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早报网 来源：新浪微博
奥巴马的访印行程为印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带来动力，但是印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轨道仍将处于缺失状态，这也是制约印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克服这种障碍仍显得困难重重。莫迪需要在中美之间来回游走，这需要灵活性，而不是束缚。
来源时间：2015/1/28 发布时间：2015/1/28
旧文章ID：1589
刘飞涛: 关于中美战略分歧管控的思考
作者：刘飞涛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
2011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在新的时期，中方愿与美方一道，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互利合作，坚持相互尊重，增进战略互信，求同存异，妥善处理、有效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持续加强人文交流和人民友好，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1]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上首次提出管控分歧的理念。其后，习近平主席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海牙核安全峰会等多个重要场合都谈及分歧管控的理念并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2014年7月，奥巴马总统在给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贺信中明确表示，美国将“致力于与中国共同构建以务实合作和建设性管控分歧为特征的新型关系”。[2] 这也说明通过加强合作和分歧管控两条管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识。
一、概念内涵
分歧管控理念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对求同存异这一外交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求同存异作为一种外交思想是指“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和相互间的个别争端放在一边, 以便寻找共同点, 求得国家间和平共处”[3] 。冷战时期，中美两国曾本着这一原则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建交后，两国本着同一原则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共处，在经贸、人权、涉台、涉藏等重大敏感问题双方博弈不断，但斗而不破，中美关系大局总体保持稳定。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稳定上升，中美经济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一般认为，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推动成中美经济权力发生转移的标志性事件，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性转折”。[4] 2010年，中国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5] 中美关系进入典型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并立的格局，国际舆论开始下意识从“老大”和“老二”的角度谈论两国关系。[6] 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GDP超越美国的乐观估计不仅助长了这种情绪，也加深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如国际国币基金组织2011年曾预测依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在2016年超越美国。[7] 同时，类似于冷战时期苏联霸权造成的压倒一切的共同安全挑战并没有出现，中美之间应对共同威胁的需求不足，战略上“求同存异”的难度加大，以至于令人怀疑中美两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就一再质疑中国到底能不能和平崛起。[8]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管控分歧的理念，目的是对中美政治、经济及战略（军事）分歧进行精细化处置，使其不致干扰两国关系大局，尤其是防止两国关系滑向战略竞争和对抗的轨道。分歧管控可分为政治分歧管控、经济分歧管控和战略（军事）分歧管控等，其中战略分歧管控是指对两军关系和安全领域可能导致冲突、对抗的战略、政策和规则分歧进行分析评估，确定优先次序，并制定相应管控策略的决策和管理过程，其目的是妥善处理脆弱性和敏感性问题，防止两军关系出现剧烈动荡或是滑向战略对抗的轨道。
分歧管控的理念还来源于国际关系中的竞争管控和危机管理等理论的提示。美国学者关于中美加强竞争管控的构想早有论及，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彬(Robert Ross)早在2005年即提出了“管理中美竞争的现实主义政策”[9] ，美国国家战略研究所孙飞（Philip C. Saunders）博士也于2009年提出“管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10] 一般而言，从国家间分歧，上升到竞争，再到危机发生，反映的是国家间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因此分歧管控、竞争管控和危机管理也体现为一种递进升级的关系。
分歧管控相对于竞争管控是一种源头管理。中美关系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一种复杂关系，一般而言，合作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而竞争则因利益冲突和矛盾分歧而产生，从这一意义上讲，分歧管控是对竞争的源头进行管理，只要双方能够理性客观地对待分歧，通过搁置、缩小或是化解等非对抗的方式处理分歧，双方围绕相关议题的竞争就能保持在可控或是健康的范围之内，这样双方的合作也不会因为竞争而受到削弱。分歧管控和竞争管控的最终目的虽然是一致的，但管控手段并不完全一样，分歧管控主要依赖双边的沟通和协调，排斥第三方的介入，由此可使分歧的处理最大限度地维持在外交渠道之内；而竞争管控除了适用双边的外交磋商与谈判，还可以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如借助国际组织或引入国际仲裁机制等。
分歧管控明显区别于危机管理。危机管理的要义是危机的善后管理，着眼点是危机一旦发生后，如何防止局势失控、促进局势回稳并进而化解危机，“控制危机范围、减轻危机程度、防止国际危机演化为国际战争是所有危机管理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11] ；而分歧管控的要义是危机的预防管理，着眼点是对双方的分歧进行有效处置，防止其演变成现实的危机和冲突。危机管理的性质是应急性、反应性和被动性的，一般包括预警、反应、控制、恢复四个阶段，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局势控制，主要的手段包括谈判、威慑和第三方干预等；[12] 而分歧管控是一种长效性和预防性的管理，侧重于日常机制构建、重大政策协调和行为规则的制定，强调的是隐患排查和危机预防。有效的分歧管控可以减少乃至避免危机发生，而有效的危机管理虽可以防止危机升级，但并不能减少或避免类似危机的再度发生。
二、战略分歧管控的必要性
中美两军在军力发展、政策透明、地区安全、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外空安全、战略安全以及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存在大大小小、性质各异的分歧，中美安全合作的发展不容否认，但也存在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美前国务卿克林顿认为中美关系是“美国不得不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后果最重大的双边关系”。[13] 基于同样的考虑，习近平主席将“不冲突、不对抗”列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和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核心内涵。
（一）战略互信水平低，中美存在战略对抗的长期风险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分歧与差异存在于政治、经济及军事各个层面，其中“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对彼此的决策过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实体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不够；对中美之间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认识”[14] 等普遍性原因正导致中美战略互疑上升。而且，导致中美战略互疑的分歧与差异多由两国结构性矛盾所致，不可能在短期内化解和消除，但如果任由这些分歧和差异主导中美关系的议程，不仅两国的合作议程会受到严重干扰，而且战略互疑的观念将会持续发酵，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寓言，“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敌对状态”，[15] 两军关系也将滑向战略竞争与对抗的危险轨道。
然而，确保中美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的核心和关键是在军事上不要冲突和不搞对抗。这是中国领导人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把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置于突出和优先位置的主要用意，这也使得中美军事分歧管控的重要性凸显。同时，加强分歧管控，也有利于两军增加风险意识，妥善处理敏感性议题，为培育和增进战略互信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中美互视对方为地区安全威胁，战略误判的风险加大
以往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是以中国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为理由，比如，美国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将会持续重塑国际体系，“新兴大国是否和如何完全融入国际体系将是本世纪的决定性问题，因而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项目的步伐、范围以及最终目标，仅有非常有限的信息可以共享，这使人有理由对其长期意图提出一系列疑问。”[16] 但美国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称，“亚太地区正日益成为全球商业、政治和安全中枢，由于该地区的国家持续发展他们的军事和安全能力，亚洲因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而发生冲突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尤其是中国快速和全面地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而且中国军事能力和意图缺乏透明度和开放性。”[17] 也就是说，仅仅五年之前，美国仍然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威胁是潜在的，但五年之后，美国的看法已出现明显变化，开始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威胁已变成现实。
与此同时，中国对亚太安全局势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认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亚太地区战略格局酝酿深刻调整，相关大国增加战略投入。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加大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力度。” [18] 2013年，《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国防白皮书)则认为，“亚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舞台，美国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地区格局深刻调整，”尤其是“有的国家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19] 显然，在中国看来，美国的行为已经事实上导致了紧张局势，成为地区稳定的威胁。
（三）中美军事上相互防范的趋势继续发展
尽管美国“再平衡”战略是包含外交、经济及军事内容的一个综合战略，但军事“再平衡”至今仍是力度最大、最具实质意义的部分，主要包括：计划把美国60%的海空、网络及外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20]；强化以澳大利亚和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的军事存，拟在澳大利亚驻军2500人，并在澳大利亚西部部署C波段雷达和太空望远镜迁；
升级扩建关岛基地，计划把近万名美军从冲绳迁往关岛美军重返菲律宾并向新加坡派出两艘滨海战斗舰。尤其具有标示性意义的是，美国2012年《国防战略指针》明确将中国定为奉行“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的潜在“敌手”。[21] 美国还专门为此提出了“空海一体战”概念，“战略转向不仅在于把注意力转向亚洲，还在于宣布了以空海一体战这一新的战争形式解决如何挫败中国因掌握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而在太平洋地区可能的军事野心。” [22]
“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是美国人对中国近海防御战略的概括和总结，而非中国人的发明，因此其目标到底是否针对美国尚有待验证，但无论如何，“美国方面认为，解放军很显然在优先发展那些专门针对美国军事平台——比如航空母舰和卫星——的能力，”目的是“要拒绝美国军队进入中国领海之外的水域以及不让美军获得在该海域自由航行的能力。” [23]
（四）涉华领土争端问题上，美国偏袒其盟国的立场日趋清晰
自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以来，美国在涉华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由单方面挑拨施压，到两面施压，再到事实选边的变化。2010年7月，国务卿克林顿在越南河内以“美国在南中国海拥有航行自由等”国家利益为由挑起南海争端，其后又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设立三沙市，并在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中片面指责中国。
2013年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政策一度转向两面施压。2013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美国期间，屡屡提起钓鱼岛问题，但始终未获奥巴马公开反应； 4月，日本外相安田文雄访问美其间，国务卿克里仅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克制表示赞赏，而只字未提《美日安保条约》。克里访问日本时就钓鱼岛阐述的完整立场可以概括为：美国关于钓鱼岛的最终主权不持立场，但承认它们在日本管辖之下；希望各方通过和平方式处理领土问题；任何升级紧张或是导致误判的行动，都会影响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反对任何可能以改变现状为目标的单边或是强制性行动[24] 。显然，美国试图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两面施压的手段进行争端管控。
进入2014年以来，美国在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抑华压华的立场进一步清晰。2014年2月，美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质疑我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这也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质疑“九段线”的合法性；4月，奥巴马总统访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美日安保条约义务适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由日本管辖的所有领土。” [25]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总统出面，宣称其双边安保条约涵盖中国领土钓鱼岛。5月，美国因中国在西沙群岛海域部署石油钻井平台，指责中国的行动是“挑衅”和“侵略行为”[26]，
完全背离了美国自己声称的在主权争端问题上“不持立场”的一贯政策。
（五）中美关于海洋秩序的分歧和摩擦呈加剧之势
海洋秩序涉及海洋疆域划分、国际海洋法的理解、应用以及海空行为规则的制定和实施等多方面内容，但中美分歧主要集中在后两个层面，体现在中美对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理解不同，确立海空行为规则的标准和程序不同。关于专属经济区，美国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赋予沿海国管理专属经济区内经济活动的权利，但没有赋予沿海国管理12海里领海之外、专属经济区之内的军事活动的权利，因此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勘测和军事侦察活动不受沿海国的任何限制。[27] 中国则主张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不仅拥有经济开发和海洋科考主权,而且拥有特殊的安全利益，军事航行自由必须符合“无害”和“和平”目的。[28] 美国高频度的对华抵近侦察事实上对中国海空力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而既不可能完全无害，也不可能纯粹出于和平目的。
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26个国家与中国持类似立场，这也说明中美关于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的分歧，仍是国际范围内的争议和国际法难题，但问题是，这一分歧正日益成为中美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发生偶然事故的核心因素。据统计，自2001年至今，中美因抵近侦察而引发的摩擦或事故已有10起，包括：2001年美国“波第其”号（USNS Bowditch）间谍船事件和EP—3撞机事件；2002年“波第其”号二次闯入东海；2009年美国海军“无瑕”号测量船（USNS Impeccable）和“胜利”号间谍船（USNS Victorious）事件；2010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事件；2011年U2侦察机事件；2013年“无瑕”号事件和“考彭斯”号事件；2014年P-8A巡逻机事件。其中2001年至2009年以前发生3起，2009年至今7起，摩擦的频率明显上升。
中美关于海上秩序的分歧还表现为制定规则的标准不一。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惯例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ADIZ），要求位于东海上空的航空器必须提供飞行计划识别、无线电识别、应答机识别以及标志识别等识别方式。[29] 对此，美国反应强烈。克里称“美国对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深表关切，这是试图改变东海现状的单边行动；升级行动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制造事故风险。”[30] 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声明中亦称，“美国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深表关切，并视此举为试图改变地区现状的行为。这种单边行动增加了误解误算的风险。” [31]
三、战略分歧管控的基础、空间和原则
中美虽然在军事领域存在多层面的分歧，但两国在安全领域也存在多方面的共同利益。同时，得益于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管控敏感问题的手法日益成熟，中美在一些传统安全难题上开始出现新的互动空间，为两国有效地进行军事分歧管控提供了基础和空间，同时也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
（一） 中美进行军事分歧管控具有广泛的安全利益基础
中美共同的安全利益包括“趋利”与“避害”两个维度。所谓“趋利”是指两国都希望共同推进的利益目标，包括实施各自国内发展议程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都有维护地区安全域稳定的需求和责任；都有面临防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任务；都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等。所谓“避害”是指两国都不希望面临的共同后果，包括两国都不希望发生“冷战式”的对抗；都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都不希望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发生断裂性逆转。由于战略互信匮乏，“避害”对保持当前中美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尤其显得紧要。
（二）传统难题上出现腾挪辗转的新空间
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抵近侦察以及美国国内的立法歧视一向是妨碍中美军事交流和影响中美战略互信的难题，但随着中国实力和自信心的增长，中美在上述议题上出现新的互动空间。
1、对台军售问题的影响趋向可控。中国在美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底线外交已见成效。奥巴马政府曾在2010年1月和2011年9月两次对台大规模军售，但并没有突破中方不得出售攻击型潜艇和F-16CD战机的底线。2011年美国对台军售前，美国事实上同中方进行过事前沟通，美长期坚持的“六项保证”出现松动迹象。今年4月，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不愿就“六项保证”是否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问题作出明确和肯定答复，仅称“六项保证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成分”。[32] 事实上，中美在军售问题上经过长期的较量和互动，双方的底线已基本清晰，只要双方能够保持战略克制，不有意碰撞对方的底线，美国对台军售的影响将呈可控之势。诚如王毅外长所言，“在台湾问题上，我们阐述了我们的原则立场，这是毫无疑义的，美方也重申了他们的一贯主张。我想台湾问题是在可控的状态内。”[33]
2、中美在抵近侦察问题上存在相互妥协的空间。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的反应是“既不承认也不接受中国宣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美国也无意改变在该地区的行动方式”，[34] 美国还指责中国试图单边改变现状。中国“建章立制”的行为一方面是对美国舰机的抵近侦察行为形成制度性反制，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妥协，即，美国舰机既然可以来，但中国舰机在中国近海当然也有抵近识别的权利。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表示，美方对华抵近侦察已经是常态化，不可能停止，但中国的反制也不会终止，只要有国外舰机对中国抵近侦察，中国的识别查证行为就不会停止，但吴胜利也明确表示“绝不希望发生第二次中美撞机事件，绝不希望牺牲第二个王伟”。[35] 既然任何一方暂时都无法改变另一方的行为，能否制订双方都能接受的海空行为规则就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
3、中国军队日益自信开放，改变了以往对美交流的被动角色。中美军事交流与合作的障碍既来自美国国内的立法限制，[36] 也来自中国军队对美接触的心理担忧，但近来中国军队已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放。中国已应邀参加美国主导的“金色眼镜蛇”和“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此外，中美澳三国也已就举行联合军演达成一致，三国已于2014年10月举行了小规模的联合演习。这些动向说明，中国军队正在改变以往在中美军事交流中的被动角色。
（三）有效的战略分歧管控需要遵循战略审慎原则
中美两国已确立了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未来方向，业已启动探讨建立中美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体现了两国希望减少突发性事故和摩擦的共同意愿，但战略性和政策性分歧管控还需要贯彻战略审慎原则：
• 谨慎而不是夸大性地评估对方的意图和能力，避免蓄意渲染和臆造威胁；
• 保持战略克制，不要以盲动或躁动的方式碰撞对方的底线；
• “相互尊重是管控好两国分歧的正确方法”，[37] 双方要秉持互谅互让、有取有予的原则，避免惟我独尊和全面出击；
• 坚持包容性原则，坦率表达意见，淡定听取批评指责。当然，贯彻上述原则还需要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远见，要有权力分享和责任共担的意愿和充分心理准备，要秉持持久的战略耐心和意志，争取以和平而非战争或冷战的方式实现中美之间的长远战略安排。
注释：
1. “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华网，2011年6约28日，见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6/28/c_121593256.htm。（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9日）
2. “Obama’s Statement
to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The White House,
July 8, 2014, at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4/07/20140709303557.html#axzz3HUqT0ohj.(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0日)
3. 吴敏先、方海兴、高明生：“论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历史贡献”，《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第39页。
4. Martin Jacque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world order,” April 18, 2012, at
http://www.newstatesman.com/economics/economics/2012/04/beginning-new-world-order.（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0日）
5. Justin McCurry and Julia Kollewe , “China
overtakes Japan as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February
14, 2011, at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1/feb/14/china-second-largest-economy.(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2日)
6. Robert Roy Britt，“ Will China
Become the No. 1 Superpower?，” August 15, 2008 ，at http://www.livescience.com/5042-china-1-superpower.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2日)
7. Song Jingli，“China’s
economy to surpass US in 2016: IMF”，China Daily,April26
,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1-04/26/content_12396645.htm. (上网时间：2014年9月30日)
8. John J.Mearsheimer,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October 25, 2014 , a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6日）
9. Robert Ross, “A Realist
Policy for Managing US-China competition,” Policy Analysis
Brief , November 2005, at http://www.stanley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pab/pab05china.pdf. （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9日）
10. Phillip C. Saunders, “Manag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 ” Strategic Forum,
July 2009, at
http://www.isn.ethz.ch/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ots591=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104200. （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0日）
11. 赵绪生：“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27页。
12. 参见王金辉：“试论国际危机管理模式”，《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第86-88页。
13.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5215.htm.
14.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2012年3月，见http://www.brookings.edu/zh-cn/research/papers/2012/03/30-us-china-lieberthal。（上网时间：2013年9月20日）
15. 同上。
1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February 2010, at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6JAN10%200700.pdf. （上网时间：2014年9月20日）
17.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March 2014, at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上网时间：2014年9月20日）
18. 《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国网，2010年3月31日，见http://news.china.com.cn/txt/2011-03/31/content_22263797_2.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21日）
19.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国防白皮书），新华网，2013年4月，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4/16/c_115403491.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21日）
20. Chuck Hagel, “The US
Approach to Regional Security,” June 1,2013, at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hangri-la-dialogue-2013-c890/first-plenary-session-ee9e/chuck-hagel-862d.（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1日）
21.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January 2012, at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9日）
22. Winslow Wheeler, “Powering the
Pacific ‘Pivot’ With Leon and Chuck ,” January 23, 2013,
http://nation.time.com/2013/01/23/powering-the-pacific-pivot-with-leon-and-chuck/#ixzz2qbMyarp5.
(上网日期：2014年10月6日)
23. 王缉思 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2012年3月，见http://www.brookings.edu/zh-cn/research/papers/2012/03/30-us-china-lieberthal。（上网时间：2014年9月16）
24. John Kerry,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Kishida After Their Meeting,” April 14,
2013, 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483.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15日)
25. “U.S.-Japan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and Beyond,”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us-japan-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japan-shaping-future-asia-pac.(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0日)
26. “Kerry: US concern
over China ‘aggression’ at sea，” May 12, 2014 ，at
http://news.yahoo.com/kerry-us-concern-over-china-aggression-sea-173836432.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0日）
27. Raul (Pete) Pedrozo，“Coastal
State Jurisdiction over Marine Data Collection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 December 2010，at
https://www.usnwc.edu/Research—Gaming/China-Maritime-Studies-Institute/Publications/documents/China-Maritime-Study-7_Military-Activities-in-the-.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1日）
28. Peng Guangqian,“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December 2010，at
https://www.usnwc.edu/Research—Gaming/China-Maritime-Studies-Institute/Publications/documents/China-Maritime-Study-7_Military-Activities-in-the-.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1日）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 国防部网站，2012年11月23日，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11/23/content_4476911.htm；“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见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11/23/content_4476910.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22日）
30. John Kerry, “Statement on
the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11/218013.htm.（上网时间；2014年9月5日）
31. Chuck Hagel, “Statement on
the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http://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6392.(上网时间：2014年9月4日)
32. William Lowther，＂US Senator
Rubio seeks answers on the ‘six assurances’＂ Apr 05, 2014 ＇ａｔ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4/04/05/2003587314/1．（上网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33. “王毅会晤克里谈台湾问题：在可控的状态之内，”大公网，2013年9月21日，见http://news.takungpao.com/taiwan/shizheng/2013-09/1915753.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20日）
34. John Kerry , “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fter Their Meeting,” February 7,
2014, a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2/221459.htm.(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9日)
35. “美机来侦察 中方必拦截，”大公网，2014年9月19日，见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4/0919/2740454.html。（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9日）
36. 美国《2000年国防授权法》对12个领域的中美军事交流施加严格限制，已成为当前扩大中美军事交流的主要障碍。参见，“Limitation on Military-to Military Exchanges and Contacts with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0 , at
http://www.dod.gov/dodgc/olc/docs/2000NDAA.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9日）
37. 王毅：“继往开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网站，2014年1月1日，见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xxx/t1114112.htm。（上网时间：2014年10月12日）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13
旧文章ID：1588
邹至庄: 中国经济超美的意义
作者：邹至庄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日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的计算结果，在2013年中国的总生产（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已接近美国。这项消息引起大家注意，本文先讨论这项消息是否准确，再讨论它在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
比较两国总生产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把一国的生产总值用汇率变换到以另一国货币计算的总值。比如在2013年中国的生产总值是59.6万亿元人民币。用6.34的汇率计算，为9.4万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生产总值是16.8万亿美元。中国的生产总值只等于美国的9.4/16.8=60%。
根据世界银行在2013年预测，到了2021年中国的总生产将超过美国。这预测是基于从2013年到2021年这8年中国总生产的增长率将比美国的高。如果中美两国总生产增长率之比每年平均是1.0659（例如中国的是1.082；美国的是1.015；两者之比是1.0659），8年以后中国的总生产便会从美国的60%增至与美国的相等。
早在2002年，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英文版103页，2005年中译版的105页）说“预计中国的GDP将在2020年与美国持平。”我是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出版的报告，说1998年美国的GDP是79230亿美元；以1998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是39836亿美元。假定中国GDP每年的增长率平均只有6%，而美国的是2.88%。到了2020年两国的GDP便会相等。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把中国货物与服务的总生产以它们在美国的物价计算，这样便可比较中美两国的总生产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这个方法估计在2013年中国的生产总值是13.37万亿美元。和美国的比较，是13.37/16.8=80%，比上面用汇率对比算的60%高。无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比较，或用上面预测2021年或2020年两国GDP的对比，中国的经济力量和美国已相当接近。中美经济力量的接近，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的对立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可先回顾过去，看一个强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自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有武器的强国可以侵占他国。葡萄牙、西班牙、英国与美国先后承继了帝国的地位，苏联在二战后与美国分享帝国的地位。但二战后因为原子武器过于强大，两大国不愿用武力战斗，只能是在世界分权对立。现在中美的关系也是如此。中美两国经济处于对立的地位，同时它们也需要互相合作。
中美两经济大国对世界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在2008年多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的总生产与总需求仍然继续增加，帮助了其他国家经济复苏。中美两国的对外投资，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有益。比如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外来的投资增加了中国的资源，给与中国先进的科技与管理企业的技巧使中国能够快速发展。中国富有以后，向外投资继续增加。到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747亿美元，而美国的向外投资是3967亿美元。中国的只有美国的18.8%。
尽管目前中美向外投资总额的差别还是很大，但是中国在一些非洲与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影响已很大。比如，2014年110月中国带领亚洲国家建立一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来帮助亚洲国家作基础建设，性质与美国开始建立的世界银行相似。不料美国认为这是和世行对立，提出抗议。这是中美两经济大国竞争的例子。
关于两国在军事上的斗争，我在上面已说明军事竞争是不大可能。对于中国会不会侵占邻国这一问题，我想也是不大可能，中国没有侵占的必要。侵占对中国也没有利益，反而会受到世界舆论的批判；并且自从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到强国的侵略，决意辅助弱小的国家。
总的来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已是世界二强之一。中美两国不会用武力战争。但在经济上是对立的，各自用经济的力量辅助与影响后发展的国家，对它们是有益的。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7
旧文章ID：1587
今天的中美关系 = 一战前英德关系？
作者：特约作者 来源：政见
用历史上重要的双边关系来对比中美关系，靠谱吗?今天的学者看待中国的权力积累和中美关系的龃龉时，有的将两国比做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有的比作一战时期的英国和德国——都是新兴崛起的大国不满于现行的国际秩序，想要扩大影响力，挑战已经存在的霸权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Ja Ian Chong教授和牛津大学的Todd H. Hall教授重新审视了这种对比。他们仔细分析了中美关系和一战前英德关系的相似性和差异。
类比的缺陷
两位研究者承认，今天的中美关系确实和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存在高度的相似：中德都是短期内经济高速发展的非民主国家，同时又努力发展海军，试图超越作为霸权国的英国和美国;而美英都是海军霸权、民主国家，将处于上升期的大国视为外交上的挑战者。
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粗线条的相似性意味着中美将会走向战争，因为有诸多因素削弱这一类比的可靠性。
首先，一战前欧洲各国紧张的生存空间使得零和博弈效果被放大，德国的崛起使英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压力。相比起来，太平洋的战略纵深提供给中美两国更多让步的余地，没有必要采取冒险行动。
其次，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由于中美都存有数目可观的核武库，并且在投送能力上差距不大，因此，基于对相互毁灭的恐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英德关系中不存在的变量。
此外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一战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在国际事务中盛行。但今天世界范围内不再有殖民地可以争夺，而经济领域的竞争也是在制度框架下基于市场的竞争。国际政治从一战前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转变到冷战后以合作为原则的“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极大降低了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尽管提出了这么多的反驳，但两位作者并没有全然抛弃掉这一类比，而是沿着这一比较的思路，客观分析了历史和现状，提醒我们可能导致战争爆发的三个现象。
Lesson 1 复杂的安全联盟
一战前，大量的双边条约让国家间相互依赖。一些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为了获得盟国的支持而许下大量承诺。同时，一些大国(比如英国)为了避免被拖入与己无关的冲突，倾向于做出模糊的表态，从而释放出绥靖的信号，这使得德国有自信发起冲突。尽管这些同盟关系都是双边协议，但一环扣一环，导致了多边的结果。
今天的东亚也是如此。小国由于害怕中国的崛起，因此尽可能绑定与美国的同盟。而美国不希望被拖入东亚的冲突，因此尽量避免作出明确的承诺。研究者认为，美国对东亚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战略模糊：既安抚盟友，又约束盟友，同时还能威慑对手。但是这种战略并不能持续下去——与英国的处境类似，这种不确定的策略会传达错误的信息，以至于盟国会有恃无恐，而对手会低估你的决心。
不仅美国，东南亚的小国家也倾向于做出模糊的战略姿态。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纷纷表示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同时又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因为他们既害怕中国的权力，又希望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益。这样的战略会使中美同时质疑与东南亚国家的长期伙伴关系的可靠性，也会导致中美加剧在这一地区竞争影响力。随着这种复杂的双边安全纽带不断加深，大国间在危机中误判的可能性也提高了。
Lesson 2 民族主义
研究者指出，二十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由于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导致社会经济利益的分化，政府、军队以及保守派精英日益面对来自社会民主派的压力，于是通过在公众舆论中培养民族主义来维护他们的权力。
民族主义的特点往往反民主和寻求建立强政府，它们因此是寡头体制的“天然盟友”。同样，民族主义也追求强硬的外交政策，批评对外国妥协、积极支持使用军事手段。一战前的德国和俄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浪潮。政府既制造民族主义，又被它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所束缚。因为民族主义不能容忍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妥协，因此限制了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此外，民族主义的盛行不仅影响在政策层面，还会恶化两国民众的关系。这是一种“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
今天的中国政府也向民族主义寻求对其合法性的支持。不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上，都能看到民族主义者活跃的身影。研究者认为，执政党在特定问题上不一定有执行弹性外交政策的能力，因为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制造了激烈的政治环境，执政者无法再忽视他们，而且还依赖他们的支持和宣传。同样，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不妥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内民族主义的制约。
Lesson 3 不断出现的危机
研究者认为，一战的爆发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单一的矛盾，而是一系列国际危机长期累积导致的。
在一战爆发前，欧洲出现了两次摩洛哥危机，一次波斯尼亚危机，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及日俄战争。持续出现的国际危机带来三方面影响：首先，每一次的危机都会导致敌对双方的怨恨加深，在上一次危机中处于下峰的国家会希望在下一次危机中报复对手;其次，每出现一次危机，都导致国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第三，由于每次危机都没有引起全面战争，相关国家于是放松警惕，不再克制自己的行为。
反观近两年的东亚国际关系，危机不断发生。从朝鲜半岛核试验和韩国天安舰击沉到中国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以及中日韩竞相划分防空识别区。虽然每次危机最后都安全着陆，但是相关国家的立场越来越强硬，冲突也日益激烈。研究者认为，这种持续的相互挑衅以及依赖于强制的外交政策如果得不到控制，最后很有可能在朝着战争的方向上无法回头。
在结论中，两位研究者再一次提醒：认识到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不代表就能轻松解决这些问题。维护亚太和平的理想方式应该是建立持久的国际机制安排来管理这类风险。这也依赖于美国和东亚诸国有意识的避免通过以邻为壑的方式来寻求民族自豪感和政权合法性，而要尽可能采取外交手段挖掘双边合作的可能性，最终消除一百年前的英德对抗留在今天的阴影。
参考文献
Chong, J. I., & Hall, T. H. (2014). 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 (1), 7-43.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1
旧文章ID：1582
美媒诬中国掠夺缅甸 你们为伊拉克冤魂伸冤过么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纽约时报》发恶毒社评离间中缅
《纽约时报》24日刊发一篇以刺耳语言抨击中国的社评。该文称中国正对缅甸宝贵的自然资源发动“大规模抢掠”，所用的是“公然盗窃”和“权贵资本主义”方式。文章历数中国对缅甸从红木到野生动物资源的“灭绝性”破坏，并把缅甸警察打死一名抗议者归罪中国。文章以“缅甸人民”的名义呼吁遏制这样的“掠夺”和“榨取”。
这篇就差没对中国“骂娘”的社评很像是《纽约时报》声讨中缅贸易的檄文。它把中国描述成恶棍，而缅甸又傻又愚昧，被中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美国精英们则是看穿中国把戏并且为那些愚弱民族主持公道的正义力量。
《纽约时报》这次没给中国戴“新殖民主义”的帽子，算不算是笔下留情?长时间以来，美欧舆论把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通通看成搜刮和巧取豪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倒卖黑奴，见什么抢什么，吸干了很多殖民地的血，他们就认为中国一定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心狠手辣。
中国某些商贩在缅甸的经济活动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必须指出，中国政府对诸如破坏性开采资源、贩卖野生动物及走私珍贵树种等，都是坚决反对的。对于贩毒，中国更是严厉打击。极少数中国人在缅从事不道德活动与中国的对缅政策完全是两码事，《纽约时报》故意混为一谈，显然是想通过其影响力在缅甸社会散布厌华仇华情绪。
《纽约时报》在文章中强调人权，但这些年美国在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干了什么，第三世界的公众不是瞎子。美军在那些国家炸死了多少平民百姓，《纽约时报》为那些冤死者的人权发过一篇社评吗?曾经非常富庶的缅甸这些年陷入落后，保障人权缺少起码的物质基础，美国的对缅制裁实际上一直是推波助澜的外力。
《纽约时报》的团队应当很清楚西方的繁荣与它们对第三世界的盘剥是什么关系，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及控制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很多那样的地方依然一贫如洗。西方对那里的发展是掐尖式的，开小煤窑式的，总是挑最肥的地方下手，往往留下的是一盘残局和严重倚赖西方的畸形经济。
一些西方人至今对第三世界怀有老爷心理，《纽约时报》这篇社评摆出的就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架势。它在教训缅甸人“离中国远点”，试图给中缅之间打下新的楔子。
中国在缅投资的莱比塘铜矿等大型项目遇到阻力，连昂山素季等政治家都感到遗憾，而西方媒体力量在这当中起了很坏作用。西方如今没钱在缅甸大规模投资，中国的投资它们又想方设法搅黄。缅甸就应长期与现代化无缘，保持某些西方人愿意看到的质朴与贫穷?这实在很不人道。
中缅之间的贸易问题需我们双方认真解决，希望缅甸方面对西方的挑拨保持警惕。中国很愿意与缅甸一起繁荣，缅甸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决不想被遭到现代化遗弃的国家包围。而《纽约时报》这样的机构在把缅甸等中国邻国当“棋子”看，它们最关心的不是缅甸等国的社会进步，而是这些国家怎么变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中国。
作为中国的邻国，缅甸需要很小心不按照外部大国的利益逻辑审视它与中国的关系。缅甸只有保持心灵上的独立自主，才能看透《纽约时报》这样的“仗义执言”里究竟藏着多少狡诈。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1581
缅甸禁区，中国商人非法生意猖獗
作者：JONAH M. KESSEL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视频截图显示，中国公民在缅甸帕敢购买玉石。该地区本不应出现任何外国人。"]("http://graphics8.nytimes.com/images/2015/01/22/world/asia/22sino-jade/22sino-jade-articleLarge.jpg")
在过去一年中，《纽约时报》影像记者乔纳·M·卡塞尔(Jonah M. Kessel)一直在观察中缅边境沿线吸食海洛因的问题，缅甸政府将这片由分裂主义游击队控制的领土称为“黑色地带”。
本周有报道称，可能有中国公民被困在战火纷飞的克钦邦，这些存在矛盾的报道提醒人们，中国在中缅边境的另一侧正进行着不正当的交易。
周一，中国官方新闻报纸《环球时报》报道称，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和缅甸军队在翡翠资源丰富的帕敢(Hpakant)附近开战，导致数百名中国公民被困。该地区是这种极具价值的玉石的世界头号产地。
周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否认了上述报道，称该地区没有中国人。但数小时后，克钦独立军军官蒙光(U Mong Gwong，音译)告诉《纽约时报》，大约300名中国公民确实因为内战而受困。
中国政府可能不愿意让大家注意到以下事实，即中国公民正在被缅甸称为黑色地带的地区做买卖，游击队作战人员在民族冲突中控制了这片领土。缅甸禁止外国人进入黑色地带。我在过去两年中花了很长时间，设法在这片黑色地带进行拍摄，多数时候无功而返。在从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延伸出的一条泥土路上，共有六个军事检查站，使得外国人无法进入这片声名狼藉、毒品交易肆虐的翡翠矿区。通过了一个检查站，可能会在下一个检查站遭到阻拦。
但对中国人来说，这些障碍似乎没什么影响。从《纽约时报》此前调查翡翠业时获得的有关翡翠矿的录像片段看，中国人自由进入禁区，在那里买卖翡翠。
但据克钦邦叛乱分子透露，中国人不只是买卖翡翠。
克钦族独立组织(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与力求脱离缅甸政府统治的军队类似的民间组织——发言人杜卡(Dau Hka)表示，帕敢地区几乎所有的翡翠矿都归缅甸人所有，至少名义上拥有。但他说，“在幕后操纵的都是外国公司及外国商人。”他指的是中国商人，据称是他们在为黑色地带的翡翠矿提供资金。在克钦邦以南地区在进行着另一种战争。世界上25%的海洛因产自掸邦(Shan State)的这片布满鸦片罂粟的山谷。就像克钦邦的翡翠矿一样，种植罂粟的地区也是一个黑色地带，外国人不得进入。
今年冬天，我来到了这些罂粟齐腰高的地里。在这里种植鸦片是不会受惩处的。当我一边拍摄鸦片种植者，一边在地里艰难穿行时，我的牛仔裤沾上了罂粟花渗出的致幻汁液。那是我当时唯一的一条裤子。我想象过自己在回北京的路上，尝试向中国机场的安检人员解释为何缉毒犬找出了我的场景。幸好它们没闻出来。
这些地里生产的海洛因，大约90%最终会抵达中国，在那里被吸食。
尽管法律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地区，罂粟种植者对我说，制作海洛因的中国化学师一直在那里自由工作。这种情况已经维持了几十年，政府设定的底线，对遏制交易几乎不起作用。罂粟种植者以此养家，叛军则用赚到的钱作为争取独立斗争的经费。尽管本周有关中国公民在克钦邦被困的报道中有相互矛盾的表述，但在缅甸的黑色地带的确有大量中国人。缅甸的内战为从事木材、玉石、黄金和毒品走私的中国人创造了安全港湾。
本月，15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非法砍伐而在克钦邦被拘。周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及被扣人员时说，“中方敦促缅方从人道主义出发，善待上述人员，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但在缅甸，这类抓捕实属例外，而非常规。
“一些从事非法活动的商人，受暴利的吸引，越境采矿或走私玉石，”中国驻缅甸大使杨厚兰在被问及中国人参与帕敢事务的情况时说。“但这种非法贸易中有些部分，比如毒品贸易，是无法根除的。”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6
旧文章ID：1580
美媒：中国更加愿意倾听 对公众意见愈发敏感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联社1月26日报道，原题：中国领导人显示在垃圾而非政治问题上倾听
为向公众宣传在北京西部山区修建世界最大垃圾焚烧厂之一的必要性，中共官员组织数百民众进行了特别参观，与其商谈并散发调查问卷。首钢集团称，在调查显示92%受访者支持后，他们才修建的鲁家山焚烧厂。
在共产党中国，争取公众支持的尝试可能让人感到意外。以往当局想在哪里建基础设施就在哪里建。如今对于环境等一些问题表现出更大的倾听意愿，似乎是为了平息民众的不快。当局正着力兼顾公众情绪与中国快速发展的需要。
处理数量日增的垃圾就是个巨大挑战。北京确立了2015年前建9座垃圾焚烧厂的目标，但鲁家山只是第四座竣工的。城市官员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的首都居民的“邻避(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观念。“我们必须建更多垃圾处理厂”，北京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但同时必须考虑民意。”
对公众意见的如此敏感也出现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较富裕城市，那里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要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此前接连出现了公众抗议后省级政府做出让步，推迟修建或搬迁化工厂的事。专家认为其中有政治动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分析家威利·拉姆说：“若他们(政府)让人觉得完全忽视民众的经济和环境要求，那么更多人会示威，这样会加剧不稳定。”
2013年年底中共的一次重要会议后，官媒公布了显示政府回应民众要求的十件事，包括允许生二胎，改革户籍等。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就天然气、电和公交涨价征询公众意见。该市不久前提出上调公交车和地铁票价的方案，并邀请民众加入听证小组。
有分析家说，此类公众意见征询目的是为官方决策提供合法性。为减少社会问题，当局往往会迅速处理民众的非政治呼声。▲(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1579
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幕后琐记
作者：陈徒手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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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夫妇参观人民公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方却因国家形象、外交观瞻的政治需求，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某些改变的机遇和可能。这是尼克松本人在来华前万万想象不到的，相信他当时对中国这些情况特别是基层状况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思想转弯
1971年夏秋之际，中美两国政府确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意向，消息传出，立即轰动全世界。在世人惊奇万分的同时，中共高层更觉棘手的是，在高调反帝几十年后，怎么能让党内各级干部及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即将来到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严酷事实。
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高层为此次宣讲活动定义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教育”，最早下发的是《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紧跟着的是外交部、北京市委印发的有关教育材料，学习的目的在于：“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尼克松为什么要来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让尼克松来等问题有进一步认识，解决一些糊涂思想，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自觉性。”(见外交部材料)在1972年春节前后，对事态进展颇为担忧的北京市委几次下达指示，要求加快学习进展，号召革命群众“为捍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尽最大的力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交谈长达五个小时之久，后来形成了只供传达的官方简本《谈话纪要》，并择要刊发于《参考消息》。此次谈话被中央指定为基层群众需要反复学习、解开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讲话中几次强调，尼克松是自己主动要求到中国访问的，中方是被动接受的。这样充满优越感的表态，排遣了民众的思想惶恐和焦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难堪，显示中方强大示人、不可藐视的主体一面，倒看出美国人的几分狼狈和焦急。
毛说：“(尼克松)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很明确地表态：“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毛回答了一段事后闻名全国的著名语录：“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凭着高度专一的领袖权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释权，他诙谐轻松、举重若轻的语态，很好地化解了国内民众的困惑，反而让民众颇为受用和自傲。那时中方还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热点问题上保持反美的理论姿态，这也从侧面舒缓了“尼克松访华”对社会层面的压迫感。
当时周恩来也多次在内部讲话中引到台湾问题，言语之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尼克松来京是为了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这多少淡化了干部群众对尼克松之行的恶感，逐渐减弱了群众最初的震惊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市委宣传部门及基层单位党委无力全盘解答，只能笼统地表态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问题，找答案，自我教育。”
![""]("http://images.infzm.com/medias/2015/0122/88354.jpeg@400x600")
尼克松夫人品尝食堂饭菜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接待方针
周恩来作为主事者，在前景险恶不测、极左思潮泛滥的政治大局下，深知接待工作的超级难度和复杂性，他只能谨慎从事，异常小心。1971年12月初，他以中性的标准制定接待尼克松的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他强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周恩来传》，p2062)
随着到访日子的临近，重大责任慢慢下移到基层，整个京城也随即呈现躁动、紧张的局势。1972年2月10日、17日，市委连续两次下达关于进一步搞好接待准备工作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各局、区县，希望在尼克松到达以前逐一落实各项工作。2月17、18日，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杨寿山等人率队分头检查17个重点参观工厂和6个游览单位，着重在参观路线、安全保卫、环境卫生以及解说词等方面一一把关，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高标准。2月18日市委负责人吴德亲自来到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在厂区逐一检查重点部位，并在现场指示市委人员再传口信，要求各单位坚决把接待任务完成好，保证外宾在本单位不出问题。
实际上，从职权来分，北京市只负责尼克松随行人员参观工厂、商店、游览景点及社会层面的安全问题，重点接待单位约有二十家左右。2月17日晚上，市委、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杨寿山和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把相关单位负责人叫到市里，再三强调：“这是一项极为光荣、重要的政治任务，要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实际演习，做到人人心中有底。”结果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回去后，又在第二天清晨匆促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市委的工作精神。市里的高压态度致使基层单位“草木皆兵”，如履薄冰，不得不高调表示：“天天检查，天天抓落实，直到尼克松走，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见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关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汇报》)
为慎重起见，在尼克松访华前一个月，市委又临时补充一批工厂参观点作为备选。按市里的要求，各接待单位纷纷成立以党委(或支部)书记为主的十人领导小组，下设思想教育、政治环境、安全保卫、卫生防病、接待服务等工作机构。各车间也相应成立了3至5人的接待班子。仅以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为例，全厂各级接待队伍人员多达130名，还特地举办学习班，专门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对相关工作事宜进行反复研究，逐条落实。(见工厂简报语)
作为外事接待大户，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对参观线路、环境布置格外重视，多次排演外宾接待保卫的具体过程，通过模拟来验证有否漏洞，明确每位保卫人员的分工和位置。2月19日晚上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再次对与会者进行组织纪律性教育，让大家充分认识到搞好这次接待是保卫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一场斗争，要求做到“四不”：不围观，不隔窗观望，不在厂内、楼道内外来回走动，不离开生产岗位。(见工作简报语)
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是把这“四不”作为纪律条例下发各单位的，明确指出这是市委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当时中国与外界基本隔绝，基层单位很少能看见外国人的身影，能见到美国总统的随行人员，工人届时难免会好奇地围观，前颠后跑。面对这种可以预见的细节，高层人士觉得有碍国家政治形象和人民精神面貌，因此不得不处处设防，以严苛的纪律来加以控制。工艺美术工厂等单位还提出，职工要真正从始至终做到“四个显示”，即“显示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变化和精神面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显示出中国工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显示出我们有条不紊、按计划办事的工作作风。”(见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党总支《关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汇报》)
每逢重大事件来临，基层单位总会习惯性地拿出类似“四显示”的表态性言论，让它们充斥各种简报汇报之中，以满足上级焦虑的维稳需求。各单位的工作表面上有所松动，甚至还略嫌轻松，其实还是被板结凝重的内部气氛所弥漫。尤其遇到“尼克松访华”这种不告而来、异常的外交事件，官方在台面上对美帝国主义的说法、判断没有彻底改观，只是策略性的应变和最高层的谋划，对党内和民众根本没有交待领袖的真实想法，政策界限不分明，各级干部无从了解事变的要领，头脑陷于混沌茫然之中，只能靠着熟悉的老调和惯性穷于应付。
保卫工作
治安保卫工作成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重中之重，市委在此问题上非常强硬，提出几项刚性要求：“对五类分子和其他危险人物逐个做了安排，严格控制和防范。参观沿线的各种隐患，都采取了预防措施。对易燃、易爆、剧毒等物品，进行了普遍检查，订了保管、使用制度，预防意外情况发生。保卫人员进行了具体分工，各负专责，确保绝对安全。”(见1972年2月22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致吴德、吴忠、丁国钰》)为此，公安部门已提前向各系统下达“冬防”安全保卫工作的指示，力争在尼克松来访前在安保上万无一失。
在工业各系统中，以从事民族工艺生产为主的市二轻局是外事接待较为集中的重点部门。据简报称，局党委先后召开五次保卫工作会议，逐项研究并做了细致的布置。局党委还下文强调，要百倍警惕，决不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隙。经过各单位汇总，确定二轻全系统共有“九种人”(包括地富反坏右)489人，对其中表现不好的30人需要严加把控，采取留厂专人负责看管的措施，要组织监改小组，对怀疑对象早晚安排劳动，加强管教，不给其破坏时机。
吴德等市委领导特别指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严格城区、单位出入管理，对生产需要增替的设备、产品，在可能的范围内均要提前配置。为此，各单位都要提前备货，尽量让外地人员在此期间少进入城区相关区域。譬如料器厂原来每天都有外地来人取料，厂领导对外来人员的政治情况不太了解，因此决定在20日前将七天外加工材料一次发完，在尼克松来华期间不再发货，以此堵塞可能出现的安保漏洞。(见1972年2月20日北京二轻局党委致市委、市革委会《关于我局系统接待尼克松准备工作落实情况报告》)
实际上，到了1971年尼克松准备来华之际，经过“文革”以来几番“清理阶级队伍”，“过滤”了城区芜杂、可疑的人口，大大提高了首都市民的红色净化度。据1968年11月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截至11月13日，全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已达80100人，其中叛徒3927人，特务4761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20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993人，新挖出的五类分子14435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7566人，其他坏分子14320人。
转年2月20日，市革委会上送中央的报告中称：“到2月底，全市(清理阶级队伍)已揪出9.9万人……已定案的1.5万人中，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占已经定案总数的54%。”定案人中有一半以上确定为敌我矛盾，结案处理时会格外加重。1970年12月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12月24日市革委会向中央报送的《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情况报告》披露，全市又挖出各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5002人。市委高层确信，通过这么几次定点定时的运动式清理，已在全市范围内基本摸清了“各类阶级敌人”的状况，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已发挥到极致，目标中的各类敌对分子基本上不敢轻举妄动。
那几年间，市里还数次进行规模很大的治安大清查，往往会出动公安干警、卫戍部队和街道积极分子二三十万人次，沿街盘查，深入住户，每次都能查出有疑问人员数千人，按政治轻重的情况一般能收容其中的三分之一。
为了确保尼克松访华过程不出差错，北京卫戍区和各区公安分局还派出专业人员，深入到各接待单位进行岗位与任务的预习，也就是训练治保骨干“散落”在群众中发挥作用。市第二通用机械厂抽调65名可靠的治保工人散布在参观沿线，安排三百多人在车间班组的不同部位定时巡查。该厂通过摸底，早已列出各类问题人员192名，对五类分子和精神病患者作了重点安排，让他们届时有工作任务在身，无法有空隙离岗。
尼克松是1970年代初第一位到访的西方国家元首，中方安保工作尚在摸索之中，防范严苛，又因经验缺乏而略嫌拘谨。到了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时，政治保卫的内部规格更为严厉和细化，甚至明确提到：“对帝修反的间谍、特务和五类分子，加强侦察、控制。”(见1973年9月11日市委简报56号)
临战状态
到了1972年2月，北京全城进入了临战状态。接待单位开始全力打扫自己区域内的厂区、室内卫生，参与人员之多为历年少见，各单位纷纷报告称“面貌大有改观”。2月20日，市第二通用机械厂党委向市革委会外事组上报说，全厂抽出近千名人员突击卫生环境，动员34辆汽车、两部铲车、两台推土机、50辆大马车以及数十辆电瓶车、手推车等运输工具参战，共清理运走积土两千余立方米，就地平整积土五百多立方米。(见厂党委《关于接待尼克松随行人员准备情况的报告》)
有意思的是，在尼克松到访前的一个星期内，各接待单位突然整建车间里的更衣室，理由是不合规格，建筑材料过于简陋，有碍观瞻。北京不少工厂的更衣室多是建设中利用剩余物资随意搭建的，样子破旧，这次市里下令予以全部撤除，重新翻建。有的车间男女更衣室整修后的面积共达八百多平方米，宽敞而又整洁，工人们借此享受外事带来的福利。
市外事组此时收到基层大量的汇报材料，譬如说沙发、地毯、桌椅等都已布置好，供电线路作了几次检查，室温始终保持在22、23度左右等等。市里领导也特意叮嘱道，接待人员的衣着尽量穿得干净，女同志尽量穿花衣服。同时，市革委会根据最新的上级精神，派人对主要街道上的画像、语录牌、标语口号等作了调整和更新，并指示建设部门对外宾可能到达的街道的门窗、墙壁、厕所等，抓紧进行简易的粉刷和修整。
从尼克松、田中角荣相继访华，一直到1973年秋季法国蓬皮杜来京，这一连串重磅人物的访问都给北京的社会层面带来许多细微的变化，官方有了改进诸项工作、弥补市容不足的动力，原有的一些简陋、凑合方法因此得以改善，整个城市的服务功能在调节之后明显有了良好的提升。
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农产品比以往大大丰富，副食品的售卖方式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难得的改观。譬如水产公司规定变质有味的鱼不准上市，对质量太次的小带鱼不准投放市场，零售店禁止出售冻盘里边夹杂的坏鱼。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市革委会财贸组推广西单菜市场大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经验，人们所不喜的不雅外观的大肉就此难以摆上案板。过去副食店是用敞篷汽车运送大肉，承受尘土洒落，此情景难免会为外宾观察到。副食部门当即决定在尼克松来京前夕，以领导、职工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式，突击改制帆布篷汽车，限令在2月20日全市八十余部运肉敞车全部篷盖化，并规定苫盖不严，司机不准开车。
存在多年的副食店小吃店的卫生问题也终于摆在财贸组的工作议程里，譬如生鱼、生肉和糕点柜台的部位挨得很近、小吃店脏乱差拥挤不堪等等，都是顾客意见很大，多年未得解决的。市里一声令下，副食部门紧急开会商讨，决定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做出调整。最生硬的一条决定是，为了避免外宾在公园见到乱扔的鸡骨、鱼刺，市里强令除了颐和园听鹂馆、北海公园仿膳食堂和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外，所有公园里的其他饭馆不再经营炒菜。
有趣的是，商业副食部门重点关照了尼克松随行人员及记者所住的饭店及周围的商店，陈列了品种齐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琅满目的观感，随时销售，随时补充，一直供应到贵宾离京。
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方却因国家形象、外交观瞻的政治面子需求，吹皱了一池原本封闭的静水，深深地触动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某些改变的机遇和可能。这是尼克松本人在来华前万万想象不到的，相信他当时对这些中国国情特别是基层状况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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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进入蜜月期以前的情报交流 “中美最终在战略上有所收获”
作者：特约撰稿王尔山，记者赵蕾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正所谓“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处理比较棘手的问题时，实用主义成为美国重要的传统。同时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四十年前的中美合作，貌似与现在的美越合作有颇多相似之处。且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解密——
那是一项令人兴奋的任务。去中国之前，首先需要确保自己拿到最新最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中情局，包括卫星照片、通话监听截取、与中方的交流记录，还有第三方国家，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可以提供他们认为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活动。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最近一次来到中国是在2014年6月，他协办了一个能源研讨会，有两百多名中欧专家参加。距离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已经整整40年。
1974年11月，在海参崴参加完美苏两国首脑高峰会议后，麦克法兰跟随基辛格来到中国。麦克法兰独自一人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间里，给解放军高级将领讲解苏联军队移动和部署的情报，长达三天。
麦克法兰比谁都清楚这种秘密行动的风险。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年中美建交前的情报交流，风险极大，因为“与一个尚未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分享这个级别的信息，很可能需要走到接近违法的地步”。
1985年，以他命名、由他乔装打扮亲手实施的“麦克法兰计划”——美国秘密向伊朗运送武器被揭露，里根政府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1987年，麦克法兰服用了十几颗镇定剂，差点搭上性命。
刚刚踏入国家安全领域时，麦克法兰的偶像是基辛格，“想成为他那样的国家安全顾问”。到了“伊朗门”时，他已经梦想成真。
麦克法兰曾经将自己对伊朗的“开门”，比作基辛格对中国的“开门”。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伊朗的情况还不像中美对话那样，可以到公开的地步，美国的得益也不明显，不足以说服美国民众，但“我不会为此感到遗憾”。
“中国军方跟我对接的， 每次都不是同一个人”
南方周末：你怎样开始负责情报交流的工作?之前有过这方面的工作背景吗?
麦克法兰：我有点小运气。我到白宫工作，是因为我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每年这个奖学金都选择15个有领袖潜质的年轻人，提供去白宫实习工作一年的机会。幸运的是，我的办公室在基辛格博士隔壁，当然，你要去和邻居打招呼，所以我认识了他。当时他手下有一个海军军官，负责所有机密文件和工作，他在白宫工作5年后需要回到部队。所以有了一个空缺，我在海军呆过，之前学的也是战略研究，我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让基辛格博士面试的机会。斯考克罗夫特帮我做了推荐，我后来被基辛格博士聘用，当然，他说没有人能取代我的前任，但是我为他工作了两三年，所以我猜我的表现还不错。
南方周末：基辛格博士和你交流过他对中国的看法吗?
麦克法兰：中国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处于相对孤立。
我们的考量是，就如何确保冷战期间避免发生冲突，中国对美国可以有所帮助，当时美国正努力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在维护和平这方面我们可以跟中国找到一致目标，中美可以交换意见，互相帮助维持各自国内的稳定，清晰地向苏联表明我们至少有在沟通，而且可能在各自政策上有所协调。
南方周末：你说当时中美两国向世界展示出交流的举动，但那时中美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你们是怎么和中国人交流的?
麦克法兰：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中美两国交流情报信息。当时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容易受到攻击的：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45个师，中印边境也不那么太平，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的物资援助，包括军用物资。苏联海军军舰还在中国周边巡逻。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正面对来自苏联的全方位的遏制与压制，直接的部分来自北方边境，间接的部分借了印度之手，通过军舰巡逻还有对朝鲜、东亚其它国家的援助。美国当时也面对类似的压力。
苏联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导弹计划，他们的洲际导弹全都指向美国，导弹测试进展神速，美国很难进行监测，在这方面中国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能就检测苏联导弹测试提供协助。中美如果交流情报，这对双方都有好处。我当时的工作，就是收集在华盛顿可以得到的全部的主要与苏联有关的最新情报，和中国军方领导人进行分享，请他们提意见，比如能不能在中国建立情报站，便于我们更好监控苏联的导弹，毕竟导弹把中美两国都纳入险境中。我和基辛格教授到中国，当他和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谈话时，我就在地下室和中国同行们聊天。
南方周末：能告诉我们你当时和谁接头吗?你和中方联系是否有一套机制，你们是直接电话联络，还是通过其它方式?
麦克法兰：中国的军方领导人确定具体由谁来跟我对接，不是每次都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解放军军官。我最好还是不要透露他们的名字。
南方周末：每次都可能发生改变?
麦克法兰：是的。从1973年到1977年之间，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两次，我都要去中国见他们，直到我离开那届政府。我的继任者是罗伯特·盖茨先生。
南方周末：这种形式的情报交流至今还存在吗?
麦克法兰：我希望如此，我不确定，可能还有吧。
“当时两国关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友好合作的地步”
南方周末：你1974年和1975年两次到中国，具体的细节如何?
麦克法兰：那是一项令人兴奋的任务。去中国之前，首先需要确保自己拿到最新最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中情局，包括卫星照片、通话监听截取、与中方的交流记录，还有第三方国家，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可以提供他们认为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活动。
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一份很完整的报告，包括边境上的战术部署、苏联洲际导弹的战略性能，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苏联对印度等国的援助项目等等，这些信息都要做成具体的简报，并向中方解释，中方配备书记员，记下所有细节。但这对美国政府而言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当时两国关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友好合作的地步，美国国内有些人对中国对越南的支援感到不满，毕竟那么多美国人正在那里丢掉性命，有些人则对中国国内局势抱有顾虑。所以，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有各自的理由，对是否应该与中国有所交流持怀疑态度。而我们的法律反映了这种顾虑。实际上，与一个尚未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分享这个级别的信息，很可能需要走到接近违法的地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对尼克松总统及其接任者福特总统而言，允许进行这类交流是要冒一点风险的。但两位总统相信美国终将从战略上有所收获：通过向中国开启对话，我们希望有可能推动紧张局势的逐步缓和，最终促成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这将极大地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被证明确实如此。
南方周末：当时两国之间还没有建立友好的关系，你的中方联系人相信美方是真心愿意分享如此敏感的信息么?
麦克法兰：是的，从中方可以看到的明显结论是，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这在具体跟我对接的中方联系人这里看得更加清楚。第一次，满意;第二次，很明显可以看出来，非常满意和感激，甚至可以说很开心，相信此举将推动两国关系升温;第三次，体现出一种渐进的理解，意识到双方都将从中受益，中方对此是鼓励的。
南方周末：这对双方建立信任都有好处。
麦克法兰：是的。我们也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比如更好地监测苏联的导弹测试。只有在中苏边境部署设备和监测站才能更好地收集一些情报，这对我们很有价值。
南方周末：你曾将伊朗门事件与基辛格博士提倡的对华开放政策相提并论，做过一个中国类比。
麦克法兰：我认为，唯一的可类比之处在于，我们向彼此打开大门，目的是为了避免因为无知和缺乏交流而发生误会。我们两国对于维护世界稳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并不仅仅限于亚洲地区，而是在全球范围。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对全球稳定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至于伊朗这个例子，当时和现在，都是事关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仅限于波斯湾地区，而且关系到至关重要的燃料运输是否可行。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在长时间的隔绝以后试图开始对话、重启对话，就可能包含风险。这是因为，导致孤立的态度固然指向了错误的方向，却已经植根于政府的政策之中。要想反现状而行之，为达成理解奠定新的基础，你就一定会受到批评。在中国(这个案例)也是适用的。这就是基辛格博士要将自己的访华高度保密的原因，而这秘密保守了很多年。
与此相仿，我认为，要在当时跟伊朗开启对话，而伊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这不仅仅指地缘意义，还在于它控制着全部的石油运输，还有它实际上也是容易受到攻击的，设想伊朗遭到苏联入侵，苏联取得了控制全球石油运输命脉的地位，怎么办?这对世界稳定将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苏联看上去确实打算这么做：苏联在伊朗边境进行军事演习，还在阿富汗部署了十万人，看上去苏联是在盘算进入伊朗。因此，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事并不是总能成功。当保密工作出现漏洞，事情在伊朗曝光，当时情况还不像中美对话那样达到足够成熟而可以公开的阶段，我们这边的得益还不够明显，不能说服美国公众这么做是值得的。但是我不会为此感到遗憾。
“在很多方面中美两国都有互利发展的潜力”
南方周末：2007年和2010年，你两次带领美国的外交政策委员会到访中国，成员包括资深官员和学者，能和我们谈谈这两次经历吗?
麦克法兰：2007年是大选前一年，我带领的是一队专门为总统候选人提供建议的政治顾问，包括麦凯恩的政治顾问、汤普森的政治顾问。中方对此很感兴趣，不仅想认识这些人，还想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想法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还包括其它政治议题。我们谈到了伊朗、中东、核武器扩散、环境污染等世界大事，这对代表团以及总统候选人大有帮助。还有中国在南海日益表现出来的兴趣，因为我们之前和苏联在海洋疆域上有过争端，所以我们想避免和中国出现类似的问题。中国人对这些还没有当上总统的候选人这么感兴趣，这一点令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的交流富有成效。不过那次的代表团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专家。2010年的那次代表团，我们针对的不是总统那个层面，主要针对的还是时政议题。
南方周末：在两国建立相互信任这件事上，还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目前“互信”依然是两国之间的一个难题。
麦克法兰：我认为在很多方面中美两国都有互利发展的潜力。举例来说，现在中东地区，伊朗在发展核计划，我们认为这可能对中东的稳定造成损害。中国近年来在中东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政府在它们的能源行业投入了过亿美金，中国政府能建议他们停止核计划。
还有一些不是那么充满敌意的领域，像环境问题。中美两国在环境问题上都面对共同的挑战，中国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炭，美国之前也是，但是现在正往天然气方向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在天然气方面达成贸易协议，我相信未来几年会落实。美国在把天然气转成液体燃料这方面的技术比较先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能帮助中国减少燃烧煤炭而产生的污染。
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技术革新和政治交流，都能够增强两国彼此间的互信。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解决一些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上，如核扩散、环境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都负有责任。中美两国在很多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
南方周末：在能源和技术方面，中美在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会有怎样的合作?
麦克法兰：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已经探索了很长时间。过去的五到十年之间，中国都在探索如何加快发掘新能源。但是美国在提高能源利用率这方面的发展比中国快很多，特别是过去5年。美国开发出了将煤炭转化为液体能源的技术，这项技术很新。2014年6月，我协办了一个有两百多名中欧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会议讨论的就是海陆空运输能源，在石油以外有什么替代选择可以投入应用、怎样才能降低这些替代选择的价格，从而有利于中美两国消费者。我认为这进程会加快，我希望可以成为其中一分子。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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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中国再度强调“国家安全”
作者：刘罡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引起外媒关注，有媒体称，这份文件使安全事务在习近平的议事日程上占据了核心位置，他将直接领导中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土安全。
美国《纽约时报》1月23日的报道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周五批准的一份蓝图确定了国家安全领域的优先解决事项，并警告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和外部危险。这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文件，使国家主席习近平完成了将安全事务置于其议事日程核心位置的最后一步。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没有透露这份文件的详细内容，但强调说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已进入了危险多发期。报道还说，虽然强调危险迫在眉睫是中国领导人一贯的政治语言，但习近平比他的前任们更热衷于把自己描绘成国家利益的坚强捍卫者，他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对邻国采取了强硬立场，对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也态度强硬。
香港《南华早报》1月24日的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五批准了一份国家安全蓝图，并发表声明说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其中一些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必须时刻对这些危险保持警觉。声明强调共产党需对国家安全保持“绝对控制”，并承诺要组建一支高度专业化的队伍来保卫国家安全。报道援引中国反恐专家李伟的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新批准的这份反恐蓝图，涉及到了从反恐到国防、外交政策、国内社会骚乱、甚至当前这场反腐运动等诸多领域的危机管理。他说，这份蓝图的出台显示，习近平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在安全问题的处理上要达到更高标准，切实做到高效、权威和有效。
日本《外交家》杂志网站1月24日的报道说，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严重威胁。报道援引凤凰卫视评论员吕宁思的话说，中共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也就是说，在总体安全观的指导思想下，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中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土安全。
《印度时报》1月24日的报道说，中国共产党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风险”，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中国军队“意识到潜在危险”。报道说，中国虽然被外界视为世界第三军事大国，但它却担心其邻国日本撕毁和平宪法、全面启动军事化，有观察人士认为，最近两名日本人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一事， 可能就会给东京提供废除和平宪法的借口。
报道说，从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发声明看，中国准备加强陆海空三军的武器装备建设，尽管西方经常批评中国的国防开支过高。报道将政治局声明中“中国将积极参加全球和地区治理”一语解释为，中国这是暗示它已准备向外国领土上派出军队，从事联合国维和使命之外的行动。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1576
奥巴马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庆典意在制衡中国
作者：Gordon Fairclough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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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Reuters
2014年12月30日，新德里，印度空军士兵为共和国日庆典排练
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定于周一在新德里与印度领导人一同阅兵，届时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将展示其军事现代化成就以及文化的多元性。
奥巴马出席庆典旨在在中国的面前，突出展示世界最大的两个民主制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致。越来越自信、装备精良的中国正在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
奥巴马在印度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的共和国日(Republic Day)庆典期间对印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此举标志着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日益升温之际，美印两国关系极大深化。
这是印度首次邀请美国元首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庆典。冷战期间，随着美国扶持新德里的对手巴基斯坦和中国，印度大部分时间都在拥护不结盟政策，培养与俄罗斯的关系。
奥巴马接受邀请，显示出美国重新燃起希望：在去年选举出来的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印度将能够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如果该国要成为制衡中国的不容忽视的战略力量，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在奥巴马与莫迪(Modi)周日的峰会之后，两位领导人表示将深化防务合作，增加两国陆军和海军的联合军事演习。他们还同意着手联合开发防务技术。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说，美印将设立工作组来探讨航母技术的分享以及推进喷气式发动机方面的合作。
印度一直在努力升级国防设备。多年来印度国防设备主要来自前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然而在过去三个预算年度中，印度从美国采购的武器装备超过了莫斯科。
在努力加深与中国的商业联系来提振自身经济的同时，印度对北京的不信任也是深入骨髓的。中印两国之间仍存在领土主权争议。此外新德里也不满中国在其南亚邻国依靠援助推动的影响力上升以及北京在印度洋军事力量的加强。
对于一些美国决策者来说问题在于印度能否崛起。奥巴马政府一名官员称，如果印度经济没有起色，那么将很难在这一地区或者是全球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个时候大家关注的是行动。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6
旧文章ID：1575
杜兰：美国对缅甸政策正面临新选择
作者：杜兰 来源：《当代世界》，2014年第11期
美国对缅甸政策正面临新选择杜兰 2011年3月，缅甸总统吴登盛上台并开启民主化进程。奥巴马政府看到缅甸改革的契机，将缅甸作为“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施行“以行动对行动”为原则的对缅接触政策，两国关系迅速转圜。然而，经过近三年的“蜜月期”后，美缅关系中“唾手可得的果实已被摘完”[1]。美国发现，缅甸仍未走上其所期望的民主路线，改革走进了深水区。奥巴马政府对缅外交也开始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代之以更灵活的“可校准”政策，由鼓励为主转向了加大施压。美缅两国间龃龉增多，关系发展有所停滞。近期来看，奥巴马的对缅政策会适应新形势做出调整，但仍面临诸多内政外交方面的制约，两国关系近两年难以取得新的突破。
奥巴马政府的对缅政策正趋向强硬
一、美国对缅政策施压一面加强
随着缅甸2015年大选的临近，美国政府和国会在缅甸政治转型和人权问题上的施压力度加大，态度趋向强硬。美国官员在谈及缅甸时，不再像之前以赞扬缅甸的改革成就为主，而是以较多篇幅强调其面临的各方面挑战。2014年5月15日，奥巴马再次宣布延长《国家紧急状态法》，继续限制美企与有军方背景的缅甸公司和个人的生意往来，禁止从缅进口玉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于2014年6月16 日对媒体表示，缅甸应尽快改革宪法，允许公民自由选择下任总统，美国将在近期与缅甸政府沟通修宪一事。此后，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劳工的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率军方和财政部官员代表团访缅，与缅甸政府和军方人士讨论如何确保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缅甸军方在政府中的角色等关键问题，意在向军方施压。美国国务卿克里2014年8月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也公开强调缅甸政府应继续加快民主改革，改善人权，确保2015年的大选能在自由、公平及可信条件下举行。
在罗兴亚人问题上，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014年4月访缅时，对缅甸政府在若开邦驱逐“无国界医生”等组织表达了不满。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表示，缅甸政府应采取紧急行动，阻止若开邦地区的暴力活动。2014年4月27日，奥巴马在马来西亚演讲时表态，“如果穆斯林人口被压迫，缅甸转型就不会成功”。[2]5月，缅甸议会草拟限制不同宗教间通婚的法案，引发美国国内的指责声浪，美国国务院也对此表示严重担忧。国会众议院该月还通过了418号决议，要求缅甸政府停止对罗兴亚人的歧视，尊重少数族群人权，呼吁美国政府应继续向缅施压。
二、缅甸对美干涉举措日益反感
缅甸认为修宪是内政问题，对美国干涉其内政的强硬举措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发表声明后，缅甸总统发言人耶图回应称，如何修宪是缅甸议会和人民的责任，这不是美国“该管的事”。[3]奥巴马宣布延长制裁一年后，缅甸政府回应称影响很小，发言人耶图表示这不会损害缅甸的发展。[4]一位缅甸议员对媒体表示，奥巴马不断宣称美国支持缅甸的改革进程并对改革充满信心，然而却决定在投资、贸易等领域对缅甸的制裁再延长一年，美国对缅政策看似自相矛盾，其实不过是依据自身利益而决定。
美国在缅甸宗教矛盾问题上介入较多，也引起了缅甸上下的抵触。如在2012年底奥巴马访缅后，缅甸联邦政府边境事务部部长登铁中将就代表缅甸政府，谴责奥巴马在仰光大学演讲中就罗兴亚问题发表荒谬言论。美国的施压适得其反，缅甸宗教冲突依然严重，甚至蔓延到了与孟加拉国的边境。
缅甸国内对奥巴马对缅甸改革的邀功也表达了反感。奥巴马2014年5月28日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说，美国的外交举措是缅甸民主改革的驱动力，假如缅甸的改革取得成功，那么缅甸将是美国不费一枪一弹赢得的一位新伙伴。而缅甸诸多人士对这番言论都不买帐。缅甸执政党巩发党的执行委员拉瑞驳斥奥巴马的说法是自吹自擂，缅甸的改革是自身主导和努力的结果，没有得到美国的任何帮助。反对党民盟的发言人楠钦兑敏则表示，华盛顿对缅甸实施的只不过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5]
美缅关系遇阻的原因存在于多个层面
在缅甸大刀阔斧改革的初期，奥巴马政府的接触政策得到国内普遍支持，从而在短期内解除了对缅甸的大部分制裁，美缅恢复了外交关系。但由于缅甸改革脚步放缓，各种社会问题也依然突出，该政策的效果开始受到美国国内的质疑。美国的府会矛盾也使奥巴马难以在对缅外交上继续迈进。
一、缅甸改革进程放缓
缅甸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处于以修宪为中心的新阶段，涉及到总统任职资格、联邦体制和军队地位等核心问题，进退两难。缅甸各派虽然对修宪表现出积极姿态，但对于如何修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对话协调的趋势在减弱，明争暗斗在加剧。为防止过快的民主化带来国家混乱，吴登盛政府宣布，缅甸改革进入以政治稳定为中心的第三阶段，并明显放缓了改革步伐，特别是在修宪问题上进展缓慢。
2014年6月6日，缅甸议会修宪执行委员会投票否决了修改宪法第59条，即总统候选人的配偶和子女不能为外国国籍的规定。如这一决议得到议会通过，则意味着缅甸议会在2015年大选前不会讨论修改该条，昂山素季参选总统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在修宪委员会提交的方案中，也没有提出修改军队在议会中自动占25%议席的相关条款。现在缅甸国内对宪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436条，即修宪是否需要75%以上议席同意。民盟和其他党派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减小修宪的难度。但该条款涉及军方重大利益，妥协难度较大。
缅甸议长吴瑞曼曾提出计划在2015年6月前完成修宪。按照目前形势，2015大选前缅甸很难对宪法进行实质性修改。如果宪法得不到修改，缅甸就不可能达到美国所要求的民主制度标准。缅甸分析家评论说，镀金也只能维持三年光景，缅甸民主运动的政策虽然放松，但由于受2008年宪法限制，不可能实现民主转型。要达到这一步骤，就必须把2008年宪法里面不符合民主标准的地方加以修改，在修改宪法之前，缅甸无法达到真正的民主制度。[6]
美国希望利用缅甸大选前的机会，力促其对宪法进行实质性修改。2014年以来，缅甸在修宪问题上的表现使美国感到十分受挫，美国对缅甸的民主改革前景失望。美国希望缅甸军方完全从政治事务中退出，成为政治上中立的职业军队，以实现真正的民主。但缅甸最有实力的势力仍然是军方，且其影响力很难减弱。正如吴登盛总统所说，军队在缅甸未来政治中总是“占有特殊位置”。未来几年，缅甸仍将在军人政治家的领导下施行“有纪律的民主”。[7]
二、缅甸宗教矛盾突出缅甸尚未解决
少数民族武装冲突的问题，近两年宗教矛盾又日益严峻。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徒占到全国人口的90%左右，占少数的穆斯林与占人口大多数的佛教徒混居。2012年6月，若开邦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冲突爆发，迅速发展为全国范围内佛教徒与穆斯林的流血冲突，至今已经导致200余人丧生、14万人流离失所，受害者大多数是穆斯林。在若开邦，被迫迁徙的罗兴亚人不能呆在家里、不能越过边境，不能自由获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援助，生活状况惨不忍睹。[8]
缅甸宗教矛盾棘手，政府担心广大佛教徒的反对，不敢大力出手解决。在2014年年初的人口普查中，吴登盛总统宣布不承认罗兴亚人国籍，仍然以“孟加拉国人”的身份登记，引发了又一轮冲突。而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同政府立场差别不大，昂山素季因其模棱两可的回避态度受到很多批评。可以说，宗教冲突加剧是缅甸民主化的代价，是长期以来积压的民众诉求的爆发。缅甸宗教问题解决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少数民族武装问题，如处理不好将阻碍缅甸未来的民主改革进程和国家稳定。
美国频频就罗兴亚人问题对缅甸政府批评指责，国会通过多份决议，国务院官员和驻缅大使也多次到访若开邦等地区。对于美国的介入，不只是缅甸政府，缅甸的精英和广大民众也都有不满。美国的立场是缅甸国内在压迫罗兴亚人，侵犯了人权，应予以制止。但缅甸政府和民众都坚持罗兴亚人问题是主权或政治问题，驱赶罗兴亚人是在保护国家主权和佛教地位，反对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预。一个缅甸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就评论说，美国将罗兴亚人问题视为人权问题，但如果缅甸政府不从人权角度来看，就会觉得美国是有偏见的。[9]
三、来自美国国内的阻力加大
美国国内媒体纷纷评论缅甸在修宪问题上没有进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权问题严重，已经放开的新闻自由有重新收紧的趋势，改革进程在倒退。美国的民主、人权组织和缅甸在美的少数民族团体也不断呼吁奥巴马政府对缅甸执政集团采取强硬措施。但对美缅进一步接触抵制最大的力量恐怕来自于美国国会。
在奥巴马政府之前，美国对缅政策的主导权主要在国会手中，缅甸问题属于“时尚精品店问题”。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期，美国国务院在与缅接触方面发挥了突出的引领作用，国会在这一问题上也达成了难得的两党共识。而在国务卿希拉里和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这两个对缅接触的主推手卸任后，国会作用有重新加大趋势，加之美国临近中期选举，府会矛盾进一步凸显，国会对奥巴马政府接触政策的质疑声音正在明显增强。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奥巴马给缅甸的好处太快太多，接触政策并没有带来缅甸政权特别是军队的改变，美国需要恢复强硬态度，甚至有70余名议员联合要求政府重新对缅甸制裁。曾大力支持对缅新政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2014年7月发表长篇讲话，批评限制总统参选资格的缅甸宪法第59条是不公平的，对缅甸在2015年大选前可能不会修改该条表示强烈担忧，并强调如不能保证大选公平自由，美国对缅的剩余制裁就不可能解除。[10]
美国国会与政府在缅甸政策上的分歧在扩大，并且制约了政府对缅的各方面投入。2014年1月，国会通过2014财年预算法案，在对缅预算上提出一系列新条件，包括缅甸需在修宪和人权问题上取得进步。奥巴马政府原本考虑通过普遍优惠制扩大对缅贸易优惠，但这一法案阻碍了短期内贸易援助项目的成立。[11]此外，美国公司当前存在着一种“自我制裁”的现象，担心对缅投资制裁随时可能恢复，对缅甸的法律框架和基础设施条件也缺乏信心。而且，缅甸对外资要求必须与当地企业合资，但大部分有实力与美企合资的大型企业都被列入了制裁名单，这进一步阻碍了美国对缅甸的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对缅甸投资很难明显增加，投资额难以赶超中日等国。
因制裁法案的限制，美缅军方交流的人员级别很低，而且交流议题集中在人权、民主改革等问题上，形式也限制在进行研讨和培训班。美国国防部官员在2013年12月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不建议当前与缅甸恢复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项目(IMET)。[12]2014年4月2日，美国国会提出H.R.4377议案即“2014年缅甸人权与民主法”，内容是停止未来两年对缅安全援助，恢复条件是缅甸建立对军队的文官监督、军队停止践踏人权行为、终止与朝鲜的军事关系。9月9日众议院外委会审议了该议案。此外，7月9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伊斯要求奥巴马政府终止美缅军事合作，直至缅甸政府改变对若开邦罗兴亚穆斯林的态度。[13]
美国国会议员对缅甸2015年选举能否公正自由持怀疑态度，在选举前同意解除对缅制裁法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国会制裁法案限制，美缅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关系短期内难有明显进展。而奥巴马政府正面临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等诸多内忧外患，年底中期选举后还有成为“跛脚鸭”的可能性，恐怕不会为了缅甸问题过多消耗其政治和外交资源。
奥巴马政府需在对缅政策上做出新选择
尽管看到美缅关系发展有所停滞，但受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约束，奥巴马政府的对缅政策显得目标和能力相脱节，即美国希望缅甸能够重新回到其主导的阵营，但美国财政有限、政党内斗及缅甸对外部势力干涉其内政的警惕与戒心，均让奥巴马政府在对缅政策上运作空间受限。未来，美国将在缅甸大选、代理人选择等方面做出新的选择。
一、拉拢缅甸执政集团
美国已意识到，2015年缅甸的选举结果很难如其所愿，选举西方的长期代理人昂山素季上台。民盟虽然在缅甸颇受欢迎，但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和中青年接班人，未来执政前景堪忧。现任总统吴登盛和议长吴瑞曼是竞选下一届总统的有力人选。尤其是总统吴登盛威望较高，对西方态度温和，若吴登盛连任将是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局面。
奥巴马政府也清楚，缅甸修宪存在很大难度，并且外界很难直接介入。缅甸已具备基本的民主要素，美国应注重的是维持其民主化的势头，而不要求一次特定选举结果。美国著名缅甸问题专家大卫•斯坦伯格就提出，2015年大选前修宪可能性很小，美国不能为此否定选举，只要选举公平自由就要肯定，之后宪法自然会得到修改。[14]相对于实现民主，美国目前更需要维护在缅长期地缘战略利益。美国也担心，如果在修宪、民主化等问题上推得太急，缅甸军队会翻盘，如造成缅甸再次由军人执政，甚至陷入混乱分裂，美国将更加无能为力。
因此，美国已向缅方表态称，只要选举公平自由，就承认选举结果，不管未来谁当选，都会继续与缅甸合作。奥巴马政府也从现实利益出发，开始在缅甸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两面下注。一方面，美国继续向缅甸政府和军方施压，要求其在昂山素季的参选资格、军人议席比例等修宪和选举问题上让步;另一方面，肯定执政党和军方在改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加大接触，而对昂山素季的直接支持已有所减弱。这也是昂山素季自2013年以来积极出访欧洲和亚洲周边国家的主要缘由。
二、加大对缅甸2015年大选的影响
美国近期对缅工作重点是努力保证2015年大选过程的公平、透明。国务卿克里2014年8月初在缅参加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时表示，“2015年的选举绝对将是一个让全世界判断缅甸前进方向的时刻。必须让选举具有包容性、可靠、开放、自由、公正和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进而使它成为一次有信誉的选举，引导走向2016年的和平权力移交。”[15]克里还邀请缅甸议长和主要委员会主席访问美国，讨论如何确保选举的公平、透明。预计2014年年末奥巴马总统借参加东亚峰会契机访缅时，还将与缅方重点讨论修宪和选举议题。
培养缅甸的媒体和公民社会、提高其监督选举的能力是美国影响大选的一个重要手段。2013年3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着眼缅甸“选举和政治进程”援助项目，旨在帮助缅甸政府改善选举事务管理，以确保2015年的选举自由、公正、公平和具有公信力，推动选民教育。[16]2013年，美国提供了技术和能力支持，帮助三百多个公民社会组织和5,800名人员参与缅甸的转型和政治进程。美国政府通过政治和公民参与机构(iPACE)的项目，支持为当地活动人士提供有关民主体制和公民参与的培训，以扶持一个具备参与性、代表性和能力的公民社会。[17]奥巴马政府还提出2015财年拨款8845万美元支持缅甸政治经济转型，加强公民社会能力。
总之，美国已认定2015年的大选是影响缅甸走向何方的试金石。在缅甸民主转型前景明朗前，美国对缅仍将坚持“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美国对缅政策的目标有双重考虑，既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衡中国影响力的战略意图，也希望为美国树立起新的“民主样板”。不过，美国影响缅甸的手段依然有限，对缅外交投入也力不从心，真正实现上述目标困难重重。美国将长期面临一个重要选择，即是把美缅关系置于制衡中国的战略圈内作为优先，还是把推动缅甸民主改革作为优先。毕竟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美国不是缅甸改革的主要动因，也不会是缅甸成功完成民主化的最关键因素，缅甸的改革前景仍取决于自身。缅甸看到与美国彻底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很大，美国也很难给予真正实惠。未来缅甸将继续坚持民族主义的独立外交政策，并依托东盟，更多地重视与亚洲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一点不会因意识形态或个人利益的原因而改变。
注释：
[1] Catharin Dalpino, “A Strong Start to the New Year”,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16 n.1 – US-Southeast Asia, MAY 15, 2014,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401qus_seaasia_1.pdf. (上网时间：2014年7月23日)
[2]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Young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Initiative Town Hall”, April 27,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7/remarks-president-obama-young-southeast-asian-leaders-initiative-town-ha. (上网时间：2014年6月27日)
[3] “缅甸称其修宪不该美国来管”，《光明日报》，2014年6月22日，第8版。
[4] Simon Tay and Cheryl Tan, “The real victims of U.S. sanctions on Myanmar”, Japan Times, July 21, 2014,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4/07/21/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real-victims-u-s-sanctions-myanmar/#.U_FZY9I3nfh. (上网时间：2014年8月20日)
[5] “奥巴马涉缅甸言论引争议”，光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gmw.cn/2014-06/02/content_11488870.htm。(上网时间：2014年7月23日)
[6] 丹梭奈：“缅甸专题：分道扬镳的四方组合”，译自缅甸《今日民主日报》，缅华网，2014年6月20日，http://www.mhwmm.com/Ch/NewsView.asp?ID=4917。(上网时间：2014年8月20日)
[7] Andrew Selth, “Will Aung San Suu Kyi be President? Odds Are Lengthening”, June 30, 2014,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4/06/30/burma-myanmar-Aung-San-Suu-Kyi-president-Odds-lengthening.aspx?COLLCC=3080950533&COLLCC=3905694657&. (上网时间：2014年7月23日)
[8] [日]村主道美：“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对其民主改革的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1-138页。
[9] Lynn Kuok, “Promoting Peace in Myanmar-U.S. Interest and Role”, A Report of the CSIS Sumitro Chair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ay 2014, http://csis.org/publication/promoting-peace-myanmar. (上网时间：2014年6月27日)
[10] “McConnell on the Future of Burma”, Jul 24 2014, http://www.mcconnell.senate.gov/public/index.cfm?p=PressReleases&ContentRecord_id=5f361f1b-b85f-4ad7-9ea3-645c58c1173c&ContentType_id=c19bc7a5-2bb9-4a73-b2ab-3c1b5191a72b&Group_id=0fd6ddca-6a05-4b26-8710-a0b7b59a8f1f. (上网时间：2014年8月20日)
[11] Catharin Dalpino, “Second Chance: Prospect for U.S. Myanmar Relations”, “Myanmar’s Growing Regional Role”, NBR Special Report #45, March 2014.
[12] “Statement of Vikram Singh,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versight of U.S. Policy Toward Myanmar”, December 4, 2013, 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31204/101550/HHRG-113-FA05-Wstate-SinghV-20131204.pdf. (上网时间：2014年5月6日)
[13] Tim McLaughlin, “US to Lead Training Program for 30 Tatmadaw Officials in Nay Pyi Taw”, Myanmar Times, July 31, 2014.
[14] David I. Steinberg, “Myanmar: election boycotts and democracy?”, PacNet #18, March 6, 2014,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418.pdf. (上网时间：2014年5月6日)
[15] “克里在缅甸与媒体见面时的讲话”，2014年8月11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4/08/20140811305406.html#axzz3Ahqb8K1i。(上网时间：2014年8月20日)
[16] “美国国际开发署将支持缅甸选举和政治进程”，2013年3月12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13/03/20130312143985.html#ixzz2ySrBsfso。(上网时间：2014年5月6日)
[17] “美国国务院关于美国向缅甸提供援助的简报”， 2014年8月11日，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4/08/20140811305403.html#ixzz3Ai24ZgR4。(上网时间：2014年8月20日)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26119546_all.html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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