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卫东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总统拜登8日前往美墨边境视察，引发美国社会移民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是拜登上任两年来首访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南部边境，一方面是为给他接下来要参加的美墨首脑会谈积累一手素材，另一方面也因近期边境非法移民压力显著增大，为了民主党未来竞选大业考虑，需要在移民问题上提前进行规划。

移民问题一直都是美国国内政治纷争的焦点之一。大量中美洲贫困者和动荡地区难民希望入境美国，不仅给美国的社会稳定和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也使移民问题成为两党竞相关注以期从中谋取政治利益的一个主题。共和党人历来被视为本土人士的代表，支持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立场;民主党则因基础选民中少数族裔占比较高，加上其理念相对自由开放，所以对非法移民比较宽容。

但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发生一些变化，一是少数族裔对民主党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尤其是在美国总人口中数量居第二位的西班牙裔政治立场出现较大分化，虽然仍有60%左右支持民主党，但以古巴裔为代表的群体不支持中美洲移民大量进入美国，担心影响其就业机会和福利。二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国内少数族裔受到的伤害明显超过白人，他们对政府投入巨资接收安置非法移民的怨气也逐步上升，认为解决已在美国合法生活的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才是当务之急。三是处于和非法移民博弈前沿的边境州多为共和党人执政，他们采取一些做法，比如将非法移民直接送到民主党控制的地区“添乱”。此举虽然涉及移民数量不多，仅具象征意义，但还是引发整个社会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关注。这些因素均对民主党不利。

从政策执行角度看，实际效果也与拜登政府预期不符。拜登执政之初希望对外释放的信息是，他与提出“骨肉分离”政策和“第42条”移民驱逐令的前任不同，试图展现在移民问题上的“友善”形象。但这也让大批满怀希望的非法移民试图利用民主党执政的“机遇期”入境美国，导致边境压力显著增大。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首次出访就是前往中美洲的移民输出国进行动员，希望当地能够阻止移民外流，承诺为此提供4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但目前美方的承诺尚未兑现，非法移民北进的势头也没缓解。2021财年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墨边境抓捕非法越境者超过170万人次，2022财年达到230万人次，不断创下新高。到头来，拜登政府试图宽待移民以取悦民主党选民的做法成本过高，最初设想的“移民新政”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

就在1月5日，拜登宣布新的移民计划，每月向来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海地的最多3万人提供合法入境机会，拒绝留在当地通过申请合法渠道入境者将失去享受这项政策的权利。这种做法可以简单概括为“威胁加利诱”，实际并未超出美国传统做法。但如果那些非法移民愿意遵守移民配额，早就不会存在大量涌入美国这一现象了。况且新的政策还要求申请者要得到至少一名美国公民担保，这进一步限制了很多人的脱困之路。显然，这种治标不治本之举是否能解燃眉之急还很难说。

类似美国国内其他敏感社会议题，移民问题既是理念问题，也是利益问题，最终往往表现为党派斗争。共和党人并非排斥所有移民，而是希望接纳更多“优质”移民。但现实中，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中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美洲和亚洲地区，这些有色人种移民又主要支持民主党，因此两党对待移民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别。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存在一种自我加速效应，严厉不一定能有效阻滞，放松则肯定会激发更大规模人潮汹涌而来。一旦移民数量超过美国承受能力，任何政治算计都只能让位给现实考虑。目前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看似稍微温和但实际上换汤不换药，这也是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吧。(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3/1/9   发布时间：2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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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相秒  来源：观察者网

本文摘要

美国围绕南海战略设计的本质是其一己私利和“心魔”作祟。美国幻想中国会控制南海，进而挑战其对地区秩序的支配地位，同时又寄望于通过威慑行动来塑造中国按照自己设想的轨道行事。这些都表明，解开南海安全形势发展的症结关键在于消除美国的“心中的魔鬼”。

陈相秒：中国南海研究院 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新一波的南海权力竞争已拉开序幕

2022年的南海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地区安全与权力秩序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根本性变革。俄乌冲突的全球溢出效应，加速了美国向以南海为主的印太地区转移优势兵力的步伐，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印度、韩国等美国在全球的盟友与伙伴也争相增加外交和军事投入，以试图在南海地区的权力秩序重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俄乌冲突无疑也给东南亚国家留下了深刻阴影，越南、菲律宾等声索国担忧东欧的冲突会向东南亚蔓延，也对类似的冲突是否会在南海地区上演充满了疑惑与恐惧。为此，东盟国家在“联合”与“追随大国”的策略之间徘徊甚至分化。不少东南亚国家强调东盟团结一致和加强自身军备力量，但也有些国家开始考虑转而采取“追随”策略，选择加入某个大国集团以获取安全依靠，而美国显然成为这些国家的优先选项。

各国的政策变化打破了本地区原有的基于一体化目标和多边主义原则及路径的安全架构，日渐“碎片化”与“阵营化”使南海正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权力冲突考验。

大国权力竞争是南海形势主要特点

历史上的南海从不缺大国权力竞争游戏，最近一波是2010年以后随着美国加速向印太集结优势兵力和外交资源而愈演愈烈。若干年后再回顾，人们恐怕会发现，2022年是南海地区秩序加速向大国权力竞争转移的标志性时间节点。

这一年，美国把南海当成“练兵场”的意图彻底暴露。2022年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累计4次，虽然比特朗普执政4年平均每年7次的频率有所减少，但美军水面舰艇和空中侦察机在南海的活动频率与去年大体持平，全年分别为1000艘次和1000架次左右。

此外，美军全年在南海的联合军事演习频率比2021年有所增加，各类训练和演习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100次。美军航母全年进出南海8次，比去年的12次略有减少。但美国把南海当成跨兵种和跨国演练场的目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的明显。

战略上，美军一再缩短对中国近海侦察的距离，扩大单边和联合军事行动的规模，加快南海与台海、东海问题的联动处理，并高调推进增加在菲律宾面向台海和南海的军事基地，测试中国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外交反应和军事应对的用意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战术上，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抵近侦察及军舰穿越行动都暗藏着摸清中国军队“出动哪些装备”“从哪些地方出动”“空中和海上活动有哪些规律”等方面的意图。美军此举意在熟悉南海的气候、地理、水文等情况，窥测中国海、空、陆战略力量的战术运用和相互配合水平，提前熟悉可能用于台海和南海战场的登岛、空降、两栖、热带海洋气候等特殊作战情景，为中美在南海的可能冲突积累实战经验与数据，通过实操演练加快针对南海的战场建设和战争准备。

美军在南海的两栖作战演练已经常态化。去年1月中旬，美军“埃塞克斯”号两栖戒备群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并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开展联合演习。8-9月，美军“的黎波里”号两栖戒备群两次进入南海活动。

此外，除潜艇、无人潜航器、侦察机等之外，美军把针对南海的军事与海洋信息情报搜集摆在至关重要位置，提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以打击非法渔业活动为名，将全球范围内跨部门、跨国家、跨地区的围绕南海、包括卫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移动军警船舶雷达监测等在内的信息情报进行整合，从而为美军应对未来在南海可能的冲突做准备。

同时，美国在南海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英国、菲律宾等全球多个盟友和伙伴的联合演习除了炫耀武力和展示对华威慑之外，还有意通过强化联合演练提高各国防务部门的战时沟通水平及海空力量间的互操作性和战场战术的磨合，特别是提高信息共享、武器系统对接、后勤保障基地和资源使用、海上行动相互配合等领域的一体化水平。

而且，除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菲律宾等盟友外，美军还把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纳入地区联合演习的框架内。8月初，美军与印尼举行代号为“超级加鲁达盾牌”的年度军事演习，演习规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000人。除美、印尼各派出2000人参与外，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均系首次参加，加拿大、法国、印度、马来西亚、韩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英国也作为观察员出席演习。演习海域特别安排在距离纳土纳群岛约300海里的巴淡岛，其中特别设计了伞兵联合降落和两栖登陆等演习科目，明显指向未来与盟友和伙伴在南海的夺岛协同作战。

这一年，美国开始把获取南海地区规则性权力摆在优先位置。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不仅意味着海洋与军事安全情报搜集，还展示出美国试图主导南海地区安全事务议事日程的设置。

自201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后，美国开始逐步有意识的介入南海区域规则的制定。其中，2019年是一个转折点，是年中国与东盟十国达成“准则”单一磋商文本之后，美国争夺南海区域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步伐明显加快。美国借助越南、菲律宾等当事国作为“内应”，联合印度、英国、法国、日本等域外国家，以“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为幌子，公开对“准则”磋商表达立场。

美国在正式提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之前，早已通过政府报告、学者炒作、派遣海岸警卫队船只进入南海等方式，为其主导地区议事日程做好铺垫，比如相关名义包括渔业、环境保护、油气开发、联合军演、航道安全等议题，设置“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议题优先安排”，从而逐步架空中国与东盟国家尝试以“准则”磋商为契机构建的地区秩序。

这一年，南海地区安全架构“碎片化”开始浮出水面。南海地区已有的以东盟为中心、通过东盟和多边主义原则搭建起来的安全秩序分化为三种互不兼容、甚至相互冲突的安全架构——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和小多边安全合作、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安全机制。

早在2012年黄岩岛事件之后，菲律宾就曾试图联合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召开所谓“南海争议四国会谈”。2021年12月28日，印尼与越南海事安全部门签署以加强海上安保和安全能力、交换信息和沟通、搜救行动和海上犯罪预防、打击非法捕鱼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海上安全和保障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22年11月，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和越南总理范明政会谈时明确表示，鉴于两国在海上的共同利益，同意加强菲越情报和战略合作。可见，部分声索国之间加强彼此涉南海等安全政策协调、甚至建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作为东盟领导者的印尼自2021年8月启动与美国“战略对话”并相互协调涉南海政策，2022年11月美国明确表示将为印尼旨在提升海域态势感知、海上执法和打击非法捕鱼而提出的“海上监视无人机计划”提供支持，两国还就合作开展“可持续渔业和海洋生物多样性”项目。这标志着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小多边安全合作网络已经实现了对越南、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全渗透。

这一年，日本对南海问题的介入与美国难分上下。近年来，日本在政治军事大国目标的驱使下，背靠美国支持，开始快速且实质性地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外交与军事投入。从2017年开始，日本每年向南海派遣海上自卫队参与美国主导的小多边联合军事演习，这还只是小试牛刀。2022年，在南海的一系列军事外交部署则标志着日本开始将南海作为其推行印太战略重要抓手的计划。

2022年4月，日本外相林芳正在日菲首次防长与外长“2+2”对话会上称，中国继续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使得日菲这两个海洋国家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双方在会后联合声明中称，日菲是共享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海洋邻国，双方同意确保遵守2016年7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

同年12月，日本空中自卫队两架F-15战斗机飞抵菲北部马巴拉卡特市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向菲派遣战斗机。无独有偶，11月菲律宾国防部长何塞·福斯蒂诺透露，日菲已启动签署“部队访问协议”的磋商，标志着自2015年以来日本一直寻求在菲建立军事基地的设想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自2016年以后实现对越南岘港、金兰湾的定期访问。

从外交与战略协调，到在南海周边国家获取稳定的军事基地，以及参与甚至单独完成在南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外交与军事安全布局日渐完成，也是唯一能与美国相提并论的域外国家。

南海安全形势白热化已毫无悬念

中美之间、争端国之间、区域内与区域外国家之间互不相让的权力竞争及其导致的冲突，将加快撬动南海地缘政治板块，海上安全形势也将呈现出以过去不曾出现过或不那么明显的特征。

南海军备竞赛即将来临。美国于2022年10月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了未来十年是决定中美竞争最终结局的关键十年，如何成为唯一有能力与意愿重塑现有国际秩序是未来十年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

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防备之心只增不减，在印太区域的造舰、扩军、新建基地也只会越来越猖獗，尤其是美军向南海部署水下、水面和空中无人或智能化装备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日、英、法、德等域外国家也试图在各自的印太战略框架下谋求在南海重建地缘政治影响力。特别是日本在菲律宾、越南等国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计划已经迈入实质性突破阶段，英、法、德向印太部署水面舰艇也逐步从“试水”向“常态化”巩固。

此外，受到俄乌冲突刺激而急于“防卫自主”的部分东南亚国家也正在加快扩大防务预算，增加从美、俄、印、英等国采购包括常规动力潜艇、战斗机、水面舰艇等在内的武器装备。其中，马来西亚于2022年10月推出“海事2040战略计划”，计划投入289亿(人民币)用于建造海上监测系统、海上执法船只的维修等。印尼在2022年4月与法国签署了包含42架“阵风”战斗机的采购合同。越南则在同年9月启动从以色列采购3套“巴拉克-8”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的计划。鉴此，南海成为各方军事力量的是非之地也就不足为奇。

未来，声索国将越来越把在争议区的单边行动视为顺理成章之事。有目共睹的是，在巨大经济利益等因素的诱惑下，有关声索国虽然很少提及仲裁裁决，却纷纷以实际的权利主张和海上单边行动“坐实”仲裁裁决。加上部分域外国家以外交和舆论煽风点火，促使前者在争议区开展油气、渔业、执法、岛礁建设等实际行动更加“底气十足”。

根据印尼能源部2022年12月的信息，印尼预计将于2023年初启动位于南海断续线内东纳土纳油气区块的竞标。菲律宾和越南推进礼乐滩和万安滩海域油气资源开发的计划，在南沙群岛岛礁的建设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

凡此种种皆预示着，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利益、仲裁裁决带来的“法律底气”、部分域外国家给予的“外交鼓舞”，诸多因素叠加，声索国日后在非法占领岛礁、争议海域的单边行动只会比2022年更加猖獗。

未来，对南海地区规则构建的势头要有合理的心理预期。规则体系构建事关将来在南海“谁说了算”，特别是对美国来说“还能不能继续说了算”，对沿岸国家而言则决定着“能不能自己说了算”，均事关各方利益。

自2017年达成“准则”框架协议到2018年就单一磋商文本取得一致，2019年完成单一磋商文本的第一轮审读，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地区规则的构建进入了令人欣喜的快车道。但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挑战和域内外相关方的干扰，导致“准则”磋商进度放缓。美国督促和支持达成“准则”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而部分声索国期待达成“准则”的意愿也已是可遇不可求。

除了各方围绕“准则”案文第二、三轮审读出现的关键敏感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凸显之外，美国“另搞一套”及部分声索国的观望态度、甚至倒向美国一侧，并不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这些麻烦，将给中国与东盟国家以“准则”磋商为抓手的地区规则构建带来巨大考验。

美国放下“心魔”才是解开南海安全困局的关键

2010年以后，脱身于全球反恐的美国需要寻找新的战略目标，而“亚太再平衡”战略让美国找到了新的对手——中国，并在南海找到中国安全挑战的“实锤”。随后，美国成功将南海塑造为印太战略的抓手，但离其标榜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越来越远。

2012年以后，美国就一直在将南海战略清晰化，包括竭力向中国及地区内外的盟友与伙伴澄清美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战术利益、可诉诸的手段等，借此企图达到两个目的：威慑中国，安抚盟友和伙伴。

但事实上，美国是陷入了自己创设的“幻境”而无法自拔。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从未弄清：在南海，反对中国什么?自己设想的南海战略能实现吗?

中国似乎从不曾像美国预想的那样要控制南海。美国战略界早有研判，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于战争时期只是美军的“靶子”。中国对于美军舰船几次三番非法闯入内水和领海或岛礁周围12海里海域范围，以及B52轰炸机飞抵中国广州近海等种种挑衅行动的克制，美国的战略界其实已经判断中国尚无建立所谓“区域霸权”的战略意愿。

美国深知中国在南海不可退让的权利与利益诉求。自2010年美国就确信了，南海关系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美国倾向用“核心利益”来界定中国在南海的主张，这意味着中国没有退让的可能。美国朝野非常清楚，无法也不可能动摇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及利益的决心。

可见，美国围绕南海战略设计的本质是其一己私利和“心魔”作祟。美国幻想中国会控制南海，进而挑战其对地区秩序的支配地位，同时又寄望于通过威慑行动来塑造中国按照自己设想的轨道行事。这些都表明，解开南海安全形势发展的症结关键在于消除美国的“心中的魔鬼”。

对此，中美在南海除了战术层面的危机管控机制，还需要围绕未来区域权力秩序安排的战略沟通渠道。中美在南海的战略较量一直按各自“轨道”展开，美国在维护自己主导权的同时患上“中国迫害妄想症”，反之，美国在南海咄咄逼人的政策行动也让中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维护自身权益和区域稳定的压力。

中美在南海“各说各话”局面并非两国缺少坦诚布公的对话，而在于双方对未来区域权力结构安排的疑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彼此的不信任。因此，中美除了健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规则之外，更需要两国的顶层沟通渠道，并围绕未来南海的权力分配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安排。

争端国在南海的经济利益分配需要新的共识与机制。权利主张、政治诉求、经济利益、公共责任共同构成了各相关方之间在南海较量的全副图景。权利主张与政治诉求贯穿南海形势发展的始末，也是海上相关争议的实质，但从油气勘探到渔业资源开发等经济利益则是近十年来引发海上冲突的最主要因素。以海上共同开发的方式，促进经济利益合理分配，对于管控海上形势迫在眉睫。

区域保护与治理的公共责任应被置于优先议事日程。南海区域治理长期面临有关国家“只索取、不付出”“只开发、不保护”的困扰，生物多样性退化、海洋微塑料垃圾污染、渔业资源枯竭、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频发等状况对沿岸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却少有人问津。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把公共责任提上议事日程并置于优先位置，一方面引导有关争端方把注意力集中到区域保护，另一方面也减少因“争先开发”而加剧海上冲突。

今天，南海在印太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显然有别于十年前，已成为与印太地缘秩序变革紧密挂钩的一部分。从系统的方法论来看，印太地区愈演愈烈的大国权力竞争影响着南海区域内外各方的行为方式和政策选择，从而又反过来加速权力竞争与冲突。基于还原主义的分析方法，中、美、日、越、菲等各方都在校准自己在南海的身份定位与利益范畴，为了各自国家利益不断变换南海政策，又再次反过来作用于南海及印太局势。正因如此，南海与台海、东海的联动式发展在过去十年内越来越明显。

海洋是资源宝库、发展空间，也是大国权力的主要来源。军事技术更新迭代改变了海洋权力的产生方式，但改变不了海洋权力作为权力秩序头等要素的本质。

印太是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同时汇集了美中等主要大国，因此不得不承受大国之间的摩擦碰撞，注定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而南海连接着印度洋和太平洋，是东西方文明经贸交流的重要通道，理所当然是“中心的中心”。拜登政府坦言，不会因为俄乌冲突而调整以印太为中心的全球战略布局，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现实。

审视今时的南海，更应从地区和全球的视角，而绝不能再简单地就海上争议讨论安全形势。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知。

来源时间：2023/1/9   发布时间：20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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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佳骏 李东辰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当地时间1月7日凌晨，在经过四天15轮投票的拉锯后，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终于与威胁要破坏他提名的所谓“20人塔利班”的反麦卡锡阵营达成“休战协议”，当选为第55任众议院议长。但麦卡锡也为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换取他们的支持，麦卡锡几乎答应了所有对方提出的要求，这些让步无疑将赋予极右翼保守派更多的权力来设定符合其利益的议程，阻止其不喜欢的立法，并且可以使其一旦不满随时呼吁投票罢免麦卡锡议长职位。于是，当选议长后的麦卡锡，将不得不更加谨慎地管理极右翼保守派关心的议程，包括联邦预算、债务上限、重新授权农业法案、对乌军援等等，并且要在风险极高的斗争中“走钢丝”。麦卡锡如有任何一步闪失，都可能导致政府停摆、金融危机甚至其被罢免。可以说，这次议长选举乱象的结果，不仅反映了当下美国政治生态的内部问题，也牵动着未来两年美国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

一、选举乱象回顾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政治的选举乱象主要体现在候选人的极端立场和选举后落败候选人对选举的挑战。然而，今年美国的选举乱象拓展到了国会领导层选举。尽管前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也曾因为党内矛盾险些没有当选议长，之后又被赶下台，但是多数党议长候选人在一轮投票后没有顺利获得过半票数当选却是美国政治百年未有的奇闻。

在去年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众议院共和党的右翼团体“自由连线”(Freedom Caucus)的多名成员宣布将不会投票给麦卡锡。彼时，麦卡锡还颇有信心地表示通过协商，自己会在选举时获得所需票数。然而，经过近2个月的接触，麦卡锡在投票不久前公布了一揽子计划，包含了多项对“自由连线”的重大让步，包括废除远程听证会、为国会道德办公室成员施加任期限制、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联邦政府的“武器化”、对美国情报机构滥用权力进行调查以及弹劾国土安全部长等等。

然而，尽管麦卡锡对“反麦卡锡”阵营作了大量让步，甚至不惜削弱自己作为议长的权力，但他们却完全不满意，表示麦卡锡不是能“打破现状”和避免“共和党连续失败”的正确议长人选，马特·盖茨(Matt Gaetz)甚至表示自己不关心是否会让民主党人成为议长。最终，在党内右翼势力“造反”的情况下，麦卡锡在第118届国会开幕当天的3轮投票后依旧没有获得过半票数。选举规则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过半票数才能当选议长。这样的乱象不但困扰着共和党建制派，甚至令以立场极端而闻名的马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感到愤怒。她表示，共和党人不喜欢某人就会习惯于“永不”，而这正是共和党人不断辜负美国的原因。这样针砭美国政治尤其是共和党弊病的话竟然出自格林，不可谓不讽刺。

在当日投票无果后，麦卡锡表示绝不放弃，并在接下来几天里又进行了多轮投票。为满足“反麦卡锡”阵营的支持，麦卡锡不断作出妥协，在原先让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包括1名议员即可提议罢免议长、提高债务上限必须与减少支出相结合在内的一揽子规则改革计划，并承诺在委员会分配上为“自由连线”成员施惠，许诺给予“自由连线”成员在权力巨大的规则委员会三分之一的席位。与麦卡锡结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国会领导基金”(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Fund，CLF)也与“自由连线”背后的“金主”——保守派组织“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达成协议，许诺不介入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开放席位初选，这意味着未来将有更多的极右翼共和党人进入国会。

这样巨大的让步终于让麦卡锡在第12轮投票中获得了“反麦卡锡”阵营中的14名议员的支持，其中的关键是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和奇普·罗伊(Chip Roy)两人，前者是“自由连线”主席。正是他们两人的转变态度，带动了其他10多位成员走到了麦卡锡阵营。尽管如此，距离当选所需的过半数票仍有差距。第13轮投票，被允诺获得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农业小组委员会“小木锤”的安迪·哈里斯(Andy Harris)也转投麦卡锡，但还未能通过半数。

第14轮投票，安迪·比格斯(Andy Biggs)、伊莱·克莱恩(Eli Crane)、鲍勃·古德(Bob Good)和马特·罗森代尔(Matt Rosendale)依旧投了其他人。劳伦·博伯特(Lauren Boebert)投了“出席”票，盖茨在故意跳过最初投票后，一直等到唱名结束后才投了“出席”票，麦卡锡功亏一篑。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戏剧性场面：麦卡锡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盖茨恳求他投票，但被后者拒绝。颜面尽失的麦卡锡明显十分生气地转身离开。麦卡锡的盟友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也怒气冲冲地向盖茨大吼，被同事理查德·哈德逊(Richard Hudson)强行拉开。无奈之下麦卡锡的另一位盟友帕特里克·麦克亨利(Patrick McHenry)走上讲台要求众议院休会到周一。

就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特朗普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他拨通了比格斯和盖茨的手机，劝两人转变态度。随后，盖茨主动向麦卡锡提出可以再进行一轮投票。结果，在第15轮投票中，此前一轮未支持麦卡锡的六人全部改投“出席”票，大大降低了麦卡锡所需的半数票。麦卡锡也以超过半数2票的216票艰难当选议长，结束了自1860年以来最长的议长选举对峙。正像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一样，这场选举对峙也几乎以国会议员之间的肢体冲突而告终。

二、影响几何

众议长选举乱局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众议院混乱现象会一并终结，相反，此次议长选举的混乱将会蔓延至美国政治的更广泛领域。

一是对国会山共和党派系斗争的影响。一方面，麦卡锡虽然成功当选议长，但此次选举中暴露出来的以“自由连线”为代表的共和党党内右翼与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共和党党内主流建制派之间的矛盾不会消失。另一方面，本次“自由连线”的“反叛”使该团体的权力有所增强，“自由连线”将会依靠本次“反叛”所获得的权力在税收、支出法案、债务上限、调查民主党等问题上向麦卡锡持续施压，甚至罢免麦卡锡。与此同时，共和党主流建制派也因本次“自由连线”的“反叛”而对“自由连线”颇为不满，双方的矛盾在未来两年可能会进一步激化。这种激化的矛盾加之共和党本就脆弱的多数将让未来两年的共和党多数很难取得巨大立法成就。

二是对两党合作的影响。“自由连线”并不想要两党合作，他们对与其口中作为“极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合作不屑一顾。一位匿名议员曾向媒体尖锐地批评“自由连线”，认为“自由连线”想要的东西和美国民众的生活完全无关，他们不在意美国民众的福祉，其诉求充满着个人的政治野心。此外，“自由连线”对税收的敌视和对大额联邦支出的方案也让他们与民主党很难形成合议。因此，在“自由连线”的裹挟下，国会山未来两年很难有重大的两党合作，更多将会是充满政治攻讦意味的政治调查，甚至对拜登进行弹劾。两党未来两年在众议院的争斗恐怕会更加极端。

三是对拜登执政的影响。一方面，被党内右翼势力裹挟的议长将会竭尽所能对拜登政府进行监督和调查，并拒绝促成拜登和民主党的立法优先事项，这对拜登政府来说显然不是好事。拜登在近日刚刚作出姿态推进两党合作，这样的期许恐怕会因“自由连线”的“反叛”化为泡影。另一方面，“自由连线”在本次议长选举中所提出的诉求和展示的不妥协姿态充满了想要搞乱政治而非参与政治的色彩。

四是对2024年共和党推选总统候选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麦卡锡很早就获得了特朗普的背书，但特朗普在此次议长选举中的表现却十分值得玩味。起初，特朗普对麦卡锡的支持并没有帮助后者拉拢“自由连线”的“反叛者”，美国舆论开始欢呼，特朗普连他最忠实的支持者都说动不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特朗普的党内影响力真的减弱了吗?似乎没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特朗普“门徒”盖茨，他先是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支持麦卡锡是“悲伤的”，他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却又在第7、8和11轮投票中投给了特朗普当议长，这显然是他“挑衅”特朗普之后怕激怒后者而赶忙“奉承”特朗普的举动。特朗普也“十分配合”地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自己当议长的“鬼脸图”。此外，从第12轮开始转投麦卡锡的拜伦·唐纳兹(Byron Donalds)表示特朗普在转变“反叛者”态度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考虑到是特朗普最后几个电话扭转了局势，因而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说特朗普影响力已死的“讣告”得缓缓了。

五是对未来议长选举和议长职位的影响。“自由连线”的反叛虽然未果，但已经为后来人树立了“典范”。麦卡锡向“自由连线”成员的大范围妥协，无异于向议员们宣布，只要闹一闹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诉求。无论是共和党内的右翼还是民主党内的左翼，将来都可能向“自由连线”今年的反叛借鉴，争取自己所属派别的利益，加剧两党之间和各自内部斗争的可能性和剧烈程度。同时，麦卡锡的当选建立在同意恢复议员罢免议长权利的基础上，届时民主党议员也可提出罢免麦卡锡，其议长之位可谓摇摇欲坠。

三、结语

在接受众议院议长的敲槌后，麦卡锡在首次演讲中感谢了他的同事们的支持，并分享了他对团结立法机构的愿景。麦卡锡还透露了他在本届国会的一些优先事项，其中包括确保边境安全、消除超过31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以及如其去年11月所言成立中国问题委员会。在内政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领域，麦卡锡的艰难当选可能会对美国政策带来一系列影响。

对于麦卡锡而言，虽然他最终成功当选议长，但实际却是“输了”，因为他的当选建立在其不断让步的基础之上。对于美国自身而言也“输了”，因为麦卡锡不顾一切的妥协，不仅预示着未来政府的分裂，也造就了一个新现实，即哪怕是美式民主中最基本的治理也需要反复采取边缘政策。美国政府将陷入“制度化的无政府状态”(institutionalized anarchy)，其功能失调也将达到新高度。

或许唯一的“赢家”是特朗普和极右翼保守派们。极右翼对特朗普的忠诚依旧存在，阻碍政府齿轮正常运转的本能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何况他们一直想要摧毁所谓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调查与之相关的一切的能力。

*本文为2021年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陈佳骏，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东辰，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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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ike Allen, Alayna Treene: The GOP’s institutionalized anarchy. (Axios, January 5, 202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xios.com/2023/01/05/mccarthy-republicans-house-speaker-vote-an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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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3/1/9   发布时间：2023/1/8

旧文章ID：29125

作者：肖河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 第1期

2022美国中期选举没能出现让共和党翘首以盼的“红色浪潮”，为特朗普的政治前途蒙上了阴影，也让其之前的大选“卡位”布局沦为无用功。即便如此，特朗普阵营依然是共和党内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想要阻止特朗普获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甚至得不偿失的事情。中期选举结果远不及预期固然是对共和党大声敲响的“警钟”，但恐怕还难以将特朗普从迷梦中唤醒。

特朗普为何要在中期选举失利后立即宣布参选

早在中期选举结果揭晓前，特朗普本人就敲定，将在2022年11月15日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但他的很多顾问并不建议他这么做。这一方面是因为，彼时距离2024年大选还相当遥远，过早宣布参选并启动选战容易导致团队和选民的双重疲劳。对于已经不再需要靠“抢跑”来吸引注意力的特朗普来说，引而不发、积蓄政治势能可能是上策。另一方面是因为，虽然大部分共和党人对于在中期选举中掀起“红色浪潮”颇具信心，但选举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与其冒险预定在中期选举后一周正式宣布参选消息，不如再观望一下更为稳妥，免得选举结果不利自隳气势。然而，向来我行我素的前总统听不进劝告，执意将官宣参选与中期选举的时间紧密绑定在一起。

之所以如此急不可耐，很大可能是由于特朗普本人对于中期选举的结果相当有自信，因而政治布局的重点是最大程度地收割中期选举的胜利果实。对于无比看重“赢家”形象的特朗普来说，没有比在“红色浪潮”翻涌之时官宣参选效果更好的了。更准确地说，比起真的拥有超凡的自信，特朗普更希望表现出自信，以吓退党内的潜在竞争者。2020年大选败北后，特朗普一直在大肆炒作“大选舞弊”，尽力煽动自身支持者的政治热情，逼迫共和党进一步与“特朗普主义”和“MAGA”运动(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绑定。

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加紧了绑定动作，试图借中期选举中的党内初选“清洗”掉共和党内的反对者，比较典型的是共和党怀俄明州众议员莉兹·切尼。切尼是共和党众议院党团的“领袖”之一，但在“冲击国会事件”及之后的弹劾案中，却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批评者，因而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视为头号“叛徒”。2022年5月，特朗普在一次竞选集会上与切尼的竞争者哈丽雅特·哈格曼拥抱在一起，最终哈格曼在8月的初选中成功借势击败切尼。特朗普试图打击的对象还不只是切尼这样的少数政敌，而是所有不公开支持“否认大选结果”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这一策略使得此次中期选举前的共和党初选比以往“更脏”“更血腥”。不愿为特朗普“否认大选结果”背书的共和党人和愿意服从特朗普的共和党人在一些州打得不可开交，引发了严重内耗。对于特朗普这一“不顾大局”的做法，共和党内不少人颇有微词，担心特朗普选人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面对共和党内的质疑和反对声音的抬头，特朗普选择了先发制人，率先宣布参加2024年大选，旨在“堵死”党内潜在竞争者的路，让其掂量“反对特朗普”的政治风险，从而退出竞选。

中期选举结果打乱特朗普政治布局

然而，中期选举意外“失利”给了特朗普当头一棒，打乱了他借机造势大选的“卡位”布局。正是因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的广泛操盘和深度干预，此次选举才更像是一次对他个人的“政治投票”，成为了一场“高回报、高风险”的豪赌。中期选举结果不及预期，特朗普自然要付出相当的政治代价。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不少共和党高层将“失利”归咎于特朗普对党内初选的深度干预和操盘，归咎于不少关键选区推出除忠于特朗普之外其他方面都“质量不过关”的“污点候选人”。选举结果也证明，此前共和党内对于中期选举候选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担忧实属有理有据。在所有拜登2020年大选获胜的六个摇摆州中，特朗普为之背书的参议员候选人仅赢下了威斯康星州。佐治亚州的失利尤其具有风向标意义。

2022年12月6日，特朗普力挺的前橄榄球明星、劣迹斑斑的赫歇尔·沃克在佐治亚州参议员补选中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拉斐尔·沃诺克，这一结果让民主党在参议院中扩大了优势。但在沃克败选的同时，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却赢得了包括州长、副州长、州务卿在内的其他所有八场州一级选举。在这些人中，只有副州长伯特·琼斯得到了特朗普的选前背书。佐治亚州的选举结果让特朗普异常尴尬：其所支持的候选人表现不佳，甚至导致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式的失败，而其所不支持的候选人则顺风顺水。对此，特朗普的“老对头”、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在初选中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那么你很有可能获胜;如果你在正式选举中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那么你很有可能输。”特朗普的背书在佐治亚州仿佛成了共和党候选人的“死亡之吻”。

但中期选举“失利”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反对者，让他们可以卸下“不顾大局”的包袱，举起拯救共和党甚至拯救“MAGA”运动的“大义名分”来与特朗普竞争，从而使得特朗普的“卡位”企图沦为无用功。这些势力正围绕在共和党的政治新星、以两位数得票率成功连任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纳德·德桑蒂斯周围。共和党已经显现出由特朗普一家独大转变为特朗普和德桑蒂斯“双头并立”的迹象。

中间选民在选举中发挥“一锤定音”作用

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各路媒体都在大张旗鼓地报道特朗普的负面政治新闻，包括邀请被视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说唱歌手到访海湖庄园，以及在“真实社交”网络上呼吁中止宪法、恢复自身总统权利等。这些报道的意图很明显，即试图表明如果共和党不能与特朗普有效切割，继续让其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2024年大选，就只能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客观地说，这些报道确实反映了此次中期选举所暴露的一个最主要政治现实——特朗普在中间选民中(独立选民)人气极为低迷，任何“特朗普的政党”都很难争取他们的支持，也难以在关键的摇摆州取得胜利。

由于美国的政治极化加剧，中间选民的总体比例和影响不断缩水。但在极化两端体量相当的情况下，尽管中间选民的总体数量在缩水，却反而能在选举中发挥关键的“一锤定音”的作用。如果美国政治极化的基本格局不发生根本变化，那么美国大选的结果实际上就是由少数摇摆州的少数中间选民决定的。对于这些处于政治光谱“中端”、没有特定党派立场的选民来说，他们既不喜欢民主党激进派的“赤字经济”，也不喜欢共和党极端派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更不用提特朗普“中止宪法”等种种暴论。在此次中期选举前的出口民调中，有66%的中间选民对特朗普持有负面看法，持正面看法的不足30%。在女性中间选民中，持负面看法的比率更是高达72%，持正面看法的只有23%。在接受了四年大学教育的中间选民中，持负面看法的比率为69%。虽然拜登也不受中间选民的欢迎，但相较起来，拜登还是要在特朗普面前甘拜下风。

此外，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也表明，中间选民并没有像预想的那么重视经济问题。在63个竞争最激烈的众议院选区，认为人权和民主是与经济增长和通胀同样重要的中间选民数量相当。正因如此，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在亚利桑那、佐治亚、宾夕法尼亚和新罕布什尔都在中间选民的得票率上赢得了两位数的优势;在北卡罗来纳，民主党少有优势;在内华达、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则平分秋色。可以预见，民主党的弱点——美国的高通胀——很可能不会持续到2024年大选时;而如果共和党继续由特朗普来主导2024年大选的话，那么共和党的弱点——人权和民主——很可能将继续放大。民调显示，如果由特朗普出马在2024年大选时与拜登对决，那么双方的支持率将是42%对45%，前者或重蹈2020年大选覆辙，再次以微弱劣势败北;反之，如果共和党由德桑蒂斯出阵，其支持率将与拜登持平(44%)。

“强而不大”的特朗普让共和党陷入两难

正是因为担心在2024年大选中重蹈此次中期选举的覆辙，共和党内要求“换马”的声音才高涨起来。问题在于，“换马”本身是存在成本的。对于共和党来说，最佳场景是特朗普本人“高风亮节”，主动接受由德桑蒂斯或者其他共和党新星接过“特朗普主义”的大旗。这样一来，共和党就更有可能在不流失基本盘的前提下争取更多中间选民。然而，从特朗普本人的性格来看，想要其“和平交棒”恐怕难上加难。一方面，特朗普阵营仍然是共和党内乃至整个美国政坛“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在共和党内并不存在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更不用说将其压倒。特朗普在此次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中已经证明，在共和党占据稳固上风的“红州”，其背书与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初选的结果。这决定了包括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内的大部分共和党人，只能对特朗普采取绥靖甚至追随态度。另一方面，即使德桑蒂斯等人能够争取“特朗普主义者”和“MAGA运动”的支持，特朗普本人也不会将权力拱手相让，他势必会采取“鱼死网破”的对抗策略，绝不可能与其眼中的“背叛者”合作，甚至不排除他会以独立或者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与共和党打对台戏。届时，共和党赢下2024年大选的胜算可能比让特朗普出马更低。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堪称“一强”，奈何其与中间选民的兼容性太差，难以做大选民基础。这一“强而不大”的态势让共和党陷入两难。两害相权，共和党继续让特朗普出马“赌一把”的概率恐怕还是要高于冒着基本盘分裂的风险强行“换马”。这恐怕将是共和党的不幸，却是民主党、特别是拜登的大幸。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3/1/9   发布时间：2023/1/8

旧文章ID：29122

作者：郑羿菲  来源：中评社

美国众议院在经过15轮投票后，共和党的麦卡锡(Kevin McCarthy)终于当选为议长。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高成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这代表麦卡锡势必要与共和党内保守派势力更多妥协，未来众议院恐会推出更加反中与友台的法案，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利。但美国行政部门会有自己的主导权，避免事态演变为中美的军事冲突。

美国众议院经过4天15轮投票后，麦卡锡终于以216票过半数通过门槛，获选为众议院议长，结束美国164年来拖延最久的众院议长选举;民主党的杰福瑞斯(Hakeem Jeffries)获212票。据路透报导，57岁的麦卡锡面对右翼强硬派，做了广泛让步后，总算结束这场选举。

王高成为台湾大学政治系学士、台湾大学政治系研究所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博士，曾任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现为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研究专长包括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亚太区域安全、两岸关系、美中台关系。

王高成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麦卡锡众议院议长之位难产到第15轮投票才当选，会造成美国国会更加分裂、不稳定。也代表麦卡锡势必要与共和党内保守派势力更多妥协，对中政策可能必须更加强硬，未来可能众议院会推出更支持台湾的一些法案、对中国大陆不友善与限制性的法案，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利。

王高成说，假设继续推动上个会期的《台湾政策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一定会刺激中国大陆，又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对立，对两岸关系也是不利的发展，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较大变数还是美国，如麦卡锡会否访台，若麦卡锡访台，大陆会有什么样规模的反应很难评估，但一定会有反应，很可能采取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台的模式。

王高成认为，即便共和党内保守派势力可能影响到麦卡锡，但未来中美关系还是会由行政部门主导，也就是国会可能会通过一些刺激中国大陆的法案，但行政部门会有自己的主导权，强调“斗而不破”的方向，虽会持续对中遏制、与盟友合作，但也会避免事态演变为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王高成指出，就像去年《台湾政策法》的内容有些敏感性条文出现时，美国行政部门就会开始磋商与协调，只是现在共和党掌握众议院，这种磋商的难度会更增加一些，但行政部门还是会努力化解这样的状况。

至于美国近期不断加强对台政策，包括推动《台湾政策法案》、《2023国防授权法案》(NDAA)、《台湾学人计划》(Taiwan　Fellowship　Program)的通过等，都相当积极。

王高成表示，美国对台有两个目的，一是强化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美国也担心中国大陆军力越来越强大，导致中国大陆对台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两岸军力失衡，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本来就有义务必须要强化台湾防卫的能力，等于是透过这些法案给台湾更多实质上的支持，二是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切，《学人访问计划》派驻官员等于是把台湾当作更友好的盟友，到台湾来进行见习、交流，一方面更瞭解台湾，一方面更加强美台之间的实质关系。

王高成说，《学人访问计划》应该还不至于会让台湾失去政策主导权，毕竟派驻的美国官员并不多，且层级也会是比较低的，美国若要操纵台湾，事实上可以透过更正式的管道，如AIT、台美之间的政治与军事对话，更能够实质性地影响台湾政策发展。

来源时间：2023/1/9   发布时间：2023/1/9

旧文章ID：2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