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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眼中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作者:李早  来源:共识网

    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短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吗?

  1983年秋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却是值得回顾与反思的。它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民众特别是知识界惊觉风雨欲来又要搞文革了,莫不噤若寒蝉。在国外,有人把这看成是中国政局不稳,内外政策可能会有变化,因此予以密切关注。

  这场运动的发轫和文革一样,是以文艺和理论批判为前导,先是批判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以及胡绩伟关于新闻工作的人民性问题,还点名批评了一批电影和长篇小说。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对周、胡进行批判,火力很猛,大有文革再来之势。不久周扬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做了长篇检讨。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此很敏感,我们研究所的同事们议论纷纷,意见也不一致,不过大多数人持反感态度,觉得运动的矛头是针对知识分子及党内主张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领导人的。到了10月下旬,这个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突然扩大化,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部队,战士收藏美术作品和交女朋友也被禁止;在生活方式上,妇女烫发、穿高跟鞋、跳舞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得人心惶惶。据说有的城市有人准备上街采取行动,似乎“破四旧”又要卷土重来了。

  不久我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一天晚上,学校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里根总统的东亚政策顾问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我记得这天在他家楼上的书房,地上铺着一张虎皮,据说他平时很少请人到这间房的,除非是很熟的人或谈重要事。这天在座的还有学校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John Jemieson(现全家定居上海)。斯首先介绍了一些里根政府对亚洲和对华政策考虑及对中国的几点疑虑,其中包括对清除精神污染的看法。他说,“美国对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感到迷惑不解。美国政府内多数人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斗争,最终目标是针对胡耀邦的,周扬不过是第一个牺牲品。(斯还说他认识周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做检讨)。就像文革初先整一些文化界人士,最后搞出了刘少奇。还有中共二中全会上的重要报告不是由总书记来做,而是由中顾委的的两位领导来做,是很反常的。另一个迹象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被解职,众所周知他是胡耀邦的亲密同事和支持者。这次运动的矛头起码也是针对知识界的,会引起文化界人士的不满和动乱。所以,美国对今后中国政局是否稳定有怀疑,担心邓以后的赵、胡体制能否维持。美国的方针只能是等待和观察,看看中国究竟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他的这段话很重要,应该转达给北京有关部门参考。的确,国内近期发生的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引起了世界一些国家的注意,不少外国报刊就此发表评论。而北京领导人一定很在意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反应。我回到住所后立即凭记忆把斯的上述讲话记下来,包括他所介绍的里根政府新的亚洲政策,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托人转交我的一位朋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参赞。12月27日这位参赞打电话到我住处,告我说章文晋大使看了我写的材料觉得非常重要,已经立即转报中央。后来听说这场运动不久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万里、赵紫阳、方毅、习仲勋等都表示在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不搞“清污”运动,最后胡耀邦总书记也表了态,一场只上演了28天的闹剧才中途夭折。

  这场运动在中共官方的党史中并无记载,不知是由中央哪一位领导人或部门发动、以后又为何中止的?有没有正式的文件规定运动的目的、对象、和时限?如果发动这一运动是正确的,为什么不继续搞下去?如果是搞错了,谁应当承担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咄咄怪事,大概只有等待将来有关党史档案的解密了。

  1984年7月6日我去华盛顿访问,应邀到中国大使馆做客,章文晋大使亲切会见了我,再次肯定了一年前我写的关于“清污”的那份材料。

  其实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很不得人心。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全国各地百废待兴,人人渴望安定团结,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不再折腾搞什么运动。除了上述中央有很多开明的领导人表示反对外,据说有不少地方和单位对此都有所抵制(包括我所在的单位)。

  但整个上海市的情况又很复杂。众所周知,上海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左和保守,据说这和中央某元老有关,因为他们都是这位元老长时期的部属,根本不把胡耀邦和赵紫阳放在眼里。我参加的几次市里的局级以上干部会议,很少听到他们提到胡和赵的指示,相反,一位主要领导还公开反对北京有关领导提出的要参考借鉴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的经验。这时广东已经开始建立经济特区。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上海对外开放的条件比广东更优越,应当及早仿效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由于那位元老坚决反对,认为经济特区是搞资本主义,上海的这几位领导也就一直抵制,还说什么“上海不为天下先”之类的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上海才真正步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这个全国最大的国际都市,就这样被保守势力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宝贵的时间,在经济改革开放方面大大落后于国内其他很多省市。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215117523.html

来源时间:2015/1/31   发布时间:2014/12/15

旧文章ID:1669

潘维:国际关系的新世纪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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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维  来源:CCPLS读书会

    在2010年夏秋之交,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海到黄海、东海、南海围着中国巡游了一圈,频繁参与同中国周边国家的“演习”。为此,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有人摩拳擦掌。其实,那条船游来荡去烧银子,你不理它,它就什么也改变不了。“炮舰外交”属于上个世纪。

  回顾21世纪的头十年,国际关系呈现出与19和20世纪颇为不同的特征。突破以往的认识框架,从具体问题出发,我们有可能获得新的国际政治知识。

  一、以往的逻辑

  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关注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美国每年花掉相当于全球一半的军费,维持全球霸权,推迟所谓“权力转移”;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和平发展”,都体现对战争与和平的关注。就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条件而言,教师们主要讲授下面四种产生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为国际关系学科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遵循弱肉强食法则。因此,主权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状态塑造国际关系,左右对外政策。因此,超级大国是全球国际关系的支配者;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通过结盟获取势力均衡。“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20世纪后期,由于各主权国家“相互依存”的新现实,国家实力主要体现在多边的国际组织中。强权主导“制度”,使国际关系受体制约束,获得某种类似国内政治的“秩序”。所谓“英国学派”围绕“深层次的体制”展开讨论,宣扬“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观念,也大体类似。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大国间就“制度”规则和“体制”价值观念进行的斗争。“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回归了19世纪后期流行的“理想主义”,但去掉了(和平主义的)“理想”,留下了唯心主义哲学信念,强调观念“塑造”国家利益,继而塑造国家的外交行为。塑造和传播观念的主体未必是主权国家,还可能是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属于观念的战场。上述三种理论在逻辑上有相关性,展示了时代变迁的痕迹。“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坚持“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世界分成富国和穷国阵营,即核心区与半边缘区、边缘区。资本主义的逻辑支配这个“世界体系”,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因此,日常的国际关系体现为“南方与北方”关于财富分配的斗争。

  在海外,不同的学术圈分别信奉上述四种关于战争原因与和平条件的认识,通过相关立场的博士论文进行再生产,使理论“派系”自我强化。而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术圈经常是西方时髦什么就谈论什么,博士论文大多试图“综合”每样理论,实际却是“两张皮”,研究的内容并不与“理论”紧密相关,主要是就事论事。除了“皮”的叙述常令读者不舒服,“问题意识”还是在不断增强,值得称道。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新问题层出不穷,用上述四种理论定义和解释那些新问题经常遇到悖论。于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深化现存理论的兴趣逐渐降温,政策导向的研究趋于热络。在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强调从细致的历史梳理出发,“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也日渐成为共识,呈现出回归我国学界传统习惯的趋势。

  历史梳理和历史分析不可或缺,但全球视野依然是必要的。理论定义现实,提供比较和解释,也提供行动指南。没有了理论,知识无法积累,“学科”也就不存在了。

  因为语言的特征,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某种文明孤岛地位。但中国的发展极为迅猛,拥有特殊的视角。从疑问出发,我们或许有能力提出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认识。

  二、当前的疑问

  以下的五个“为什么”大概可以刺激我们追求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新认识。

  (1)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基本不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和平变得明显可以预期?在19和20世纪,大国间的战争是经常的危险,也是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关于“世界和平机遇期”的判断曾经构成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七十年代末美苏之间还在竞赛核武库数量,这种准确判断属于“杰出”之类。而今,和平预期则是常识,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难以想象了。最直观、简单的解释是:核国家之间的战争无法产生赢家;而预期打不赢的战争就很难打起来。印度和巴基斯坦有深刻的利益矛盾,全面战争不仅是危险而且曾是现实。双方拥有了核武器后,两国却再也打不起来。也因为如此,在有局部战争危险的地区制止核扩散非常难。在半个世纪里,核国家的数量翻了一番,据说还可能扩散到非主权国家的军事组织手里。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核武器是持续和平唯一重要的原因吗?

  (2)为什么而今“军事优势”的作用明显下降?在19和20世纪,弱肉强食的“强”主要体现为强大的军力。蒙古落后,但可以凭借优势的军事力量建立世界范围的帝国。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满洲人对明朝,均不脱此“规律”。然而,苏联在20世纪末期的崩溃,至少部分地被归结为追求军事优势拖垮了经济。在21世纪初,美国拥有空前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却被视为相对衰落中的霸权国家。而中国军力迄今依然属于防卫性质,谈不上先进,却被视为“崛起”中的新超级大国。美国确实在东亚不断寻找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来加强与韩国、日本、东盟的“安全合作”,但中国在东亚影响的提升并非来自军事行动。用军事行动来“遏制”中国,如同拳打柳絮一样徒劳。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不断吓唬自己的人民,为美国寻找敌人。但中国若坚持走自己成功的路,不闻鸡起舞,那么乔治·华盛顿号在周边的“演习”就成了“演戏”。防卫威慑力量可以“不对称”,可以“足够”,可以如核武器一样廉价和“有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挟强大的军事技术优势不断在世界各地打仗,不断赢得战役,却未曾打赢过战争。两场“反恐”战争“越反越恐”,军事实力如日中天之际再次遭遇越战式失败。为何美国依然动辄派航空母舰去耀武扬威,甚至傲慢到用一千万美元一颗的导弹去打一百美元一个的帐篷?最简单直观的解释是美国深陷19和20世纪的传统思维模式,或也可归结为制度缺陷催生了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然而,为什么军事优势在19和20世纪可以轻易转换成全面优势,在21世纪却不灵了?

  (3)为什么而今大国之间很难彼此定义对方为(全方位的)“敌国”,为什么(为“安全”)而进行的传统结盟活动正在丧失吸引力?定义“敌我友”是结盟政治的前提,通过多边的安全结盟在所有领域都削弱对方曾经是19和20世纪的惯例。在19和20世纪,对付法国、德国、苏联,曾经是结盟的主要理由。在21世纪,因为很难把另一个强大的国家或区域国家集团定义为全方位的“敌方”,具有传统军事安全性质的结盟已不复是大国日常国际活动的主要目标。传统的“同盟”被形形色色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所取代。“华约”没了“北约”依然存在,却全无确切的敌国对象,淡出了新闻关注。日本、韩国与美国结成对付中国的安全同盟,但两国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却远胜于同美国的经济联系。东盟最初起源于美国领导的对抗中国的准军事同盟,而今却是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还吸纳了印支三国和缅甸。若不从“势力均衡”角度看待东盟十国探索10X伙伴关系,那么“X”数量增多,意味着合作关系的拓展,而非对中国区域地位的威胁。若中国感到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通道遭到美国威胁,那陆上输油管明显更不安全,甚至连“恐怖分子”都有能力切断这能源通道了。问题是,美国有什么利益要阻止中国的石油供应,断绝自己的商品供应,并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为什么大家对(安全)结盟逐渐丧失了兴趣,为什么结盟政治在衰落,为什么中国的快速崛起并未导致中国被视为美国和西方的明显敌国?我们固然可以简单地判定,美国一国超强,没有哪个国家敢于结成同盟全面对抗美国。但也可以说,结盟阻止不了其他国家的生存壮大,没有对抗的必要。然而,为什么明显的敌国不复存在,为什么结盟无法阻止其他国家的生存壮大?

  (4)为什么而今的“大战略”(即以地缘考量为出发点,综合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要素的中、长期全球战略)丧失了魅力?在19和20世纪,包括中国毛泽东在内的出色战略家层出不穷。今天也有国际政治学者渴望成为“未出茅庐,先知天下三分”式的大战略设计者。但是,受国内政治变幻的话题影响,21世纪的世界变动不居,今天的战略计划明天就过时,难以设计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全球战略策划。仅在21世纪的头十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焦点问题”至少变幻了四次,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抗“伊斯兰恐怖主义”,金融风暴,气候变迁,还不包括新世纪伊始关于“美利坚帝国”的喧嚣和稍后“中国崛起”的热议。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慌乱的应对措施。议题突然冒出,突然消失,毫无章法线索。所有的这些“不确定”,使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倍感尴尬,而且穷于应付。什么导致了这种不确定性?最简单直观的原因是国内事务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是美国导致的。中国的崛起是中国导致的。2003年中国的GDP还只是美国GDP的1/8,而六年后的2009年就变成1/3还略多。欧元似乎坚挺,却因为小小的希腊而凸显脆弱。一场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几乎让英国经济的象征BP公司趴下。国内事务变得异常不确定。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导致的国际政治焦点的不确定性成了我们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如何应对“不确定”,操作相互矛盾的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战略”是“国际战略家”们面临的一道新难题。美国是“大战略”的教学圣地,但美国的战略家们别说“中长期”,就连提前数年也不可能策划出“大战略”,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焦点”。为什么当今的国际关系变得如此深受国内政治影响,如此难以预见,如此不确定?

  (5)为什么大型的欠发达国家突然获得了“发展”的良机?今天的发达国家,都是在19世纪“发达”起来的。在20世纪,只有发达国家堕入欠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比如阿根廷,巴西,苏联),没有欠发达国家升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先例。自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而是一直在拉大。但在21世纪,似乎欠发达国家中的大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机遇,穷国与富国差距第一次出现了缩小的趋势。新兴工业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大幅上升至近半,而且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才40%,发达国家则接近100%,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不仅拉美的墨西哥和巴西,甚至黑非洲地区也获得了亮丽的成绩单,东部和南部亚洲更出现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的前景。相形之下,“西方”和日本则陷入停滞。为什么出现了这种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相符合的新现象?最简单的解释是: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后,西方列强对欠发达国家内政的肆意干预减少了,而且世界经济增加了一台新的发动机——中国。然而,若印度也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动机,我们关于国际政治动力的旧知识能不更新?

  三、新世纪里的新逻辑

  战争、武力、结盟和大战略趋于过时,机构性质的“国际体制”黔驴技穷,“不确定性”和“发展”成为新潮,“南方”获得了丰富的“发展”机会。如此,流行的“四大理论”还能提供关于现实的定义,有用的解释,以及未来行动的指南吗?按照国际关系的传统思路,我们可以直观、简单地回答上述看似偶然而且互不关联的问题。但联系起来看,这五个疑问彼此互为因果,展示着更深层次的新原因。

  什么是导致这些疑问的深层次原因?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学者们对“全球化”议论纷纷,却囿于自己熟知的逻辑,不愿让这个新现象挑战我们从19和20世纪经验中获得的理论认知系统。

  “全球化”的定义并不复杂,无非是商品、人员、货币、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全球交流,是市场机制和交通、运输、通讯等交流的技术手段扩散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全球化的结果。因此,全球化在物质上表现为技术、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在思想上表现为资本主义观念的全球化。

  苏联帝国体系的崩溃和庞大中国人口的加入,给全球化注入了决定性的催化剂,引发了“质变”。如此,全球化突然聚成真正席卷全球的大潮。在21世纪,哪怕国家庞大到如中国和美国的地步,也不可能再“自给自足”了。一个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往往通过数次原料和配件贸易才能完成,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世界制造”。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下的生产分工使跨国贸易成几何级数飞速发展,庞大的“世界贸易组织”显出笨拙的本色,跟不上时代,各国之间开始自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如此全球化,有人欢喜,有人发愁,有人仇恨。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没有哪个国家付得起隔绝于这个大潮的代价,落到类似某国的境地——买不起技术,找不到原料和能源供应,产品也没人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而今的“西方人”正在变成“反全球化”的主力军。“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数百年前从大西洋周边发动的全球化进攻或许会以大西洋势力抵抗全球化努力的失败而结束。

  在全球化的21世纪,“国际焦点”飘忽不定。技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思想像大洪水一样漫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在高低各异、坑坑洼洼的地球上,在不同地区形形色色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催生出截然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结果,而且是完全不可预料的结果。这就是“国际焦点”不确定的原因。面对如此的“不确定”,我们当然感到需要一些确定性,需要机构化的“制度”。但“制度”与变化中的不确定性是一对悖论。

  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不均衡”是常态。全球化不仅在金融贸易领域,而且在每个国家的国内事务中制造“不均衡”,在国际关系和全部世界事务上制造“不均衡”。传统认识里的均衡以及传统地缘意义上的均衡早晚都会被涌动的大潮所消解。在这个时代,不均衡是常态,均衡才是异数。“转型”是常态,平静才是异数。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寻求“全球均衡”的努力是徒劳的。流动的前提是“差异”,有差异才有流动,有流动就有势,有势就有“化”。全球化方兴未艾,势头正猛,与中国人口同样庞大的印度人也势必被卷入,成为继中国之后的新动能。不把全人类在地球上的自由流动称为“基本人权”,全球化恐怕停不下来。

  在全球化的21世纪,敌我友界限趋于模糊。“敌对”国家为彼此提供资金、技术、产品、市场、教育基地,甚至武器。如此,在某一领域的对抗随即被另一领域的合作抵消,传统的结盟正在丧失功效。今日之“敌”,明日是“友”,而“亦敌亦友”的情形更为寻常。今天刚签完“战略伙伴”协议,明天就相互指摘,甚至以“制裁”相威胁。金融危机期间,中资机构大规模进入拉美,好像是突入了美国传统的“后院”,却也稳住了原料价格,刺激了经济繁荣,阻止了“赤化”蔓延,帮了美国一个大忙。不从“零和”的角度看世界,中国人追求“双赢”的调门唱得最高,到处孜孜追求视中国为“敌”的国家给自己当“战略伙伴”。虽然西方主导的世界舆论每天都充斥着对中国的批判,但价值中立的实用主义政策使得中国在世界上几乎没有敌国。

  在全球化的21世纪,“国族”处于人格分裂状态。尽管“主权国家”之间并不“相互依存”,但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各个部门却相互纠缠在一起,撕扯着主权国家的内聚力。“国族”这个17世纪才出现的、貌似坚强的社会组织,在全世界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国内层面上,怎么说,怎么做,都有很多人反对,说得好听点叫“多元化”。在国际层面上,政策左一步、右一步,进一步、退一步,说得好听点叫“风险对冲”。于是,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们一面指责西方用不值钱的纸币“蒙”走中国海量的商品,一面又指责西方压迫中国的货币升值。于是,美国的国际主义者们一面追求“大中东地区”民主化,一面又以“国家利益”为名联手中东最“专制”的国家,打压那个地区最“开化”的国家。

  在全球化的21世纪,军事手段的作用显著下降。世界上的大多数麻烦起源于技术、商品、资本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动,不是军事实力兴衰导致的,也无法靠军事手段解决。因此,19和20世纪的“炮舰政策”走向没落,和平变成了普遍的预期。美国拥有超强的军事手段,却在伊拉克惨败,连阿富汗也搞不定。于是,对付航空母舰或者太空战的手段依然重要,军队依然是安全的终极保证,但诉诸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抵抗“万一”的军事冒险。在传统思维模式支配下,美国政府穷兵黩武,却坐视本国的基础和高等教育经费不断萎缩,令人叹息。

  在全球化的21世纪,孩子们在全球互联网的时代长大,对父辈认为重要的事情丧失了兴趣。他们不熟悉战争,也不关心战争,当然更不喜欢战争。他们的思想随着自己的国际经验而变幻莫测,他们不在意美国航空母舰去了哪里,他们为大学毕业后陷于失业的高概率忧心忡忡。他们学习五花八门的外国语言,在全世界寻求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往的“代沟”至少是十年,而现在三、五年的年龄差距就形成“代沟”。“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得太快”。他们中间,不知是谁,因为什么,就忽然踢爆一个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全力处理的话题。

  概言之,技术、资本、商品和资本主义思想的全球化撕扯着“国族”这个统一体,使之出现人格分裂,并导致结果高度不确定,导致国际焦点变幻莫测,导致“敌我友”壁垒的虚化,导致“大战略”的萧条,导致军事优势的作用下降,导致和平预期,导致“制度”无能为力,也导致大量“欠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古典的“天下观”而今变得饶有趣味。

  四、结论

  我们或可如此表述21世纪国际关系的新逻辑。

  1.全球化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制造出变幻无常、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使过去的“普世价值”都成了特殊价值。国际关系的新焦点由内政的变幻而生,呈现高度不确定性,呈现冲突、合作、竞争三种情况。

  2.全球化撕裂主权国家的“人格”,没有哪个国家在所有问题领域里都与他国为敌,一个问题领域内的“冲突”可以被另一问题领域内的“合作”化解,化解成如中日关系那样的(健康)“竞争”。因此,军事解决方案越来越变得不可接受;“极”(无论一个两个还是多个)不复存在;国族的“霸权”成为过去时。美国不可能称“霸”,中国也不可能。世界进入了“后极时代”。

  21世纪的新逻辑将迫使决策者集中关注内政问题,策划驾驭全球化要素的“流动性”。日常的国际关系活动则体现为随时准备谨慎、理性地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用一个领域的合作来化解另一个领域的冲突,争取本国利益的动态平衡。忽略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与新闻界相互煽动,鲁莽地在单一焦点领域进行孤注一掷式的冒险,将使本国身陷“热点”漩涡,遭遇生存危机的惩罚。

  21世纪的新逻辑可以称为“不确定主义”或“政策主义”。其特征是:在平衡不断被打破的世界中追求国家利益得失的动态平衡,追求可持续的“平稳”。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没落,具体的外交政策研究成为热门。

  这不是“主义”的时代,不是“制度”的时代,不是单个要素左右成败的时代,不是哪个“国族”张扬“软权力”、“硬权力”、“聪明权力”的时代,而是后极时代,是政策时代,靠谨慎和精明的“交换”求生存。这个时代以全球化的“天下”为背景,缺少英雄、缺少浪漫、缺少“大战略”,却能给人类带来至少数十年的和平与发展黄金期。

  原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年第04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31120218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31   发布时间:2015/1/31

旧文章ID:1668

【白宫发言人:塔利班不是恐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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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鲁戈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为什么要发动阿富汗战争? http://t.cn/RZdLzQy

来源时间:2015/1/31   发布时间:2015/1/31

旧文章ID:1667

华府观察:美国谈台海 一中底线难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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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评论通讯社  来源:新浪微博

中评社华盛顿1月30日电(记者 余东晖)去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后,美国人意识到,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很大,如何减少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持台海和平稳定,成为美国外交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记者注…http://t.cn/RZdym8i

来源时间:2015/1/31   发布时间:2015/1/31

旧文章ID:1666

【基辛格:中美磨擦难免 反对战略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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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文匯報  来源:新浪微博

美前国务卿基辛格前日在华盛顿出席国会听证会,就“全球安全挑战与美国国安策略”发表谈话,他指中国是经济领域的大型竞争者,承认美中难免会有磨擦,但双边关系发展方向将对当代发挥决定作用,并反对美国和印度结成“战略集团”。http://t.cn/RZdNvBW

来源时间:2015/1/31   发布时间:2015/1/31

旧文章ID:1665

【不少美国知识分子认为美国也是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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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颐武  来源:新浪微博

在美国高速发展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期,不少美国知识分子认为美国也是暴发户,在高速发展中自卑感强烈,到欧洲寻找文明的真谛。这种现象在美国当时的社会中普遍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克服既需要主流社会的清醒和坚持,也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和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来源时间:2015/1/31   发布时间:2015/1/31

旧文章ID:1664

【排水量8万吨:美国巨型登陆舰即将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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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罗廖夫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拥有庞大的海上预置舰力量,可是本身却不能像船坞登陆舰和两栖攻击舰那样,用于直接执行由舰到岸的登陆战。于是海上预置舰的登陆接口——“机动登陆平台”(MLP)舰就应运而生了。详情: http://t.cn/RZdPvv8

来源时间:2015/1/31   发布时间:2015/1/30

旧文章ID:1663

【全球隔夜主要金融市场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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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四季度GDP增速放缓至2.6%,不及预期,投资者纷纷买入美国国债、黄金和日圆等避险资产。美国股市全面收跌,道指跌1.45%。美国油价上涨8.3%,受空头补单带动。http://t.cn/RZd0SbY http://t.cn/RZd061l

来源时间:2015/1/31   发布时间:2015/1/31

旧文章ID:1662

克鲁格曼回应中国崩溃论:没发生危机我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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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鲁格曼  来源:观察者网

  保罗•克鲁格曼先生又来中国唱“危机论”了,不过这一次很婉转,也很谨慎。1月24日上午,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的演讲中,他以一个笑话回应了中国学者对他2011年发表的中国崩溃论的质疑。

  自打成功预言1997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一直很忙。虽然未能再次预见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但这些年他不断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搏斗,支持奥巴马的医改政策,批判共和党失去了灵魂,每周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呼吁,批评金融业占据了太多资源,撰写6篇书评称赞皮克迪《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揭露全球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资本完全压过劳动报酬的事实……

  为了向美国精英统治者揭露普通人都知道的危机,克鲁格曼也是蛮拼的。他对中国的观察则略显暧昧。2011年12月,他曾在《中国经济会崩溃吗?》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政府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占新增贷款比例大幅增长,因此他得出结论,“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但在他近几年的专栏中,则反复批评美国政府在基建方面远不如中国政府有为,并警告美国中产的饭碗正在被中印抢走。

  昨天,1月24日上午,克鲁格曼出现在了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作为主角出席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和中华金融学会联合举办的“名家讲堂”,演讲主题是《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这是他第二次公开来中国演讲。第一次是2009年,与多名中国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美国国债、人民币汇率以及碳排放问题。巧合的是,地点也在上海交大文治堂。据观察者网了解,文治堂在2013年4月刚刚重新装修一新,难怪今天克鲁格曼先生一落座就四处看了看,不知道故地重游的他有没有新发现(克鲁格曼此次行程拒绝一切媒体访问,所以我们未能给读者们带来更多他的个人感受)。这五年来,中国尤其是上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克鲁格曼先生多次预告的中国经济危机并未出现。演讲中他再次发出忠告,尽管他的预言没有兑现,但危机一旦开始,将比你我的想像来得更快。

  此次是保罗·克鲁格曼到中国的唯一一场演讲。一如既往地,克鲁格曼先对全球经济进行了有趣的点评。克鲁格曼从他上大学开始讲起,当时的经济学家没有料想到全球经济会在90年代以来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那时候他和现在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一起在MIT的研究生院读书,学到的都是文化决定论的观念,认为儒家文化或者印度的文化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他说“所有的人“(主流经济学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都没想到,后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故事会被重新改写。

  在演讲中,克鲁格曼对全球经济的判断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全球经济还未走出困境:美国在复苏他保持乐观,最让他担忧的是欧洲和中国。他说局外人都不相信中国2014年的GDP增长达到7.4%,认为这是科幻。不过,他也没有说出在他眼里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可能是多少。

  说到中国经济的隐患,他重点指出投资占GDP比重过高,消费占比太低,以及土地财政问题很大。有趣的是,他的美国同行、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教授、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Engle教授两个月前刚刚来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名家讲堂”演讲,主题是谈全球危机预测,同样强调中国的地方债存在很大隐患。更有趣的是,今天克鲁德曼说道:“我要发表一个免责声明,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我听别人说的”这个后缀他提到数次,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下断语。他说:我不是唱衰中国,十五年后,如果我还活着,我还会来讲中国成功;但是五年内则不一定,中国会有点麻烦。

  一个小时的演讲之后,互动环节相当精彩,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和金融学教授钱军、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曹彤、上海城投控股总裁安红军以及学员代表作为嘉宾参与了交流。李克强总理刚刚在达沃斯的发言也成为交流的材料。尽管将克鲁格曼奉为贵宾,但学者们质疑起来也并不客气。提问中能感受到,中国学者和实业界对中国的未来要比克鲁德曼有信心。

  以下是克鲁格曼先生演讲文字《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6年了,全球经济竟然还没有从危机中复苏

  目前全球处于相当不同寻常的经济困难期,因为经济困难很大,而且经济困难已经持续了这么久,当我在2009年来到中国内地的时候,世界经济危机刚刚开始了一年,那个时候我不觉得很多的人不会想像到,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像到,六年之后我们还没有从经济危机当中复苏过来,过了这么长的时间,2008年的一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伤心的话题。但是,即便全球进程放缓,我们依然有很多理由可以保持乐观态度:我们已经掌握了现代技术,以及懂得进一步推广这些先进技术,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我们能够继续利用技术推动我们长足的发展,当然增速肯定会放缓,中产阶级崛起的进程会越来越慢,最后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会和发达国家趋同,中国是不是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呢?我觉得的确会的。当然,印度在未来也有可能会赶超。

  除了这些好消息之外,可以看到一些负面的消息。我们在2008年进入了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市场崩溃了,但是问题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严重,个人消费在某些发达国家基本出现了崩盘,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美国和欧洲出现了重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私营部门的债务高企,泡沫崩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经济运行中资金流是一个环路,你的支出就是我的收入,如果你的支出少了我的收入就会变少,我的收入变少了你的支出也会进一步降低。全球的经济萎缩是因为美国的房地产崩盘引起的,但迅速扩大到了全球,虽然金融危机本身是受到了遏制,银行也得到了挽救,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崩盘带来的重大影响和后果。

  我这里有一张表显示了2007年发达国家实际GDP的数字,另一个表是2007年10月份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应该说是对未来比较合理的传统预测。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应该可以保持在2%左右,谁知金融危机后经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下滑。后来的确有所复苏,增长有所恢复,但是我们不仅没有收复失地,之后的增速都比我们的预期要低得多。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比人们2007年的预期有一个大幅的萎缩。

  那么新兴经济体是不是有更好的表现呢?的确如此,中国很大程度上是避免了经济的大后退,现在也在日渐走强,但同样的预测和实际的对比也是让人感觉有些惊讶的。

  的的确确,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要快于发达国家,但是同样相较于当时的预期,增速也要远远差于预期,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危机蔓延或者溢出到了发展中国家,也影响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面,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避开让发达国家遭受重创的问题。

  现在全球经济总体上还是比较疲软的,美国是有一些利好,但只是暂时性的,其它的经济体也有一些好消息,我刚刚从印度过来,他们的经济也在改善,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疲软的。

  我们可以在原材料或者大宗商品的价格当中看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就是油价,我们看到油价大幅下跌,包括铜、铁矿石的价格都在下跌。我们知道铁矿石和铜的价格驱动因素都有哪些,当然是中国了。随着中国经济的走弱,大宗商品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下滑。

  2008年我们因为金融危机陷入了困境,现在六年之多了,我们还根本就没有真正摆脱这个问题,甚至全球经济出现了第二轮疲弱,我们还没有从这种危机当中充分复苏。

  欧洲:经济很难走出通缩

  现在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薄弱环节或者很大的问题就出在欧洲,我们也可以用价格指数来进行判断,比如德国十年期的债券利率真的非常的低。德拉吉公布了欧洲量化宽松的政策后,德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达到了历史低点,法国也不到百分之六,应该说是法国债券历史上两百年来最低的一个收益率和利率的水平。

  人们认为欧洲央行设定的这个利率将会在长时间内保持非常低的水平,因为欧洲的经济预期会保持比较疲弱,德国五年期的债券几天前还只是正的,而瑞士的十年期的债券其实是负的,从金融和宏观经济的角度而言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关注,说明他们的经济碰到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欧洲人什么事都做错了,但他们有些基本面上的问题,人口的问题很大,生育率非常的低,而且工作年龄的人口越来越少。所谓的工作年龄就是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口,过去五年一直在收缩,而现在如果要让欧洲加大投资,考虑到这样的人口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的紧缩政策又打压了需求。欧洲央行又犯了重大的货币政策错误,就是在2011年升息。

  欧洲央行现在正在努力,德拉吉在尽最大的能力在力挽狂澜,前两天的QE成功影响了市场,但影响的幅度有多大呢?看起来德拉吉成功地提高了欧洲预期的通胀率0.01%,听上去挺大,但是还不够,他们需要至少五倍才能脱离困境。

  人们可能会问欧洲有没有可能出现长期通缩?就像日本那样,这个问题问错了,应该问的是欧洲有没有可能不进入通缩?因为如果欧洲已经进入通缩,走出通缩就很难看到了。

  欧洲可能还会发生政治危机,如果经济政策总是不灵,负责经济政策的人能维持多久自己的合法性?也许很快就会看到现在非主流的政党上台。明天希腊就要大选了,很可能左翼政党会胜出,他们不是坏人,但如果他们胜出也会给市场造成重大的冲击。你们得好好想一想,如果甘地成为法国的总统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这个世界要更开放、更全球化,但是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开放和全球化都会收缩。

  中国的GDP统计数据科幻成分更大

  接下来我们总得讲到中国了吧?我不喜欢分析中国经济,这不是因为我反对中国,但的确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有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有点像科幻小说,你们都同意我的话吧?在美国,GDP的统计也是科幻小说,但是有的统计数据比其它的统计数据科幻的成分更大。

  中国的统计数据我就不说了,外面针对你们的GDP数据是有很多讨论的,我们的圈子里都在在问,为什么政府决定公布这样一个GDP增长率?7.4%是政府认为值得公布的数据吗?这本身就值得经济学家做一番分析,我也想透过迷雾看现象,我试图和更多的“中国通”交流。我自己不是一个中国通,问题是这些中国通之间的意见也不合,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说你想听的话的中国通。

  这是IMF给的数据,投资占GDP的比例到底是50%还是45%?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模型的确是引人注目,因为这个经济模型的投资占比极高,在市场经济体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的投资占比,也许是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有这样的占比,但别的市场里面是没有的。

  正常情况下高速的生产投资很快就会衰竭,但是中国的投资占比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经济增长真的像官方数据那么高的情况下,投资占比高就是可能的了。不过这样一种快速的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的。

  中国是一个经典的双重经济,它的制造业已经现代化了,但是农业经济还是相当的落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大部分已经流进了城市,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还有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工作年龄的人口也开始在走高之后持平。

  不管你们怎么展望未来,中国的GDP增长未来都是个位数的,这就意味着投资的占比不可能继续这么高,不可能再占到GDP的50%。

  现在是50%的投资和30%的消费,这个比例应该扭转过来,怎么做呢?投资占比下降倒是容易的,但是消费的拉升该怎么做呢?这是很难做到的,你必须有让工人有更大的安全感,也就是说在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工人们有信心将更大部分的收入用来消费。

  中国的政府了解这一点,政府有没有能力快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呢?从中国以外局外人士的眼光来看,中国很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麻烦。我们一直在追踪亚洲,我们觉得中国的情况和日本九十年代末很相似,很高的经济投资、房地产的泡沫,特别是有经济模型的变革需求,但是时间又很紧迫。

  每次听到有人说中国的官员很聪明,过去他们这么成功,接下来他们要做的我们也应该相信。当然,中国比日本比起来要穷得多,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一样,当时对日本政府的治理能力,局外人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地方让我担心,一个是欧洲,另一个就是中国。毫无疑问,如果再过十五年你们再请我回来演讲,希望那个时候我还在人间,那个时候我们还会讲中国成功,不过如果你们五年就请我回来,我可能就不会讲中国成功了,因为短期内中国会有一点困难。

  美国:经济恢复的很好,不是人为的经济增长。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美国,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挺好的,美国经济恢复花了很长时间,但目前的确在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也是很让人兴奋的,这不是什么人为的经济增长。其实美国有两个关键点:我们的确也有过房地产的泡沫,不过这个泡沫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到现在已经快九年了,这九年来我们新建的房屋很少,而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住房,住房市场已经开始回暖了,这是你们要知道美国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美国的家庭债务,以前是高涨过,现在已经控制到了收入以下,所以美国经济的状态要比以前好多了。

  这其实是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好了,就有更多的人能够就业、能够买房了,又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次的复苏不可能带来经济繁盛,也不会是奥巴马所说的美国经济危机,但至少还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恢复。

  不是说美国经济不会再有任何大问题。其实美元已经升值了很久,升值得再多就会削弱到美国的出口,也许还会有其它的一些美国特别的挑战。就算我们看到了美国经济复苏的好消息,市场上的人还是相信,还有来自外国很多的威胁,所以我也在担心。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升息的,美联储是计划今年某个时候升息,我一直建议他们别这样做,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的。

  这个世界真是困难重重,如果你后退一步看一看,你可能会很乐观,从人类长期的发展角度来说,过去的二十五年我们看到了人类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过去六年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比人们的想像要糟糕得多。有一位我很喜欢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长期来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面对困难。

  以下是问答环节:

  美国失业率真的在下降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张春:关于美国经济,您说长期来说我们都会死去,但是经济危机之前就有一个通行的观点,就是美国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就有2%-3%。现在美国大家都在辩论,美国经济的复苏道路有多强劲?中国观众真的也很想知道美国的经济复苏到底会有多强劲,他们也想知道经济复苏的长期影响。

  克鲁格曼:大部分人都已经下调了他们对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这样说好了,首先我们要看美国的人口状况,在整个西方世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都下降了,而在欧洲甚至是负增长的,即使是在美国也是每年能够下降百分之一左右,所有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自然经济增长率都会下降。

  除此之外,要问生产率的提高能有多快,我们有一段时间生产率的提高只有1%,后来变成了2%,展望未来,技术对生产力的提高有多大作用呢?这是可以无尽争论下去的一个问题,包括技术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有多大,或者说技术往往给我们带来失败?我自己也是在这两种观点当中摇摆不定,硅谷的创业家Peter Chill说过,我们得到了会飞的汽车,但是没想到Twitter最后只能发140个字符,这就是期望和现实。

  美国的经济增长在1.5%到2%之间,这是对未来的预期,现在失业率是下调了很多,主要问题就是很多人不再寻找工作了。过去的六个月倒不是如此,现在我们看到了失业率的真实下降,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每个月大概有二十万左右的新工作岗位,这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

  中国5年前的刺激计划应该用到社会保障上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张春:您说中国经济当中投资占GDP比例太高,不可持续,但是之前我们也有过私下的交流,2009年的时候您支持中国政府的干预政策,而中国GDP投资占比这么大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刺激政策,当时您是支持政府干预的,现在又说高投资占比不可持续,这两点怎么解释得通呢?

  克鲁格曼:我还是认为投资的刺激政策在当时是对的,在2009年的情境下政府需要出手推动经济的增长,世界各地也都是如此,这样才能避免一个更严重的经济下滑。

  五六年前我没有想明白的一点是,你们真的需要刺激计划支持政府拉动消费,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经济当中投资占比比较低,基础设施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好好改造过了,而在中国很多政府投资都投到了一些令人质疑的项目当中,比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国真正应该鼓励的是可持续的消费增长。

  中国如果允许经济在2009年崩盘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呢?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提出这样的观点,也许六年前他们应该用这些钱来加强中国的社会保障,在美国也是这样,人们抱怨我们医疗卫生的福利和退休的福利,这的的确确是中国应该推动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讲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听说的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钱军:我们知道投资拉动型和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您讲到中国现在像日本的九十年代一样,我也认同您的观点,短期内的的确确是有一些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可能给中国构成一个比较巨大的挑战,在您看来哪些事件可能会发生?您觉得这些事件会发生在哪些领域?是在银行领域吗?会不会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导致中国经济的下滑?换言之,哪些关键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硬着陆或者崩溃?

  相较于日本,我对中国是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这种投资拉动模式的确是不可持续的,但我对中国的个人消费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金融体系很大的一个问题点就在银行,银行最大的股东就是政府,这也产生了效率低下的问题,不过在这样的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时代和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相对美国而言可以更有作为,帮助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如果要推动民间私营部门参与,怎么避免美国曾经发生过的银行危机?

  克鲁格曼:首先要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您讲的很对,中国应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银行的崩溃,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这样。在美国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银行体系的崩溃,还有影子银行体系的崩溃,这些没有纳入正式银行体系的服务提供商也崩溃了。

  在欧洲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也比较类似,零售银行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批发银行的确是参与了,而且受到了重大的冲击。很多人告诉我,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也非常的大,虽然性质和其它国家不太一样,也有人说问题不会很大,因为规模不够庞大。

  各个国家各有其问题,美国在2008年9月份到2009年5月份银行业的很多指标的确很糟糕,但是之后有所复苏,经济也在复苏,但是欧洲的指标没有好转,经济也没有好转,各个国家的银行体系是不完全一样的。日本的情况又完全不一样,即使给这些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日本经济仍然非常糟糕。

  拉低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债务融资,在美国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中国的情况同样是不同的,中国这些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地方政府也面临着压力。过去的一个月让我看到了一件令人不够乐观的事,中国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的财政收入是来自于土地的出让,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有政府指令的因素。另外还有北京中央做的一些决定,地方上不一定完全的落实,这也是我听别人说的。

  日本的秩序是比较严谨的,他们在落实政策方面问题可能会比较小一些,也可以参照日本的例子来拉动消费,鼓励真正的私营部门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基督教圣人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也非常疯狂,他曾经向上帝祈祷让他变成一个贞洁的人,所以还是要去落实。

  中国没发生危机我挺惊讶的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公司董事长安红军:学校让我提犀利一点的问题,您对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非常谨慎的,在2011年《纽约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经济主要是靠房价快速上涨和过热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同时伴随着大量的信贷增加,这些信贷增加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信贷,而是影子银行,而影子银行的信贷缺少政府的监管,也没有政府担保,所以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由此带来的泡沫也在破碎,说中国出现金融经济危机也不是危言耸听。

  过去了四年,中国政府肯定也看到了您的这篇文章,从前年就开始在挤泡沫,从房地产泡沫开始挤,去年也开始挤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泡沫。尤其是在十八大习大大上台以后带着中国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习李新政”,包括简政放权、去杠杆去库存、自贸区建设,还有“一路一带”,鼓励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对于这一系列的措施,您从经济学的角度判断,中国的经济危机风险是降低了还是增加了?“习李新政”对于未来中国的经济会起到什么作用?

  克鲁格曼:的确如此,对于中国可能会有危机的警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一个著名的说法是我以前的老师Richard,他是一个危机的专家,他说危机发生的时间比我们想像的要长,等到危机一旦发生要比我们想像的速度更快。

  我想很多的人都认为中国将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以前人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到现在没有进行经济模型的转型,也没有进入经济困难期,我是挺惊讶的,但是一旦经济危机要爆发会比你想像的速度快得多。

  中国现任的政府很有智慧,试图阻碍泡沫的生成,现在的危险在于要戳破泡沫又会带来人们恐惧的事情。另外我们有一个笑话,一个司机在街上撞倒了一个行人,他对行人说对不起,让我来纠正一下,于是倒车再从这个行人身上碾过去,我想两次碾过一个人在经济当中就不用了吧。

  想要欧美货币政策考虑小国利益 太天真了

  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钱军:看起来所有的发达国家市场都已经有了量化宽松,欧洲央行也在大规模出手,您提到QE政策出台上没有一个国家敢落后,这样一来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又会出现新问题,目前出现了很多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指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采取QE等政策,向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并将策利率降低到零),您不觉得各个国家的非传统货币政策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协调吗?

  克鲁格曼:我不觉得未来会有新问题,我们回退一步看看整个世界的情况,整个世界都有通缩的压力,世界的货币政策整体来说还是太紧缩,所以任何国家如果能够更积极地扩张货币政策的话,都会引导世界经济走向正确的方向。

  但有的国家出于某些原因不希望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们会抱怨别的国家的扩张政策让我们受苦,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不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才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

  其实每个国家都应该采取一些宽松的政策,是不是这样做就把问题推到了更晚的时候来发生呢?要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又膨胀会导致什么新问题呢?如果他们卖掉这些资产会有损失,不过损失都是纸面上的,如果现在不想购买长期的资产,还有其它的一些方面,也许我讲的技术性太强。

  不管怎么说,央行可以提高利率,卖掉一部分的投资组合当中的资产。有人捏造出了很多不进行量化宽松的理由,但是我对这些理由并不担心,如果你真的预期欧美的货币政策会考虑到更小国家的利益,这样想真是太天真了,我祝你好运,德拉吉和耶伦都有自己国内的问题要担心了。

  中国去年GDP增长7.4% 这不是真的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公司董事长安红军:刚刚在瑞士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在致辞当中说过这样一段话:2014年中国的GDP增长是7.4%,城镇新增就业是1332万个,超过了上年,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就业是不减反增的,我们的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都是下降的,CPI也仅仅上涨了2%,这低于我们年初预期的目标,事实证明,我们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请教一下,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新增就业不减反增的,CPI也控制得很好。而且去年我们M2也增幅也比较大,光银行就是十五万亿左右,加上信托和保险就是几十万亿,钱都去哪了?是政府的调控水平很高还是其它的经济学原因?

  克鲁格曼:跟我交流过的人没有一个相信你们的GDP增长真有7.4%,我说的那些人是在密切关注其它指标的人,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但7.4%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真实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谁都不知道,中国经济显然是在放缓的。

  讲到通胀在控制目标之下,这不是好消息,如果说通缩了城市就业率还在增长是好事,如果是真实数字的话就更好了,但我们还是不能肯定。

  我们的就业市场不是特别景气,所以需要一些更有用的统计数据,谁都不会否认中国已经有严重的经济衰退,如果你看过去五年前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值得世界其它国家嫉妒的。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现在是不是房地产的泡沫真的崩裂了?中国是不是进入了通缩?中国有没有工具应对通缩和泡沫?答案既有是也有否,有的人说中国是有困难,但并不是特别的难,我不是唱衰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记录真的是不错,过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值得称赞,但我还是要指出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多的消费拉动为主,这个转型还需要加大力度,但是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在这几年好过欧美。展望未来,二十年后我是看好的,五年内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来源时间:2015/1/30   发布时间:20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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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外交专家:中国和以色列一样 都是追求创新的国度

作者:郑青亭  来源:人民网

"索尔·辛格(摄影:人民网

  索尔·辛格(摄影:人民网 郑青亭)

  人民网北京1月29日电  “很多人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创新国家,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1月28日下午,《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作者索尔·辛格在北京向媒体揭示了以色列经济奇迹背后的秘密,同时阐述了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观察。

  索尔·辛格是《耶路撒冷邮报》社论版编辑和专栏作家,曾担任美国外交政策顾问10年之久。他和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中东问题资深研究员丹·塞诺于2009年合作撰写了《创业的国度》一书。该书于2010年被翻译成中文,如今仍高居亚马逊亚洲经济类丛书排行榜第一名。

  “以色列的创业项目比任何国家都多。我们每年都会有几百到几千家新成立的公司。中小型创业公司达到了4000到5000家。我们有300个研发中心,主要为大型跨国企业服务,如谷歌、微软、脸书等。如今,有越来越多美国之外的大型企业开始青睐以色列。”辛格指出,以色列自然资源匮乏,曾经依赖柑橘出口,如今已实现了创新立国。

  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与绝对数相比,以色列这个只有710万人口的国家吸引了近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相当于英国6100万人口所吸引的风险资本或德国和法国合计1.45亿人口所引入的风险资本总和。

  “人们常常认为,创新就是关于提出新的想法,但好的想法到处都有,以色列的并不会更多。真正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想法转变为切实行动,这就需要敢于承担风险的创业家。”辛格说,这一类人群在哪个国家都是少数的,即便是以色列的创业家也不会喜欢风险,但他们对好的想法有执着的信念,甘愿为之奋斗。

  此次来华,辛格将陪同22家以色列一流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企业会晤中国投资机构。对于“中国不是创新国家”的说法,他表示强烈反对,其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已经成功地让几亿人口脱贫,这一过程比此前任何国家都快,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如果比较一下各国GDP翻一番所花的时间,第一个国家是英国,它花了150年,第二个是美国,它花了50年,而中国却在人口多得多的情况下花了更少的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没有照搬其它国家的模式,而是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如今不仅是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是移动互联的主导国家。在中国,使用手机进行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人数远远要超过美国,人们习惯网上购物、送货到家。在这一点上,中国已经走到世界前列。这一商业模式很快将被出口到其他国家。另外,中国的手机品牌也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份额,比如小米。有人说它是“山寨”,但其实不是,它从不同品牌上学习和借鉴,将那些对于硬件和软件的想法重新组装,能够在市场上流行起来,一定是有创新的。

  从企业上升的国家的层面,辛格指出,中国和以色列一样在历史上多次自我变革,都是追求创新的国度。两国都拥有古老的文明,同时也都在不断创新,这样又古又新的结合会给两国带来很多合作的机会。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走向创新道路的方式,有时候有很多共同点,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各自的历史、文化和优势而有所不同。比如,美国是一个大国,资源丰富,邻国关系良好,跟以色列的情况恰恰相反,但美国拥有硅谷,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这就说明,各国的创新道路可以不同。”

  辛格认为,这一代人注定会经历很多快速而巨大的变革,无论是在教育、能源、交通、通讯等哪个方面,这些变革将会彻底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创新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公司受益,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受益。因此,更值得关注的不是哪个国家最先拥有了新技术,而是哪个国家最先应用了这些技术。如果以色列可以和中国合作,推动各个领域的技术变革,那么双方都可以获得更好的机会。

  从2013年开始,中国企业投资以色列科技创业公司发展迅速。以色列国家经济委员会预计,2014年中以公司交易额将达到3亿美元,大大超过2013年的5000万美元。政治因素是促成“中以投资热”的原因之一。

  当然,挑战也依然存在。辛格指出,以中之间还没有建立创新合作的“高速公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已经具备这样的‘高速公路’。很多以色列人在美国创业,懂得如何进入美国市场、如何寻找合作伙伴、如何展开合作。而这就需要两国高层之间和人民之间都开展密切的交流。”此外,他还表示,以中不应仅仅是贸易伙伴,简单地把以色列的科技出口到中国,而应该成为创新的伙伴,合作应对各自面临的问题,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来源时间:2015/1/30   发布时间:20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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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中美关系是“特别方面” 将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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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蔚然  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当地时间29日在华盛顿阐述了他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他表示,中国成为一个有巨大容量的经济领域竞争者,美中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一定会冒犯对方,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决定性作用。

  年逾90的基辛格目前长居纽约,甚少在华盛顿出席公开活动。他当天与前国务卿舒尔茨、奥尔布赖特一起,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就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发表看法。

  基辛格表示,美中关系是任何亚洲体系的一个“特别方面”,且经常被描述为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领导人已宣布将在合作基础上处理双边关系,但两国也有一些重要人士强调了双边关系中对抗的一面,美中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决定性作用。

  他说,中国的崛起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中国成为一个有巨大容量的经济领域竞争者,由于中国的存在是一种必然,美中在处理关系的时候一定会冒犯对方。

  谈到此处,基辛格话锋一转,表示中国的问题完全不同于中东问题,美国短期内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除掉“伊斯兰国”,避免让当前局势发展成一场不知该如何收场的战争。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访问了印度,他是首位任期内二访印度的美国总统,美印关系显著升温。基辛格认为,印度与中东和亚洲都有文化联系,美国自然欢迎印度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其重点应当是社会和政治合作,而非美印结成“战略集团”。

  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少美国议员都主张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进一步干预地区局势,但基辛格反对这种倾向。他认为,考虑到莫斯科距离俄乌边境的距离,美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给俄方带来安全方面的暗示。美国应当首先搞清楚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到底愿意“走多远”,在目标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就开始军事接触,他个人对此感到不安。

  总体而言,基辛格认为美国目前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以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而言,美国正处在塑造国际关系的有利位置,然而环顾世界,美国正在遭遇动荡、冲突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加强与加拿大、墨西哥的合作,这有助于塑造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的秩序。

  基辛格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最有建树的国务卿之一,是推动中美建交的功臣,还曾因越南停火谈判成功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当天现身受到高度关注,但迎接他的不仅有掌声,也有“臭鸡蛋”,多位反战人士当天出席听证会,指责基辛格犯下战争罪,应立即被逮捕。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坚决捍卫基辛格,指责这些抗议者是“低级人渣”。

来源时间:2015/1/30   发布时间:20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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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中国的“反腐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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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罡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有外媒注意到,星期五通常是中纪委发布重大反腐消息的日子,而从种种迹象看,中国当前的反腐运动势头正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没有哪次反腐行动比这一次更长久、更深入。

  美国新闻网站Daily Beast 1月2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常会在每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发布重大反腐消息,给即将开始的“周末狂欢”起到扫兴或助兴作用。在深受腐败之苦的当今中国,中纪委近些天来持续忙碌着。文章说,中国当前的反腐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由于实行“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政策,受到惩处的既有犯下公款吃喝以及公车私用等小过错的官员,也有犯下严重贪污渎职罪行的高级官员。本月,中国的反腐运动开始波及到外交部和国家安全部,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昆生和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查处。

  文章说,从目前情势看,习近平无论如何都不会结束当前的反腐运动,宣布鸣金收兵,事实上他一直在不断加大反腐的力度。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得民心。老百姓的普遍看法是,在政府这只“桶”里有许多烂苹果,需要把它们挑出来扔进垃圾堆。尽管这些贪官落马可能不会对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人们会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政府干了件大好事。文章说,所有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已经建立起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合法性,其方式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是通过打击腐败这一中国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许正是这一问题在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过文章也指出,如果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能让更多老百姓认为铁定有腐败行为的“红二代”、“红三代”落马,他的反腐就仍然难逃权斗之嫌。

  日本《外交家》杂志网站1月26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会偃旗息鼓,在 2015年,很可能会有标志着反腐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老虎落马。文章说,习近平在2012年末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发起的反腐运动,无疑是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中国最为雄心勃勃的反腐努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没有哪次反腐行动比这一次更长久、更深入。

  文章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目前严重的腐败问题威胁着党的执政合法性, 因此当前反腐运动的成败不仅关乎能否遏制腐败势头,更关乎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习近平是深知这一点的,他相信自己能够让中共清除腐败、重拾优良传统,但如何一劳永逸地清除党内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依然是一项历史性挑战。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5/1/30   发布时间:20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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