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兴杰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2022年12月28日，韩国总统室发布了韩版的印太战略。战略内容中提出了韩国的外交价值观，扩大了韩国外交地区范围，目标是使韩国成为“全球枢纽国家”。虽然战略中定义中国为“重要合作国家”，但分析人士指出：其中许多政策叙述与美国印太战略基本相同，本质上在走向“安全靠美国，经济全球化”的路线。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韩国与中国关系可能潜藏紧张危机，也可能将韩国国内经济政治进一步推向悬崖边缘。为什么本届政府要在国内声音相互矛盾的时候发布这一战略?韩国和背后主导方美国的印太战略又将走向何方?本文点出了印太战略的本质——一方面是美国及西方国家对全球中心转向亚洲-太平洋区域的认可，另一方面是传统海洋霸权国家尝试围堵、挤压中国，延续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尝试。然而由于太平洋及其周边国家的地理和政治、经济、文化特性，这种尝试注定不会成功。
“印太战略”本身是一个制造的概念，在美国的强力推行下被其盟友所接受和推进。它源于美国既定的一套地缘政治的操作系统，带有地中海-大西洋霸权时期的惯性和模式，并没有考虑到太平洋地区现实的复杂性。然而，太平洋地域辽阔，在空间上是复合、多元、分层的，这从根本上限值了印太战略的维度，作为地缘重心的亚洲沿岸是在全球化的经济整合中获得了作为纽带的力量，从之前的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边缘走向世界中心。因此，太平洋的统一必须在全球性中才能体现出来。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产业、经济整合中已经形成了自发的合作体系，建立了区域自贸关系，传统就有的政经分离二元结构也是对二元阵营逻辑的一种根本否定。加上俄乌冲突对美国战略资源的牵扯，美国的印太战略很难真正成功。
事实上，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中心的格局，多个中心都要提供公共品，小国则可以在多中心之间获得更多灵活空间。这种秩序模式更加符合亚太地区的客观现实条件，也将带领亚太地区走向更广阔的全球空间。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
印太还是亚太? ：
空间演化、地缘重组与区域秩序未来
文|孙兴杰
2017年以来，美国制定和推出“印太战略”，并在2019年发布首份《印太战略报告》，欧洲多国也先后发布各自的“印太战略”规划或者蓝图报告，“印太”逐渐成为强势的政策话语。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印太战略”的内容设计和层级，大幅度提升了印太地区小多边对话的政治层级，推动了美英澳三边安全同盟伙伴关系，充实了“印太战略”的经济技术合作内容。“印太战略”呈现出明显的攻击性色彩，区域内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选边站”压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2022年5月22日与巴基斯坦外长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正在引发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各国越来越多的警惕和担忧。因为这个所谓“战略”的马脚已经露出来了，不仅想抹去“亚太”的名称，抹去亚太地区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架构，还想抹去几十年来地区各国共同努力创造的和平发展成果和势头。这一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不容忽视的是，亚太地区既有的多边合作框架持续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生效，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呼声依然是主流。在“印太”和“亚太”两种不同话语和观念背后，地区秩序的“实然”到底如何呢?
在长时段和大空间搭建的时空参考体系之下，印太与亚太既有对立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融合转化的一面。对立之处在于，印太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服务于以海制陆的巨型海岛国家，以控制亚洲与太平洋边缘地带;相融之处在于，无论印太还是亚太，都要以太平洋为主要舞台，辽阔无垠的太平洋空间并非均质一体的地缘空间，而是分层、分界的多元复合空间。基于互动界定边界的假定，互动的频率、性质决定了不同空间的边界，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将世界连为一体，甚至“消灭”了距离，形成了具有广度的超大空间，产业链、供应链互动而形成了不均衡的地缘经济和技术空间，在亚太地区形成网状的经济增长网络，但具有排他性的军事互动体系却越来越“撕裂”亚太空间，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成为亚太空间中的“梗阻”。
由此可见，亚太空间嵌套在具有广度的全球化空间之中，但更具有密度的经济技术空间集中于东亚地区，基于安全与价值观念为纽带的具有“深度”的排他性军事同盟则成为亚太空间的裂变性因素。亚太空间的复合、多元、分层等特征是地区秩序构建的起点，也框定了“印太战略”的限度。
本文拟从经典地缘政治文献出发，梳理亚洲-太平洋地缘政治秩序的特征与变迁逻辑，将“印太”这一备受关注的概念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置于更大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批判性研究。
1 亚太空间秩序的演化与特征
自然地理空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规定性力量，不同的环境塑造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模式。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正因如此，自然空间因素往往为人忽视，有曲折剧情的事件或者人物才会引人关注。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那种急匆匆的、戏剧性的、短促的叙述节奏。”布罗代尔从长时段重新书写了历史。长时段是令人讨厌、复杂但又总是新颖的角色，接受长时段的概念，就要转变观念，去认识和接受一个近乎停滞的时间。“相对于这种缓慢的、层积的历史而言，整体的历史可以重新思考，正如要从底层结构开始一样。无数的层面和无数次历史时间的剧变都能根据这些深层结构、这种半停滞的基础得到解释。所有事物都围绕这个基础转。”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的研究，开创了从长时段研究历史变迁的典范，“对于地中海的海洋空间的分析，布罗代尔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突破了国界，用(商品和人口的)流动来界定这个空间，并让不同的临时区域互相交叠”。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成为区域秩序变迁的一种“原型”和标本，被后来的学者用于加勒比海、西太平洋边缘海，于是有了“美洲地中海”“亚洲地中海”，甚至“极地地中海”等说法。
(一)“长时段”的启示
布罗代尔以长时段来指代缓慢变化，甚至指代长期保持稳定的气候、地形地貌等因素。在交通通讯手段没有出现大革新的情况下，长时段基本界定了超越时间的人类历史的舞台：古人和今人共处同样的自然地理环境，面对同样的气候条件。“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是气候、植物、动物种群、农作物以及整个慢慢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的囚徒。人类若逃离它们就要冒天翻地覆的危险。”经济交往、人口流动以及生产方式等因素组成了社会生活的结构，体现为时代的变迁、历史周期性的演变，这些因素要比长时段的因素更具易变性，但构成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主要基调。当然，人和人的互动才是历史最鲜活的内容，也是历史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例如，战争、经济危机等不仅有曲折丰富的“剧情”，也可能是历史进程的“扳道工”。只有在长时段和中时段的历史时空体系之下，事件或者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才能被充分认知。
布罗代尔所代表的年鉴学派为历史学研究找回了空间因素。自然地理空间所代表的长时段变成了历史学家必须关注的“缓慢”时间，而地缘政治学家则通过地理空间的视角重新发现了历史变迁的逻辑。如马汉所说：“世界向前运动的速度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这两者之外还有种族特征，我们很可能拥有原材料的主要成分，这种原材料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不同动力的作用下逐渐被编织到历史之中。”
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是国家生存、发展、安全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学的特定领域是外交政策，它运用地理因素所进行的特有分析，可以辅助制定适当的政策，以实现某些合理目的”。地理因素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领土面积、地形地貌、气候资源、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等等，而经济互动、技术革新以及交通通讯等因素可能改变地理因素的作用。简而言之，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是权力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不同人群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互动方式和观念认知，由此“沉淀”下了地缘政治思想或传统。地缘政治，既是对人和空间关系的客观分析，也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前提条件。但是，将道德优越感或者种族优越感夹杂其中，则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生存空间”这样带有狂热情绪的概念和执念，反而污名化了地缘政治分析。
相比于长时段提供的宏大时空框架，地缘政治更突出中观视角，关注地缘空间的动态变化。尤其在历史结构的转折时期，地缘政治既是一种分析视角，也是一种外交战略，动态平衡的地缘政治结构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基础。在长时段的时空框架之下，空间是分层和多元的，如同千层饼一样，不同的互动频率会形成广度、密度和深度不同的互动网络。不同网络的边界不同、变化速度不同，从而形成了秩序变迁的内在动力。亚洲-太平洋作为自然地理空间已经存在亿万年，直到人类经历“交通革命”、轮船和飞机出现之后，太平洋的超大空间才被压缩。衡量距离的标准不再是“公里”，而是运输或者旅行所需要的时间，穿越太平洋所需的时间从以年计，到月计，到最后以小时来计算。由此，亚洲-太平洋才被聚合为一个超大空间。具有广度的整合性空间并非均质一体的，而是多元分层的。太平洋亚洲沿岸、太平洋美洲沿岸以及南太平洋的气候、地形地貌迥然有别，既不是统一的自然地理空间，也不是共同的经济社会空间。
15世纪，欧洲开始跨洋航行，在全球进行探险，“发现”新的空间。到19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大多被卷入欧洲殖民体系之中。关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知识”，大多与这一秩序密切相关。亚洲-太平洋空间被工具化和战略化，成为欧洲(后来加上美国、日本)大国争霸的博弈场。二战结束之后，强加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殖民秩序”崩溃瓦解，地区秩序构建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亚洲-太平洋空间以及关于这一空间的“知识”是复杂的，结合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和地缘政治经典文献，对其演化及其特征予以总结，以期揭示这一超大且复杂空间的“骨架”和“经络”。
(二)太平洋属性植根于全球性
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因其辽阔而多元，在相当长时间中都未能形成统一的互动舞台，而是形成了无数个特征各异的地域性文化或者共同体。“相比全球的其他任何地方，太平洋受制于内部交流与贸易的困难最为明显，从最强大的到最脆弱的国家莫不如此，这些困难是由其散布广泛、星罗棋布和海岛性质的领土成分所造成。”
在冰河时期，太平洋海面下降，环太平洋沿岸连为一体，环太平洋地区的人口基本是从亚洲大陆而来。但是，在海平面上升之后，各个陆地之间联系就中断了，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姿态各异的文明。太平洋缺少便于航海的地理条件，只有环太平洋的亚洲部分是一大片陆缘海，南太平洋地区主要是岛礁，缺少大陆腹地，而美洲太平洋沿岸是高耸的山脉，既没有曲折的海岸线，也难以与美洲大陆腹地建立联系。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总结说：“独属太平洋的特征是边缘海构成的经向走廊和澳洲附近的海洋边界空间：前者包括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这些陆缘海将环形群岛带与东亚大陆边缘相连;后者兼具亚洲海岸和美洲海岸的特征，政治上也被撕裂为此端和彼端，即亚洲和美洲两端。”
太平洋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条件意味着很难形成“太平洋属性”。同时，太平洋亚洲沿岸是太平洋的地缘重心，从北太平洋开始，一系列陆缘海形成了人口、货物、知识交流的空间。太平洋占据地球表面1/3，如果太平洋周边各个分离的权力中心克服了距离，那么会推动这一最大海洋空间的形成。然而，太平洋的统一性只有在其全球性中才能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太平洋统一性的前提是世界其他地区已经高度联通，太平洋这一辽阔空间从分离性力量变成沟通纽带。“紧随这一观念的不是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大陆的意识的觉醒，而是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大陆意识的觉醒。或许这个星球形成一个整体也将从太平洋开始，随之形成一种有计划的世界经济、世界文化和世界政治。”太平洋的辽阔、复杂和多样是最显著的特征，任何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追求其统一性的努力都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豪斯霍弗将太平洋作为培养德国人海洋意识的学校，他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堪称探索太平洋属性的开创之作。但是，他却无奈地发现，德国人没有地缘政治的意识，没有意识到南太平洋帝国的重要价值，没有利用好南太平洋帝国这所“广阔的、环球的政治概念的优秀学校”。太平洋是引导德国人走向大洋空间的契机，“将我们的大陆的、北欧的、内陆的、欧洲中心的思考方式，扩大至大空间的、海洋的宽度”。德国并非海权国家，豪斯霍弗的探索和努力，在日本得到了极大回应，他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概念被日本人接受。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后来被美国接受并且成为主导性的对外战略，而其知识来源却是欧洲大陆的豪斯霍弗。
(三)地中海-大西洋秩序对太平洋的“侵蚀”
经典地缘政治学理论中的亚洲-太平洋空间，被客体化和工具化，服务于各大国争夺霸权的需要。从根本来说，地中海-大西洋秩序渗透、压制和覆盖了亚洲-太平洋空间。15世纪以来的航海和探险活动改变了陆海关系，新航路的开辟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空间观念，也为欧洲殖民秩序扩张找到了“新大陆”。如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自16世纪以来建立的欧洲中心的世界秩序被分为陆地和海洋两种不同的全球秩序。在人类历史上，陆地和海洋的对立第一次成为全球国际法的普遍性基础。现在所说的海域不再仅指地中海、亚得里亚海或者波罗的海，而是全球范围内包括大洋在内的海域。”
布罗代尔所论述的“地中海秩序”不仅包含了环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体系，还有欧洲主权国家体系。地中海曾经是罗马帝国的内湖，但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古典地中海秩序衰落。欧洲国家体系建立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之上，而威尼斯、荷兰、英国所代表的海权国家兴起之后形成了海陆二分或者以海制陆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卡尔·施米特将其称为空间秩序的革命，均势体系、争霸战争、财政—军事国家兴起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新国际秩序。16世纪之后，地中海沿岸国家开始向大西洋扩张，建立殖民秩序，甚至开始瓜分世界。布罗代尔认为：
“16世纪的大西洋是由好几块半独立的洋面拼凑起来的共同体。英格兰人的大西洋和法国人的大西洋横向铺开，通常以墨西哥湾及其多风暴的航道为中轴线。”欧洲殖民者以所谓“发现”的名义占有海外空间，在海外复制了地中海秩序。在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开凿之前，欧洲人要进入太平洋，路途遥远，殖民扩张最先集中于大西洋沿岸，从而形成了地中海-大西洋秩序。一方面，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争霸从地中海和欧洲大陆延伸到大西洋地区;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秩序观念传播到大西洋地区。
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交通通讯手段的革新，欧洲列强向全世界扩张，太平洋成为欧洲列强竞逐的舞台。美国在19世纪通过“西进运动”在北美大陆扩张，跻身为太平洋国家;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扩张，也到达太平洋沿岸;欧洲列强竞相占领海外土地，亚洲-太平洋地区被地中海-大西洋秩序“覆盖”。亚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太平洋亚洲沿岸的秩序瓦解。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本质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在欧洲建立了形式上的平等，但是同时竞相对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亚洲-太平洋就成了殖民帝国的边缘地带。殖民扩张和竞争转移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欧洲释放压力的出口，比如澳大利亚就成为英国流放犯人之地。
豪斯霍弗认为，太平洋地缘政治的法则不同于地中海-大西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厌恶极端、纯粹暴力的解决方案;第二，对违背和解天性的行动施加明显的惩罚，与较长的时期相应，这种惩罚在更大的波长中才会起作用;第三，太平洋的“小空间”被强大势力覆盖，甚至没有留下以前存在的痕迹。仅仅通过简单的历史比较就会发现，1500年以来，欧洲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而东亚地区则处于“长和平”，亚洲沿海地区也形成了贸易秩序，但是并没有像欧洲那样持续不断地殖民扩张。“宋朝和明朝初年的中国海军并不寻求像后来欧洲列强那样在印度洋港口建立基地或者维持永久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他们通过朝贡体系的形式建立联盟，以此寻求进入当地的途径。”中国寻求在海上的“通过”途径，而非“占领”据点。
改变或者倾覆太平洋秩序的是来自地中海-太平洋的海权模式。对海洋的占有、控制和征服，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历史上寻找到了原型：爱琴海之于希腊，地中海之于罗马，太平洋之于美国。太平洋并非一个封闭海域，而且西太平洋是一片陆缘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认为：“新的海洋战略必须承认，并不是在海洋被一个国家控制，而是在海洋可为所有国家安全、自由使用时，所有国家的经济浪潮才会兴起。”
19世纪后半期一直到二战结束，亚洲-太平洋事实上被纳入地中海-大西洋秩序之中。一方面，亚洲-太平洋地区按照大西洋秩序的逻辑重组，“随着时间的推移，巨大的太平洋空间开始新的组织过程，原有的和平共生的状态———这乃是太平洋希望成为的、同时也是自然而然的特性———被剥夺，进入冲突极速爆发的危险阶段，如1894年至1895年间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这一冲突发生在两年前的和平共存之后———除了蒙古人从欧亚大陆内陆高原出发攻击中国和日本”。另一方面，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强国，比如日本和美国按照欧洲列强的行为方式卷入全球性霸权争夺之中。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地区已然成为主战场。
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大西洋秩序的复制品，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二战期间更是与德国建立同盟，企图瓜分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视为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内爆”，不仅欧洲失去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脱亚入欧”的日本也最终战败并投降。原子弹这一新型武器投入战场，最终改变了战争的逻辑和形态，至少意味着战争作为维持均势体系的手段已经不再可行。如入江昭所言：“日美战争，事实上是整个亚洲和全世界，在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在广岛上空投下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那天上午，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来到了终点，一个不仅仅延续到八天后日本正式投降为止，而是延续了许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新阶段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地中海-大西洋秩序对亚洲-太平洋的“覆盖”，但是如何重建亚洲-太平洋秩序却是个问题。
(四)地缘政治与霸权的“操作系统”
无论海权论还是陆权论，其本质是海权国家获得和维持霸权的地缘政治“操作码”。在地缘政治经典作品中，亚洲-太平洋空间是分裂的，或者说维持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分立才能维持海权国家的主导地位。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John
Mackinder)、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分别被认为是“陆权论”“海权论”“边缘地带论”的代表，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持英国、美国这样的海洋国家，甚至是海岛国家的霸权地位。可以说，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如何实现以海制陆，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哪些因素对海权国家的霸权构成了主要的挑战，哪一种类型的空间具有最大战略价值。虽然美国战略界对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评价有区别，但多数人认为斯皮克曼的理论为后来美国的遏制理论提供了地缘政治学基础。
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霸权的关键，控制心脏地带的大陆国家对英国的霸权构成了最大的挑战。由此，麦金德对于任何能够占据并且有效组织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势力都保持戒心，他甚至用了一段“决定论”来表达自己对于心脏地带可能对英国霸权发起挑战的担忧。实际上，麦金德所勾画的心脏地带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东欧到太平洋一线被北冰洋锁闭起来，而且没有便利的交通运输体系，难以发挥出“内线”的优势。麦金德的担忧已然变成了禁忌，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时刻防范在欧亚大陆形成一个超级地缘政治力量，占据心脏地带的俄罗斯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大国结盟尤其会触碰“麦金德们”的敏感神经。从根本上说，陆权论的本质就是防范欧亚大陆上出现任何可以挑战英国以及后来美国权力的力量。这一点，在美国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棋局》一书中表露无遗。如果欧亚大陆被单一权力主导，英国或者美国就无法操控棋局，而不得不介入其中，这何尝不是英国“光辉孤立”的精髓呢?
为了防范欧亚大陆上的大陆力量“下海”，英国和美国都不惜一战，比如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但更多的时候，英美力图通过灵活的结盟体系来分化和阻止欧亚大陆权力的集结。一战和二战表明，麦金德的担忧可能并无道理：英国与俄罗斯两度联手，共同抵抗德国;对英国以及美国造成冲击的并不是俄罗斯过于强大，而是俄罗斯的羸弱。后来麦金德对自己的理论做了修正：在心脏地带之外，他区分了内新月地带和外新月地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更进一步：“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命运。”
冷战的世界格局似乎印证了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理论都有一定道理，同时也说明，海权国家要持久控制大陆与大陆国家摇身一变成为海权国家一样不可能，海权和陆权都有各自的限度。冷战时期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设计的“遏制”战略并非与苏联直接对抗，而是恢复欧亚大陆的均势：通过支持“边缘地带”，尤其是西欧的复兴，在与苏联持久的竞争中赢得胜利。冷战的终结印证了乔治·凯南的远见。冷战结束之后，欧亚大陆棋局巨变，俄罗斯的实力大为缩水。即便如此，美国也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警惕，尤其是俄罗斯跨过曾经的“铁幕”与欧洲国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俄罗斯和欧洲的统一将造就一直在人口、工业技术和自然资源上至少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力量，这支力量更有可能全面超越美国。未来十年，美国对俄德合作的反应注定沿袭20世纪的一贯做法。”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以及北约战略转型则印证了美国地缘政治学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这一预见，或者说这是美国战略界的地缘政治“操作”系统的必然结果。
在亚洲-太平洋空间中，从朝鲜半岛到中南半岛，延伸至中东地区，成为陆权和海权的博弈场。冷战期间发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基本划出了美国在亚洲大陆的限度和苏联向海洋扩张的限度。美国学者保罗·希尔(Paul
J.
Heer)通过乔治·凯南的东亚战略思想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核心层面，凯南有关东亚的战略思路认识到，二战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角色是一种历史反常现象。它背后的道理和持续性都不是永恒的。”
二战结束之初，乔治·凯南主张美国要从亚洲大陆撤出，只要守住琉球群岛和菲律宾就可以保持自己的战略优势。乔治·凯南的构想并没有落实，而美国在亚洲大陆两场战争的惨败也昭示了亚洲-太平洋地缘空间的内在规律。麦金德虽然被认为是“陆权论”代表，但他从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抽象出了海岛国家制衡半岛型大陆的理论和战略。乔治·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在地缘政治上也是以海岛来制衡欧亚大陆。在欧洲，依靠英国和西欧，在东亚则依靠日本、菲律宾，而不是进入亚洲大陆。21世纪初以来，美国在亚洲大陆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陷“帝国坟场”之中。2021年8月，美军在喀布尔再现了“西贡时刻”，再次确认了美国作为海权国家的“限度”。
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的构建、经济迅猛发展、全球性贸易体系的形成，重塑了亚洲-太平洋空间的逻辑和结构。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大幕，亚洲-太平洋超越了冷战逻辑而汇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商品、技术、人员、资本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多层且绵密的互动网络，彼此嵌套融合到一起，由此超越了地中海-大西洋狭隘的“划界”的逻辑，尤其是国家之间对霸权的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复杂且具有韧性的地缘经济空间，亚洲-太平洋成长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极。伴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的生成与成熟，亚洲-太平洋空间也形成了新的技术分工合作体系。安全、贸易、经济、技术等形成了复合分层空间，这些“增量”的空间则超越了海陆分立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同时又将亚洲-太平洋空间“缩小”并融为一体。当然，“增量”空间秩序依然受到“存量”空间秩序的制约和影响，这也是审视和研究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发点和切入口。
2 “印太战略”与地缘政治空间的回归与重组
最近十年来，一个愈加清晰的态势是，“印太战略”从理论话语变成了战略行动，从模糊的设想变成了具体的政策，从单一国家的行为变成了区域甚至全球性的集体行动。从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报告，将其变成全球国际关系的热门话题，到拜登政府马不停蹄地在区域和全球的政治和战略动员，“印太战略”大有主导亚洲-太平洋区域秩序的态势。回溯至冷战结束之初，“印太战略”大行其道或是后冷战历史的转折点，甚至是终结，由此开启了历史性的变局与回归的大幕。将“印太战略”近十年的一系列事件置于亚洲-太平洋空间的“长时段”的结构和趋势之下，这一新战略装着昔日的旧酒：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思维和惯性通过美国的“印太战略”投射到亚洲-太平洋。欧洲国家的历史记忆也在不断被激活，所谓的回归并不是要回到某一个历史节点，而是地缘政治思维和逻辑的回归，而“回归”也是以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形式呈现出来。
以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及美国对外战略的非常规调整为标志，全球性地缘政治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时刻。围绕“印太”的文件和行动越来越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这些研究成果本身构成了关于印太的“事件”，成为研究和解释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有力资料和佐证。“事件”是现实问题研究以及新闻报道的主体，经历过时间漂洗之后，“事件”成为历史。布罗代尔以“长时段”研究见长，但是他并没有忽略事件，而是将事件、结构、趋势等融为一体，提供了从历史结构审视事件，从事件来发掘历史趋势的学术研究路径。他认为：“历史事件是瞬间即散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不错，每个历史事件，不管历时多么短暂，都带来证据，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甚至还照亮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这些广阔的深景不仅仅是政治历史方面的，因为每个历史的所有领域的景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都印满事件的印记。”结构、趋势和形势都是建构起来的，从而形成了人们认识事件和人物的时空参照，只有在一定的时空体系之下，事件才具有历史意义，才可能融入或者改变结构、趋势和形势。反过来，没有对事件和人物的切实的观察、跟踪和研究，就难免“刻舟求剑”，错过与忽视已然发生的结构性变迁。
“印太”已然成为一个带有某种结构性变迁象征的事件，通过将这一事件置于长时段的时空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空间的结构和逻辑。美国、欧盟等国先后出台了有关“印太战略”的政策文件。美国以“印太战略”为主题或重要内容而发布的官方政策报告，包括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和《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以及2022年新版《美国印太战略》。其中，前三份报告标志着美国由“亚太”向“印太”的战略调整，使原本作为愿景和设想而存在的“印太”概念在宏观战略层面得到确认。2019年发布的两份报告则为“印太战略”进一步具体化。2022年的《美国印太战略》则标志着拜登政府不但在“印太战略”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思路，而且急剧提升了“印太战略”在美国战略的层级，成为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
除了美国之外，欧盟国家以及欧盟也发布了有关“印太战略”的文件。法国在2019年发布了《法国印太防务战略》《法国与印太安全》，德国在2020年发布了《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的政策指导文件。2021年4月19日，欧盟外长理事会发布《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勾画了欧盟印太政策的轮廓。此外，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已经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直接参与方，围绕其实施，相关的外交、军事活动不断增多。以上文件以及各方之间的复杂活动构成了对“印太战略”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虽然“印太战略”还是一个“进行时”的事件，但是其基本轮廓已经浮出水面。
(一)中心—边缘结构的重组
“印太战略”是自近代以来空间革命的继续，中心—边缘的地缘政治结构异位。16世纪以来的大航海运动以及海权国家的兴起，打破了欧亚大陆相对封闭的状态。
在大航海来临之前，欧亚大陆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而欧亚草原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通道，麦金德的“大陆岛”的理论是有解释力的。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枢纽，而欧洲、中东、南亚和东亚则处于中亚的边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尤其是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开通，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被海洋所包围，以中亚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裂变，大陆周围地区之间最便捷的联系通道不是在陆上，而是在海洋。如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所言，世界性即海洋性。“大陆心脏地带变得没有边缘地带那么重要，并且只有通过英、俄、美陆海势力的合作，才能有效控制欧洲沿海地区，从而控制世界上重要权力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昔日的边缘地带成为核心，而具有中心地位的中亚地区则成为边缘。海陆分立是近代以来的一场空间秩序革命，海陆之间的竞斗伴随始终。冷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海权与陆权的博弈，要比一战和二战更具有典型意义。
“无论以何种方式看待冷战，冷战的最终胜利都是通过把苏联限制在大陆上获得的———绝不让它逾越大陆。苏联最后就这样窒息了。”冷战是陆权体系与海权体系之间的长期博弈，也是欧亚大陆力量的历史性整合，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次整合。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权力格局重组，苏联崩解进一步加速了中心—边缘结构的瓦解和重组。欧亚大陆北端的北冰洋没有海上通道，连同北美大陆，在北半球形成了超级大陆，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围了这一超级大陆，通过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巴拿马运河而连为一体。从16世纪以来，海上权力中心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再到太平洋，20世纪70年代之后，太平洋亚洲海岸成为全球新的财富中心。
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的实力进一步增长，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其本质是将权力中心沿着陆海边缘持续转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的第一个20年，美国深入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越过了海权国家的权力边界和限度。2021年8月，美国从喀布尔撤军，与之相并行的是持续强化“印太战略”。其战略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美国回归海权国家的战略轨道。
如果从中心—边缘异位的角度来看，美国从阿富汗、伊拉克这一新边缘地带回撤到亚洲-太平洋这一新的权力中心。从全球权力中心转移的进程来看，欧盟和美国几乎同时推出所谓“印太战略”是对亚洲-太平洋这一新权力中心的确认，而美国“印太战略”的地缘目标则是重塑冷战式的格局，集合海上盟国对中国这一海陆兼备的权力中心进行围堵、遏制和挤压。时殷弘教授就认为：“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由拜登政府延续和大为加剧，美国近乎马不停蹄地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孤立和反推，因而迫使中国不仅在自身国力发展上，也在战略性外交方面采取相应的重要措施，以便在严重挑战面前捍卫中国的紧要利益。于是，两大联盟对抗和竞斗的格局已初露端倪。”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进入战略收缩周期。经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为主导的剧烈收缩之后，拜登政府将“印太战略”作为核心战略任务，将冷战的场景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太平洋，尤其将印度拉入新的战略框架之中。王赓武先生认为：“如果英美人和印度人能够将一个弧线从日本一直完整地划到印度，并得以遏制中国，那他们肯定更高兴。那样他们才会感到安全。这样一来，你就会把南海看作一个真正的地中海。将中国人拒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之外，是遏制政策的一部分。”诚如斯言，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的“印太战略”愈加清晰的目标就是从日本经东南亚到印度的一条线，将中国圈在欧亚大陆上，重复当年冷战的场景。只是当年冷战的前沿在中欧一线，而“新冷战”的前沿则是在第一岛链。
如当年豪斯霍弗所总结的：“从大西洋来的所有越洋民族开始彼此争斗，都想建立太平洋的海上霸权。在西方民族缓慢地侵入太平洋的过程中，掠夺性文化和机运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一场近乎本能地想要霸占整个太平洋空间的地缘政治行动，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笑到最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在亚洲-太平洋空间中的权势各有消长，但到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一跃而成为全球霸权，尤其通过占据印度而获得了重要支点。通过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大英帝国成为两洋帝国(大西洋和印度洋);通过控制马六甲海峡而进入太平洋，在中国大陆沿海占领了香港、威海等地而成为太平洋沿岸的主导性力量。20世纪初，英国与日本缔结同盟，从而形成了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延伸至北太平洋的遏制俄罗斯帝国的“前沿”，这构成了19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史上的“大博弈”。
同样的逻辑和场景换成美国就会发现，“印太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大英帝国战略的重现。只不过英国是自西向东，美国则是自东向西而已，而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差别。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几乎将太平洋变成了“内湖”。美国从大西洋沿岸经过巴拿马运河，穿过马六甲海峡，到了印度洋，同样也是在阿富汗遭遇了“宿命”般失败。与英国在20世纪初一样，美国也面临着多个竞争者。印度、中国、日本以及愈加一体化的东盟，维持一种均势格局要远远好于阵营对抗。“印太战略”，是地中海-大西洋秩序在亚洲-太平洋的复归，无论是冷战还是“大博弈”都可能会让亚洲-太平洋地区陷入地缘政治对抗的陷阱之中。
(二)“印太战略”与美国的战略“转向”美国
“印太战略”的本质是重构美国主导的战略军事边界，强化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奥巴马政府开始进行“亚太再平衡”，其中重大举措是调整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部署。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调整了美国国家战略任务，将防范“修正主义大国”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地区是指“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的区域。拜登政府2022年2月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中，“印太”则是“从我们的太平洋沿岸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美国对“印太”范围的界定尚不固定，拜登政府所界定的“印太”范围更大，甚至抵达了非洲东海岸。
相比于亚洲-太平洋空间，美国“印太战略”所指涉的空间更加广阔。从战略空间角度来说，印太空间叠加了亚洲-太平洋空间和印度洋空间，是美国东亚战略与中东战略的结合。“印太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军事战略调整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政治，尤其是将目标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力量从中东向西太平洋一线转移。当然，这其中的前提是欧洲这一美国大西洋的战略后院要保持稳定。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制定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与塔利班签署协议，最终拜登政府以不可预料的方式从阿富汗败退。但拜登政府有失体面的撤军却得到了超过半数受访者的支持，这足以说明美国民意已经变了。阿富汗战争不仅是美国的过度扩张，也是战略性失败。
从亚洲大陆回撤到海洋，在陆海边缘地带以及大洋深处重组战略体系，是“印太战略”的目标所在。
2021年1月5日，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总统解密了2018年制定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这一绝密文件，其目标无外乎是对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施加压力，保持美国战略的连续性。事实证明，拜登政府在推进和升级“印太战略”方面比特朗普更加积极。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内容和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政府的行动，揭示了美国“印太战略”的框架和结构与美国战略传统之间的回归与重组的关系。豪斯霍弗曾认为：“相比德国在太平洋的出现，美国的表现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美国有一个连贯而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布局，与之对应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目标，即切实扩张霸权并获取经济利益。”《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则进一步证明了豪斯霍弗的观点，在短短十页的文件中几乎勾勒了清晰的地缘战略“棋局”，是美国上百年来太平洋战略棋谱的重组与升级。曾经担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政策顾问的地缘政治专家艾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由荷兰港(位于阿留申群岛的阿马克纳克岛)、关岛、帕果帕果、珍珠港构成的四边形，这一四边形构成了美国太平洋霸权的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在这一四边形中的力量有消长，侧重点也有移位。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以及1942年在太平洋地区的凌厉攻势是美国太平洋战略的重大挫败。二战后，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圈已经将这四边形包含其中，也就是说，这一四边形是美国太平洋战略的“内圈”。冷战期间，美国将这一前沿推进到了朝鲜半岛、日本、菲律宾、泰国一线，强化了与新加坡的合作，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美国越出了自己在太平洋的最大边界的“越界”之战。
美国战略家荷马·李在分析太平洋控制权时提出了“战略三角区”的概念：美国或者日本对太平洋的控制权取决于其在太平洋的基地数量和位置，将它们所控制的基地画三角形，从而形成多个战略三角区，以辨识它们对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力度以及范围。以此理论来审视美国的“印太战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最大范围。美日印三角或者澳日印三角的一边都是日本和印度，日印一线其实构成了欧亚大陆与大洋之间的分界线和断层线，而在日本到印度一线中存在几个关键节点：中国台湾、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尼、新加坡。如果将南海看作是亚洲的地中海，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构成了进出“亚洲地中海”的关键水道，堪比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19世纪大英帝国通过地中海而控制印度，21世纪美国经过“亚洲地中海”而拉拢印度。
在日印一线，亚洲的陆缘海形成了海陆相接的过渡带：北上即进入亚洲大陆，南下则据守第一岛链，而关岛被认为是第二岛链的战略支点。美国“印太战略”的“攻击性”体现在美国在韩国、越南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韩国、越南和台湾地区形成的三角区构成了进逼亚洲大陆的最前沿。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极力拉拢韩国，首次亚洲之行即落地首尔，对尹锡悦政府更是青睐有加，打破常规地在尹锡悦胜选之后就与之通电话。韩国新政府上台之后，拜登即“屈尊”访问，并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全球全面同盟关系”，这也与尹锡悦总统提出的“全球枢纽国家”的战略定位有共通之处。豪斯霍弗提出了“地缘政治压力仪”的说法，地缘政治如同地壳运动一样，各种压力集中的地方就是地缘政治压力仪，首要地方是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现在来看，在“印太战略”框架之下，韩国、台湾地区，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会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压力仪”。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印度曾经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美国虽然极力拉拢印度，但印度终归不是美国的殖民地。
美日澳形成的战略三角区，构成美国“印太战略”的“腹地”。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澳之间的军事合作不断升级。2022年1月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过视频会议签署了日澳《互惠准入协定》，主要规定了两国武装部队和人员互访对方国家时的地位、待遇，双方都认为这一协议具有“历史性”。美国和澳大利亚一线主要是南太平洋地区，南太平洋地区曾经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犬牙交错之地。在“印太战略”框架之下，美国加大了对南太平洋地区的资源投入：2月，布林肯成为40年来首位访问斐济的美国国务卿，并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置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提出“太平洋伙伴倡议”;8月，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率领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随行人员包括一众美国高级军官。但是，美国对南太地区的关注主要受并不为岛国领导人所认可的安全关切所驱动，而且会造成潜在的冲突。
(三)“印太”背后的秩序之争
“印太战略”不仅关系到区域秩序的建构，也是全球地缘政治变局的关键。
基于“中国威胁”，美国进行了持续的全球政治和战略动员，不仅将区域内的印
度、日本、东盟动员起来，而且还将欧盟以及北约拉入其中。美国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视为首要安全挑战，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进一步将中国视为“唯一潜在地能够结合经济、外
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持久性挑战的国家”。拜登总统在首次记者会上也提出，在自己的任期内，中国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拜登上台之后，中美两国外交高层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举行首次会晤。其间，中美双方在开场白环节唇枪舌剑的起因，是美方挑起了关于国际秩序的争论，美国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居，将中国置于“合法”秩序的对立面。拜登政府将美中关系等同于国际秩序之争，进一步升级为意识形态之争，并通过七国集团会议、北约峰会等多边外交场合对盟国进行动员，同时推动亚太地区的盟友与北约之间的合作，鼓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参加北约峰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再次确认了中国角色的“唯一性”：“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具有持续不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
在美国不断对“印太战略”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欧洲多国和欧盟也出台了各自的“印太战略”，英法德等国军舰“历史性”在南海刷存在感。从长时段审视欧洲国家在亚洲-太平洋海域的行为，能够隐约看到“历史的回归”。直到二战结束，欧洲主导的全球殖民秩序才土崩瓦解，欧洲国家不但从亚洲海域退出，也从世界政治舞台中心退出。正如斯皮克曼所论述的“西方帝国主义”与“亚洲民族主义”的遭遇，以帝国主义退场而结束。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这是一次地缘政治秩序的崩塌，而从世界历史来说，则是开启了“后帝国”的时代。
殖民帝国不复存在，帝国的记忆却再次被激活。脱欧之后的英国对“印太战略”最热衷，不但派出“伊丽莎白”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到亚太海域，与美、日等国进行联合军演，而且与美国、澳大利亚形成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这是美国又一次“历史性”地向盟国分享核技术。当然，“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对法国甚至北约是一次“突袭”。澳大利亚撕毁了与法国之前签署的多达600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协议。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和英国不仅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国，也是其全球同盟体系的“内圈”，包括加拿大、新西兰两个“五眼联盟”国家都被排除在外。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加速推动和融合“印太战略”与北约战略。
“印太战略”不仅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主要战略工具，也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枢纽。
3 亚洲-太平洋空间秩序的可能与前景
“印太战略”的目标，无外乎是在亚洲-太平洋空间进行空间秩序的重组，从而维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一个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权力中心。这是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延续和投射，但是与亚洲-太平洋空间的广阔、多层、复合的内在属性无法兼容。其与亚太秩序前景存在矛盾，相互之间形成了愈加明显的断裂和摩擦。
(一)俄乌冲突对“印太战略”的牵制
美国以“印太战略”为支点进行全球战略调整的前提条件受到欧洲地缘政治变局的挑战，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后院”的欧洲-大西洋并非和平区。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东亚之间进行战略调整的前提，是美国不需要在欧洲投入重大战略资源。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大陆在二战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俄乌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爆发了传统战事。从传统地缘政治经典理论来看，俄乌冲突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爆发的战事，不仅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也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激烈博弈。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欧盟快速通过乌克兰的入盟申请，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由此形成了大西洋共同体与俄罗斯之间的激烈对抗。俄乌冲突造成的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冲击在于，欧亚大陆西端进入地缘政治冲突周期，俄罗斯成为美国以及北约盟国的头号对手，美国战略重心被动回调到欧洲。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虽然强调对“印太战略”的重视没有降低，但是美国难以做到“两洋并重”，而是如二战期间一样，欧洲战场优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心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虽然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没有正式出炉，但是从《国防战略报告》中能够看到，美国将俄罗斯定义为“严重威胁”。也就是说，在美国安全威胁的排序中，俄罗斯已经排在第一位，至少是比较紧迫的威胁。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拜登推迟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发布，原因是俄乌冲突之后，美国的国安战略要做出比较重大的修改。
俄乌冲突“激活”了北约，同时也确认了北约的地理范围。《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提出，俄乌冲突破坏了和平，深刻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环境，同时强调北约的“跨大西洋”属性。在北约新战略概念中，俄罗斯成为头号威胁，文件对此明确提出：“俄罗斯联邦是北约盟国安全、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最显著和最直接的威胁。”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北约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只有找到新的重大共同威胁才能维系盟国的团结。北约战略文件也多次提到中国，但相比2020年11月的《北约2030：团结面对新时代》文件中的表述，威胁排序已经进行了调整，中国在俄罗斯、恐怖主义、失败国家、暴力活动等威胁之后，同时提到要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这至少意味着北约的战略重心仍然在欧洲，而且在吸纳瑞典和芬兰之后，北约的重心进一步东移，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博弈将是持久战。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俄乌冲突之后，俄罗斯将遏制和威慑西方，没有任何多余的考虑和希望。我们将等待西方内部将要发生的事情。”卡拉加诺夫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是乔治·凯南遏制理论的翻版，俄罗斯通过遏制和威慑西方，坐等西方内部生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7月31日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海军理论和舰队船舶宪章的法令，俄罗斯认为，主要威胁来自美国主导世界海洋的政策以及日渐逼近俄罗斯边境的北约。俄乌冲突是地中海-大西洋秩序在欧洲的回归，是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必须面对的紧迫而重大挑战。
(二)亚太秩序的“大合流”动力
亚洲-太平洋空间秩序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因全球性空间形成，亚洲-太平洋空间才从理念变成了现实。广阔的亚洲-太平洋地区从相对分离状态到统一空间，其核心动力来自全球化浪潮，亚洲-太平洋空间只有成为全球化空间的纽带才能成为统一的空间。“印太战略”所包含的阵营化、联盟化的海陆分立与集团对立的因素与亚洲-太平洋空间的内在逻辑相违背，嵌入全球化空间的亚洲-太平洋空间对“印太战略”形成了柔韧的约束。
全球化是商品、技术、思想、人员在更大范围内分工合作的过程，这些要素的“自由”流动需要建立在互动能力提升的基础之上，而互动能力的提升无疑重塑了空间的含义，形成了新的空间秩序。瑞士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将全球化视为“大解绑”的过程，要素自由流动受到不同的约束，全球化也是不断“解锁”各种约束的过程。19世纪交通运输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实现了商品的远距离运输，生产和消费可以分离，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欧、北美地区成为全球工业化、城市化中心，这些国家成为全球权力和财富的中心，从而出现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大分流”。
二战结束之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建立，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逐渐被拆解。集装箱运输掀起了一场海运革命，极大降低了商品运输的成本，构建起了高效的商品运输网络。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讯技术革命以及货物空运的广泛应用，信息、知识、思想的约束被“解锁”，生产过程可以在全球空间中重组。于是，出现了产业链、价值链的革命，生产外包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全球工业的中心-边缘结构被重构。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快速的“去工业化”进程，而亚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全球产业地理空间不再以国界为分界线，而是以分工合作网络为分界线，如果无法融入这一新全球化空间，即便处于发达国家边界之内，也无法从全球化中分享红利，鲍德温将其称为“大合流”。“大合流”重塑了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形成，各国处于单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环太平洋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在全球化的“大合流”之下，亚洲-太平洋空间的内在逻辑得以凸显。
亚洲-太平洋经济、产业空间的形成，是美国转向亚太的重要驱动力量。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本质就是控制亚洲-太平洋经济空间的主导权，分享亚太经济发展红利。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美国优先”作为口号，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拜登总统在首次亚洲之行期间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中包括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等四大议题。“印太经济框架”是“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以减少“印太战略”过于强烈的地缘政治和军事色彩。但是，亚太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形成了越来越绵密的分工合作网络，以形成排他性经济联盟为目标的“印太战略”受到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网络的束缚。
首先，亚太多国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落地生效，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国家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客观上，“印太经济框架”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叠合在一起的。从2021年进出口数据来看，中国与“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的关系非常紧密。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的进口额中，中国和美国所占的比重依次是：澳大利亚(28%、10%)，斐济(15%、11%)，印度(15%、7%)。日本(24%、11%)。在“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的出口额中，中国和美国所占的比重依次是：澳大利亚(34%、3%)，斐济(6%、2%)、印度(6%、18%)、日本(22%、18%)。韩国和东盟2020年份的进口信息显示，中国和美国所占的比重依次是：韩国(23%、12%)，东盟(23%、8%)。2020年的出口信息中，中国和美国所占的比重依次是：韩国(26%、15%)，东盟(26%、15%)。在亚洲-太平洋经济空间中，中国已深度嵌套其中，尤其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复杂相互依赖关系的情形下，虽然特朗普政府发起了对华贸易战，但中美经贸额在2021年依然创历史新高。
其次，基于市场自发秩序生成的产业合作体系，对美国的产业联盟战略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速度放缓。尤其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胜选，全球化遇阻。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欧美开始关注产业安全，供应链、产业链越来越变成了安全和战略议题。拜登政府推动“小院高墙”战略，将高新产业放入国家安全的高墙，联合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建立所谓芯片联盟，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施加更加严厉的限制。“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其实是建立排他性产业链和供应链同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和技术阵营。“大合流”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的动力在于技术的进步，距离消失，空间重组，而“印太经济框架”所要构建起来的产业联盟思维还停留在“大分流”时期。毫无疑问，“大合流”推动的不仅是亚洲-太平洋空间的形成和统一，也构建了日渐一体化的全球化空间，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利益都嵌入并依赖这一新空间秩序的稳定。
最后，亚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二元结构是对阵营化逻辑的否定。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东亚冷战的阵营化边界被打破，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效应在于中国加入东亚地区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与亚太国家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换言之，冷战时期形成的两个平行市场的边界不复存在，全球市场体系已经将亚太地区囊括其中。美国“印太战略”意在强化冷战期间形成的美国主导的“辐辏式”同盟体系，并推动多边军事同盟体系的构建。但是，军事同盟要转化为经济和产业同盟并非易事。美国对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安全化”动员，试图建立芯片联盟，但政经分离的二元结构限制了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向产业联盟的转化。也就是说，亚太地区的经济体系与安全体系的边界是“错位”的，从而为避免阵营化对垒的前景提供了可能。
(三)多元分层是亚太秩序的内在属性
以东盟为中心而形成的多层次区域秩序是亚洲-太平洋秩序的基础，也是对“印太战略”的有力对冲。最先倡导“印太”这一概念的豪斯霍弗是要给德国在太平洋地区争得一席之地：德国帮助中国、印度等国反抗英法美等国的殖民秩序，从而为德国介入太平洋地区创造条件。当美国重拾“印太”这一概念时，世界秩序已经历了历史性转型，殖民帝国秩序崩溃，主权国家以及国家间相互合作而形成的区域秩序已经建立起来。
首先，殖民帝国崩溃之后，亚太进入“后帝国”时代，经历了国家秩序与区域秩序双重构建的历程，尤其以东南亚最具有典型性。东南亚地区曾经被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建立的殖民秩序“遮蔽”。二战结束之后，东南亚经历了漫长的去殖民化历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败退越南，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区域秩序构建才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东南亚处于大国力量之间，但东南亚通过建立东盟而避免了“巴尔干化”的命运。东盟在大国之间采取灵活和开放的外交方式，在大国均势格局之下实现独立自主和外交空间的最大化。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一流的战略家，他认为：“地缘政治稳定的远景基于大国间成熟可行的关系。任何一个想实行霸权主义的政权都会带来困扰和不稳定。”东南亚在去殖民化之后，以开放包容的方式构建了国家秩序和区域秩序，而各个大国也接受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且成为与东盟合作互动的基本原则。如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言：“‘东盟的中心地位’是在探讨东盟外交作用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它是描述这些年东亚地区和更广范围内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简单的说法。这些一体化进程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盟的成立，它启发了地区合作，并为其提供了平台。”
东盟的中心地位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如何兼容呢?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提出和推进“印太战略”以来，东盟的立场是“不选边”。新加坡的态度更具有代表性，李显龙总理、黄永宏防长等在多个外交场合都表达了对大国竞争的担忧，同时对中美提出的区域合作方案都持开放态度。在2022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黄永宏防长直言，意识形态斗争不是亚洲的核心议题。
其次，东盟方式提供了构建海陆融合区域秩序的典范，“东盟中心地位”为亚太地区超越地中海-大西洋秩序逻辑注入了动能。从美国勾画的“印太战略”空间范围来看，东南亚无疑处于枢纽地位。东南亚连同澳大利亚大陆分隔了太平洋和印度洋，而马六甲海峡更是印太空间的咽喉要道。中南半岛是亚洲大陆伸向海洋的半岛，而马来群岛则是一个海洋世界，东盟本身就是海陆融合的典范，是海陆分立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反例。东南亚被想象为“亚洲地中海”世界，美国主导的印太秩序的前提是控制“亚洲地中海”。但是亚洲并没有“地中海”，东南亚在历史上是一个“贸易世界”，而不是像地中海那样是霸权的世界。如果比较一下现在的地中海与东南亚，就会发现，东南亚要远远比地中海周边更为稳定与和平，环地中海世界远没有形成和平稳定的秩序，地中海不是中东、北非与欧盟的纽带，东盟以及现在的东南亚则为地中海秩序的重构提供了范本。东南亚以及东盟方式代表了亚洲-太平洋空间内在的秩序逻辑，提供了有别于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范本。被殖民秩序遮蔽的本土秩序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东南亚体现出的本土特色“是数世纪以来支持着稳定局势的动态多元性，不同种族与宗教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存，代表这个社会整体上避免了欧洲和中东的偏执分离现象”。
最后，亚太地区包含了多元区域秩序。冷战结束之后，本土资源成为国家构建和区域秩序构建的重要支柱。亚太地区涌现出了多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以至于被认为是“制度供给过剩”，而这种多元性背后则是亚太地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此外，亚太地区的大国政治很难以“极”来形容，毋宁说是“多元权力中心”的格局，各个权力中心需要以提供公共品来赢得区域内国家的支持。换言之，大国政治为中小国家提供了左右逢源的机会，由此增加了亚太秩序内在的灵活性和韧性。
4 结语
“印太”这一概念在被美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之后，成为学术界、媒体界跟踪和追捧的热词。然而，作为秩序的“印太”却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和考察。由此而出现了一个悖论：印太的话语压倒甚至取代了印太的事实，如果不对印太所指涉的空间进行历史与战略的分析，那么关于印太的讨论将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话语的层面，进而落入话语的陷阱。对亚洲-太平洋的历史与战略的考察，是在多层次时空参照体系之下去认知亚洲-太平洋空间的演化历程和内在特征。亚洲-太平洋空间是最辽阔的空间，形成多元复合的时空体系，从相对隔绝最后成为全球化空间的一部分，任何战略构想都要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下。
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起源自欧洲的地中海-大西洋秩序不断向外扩张，建立了全球殖民体系，亚洲-太平洋地区被卷入其中。殖民体系以及殖民战争将亚洲-太平洋变成了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带。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秩序瓦解，亚洲-太平洋地区开始了构建新秩序的历程，重新发现和利用本土资源，构建植根于本土的认同。“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内在肌理和错综复杂的人间秩序，这些政治历史地理特征并不会因为欧洲的入侵而简单地欧化。”
亚洲-太平洋空间的形成有赖于“大合流”为特征的全球化进展，包括中国、美国等大国共处单一的全球体系之中，亚洲-太平洋成为全球财富和权力中心，而自由开放的区域主义成为新的地区秩序的共识。“地区主义和互惠互利是紧张局势升级的最重要屏障，以竞争取代战争的全球化发展则是化解超级大国对峙的唯一对策。保证供应链的全球安全最终会让世界变得更安全。”排他性的联盟或者经济集团是地中海-大西洋秩序的“回光返照”，与广阔、多元、复合的亚洲-太平洋空间难以兼容。“亚洲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亚洲，甚至也不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是全世界的亚洲。”只有建立基于亚洲-太平洋历史传统和本土资源之上的秩序，才有足够的韧性和广阔的前景。
*文章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5期。
作者：孙兴杰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大国外交战略、国家构建与治理、地缘政治、中美关系、朝鲜半岛、中国外交。
来源时间：2023/1/6 发布时间：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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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对于美国衰退的五种解析
作者：鲍盛刚
2023-01-08
美国衰退与中国崛起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时髦的话题。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衰退呢？对此有不同的解析，而不同的解析自然也决定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归纳起来讲，主要有以下五种解析。
第一种解析，认为美国衰退的原因在于全球化，经过得益于全球化的一个世纪之后，美国现在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3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而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显然，在这条微笑曲线中，微笑的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控制了两头，由此控制了利润，而至于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它们打工而已。所以，当时美国与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对于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不屑一顾。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是中国剥削了他们。中国“吃亏”变成了美国“吃亏”，这又是因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企业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他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的空洞化，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然后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产品价格是降低了，这有利于消费者，但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了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对此就如美国一些政客所讲，如果继续以此下去，那么在不久未来美国将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将不费一枪一弹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陀螺仪，就如同历史上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而且中国会比美国干的更漂亮。
所以，解决方案在于去全球化，采用脱钩，贸易保护，甚至于不惜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打乱不利于美国的全球产业链结构，倒逼产业回流美国，唯有如此，美国才能再次伟大，并再次领导世界。对此特朗普曾经口口声声地讲，贸易战很容易打，也很容易赢。因为贸易战，现有全球产业链就会被打乱，资本与产业就会回流美国，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中国崛起就会被终止，美国就会再次伟大。但是，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目前，拜登不仅继续手持贸易保护大棒，而且试图通过组建“民主国家联盟”，重新塑造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但是，问题是改变地缘政治结构，真的就能改变全球地缘经济结构吗？30多年前，新自由主义潮流风靡全球，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解释道：理由是“别无选择。”市场掌握全局，那些试图违背历史潮流的国家将会为它们的愚蠢付出代价。是经济，傻瓜。但是，30多年后，人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因为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政治，傻瓜。那么，到底谁是傻瓜呢？
第二种解析，认为美国衰退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正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革命，在经济增长方面远远没有实现此前三十多年凯恩斯革命所达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写道的那样：“1975年以来，美国社会对收入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但其方向完全是错误的。过去45年中，最底层的90％民众掏出了50万亿美元，而最富有的的1％却拿走了50万亿美元，这使中位数的工人每年付出了42000美元。”同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美国的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和再平衡》一书中更是详细地分析了美国问题的由来。首先，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人们总是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认为金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本身就会给所有人带来繁荣，市场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他们不理解市场势力的威胁性，总是盲目地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将会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其次，美国的政治出错了。太多的人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国人不理解金钱对政治产生的威胁，不明白金钱的集中化将如何瓦解民主，也不明白精英如何利用金钱来塑造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而使经济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美国人也不明白，他们何等轻易地滑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实际上，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被操纵的。其三，美国的价值观出错了。美国人忘记了经济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经济。美国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本应创造更强大的经济，以便更好地让经济为人服务。然而，由于全球化影响了经济，美国不得不削减他们的工资和公共项目支出。金融本身从为经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经济目标。这导致美国经济更加不稳定，增长更加缓慢，社会不平等加剧，而普通人深受其苦。个人对利润的追求并没有使扭曲的经济得到改善。对资本有利的，并不一定也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相反，是以牺牲社会与国家利益为代价的。
所以，解决方案在于重建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对此就如斯蒂格利茨所言，“21世纪，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来实现和维持社会发展。该视角基于历史责任感和对经济及社会权力的深刻理解，即社会权力塑造了经济，又反过来被经济所影响。”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和利润为本。新的社会契约应包括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恢复普通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因为唯有如此，美国才能最终解决其自身问题。否则结果将是美国的分裂与解体。事实上，今天的美国已经“比任何人所想的都更接近爆发内战”。
第三种解析，认为美国发展与繁荣的引擎是创造性毁灭，而美国衰退的原因正是这一驱动力的消失。艾伦·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一书据此分析美国经济史，认为创造性破坏是推动美国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它是“永远存在的飓风”，经常能够把企业连根拔起，但就是在这种破坏的过程中，它能为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个生产力更高的经济体。“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孪生兄弟。创造性破坏其实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打破了社会中任何一种已经处于平衡的状态，也打乱了任何一种已经沉淀的社会结构”。
但是，目前美国能否通过运用创造性破坏的手段，继续保持自己已经拥有的相对优势？现在看来，我们越来越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其原因，一在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让美国负重前行，企业投资欲望下行；二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三在于创造性毁灭自身，因为创造性毁灭具有两面性，既有创造，也有毁灭。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任何人在创造新世界的时候，都必然要破坏旧社会的一些组成部分。破坏是创造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一种副作用，把社会资源投入生产力更高的社会活动，必然会导致旧工作岗位被摧毁，旧工厂被关闭，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创造新的企业。由此创造性破坏在发生效应的过程中必然导致民众的不安，创造性破坏的飓风越强烈，民众的不安感就越强烈。这种社会不安情绪的存在，导致即便是在社会状况最好的年代，也很难向民众推广创造性破坏的理念。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的现实是，创造性破坏通常都会带来三个重大社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创造性破坏造成的损失往往比其带来的收益更明显，收益通常分布的领域很广，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而损失往往集中在个别行业，并且即刻就会产生。创造性破坏的最大受益者是穷人和边缘化群体。但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穷人和边缘化群体也有可能是最大的输家，而且他们的损失往往会比他们的所得更为显眼，人们更容易看到被丝织厂取缔的手工丝织工人，而不会去关注工厂生产的数百万双丝袜。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创造性破坏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否定的社会现象，创造性破坏的敌人通常都有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指出“破坏”显而易见的邪恶之处。人们很容易提出终止不公正的行为或者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的要求，但很难以触动经济活力为由来为创造性破坏正名。在“破坏” 过程中遭遇危害的受害者会更容易团结在一起，向社会要求改革，而在破坏过程中获得收益的胜利者则很难聚在一起。由此，创造性破坏这场“永远存在的飓风”就遭遇到了政治敌对的另一场“永远存在的飓风”。社会民众会联起手来保护那些受到威胁的岗位，试图挽救那些垂死的行业。他们对资本家无情的贪婪发出各种批判。这么做的后果就是经济滞胀，在试图遏制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比如在保存旧式工作岗位或者保持旧式工厂持续营业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前景。第三个问题是，创造性破坏有时可能带来的全是破坏，没有创造。这在金钱的世界里很常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类似的金融机构，把整个社会的储蓄资金都引导到被人们认为最具生产力的行业中。在最佳状态下，金融是创造性破坏最纯粹的形式，资金比任何一种生产力要素的流动性都要更强，也更无情。在最坏的状态下，金融纯粹就是破坏。
所以，解决方案在于如何应对“创造性破坏”的两面性，在创造与毁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有序前行，有序撤退。说到底就是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如何做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而不是以一部分的利益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可以说，这既是美国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对此恩格斯曾经写到：“历史大概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了，她引领她那驾胜利战车碾过堆积的尸骨，不仅在战争的年代是如此，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代也是如此。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男人，女人是如此愚蠢，以至于没有鼓起勇气去争取真正的进步，除非当苦难似乎几近不合情理的时候，才会要求进步。”
第四种解析， 认为美国衰退的原因在于全球战略的出错，美国正在失去领导世界的合法性，可信度与道德地位受到削弱。对此已故布热津斯基认为，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难辞其咎。1991年12月标志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但是，当美国领导地位总体上受到世人欢迎的时候，美国却缺乏一种更宏大，更雄伟的方向感来领导世界。布热津斯基认为，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会与固有的实际能力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时机或历史的趋势必须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起催化剂作用的国家的兴旺相适合，这个国家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不论是通过传播文化的使命，或学说上的启示，或令人向往的社会楷模，而其他国家则甘愿接受该国的影响。最后重要的一点是，该国一定要有必要的实力，经济和军事力量。而目前，美国的各种权力应有尽有，但唯独缺少一样：合法性。在当今世界，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1991年前苏联解体标志冷战的结束，人们欢呼“历史的终结”。但是，事实上，冷战从来就没有结束过，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走出冷战，仍然受制于冷战的思维，美国所有机制都是为冷战而设计的，冷战思维依然盘踞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中，以至于美国根本就没有冷战后的长期战略，而是在用冷战的机制去处理后冷战的问题。所以，世界依然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下。1993年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冷战新思维，区别只是在于他将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代之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此来构建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一新世界秩序的特征依然是分裂，冲突与对抗。之后“9·11”恐袭事件似乎证实了亨廷顿的理论，一时间文明冲突论成为美国外交的主旋律。在中东与欧亚大陆南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发生了两次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成为世界上最为动荡和战乱的地区。而目前对于美国来讲，无论是发动还是退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被认为是一种错误。2001年“9·11”事件，曾标志着一个特殊时刻，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达到顶峰。美国准备在全球范围内伸张正义，打击恐怖主义。但其结果是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代价高昂的入侵战争，这两场入侵及其造成的混乱、暴力和不稳定，粉碎了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以及是民主力量的观念，“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共识开始消失。美国不仅没有赢得反恐战争，相反，战争播下混乱的种子，最终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在20年间，美国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种族歧视、酷刑、秘密监狱、士兵伤亡、平民遇难和帝国梦想时代的破灭，最终导致自由的退却。美国傲慢地认为发动战争能改造世界，结果被改造的却是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花费了大约8万亿美元，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还搭上了国家的名誉。
目前，美国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并称之为是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号召全球的所谓“民主国家”联合构建一个具有坚韧性的民主联盟，从而避免威权主义或专制政权对民主制度的侵蚀。那么，由此民主与威权的冲突与对抗将形成一种新的两极分化的世界秩序吗？未来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民主与威权的冲突，而不是文化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吗？民主与威权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两者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的冲突与对抗将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民主与威权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具有不同制度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或者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 即冷战和冷和平。显而易见，所谓民主与威权冲突论实际上是美国冷战新思维的新版本，无非是以所谓民主与威权冲突代替文明冲突，代替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
布热津斯基曾经引用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雷蒙•阿隆的话说，除非美国的国家利益能够同时服从于一种基于权力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否则它既无法击败任何国家，也难以获得任何国家的效忠感。世人有理由喟叹，那种仅仅运用影响和权谋，冷静却毫无道德感的外交年代已经终结。进入20世纪，如果一个大国停止为一种理念服务，其力量势必受到削弱。但是，美国显然不仅没有接受这一诫言，而且更加变本加厉，逆势而动，由此结果只能是美国霸权的自我终结。
第五种解析，认为美国衰退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因为冷战才是二战后美苏霸权的基础，冷战结束不仅导致了前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动摇了美国与西方主导世界的基础。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冷战结束的标志，这已是一种共识。但是，事实正相反，前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冷战结束的结果，冷战结束才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瓦解与解体的直接原因。从战后历史看，正是因为冷战，所以才有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峙，当然反之亦然，因为两大阵营的对抗不断升级，才有冷战的形成。两大阵营的形成不仅在政治与军事上导致了世界南北分裂与对峙的两极格局，同时也形成了两大相互隔绝的封闭的地缘经济格局，一个是以前苏联为中心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且，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抗同时加强了美苏两国对集团内部的领导，巩固了它们在各自集团内部的中心与霸权地位。所以，随着冷战的结束，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与前苏联的解体，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对于美国与西方阵营来讲，冷战也是美国霸权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基础。而冷战的结束，既终结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抗的局面，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动摇了美国霸权与美欧主导世界秩序的基础。另外，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也并不意味新自由主义的完胜，相反在冷战结束后的30多年里，人们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大失败，以及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的兴起。对此美国已故历史学家沃伦斯坦·伊曼纽尔就曾经讲到：“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据说是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后，我们就处于一个单极世界之中，而美国则是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我以为这是对于现实的极端错误的理解。问题之一，就是苏联解体了。对美国而言，这是个灾难！我知道没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他之所以如此认为，这是因为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就如同相依在一起的两捆稻草堆，谁也离不开谁。而冷战的结束，其中一捆稻草倒塌了，那么另一捆还能屹立不倒吗？首先，没有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也就没有美欧联盟的必要性，由此结果是美欧关系的渐行渐远。而没有美欧联盟，美国单枪匹马又何以能够领导世界呢？其次，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结构，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美国与西方不再是全球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曾经的“美国生产，世界消费”的模式变成了“世界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讲变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以至于导致美国衰退，中国崛起。而经济中心的转移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权力中心的转移。事实证明：全球化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但是不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再有，没有冷战，美国的军火又能够卖给谁呢？不错，中东是一个市场，但是却相当有限。最后，没有了共同敌人，又何以转嫁国内矛盾，凝聚国内的团结呢？
所以，沃伦斯坦·伊曼纽尔认为：虽然许多评论家欢呼1989年是美国统治下和平的开始，但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它标志着美国统治下和平的终结。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为了再次伟大，再次让世界回到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试图将世界再次推回到冷战，甚至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问题是历史真的还能回到过去吗？
1945年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样，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也存在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对于美国为何衰退，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就有过争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衰退的原因归于凯恩斯主义，因为它扼杀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以至于发展陷入停滞与衰退。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将之归于“过度扩张”，而名噪一时。还有学者将之归于投资政策的错误，认为美国是在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原因在于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由此世界将进入霸权之后的时代。但是，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美国不仅走出了衰退，而且不战而胜，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一超独霸。目前，美国又一次面临衰退。那么，美国还能够走出衰退，再次伟大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如俾斯麦所讲，上帝还会只惠顾美国，醉汉和傻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