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姚  来源：晶报

    韩国国防部昨日确认，韩国、美国、日本三方已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始共享涉及朝鲜核武及导弹计划的军事情报。备忘录名为《韩美日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美国副防长罗伯特·沃克23日签字，韩国国防部次长白承周和日本防卫省次官西正典26日签字。就在昨天，三方签字的协议书交由美国，宣告协议正式生效。根据这份协议，美日韩三方可共享互换的情报包括口头、电子、文书等形式，内容仅限涉朝核武和导弹威胁，不会扩展到其他领域。

    笔者上周末就此话题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曾言，备忘录生效将成为影响东北亚时局的一个最新敏感事态，势必会刺激朝鲜方面作反应，甚至有引发东北亚变局的潜在可能。

    必须要指出的是，和日本共享情报，在韩国属于极度争议事态。两年前，韩国女总统朴槿惠的前任李明博正是在国内的强大压力下，在媒体炮轰密室决定的反弹声中，被迫在预定签字日当天，宣布放弃协议。为什么敏感？当然是因为韩日外交关系近年相当不对付，因为独岛争议，也因历史观问题。但韩国为何现在愿签备忘录，无他，美国压力使然。美国构建的东北亚三角战略同盟，这两年处于停滞状态，对此，美方大为光火，日方事实上也有改善日韩关系的强烈动机。安倍晋三上周末刚迎来再任首相两周年，但两年来安倍并未能和朴槿惠实现双边会晤，也没有对韩进行正式访问，这在日韩外交史上可谓空前。

    正是在这种合力之下，韩方扛不过压力，只能选择妥协。从备忘录的消息发布看，外界也可验证韩方的不情愿姿态。之前日媒早已提前放料，但迟至上周末，才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防部官员出面吹风，而且他还特别强调， 这种情报共享并非日、韩间直接交换，而是通过美国间接进行。

    但在笔者看来，虽有诸多限定，签署备忘录意味着美国强拉日韩接近的策略业已奏效，韩日军事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特别要提请大家关注，上周末韩国及一些国际媒体的预热报道，都将备忘录的目标范围明显扩大，也都明确提及中国。上周六，韩国最大媒体《中央日报》如是分析美国立场，该报引述韩国一位未具名安全专家称，朝鲜威胁固然是一个因素，但为牵制中国和俄罗斯，美国非常需要强化韩美日三方安全合作。法新社报道同样认为，美国已分别同盟国日本及韩国各自签署双边军事协定，之所以要推动三方军事合作升级，就是为了应对中方在区内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英国《金融时报》上周六的说法更直白，称华盛顿官员推动首尔和东京消除分歧强化三方安全同盟，已到了“近乎绝望、孤注一掷”的地步，其用意除为应对所谓朝鲜威胁，就是要counter China’s rise，即遏制中国崛起。

    值得中方警惕的是，在这份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炒作很久的“萨德系统”也就是所谓战区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是否会借势进入朝鲜半岛？美国将韩国纳入美导弹防御体系即MD会否因此提速？反对“萨德系统”部署朝鲜半岛，这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上月，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曾在首尔作罕有表态，警告“萨德”入韩将破坏中韩关系。

    美日韩三方签署备忘录，涉朝人权问题提案也已进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议程，加上沸沸扬扬的好莱坞恶搞大片《刺杀金正恩》引发的网络战纷争持续，可以预料，东北亚的这个新年不会太轻松，不排除发生非常事态的可能。
    http://news.ifeng.com/a/20141230/42827679_0.shtml

来源时间：2014/12/30   发布时间：2014/12/30

旧文章ID：1154

作者：梁建刚、王珍  来源：解放日报

    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当年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合影。资料照片

　　当地时间凌晨3点，美国白宫铃声大作，总统卡特被电话叫醒。

　　电话自中国打来。总统先生所派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莱斯博士报告：邓小平先生希望派遣一批学者访美，问能否从5000人增加到5万人。博士心知在任促成中美建交的卡特总统一定极关切中方一举一动，5万人数之巨，不敢擅自决定，只能电话请示。

　　拿起电话，卡特总统一听，立即明确答复：“请你转告邓先生，别说5万人，就是10万人，我们也欢迎。”

　　“1979年中美建交后，风起云涌一大批的赴美学习浪潮，就是这样开始的。”倪世雄说。

　　当时正在复旦国际政治系教书的他，命运也因此改变。

　　“卡特总统今年中美建交35周年来访华，5年前也来过，两次都一再回忆这件事。他在人民大会堂演讲后，正好一起坐电梯，我说：‘今天您会上讲得很精彩，尤其是当年发生的事，我就是那时第一批去的。’”

　　下了电梯，原本先走出电梯的卡特，又回过头和倪世雄握手，说：“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邓小平先生功不可没。”

　　50年弹指一挥，而中国之行进在亲历者眼中清晰可见。刚刚度过从教50年的复旦教授倪世雄，是最早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亲历了诸多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瞬间。岁月如流，往事历历，都是足迹。

　　卡西雅的座右铭击中了我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最先开始的就是学术交流。

　　两国交往大门一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便邀请了10位中国科学家去他实验室访问。一批理工科学者赴美是在1980年初，文科是在暑假，我就是当年7月国内第一批赴美文科学者中的一员。

　　人才的选拔最初教育部是要考试的，再由美国派代表团来国内专门面试，团长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

　　我原来的专业是英美文学，后来转到国政系，专业基础比较弱。为了考试，国政系前辈刘星汉老师还专门给我辅导。但当时，我国的国际政治专业很弱，1964年成立后不久就是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恢复，课程基本以讲中国为多，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西方确实不太了解。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辅导中问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就连刘星汉老师也不清楚，依稀知道有个叫“摩什么索”的(汉斯·摩根索)。没想面试时这个问题就考到了。现在想想，我们当时的确是在“摸索”啊。

　　面试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问题除了基本学习经历外，还有对西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看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雅尔塔体系等，大概十多个问题。我有两三个答不出，只好老实回答不知道。但没想到的是，不久后通知书就来了。

　　到哈佛后，我见到孔飞力，便问他录取我的理由。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至今记着，也以此告诫自己的学生。他说：“做学问来不得一点虚假，不懂就是不懂。你面试时懂的讲得很好，不懂不会装懂，这是治学之风。”

　　我在哈佛开始跟随斯坦利·霍夫曼、约瑟夫·奈、亨廷顿、卡尔·多伊奇等著名学者学习，虚心求教，与许多大师建立学术联系，如饥似渴地学习，逐渐真正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一天，我去电影院看了当年奥斯卡获奖电影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片中女主人公卡西雅的座右铭“生命从40岁开始”顿时击中了我。那一年，我正好40岁。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耽搁了那么久，但生命，依然可以重新开始。

　　从那以后，我开始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教学与研究，努力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系统地引入中国。这也成为从那时起之后10年，我最主要的工作。

　　里根总统来信

　　1984年4月30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里根来到了复旦大学。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外事处工作，直接参与了接待里根总统的访问。还记得那天下午是3点15分左右，他穿着一身灰色西装走进了复旦3教3108教室。

　　那时，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正在3108教室里，给近200名学生讲述英国文学课程“关于莎士比亚的五个疑问”。陆教授看里根总统进来，便迎上去向他表示了欢迎。

　　当时课堂气氛很热烈，学生提了很多问题，比如问他大学生活中哪些方面让他印象深刻，美国学生怎么为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做准备，美国大学在美国科技进步中的作用等。

　　当被问及在华访问印象最深的事时，里根幽默地回答，“我也在琢磨呢”。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情，是他到这里之后最为温暖人心的经历，最后他以“我们已经开始了两个民族间最伟大的友谊”作为结尾。

　　之后，里根总统在相辉堂发表了演讲，谢希德校长以三卷谭其骧教授主持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相赠留念。

　　3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公使亲手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交给我，让我转交谢校长。他明确对我说，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访问复旦，是他对中国认识的一个转折。他开始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由此将采取更多方法改善关系。

　　谢希德妙答三问

　　里根总统访华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相当重要的事件，还直接推动了一个硕果——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于1985年成立。

　　1986年，热心的美国朋友在华盛顿成立复旦基金会，帮助复旦开展研究与建造独立的美国研究中心大楼，还争取到美国“海外学校和医院项目”的资助。

　　几经波折后，中心一期工程美国研究中心大楼于1995年完工。

　　这其中的一波三折，也反映着中美关系曲折发展，尤其是在1989年中美关系紧张后，美方停止了资助。

　　后来，我与另一位同事一起陪谢希德校长去华盛顿，新上任的海外学校和医院项目主任毫不客气地提了3个问题：复旦大学是不是私立大学?你们前期的钱是如何使用的?这一项目对于宣扬美国的核心价值有何重要?

　　谢校长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一一作答。尤其对其中最敏感的第三个问题，谢校长说：“如果这个楼造好，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学术交流的一个新的平台和桥梁，推动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增进友谊。”

　　中心是平台与桥梁，而不是谁的宣传工具，这样的表态再明确不过。

　　之后也有人提出，复旦美研中心用了美国人的钱，会不会一味亲美，失去了客观、中立研究的大学之道。

　　谢校长当年的回答我觉得再好不过。

　　“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1989年中美关系恶化，美国总统老布什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来见邓小平，有一篇讲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叫“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8年后，江泽民主席访美。我也正好在华盛顿，当我见到斯考克罗夫特，他向我回忆起1989年邓小平见他时的情景。他说：“我非常感动，江主席昨天见我，让往事历历在目，我现在的心情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一位来了，难过的是，另一位却走了。”

　　他讲得很动情。看得出，他对邓小平很有感情。他对我说，当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他谈话时的三层意思，一是要相互尊重，二是要相互让步，三是不能拖，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特别是第二条，相互让步，当时没有哪个领导人会讲这个话，但邓小平不仅讲了，还已经有了具体考虑，中国在哪里可以让步，美国可以怎么让步，都有了具体考虑，而不是空泛的口号。

　　中美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潮，逐渐好转后，又因李登辉访美陷入困境。1997年江泽民主席的此次访美，将两国关系扭转过来，第二年克林顿访华，两国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又因南联盟炸馆事件陷入低潮……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这样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着。

　　这也让我不断想起那番话：“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是一位伟人站在时代的高度、世界的高度看待两国关系的论断。从那以后这20多年，大家都在一起努力。

　　从拉宾听我课到奥巴马访沪

　　当年我们用10年时间，派了10万学者，赴美学习。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在上海科技馆见中国学生后，准备4年派遣10万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如今，第一轮已经完成，据说美方有意将之作为常设计划。这个举动我觉得特别好，年轻人之间了解加深，对两国未来关系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

　　奥巴马在上海会见学生这整个活动的一些环节，我是全程参与的，这件事连《纽约时报》都有报道，他们都将这次与1994年以色列总理拉宾来听我课的事联系到了一起。

　　那年，拉宾刚在美国与阿拉法特签署中东和平协议，接着就来中国访问。接到他要来复旦听课的消息，学校决定由我讲一堂有关“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的全英文课。

　　之前学生准备提10个问题。拉宾进来后，第一排入座，我讲了10多分钟，便请他发表讲话并回答问题。

　　但没想，拉宾临时改变了主意，说想问个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新变化会对中东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不难，但临时变更，突然有点冷场。我只好向自己的一个学生使眼色，他下意识举手，却没回答问题，只是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问题问了出来。

　　还好这个问题问得不错，拉宾一听很感动，他幽默地化解了尴尬，一口气讲了七八分钟，讲战争、家庭，中东的发展。

　　这件事，后来被大家拿来与2009年学生与奥巴马的对话作比较，两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参加会议的学生，从8个学校选择，之前的准备会只介绍背景，让同学们每个人写下两个最想问的问题，五花八门什么都行。我们只是引导，哪些问题在这种场合可能不太合适，最后集中到大约20多个大家想问的问题。之前也没有彩排，没有安排，谁抢到机会就问。还有那位走红一时的“奥巴马女郎”，实际上她都不是这400名学生之中的。最后的结果，基本做好了奥巴马访华的序幕工作。

　　说这些，看得出，改革开放30年，我们对外的尺度与空间越来越开放了，灵活性也多了起来。

　　这是一个进步。我相信今后进步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记者手记

　　冰淇淋、计算机、环境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50年?能够亲身经历、亲眼见证那些难忘的历史瞬间，在倪老看来，是其最大的生命财富。他说，他这辈子最喜欢两句话：淡泊名利、只争朝夕。把每个十年都看成是生命的开始，十年做好一件事，这是老一辈学人的朴素情怀和精神坚守。

　　印象深刻的是，采访中倪老提到的三次去美国时，都被问及“最大的冲击”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说是冰淇淋，当时中国冷饮只有雪糕、棒冰两大种类，而美国光冰淇淋就有五六十种;80年代末去的时候，我回答说是计算机，当时美国学者已实现住所和办公室计算机联网，而我们整个国政系却只有一台电脑;90年代到世纪之交再去的时候，我认为是环境，不仅是生态环境，也包括学术环境。”冰淇淋、计算机、环境，其间浓缩了国人追赶世界、与世界融合的脚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问倪教授可有什么遗憾?这位笑称自己只有4岁(70岁又是一次生命开始)的白发学者谈到这样一件事：以提出软实力闻名于世的约瑟夫·奈教授一直想让他做个讲座，题目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但倪老一直没能去做。

　　“我是学语言出身的，历史、哲学等理论功底欠缺，虽然一直在补课，但毕竟年纪大了，有点力不从心。但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创建，关键就在这十几年，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啊。”这是一位老学者的殷殷期盼，也是探索中国特色学术道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责任指向，更是行进中国的水到渠成。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41229118273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30   发布时间：2014/12/29

旧文章ID：1153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博客

    编注：本文根据作者近期三篇文章整合。

 　　——中国为何要重估朝鲜政策(之一)

　　《环球时报》从11月下旬到12月初，连发三篇公开讨论中朝关系问题的文章，作者分别为学界和军界人员，这在中共建政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知情人都知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朝鲜和中朝关系话题在舆论中是个碰不得的禁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中朝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有关中朝关系的评论在网络环境下逐渐兴起。可以说，互联网倒逼中国朝野重新反思中朝关系，根据地缘环境、朝鲜半岛和两国关系已发生了的变化，调整对朝政策。

　　官方媒体就此展开的论争，凸显出中国决策层在如何界定和推进中朝关系，如何在朝鲜半岛实现国家利益上，尚心存犹疑和观望，未下定最后决心，制订出明确的政策。这同样体现于中朝高层交往藕断丝连上，中朝领导层换届后，最高领导人还未实现互访，从中国方面来说，政治局常委级的高级官员尚未踏上朝鲜国土(刘云山近期造访朝鲜驻华使馆除外);从朝鲜方面说，张成泽、崔龙海等先后成为二号人物的重臣相继访华。

　　由此而论，在两国关系中，朝鲜更为积极主动，而中国则是在刻意“怠慢”两国关系，迄今为止，政治局委员层级以上者只有李源潮访问了平壤，最近，在中朝关系生变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席了朝鲜驻华使馆纪念金正日忌辰3周年的活动。

　　一般认为，中国冻结两国正国级领导人的互访，使两国关系趋于冷淡，是现任领导人强硬外交的一部分，而从中朝关系微观角度看，朝鲜长期一意孤行，研发和试验核武、长程导弹，不断玩弄战争边缘政策，威胁区域和中国安全利益，引发了中国的不满，特别是在两国政府换届后，朝鲜不顾中国劝阻，仍坚持进行核试和导弹试射，并清洗了知华派张成泽派系，导致了中朝关系陷入困境。中国减少了对朝援助，并对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持更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从而使朝鲜在国际体系中更加孤立。尽管中国并未彻底关闭中朝关系，不管是官方外交辞令，还是李源潮、刘云山先后访问朝鲜领土(按照国际法，朝鲜使馆区亦是朝鲜领土)。

　　在此情况下，朝鲜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修复两国“兄弟”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去中国化”外交，积极改善与美国、韩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尤其是显著提升朝俄关系。崔龙海访问了俄罗斯，并促使后者邀请金正恩访俄。最新情况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就金正恩出席二战胜利65周年纪念活动，向其发出了邀请，相信金正恩如能成行，将会顺访俄罗斯，从而实现外交首访。而此时朝鲜也已结束三年传统“国丧”，从而排除了金外访的现实障碍。笔者一直认为，金正恩是“去中国化”外交的实施，其潜在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旨在推动中朝两国关系恢复原状。

　　在朝鲜近期的活跃外交中，美韩，以及日本和欧洲，都不可能急遽地改变现状，按照朝鲜意图改善关系，除非其在核武和导弹问题上作出明显让步，然而俄罗斯不一样，后者目前在西方制裁下，也已陷入外交孤立，处境和朝鲜类似，无论是从国家关系，还是地缘政治来说，朝鲜在俄罗斯的外交棋盘上的地位都有所提升。在“饥不择食”之下，俄朝关系有可能成为其实现外交突破，展现地缘影响力的重要一招。在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制裁，其对中国战略依赖加深，俄罗斯也可能借拉近俄朝关系，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应重估中朝关系和对朝鲜政策。在短期内宜以实际行动打破两国的冷淡关系局面，从而粉碎俄罗斯企图借俄朝关系牵制中国的图谋;而从长远战略看，中国宜与美韩合作，将实现朝鲜去核武化、放弃具威胁性的导弹作为具体目标，对其进行外交、经济、政治施压，与有关各方一起为其提供安全保证，促进朝韩统一，构建中立区，从而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永久和平。

　　中国应理直气壮干涉朝鲜内政

　　——中国为何要重估朝鲜政策(之二)

　　李敦球、王洪光、曹世功分别发表在《环球时报》的三篇文章，虽然都围绕“弃朝论”展开，然而却并无一人真的主张“弃朝论”。其中，李敦球教授反对“弃朝”，王洪光将军主张建立两国两党正常关系，而曹世功的基本观点，也是认为“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简而言之，李敦球教授实际上是希望中朝继续维持传统的特殊“血盟”关系，而曹世功和王洪光都认为，中朝需从国家利益出发，保持正常关系国家水平。

　　不过跟王洪光不同的是，李敦球和曹世功都是以驳斥“弃朝论”作为起点的，而王洪光则指出，“弃朝论”是个伪命题，正常国家关系取代中朝“兄弟”关系才是正途。三人争论的焦点是，当今世界，朝鲜对中国是否还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中朝两国根本利益是否一致;中朝之间的矛盾是否使后者成为中国的“战略负资产”，因而必须放弃两国特殊关系。

　　李敦球是中朝特殊关系维护者。他主要基于两个判断，朝鲜问题本质上是冷战遗留问题，在冷战阴影下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中朝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根本利益就是一致的，尤其是中朝同属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更加强了朝鲜对中国的地缘价值;中朝两国作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多或少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但中朝矛盾和分歧不同于中日矛盾，不具有战略性质，不是不可调和的，主要是要区分矛盾的性质并管控好矛盾。他还认为中国放弃两国特殊关系，可能将会导致三种结果：朝鲜投入别国怀抱;朝鲜崩溃;朝鲜半岛重燃战火，其潜在含义是，这样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王洪光将军驳斥了李敦球的观点。他首先反对李敦球“中朝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说法——其实李敦球的“根本利益一致说”，并非无条件的，而是以冷战残余继续、东北亚地缘格局未发生改变以及中朝的政治属性没有发生改变为前提的。王洪光认为，中朝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有的利益可能相近或一致，有的利益则大不一样，他以朝鲜拥核和中国要求弃核为例说，朝鲜拥核已严重威胁了中国居民的健康，也对中国构成了核威胁，中国没有必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为了朝鲜的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利益;他还说，朝鲜多次违反《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伤害了中国根本利益，所以李敦球所谓的两国根本利益一致说无从说起。

　　王洪光认为，中朝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根本不同，朝鲜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而代之以金氏家族的世袭统治，所以不存在社会主义政党间的同志关系，只有国家利益的关系，“朝鲜难有替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选择”是朝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中国不必负责。王洪光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从地缘关系的政治、军事上讲，朝鲜的重要地位已大大下降。他从军事角度分析说，朝鲜的纵深也就五、六百公里，充其量只是一个现代战役的纵深，这样的“战略屏障”，对中国没多大意义。

　　曹世功实际上也是正常国家关系论者，所不同的是，他和李敦球一样，从驳斥“弃朝论”出发，认为朝鲜核武化并非孤立的问题，如果不同清算朝鲜半岛冷战遗产、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半岛无核化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不能将朝鲜拥核作为弃朝的理由。

　　曹世功认为，朝鲜对中国的地缘价值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对其完全无视也是十分错误和不智的。就像美国将韩国、日本作为在亚洲的重要地缘战略支点一样，朝鲜也是大国利益交汇折冲之地，其价值不可低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确立的朝鲜战略地位重要性和所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包括深植于朝鲜人民心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和李敦球如出一辙，均认为这笔战略资产不可付诸东流，否则美国就可能重新获得当年在朝鲜战争中都有得到的战略利益，主导朝鲜半岛秩序，并进而威胁中国。

　　不可否认，三人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正是中国决策层对朝政策犹疑不定、中朝关系陷入停滞的根本原因。

　　对于朝鲜的地缘价值问题，中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无疑是十分重视的。迄今为止，中国外交官员对外表态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不允许朝鲜生乱。它延续了毛时代的外交辞令。对中国政府来说，朝鲜不仅具有地理上的地缘价值，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攸关性。王洪光所谓的两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已不同的论调，显然难以说服决策层，这是因为中朝两国尽管开始走不同的国家治理道路，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极、一元政治的代表性国家，在排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个人自由方面，两国利益高度一致，而它们也被两国最高领导层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之一。所以从政治上的地缘价值而言，朝鲜对中国依然具有“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在专制主义在全球视野下逐渐凋零的时代背景下，中朝维系良好关系，肯定会被中国领导层视为优先方向之一。

　　而从地理上的地缘价值而言，王洪光的观点是纯军事性的。朝鲜首先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的价值就不能以中国一个省的面积来衡量。确实，李敦球和曹世功都分别强调的朝鲜是冷战遗留的问题的观点，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清算冷战遗留问题，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是有关国家绕不过去的重大核心问题。朝鲜不仅是冷战残余的主要象征物之一，而且在区域和平中也扮演着难以忽视的重要角色。朝韩长期对峙，两国极度扩大和强化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核武、生化技术的扩散、导弹能力的发展以及大国利益交织、和平机制脆弱等方面，都在在显示了半岛的特殊重要性。当然，这些是以中国将美国作为战略对手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别有所求为前提的。

　　换言之，从中国政府角度来说，朝鲜依然具有地缘上的战略重要性，攸关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利益和政治安全。

　　由此可推及第二个问题，中朝如果不改变目前的政治局面，那将意味着两国仍在若干重要领域拥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在民主体制日益成为世界主流、专制主义江河日下、成果仅存的情形下，中朝“抱团取暖”、中国将朝鲜放在地缘战略的重要位置，仍具有现实意义。而从军事安全角度来说，消除朝鲜半岛核武、生化武器、导弹的隐患，构建半岛有效的和平机制，维护国土和民众安全，也是中国面临的长期任务。

　　由此而论，朝鲜与中国产生矛盾、分歧乃至对立，对中国来说肯定是战略负资产，无形中对中国的战略利益造成了损害，或成为潜在威胁。这不仅是从中国政府来说，更是从中国国家长远战略利益而言的。

　　所谓“抛弃朝鲜”，是不可能的一个外交选项。朝鲜是客观存在于中国周边的一个重要国家，挥之不去。但是认同朝鲜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就要纵容朝鲜一意孤行，将中国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利益、发展利益置之度外，也不意味着将两国关系回归正常国家关系水平，在朝鲜半岛采取平衡政策，就一了百了，万事大吉了。

　　无论是从中国的现实利益，还是从人民安全出发考虑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中国都要在重估朝鲜价值、全面检讨现行朝鲜政策的基础上，在对朝外交中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外交姿态中冷面示人，中断两国国家间高层级交流，看似强硬，颇能迎来一些欢呼，然而并不是一个大国在外交中应有的作为。特别是《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一直是中朝外交的基石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在缺少外交准备的情况下，遽然将朝鲜从血盟关系降为正常国家关系，也是不可取的，更不利于中国的真正利益。因此是幼稚的。

　　中国首先要做的是，保持中朝关系正常交往，全面梳理《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对两国权利和义务所作规定，敦促朝鲜按照条约要求，履行己方义务，维护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共同安全利益。正如王洪光所称，朝鲜的核武、战争政策，对条约是违背和破坏。中国既然承担了保护朝鲜的责任和义务，那就要享受相应的权利。不干涉内政原则只限于非结盟国家之间。根据《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中国可以理直气壮的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朝鲜履行条约规定。如果朝鲜拒绝中国要求，那么朝鲜就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包括终止条约。那些将不干涉内政挂在嘴上的人们，是在放弃自己的责任，或者对当政者对国家和人民所肩负的责任缺乏必要的认知。

　　中国以条约作为手段对朝鲜施压，名正言顺，如若朝鲜从了倒也罢了，如若不从，中国也不能采取一放了之、简单地搁置两国关系，或将两国关系降格的态度，那是对朝鲜半岛安全和中国周边和平不负责任的做法。在此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找到妥善消除朝鲜核武、生化武器、导弹威胁的办法，或者谋求与朝鲜半岛攸关国合作，以外交、政治、经济、能源、安全等一切可用手段，迫使朝鲜放弃既定政策，积极推进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并在朝韩统一后促其实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构建半岛临时和平机制。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而朝鲜半岛和中国周边真正的永久和平机制的建立，取决于抛弃国家主义立场，弥合政治歧见，在全球政治同一化趋势下，在国与国之间完成深度融合，构建命运共同体。

　　金正恩会不会在俄会晤习近平?

　　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俄罗斯已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参加将于明年5月举行的庆典活动，同时邀请的还有奥巴马、习近平、朴槿惠等大国和邻国领导人。在因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制裁持续，中朝关系仍然微妙，日因北方领土问题在美俄间首鼠两端的背景下，这场庆典成为有史以来最具悬念的一场盛会，因此也可能变得富有戏剧性。

　　一般可以认为，高度重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将对俄外交视为战略基石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如期出席庆典活动，新兴大国、俄传统友好国家领导人也会给普京面子。

　　在出席庆典与否问题上的悬念是，正站在制裁俄罗斯前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铁杆盟友们是否会出席;渴望与普京保持良好关系，并在任内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会顶住其外交首要国家美国的压力，应邀出席庆典。另一个悬念是，刚结束三年传统服丧期、外交上陷入窘境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不在意中国的想法，对俄罗斯实现处女访，并借此机会打开外交僵局，开始摹画外交版图，打造自己长远统治的基础。

　　俄罗斯当前由于在乌克兰危机中强势吞并克里米亚，并干预乌东部危机，受到了美欧为主体的西方的集体制裁，国内经济濒于崩溃，普京统治面临危机，而其外交环境亦急剧恶化，因此，这场富有感召力的大规模庆典活动，正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突破外交孤立，展现外交能力，盘活外交棋局，提升外交形象，也是树立普京个人威望的最好机会，因此他一定会竭尽所能将外国领导人请到自己的国家，而那些与美国结盟并参与到制裁行列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欧洲国家将是重点。分化西方阵营，打破其集体制裁铁板一块的局面，一直是普京苦心孤诣谋求的目标。

　　而对于日本来说，它亦有自己的盘算，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它不得不履行盟国义务，对俄实施制裁，然而从其自身利益来说，优先发展与普京政府的关系，是更为有利的。为此，安倍晋三在其任期内不遗余力交好普京，甚至在西方普遍抵制的情况下出席了俄冬奥会开幕式。这次他面临类似的格局，西方整体上与俄敌对，但日本渴望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取得进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普京已经延宕多时的对日访问能否顺利进行。

　　对于金正恩来说，对俄访问更显迫切和必要，唯一的障碍是要克服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尽管中朝关系冷淡，中朝最高领导人互访目前仍无定期，但迄今为止仍是朝鲜最重要后援国的中国，作为朝鲜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外交首访的目的地国，于情于理都是必需。但囿于外交困局，国内民生困难，急欲在内政外交上有所作为的金正恩有可能作出出访俄罗斯的决定。这将是他改变朝鲜僵化的外交形象和提升自身形象，进一步巩固统治，创造新的外交格局和良好的国际环境的重要契机。

　　如果金正恩成行，在莫斯科广阔的外交舞台上，他是否会借机施展多元外交，和与会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是另一项悬念，也使本场庆典富有戏剧性念想。普京与金正恩的会晤几乎不容否定，如若也能出席，安倍晋三与金正恩在第三方会晤，也是个最佳选项。最大的悬念和带有强烈戏剧性色彩的是，金正恩能否实现在俄与韩国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后者，对朝鲜来说是求之不得，不过中国愿意放低姿态，委曲求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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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12/30   发布时间：2014/12/30

旧文章ID：1152

作者：编译：史春树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自从乌克兰危机一发而不可收，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便好似数九寒天的气温，一路跌向冰点。不过，一群在二战前远赴苏联的非裔美国人及其后代却用亲身经历证明，无论彼此的隔阂乃至敌意有多深，这两个大国间的民间往来始终不曾中断。尽管一度被苏联奉为座上宾，而又甚少被美国所关注，当这个被忘却的群体重回聚光灯下，他们的双重身份依旧鲜明。

　　家门内外，双重人生

　　在自己的青春岁月，伊米莉亚·泰恩-门萨在公共场合看上去和其他苏联孩子没有两样。她阅读文学大师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经典，聆听彼得·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并且发自内心地相信，苏联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人间天国，男女老少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

　　然而，家中的大门关闭后，伊米莉亚的私人世界里，却有着普通苏联人无法想象的元素——爵士乐、感恩节和黑人民谣，每逢节日，即兴准备的黑人传统食品都会取代俄罗斯人最喜欢的罗宋汤。事实上，伊米莉亚身上流淌着非裔美国人的血液，70多年前，她的父亲乔治曾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但此后便挥别祖国，投入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怀抱。

　　十月革命之后的20多年间，苏联曾经接纳了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其中一小部分追随信仰而来，更多的是好奇的冒险家，还有些像老乔治这样，对这个国家其实一无所知。

　　如今，73岁高龄的伊米莉亚坐在莫斯科的公寓中，望着父母的黑白合影与孙辈们的彩色照片，任思绪跨越时空。“每当有人从美国到苏联来，父亲都会嘱咐他们，‘千万记着给我带些唱片’”她说。“他不仅喜欢‘爵士乐第一夫人’艾拉·菲兹杰拉德、著名作曲家‘公爵’艾灵顿和男低音歌手保罗·罗伯逊，还痴迷于古典音乐、歌剧和芭蕾。”

　　相比父亲，伊米莉亚无疑更加幸福。从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她过起候鸟式生活，夏季在俄罗斯度过，冬天则回美国居住。粗略的统计显示，在今日俄罗斯，像她这样的非裔美国人后代还有四五十名;如果扩大到整个前苏联地区，这个数字可能在100人到200人之间。

　　莫斯科执政者的座上宾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非裔美国人在俄罗斯(苏联)的经历，俨然两国关系复杂性的一个生动注脚。目前，身在纽约的俄罗斯导演德米科夫斯基正在拍摄纪录片《俄罗斯黑人：红色的经历》，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此前鲜为人知的移民群体，以及他们后代的生存状态。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恰逢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莫斯科的官员们遂向欧美各国广发“英雄帖”，希望借机招募本国急需的劳动能手和专业人员。结果，总共约有18000名美国公民响应号召，前往当时依然颇为神秘的苏联。

　　“这些人享受了10年的好时光。”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埃里森·布莱克利指出，多数美国移民都想寻求更好的生活，想方设法逃离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上的窘迫。至于其中的非裔美国人，普遍有着更强烈的动机——“寻找一个能够让自身摆脱种族偏见和歧视的新世界”。

　　据伊米莉亚回忆，父亲乔治不仅是运动健将，还拥有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大学的文凭。尽管在美国黑人中出类拔萃，毕业后的他只能找到餐馆清洁工这样的活计。“所以，父亲才会牢牢抓住移民苏联的机会。”1931年，乔治·泰恩加入美国共产党员奥利弗·戈尔登率领的11人队伍，登上了前往苏联的轮船。他的同伴中，不少人来自历史悠久的高等院校，职业涵盖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艺人、记者和律师。苏联方面则对这些“黑皮肤同志”来者不拒，大方地为他们提供“红地毯”待遇，从丰厚的薪水、住房补贴到免费假期。

　　“他觉得苏联给他的待遇好过美国，他在这里过得很开心。”不过，伊米莉亚强调，父亲生前并未加入苏联共产党。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标兵

　　叶莲娜·汉嘉是奥利弗·戈尔登的孙女，今年52岁的她在莫斯科主持一档脱口秀节目。叶莲娜回忆称，每逢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黑人权利运动领袖访问苏联，都会将戈尔登家作为第一站，“非裔美国人、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是宾主双方永恒的谈话主题。

　　叶莲娜在红场附近拥有一套奢华的公寓，还有专职司机。工作之余，她热衷于环游世界，凭个人魅力赢得众多粉丝。在后苏联时代飞黄腾达的她表示，很难理解祖父和“革命同志”们的所思所想，认为他们的对话“非常古怪”。“换做是我，我会想，‘当我们永远不会回到芝加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讨论芝加哥工薪阶层的境遇呢?’”她说。

　　当然，无论伊米莉亚还是叶莲娜，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后代都承认，自己的家族习惯了苏联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后，获得了“绝对积极”的体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确为后者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为战胜物资匮乏，让各种产品物尽其用，还开发出耕种成本更加低廉的农作物品种，为苏联的经济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智力支持。

 　　乔治·泰恩与两名苏联军校学员合影

　　拿乔治·泰恩来说，与家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成了苏联家喻户晓的农技专家;奥利弗·戈尔登在从事政治活动以外，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业;像蓝调音乐和爵士乐这种美国流行文化的宠儿能在俄罗斯扎根，据说也有非裔美国人的功劳。

　　“美国移民的影响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他们相信苏联能够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后者则将他们塑造为标兵，”埃里森·布莱克利说，“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极具知名度。”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发动“大清洗”，公众的怀疑开始令有外国血统的苏联公民感受到政治的寒意，无法取得公民身份者，更有不少被迫离开了苏联。据叶莲娜说，因为外出办事，她的祖父曾侥幸逃脱军警的抓捕;几天后，老戈尔登战战兢兢地去自首，却被拒之门外——原来，他所在地区的“逮捕配额”已经用光了。

　　“寻根”冲动激荡不休

　　2014年8月，73岁的伊米莉亚在莫斯科家中

　　美苏冷战时期，留在“铁幕”彼端的非裔美国人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倒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数以千计的非洲留学生来到苏联，苏联社会对待黑人的态度有所转变。

　　尽管母亲是俄罗斯籍乌克兰人，伊米莉亚坦言，长大成人后，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样。“我不太敢去公共场合，”这位浅褐色皮肤、留着非洲式短发的七旬老者说。“周围的人总是凝视我们——只是出于好奇，他们不会对我发脾气，也不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

　　真正令她伤感的是，与祖辈经历过的时代相比，今日俄罗斯对黑人的接受度反而有所倒退。退休后，伊米莉亚开办了一家叫做“墨提斯”(意为混血儿)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为非裔移民提供服务，而大多数客户的父辈都是从非洲来到俄罗斯的。“这些新移民想找到做俄罗斯人的感觉，但公众根本不承认他们是同胞，常有人辱骂道‘滚回非洲去!’”

　　听着宗教福音歌曲长大的叶莲娜·汉嘉则要乐观得多。她相信，在苏联和俄罗斯所遭遇的一切障碍，都与自己的美国背景而非种族有关。“我觉得，在俄罗斯做一名黑人非常舒服，”叶莲娜说。和多数非裔美国人一样，她的伴侣是莫斯科当地人，并育有一个12岁的女儿。

　　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叶莲娜还是起了“寻根”的冲动，与纽约和密西西比的亲戚取得联系，并将自己的家族故事创作成书。“在美国时，我觉得自己是非裔美国人，我去黑人教堂，吃黑人传统食品，欣赏黑人音乐……我喜欢能把有色人种团结在一起的任何东西。”叶莲娜感叹道，“而回到莫斯科，我又觉得自己瞬间变回了地道的俄罗斯人。”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青年参考》，编译：史春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29118233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30   发布时间：2014/12/29

旧文章ID：1151

作者：谢永亮  来源：新京报

    据报道，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12月9日公布了中情局“酷刑逼供”调查报告，详尽披露了中情局在亚洲、欧洲等地秘密监狱中，对受刑人实施性虐待、水刑、禁止睡觉等酷刑的情况。报告甫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而酷刑对反恐情报获取的价值，也成了国际舆论聚焦的议题。

    在美国政坛内部，囿于党派斗争等因素，酷刑对美国反恐的价值引发诸多争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结论认为，中情局刑讯逼供未能提供常规审讯所不能得出的重大反恐情报。而中情局则回应，以此方式获得的情报很有价值。而要廓清这问题，还得回到侦讯技术与实际收效的框架下剖析。

    应看到，鉴于暴恐犯罪的特殊性、及时制止恐怖袭击的急迫性，不少欧美国家基于“取证便利”原则，都允许对相关嫌疑人采取诸多特别措施，甚至包括酷刑。但迄今为止，从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披露的审讯结果看，酷刑在获取情报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像美军击毙本拉登的活动中，美国所有情报信息没有一项是通过对在押恐怖分子使用酷刑获得，所有的都是技术侦察侦得的。

    有专家就指出，暴力恐怖犯罪行为人通常会受到某些极端思想和理念的控制，肉体痛苦未必能逼迫其在诉讼中与代表国家的侦控机关合作。事实上，有时酷刑之下还会带来虚假供述。法国打击阿尔及利亚恐怖主义犯罪的例子，即为明证。

    而酷刑报告也提出，20项反恐胜利行动中没有一项是因为用了这些刑讯手段获得的，或非此手段获取不了的情报。实质上，就连美国前白宫反恐首长克拉克也曾指出，美国使用的酷刑“令人反感之至”，且收效不佳。他指出，美国政府获得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有关联的消息来源，可能就是个被逼供者，而这消息却“导致美国攻打伊拉克”。

    还应看到，在美国，根据美国羁押人员审讯备忘录，反恐审讯中的非常规方法被分为两类：第一类其适用一般须经批准；第二类须有充分理由相信被羁押人掌握有关键情报时经批准方可适用。但从酷刑报告看，很多审讯方式已在非人道的范畴内。像报告指出的，该计划启动期间在已知的119个被拘押者中，至少26人是被错误拘押。

    收效不佳，还会增加反恐道德成本，源于此酷刑在反恐侦讯的滥用才会备受质疑。日本、英国等国家侦查实践表明，完全可大量采用催眠、根据脑电波进行信息分析，帮助侦讯人员获取藏在恐怖分子头脑中的有益信息。这更为审视美国反恐侦讯用酷刑的价值提供了新切口。

    □谢永亮（军事科学院博士）
    http://news.ifeng.com/a/20141211/42692897_0.shtml

来源时间：2014/12/29   发布时间：201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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