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帆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近年来，公开披露情报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战略博弈的工具。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就不断向国内外公众及时地、大规模地披露过经过解密的国家情报。那么，拜登政府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究竟是如何从事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此类活动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帆的论文《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对情报的另类使用及其战略逻辑》(《美国研究》2022年第5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强制外交理论，考察了此类问题，这对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公开披露情报这一新的战略博弈工具以及进一步探究该工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帆：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

——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对情报的另类使用及其战略逻辑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不断向国内外公众及时地、大规模地披露经过解密的国家情报。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美国私营部门,以及美国盟友或伙伴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是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拜登政府将“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应用于公开披露情报，注重各色披露平台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以拜登政府为关键结点的公开披露平台网络。从披露的内容上看，此次公开披露情报不仅涉及俄罗斯军事能力(包括陈兵俄乌边境的人数、装备及其动态)，且涉及军力部署背后的战略动机(包括俄罗斯对乌特別军事行动的前景、时间和理由)。拜登政府在此次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有其深刻的战略逻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对俄混合战争。美国对俄混合战争倚重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为使这两种手段产生最佳效果，需利用信息战为强化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制造舆论氛围，但俄罗斯在舆论宣传领域的相对优势制约美国信息战的舆论影响。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实施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并借助公开披露情报，以国家情报的权威性和及时性助推“预先驳斥”，以国家情报作为“预先驳斥”信息战的关键主题和内容的素材，并凭借协调、合作的披露平台网络，扩大、提升关键主题和内容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为制裁和外交孤立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乌克兰危机 情报 公开披露混合战争 信息战 预先驳斥

引 言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随即就此发表讲话，称：“我们对全世界一直是透明的。我们一直分享经过解密的有关俄罗斯(军事行动)计划、网路攻击，以及谎言的证据，因此，对普京目前的所作所为不应有任何误解和困惑。普京就是‘侵略者’。普京选择了战争。普京和他的国家为此将承担一切后果。”拜登总统的此番言论意在强调，美国一直(与盟国或伙伴)分享并向全世界公开披露有关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军事部署、战略动机及军事行动借口的情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并不意外，美国事先已经多次向盟友和全世界提出预警，无可辩驳的是，俄罗斯是俄乌军事冲突的“侵略方”;国际社会应据此对俄施压。事实上，自2021年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公开披露有关俄罗斯军事部署和战略动机的情报，并就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和借口提出预警。

鉴于此类预警与后来的事态发展大致吻合，美国/西方舆论界就美国情报界在此次危机中展现的能力赞誉有加，饱受“情报失败”责难的美国情报界获得罕见褒奖。事态发展证实了美国情报界的判断，显示了其能力，但此次危机中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则是拜登政府及其盟友对情报界通过各种手段获致的情报及评估加以公开披露，引发美国/西方情报问题专家和媒体人士关注，即：自2021年秋季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至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拜登政府及其盟友以空前规模披露有关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情报。在他们看来，公开披露是对情报的另类使用，毕竟，情报与秘密共生，即便通过各种手段知晓了对手的能力和动机，也不能让对手知道己方拥有此类信息和知识，而应让对手继续蒙在鼓里，确保在后续的军事或其他各类行动中占得先机。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在情报界实际上是指严格保密的情报——包括有关对手能力和动机的情报——能起到克敌制胜的效果。但拜登政府违背“情报与秘密共生”定律，公开地、大肆地披露有关俄罗斯对乌克兰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情报。公开披露情报(Official Public Intelligence Disclosure, OPID)并非首次出现于此次乌克兰危机，近年来，伴随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和战略事务演变，公开披露情报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战略博弈的工具，对此类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公开披露情报”这一新的战略博弈工具，即：拜登政府在此轮乌克兰危机中如何从事公开披露情报活动，此类活动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

美国/西方情报问题专家及媒体人士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就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而言，相关媒体报道按时间顺序罗列了美国政府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相关部门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断披露情报的活动，引发国际政治学界，尤其是情报问题专家，对此问题的关注。但此类报道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以全面了解拜登政府此次公开披露情报的特征、形式和内容，难以为我们认识、理解公开披露情报这一武器的战略实践提供一般性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知识。就拜登政府此次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逻辑而言，美国/西方情报问题专家和媒体人士较为一致的见解是:首先，伴随新一轮大国战略竞争，国际战略事务发生重大变化。作为过去大国间战略互动的重要手段，大国间的常规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冲突日渐成为某种假设而非现实的政策选项，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低于战争门槛的手段：制裁、外交孤立、代理人战争、强制移民、信息舆论战等。就国际战略事务而言，这是一个强制外交的时代，是一个以“灰色地带”博弈和“混合战争”达成战略目标的时代。其次，在新的战略环境中，各种低于战争门槛的强制手段都有可能成为大国间战略博弈的武器，正是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中，美国选择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拜登政府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服务于美国对俄强制外交战略，尤其是服务于动员舆论，形成对普京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此类见解尚未具体触及或深入探讨的问题则是，在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进行的战略博弈中，拜登政府为什么选择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或者，公开披露情报如何服务于美国对俄强制外交战略即所谓的“混合战争”?

作为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的战略工具，美国及其盟友会在其对外战略博弈中更多地诉诸“公开披露情报”，对情报的公开披露将日趋常态化，而非例外或对情报的“另类使用”。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考察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及其背后的战略逻辑，以期对作为战略博弈工具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为此，本文以近年来国际战略事务中公开披露情报的实践和国际政治学界有关此现象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强制外交理论，确立分析框架;进而在此框架下考察拜登政府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实践，阐释乌克兰危机中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逻辑，即此类披露在对俄强制外交战略中的必要性及作用，进而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 分析框架：如何考察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情报公开披露

本文考察拜登政府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应对乌克兰危机，主要围绕两大问题进行：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如何从事公开披露情报的活动?其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美国及其他国家有关公开披露情报的研究成果，为考察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提供了路径或维度。

(一)情报武器化：战略实践

迄今为止，有关公开披露情报的研究成果主要源自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及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这些成果大多认为，公开披露情报并非新近出现的战略实践，美国在冷战时期就通过公开披露有关苏联的情报达到特定战略目标，但此类战略实践近年来得以频繁使用，日趋成为一些国家对外战略博弈的重要武器。尤其是，以色列学者以本国情报公开披露的实践为案例，对公开披露情报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揭示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

1.披露模式

所谓披露模式(disclosure mode)，是指究竟是谁以什么样的方式从事此类活动。一旦国家安全决策者决定以公开披露情报作为达到特定战略目标的武器且与情报界就公开披露情报的必要性达成共识，情报界就将解密后的情报提供给各种公开披露平台，借助这些平台公示具体的情报。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等国还借助“情报分享”，说服、督促盟友将分享到的情报通过各种平台予以公开披露，扩大公开披露情报的范围和影响。所谓公开披露平台，主要是指政府相关各部门的新闻发布会、重要的国际会议场所、权威性新闻媒体，以及各种社交媒体，等等。政府相关各部领导、新闻发言人、特定官员，以及媒体记者是公开披露情报的主体或重要实践者。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向世人公示了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的情报。近年来，以色列政府借助各种平台，频繁公开披露有关其战略对手的情报：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借助其新闻发布会，以收集到的各种情报揭示伊朗核力量的发展动态，披露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的部署;以色列领导人借助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公示伊朗研发核武器的情报;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向以色列甚至美国媒体披露伊朗发展核武器、支持恐怖组织的情报;在与美国分享情报的基础上，以色列鼓励美方借助其各种平台，进一步将这些情报加以披露。

2.披露内容

相关研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既往公开披露情报的内容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有关基础设施、军力部署及其动态等有关对手能力的信息或数据;二是有关对手战略意图或动机的评估。伴随技术进步及其在情报收集中的应用，有关对手军力部署和实时动态的信息或数据日益增多和准确，在既往的公开披露情报实践中，美国和以色列等国不断以图表、卫星图片甚至实时监控视频等形式，向公众展示有关对手基础设施、军力部署及其变化的信息或数据，这些公开披露的信息或数据因其形式生动、简单易懂、具体翔实而容易被公众接受。有关对手军力建设、调动和部署的信息或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判断其战略意图或动机，但有关对手军力的铁证不足以准确得出有关战略意图的结论。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夕，美国获得了大量有关伊拉克陈兵科威特边境的准确信息，但这是否意味着萨达姆政权即将入侵科威特，或仅仅是恫吓?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在借助各种收集手段仍无法判断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诉诸情报评估，情报评估是根据既有的有限信息对某个不确定问题的推导，是某种“猜的艺术”，其结论以各种限定条件为前提。小布什政府利用各种平台，公开披露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评估结论，以此作为发动对伊战争的借口，而忽略这些结论的限定性条件。近年来，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公开披露情报的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对手军事设施、武器研发和军力部署的“硬证据”，而且更多地将某些主观推导的“软性”评估类情报加以公开披露，在剔除这类情报的限定性条件后，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世人昭示相关结论。伊朗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获得核武器，原本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评估类情报问题，即便是在以色列情报界也存在不同意见，相关结论都附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但以色列政府在各色公开披露平台较为一致地将伊朗发展核力量的动机简单归结于德黑兰意在获得核武器和威胁以色列安全。以简单的、结论性的语言给对手的战略动机定性，日益成为公开披露情报内容的主要特点。

(二)公开披露情报：战略逻辑

美国、以色列等国的研究主要围绕此问题阐释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逻辑，即：有关国家为什么将情报武器化，并以公开披露情报作为与对手竞争或博弈的重要手段?

1.公开披露情报与强制外交战略

美国情报问题专家麦克尔·赫尔曼(Michael Herman)指出，所谓公开披露情报是指经授权，政府部门正式解密、公布原本加密的有关对外战略对手和国内安全事务的信息和评估。此定义引发美国、以色列等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为什么有关国家诉诸情报的公开披露?较为一致的见解是，除通过情报政治化——即通过公开、揭示某些置竞争对手于不利地位的信息——达到国内政治目标外，公开披露情报主要服务于对外战略。在低于战争门槛的强制外交日渐盛行的时代，公开披露情报成为强制外交的重要工具，强制外交的战略逻辑很大程度上适用于阐释有关国家诉诸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动因。

在具体实践中，强制外交有两大战略路径：一是威慑(deterrence);二是威逼(compellence)。前者是指通过强制手段或工具，迫使对手止步，防止、吓阻其采取使危机升级的举动;后者则是指运用强制手段或工具，迫使对手逐步放弃已经采取的行动或通过此类行动已经取得的成果。分别应用于威慑或威逼战略，作为强制手段或工具的公开披露情报具有不同的动因和功能，体现不同的战略逻辑：

(1)公开披露情报与威慑战略

公开披露情报如何起到威慑作用?首先，借助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当获得并公布某国试图违反国际规范的证据时，此类公开披露能起到点名羞辱(naming and shaming)作用，迫使试图违反国际规范方着眼于国际声誉而放弃违规行动;其次，公开披露情报有助于向对手展示己方的情报能力，提醒对手，其一举一动均在己方掌握之中，迫使对手在采取违规行动前三思。

(2)公开披露情报与威逼战略

威逼战略是在对手已通过行动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通过非战争强制手段——外交孤立、制裁、信息战、代理人战争等——迫使对手放弃成果，使局势回归至“既成事实”前的“现状”。威逼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各种强制手段及其综合运用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动员、团结盟友及其他一切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挤压对手，让对手意识到，造成“既成事实”的成本远大于其收益，从而最终决定退回到“既成事实”前的“现状”。因此，在此类战略中，旨在动员舆论、孤立对手的信息战的作用至关重要。公开披露情报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战。从形式上看，各种平台，尤其是政府各部的新闻发布平台，增添了相关信息的权威性;从内容上看，实时监控信息增添了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各种简单易懂的数据、图表增加了信息的易接受性，把剔除掉各种限定条件的评估类情报的结论以明白无误的简单语言加以表述，更能起到黑白分明，引导合法性与非法性、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舆论斗争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竞争对手同样重视信息战且在该领域屡有建树的情况下，公开披露情报有助于抵消对手的信息战优势，利用评估类情报的结论预先给对手打上标签，使对手难以发挥信息战中的叙事特长。类似军事行动中的先发制人，信息战中这种预先给对手定性、贴标签的做法，即所谓“预先驳斥”(Prebuttal),日益成为信息战的重要特征和导向，而公开披露情报，尤其是在剔除各种限定条件后公开披露评估类情报的结论，为有关国家从事“预先驳斥”的信息战活动，助一臂之力。

(三)情报武器化：拜登政府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战略选择

拜登政府选择公开披露情报，以情报作为应对乌克兰危机的重要战略工具。本文个方面以既有的有关公开披露情报的研究成果、研究路径和相关结论为基础，主要从以下两考察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的情报武器化现象：

一是拜登政府从事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主要从披露模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论述拜登政府如何利用各种公开披露平台公示有关乌克兰危机发展态势的情报，以及拜登政府此次情报公开披露的重要特征。

二是拜登政府情报武器化的战略逻辑，即拜登政府为何诉诸情报公开披露应对乌克兰危机?本文以混合战争为起点，阐释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选择,即拜登政府的公开披露情报如何完善美国针对俄罗斯的“预先驳斥”的信息战，从而使“预先驳斥”的信息战在与制裁和外交手段更好结合的基础上，服务于美国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

二 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

以上述分析框架为基础，本文从披露模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考察拜登政府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

(一)披露模式：以“全政府—全社会”为指导的情报公开披露

从披露模式上看，与美国和其他国家既往的公开披露情报实践类似，美国政府诸多国家安全部门借助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披露平台，成为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角。但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实践活动呈现新的特征：一是参与者及披露平台较多;二是诸多参与者之间分工明确、协调配合。

1.参与者及披露平台

相对于美国及其他国家既往的类似实践，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参与者及其借助的披露平台较多，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美国政府相关各部门及其披露平台，包括白宫，尤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SecuritCouncil,NSC)及其例行新闻发布会、国防部及其例行新闻和背景介绍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情报界成员机构及其背景介绍会，以及国务院及其例行新闻发布会，等等;二是美国私营部门及其披露平台，包括传统的具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如以纪实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新兴的卫星通信公司、信息传播及分析公司及社交网络平台，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三是盟友或伙伴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及其披露平台，同样包括国家安全部门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2.参与者之间的分工及协调

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公开披露情报的实践中，各部门及其披露平台各有其披露重点：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根据相关规则和程序，就情报界收集到的有关乌克兰危机的情报进行解密，以用于公开披露;国防部利用其例行的新闻发布和背景介绍会，重点披露有关俄罗斯陈兵俄乌边境的情况，包括俄军及其武器装备的数量、部署、俄军演习动态和走向，以及俄军的调动，等等。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利用其新闻发布和背景介绍会，侧重于借助情报披露，介绍、揭示俄罗斯未来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时间、借口及动机。

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以“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为指导，协调政府各部之间、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美国与其盟友或伙伴之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全政府—全社会”是美国战略界近年来倡导的国家安全组织原则，即为应对新一轮大国竞争时代的复杂安全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需要在发挥各自特长和相对优势的前提下，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应对特定的国家安全挑战，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应强化与私营部门合作，利用私营部门在特定问题上的优势和特长，有效应对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正是将“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应用于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实践，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在以下三个层面组织、协调有关各方的情报披露活动：

首先，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尽管政府各部的披露活动各自有其侧重，但乌克兰危机期间拜登政府的公开披露活动始终围绕两大主题或内容进行：有关俄罗斯军事能力的信息和数据以及对普京政府在此类问题上的评估：针对乌克兰的战略动机、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和时间。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先后对涉及这两大主题的情报进行了披露，国防部不仅披露有关俄军能力的信息和数据，也披露有关普京政府对乌战略动机和军事行动借口和时间的评估。同样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不仅披露有关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动机和行动的评估类情报，也披露有关俄军能力的信息和数据。这不仅是简单的重复披露，而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下，就重点议题——即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军事威胁和战略意图——通过多重平台的不断披露加以强调，强化其在受众中的接受程度。以“全政府”原则为指导，拜登政府构建了一个由各国家安全部门披露平台组成的“全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网络。

其次，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隶属美国国防部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NGA)是美国情报界的主要成员之一，该机构早在21世纪初期就意识到，私营商业通信卫星公司以技术创新为获取高分辨率的清晰卫星图像开辟了新的路径，并创设与此类私营商业通信卫星公司的合作项目，旨在以政府投资换取使用这些公司获得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与商用卫星通信公司麦克萨尔(Maxar)结成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常被列举为“全社会”组织原则的实践典型。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国防部在披露俄军在俄乌边境的军事能力时，不仅使用国有军用通信卫星获得俄图像，还不断使用麦克萨尔公司获得的高分辨率图像，并不断鼓励麦克萨尔公司自行公开此类卫星图像。既有研究显示，当政府部门披露的情报证据得到源自公开渠道的私营部门的同类披露的支持或补充时，前者在受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可得以强化。正是基于这一经验，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国防部在其情报披露活动中将分别源于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麦克萨尔公司的披露活动结合起来，以政府披露平台和私营部门披露平台的协调、合作，增进公开披露情报的可信度。此外，在“全社会”原则指导下，美国政府相关各部官员不断向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类的权威媒体通报有关俄乌对峙现状及走向的情报，借助这些媒体的纪实报道，公开披露情报。以“全社会”原则为指导，拜登政府通过构建公私合作的情报披露网络，扩大披露范围和影响，增强情报披露的可信度。

最后，与盟友或伙伴的合作。美国战略界强调，“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不仅指美国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也适用于与盟友或伙伴应对共同威胁的合作。以此延伸应用为指导，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实践注重与盟友或伙伴的协调、配合，在通过情报分享机制实现情报共享的基础上，鼓励盟友或伙伴按美国的实践模式公开披露有关俄罗斯军事能力、战略动机和战争计划的情报，并通过协调，使美国及其盟友或伙伴在情报披露的时机和内容上做到相互补充和强化，增强公开披露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尤其是在涉及此次披露的某些关键议题上，例如：美国情报界将有关俄罗斯将以何种借口发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情报分享给英国，鼓励后者将此情报公开披露，在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公开披露俄罗斯试图以“假旗行动”(false flag operations)作为发动战争借口的情报后，英国外交大臣再次向公众披露此类情报，强化有关俄罗斯将采取军事行动的预警。在涉及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情报披露方面，除与英国协调一致地公开披露相关信息和数据外，美国也非常重视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处于北约/西方对俄罗斯对峙的最前沿，其地理位置及与俄罗斯战略博弈的经验和情报需求决定了其在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实践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情报分享机制，爱沙尼亚成为美国涉俄情报的消费者和供给者，以此为基础，爱沙尼亚很快成为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合作伙伴。2022年1月底，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Estonian Foreign IntelligenceService)公开发布《国际安全与爱沙尼亚2022》(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Estonia 2022)研究报告。该报告以爱沙尼亚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收集和评估为基础，结合美国情报界分享的情报，公开披露了俄罗斯集结于俄乌边境的军力及具体部署，并以与拜登政府较为一致的口吻发出预警，声称，“俄罗斯很有可能于2022年2月发动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的鼓励和建议下，其盟友或伙伴也注重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北约成员国内部非政府部门，包括各种媒体、私营信息传播和分析公司、新兴社交网络平台均成为此次公开披露情报的重要平台。以“全政府—全社会”的延伸运用为指导，拜登政府通过与盟友或伙伴的协调、合作，打造了一个与盟友或伙伴国政府及社会力量合作的公开披露情报网络，倍增公开披露情报的受众和影响。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既往的类似实践，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以“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为指导，构建公开披露情报的三重网络：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美国政府与美国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美国及其盟友或伙伴之间，拜登政府则处于这些公开披露网络的关键结点，协调、整合各种公开披露平台，主导、影响公开披露的主题和内容。

(二)披露内容：俄方军力部署和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主导的情报公开披露，主要涉及以下两大主题：

1.军事能力

2021年9月10日至16日，俄罗斯国防部在俄罗斯西部和白俄罗斯举行 “萨帕多2021”(Zapad2021)军事演习。此次演习是在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举行的，演习期间，俄军展示了新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以及新式战术车辆，引发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严重关切。2021年11月，乌克兰政府就俄罗斯增加在乌克兰东部边境的兵力部署提出警告。乌克兰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自此开始不断披露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境的态势。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于2021年11月21日首次在《军事时代》(Military Times)上披露俄罗斯增加乌克兰边境兵力部署的情报，并以标注俄军部署的地图凸显俄罗斯以10万大军对乌克兰形成的重兵压境之势，12月初，《华盛顿邮报》发表类似披露，在引用该地图的同时，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情报背景介绍，声称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的军队已达7万人之众，并最终有能力将这一部署提升到17.5万人。

从2021年11月开始，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严密监视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的兵力部署，除提供有关人员和装备的信息和数据外，还密切关注俄军的动态和变化。前面提及的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2022年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俄罗斯从各大军区调集了15万人，部署到俄乌边境，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米克·马兰(Mikk Marran)甚至披露说，据爱沙尼亚情报部门，俄罗斯已在俄乌边境部署了大约17万名士兵，而目前另外大约有10支俄罗斯战斗部队正向乌克兰边境移动。以麦克萨尔为代表的私营商业卫星通信公司不仅向公众提供有关俄军部署及其装备的高分辨卫星图像，而且实时监测俄军动向，其披露的监测数据显示，参加“萨帕多2021”军演的俄军并未完全撤离白俄罗斯，俄乌边境的俄军增加了医疗设备和血浆的供应;在俄罗斯宣布减少俄乌边境的俄军后，英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吉姆·霍肯赫尔(Jim Hockenhull)在2022年2月16日公开声称，英国情报部门获取的情报显示，俄军非但没有撤退，反而，俄军方面更多的装甲车、直升机和一家野战医院正在向乌克兰边境移动。

2.战略意图

拜登政府主导的情报公开披露，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俄方陈兵俄乌边境的意图。

首先，俄罗斯的军力部署是否意味着俄方将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战略预警的实践经验显示，军事能力及其背后的战略意图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但军事能力及其部署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揭示战略意图的重要指标。因此，上述有关俄罗斯陈兵俄乌边境的情报披露无一例外地强调其备战态势：《军事时代》和《华盛顿邮报》在披露俄军部署和动态的基础上，强调俄军旨在以这些能力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的情报披露同样将俄罗斯的军事部署解读为普京政府即将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吉姆·霍肯赫尔(Jim Hockenhull)在借助情报披露驳斥莫斯科撤军声明的同时，强调俄军不减反增，其最终目的在于发动对乌战争;麦克萨尔等私营公司借助卫星图像及其分析引导公众，即：参演俄军并未完全撤离白俄罗斯，意味着俄军将借道白俄罗斯领土发动对乌战争，白俄罗斯军队将在与俄军迅速整合的基础上，参与相关军事行动;医疗设备和血浆供应的增加则是大战即将爆发的重要指标。

其次，俄罗斯将以何种借口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2022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发表公开声明，借助情报披露，揭示俄罗斯颠覆乌克兰政府的阴谋。特拉斯强调，根据英方获得的情报，俄方正计划借助乌克兰亲俄势力，颠覆乌克兰政府，以亲俄人士取代现任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在公布参与俄阴谋的4名乌克兰人名单的同时，特拉斯强调应对俄罗斯“假旗行动”和虚假信息的重要性。所谓“假旗行动”是美国/西方战略界对俄罗斯某种秘密行动的称谓，此类行动由俄罗斯蓄意策划和实施，其具体实施内容主要是亲俄势力或俄裔人士遭受不公正待遇、迫害甚至屠杀，俄方秘密行动部门在实施此类行动时往往使用其他组织的标识，嫁祸于人，误导公众认为该行动是其他组织所为，并为俄罗斯后续的军事干预提供借口。拜登政府借助各种平台，披露有关俄罗斯着手以“假旗行动”作为发动对乌战争借口的情报：2022年1月14日，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声称：“我们掌握的信息表明，俄罗斯已经部署了一组特工，在乌克兰东部实施‘假旗行动’。”这些特工受过城市战以及使用炸药的相关训练，俄罗斯可能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实施“假旗行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Blinken)在2022年2月中旬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公开指出，美国情报界获得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以各种“假旗行动”为入侵乌克兰寻找借口，包括在俄境内制造恐怖袭击、发现一个乱葬坑、称其平民遭无人机攻击，或者制造一起虚构甚至真实的化武袭击事件，等等。

最后，俄罗斯何时将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拜登政府主导下的公开披露情报平台，不仅在揭示俄军能力的基础上得出战争即将爆发的结论，且大多认定战争爆发的时间大致是在2022年2月中旬。随着俄罗斯与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日趋激烈，拜登政府将开战时间作为专门的披露主题：2022年2月11日，拜登总统本人自信地预警称，根据美国情报界的判断，俄罗斯将在2022年2月16日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同日，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Sullivan)则以公开声明增强拜登总统预警的可信度，前者提出，美国公民应该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立即离开乌克兰，后者则指出，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更多军队，俄罗斯可能会随时“入侵”乌克兰。当2022年2月16日俄军并未如拜登政府宣称的那样入侵乌克兰时，面对媒体和公众的质疑，拜登总统本人及布林肯和沙利文等国家安全决策者仍然坚称，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

三 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战略逻辑

借助公开披露情报，拜登政府向世人展示了乌克兰危机升级为战争的前景，通过不断强化此类主题，将普京政府贴上“侵略者”标签：俄罗斯重兵压境乌克兰，且将在特定时间发起军事行动，俄罗斯将通过“假旗行动”作为入侵乌克兰的理由。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情报公开披露带有强烈的“预先驳斥”特征，即：预先断定俄罗斯即将借助“假旗行动”制造的借口入侵乌克兰，并借助各种披露平台权威、生动、具体的披露形式，强化叙事主题(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可靠性和易接受性。拜登政府为什么选择以公开披露情报作为对俄战略博弈的重要手段?

拜登政府诉诸公开披露情报，源于美国对俄罗斯的竞争战略、美俄战略博弈的非对称性，以及美国抵消俄罗斯非对称优势的战略选择。

(一)混合战争：新一轮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国对俄战略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12月)和《美国国防战略》(2018年2月)正式宣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新聚焦大国竞争，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之一。此后，美国战略界以美苏冷战及冷战结束以来美俄战略博弈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对新一轮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对俄战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重点则是在研究、分析2014年乌克兰危机演变、发展及其后果的基础上，确立对俄战略总体思路。主要结论包括：“混合战争”是俄罗斯挑战美国利益的重要战略路径;美国必须以类似方式应对俄罗斯以“混合战争”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在新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是“混合战争”战略。

美国战略界最初以“混合战争”描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东乌克兰支持分裂势力的行动，后来逐步以该术语概括俄对外扩展影响、挑战欧洲地缘政治现状的战略路径。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将术语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以“混合战争”描述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伊朗和中国)扩展对外影响、挑战现存秩序的战略思路及举措，在美国战略界力主美国同样以“混合战争”应对竞争对手的类似挑战后，“混合战争”成为概述当今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术语。在美国战略界看来，所谓“混合战争”就是综合地、非对称地运用各种非战争强制手段，在不触发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美国战略界对构成“混合战争”的各种强制手段的称谓不尽统一，但总体上可分为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类，即：

政治战：通过所谓“信息战”“宣传战”“心理战”“外交活动”及“影响力行动”等活动，扩展影响力。

经济战：以经济强制手段作为对外战略工具。俄罗斯以中断、限制天然气出口为武器。

有限军事行动：在特定条件下以军事行动迅速地或逐步地造成既成事实，攫取利益，改变现状。此类军事行动往往由“特种部队”“代理人”或“雇佣军”实施。

美国战略界提出了运用上述手段的基本原则：

综合运用原则——“混合战争”之“混合”就在于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领域的各种手段，以达到改变“现状”、造成“既成事实”之目的;

低于战争门槛原则：“混合战争”之“战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常规战争，而是指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有限军事行动，此类手段和军事行动的应用正是旨避免大规模常规军事冲突，改变现状。因此，各种强制手段的单个或综合运用必须以避免触发大规模常规军事战争为限。

非对称原则：即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竞争一方运用“混合战争”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往往在另一方势力和影响相对薄弱或疏于防范的领域下手，以局部相对优势逐步蚕食对方影响。

应用于对俄战略竞争，混合战争就是在避免与俄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俄进行战略博弈。

(二)美俄战略博弈的非对称性与美式混合战争

美俄均选择混合战争作为彼此间竞争的战略，但就构成混合战争的各种强制手段及其运用而言，双方各有其优势，呈现一定的非对称性，美国战略界强调在充分认识俄罗斯混合战争优势的基础上，以美式混合战争抵消俄罗斯的优势。

美国战略界以苏联/俄罗斯既往对外干预的事例，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演进和后果为研究对象，强调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优势主要体现于两大领域及其综合运用：一是政治战领域，尤其是信息战。俄罗斯政府从苏联继承了丰富的信息战经验和较为完备的舆论宣传体制，能够以集中、高效的工作方式制造、传播统一的叙事，当今的俄罗斯还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和现代传媒技术，将信息战提升到新的高度，包括：普京政府利用“今日俄罗斯”从事对外宣传活动及利用网络空间干预美国及其盟国国内选举。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演进过程中，普京政府将舆论宣传作为混合战争的重要构件，积极制造、传播叙事主题：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乌克兰成为美国/西方傀儡或“帮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屡遭基辅当局迫害、打压。此类叙事的制造、传播旨在掌握话语权，打造俄罗斯作为“解放者”和“美国/西方扩张的抵制者”形象，为俄罗斯最终吞并克里米亚，扶植乌东亲俄势力奠定舆论基础。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另一优势领域则是有限军事行动。苏联/俄罗斯对外干预频频得手，主要源于被干预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苏联/俄罗斯，且并非美国的军事盟国，苏联/俄罗斯往往选择对其有利的时机和地点实施干预，在美国/西方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造成“既成事实”。美国战略界意识到，当俄罗斯综合运用“信息战”和“有限军事行动”时，其结果往往是事半功倍，以极小代价收获赢得重大战略收益。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借助“假旗行动”，俄罗斯巧妙地将“信息战”与“有限军事行动”加以综合运用，俄罗斯特种部队制造“假旗行动”，俄罗斯宣传部门将这类事件广泛传播，俄罗斯军队借助信息战发酵产生的舆论，实施有限军事干预，造成“既成事实。”

相对于俄罗斯，美国在政治战(尤其是信息战)和有限军事行动领域毫无优势可言。就信息战而言，尽管自冷战以来，美国高度重视信息战在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并积极将最近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信息战，但美国战略界认为，一方面，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较量中，美国处于劣势，主要源于美国主流政治文化排斥国家集中管理的舆论宣传，这直接影响到美国实施信息战的制度建设，相对于苏联/俄罗斯，美国缺乏高度集中的信息舆论宣传体制，仅凭分散于政府各部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机构以及为适应新一轮大国竞争而创设的信息战部门，无法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较量中占得先机。在有限军事行动领域，美俄战略竞争从地缘政治上主要聚焦于邻近俄罗斯的苏联/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并非美国的军事盟友，美国难以通过驻军和军援威慑俄罗斯潜在的干预行动，俄罗斯在选择干预时机和地点方面拥有较大空间。此外，“假旗帜行动”成为联结信息战和有限军事行动的桥梁，二者的综合运用增进了俄罗斯“混合战争”的效力。

另一方面，美国战略界认为，在美俄以混合战争进行的战略博弈中，美方也有其优势领域，突出的就是经济战中的制裁手段和政治中的外交工具。前者源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可用于对俄罗斯施加强大经济压力;后者则源于美国遍布全球的盟友体系，既可用于在外交上孤立俄罗斯，也可用于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实施集体制裁，全面对俄施压，提升制裁有效性。美国战略界强调，美国需要以体现自身特色和优势的美式混合战争应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挑战，实践和相关评估显示，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优势体现在信息战和有限军事行动以及将两者加以巧妙综合运用的“假旗行动”，美式混合战争的优势领域集中于制裁和外交，如何使制裁和外交的巨大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以在对俄战略博弈中占得先机。

(三)公开披露情报：美国抵消俄罗斯非对称优势的战略选择

混合战争本质上是强制外交战略，旨在以各种低于战争门槛的手段及其综合运用，威慑对手止步于实施某种行动或威逼对手放弃通过行动获得的成果。所谓美式混合战争，就是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中，在双方均以混合战争作为竞争战略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美方优势。鉴于美方的优势主要集中经济制裁和外交领域，美式混合战争的实施着眼于将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抵消俄罗斯在有限军事行动的优势，即尽可能以制裁前景威慑俄罗斯，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继续以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制裁威逼俄罗斯放弃对外干预成果。但美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的升级取决于盟国政府和国内外民众的广泛支持：首先，由于地理位置、历史经验等因素，美国欧洲盟友或伙伴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不尽一致，北约成员国之间对普京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战略动机存有分歧，德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威胁程度的认知明显有别于邻近俄罗斯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等国，因此对升级对俄制裁、采取更为极端的对俄制裁举措，持反对态度。此类分歧不仅不利于美式混合战争中的外交优势的发挥，而且令经济制裁的潜力大打折扣;其次，升级对俄经济制裁，尤其是涉及金融的国际支付体系的制裁，不仅涉及私营部门和市场经济的运作规范，且有损广大民众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因此，美国如果要发挥其在制裁和外交领域的优势，升级、扩大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就必须说服有关盟国政府，俄罗斯的所谓“威胁”真实且迫在眉睫，并说服国内外民众，为威慑或威逼俄罗斯，他们付出的成本或牺牲是值得的，这就有必要将俄乌争端纳入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的黑白分明的叙事范畴，从而使美国国内外民众感召于“支持制裁就是支持正义”，心甘情愿地为制裁升级付出一定的生活和福利成本。

这意味着，在与俄罗斯的战略博弈中，美式混合战争要充分发挥其制裁和外交优势，必须首先借助信息战，在舆论动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制裁和外交的潜力。美俄以混合战争进行的战略博弈首先是信息战的博弈。为此，美国战略界悉心研究俄罗斯近年来的信息战实践，尤其是信息战与有限军事行动的综合运用及其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演进中的作用，总结俄罗斯对外信息战的优势，主要包括：首先，俄罗斯对外信息战有明确的叙事主题，如“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乌克兰是美国/西方的帮凶”以及“基辅当局歧视、迫害亲俄人士”，等等;其次，俄罗斯重视信息战的叙事内容，往往以精心编造的虚假故事支撑其叙事主题，虽然这类虚假叙事影响其接受程度，但达到了混淆舆论、制造混乱的目的;再次，俄罗斯有一套集中、高效的信息战体制，有助于统一、高效地转播叙事主题和内容，与此相关的是，俄罗斯信息战注重实效，往往在俄罗斯采取某项具体行动前提前以信息战影响舆论，从而影响事态发展;最后，俄罗斯将信息战与有限军事行动加以综合运用，以“假旗行动”为信息战提供叙事素材，而此类素材引发舆论发酵则进一步成为有限军事行动的借口。

俄罗斯的信息战优势成为美国为发挥制裁和外交优势而实施舆论动员的重要障碍。美国若要使制裁和外交手段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对俄信息战中占得先机，将军事行动中的“先发制人”应用于对俄信息战，实施“预先驳斥”。所谓“预先驳斥”，就是借助既往信息战经验，在充分预判对手叙事主题、叙事内容和传播时机、机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前提出己方的叙事主题、内容并加以迅速、有效的传播。2021年9月，俄罗斯“萨帕多2021”军事演习引发美国/西方警觉，美俄随后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一系列战略博弈，引发新一轮乌克兰危机。在此次国际危机中，美俄均以混合战争展开相互间的博弈，美国试图以制裁和外交为主要手段，威慑俄罗斯，使其因畏惧制裁和外交孤立产生的困境而放弃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如果威慑失败，制裁和外交孤立可对俄产生威逼效果，迫使其放弃因危机升级而获得的成果。要使对俄制裁和外交孤立产生威慑或威逼效果，需要在以信息战进行舆论动员的前提下提升此类强制外交手段的力度。在俄罗斯同样以信息战动员舆论支持的情况下，美国以“预先驳斥”为特征的信息战抵消俄罗斯信息战的优势：针对俄罗斯信息战在传播时机和速度方面的优势，“预先驳斥”强调在提升对俄制裁和外交孤立的强度之前，发起叙事主题鲜明、叙事内容生动而可靠的对俄信息战;在预判俄罗斯信息战以“北约东扩危害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泽连斯基政府是美国/西方傀儡”为叙事主题的情况下，“预先驳斥”以“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是入侵者”为主题;针对俄罗斯以“假旗行动”作为对外干涉的历史惯例，“预先驳斥”以此为主要叙事内容，即：俄罗斯将借助“假旗行动”作为发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借口;针对俄罗斯集中、高效的传播体制，“预先驳斥”主张美国整合政府各部的战略传播和公共外交部门，以合作、协调之势，扩大、提升对俄信息战叙事主题和叙述内容的传播范围和速度。

乌克兰危机期间，在与俄罗斯争取舆论支持的信息战较量中，拜登政府试图以“预先驳斥”的信息战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此类“预先驳斥”主要借助情报的公开披露，这主要源于公开披露情报有助于提升“预先驳斥”的效力，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

首先，公开披露情报的及时性和实时性为“预先驳斥”强调的“先机”提供了保障。在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中，各色披露平台不断跟踪、更新有关俄罗斯军事能力和战略动机的情报，私营商业通信卫星公司更是通过实时监控视频使广大公众对俄罗斯军力部署有“全面”“细致”的了解。公众正是参照此类知识，判断普京政府有关辩解的可信度和俄罗斯叙事内容的真伪。

其次，公开披露情报助推拜登政府先发制人地将俄罗斯定性为“入侵者”。美国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以鲜明的叙事主题——“俄罗斯即将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是侵略者”——预先“驳斥”俄罗斯信息战的叙事主题。拜登政府以公开披露情报达成此类预先驳斥效果，主要体现为：从内容上看，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不断揭示俄罗斯陈兵俄乌边境的信息和数据，从俄罗斯军事能力的角度展示俄军发动对乌战争的进攻态势。拜登政府主导的情报公开披露不断以肯定的口吻强调俄罗斯即将发动对乌战争的前景和具体时间，不断向公众兜售和强化俄罗斯的侵略者形象;从披露模式上看，拜登政府主导的情报公开披露不仅通过国家安全部门作为披露平台、以国家情报作为披露来源，而且以“全政府—全社会”为指导，在以国家披露平台增加披露权威性的同时，借助私营披露平台提升披露可信度，且通过盟友或伙伴的披露活动，扩大、提升披露范围和影响，从而强化“预先驳斥”的关键主题。

再次，公开披露情报增强“预先驳斥”的关键内容的可信度。拜登政府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的关键内容就是揭示在即将发起的对乌战争中，俄罗斯将“故伎重施”，通过制造“假旗行动”，为开战寻找借口。此类揭示借助生动、形象的叙事，详细描述俄罗斯秘密行动部门如何通过策划、实施“假旗行动”，并“嫁祸”美国/西方或其盟友，从而为开战找到借口。当这些叙事以国家情报为素材且经属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各种平台加以披露时，其权威性、真实性得以强化，有助于“挫败”俄罗斯信息战有关“假旗行动”叙事的“编造”和传播。

最后，公开披露情报为“预先驳斥”提供更为集中、统一的传播体制，有助于扩大、提升传播范围和速度。俄罗斯对美信息战优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集中、统一的传播体制。为更大范围和更快速地传播“预先驳斥”的关键主题和内容，拜登政府改进美国信息战传播平台相对分散、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美国与盟国或伙伴之间缺乏协调的状况，在扩大传播范围、提升传播速度的基础上，增进“预先驳斥”的有效性。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以“全政府、全社会”为指导，实现美国政府各部门披露平台、美国政府与美国私营部门披露平台、美国与盟友或伙伴披露平台的协调、统一，从而使“预先驳斥”的对俄信息战的传播体制更加集中、统一，抵消俄罗斯在传播体制上的优势。

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以公开披露情报为武器，服务于美国对俄战略。美国选择以混合战争与俄罗斯进行战略竞争，混合战争的有效性取决于各种非战争强制手段的综合运用。作为美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强制手段，制裁和外交的效力提升有赖于与信息战的综合运用，只有在通过信息战充分调动国内外舆论的前提下，制裁和外交的潜力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和发挥。鉴于美俄均以信息战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且美国在既往的美俄信息战较量中处于劣势，拜登政府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实施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旨在以先发制人的态势赢得先机，并为此借助公开披露情报，以各种披露平台的协调、配合和以情报为素材的叙事主题和内容，增进“预先驳斥”的效果和权威，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从而为强化对俄制裁和外交孤立奠定舆论基础。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就拜登政府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发表评论时指出，美国此次的公开情报披露，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些披露旨在打造普京政府和俄罗斯的侵略者身份，以正义和非正义简单的黑白画线定义俄乌争端或冲突，对于打造盟国对俄一致立场，动员盟国政府和民众的反俄挺乌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舆论有助于在对俄采取更严厉制裁措施和实施更大程度外交孤立的同时，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结 语

乌克兰危机(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期间，拜登政府引人注目的战略实践之一，就是不断向国内外公众及时地、大规模地披露经过解密的国家情报。从披露模式上看，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美国私营部门，以及美国盟友或伙伴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是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拜登政府将“全政府—全社会”组织原则应用于此次公开披露情报活动，注重各色披露平台之间的协调、配合，在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美国与盟友或伙伴之间构建公开披露网络，形成以拜登政府为关键结点的公开披露平台网络;从披露内容上看，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不仅涉及俄罗斯军事能力(包括陈兵俄乌边境的人数、装备及其动态)，而且涉及军力部署后面的战略动机(包括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的前景、时间和借口);拜登政府主导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有其深刻的战略逻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对俄竞争战略——混合战争。混合战争的有效性取决于诸种非战争强制手段的综合运用，美国对俄混合战争倚重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为使这两种手段的运用达到最佳效果，需将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与信息战相结合，利用信息战动员国内外舆论，为强化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制造舆论氛围，但俄罗斯在舆论宣传领域的相对优势制约美国信息战的舆论动员效果。为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实施以“预先驳斥”为导向的对俄信息战，并借助公开披露情报，以国家情报的权威性和及时性助推“预先驳斥”，尤其是以国家情报作为“预先驳斥”信息战关键主题和内容的素材，并凭借协调、合作的披露平台网络，扩大、提升关键主题和内容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从而在抵消俄罗斯信息战优势的基础上提升美国信息战功效，为制裁和外交孤立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尽管公开披露情报此前已存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实践，但就披露的及时性和规模而言，拜登政府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的公开披露情报活动实属罕见。在俄罗斯发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演变为俄乌军事冲突后，拜登政府继续借助公开披露情报，提升对俄混合战争有效性：以情报披露为核心内容的、带有“预先驳斥”特征的俄信息战不仅服务于更高程度的对俄制裁和外交孤立，而且服务于北约支持下的、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由乌克兰军队作为交战方的“代理人”战争。鉴于“混合战争”或“灰色地带”博弈这类强制外交战略日益成为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选项以及拜登政府此次公开披露情报在对俄信息战和混合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西方战略界将更多地将公开披露情报应用于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本文以有关公开披露情报的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战略实践和战略逻辑两个方面考察拜登政府公开披露情报的活动。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拜登政府如何能够迅速地、大规模地公开披露情报?换言之，就公开披露情报而言，美国具备什么样的有利条件?毕竟，情报与秘密共生，“情报泄密或公开披露危害国家安全”是几乎所有国家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认同、严格遵循的规范，美国也不例外，因此，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何种变化促成此类规范遭受侵蚀或动摇，从而为大规模公开披露情报创造了条件?由此引发的另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在公开披露情报的具体实践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找到影响这种差异的要素，从而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国家安全事务中的公开披露情报问题。

(注释略，原文请参见《美国研究》2022年第5期)

来源时间：2023/1/6   发布时间：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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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永嘉  来源：文化纵横

【导读】过去5年，中美关系经历重大变化。从2018年开始，美国在舆论和行动上频频出手，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朱永嘉先生指出，这些言论和行动，不是认识上误判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对中国的反复试探，也是一种斗争方式。他在本文中回顾了毛泽东在建国前夜以及1972-1975年间应对中美关系问题的历史过程，认为今天仍然有必要清醒认识霸权主义的本质，有必要意识到霸权主义观念中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维，因此中国对于未来的外部环境和中美关系变化应有忧患意识。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美国频繁干涉各个地区的事务，已然消耗其大部分精力。只要中国内部能始终保持定力、头脑清醒，就不怕外面掀起风浪。

2023年1月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永嘉因病逝世。朱永嘉先生曾为本刊作者，生前曾给予本刊重要学术支持。本文写作于2018年，原题《重温建国前夜和1972年到1975年毛泽东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由朱永嘉先生授权发布。今日再次编发，谨对朱先生致以深切悼念。

重温建国前夜和1972年到1975年

毛泽东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美关系的变化

(2018年)春节期间，在美国众参两院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一件是美国当地时间2月13日，六家美国情报机构的头头同时被召到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参与听证，详细汇报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胁。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当国家面临迫切的重大威胁时，国会才能持续开会讨论美国对外战略问题。这六家情报机关的头头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所讲的中国对美国战略威胁的具体内容，媒体公布的仅仅是联邦调查局头头称：

在我们的通信网络中，我非常担心，由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或实体与我们秉持不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权力被外部掌握。

具体是指责中国中兴和华为的产品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推荐美国公民使用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事实上中国中兴与华为的产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不高，如华为只有0.5%，而美国产品，如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所占份额很高，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战略威胁的感觉。当然，这些情报机构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汇报的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胁不仅仅只有这一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相比起来要复杂庞大得多。

美国当地时间14日，拟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现任美军太平洋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被召到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他毫不掩饰地直指中国现在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还挑战中国在对台关系上的一中原则，攻击中国的南海战略，声称中国近年来的军事技术发展已经对美国安全构成全面威胁。哈里斯在发言中，渲染了中国发展高科技战略武器方面令人担忧的进展，特别对中国推进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表示强烈担忧，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已超过美国的研发进度”。他还提到中国过去两年和未来三年内建成的现代化军舰，超过全世界的总和。

这位美军高官，还曾挑衅地说，美军太平洋武装力量面对中国的威胁，“做好了今夜就战”的准备，他在这次众议院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协调所有部会，视中国为美国的敌手制订全面一致的政策，因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威胁达到了应当如此重视的程度。他说，中国是有步骤地运用其军事与经济力量来侵蚀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国必须立即拿出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这是美国两院在中国春节前夕的两个委员会听证会的内容，实际上这些言论，特别是哈里斯的言论并非首次提出，在奥巴马时代，希拉里鼓吹的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也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威胁，哈里斯只不过说得更为露骨一些，这反映了华尔街的政治倾向。索罗斯不是把阿里巴巴的股票都抛光了嘛，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很难进入美国的市场，对中兴与华为的限制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而且是战略上敌视中国的组成部分。

能不能说这是美国一部分上层人士对中国的误判呢?这确实是误判，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不称霸”，中国没有与美国争夺霸权主义的地位，但是美国统治者本着其霸权主义立场，从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和军火商的需要来思考，必然将中国的发展视作对美国的威胁，这样在观念上的分歧，很难靠言辞来说服他们，因为这一切完全出于他们的本质属性，美国统治者在二战结束以来，几乎是一以贯之的。问题是他们不仅是如此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就在最近，美国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闯入了南海，以此宣扬美军在这里行动，其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发出明确信号。卡尔文森号横穿南海以后，将于3月份访问越南的岘港。英国也宣布要派出一艘军舰巡航南海，以示对美国的支持。美国水兵发现中国有一艘驱逐舰在目视范围内跟随监视美国航母舰队的活动。

另一件事是印度总理莫迪到印军非法占领下的中国领土藏南地区活动，接着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加强贸易战。美国时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向特朗普政府建议，对自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实施关税和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在此之前特朗普亲自下令，动用201条款，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加征保障性关税，这些都是最近一个时期，包括春节期间，来自美国执政当局对中国的言和行。从美国传来的这些信息表明，这不是认识上误判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对我们进行一种试探，也是一种斗争的方式，他们能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是要看看我们如何回应的态度再作打算的。那么，究竟怎样认识美国执政者的这些言和行?这其实是美国霸权主义者色厉内荏的表现，我们不妨看看毛主席当年如何回应他们种种挑衅的，还是可以作为今天有益的借鉴。

▍建国前夜毛泽东如何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

我们先重新温习一下，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在7月30日致杜鲁门的信，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就美国的这两个文件，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这两篇文章，如今认真读一下这两篇文章，对我们今后如何认识和处理好中美关系的问题是有益的。

先说艾奇逊叙述的美国当时对华政策可能有的三种选择，艾奇逊说：

“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毛泽东分析：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那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成了：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实际上美国人并没有放弃艾奇逊所说的第三种政策，那就是后来他们对台湾的政策，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他们就封锁中国，让第七舰队来保护台湾，把国民党政权保留在台湾，以抗衡大陆中国的存在，直到现在，他们这个政策还没有变，而且扶植台独势力，妄图分裂中国。

除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外，在那一年的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泽东还一口气写了四篇文章，分别是《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以清算艾奇逊这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有关中美关系历史的白皮书，从思想和政治上清算了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在国内清算了长期以来盛行的亲美、恐美的思潮，真正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国对中国大陆封锁，以及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有某种意义上的松动，那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1972年到1975年毛泽东主导下的中美谈判

五十年代中期，也就是美苏冷战时期，中苏之间分歧愈演愈烈，到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而美国在越南战争陷于泥坑，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尼克松执政时，希望利用中苏矛盾，同时从越南战场脱身，在这二个因素的影响下，美国不得不有求于中国。于是在1972年才有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尼克松访华，才有那一年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那个协议的最后谈判是在上海锦江饭店南楼完成的，协议的签署是在锦江小礼堂。公报中有这么几段话：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个公报就是中美关系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那么有了这份中美两国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美关系就万事大吉了吗?事物总是不断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有矛盾，有斗争，也有妥协，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一些变化而已，不说长远，七十年代的中美关系就是如此走过来的。这份公报是1972年2月29日签署的，我们不妨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看一看那个时期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及世界形势和矛盾发展的论述，这可以启发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1972年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一行又一次来华访问，周恩来同基辛格就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中间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并召集了一次与周恩来等一起讨论，24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一致认为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议论了一次国际形势，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

西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想德国向东，不使它向西，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都想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西方无战事就好。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按：现在中国统一了，他们找不到代理人，所以都只能以文的一手，也就是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艾奇逊所讲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可以让美国牵着中国鼻子走，这个政策美国始终没有变化)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真要打就不搞演习。”

“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口里是讲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有个英文刊物叫《新闻周刊》，有篇文章算了一笔账，说苏联是整欧洲的，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一个师，国内靠西边的有八十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

所以从毛泽东这个估计，美国所以要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是利用中苏矛盾，借以牵制苏联罢了。我们改善中美关系的目的，在那时条件下，是为了尽量避免两面作战。说到底，大家还不是都想坐山观虎斗，看谁的技巧更高明一些。这是毛泽东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在这个判断下处理国际关系，毛主席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和所作战略选择，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当然美国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语说：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按：这一点非常重要，往往在胜利的时候，就会出现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情绪，这往往是我们容易犯错误的时候)

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我记得这个中央批示是周总理自己写的。12月下旬，毛泽东就要我们注释《明史·朱升传》上送给他，1973年的《新年献词》便发表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1973年的2月1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越南的黎德寿和阮维桢，《毛泽东年谱》记载毛主席对他们说：

你们过去总是讲美国人顽固得很。我看美国人不那么顽固，没有料到居然谈出这样一个协定，听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实上承认自己失败了嘛。它顽固不下去，早已是这样。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按：这句话出自《红楼梦》第二回：“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的讲话中，惯于使用《红楼梦》中具有生动哲学意味的语言)

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现在基辛格要到河内，听说是要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化，是要承认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嘛。他这次先到你们那里，再到我们这里，也是要讲正常化。我们这个正常化，我也想了一想，也不那么容易啊。他这里这位老朋友就叫蒋介石，他要保他。

谈到《巴黎协定》签订后的越南形势时，毛泽东说：

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他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

阮维桢说：

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卷入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

毛泽东说：

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茨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看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毛主席的预料。

2月15-19日，基辛格访问中国，15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开会，16日下午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晚上毛泽东在住处听周恩来汇报会谈情况。

2月17日，晚11点35分至次日晨1时15分，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在座。(按：年谱几乎全文照录了这次二个人的对话，仔细分析，可以知道毛泽东对基辛格的讲话，几乎是句句针锋相对，毛泽东已经看透了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背景及其意图)

基辛格说：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毛泽东说：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说明毛当时不相信基辛格这次来华要说的话，接着表示我们的态度)你们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按：换一句话说，你们别在我们面前搞什么阴谋诡计，无论是明里暗里都不起作用，我们是光明正大的)你们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按：燕子是战争的象征，中国有一句老话，燕子低飞，天要下雨。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可见毛泽东对于基辛格这次来华究竟为美国担负什么样的使命，是打一个问号的)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说：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说：我们也需要嘛。你们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是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按：这是说中美之间的握手是有界线的，二个国家二种制度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没有必要去掩饰它)

谈到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啊。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按：这实际上是说美苏的矛盾和斗争，便在这一条横线上展开)

基辛格说：我们的观念十分相似!

毛泽东说：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说：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

毛泽东说：我正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按：这里毛泽东把话点穿了，后来毛泽东讲过美国是踏着我们的肩膀到苏联去，然后把矛盾引向东方。可见毛泽东与美国人打交道留了一份心思，历来不相信他们嘴上说什么，而是看他们背后的动机和目的。谈话要把问题点穿，在国与国关系上打不得一点马虎眼，嘴巴上的漂亮话没有用)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欧洲和你们以为这一下子可好了，总希望这股祸水到中国那里去哩。世界上的事难说啊，我们宁可这么想比较好，从坏处想。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肯定也会反对他们的。

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总统现在又好像要把中国的长城搬到你们美国去(指关税壁垒——编者注。按：现在特朗普正在这样做呢。这次美国计划开征钢铁和铝制品贸易的关税，实际上受损的主要还是加拿大和西欧那些盟国，当然，对中国也有影响，但有限。世界贸易上的矛盾还在西方，不在东方，这一点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的方针仍应是“坐山观虎斗”。中国有一句老话“损人者必害己”，所以耐心地看吧，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怜悯的基础上，说到底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现在可怜得很喽，要逐步发展。

谈到民族包容性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

基辛格说：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泽东说：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是日本人侵略中国十四年，占领大部分领土。现在我们对日本人，不要它赔偿，他们赔不起。(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也只有这样，人民之间才能由敌对变成和缓。(按：日本在安倍统治下，变得敌视中国了，日本如果沿着这条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这次基辛格访华产生的一个结果，双方互设联络处，美国在北京、中国在华盛顿分别设立，这也是美国当时处理国际斗争的需要。

4月20日，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谈话中，

“埃切维里亚说：现在世界有条件可以开始过和平的日子了，你不这样认为吗?毛泽东说：我认为不是这样，要打，天下大乱。你说，我们跟美国没有建交，吵了二十几年，尼克松为什么到这里来啊?就是他那个事不大好办了，要找我们啊，然后跑到莫斯科去，压苏联一下。他自己不承认。今年二月，基辛格来，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不是。我说，你们踩了中国人的肩膀跑莫斯科，你看，那么一个大国，打朝鲜没有打胜，打越南也没有打胜。现在算是和了，又是吵得一塌糊涂，还是要靠美国人民。(按：这一段话，反映了当时毛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估计，什么事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是利用当时中苏矛盾，以强化自己对苏联谈判的地位和力量，台面上的那些好话并不可信，一切都建立在实际的利害关系上，基辛格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政治掮客而已)

1973年6月24日，《毛泽东年谱》记载：

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建议周恩来就苏美签订该协议会见布鲁斯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二十日紧急约见我外交部负责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正本已于六月十九日由基辛格交给黄镇)，并提出希望周恩来接见的请求。尼克松来信，主要向我国解释美国拟同苏联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理由，表示希望我国表达反对该协定的意见的方式，不要使美国政策“复杂化”。毛泽东阅后，让王海容转告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与资联合常忌斗争”(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讲联合时，不能忘了必要的斗争。毛主席这句话非常重要，从那时以来，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要与美国讲友好、讲团结，而他非要把战略方向东移，搞印太战略。感谢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有他们的不断挑衅，才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现在有一些公知，一股劲儿想当美国的奴才，结果美国那儿对这些软骨头根本还看不上眼呢)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二十五日会见布鲁斯，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协定是靠不住的。(按：最近美俄在核军备上的兢争，不正是证明这些协定靠不住吗?问题还是出在美国人身上，特朗普带头重搞核军备竞赛，难怪普京要回击了)

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二十六日，毛泽东看过周恩来同布鲁斯谈话要点后，当晚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这才腰杆子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按：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这件事，看毛泽东对2月间基辛格来访的谈话，还是把问题看得很准确，与墨西哥总统的谈话，把问题说得更透彻了。国际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利害关系，那个防止核战争的协定，靠不住的。现在美国不是仍在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吗?川普这一年起劲发展美国的核军备，这也是美国军火商的需要。美国的“通俄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美国一个国家要主宰世界，这怎么可能呢?目前特朗普的政策四面树敌，以后美国霸权主义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美国优先不是说明美国的强大，而是显示出美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毛泽东年谱》记载：

1973年7月1日晚上，毛泽东阅外交部六月二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基本看法》一文，该文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2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向外交部的核心小组转达他对该文的批评意见。

7月4日的晚上，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你们俩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二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还说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了一个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7月5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外交部核心小组7月4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检讨报告和周恩来3日关于《新情况》问题给外交部的信，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周恩来给外交部信中说：“你们和美大组没能认真研究，在六月二十八日写了那个不对头的《新情况》(一五三号)。我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在美苏会谈后，我们没认真研究讨论一次。希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外交部的检讨报告说：这次错误地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导世界的气氛更浓’，说明我们形势的看法是右的，对如此大事，核心小组没有认真讨论，决心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一定要抓紧大事，认真研究问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1月10日到14日，基辛格又一次访问中国。11月10日，晚九点半，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会谈。十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等汇报会谈情况。在11日晚上，毛泽东在住处听取周恩来本日下午同基辛格会谈情况汇报。

11月12日，下午五点至八点，毛泽东在住处会见基辛格，周恩来、基辛格在座。

当基辛格说目前中东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时，毛泽东说：“统治不了，野心很大，能力不够。我们现在跟你们有一点不同，我们什么问题都挡回去。你们是打中国式的太极拳，我们是打少林拳。你们总是说，我们自己也这么说，你们跟我们的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们认为现在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

毛泽东说：“我们的核能力只不过只有苍蝇那么一点，一个国家要兴起来，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说：“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总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欧洲、中东让给它，它才放心。比如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二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说到台湾问题，和中美建交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问题，同我们跟台湾关系问题分开。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至于我们跟台湾关系问题，那就复杂了，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指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编者注)，我想不要一百年。你们如果有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但是我已告诉总理，我们希望在1976年期间完成这个过程。”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

最后，毛泽东说：“有一个问题想说一下，我相当怀疑你们那个民主党，如果登台会搞孤立主义。”

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人中，有孤立主义倾向，一是要从欧洲撤军，二是在挑衅面前不愿采取迅速而残暴的行动。”

毛泽东说：“所谓残暴就是指打仗吧?”

基辛格说：“如果受到苏联的进攻，我们将进行战争。”

毛泽东说：“打仗也不是打原子弹，打原子战争我们也不赞成。你们两家打原子战争，我也觉得不太好，要打，你们去打常规武器好了，原子弹，核武器，那个东西放到核武器库，不要动，吓人的呢。”

(按：这次谈话基辛格是讲苏联攻击中国，美国不会支持，说到底是把祸水向东推。毛泽东是把祸水向西推，中国不用你们来帮什么忙，还是当心自己与苏联的矛盾，要打你们去打常规战争好了。这些年来，美国确实在中东打了好几场常规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后来的莫丽华革命，打利比亚，打反恐战争，现在还在叙利亚打混战。看来美国人拿不出多少军队，即使战争打赢了，也很难收场。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都成了烂摊子。在阿富汗，他们要撤军也困难，成了消耗美国国力的无底洞。美国打常规战争的能耐大体就是如此，它的规律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但现在还没有灭亡，它还要捣乱下去，只要它不能从中东脱身，美国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特朗普当选以后，出国访问首先到沙特，沙特与卡塔尔的矛盾是特朗普挑起的。接着访问以色列，挑起以色列与伊朗的斗争，挑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矛盾。捣乱的结果可以帮助美国的军火商扩大市场。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其本质就是如此。在叙利亚，美国人没有干过一件好事，支持反对派挑起内战，打代理人战争，在叙利亚产生的难民危机，根子是在美国霸权主义身上。世界矛盾的焦点仍在中东，在欧洲。苏联的解体，斗争并没有中止，美国的进攻反而加剧了，不停地捣乱，就是美国霸权主义这个角色最本质的特征)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基辛格访问中国的公报。(按：公报当然是谈判的结果，但是仅看公报是不够的，更多的内容是在双方唇枪舌剑交锋的过程，不看这次谈话的记录，是无法了解这次公报背后的本质和矛盾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斗争也有妥协)

▍在思想观念上要认清霸权主义的本质

说到底，霸权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这个基本观念，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变，变了要吃大亏的，必须坚持这个立足点，不仅现在，而且若干年之内，都不能变，苏联吃亏就是在这一点。这对我们今天分析认识形势是非常有益的。

美苏争霸，苏联失败了，美国对俄罗斯还是不依不饶地步步紧逼，结果逼出一个普京来，变成美俄之间对抗。中俄关系与过去的中苏关系不同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是我们共同的对立面，这一点美国头脑很清醒，他们是把中俄作为他们的战略对手了，在霸权主义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什么合作共赢的问题，还是满脑子的零和游戏，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反面教员在教育我们，这还是一件好事，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这里还是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

当然场面上讲的是另一番话，在实际生活中矛盾的焦点还是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反恐问题的焦点在那儿，难民问题的焦点在那儿，美俄不仅在中东，而且在黑海较量，阿拉伯世界两大派的斗争，背后有美国的影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问题，根子也在美国身上，嘴上的世界和平，实际上这些年来这些地区战乱不断，世界矛盾的焦点还是在那儿。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往那儿跑得最起劲，还有土耳其插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事，总之那儿是一片乱局，把美国的精力耗在那儿了。

美国霸权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往往顾了西边，顾不了东边。这两天看到新闻报道朝鲜金正恩将与特朗普见面，事实上这还会有很多变数。从奥巴马、希拉里讲战略重心东移，特朗普讲亚太战略，想把中国作为敌对势力，不断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实际上既反映了他们的敌对情绪，又显示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只能在贸易上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的周边打几下边鼓，他们已没有多少力量直接来跟中国做大规模的较量了。

总的来看，对中国他们目前还起不了大的风浪，他们不是不想，而是由于战线太长而力量不足罢了。在目前情况下，相互之间的贸易，台面上的合作共事，诸如二十国会议之类，还是应该像模像样作一点的，保持一点绅士风度吧，其实他们也是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毫不一致，背后的小动作也很多。要懂得狗急跳墙，也会有疯狂的举动，对这个局面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想一下我们这几年中美交往中还有哪些软肋捏在他们手上，反之他们有多少软肋在我们这儿，免得他们一旦翻脸，突然摊牌时会使我们在国内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要有所准备，而我们也要有回击的打算。总之要有忧患意识，有备才能无患，要有回击的准备，也能让对方知道，他们也有致命的地方。和平共处实际上是相持的结果，不是靠对方的好心肠维持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那么大的疆域，有那么多人口，有这么大一个政党，有这么一支有革命传统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群众作基础，那是谁也奈何我们不得，这是我们坚如磐石的基础。只要我们不分裂，不迷信西方那套政治制度、所谓普世价值之类的迷魂药，说实在的，谁也别想战胜我们。只要我们头脑清醒，能分析世界形势的变化，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稳扎稳打，那就有胜券在握的信心。在国内要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目前知识分子的思想很混乱。在思想观念上对于霸权主义的本质，还得要有一点王熙凤讲的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胆识和才能才行，千万不能让他们用“文”的一手把自己冲昏了头而不再设防。所以，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前夜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几篇文章，和1972年毛泽东与基辛格几次针锋相对的谈话还是非常有益的。

来源时间：2023/1/6   发布时间：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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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Luis Simón, 比利时布鲁塞尔治理学院国际安全学研究教授;Linde Desmaele, 比利时布鲁塞尔治理学院资深副研究员;Jordan Becker中校, 美国西点军校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来源：Simón, L., Desmaele, L., and Becker, J. (2021) ‘Europe as a Secondary Theate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s European Strateg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5, No.1, pp. 90-115.

导读

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本文作者呼吁学界关注：中美竞争以及将中国作为首要关注点的战略对于美国在世界其它地区战略的影响。本文试图在中美、美欧、中欧关系三大研究主题间建立桥梁，探讨中美竞争与美国大战略、美国-西欧、美国-俄罗斯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

本文最主要的研究问题是：与中国的竞争何以影响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首先，华盛顿将关注点聚焦中国，导致美国可用于影响欧洲及其周边安全发展的资源更少。这迫使美国决策者想方设法在减少美国参与(engagement)的情况下维持对其有利的欧洲区域平衡。其次，华盛顿日益透过中美竞争的视角看待跨大西洋关系。随着欧洲-大西洋地区在美国大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关乎中国的考虑将在跨大西洋关系的背景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本文致力于讨论：当美国将资源、战略焦点转移至亚洲时，其将如何维持对自己有利的欧洲均势，并在中美竞争中拉拢欧洲。

随着与中国的竞争逐渐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美国可能会透过中美竞争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各地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关系。与中国的竞争如何影响美国在欧洲的战略?本文认为，一个稳定的欧洲是美国调动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与中国竞争的先决条件。因此，美国既要寻求确保在欧洲实现对己方有利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又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争取欧洲的支持。

美国面临着两大类型的挑战：

1)传统上，为了在欧洲影响或维持有利的均势，华盛顿依靠的是前沿驻军(forward military presence)，结合经济与外交参与。然而，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亚洲对于美国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引发了新问题：华盛顿能否以比过去更低的成本维持有利的欧洲区域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必须考虑它愿意“割让”多少影响力给欧洲的行为体(actors)，包括德、俄、英、法和欧盟。

2)当欧洲成为美国大战略中的次要战略区时，华盛顿不得不确保欧洲的主要大国和机构在中美竞争中支持美国利益，或者说至少不会损害美国利益。在重构与欧洲的关系时，美国越发关注欧洲对中国和亚洲的立场。例如，华盛顿最近警告欧洲人注意中国利用投资和贸易获得相对于美国的技术和战略优势。

随着与中国的竞争成为美国大战略的焦点，华盛顿还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考虑俄罗斯如何影响这场竞争——无论是通过中俄关系、俄罗斯打破欧洲均势的能力，还是俄罗斯在世界其他地方制造争端的倾向。

受到全球经济实力分布的东移的驱动，中国在美国大战略中的中心地位似乎是结构性的。因此，当美国全神贯注于应对中国的崛起时，它会相应地调整在其它地区的战略。华盛顿将中国贴上“全球”竞争对手的标签，这使得在亚洲与印太地区的中美竞争很难与其他“战略区”区分开来，尤其是在欧洲。

中美竞争与美国大战略

在小布什与奥巴马主政时期，他们都主要都透过经济机会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崛起。奥巴马坚信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自由化，他避免使用明确的竞争性术语来描述与北京的关系。

然而，特朗普政府强调了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并将这种竞争提升到了美国大战略的中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指出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重塑该地区的秩序使其对自己有利”。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防战略》(NDS)强调了“在印太地区保持有利的均势”以及安抚美国在该区域的盟友与伙伴的重要性。

特朗普政府并不认为中美竞争仅仅局限在亚洲甚至印太地区，也不认为竞争仅仅是军事领域的。实际上，美国优先考虑了技术竞争。例如，副总统迈克·彭斯强烈声讨了中国国有企业为进入并最终主导5G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全球市场所做的持续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与东亚的发达经济体和利润丰厚的市场尤为重要。

特朗普政府定期地在公开声明中将中国认定为对美国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尽管批评者经常指称美国的对华战略存在先后矛盾，但其大体轮廓仍然相当稳定：美国似乎已经放弃展望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美国还强调其有意愿对抗中国在亚洲和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这种对待北京的手段在华盛顿拥有两党支持，也很可能会在未来的美国政府中持续——即使风格各异，但始终将中国视作全球竞争对手。

如今，由于美国最紧迫的挑战已经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华盛顿正在调整其对外政策与关系，以确保世界其它地区支持美国与北京的竞争。这种转变代表了与二十世纪相比的重大变化，当时美国两次在欧洲参战并卷入其它冲突，常常是受到欧洲安全逻辑的驱动。

当然，中国和印太区域平衡都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全部。NSS将欧洲称作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指出美国“在欧洲繁荣稳定时更安全”。然而，华盛顿日益忧虑中国的崛起会怎样影响欧洲安全。在这方面，NSS警告称，北京试图“通过扩大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投资于关键行业、敏感技术和基础设施，在欧洲获得战略立足点”。换句话说，由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战略目标越来越相互依存，中国和亚洲在美欧的交往中变得愈发重要。这种相互依存强调资源权衡问题，并且迫使美国协调在亚洲、欧洲的利益冲突，因而复杂化了美国的欧洲战略。

维持欧洲均势

自一战以来，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联盟支配(dominate)欧洲或东亚是美国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如果某一势力成功支配了欧洲或东亚的资源，它将有机会挑战美国的全球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尽管自诞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一直存在孤立主义倾向，但二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相信：在欧洲和东亚维持前沿基地和联盟是维持有利的均势、减轻上述挑战风险的最有效方式。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采取了主动的(proactive)、前瞻性的(forward-leaning)大战略，试图管理仅有的两个被认为有潜力支配欧洲体系的强权：苏联和德国。保持欧洲的均势是当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关心的问题，而美国战略遵循了双重遏制的逻辑：通过同盟与威慑的方式遏制苏联;通过将其社会化(socializing)融入新兴的跨大西洋共同体(transatlantic community)的方式遏制西德。

苏联解体后，欧洲逐步丧失冷战期间享有的在美国大战略中的中心地位。然而即使对于欧洲均势的直接威胁不再存在，美国决策者也没有转变既有战略。毕竟，华盛顿在欧洲的前沿存在(forward presence)持续提供了美国对于其盟友战略方向的积极影响力。然而，属于美国的后冷战单极时代正在逐渐没落，资源的优先排序成为了日益突出的问题。

如今，美国正在欧洲面临战略困境。一方面，对于中国与亚洲的优先考虑限制了华盛顿参与欧洲事务的能力，促使美国采取更间接、灵活的手段。另一方面，美国在欧洲权势的大幅缩减(retrenchment)可能会给其它势力留下太多空间，加剧有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地缘政治竞争，甚至可能导致新的欧陆支配力量的崛起。

随着美国针对欧洲安全采取越来越间接的手段，并将投入更少的资源和注意力来实现其在那里的战略目标，美国面临三大挑战：1)确保俄罗斯和德国不会变得太强或太弱;2)确保俄德关系既不会太合作也不会太冲突;3)赋予西欧主要盟友(尤其是英、法)权力并帮助他们维持地区均势。

1. 保持有利的欧洲平衡：不强不弱

如果德国和俄罗斯的实力都增强，可能会导致相互疑惧并且增加紧张局势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其中一国实力薄弱，可能会使另一国过于胆大妄为，从而有可能扰乱区域平衡。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将美国拖入欧洲的不必要且代价高昂的对抗中。

俄罗斯日益强硬的态度(assertiveness)妨害了美国与欧洲地缘政治显著脱钩。自从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莫斯科在东欧推动重建势力范围，使得一些观察家警告欧洲正在出现“新冷战”。华盛顿目前将俄罗斯的侵略视为真正的风险，并认为美国有需要在欧洲的某种形式的军事存在，才能可靠地威慑俄罗斯、安抚地区盟友。

此外，冷战结束后，德国成为了欧盟经济与财政方面的领袖。两德统一、北约与欧盟的东扩给柏林带来了额外的安全、自主与经济机会，减少了德国在战略上对美国与北约的依靠，甚至加强了其相对于英、法的地位。

对于欧洲一体化，华盛顿面临着长期的两难困境：欧洲一体化在促进政治合作、刺激经济增长、利用德国力量制衡俄罗斯等方面，对美国的利益是积极的;然而，如果欧盟变得过于强大或是由单一国家支配，那么美国在欧洲平衡中的利益将会受到威胁。

虽然欧洲的政治和战略一体化前景并不完全取决于德国，但柏林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与法国合作)对于这方面的任何真正突破都必不可少。因此，对美国而言，重新权衡对中国和印太地区的关注、确保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脱离更广泛的跨大西洋框架而向着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2. 制衡欧洲内部的合作与冲突

传统上，美国一直谋求德国-俄罗斯的关系既不过于合作也不过于冲突。德俄深化合作可能会导致两国对欧洲的共管(condominium)，从而搅乱欧洲平衡、削弱美国的区域影响力和行动自由。一个关键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于德-俄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反对。

在美国决策者对德-俄合作持谨慎态度的同时，冲突也是美国希望避免的一种纠缠风险(entanglement risk)。因此，在华盛顿持续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和印太地区的同时，美国可能会寻求一定程度的对于欧洲事务的参与，足以影响德俄之间战略互动。即使代价高昂，在欧洲的这种积极参与也可能被证明是一种足以抵消成本更高的风险的有效保险。

3. 在西欧维持牢固支柱

在历史上，强大而独立的西欧国家在地缘政治上与华盛顿的结盟使得美国将战略触角足以延伸至西欧。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与英、法两个核大国的强大联盟是关键，因为它们的战略自主有助于支持欧洲的均势。如今，两国仍然是针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和外交支配地位的重要缓冲。

随着美国将焦点转移至亚洲，英、法两国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管理德、俄在欧洲的实力方面的作用很可能会增加。因此，美国可能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把更多责任委托给英国和法国的同时，美国也会确保对欧洲事务的充分参与以支持这两个国家。

中美对抗：与欧洲协调

欧洲的全球重要性正在下降是美国学术圈一种很常见的论调，大战略专家对于欧洲的研究兴趣亦在逐渐减少。然而，欧洲很难置身于中美竞争事外。事实上，在制定欧洲战略时，华盛顿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传统上的对于区域均势的考虑，而是寻求欧洲的大国与机构在中美竞争中站在美国一侧。

1. 美国的欧洲盟友和与中国的竞争

华盛顿的欧洲盟友与中美竞争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技术与经济层面。目前，中国国有企业为进入并最终主导5G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全球市场所做的努力引发了战略、隐私和竞争相关的问题。公平竞争环境的缺乏最终意味着中国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和基础设施节点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博弈，以对抗美国的力量。华盛顿指控华为是中国情报部门的“特洛伊木马”，并试图遏制华为的影响力。然而，大部分欧洲人似乎都认为相关安全风险是可控的，因此并未完全禁止使用华为，而仅是提出了额外的安全要求。

除了5G之外，华盛顿还愈发担心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其中一大忧虑是中欧“17+1合作”机制，其使得中国有机会绕过欧盟，而加强对个别欧洲国家的外交和政治影响力。

在过去的十年，经济和移民危机加剧了欧洲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化(cleavage)。正如“17+1合作”平台所展示的那样，中国非常善于利用这些分化，同时运用其金融、经济的慷慨来增加在欧洲的经济存在和政治影响力。这一战略敲响了美国的警钟。据某位白宫高级官员所称：“中国对欧洲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大”，因为俄罗斯在欧陆的利益和行为是“相对可预测的”，但中国的利益和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美国对于中国在欧洲内部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担心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这使中国能够为其争夺5G等关键技术的主导地位而积累金融或市场准入支持，从而削弱在中美竞争中欧洲对美国的支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使北京获取支持;其二，中国通过双边渠道或次区域集群(subregional cluster)与欧洲国家接触的能力挑战了欧洲的凝聚力。“17+1合作”框架尤为显著，它侵蚀了欧盟在贸易与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美国领导层认为，如果欧洲像中国期望的那样出现分歧将对华盛顿构成威胁。

此外，欧洲在中美竞争中的作用还关乎欧洲如何促进或阻碍中国在其它地区的影响力。某些美国官员期望欧洲盟友在印太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加强在那里的外交和军事存在，并与华盛顿及其亚洲盟友联手。然而，美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欧洲人在亚洲和印太地区有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从与中国竞争的角度出发，引导其欧洲盟友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欧洲何以在印太地区的中美竞争中协助美国维持有利的均势?一项重要挑战是确保欧洲技术不会助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数十年来，华盛顿向欧洲施加了巨大压力来维持欧洲的对华武器禁运。在中美竞争愈演愈烈之时，美国越来越关注欧洲在“军民两用”(dual-use)方面的对华转让技术，并敦促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其对华技术与能力的转让(technology and capability transfers)严格把关。

最后，美国担心欧洲支持中国在亚洲与印太地区重构区域秩序。比如，英、法、德、意在2015年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完全无视了奥巴马政府的劝阻。为了处理这类问题，美国最近试图将中国和中美竞争问题提升到跨大西洋政治议程的首位，2019年的北约峰会就证实了这一点。

2. 中美竞争与未来的美俄关系

日益深化的中俄关系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俄罗斯对于中国在中亚、东西伯利亚甚至北极影响力增强的担心可能会为美俄和解提供机会——正如冷战时美国对中国敞开大门，迫使苏联将注意力和资源在欧洲和亚洲分散。然而，普京的政权将美国视为对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且俄罗斯已经将对华关系视作战略和地缘经济的优先事项。中俄两国对于缓和现有摩擦的决心确保了近年来的友好关系，使双方能够专注于与美国的竞争。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莫斯科向华盛顿传递越多中俄关系很牢固的信号，美国就越可能愿意付出更多的政治代价来疏远中俄关系。华盛顿愈发认识到，在欧洲对俄罗斯采取过度对抗的手段可能会使莫斯科更亲近北京，从而损害美国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地位。这对美国构成了一大困境，因为俄罗斯可能会意识到，标榜与中国的战略关系可能有助于从美国那里获得地缘政治让步。

从短期看，三大因素可能会使美俄和解(rapprochement)更为困难：第一，美国选民仍然对俄罗斯持怀疑态度;第二，欧洲的联盟仍在影响美国的行为，而俄罗斯对美国的欧洲盟友构成直接威胁;最后，俄罗斯的行为挑战了美国的价值观以及美国在欧洲的安全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普遍不愿为了制衡中国而迁就(accommodate)俄罗斯，他们对莫斯科深感不信任。然而，尽管如此，随着华盛顿同时透过欧洲、亚洲以及中美竞争的特定视角来审视俄罗斯，可以展望未来微妙而平衡的举措的出现。

结论

中美竞争对美国的欧洲战略构成两大挑战：第一，由于美国的战略优先考虑中美竞争，华盛顿可用于在欧洲发挥积极作用的资源将减少，从而使其他欧洲行为者有机会增加影响力;第二，美国希望确保欧洲大国与机构在中美竞争中站在美国一边。为此，美国面临的挑战包括：确保欧洲盟友不会让中国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优势、确保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支持美国的战略目标、对抗中国在欧洲制造分歧的企图、防止俄罗斯与中国走得太近。

本文的结论基于一个简单前提：中美竞争的优先性使得欧洲成为美国大战略中的次要战略区。美国内部似乎达成广泛共识，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一种结构性现象，很可能成为华盛顿未来几十年的主要战略挑战。因此，学者们必须开始思考中国优先的战略对美国在其他地方的战略意味着什么。

欧洲人需要意识到中美竞争将很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秩序原则。同时，他们还必须在其中进行自我定位：是选边站?还是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权并拒绝中美竞争的框架?这个问题的辩论刚刚开始：专家和决策者的答案很可能决定21世纪跨大西洋关系的形态和相关性。

译者：王逸品，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冷战史、大战略、对外政策分析。

来源时间：2023/1/6   发布时间：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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