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宗友  来源：《国际观察》2014年4期

　　【内容提要】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战略妥协/东亚安全/安全秩序

　　近年来，东亚安全秩序出现了一系列震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在东亚地区，为什么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未能消解国家间的战略猜忌和不信任，未能阻止中美之间及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本文尝试从东亚安全秩序的特点入手，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探究东亚权力转移、地区领导权竞争、领海纠纷以及美国不恰当的战略应对造成地区秩序的消极影响，并进而提出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二次战略妥协，构建东亚陆海融合型安全秩序的地区秩序新主张。

　　一、东亚“陆海分离型”安全秩序及其缺陷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东亚安全秩序一直基于两大支柱之上：在东亚大陆，中美之间结束了剑拔弩张的冷战敌对状态，实现了战略和解;在东亚沿海地区，美国则通过在50年代初期构筑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维护美国盟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这种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与海上的美国霸权，成为东亚安全秩序的两大支柱，也是东亚安全秩序有别于欧洲的一大显著特点。①不过，这种陆海分离型安全体系，也有着自身内在的缺陷。第一，中国在东亚大陆的陆上优势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是两套彼此独立的体系，并没有相互融合。东亚一直缺乏一套涵盖东亚大陆及沿海国家的一体化的集体安全体系。第二，美国构筑的双边联盟体系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遏制、防范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在中美战略和解后，这一联盟体系将苏联视为最主要威胁和防范对象，但其防范中国的战略功能并没有彻底消失。相反，随着东亚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它随时都有可能将矛头再次指向中国。第三，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亲近，而是出于共同反苏的战略利益需要，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或同床异梦型的利益结合，缺乏牢固的基础。一旦反苏的共同利益不复存在，那么这种机会主义的结合随时都有可能分道扬镳，甚至引发新一轮中美对抗。②第四，随着中国逐渐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演进，中美之间如何共处将成为问题。③

　　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暴露无遗。首先，苏联解体使得中美战略和解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失去苏联这一共同威胁后，中国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取向及历史文化的差异甚至对立则凸显出来。在“历史终结论”的裹挟之下，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被美国及西方视为需要改造和演变的“异类”，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大大降低了。

　　其次，在苏联解体，东亚安全环境发生巨变，中美战略和解失去根基的背景下，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传统军事联盟体系防范中国的潜在战略功能被重新激活，它甚至成为联盟存续的黏合剂。冷战结束初期，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亚地区，都出现了减少美国东亚军事存在、削减乃至关闭美国军事基地的呼声，一些人甚至怀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联盟体系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④1992年，在菲律宾要求下，美国被迫关闭了在菲律宾的两大军事基地，撤出在菲律宾的驻军。日本、韩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大幅度减少美国驻军和军事基地的呼声，美国与东亚盟国的关系面临考验。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美国经济在冷战结束之初陷入低迷，日本等东亚盟国的经济则蒸蒸日上，美国与盟国特别是日本的关系，因经济贸易纠纷而几度出现危机。美国国内一度出现了“日本威胁论”，而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美说不的声音。⑤

　　在联盟关系一度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威胁”成为弥合分歧、防止盟国离心倾向、维护联盟存续的“黏合剂”。早在1992年，在美国、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⑥1995-1996年间，由于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的南海争端，中美之间因李登辉访美而关系受挫以及中国随后在台海地区的导弹试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升级。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东亚战略报告》，渲染中国威胁。报告指出，南中国海的岛屿和领海争端是东南亚地区局势紧张的源头，对地区稳定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敦促对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强烈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报告还指出，中国致力于国防现代化，拓展远洋海军军事能力。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不明确。报告强调，鉴于东亚地区依然存在的诸多安全不确定性，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将不仅仅致力于捍卫日本及美国利益，也将致力于维护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⑦1997年9月，日美发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调为应对地区安全威胁，日本应增加防务贡献，并将“日本周边事态”纳入日美安保范围。1998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及马尼拉港口重新向美舰开放。在应对“中国威胁”的旗帜下，美日、美菲军事同盟迸发出新活力。

　　最后，在中美和解的战略基础因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中国威胁”逐渐成为美国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黏合剂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大大增强，中美之间陆权与海权的潜在冲突性增加。在缺乏战略互信下，中国在东南沿海的任何政治、经济及安全举措，都有可能被美国视为削弱美国地区影响及海上霸权的不良举动。而美国与沿海国家加强军事同盟的任何行为，也可能被视为限制中国影响，围堵中国发展的证据。无论是作为陆权的中国，还是作为海权的美国，在冷战后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潜在威胁。

　　二、东亚地区权力转移与安全挑战

　　新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因中国迅速崛起和东亚权力格局的巨变而进一步凸显，东亚安全秩序面临诸多挑战。新千年伊始，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相伴随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影响力上升，有可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挑战。小布什拒绝了前任克林顿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的做法，认为中国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并据此准备将军事战略力量向亚太地区倾斜。⑧然而，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及随后的全球“反恐战争”，小布什无暇顾及中国。

　　在美国忙于全球反恐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从新千年开始到2013年的13年时间里，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近10%，经济总量由1万亿美元跃升到9.39万亿美元，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1000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6900多美元。⑨不仅如此，中国强劲的发展需求，为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推力，让它们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取代美国和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种亚洲经济发展新格局，既取代了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雁行模式”，也冲击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市场和安保换取东亚盟国支持美国东亚霸权的东亚安全模式。

　　中国还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2001年，中国首次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此后中国又先后与东盟内部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亚太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的示范效应下，日本、韩国等国也纷纷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地区经济一体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东亚地区成为与欧盟、北美自贸区并驾齐驱的全球三大自由贸易区。

　　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及地区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相对照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持续下降。由于忙于全球反恐以及与此伴随的巨额军事开支，美国经济在小布什任内表现糟糕，年均GDP只增加了2.09%，被视为7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最弱的时期。2008年，在小布什即将离任之际，美国经济又遭遇到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财政赤字扶摇直上，国内消费低迷不振，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经济总量在2009年更是收缩了2.6%，这是美国经济自二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⑩而曾经引领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严重的长期经济衰退。不仅经济总量在2012年被中国超越，失去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地区经济影响力也日趋下降。中国已经取代日本、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具经济活力和经济影响力的国家。

　　东亚权力格局在新世纪的“一升两降”，东亚地区残存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划界问题，使得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困境进一步彰显，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困境”。虽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国土面积的大陆型国家，但中国经济发展却具有鲜明的外向型特征：不仅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集中在沿海地带，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外资金、市场、能源和资源。在所有具有洲际规模的大陆型国家及所有开放型经济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是排位靠前的。(11)中国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崛起之路，导致其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势必要高度重视海洋，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与发展。因为一旦中国的资源、能源及商品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或受阻，将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甚至中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与防范。而且，随着海洋勘探及人类利用海洋资源技术的进步，海洋能源、资源及与此相关的海洋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2)

　　部分出于这种战略考虑，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维护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并提出要大力发展海军，建立海洋强国。中国向海洋方向投射军事力量，连同中国整体实力的迅速增强及经济影响力在该地区的辐射，引起美国的高度不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的“海军民族主义”将可能导致“美中之间代价巨大的紧张关系”。(13)对美而言，中国军事、经济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拓展，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海上霸权。美国还对中国发展所谓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感到特别担忧，认为这将削弱美国的海上优势，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海上霸权的基础。这些担忧与近年来中美两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摩擦，中国与日本及东盟部分国家的领海和海岛划界争端，以及所谓中国“强势外交”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美国对中美关系前景及中国战略意图的极大忧虑。一些人甚至担心，中美必有一战，中美关系难逃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14)在中国，人们对美国在领海争端中的“拉偏架”，加强与印度、日本等国的防务关系，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和高技术出口管制等举措，也十分不满，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不友好举动，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担忧。(15)

　　第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两国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从1993年开始，日本连续13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在2004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然而，紧密的经贸关系并没有推动中日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相反，因为历史问题及钓鱼岛主权争议，两国政治关系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状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崛起和日本实力的相对衰落，两国之间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外，又增添了地区领导权竞争，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16)尽管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东亚地区的政治大国，但在经济上，它是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也是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日本还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这种长期的经济优势，使得日本不仅以地区经济领导者自居，也在冷战后逐渐谋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充当东亚地区全方位的领导者。(17)

　　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不仅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构成挑战，也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2004年，日本与印度、巴西、德国四国一道捆绑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对此，中国明确表示，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中国反对日本的“入常”努力。而日本则充当了对华武器出口管制的“急先锋”，积极游说欧盟不要解禁对华武器出口，在国际社会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东亚地区，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国家的关系，与中国竞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安倍政府上台后，更是公开宣称，日本不仅要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亚太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妄言日本在亚洲的重要贡献就是制衡中国的崛起。(18)此外，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地区多边机制建设方面，中日也明争暗斗，争夺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19)

　　第三，领海争端。在东亚地区，遗留着大量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主权争议，几乎波及所有重要的沿海及岛屿国家，是东亚地区的安全隐患。冷战时期，这些领海、岛屿争议因美苏全球争夺而退居幕后，并没有成为影响东亚安全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东亚经济崛起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骤然增加，这些悬而未决的领海及岛屿争议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些领海及岛屿主权争端中，中日之间在东海的钓鱼岛争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领海及海岛争端尤为突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时隐时现，但并没有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东亚权力转移和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加剧，钓鱼岛问题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扣押中国渔船，并威胁按照日本国内法进行审判，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放人。(20)2012年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对钓鱼岛部分岛屿“国有化”，再次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认为日本试图单方面改变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归属。中国针锋相对派遣渔业执法船前往钓鱼岛海域进行巡逻，两国海上摩擦加剧，政治关系大大恶化。

　　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领海划界及海岛争端在90年代也逐渐升温，近年来逐渐成为地区热点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早在90年代就提出了较具妥协性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案，但越南、菲律宾等国一直通过单方面扩大勘探、开采争议海域油气资源以及构筑岛屿设施等措施，破坏双方达成的共识，导致中国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蚀。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南海海洋权益的维权力度，强调“维稳”与“维权”并举，特别是加大对侵蚀我领海主权或试图单方面改变海岛现状的执法力度，捍卫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权益。(21)但此举也招致了美国、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的不满，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变得“咄咄逼人”，甚至认为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南海问题，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2)

　　第四，朝核问题。自1994年10月美朝双方签署《核框架协议》结束第一次朝核危机，朝鲜核问题暂时得到了缓和。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核计划，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作为回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23)但在协议的落实过程中，由于双方存在严重信任危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矛盾不断。“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将朝鲜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并将朝鲜称为“邪恶轴心”，美朝关系大大恶化。2002年10月，朝鲜向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凯利承认，朝鲜一直在秘密从事浓缩铀计划，震惊了国际社会，由此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2003年8月，中、朝、美、韩、俄、日六国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5年9月，与会各方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上签署了《共同声明》，朝鲜第一次正式承诺将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并同意在“弃核”同时重新接受《核不扩散条约》义务，重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监督，美国则承诺保障朝鲜安全、逐步解除对朝孤立和制裁政策。但美朝双方很快对于如何理解和执行《共同声明》发生矛盾。2006年10月，朝鲜违反《共同声明》，进行了地下核试验。此后，虽然六方会谈重新启动，但朝核问题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成为困扰东北亚地区安全的顽疾。

　　三、美国的战略应对与调整

　　面对新世纪头十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权力变化和安全挑战，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战略应对集中体现在他于2009年开始实施，2011年正式宣布的“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战略中。这一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存在，制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应对中国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潜在挑战，维护盟友对美国领导的信心，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相对于上述东亚安全秩序挑战而言，这一再平衡战略可以相应分解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对中国崛起挑战。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核心。这一战略涉及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诸多层面，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就政治层面而言，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对东亚地区多边机制的冷漠态度，于2009年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于次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成为地区多边机制的重要一员。奥巴马政府高官还对东亚地区展开了密集访问，大幅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存在感，消除东亚盟友“被漠视”和“被冷落”的心理担忧，赢取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好感。不仅如此，美国还特意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鼓励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印度制衡中国的影响。(24)

　　在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建立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建立一个高标准的、21世纪的亚太多边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主导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相抗衡，削弱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力。在军事方面，美国不仅宣布将军事战略重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印度洋，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还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国及新加坡、越南、印尼和印度等印太枢纽国家的军事安全关系，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针对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阻”能力的发展，美国在2011年发布的《联合介入作战概念》军事战略及2012年初颁布的《新国防安全指南》中，都强调了维护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域安全，特别是维护印太地区海域安全，提升应对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阻”的军事应对能力。(25)目前，美国已经在关岛、日本等军事基地部署了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战机、潜艇、无人机等军事装备，并将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派驻新加坡港口。不过，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中美两国在地区及全球性层面存在的广泛共同利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同时，也强调与中国接触的一面。如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2013年在亚洲协会发表关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演说时，就强调“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富有成效及建设性的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政策，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美国不认为崛起大国必然会和既有大国发生冲突。(26)总统奥巴马本人也多次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在双边及多边场合保持经常性接触和磋商。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还邀请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进行“不打领带”的非正式会晤，共同商讨如何增加两国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美国也对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回应，希望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探寻一条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和平共处的大国关系新模式。(27)

　　第二，对中日领导权竞争的应对。日本不仅是美国东亚地区的重要军事盟国，也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要求日本在东亚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利用日本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支持日本在亚洲发挥更大作用，鼓励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东盟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及防务关系。(28)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虽然美国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间因钓鱼岛问题而擦枪走火，要求双方保持冷静、克制，并表示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另一方面，出于对盟国的军事义务和制衡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反对中国试图改变钓鱼岛现状的行为，偏袒日本。(29)不过，对于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及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安倍政府，奥巴马政府也并非全然放心。美国担心如果听任安倍政府在民族主义及历史问题上一意孤行，不仅导致中日关系的失控，而且还会极大地恶化日韩关系，妨碍美国在东亚的总体战略目标。因而，美国在支持日本发挥更大作用、为美国亚洲战略服务的同时，也提防日本可能“绑架”美国。(30)换言之，美国既希望中日之间保持适度紧张，并借助日本之力制衡中国崛起，但又要防止中日之间的竞争失控，或美国被卷入中日之间的岛屿纠纷之中。

　　第三，领海争端危机管理。如前所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主要是海上霸权。在东亚大陆沿海地区，密布着美国的前沿军事基地及军事盟友，它们既是美国西太平洋霸权的重要依托，也是美国投射权力及影响的前沿基地。不仅如此，东亚沿海海域，还是美国侦察、监视中国军事力量及其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美国通过在这些海域(包括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空侦察和监视，实时获取关于中国军事发展的最新情报。此外，这片海域还是全球特别是东亚国家重要的海上能源、资源及商品贸易通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美国对待中国与相关国家在东海及南海地区的争端，并不仅仅从事件本身来看待问题，而是从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海上霸权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视角来看待，更何况这些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基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安全伙伴，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所要倚重的力量。因而，在处理这些争端时，美国貌似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却是偏袒了美国的地区盟友及安全伙伴。

　　2010年，希拉里国务卿在出席东亚峰会时，面对关于中国提出南海地区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传闻，打出维护公海航行自由的旗号，公开宣称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国家利益，向中国“叫板”。同时，她还积极游说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南海问题多边化。此后，美国多次在东亚多边场合提及南海问题，要求中国在东盟框架下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反对中国一对一的双边模式。(31)美国还积极支持菲律宾将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主张在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框架下解决问题，而无视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争端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承认或默认中国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只是在70年代以后由于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及国际海洋法的酝酿，才相继以武力占领或宣称对这些海岛拥有主权。(32)除外交支持外，美国还通过防长访问、军舰到访、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以及军售与军援(后两者主要是与菲律宾)等举措，增强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中国展示“肌肉”。对于钓鱼岛主权争端这一美国实际上要担负很大历史责任的海岛之争，奥巴马政府多次公开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合作条约》，而对日本单方面“国有化”的挑衅行为装聋作哑。

　　第四，朝核问题。相对于中美关系面临的新挑战，中日地区领导权竞争以及东海、南海地区出现的海争加剧局面，朝核问题并不处于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加之美国面临严重国内经济困顿，奥巴马政府决意在朝核问题上采取守势，执行“战略忍耐”政策。坚持在朝鲜不改变其挑衅政策前，不与朝鲜进行实质性谈判，不再重启六方会谈。当朝鲜进行挑衅时，则给予坚决回应。与此同时，要求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2010年，在发生韩国潜艇被击沉事件及朝鲜炮击韩国延坪岛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派遣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参加军事演习在内的一系列威慑行动，显示美国对韩国进行军事保护的决心。但此举也招致了中国的不满，认为美国派遣航母在接近中国的黄海海域进行军演，是对中国展示“肌肉”。美国则对中国在朝鲜挑衅问题上未能作出强硬反应表示失望，并无视中国的反对，继续派航母在黄海举行军演。此事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四、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

　　如前所述，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自成立之初，主要基于东亚大陆上的中美战略和解以及西太平洋沿海地区的美国海上优势。从逻辑上说，要实现这一秩序的稳定，必须至少满足以下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项：第一，中美之间存在共同的战略敌人，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从而能够让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都截然不同的中美能够携手合作，实现战略和解。第二，双方失去共同战略敌人，但彼此力量过于悬殊，一方接受对方领导或至少默认对方的领导地位，如冷战结束初期。第三，双方失去共同战略敌人，但彼此力量接近，双方通过讨价还价和战略妥协，重新调整秩序边界，实现既有秩序的和平转型。

　　显然，当前东亚安全秩序已经超越了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但尚未达到第三种情况。中国处于由传统的大陆型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中，中美两国的实力正在迅速接近，但中美之间并没有就如何调整东亚秩序边界达成一致或实现战略妥协，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没有把握、甚至存有疑虑。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集中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两面下注”色彩。从目前来看，这一“再平衡”战略的施行，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缺陷，也未能给东亚地区愈演愈烈的海争“降温”，甚至加剧了东亚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激化和放大了海洋争端。

　　鉴于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一旦东亚地区发生大国冲突的潜在巨大破坏性，作为东亚地区权力两极的中国和美国有必要再次携起手来，为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进行类似于1972年中美握手的第二次“战略妥协”。这一战略妥协应至少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与军事存在。中国在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海权大国美国将是最先感受到中国权力冲击的大国，也将是对中国向海上投射权力最为敏感和担心的国家。中国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型，必须尽可能缓解既有海权大国的疑虑，不挑战其既有合法利益和安排。作为崛起大国，中国应采取主动，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包括维护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业已宣示)和专属经济区的无害通过及透明海空监视措施，不反对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双边军事同盟关系。

　　第二，美国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接受中国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和平转型。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的“修昔底德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有大国不愿意与崛起大国分享威望与权利。(33)美国应该认识到，随着中国国力上升，中国向其毗邻海域投射权力与影响是无法避免的自然之举。美国在中国近海海域遍布军事基地，却指望一个日益依靠海外能源、资源及市场的沿海大国“闭关锁国”、不向海上投射力量，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以理性心态看待中国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包括中国在东亚沿海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海上交通线沿线增强经济及军事存在。

　　第三，中国承诺不以武力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在中国由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强国转型过程中，除了美国之外，周边国家是最易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乃至“威胁”。因而，如何将这种冲击和威胁感降到最低，不让其成为中国和平转型的“绊脚石”，也是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难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严防权力冲动，不主动挑衅，避免以武力解决领海争端，防止在中国周边结成一个反华的制衡联盟。

　　第四，美国承诺对其东亚盟国的单边挑衅行为进行约束和管制。在中国做出关于领海争端承诺的同时，美国也应该对其东亚盟友进行必要约束，防止它们进行单边挑衅或试图单边改变领海及岛屿争端的现状。美国应向其东亚盟友划出一条涉及领海争端的“红线”，明确表明一旦其越线，不能指望美国为其单方面行为埋单。

　　第五，中美合作在东亚及印太地区成立大国协调式多边秩序框架。鉴于东亚秩序及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及潜在动荡性，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共同构建一种能够将区域内主要大国及利益攸关方涵盖进来，并具有较高行动效率的多边安全秩序框架。这种多边安全秩序框架可以先从最为迫切的议题领域着手，不同议题领域的成员可以不同，并逐渐外溢到其他领域，最终实现一体化的“陆海复合型”东亚安全秩序架构，实现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这些议题领域及其多边机制包括：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安全多边机制(以六方会谈为基础)、领海争端多边协调机制(中国与争端当事方)、海上安全多边机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通过中美之间的战略和解，克服“陆海分离型”东亚秩序的内在缺陷，最终实现东亚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秩序的和平转型。

　　结语

　　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利益博弈和理性让步。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特别是在由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大国转型过程中，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携手共进，实现第二次战略妥协，共同推动东亚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复合型”秩序转型，那么，不仅中美两国有可能超越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实现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和平共处与共生，而且东亚地区也将迎来真正的陆海复合型大国与海权大国和平共处的“和平的地理学”。

　　注释：

　　①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81-118.

　　②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③刘中民：“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海权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8期，第74-82页。

　　④Eugene Gholz， Daryl G. Press and Harvey M.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Spring， 1997， pp. 5-48; 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Revitalized Philippine-U.S. Security Relations： A Ghost Form the Cold War or 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n Survey， Vol. 43， No. 6， Nov./Dec. 2003， pp. 971-988.

　　⑤Kan Ito， “Trans-Pacific Anger，” Foreign Policy， No. 78， Spring， 1990， pp. 131-152; Ivan P. Hall，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The New U.S.-Japan Relations Card， by Akio Morita， Shintaro Ishihar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3， Aug.， 1990， pp. 660-662.

　　⑥Tai Ming Cheung， “Loaded Weapons： China on Arms Buying Spree in Former Soviet Union，”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Sept. 3， 1992， p. 21.

　　⑦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 C.， Feb. 27， 1995.

　　⑧Christopher Layne，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rtner， Regional Power， or Great Power Rival?”， in Jim Rolfe ed.，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4， pp. 54-80.

　　⑨Waye M. Morrison， “China’s Economic Rise： History， Trend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eb. 3， 2014， pp. 1-7;另见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人均GDP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E.PCAP.CD.

　　⑩Dave Manuel， “The U. S. Economy Has Grown The Fastest Under Which President?”， Dave Manuel. com， April 28， 2014， http：//www.davemanuel.com/2010/08/03/us-gap-growth-by-president-1948-2009/.

　　(11)李昕，徐滇庆：“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9-52页。

　　(12)何广顺：“世界变局倒逼中国海洋经济调整”，载《中国海洋报》2013年1月22日。

　　(13)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 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Fall 2009， pp. 46-81.

　　(14)Robert B. Zoellick， “U. S.， China and Thucydid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Aug. 2013， Vol. 126， pp. 22-30.

　　(15)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54-67页;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4-26页。

　　(16)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129-139.

　　(17)吴心伯：《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9页。

　　(18)Ayako Mie， “Defensive Realignment with U. S. A Balancing Act for Abe，” Japan Times， April 22， 2014，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4/22/national/defensive-realignment-u-s-balancing-act-abe/#.U1-vxP6S3IU.

　　(19)Dirk Nabers， “China， Japan and the Quest for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GIGA Working Papers， Hamburg：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Feb. 2008， pp. 6-30.

　　(20)“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日方对中国渔船进行模拟取证事答记者问，”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751717.shtml

　　(21)王生，罗肖：“国家体系转型与中国周边外交之变：从维稳到维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期，第9-15页。

　　(22)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Mar/Apr. 2011， Vol. 90， No. 2， pp. 54-67.

　　(23)蔡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有限作用”，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3期，第56页。

　　(24)Robert D. Blackwill， Naresh Chandra， and Christopher Cla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 Shared Strategic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Sept. 2011， pp. 1-41.

　　(25)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 Washington D. C. Jan. 17， 2012， pp. 1-70;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 C.， Jan. 2012， pp. 1-16.

　　(26)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27)Greg Botelho， Dan Merica and Jessica Yellin， “Despite Tensions， U.S.， Chinese Leaders Talk of Foxing ‘New Model’ in Relations”， CNN， June 9， 2013， http：//edition.cnn.com/2013/06/07/politics/us-china-summit-cyber-spying/.

　　(28)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Japan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pril 25，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fact-sheet-us-japan-global-and-regional—cooperation.

　　(29)Reuter， “What Did Obama Accomplish in Asia?” April 29， 2014， http：//www.newsweek.com/what-did-obama-accomplish-asia-249043.

　　(30)Austin Ramzy， “Old Questions and Few Answers as Japan’s Abe and Obama Discuss Asia Security Tensions”， Time， Feb. 22， 2013， http：//world.time.com/2013/02/22/old-questions-and-few-answers-as-japans-abe-and-obama-discuss-asia-security-tensions/.

　　(31)James Hookway， “Tensions Flare Over Disputed Asian S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0， 2011，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4259304576375203724909870.

　　(32)Marie Harf， “Philippines：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Filing”，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0， 201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03/224150.htm.

　　(33)Dale C. Ca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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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宗友  来源：《国际观察》2012年第6期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亚秩序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出现了中国、东盟和美国分别在经济、政治及安全领域各领风骚的“三驾马车”局面。这一东亚秩序新局面反映了东亚地区正在涌动的权力转移和秩序变迁，也显示出东亚地区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然而，东亚地区正在构建的新秩序受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和“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干扰和挑战。美国的政策目标和相关举措将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对东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

　　全文: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pdf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16

作者：潘锐、娄亚萍  来源：《国际观察》，2010年第1期

　　摘要: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的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在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正式宣布开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谈判中，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民待遇问题。尽管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这样的谈判却不是一蹴而就的。鉴于中美两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不仅对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和贸易关系，而且将对世界经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全文: 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演进与发展.pdf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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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锐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

　　摘要：在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美国和"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的背景下,面临美国大选和中国领导层变动的中美关系正经受着新一轮的考验。中美关系不仅要有共同利益也需要建构新的理念框架;双边关系在发展的同时面临美国友华社会基础缺乏的状况,中国亟需打造美国友华社会;中美经济关系在相互依存加深的同时负面因素增多;双边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发展最慢、最易受冲击的脆弱环节。两国都有太多的理由,把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同时有必要加强国内政治领导,多强调双边关系中的积极面,从而应对未来数年的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上海公报、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军事关系

　　全文：/Uploads/kindeditor/file/20150222/2151.pdf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213

作者：李彬, 杨霄, 邹明皓  来源：清华研究报告

       中美贸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迅猛增长，当时，两国向对方的货物出口(以下简称“出口”)总量大致相当。此后，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并不顺利，波动很大。美国方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断在中国方面找原因进行指责，诸如“劳改产品”、“操纵汇率”等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美国政府找到的所谓原因都不能有效解释为什么美国对华出口不足。

      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壁垒.pdf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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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彬  来源：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中国最近进行了第二次导弹拦截试验，美国观察家们或将其解读为北京计划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标志。但是，在仓促定论前，我们需要审慎分析这次试验的性质、目的及后果。

　　新华社1月28日的一篇英文报道称：“周日，中国在境内再次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但这篇报道的中文版多了“技术”这个关键词：“中国在境内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由于英文版本漏掉了一个词，这次试验可能会被误解为事关系统部署。

　　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核政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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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有效的中美战略性核对话

　　诚然，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能力的迅速增强，北京比以前更有资本去发展军事力量。但就此断言北京已决定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依然为时尚早。

　　“技术”这个关键词意味着中国进行的是能力测试。这样的话，北京很可能只想摸清美国当前的导弹实力，和自己作比较。

　　技术试验，而非系统测试

　　2010年1月11日，中国首次进行了导弹拦截试验;而对此次重大事件的中英文报道并无任何出入：“中国周一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两次试验侧重于开发和研究导弹拦截技术，而不是对可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性能评估。

　　美国导弹防御的核心技术是一种叫做“碰撞杀伤” ( “hit to kill”)的动能技术，“碰撞杀伤”旨在发射拦截器以撞毁来袭的导弹。很显然，中国在两次导弹拦截试验中均使用了这种技术。

　　在拦截试验中，使用“碰撞杀伤”技术的成功率主要取决于拦截器对导弹进行寻的的表现。在真实战争环境中，拦截的成败还有赖于其他的一些因素，如拦截器正确识别目标的能力等。

　　不过，中国2010年的测试情形与真实战争环境相差甚远。根据“维基解密”提供给《每日电讯报》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在中国2010年的测试中，拦截器和目标导弹几乎是同时发射的。而在现实战争中，拦截器是要在导弹之后发射的——只有来袭导弹的轨迹被侦获后，拦截器才会发射升空。

　　2010年的测试可能是为了研究拦截器的寻的性能(homing performance)。此外，若参照美国的导弹拦截试验的进程，中国最近这次试验中所使用的技术应该与之前第一次区别不大。

　　此种技术在未来是否会被部署到某些特定系统中，这将由中国政治领导人作出决定。在此之前，中国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战略研究。

　　试验背后的威胁感

　　西方国家的安全专家们或许很想知道，中国在这两次导弹拦截试验中的假想敌是谁。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称，“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要弄明白这份声明中的含义，就必须要深刻了解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特殊安全观。尽管北京一直以来不断地研发新技术，但其努力的动因多是不甘落后于其他大国，而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威胁。

　　美国通常将一些敌对国家(如冷战期间的苏联或今天的伊朗)或组织(如基地组织)视为其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中国与之不同，它只是将某种特定情势定义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将 “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视为安全威胁与挑战，而并非特定的行为体。这一陈述背后的理念是，中国如果不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与其他国家齐头并进，就会被打败。

　　中国对“落后”的担心源自被侵略的历史经历——从1839年到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西方国家依靠现代化装备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在他们强大的技术与军事优势面前不堪一击。

　　此外，由于很难分清其他国家是敌是友，把特定国家视为其主要安全威胁对中国并无裨益。例如，尽管英法两国在欧洲相互竞争，但它们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中结为同盟对抗中国。

　　并且，如果中国给所有曾经侵犯过其主权的国家都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那它将会四面树敌，例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

　　中国从这些历史经历中得到的教训是，它必须在军事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国家，否则它都可能遭到任何侵略者组合的蹂躏。对中国来说，它更容易从“落后就要挨打”中认识到安全威胁，而不是将某些敌对国家视为安全威胁。

　　在过去的150年，中国政府一直想要缩小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军事技术差距，即使政权性质由于革命而出现改变，这一追求也没有被放弃。

　　1983年，美国在“战略防御计划”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的旗帜下，开始实施导弹防御工程。与此同时，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复苏，正开始对西方世界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科学家们认为，美国的这项工程必会推动其科技发展，担心北京如不采取类似行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鸿沟就会进一步拉大。

　　在这些科学家的倡议下，中国于1986年3月开始实施“863计划”，以推进科研发展，其中就包括研究美国的导弹防御工程。这项计划被认为是技术储备，目的在于帮助中国达到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

　　当时，中国的目的并非要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去对抗美国的导弹威胁。那时中国将美国视为朋友，而非敌人。此外，在美国庞大的进攻性核武库面前，中国即使建立起导弹防御系统也毫无意义。相反，中国的目的是了解军事科学的发展新动态，避免在西方的科技进步面前显得落后无知。

　　中国的技术选择也是出于其不甘落后的心态。多年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已然证明定向能技术——使用激光和粒子束的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远未成熟，而“碰撞杀伤”技术已开始成型。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开启之后，中国科学家们逐渐认识了上述技术发展趋向，因此中国开始发展中国自己的“碰撞杀伤”技术。中国在2010年和2013年的两次导弹拦截试验表明，它已拥有这种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概念上的导弹防御系统，专门针对来自特定国家的导弹。

　　有关导弹防御与战略稳定性的知识

　　美国会发现很难在政治上和技术上使中国相信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力。但中国的两次导弹拦截试验为中国科学家们提供了有关导弹防御核心技术的第一手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技术储备来帮助北京了解未来西方科技发展的方向，而且可以用来评估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

　　长期以来，中美双方在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性质上各执一词。中国担心美国的导弹防御会削弱自己的威慑力，从而打破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美国虽然强调它没有意图削弱中国的威慑力，但并没有明示其导弹防御系统的哪些性能局限使其无法这么做。同时，美国政府和国会近期也没有兴趣接受条约来限制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因而不会打消中国的疑虑。一些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支持者认为，华盛顿应继续发展导弹防御能力，以此来抵消或极大地弱化北京的核报复能力。

　　如果美国主要选用中段导弹拦截器来部署其导弹防御系统，这将难以使中国安心。即使美国官员愿意告诉中国其导弹防御能力的局限性，北京仍可能认为华盛顿正企图削弱其核实力。

　　美国对拦截器的数量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安抚中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体现为拦截器的数量(也叫做防御厚度)、拦截器的射程(这里称为宏观性能)及其精度相关问题(微观性能)。由于中国核力量的规模很小，它可能仍会将少量的敌方拦截器(一个“瘦身型”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视为威胁。

　　对美国导弹拦截器数量进行条约限制，这能够给北京一些信心，如果美国扩大其反导系统，使其拦截器数量足以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中国就会有时间对此做出反应。但华盛顿不太可能接受这种限制。条约限制确在安抚中国的同时也制约了美国进一步发展反导技术的空间。

　　即使美国决定给中国一些保证，它也不好操作。中段导弹防御系统的宏观性能主要取决于拦截器拦截来袭导弹时可以达到的射程。而射程则取决于早期预警系统探测来袭导弹所需的最短时间、火控雷达的探测范围(它用来为拦截器提供信息以便击中目标)以及拦截器和来袭导弹的速度。这部分技术信息在导弹防御系统中最为透明。

　　美国或许可以将其导弹防御系统的宏观性能通报给中国。然而，只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设计成拦截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其宏观性能信息就不能安抚中国。从朝鲜发向北美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假设轨道与它从中国发射的轨道极其接近。因此，拦截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所需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宏观性能与拦截中国洲际弹道导弹所需的系统宏观性能相差无几。

　　导弹防御系统的微观性能包括侦查与识别能力、拦截器截获导弹并将其摧毁的概率(杀伤概率)和多目标打击能力等等。如果美国将其导弹防御系统微观性能的局限性告知俄罗斯和中国，有助于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但是，出于技术和政治上的考虑，美国或许不愿意这么做。从技术上讲，详细的微观性能参数可能会被对手用来研究和部署他们的反措施。而从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设计者们不乐意公开承认他们的系统存在技术弱点。

　　有鉴于此，只能由中国科学家向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提供自己对美国导弹防御能力的评估意见。他们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器数量和宏观性能的评估或许与美国方面的评估出入不大。但是，在这两次导弹拦截试验前，中国只能根据最坏的假设来评估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微观性能。中国科学家在这两次试验中积累的知识会使他们能够更客观地评估美国的导弹防御能力。

　　这些知识也将有助于缓解中国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战略能力的担忧。为这两次试验研发“碰撞杀伤”技术的中国科学家应当参与到对战略稳定性的讨论中。他们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实际能力及其对中美战略稳定性之影响的评估很有参考价值。

　　路在何方

　　如果中国最终决定将“碰撞杀伤”技术发展成为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一决定将由中国政治领导人所做出，也应当是基于严肃的战略研究的。中国未来有三种可能的选项：第一，暂缓实施下一步行动，仅将其导弹防御技术作为一种技术储备，以供将来取用;第二，建立中国版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第三，建立点防御系统，以保护指挥控制中心和一些战略武器。

　　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是用来保卫一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免受弹道导弹袭击的。由于中国的领土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中国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框架也应该和美国的系统(现被称为国土防御系统)相似。但是，不管是用来对抗来自美国的或来自邻近地区的导弹威胁，对中国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会比美国困难很多。

　　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中，中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拦截来自美国的进攻性核武器，只会是事倍功半。如果中国想利用其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来减少美国进攻性战略导弹给中国国土可能带来的损失，它将需要比美国多得多的拦截器才能达到目的。因此，中国需要支付比美国多得多的财力来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如果中国拥有足够的拦截器，这样一个导弹防御系统也将会带来含义更广泛的成本——正如美国的全国导弹防御体系目前对中美战略稳定性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样。

　　中国建立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另一个目的可以是抵制小规模的导弹攻击。这与当今美国对抗朝鲜和伊朗的导弹威胁所使用的辩词相类似。

　　然而，北京与华盛顿的地缘政治格局截然不同。由于美国的近邻无一拥有弹道导弹，它不需要依靠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来阻拦边境附近发射的导弹。与此相反，中国的不少邻国已经拥有或正在研制弹道导弹。与美国国土防御系统所面临的挑战相比，建立中国全国导弹防御系统来抵御从边境附近发射的弹道导弹要困难很多，因为预警时间会非常短。从地缘政治格局看，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似乎并非上策。

　　点防御系统是用来保卫一小部分地区免受弹道导弹袭击的。如果中国决定将“碰撞杀伤”技术发展成导弹防御系统，那么建立点防御系统比全国导弹防御体系更加合理。点防御系统可以用来保护中国指挥控制中心，保证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免受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从而能够指挥报复性核打击。这种系统也可以用来保护中国的一些战略核武器，提高它们的生存力。

　　通过这种方式，点防御系统将有效加强中国的核威慑力，从而保证它与其他核武装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性。

　　与全国导弹防御系统相比，点防御系统的技术和经费要求大大降低。在点防御系统中，拦截器的速度要求没有那么高，火控雷达无需部署得那么靠前，而且对预警系统的选择也更多样化。

　　无论中国如何抉择，都须进行全面的战略研究与研讨。目前中国积累了两次拦截技术试验的经验，可以开展有关讨论，但做决定尚需数年。因此，西方分析家们不应该把最近的导弹拦截试验误读为中国正致力于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2013/2/4

旧文章ID：2210

作者：刘建飞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12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落下帷幕，人们一直关注的奥巴马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能否实现连任也有了答案。连任后的奥巴马将如何施政?其内外政策会有何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

　　一、内政难题难解决

　　对于连任的美国总统是否更有作为，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按照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的规定，总统任职只限两届。也就是说，第二任期的总统没有连任的压力，因此在施政时更少约束。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总统会更有进取心。然而，也正是因为不能再连任了，其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会趋于下降，从而成为“跛鸭”。从这个角度看，第二任期的总统更难有作为。从历史来看，第二任期总统有大作为的不多。在美国政治学界还有“第二任期魔咒”之说。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关键还是看总统本人的能力和意志。奥巴马是出身于草根的总统，又是第一位黑人总统，不仅在美国，就是在全世界，都被寄予厚望。他在第一任期一直保持清正廉洁、和善亲民的形象，表明他是有大志者。所以，在第二任期，预计他肯定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不过，大选后美国府院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变化，众议院还是掌控在共和党手中，民主党继续控制着参议院。这种权力结构必然对奥巴马施政构成严重制约。

　　从竞选期间辩论的议题来看，内政是主要关注面，其中经济又是重中之重。目前美国经济虽有所好转，但仍在风雨飘摇中。所以，连任后的奥巴马肯定会继续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特别是经济上。对奥巴马来说，他面前摆放着许多难题，必须优先处理。也就是说，他必须先救火，而不是绘制蓝图。

　　最紧要的是解决财政悬崖问题。所谓“财政悬崖”就是税收增加和开支削减同时迫临，使财政赤字骤降，犹如跌落悬崖。这有可能将美国经济拖入二度衰退。避免“财政悬崖”成为现实，是奥巴马的当务之急。而参众两院在预算协议上是合作还是恶斗，直接关系到能否顺利出台避免“财政悬崖”的政策。按常理，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美国两党通常是能够同舟共济的。但是，两党恶斗也是常态，关键是对问题严重程度的认知和总统的政治运作水平。

　　刺激经济和增加就业在第一任期就是奥巴马的首要任务，也是竞选期间受对手攻击的最大软肋。在第一任期，奥巴马还可以用“布什遗产”来为自己解脱，而在第二任期，如果经济和就业形势还没有根本好转，奥巴马只能自咎。在9月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奥巴马提出了自己第二任期的施政计划：在2016年底前增加10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在2014年底前实现出口增加一倍;至2020年将净石油进口减少一半;在未来10年内削减赤字4万亿美元;等等。可以看出，计划中有些内容都是立足长远的，只有增加就业和出口倍增是他本人任内要完成的。这两项应该是他的经济工作重点。

　　除经济方面的难题外，奥巴马还必须面对一系列社会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移民问题。拉美裔族群持续增加，正在快速改变美国的人口族裔结构，以至于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提出“我们是谁”这样的大问题。据统计，2012年共有拉美裔合法选民2370万，比2008年多出400万，在总选民中的占比由9.5%跃升至11%。拉美裔选民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最近的两次大选中也都鼎力支持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奥巴马试图回报拉美裔，推动帮助部分非法移民通关的“梦想法案”通过，但未成功。奥巴马肯定会继续推动移民改革，不过阻力依旧。

　　二、外交稳中求微调

　　连任总统通常不会推翻其上一任期的对外政策。从奥巴马同罗姆尼的几次公开辩论和竞选演说来看，奥巴马在外交上显得温和一些(见下表)。

　　从上表也可以看出，美国外交目前有两个重点区域，即大中东地区和东亚。在大中东地区比较复杂，既有反恐战争的遗产阿富汗问题，也有令美国历任总统都头痛的伊朗问题，又有新出现的叙利亚问题，还有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几乎是无解的以色列问题。其中，从阿富汗撤军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一大外交亮点，在第二任期，他肯定会继续大力推进。而伊朗问题和以色列问题，是世人皆知的老大难问题，如果奥巴马能有所推进，自然也算政绩。叙利亚是个新问题，从一年多来美国的行动来看，奥巴马政府不想冲到第一线，而是躲在欧洲背后当推手，不过，除掉美国不喜欢的巴沙尔政权是既定方针。

　　结合奥巴马第一任期的外交实践来分析，奥巴马会继续推动战略重心东移，即由大中东地区向东亚地区转移。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外交战略的最重要调整。奥巴马将连任后出访的首选地定在东南亚，也反映了这一战略动向。这一战略调整，主要动机有两个：一是配合国内恢复经济，加强同经济最为活跃的东亚地区的关系;二是应对中国崛起。而应对中国崛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牵制、防范中国，平衡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经济是东亚经济的龙头，奥巴马要实现扩大就业、出口倍增等经济目标，中国是避不开的合作对象。

　　就目前看，大中东地区事务是奥巴马政府绕不开的，不可能不付出相当多精力来应对。当然，随着对页岩油气等新能源的开发，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会下降，从而使其在中东事务上更超脱一些。当然，重视东亚和大中东这两个重点，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会忽略其他地区。自视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眼睛是盯着全球的。拉美是美国的传统后院，欧洲是过去的战略重心，南亚、中亚、非洲也都有美国的重要利益。只不过或者是因为那里比较平稳，或者是相比之下地位低一点，所以在竞选中不太提及，在施政中也不十分强调而已。

　　总的来看，连任后的奥巴马外交会保持总体上的稳定，在此前提下，会根据情势的变化做出微调。

　　三、中美关系受考验

　　奥巴马连任，对中美关系来说是好事。从竞选过程中的言论来看，虽然奥巴马和罗姆尼都拿中国说事，但奥巴马更温和一些，也更理性;罗姆尼对中国的攻击，不仅更强硬，而且有些是根本不顾事实，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蒙到选票。比如称要“阻止中国的侵略”。就在罗奥第三次辩论几乎同时，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10月17日(北京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028，较前一交易日继续上涨78个基点，再创自6月20日以来的新高。有观察家将之看成是中国政府暗中力挺奥巴马的举措。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美国“白宫换党”(即换总统同时又换执政党)时，经常会引起中美关系的震荡。自中美建交后，“震荡期”已出现多次，比如里根、克林顿、小布什刚上台时，只有2009年奥巴马上台时除外。“震荡期”的机理是，在竞选中，非执政党的候选人为了拉选票，往往把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中国当作工具，肆意攻击中国，发出许多狠话、大话，上台后又很难立即收回承诺，再加上他们往往不通外交，不了解中国事务，因此做出一些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决定，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下滑;待其明白中美关系之重要性后，又不断修复双边关系。罗姆尼大有重演历史，制造“震荡期”的迹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巴马连任是中美关系之福。

　　然而，奥巴马连任对中美关系利好，只是相对而言，即相对于罗姆尼上台而言。在更大程度上，中美关系有自己固有的发展动力和轨迹，任何总统在位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

　　中美关系一直受两股相反力量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合作的力量，即实现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包括经济、贸易等双边事务和反恐、防扩散、金融稳定等全球治理上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刺激竞争的力量，即在两国间利益矛盾问题上的斗争、摩擦。有些利益矛盾是正常国家间都存在的，如贸易纠纷、知识产权问题，但更重要的利益矛盾是结构性的。中美间有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和平发展的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二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矛盾。两股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导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关系是更好一点，还是更坏一点，取决于两方面力量的博弈，而博弈态势又主要取决于美国全球战略以及由之决定的对华战略走势，当然，中国如何判断美国战略调整态势并做出何种反应，也是重要促动因素。

　　苏联解体后，美国确立了以维护霸权为最高目标的全球战略，其基本精神一是从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个维度全面提升美国实力，1994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维护安全、扩展经济、推进民主作为全球战略三大支柱就体现了这一精神;二是阻止战略竞争对手出现，这一精神通常在国防战略报告中体现出来。两个方面，前者是根本，没有超强的实力，就不可能具备对付战略竞争对手的能力;后者只是尽力而为之，前提是不影响提升实力。

　　三大支柱中，在扩展经济上，美国将中国视为重要合作伙伴，从克林顿时期将中国定为十大新兴市场之首，到小布什时期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时期积极全面的合作伙伴，都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尽管近些年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美是经济合作伙伴的性质。在推进民主上，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对手之一，但是美国不是要同中国打意识形态的新冷战，而是试图通过接触来融合、改变中国，促使中国向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方向演变。从客观上讲，这对中美关系发展不完全是坏事。在安全上较为复杂。在传统的军事安全上，中国被认定为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之一，因为纵观全球，只有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具备挑战美国军事安全的潜力。而在非传统安全上，美国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因为像反恐、防扩散这样的事情，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合作，美国很难实现预定目标。在全球治理的其他方面，如应对气候变化、维护金融稳定，美国也将中国看成是合作伙伴。从综合角度看，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美国根据自己的全球战略调整情况来审视中国，是竞争对手为主，还是合作伙伴为主。

　　20多年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框架没有改变，变化的只是不同领域、部分的排序。克林顿时期，由于美国安全形势很好，所以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被置于突出位置，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身份基本平分秋色，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总是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小布什刚上台时，明显地提升传统军事安全的地位，公开宣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尽管也称中国是经济上的伙伴。但毕竟扩展经济不占全球战略的核心位置，所以这时的中国角色主要是竞争对手。“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反恐作为中心任务，于是，中国的伙伴角色上升为主要方面。所以才会有建设性合作者和利益攸关方之说，中美出现了一个“蜜月期”。奥巴马上台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重整经济。与之相应，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的角色更加突出。正因为如此，奥巴马政府提出要构建中美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推动开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是同时，奥巴马政府回归克林顿时期的三大支柱全球战略框架，结束反恐战争，加快战略重心东移。与之相应，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角色也被加强。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已经相当明确地将中国锁定为主要安全威胁之一。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实力、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会越来越强，美国同中国合作的动力也会随之增强;但同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动力也会同样增强。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面临三种前途：一是维持目前合作与竞争并存并重的局面;二是竞争的一面上升，中美变成完全的战略竞争对手;三是合作的一面上升，中美成为奥巴马刚上台时所提出的积极全面的合作伙伴。对中美两国来说，第二种前途肯定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但是要避免这种前途，就需要两国创新战略思维，努力破解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能否和平共处这一难题，化解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来源时间：2015/2/22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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