整个西方)已形成了相互需要、全面合作的格局，任何施压的做法，必然引起反作用，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

　　中美关系的经济驱动力

　　(一)飞速发展的中美贸易

　　中美贸易是世界双边贸易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关系之一。2007年美中贸易已达3890亿美元。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并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中美贸易的重要性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忽视的。正如美国前副国务卿左立克所说，中国不仅卖，而且也买。过去3年世界经济下滑，致使美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下降了7%。但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却增长了75%。同时，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是美国农场主和制造业主近年来产量、销售和利润大增的主要原因。当然，并不能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2006年美国经济总量仍是中国的10倍。目前，据美方统计，中国已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同时是仅次于日本的美国政府债券持有者(2007年底为3880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的数字，2007年华盛顿与北京的贸易赤字可能超过2600亿美元，进一步刺激了国会议员。他们时常扬言，如果北京不放松对人民币的控制，就制裁中国进口。

　　(二)中美经济互补性强

　　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今后将会有增无减，这反映了两国在全球经济供应链条上的不同地位。

　　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大国，产业结构有很强互补性，相互依赖越来越强。从美国方面看，保持高额贸易逆差是对外经贸合作的一大特点，也是其贸易赤字战略的具体体现。美国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伙伴的贸易均为逆差。自中美建交以来，双方的经贸往来迅速升温，一直保持上升势头，表明双方贸易的互利性。但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却发生了重要转变，美国把中国提升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如果美国经济严重下滑，政治气氛可能会恶化。特别是目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风险，有可能波及到世界经济。但美国仍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由于税收结构和低储蓄率，美国宏观经济稳定记录并不好，但在一系列领域仍居世界前列：高等教育和训练，劳工市场的灵活性，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取得风险资本的便利，企业管理水平以及创新能力等。麦肯锡的威廉·刘易斯对全球数十家企业的竞争力所做的调查认为“美国几乎是每个工业领域生产率的领袖”。

　　通过升值人民币纠正美国贸易不平衡，并非是国会议员真正担心的威胁。中国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事实上为世界经济和美国企业及消费者提供了很多好处。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使沃尔马这样的公司取得了破纪录的业绩。中国人民银行用贸易盈余购买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帮助很大。另外，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公司实现的，并把它们的储蓄回馈给国内消费者。

　　(三)双方经济依存度高

　　与美苏冷战关系不同，中美经济依存度不断上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复杂局面。

　　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居民的购买力迅速提高。事实上，她已成为世界最大消费者，在5项基本食物中的4项、能源和工业品方面都超过了美国。因此，无论是全球贸易、气候变暖等，如果没有中国什么持久性解决方案都不可能。

　　正如美财长保尔森所强调的，美中双方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从贸易到产品安全到气候变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利益不相互重叠。作为美国政府公债主要持有者，如果中国不再购买美国公债，或是在超过兆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减持美元，美国就会遭受货币供应吃紧、利息高涨、经济失控的危机。从产品安全到金融改革、能源和环境等方面，两国经常出现关系紧张的局面。处理这一关系需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样的机制和其他多种措施。中美关系对双方的国家利益和对维护稳定、安全和繁荣的全球经济体系，都有重要意义。

　　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赖的结果是谁也离不开谁。从中国角度看，美国作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可低估。从美国角度看，健康的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可见，技术和全球经济革命，使经济关系逻辑完全不同于以往：它使当前世界秩序的政治和制度逻辑更具影响力。[2]

　　中美关系为何经济先行

　　(一)经济全球化必然趋势

　　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观点，自由贸易有利于所有国家，这正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中美密切的经贸关系遵循的正是这一逻辑。

　　贸易推动了美国经济并提高了美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反对者认为，由于中国和墨西哥等低工资国家的竞争，使美国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中产阶级被挤垮，这成为目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所持的观点。然而调查发现，美国年收入在3.5万至7.5万美元的中产阶级家庭在过去10年大致从34%下降为33%，而年收入少于3.5万美元的家庭也从40%减少为37%，但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却从26%激增到30%。所以，贸易对美国家庭生活的影响是正面的，并推动美国转变成服务型经济。过去10年美国失去了330万个制造业职位，同时增加了1160万个比制造业收入高得多的服务业岗位。

　　并非每次经济衰退或失业都由贸易造成。在1991～2007年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310亿美元扩大到8180亿美元。然而，此间美国提供了2800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从6.8%下降到4.6%。罗伯特·劳伦斯和马丁·伯利认为，90%的制造业工作损失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技术进步必将排挤工人(如1994～2004年间中国失去了2500万制造业职位)。同样，外包服务造成的工作流失也很有限。损失低工资职位的同时却制造高工资职位，这种双重作用正是美国经济活力的表现。

　　(二)双边利益难以遏阻

　　过去10年，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近年来，美国千方百计围堵中国，如果不是老百姓贪图价廉产品，美国政府不可能让中国一直维持顺差地位。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必然导致其顺差地位。美国对华逆差扩大的同时，与其他贸易伙伴的逆差却在缩小，表明国际产业转移是中美逆差的主因。全球产业向中国集聚，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全球化的惟一受益者。中美贸易增长是由两国的经济特点和市场需求决定的，它反映出两国产业结构的不同。双方在统计上存在的差异主要是由转口贸易造成的，只能反映商品的流动，很难反映利益的转移。比如，2006年从中国出口的7600多亿美元的货物中，58%的产品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外企仍占中国出口的大约60%，占其技术出口的87%。表明外商在中国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根据美中贸委会的研究，到2010年，中美经贸合作可使美国GDP增长提高0.7%、物价水平下降0.8%、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0.3%，可见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利益攸关。中国作为全球产品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把东南亚等地区——美国盟友生产的高附加值零部件组装成产品，使华盛顿越来越明白，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报复，最终都将成为对美国盟友的报复。例如，如果向美国市场出口的某一产品，中国得到的附加值是15美分，那么针对这一产品实施的每一美元经济制裁，将对美国盟友造成85美分的损失。另外，中国回笼其在全球化条件下与美贸易赚取的美元(以政府债券及其他债务形式)意味着，华盛顿要惩罚北京，就得使自己先受惩罚。[3]

　　(三)有利于回避政治敏感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魏德曼在国会作证时曾说，贸易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还是美国把理想渗透到所有中国人意识中的渠道。布什也说，开放贸易不仅是经济机会，也是道义任务;在推动开放的贸易时，也推动了政治自由。

　　美国对于北京版的市场经济愈来愈感到不耐烦，敲打中国就成为国会山大厅里以及总统大选过程中颇受欢迎的做法。所以，认为被低估的人民币、日益增加的贸易赤字、有毒食品、大规模召回中国制造的玩具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都成为指责中国的竞赛中好使的武器。其实这是美国面对中国的强劲增长感到不安，对全球贸易模式越来越充满敌意的结果。如朱迪斯就认为，中国执行的是“独裁政治”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这一发展模式将对亚洲、非洲和拉美的民主理念构成了威胁。[4]

　　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保尔森的感受看，都表明中国可能正在占据上风。当然，这一对话也体现出两国政治关系的敏感性，因此只能从经济领域谋求突破。鉴于中国正在取得相对有利地位，美国已不能迫使中国得到它希望得到的让步了，因而也出现了一些理性声音。最近，世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把中国经济规模调低后，《纽约时报》认为，“如果不把中国说得如此富有强大，中国就不会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议员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理由向人民币汇率发难了”。

　　总之，美国不仅希望中国市场完全向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开放，也不仅希望向中国推销民主价值观;更希望“通过军事力量和道德至上，维持并扩展对美国安全、美国繁荣和美国原则有利的国际秩序”。

　　中美经济摩擦原因分析

　　中美日益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为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两国在贸易平衡、货币升值、知识产权、政府补贴、市场准入及其他领域增加了摩擦。

　　(一)把经贸关系政治化

　　全球化使美国经济外交越来越频繁，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实力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并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市场门槛和开放市场，同时竭力促使其接受美国经济模式、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这除了直接服务于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利益外，还包含更深层的目的：就是使一个统一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下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早日到来。

　　在经济和贸易政策被高度政治化的华盛顿认为，在贸易问题上采取软身段，不仅所获有限，而且将冒被称为不关心困境中的美国中产阶级状况的风险。政治化也是为了向中国提高要价。对人民币施压已成为美国政客的首要关切，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曾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广场协议”。事实上，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和美中经济关系已与日本当时的情形相似。[5]

　　由于普通美国民众的国际知识很少，政府在外交上操纵民意并不困难，甚至会为了维护国内声望而制造国际危机。美国出于国内政治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原因，坚持把两国经贸关系政治化，这样做可以转移国内矛盾，为政策失误开脱责任。当前的中美经济摩擦至少从两方面看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威胁。首先，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两党候选人可能为了迎合选民而把经济问题归罪于中国。其次，这种印象的长期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报复行为，只能进一步导致经贸关系政治化，对两国经济都将造成伤害。

　　中国人以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留给自己享受，但从中受惠的美国人并不领情。相反经贸问题已成中美关系紧张日益增长的源泉。仅2007年，美国会就提出了50多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涉华议案。然而，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要求某一国家为美国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承担责任，不仅无效，而且将损害美国利益。何况“中国政府所做的与日本、爱尔兰等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不应该区别对待中国”。[6]

　　(二)国内问题国际化

　　美国因伊拉克战争而债台高筑，使共和党政府面临巨大舆论压力，特别是来自民主党的批评。民主党对于扩大开支有很多想法，但对于如何减少开支却一筹莫展。现在8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方向有问题，持续的不满会使愤怒的人们寻找替罪羊。面对巨额赤字两党都无计可施，于是就拿中美逆差说事，容易吸引选民眼球。

　　从国内储蓄角度看，美国为了发展就必须引进外国资金。为了交换这一资金，就得购买外国产品，而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就必须保持经常账户赤字。如果只是从贸易和资金流入源头找问题，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根本无法解决。如果把中国从广泛的宏观经济背景中孤立出来单独讨论，显然也是错误的。

　　因为减少与一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对于严重缺乏国内储蓄的美国而言，丝毫无助于解决本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问题：减少对华赤字的结果，只能把它转移到其他国家。

　　面对日益萎缩的制造业以及来自中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美国政治精英的担忧不无道理，何况一度垄断世界制造业市场的正是美国。不少议员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十分忧虑，正如众议员曼祖罗所说，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具有大规模的制造业。所以，国会和2008年总统候选人进一步对布什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在中国的汇率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取得进展。

　　(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大约有2/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要么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要么是潜在挑战，其中3/4指责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工作流失。华盛顿在努力争取北京纠正其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但即使提交法案的参议员舒默事后也表示，提案真正目的是作为一块敲门砖，用来敲开中国服务业的大门。从美国政府和立法者的不同表态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心虚，同时却在耍花招。过去两年华盛顿连续向世贸组织提起对中国侵权和盗版的诉讼。中美贸易战的威胁仍存。在大选之年，美国政客一定会变着法儿地拿中国贸易赤字和“偷窃工作”说事。

　　美国实施保护主义必将伤害中美两国利益，同时，中国的美国企业将丧失其投资回报，美国人也不再能购买质高价廉的中国产品。[7]目前中美贸易规模扩大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已进一步造成了美国人心理不平衡，成为产生保护主义的根源。但是，中美经济依赖关系正发生逆转，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国繁荣之间没有正相关关系，已显出中国独立发展的能力。

　　结论

　　揭示中美经贸关系的真实状况，心理不平衡的应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然而中国人更能忍耐。无论是美国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开放，还是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和对侵权的指控，挑起摩擦的总是美国，但道理总在中国一方。中国主张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也愿意照顾美方利益。但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向来以世界样板和领导者自居，很难适应中国的崛起，对中国总是百般挑剔。

　　与其说紧密的经贸关系没有阻止中美滑向对立，不如说两国各自的战略目标发生了冲撞。尽管共同经济利益的增加与政治关系紧张之间纯属偶然，但中国要改善对美关系不能寄希望于只是扩大双边经济利益，还要普遍改善与美国劳工等的关系，否则中美贸易摩擦仍难以避免。[8]

　　尽管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美在同一条船上的共识越来越多，但美国一再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无法排除其对华实施“第二个广场协议”的动机。事实上，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功能失灵的金融体系中出现的金融危机，是金融全球化的结构性问题。由于中国并不印制美元，在金融危机中只能是受害者，不会是导火索。美国经济衰退只能由错误的美国政策造成，而不会是任何其他国家的责任。

　　美国认为：中国与苏联不一样，当年苏联是用导弹威胁美国，而中国用的是庞大的美元储备。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说在以高成本生产低质量产品时，美国难以避免贸易难题并减少对外国贷款的依赖。在不伤害美元的情况下，美国也不能期望外国减持美元。尽管目前美国次贷危机未必重蹈日本经济衰退覆辙，但鉴于美国经济规模，特别是对不断深入的中美经贸依赖，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IMF发表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将达到9450亿美元，必将严重损害美国金融信誉。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唯有面对现实，争取共赢。就连《外交》这样的西方权威杂志也做出了“拥抱中国，西方才有未来”的结论。这里借用纽约市长彭博的话作为结语：“中国过去20年经济转型的进程，是一个具有魅力和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美国很多政治家为了讨好选民而把中国拿来当替罪羊，称中国是我们的问题来源。而我相信中国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好机会。”

　　参考文献：

　　[1]Wayne M.Morrison.China-U.S.Trade Issues[J].CRS Report for Congress，2008， (January).

　　[2]G.JohnI 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J].Foreign Affairs，2008，(January/ February).

　　[3]David M.Lampton.China’s Rise in Asia Need Not Be at America’s Expense，in Power Shift：China’s Rise in Asia and America[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321.

　　[4]john B.judis.why We Should Worry About China’s Economy[J].The New Republic， 2007，(July).

　　[5]Michael Mastanduno.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Realist Theories and U.S.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M].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340;344.

　　[6]Benjamin Shobert.China-US：A Long， hot summer[EB/OL].Asia Times，2007， (June)，http：//www.atimes.com/atimes/ China_Business/IF12Cb02.html.

　　[7]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J].Foreign Affairs，2005，(Sept).

　　[8]Henry Liu.China’s misguided“expert” on the US[J].Asia Times，2007，(May).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