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晓燕、杨玲  来源：《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10期

　　1968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随之1971年基辛格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更有了突破性进展，与此轨迹基本一致的是，多轮谈判仍未果的越美巴黎谈判也于1972年加速进行。这两者间的关联引起了各种猜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基本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是中美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背弃”，中国在中美和解前一直反对谈判这一点成为“阻挠、破坏和谈”的佐证;

　　二是反对过于片面简单的看法，主要和代表性的成果有，沈志华和李丹慧的《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没有采取可能导致破坏中美和解进程的更为激烈的措施来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但也没有损害盟友的任何利益”;克里斯·康诺利(ChrisConnolly)《美国因素：中美缓和与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1968-1972)》，作者指出，“一味接受中国‘出卖’越南的解释，或者中国自1968年以后因为自己和美国对话的诉求而在印支冲突中“失去利益”的解释，是对北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和政策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反对谈判的原因为切入点，进一步说明中美和解对越美谈判的影响。

　　一、中国反对谈判的原因

　　1965年，美国直接派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南方，作为越南的邻国和盟友，中国坚决反对越南和美国谈判，而苏联自赫鲁晓夫后期逐步调整其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不断加强援越力度的同时鼓吹在谈判桌上解决越南冲突。如此，中国反对国际上的各种和谈呼吁被认为是“千方百计破坏和谈进程”，甚至被认为其中有“嫉妒苏联的成分”。

　　当时，中国反对谈判既有与谈判本身相关的策略因素，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策略而言，中国认为谈判的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如果说中国阻挠和谈，那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个前提，美国确有谈判的诚意。遗憾的是，正如一名白宫顾问后来评论说，约翰逊当时根本不想谈判。有研究表明，约翰逊政府搞逐步升级战略的目的，是要改变对手的意志，这就需要在军事打击过程中不时试探北越的意图。另一方面，维持美国国内舆论和盟国政府对于轰炸的支持和容忍是实施逐步升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又需要使升级尽可能带有合理的外观，制造北越咎由自取的假象。这两个因素导致了1968年以前约翰逊政府进行多次“和谈”试探。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又一场的关于侵越政策何去何从的大争吵，一连串的争吵迫使约翰逊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祭起“和谈”的破旗。无论是在国际上大张旗鼓地发动“和平攻势”还是与北越进行私下接触，华盛顿都向北越提出预期无法接受的条件，以便摆出一副合情合理的姿态。在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谈判局面，美国不过是为了追求舆论效应，约翰逊不过是故作姿态。

　　由此可以说，中国对此时战争形势的判断是客观的，美国在战场上占不到便宜，越来越被动，对越南就是越有利的谈判筹码，所以不能不考虑谈判时机、条件等技术性要求，中国有关的意见也是合情合理和比较中肯的，并非借口阻挠、破坏和谈。当然，让中国反对谈判的更深层次或者说更关键的因素则是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的担心。

　　中苏关系自1950年代末起逐渐恶化。1964年，毛泽东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中国高层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圈已接近完成”。因此，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担心，如果越南让步，美苏联合的现实将使中国陷入双重包围之中。中国还担心如果越南在苏联的影响下对美国妥协，将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因素或许相当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苏联的切实威胁，这无疑关系到国家重大安全战略和利益。

　　但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原因，不及其余，就无异于一叶障目，中国有关谈判的时机的那些意见绝不是无中生有、无稽之谈。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9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狂热，并指责苏联缺乏革命的战斗精神，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被赋予了同时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和代表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等双重意义。中外学者就此普遍认为，中国反对谈判是受到了这些极左思潮的影响。

　　笔者以为，结合、联系时代背景分析某个历史问题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分析究竟有多少实际分量则是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极左思潮或许多少影响了中国对谈判的态度，但终究不是关键的，甚至不是严肃的，和中越之间关于和谈的分歧以及苏联威胁这样清晰可见的因素相比，它衡量起来很模糊。更何况对196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怎样评判本身也是个需要以理性对待的问题。美国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摩根索一直是越南战争最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虽然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狂热，但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基本上还是按照传统国家利益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中国对非洲和拉美革命运动的支持是一种边缘性的事业，可以说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之所在，1949年后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追求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虽然1963年中共发表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心在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宣言，随后林彪也在1965年9月3日宣布要将中国革命经验应用到世界场合，但这些其实都是中国传统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自己当做世界中心的观念密切相关，却不能由此认为中国真的要将此付诸实践，更不能将林彪的讲话看做《我的奋斗》的翻版。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实践中特别在涉及中国传统利益时仍然保持着审慎和节制。

　　二、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矛盾处境

　　尼克松上台前后，做出与中国和解的姿态。1971年4月，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有学者认为“，直到基辛格访华前，北京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然依笔者见，中国是非常清楚美方意图的。

　　当得知基辛格计划到北京时，以精明和超常洞察力著称的周恩来就敏锐地感觉到，美国人要谈越南问题。1970年3月21日，周恩来接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巴总统叶海亚·汗向张彤大使转达的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阅后批：“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转道巴基斯坦来到北京。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基辛格很快就把印度支那问题提出来，他非常系统地阐述了尼克松政府对越南战争的基本立场，但他说：“让我以一个来自太平洋另一边和曾经见过黎德寿5次，见过春水9次的人的角度来给予你一些我个人的印象。我同意越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那些造成越南人成为如此伟大的战斗者的品质使得他们很难缔造和平。如果他们的某些朋友能帮助他们看到这样的前景以使他们懂得某些政治进化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就能较快地结束战争，当然你们不必对之作答”，周恩来非常巧妙地对基辛格说：“你已经与他们会谈了这么多次，而我只是第一次与你会晤”。

　　基辛格花很多时间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特别是强调他和黎德寿的秘密谈判”，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谈判进程，但周恩来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表示支持越南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敦促美国尽快撤军。这个反应出乎基辛格的预料，以致于他很失望地向尼克松报告，“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基辛格离开两天后，周恩来飞到河内通报基辛格的访华情况。黎笋指责周恩来，把越南反美斗争策略出其不意的成分去掉了，“基辛格的访问意在终止这些惊奇的效果。周恩来走后，河内党报发表了题为“尼克松主义将一无所获”的社论。1971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时，进一步坦诚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中美会谈已经进行了16年，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为推动越美巴黎会谈，我们曾主动中断中美会谈一年半。基辛格前不久访华是送上门来的，跟他谈谈为什么不可以呢?赫鲁晓夫去美国戴维营谈判，柯西金去葛拉斯保罗谈判，你们去巴黎同美国谈判，我周恩来并没有去华盛顿，是他们来中国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更不会出卖朋友。基辛格刚离开中国，我就去河内向你们领导人通报，把谈判内容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我把心都陶出来了。是打、是谈，这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只想设法帮助你们要求美国尽快撤军。”鉴于情势复杂，中国处境尴尬，所以中国对越美谈判唯有采取不干预、不介入的政策，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

　　但各方面形势在起变化，中国的态度也随之悄然改变，及至1972年7月，中国便积极敦促越南争取和美国谈成，适时结束战争。

　　三、中国在越美间斡旋，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

　　中国从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个中缘由或许更复杂，但笔者以为仍可以做出如下几点判断：

　　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全球、首先是亚洲进行战略收缩。结束越南战争是尼克松政府的头等大事，这使当时的印支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越南人民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侵越美军人数大幅度削减。截止到1972年9月，驻越美军只剩下不到3万人，跟4年前尼克松上台初的55万相比，3万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作为越南盟友的中国不能不看到，美国正在逐步从越南和印支地区撤出的事实，而且基辛格第一次来到北京，就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支政策上。中国领导人感到美国的确准备从越南脱身，一旦它撤出越南，重新干涉越南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正是黎德寿和春水1972年7月向劳动党中央提交报告中的分析，他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给出这样的解读：“美国仍希望我们和西贡政府对话，这样它就便于脱身…西贡政权问题对美国具有全球战略意义，尼克松暂时需要利用西贡当局作为推行称之为尼克松主义新战略的主要工具。出于这个因素，即使美国被迫接受政治妥协，尼克松也不能公开弃走西贡政府”。这是越南准备给美国以“体面”地撤出越南的初步信号，就连基辛格也感到了越方的变化，他告诉尼克松，“他们现在似乎对美国的政治状况有了更多理解，似乎更比以往认识到越南问题在我们整体的内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正日益下降。”这些状况都说明一个事实，印支紧张局势将得到逐步缓解。如果美国没有战收缩的需要，中国也不可能软化对巴黎谈判的态度，从反对谈判变为敦促北越努力谈成。

　　其次是美苏关系的影响。美苏的接近、特别是尼克松1972年5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使中国感到越来越不安。6月，基辛格在他于美苏高级会谈后造访北京时感觉到北京对印支停火的兴趣更大了。他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里指出，基于莫斯科首脑会议的结果，他到北京会晤周恩来乃是“第一次实实在在的跟中国详细讨论越南问题，我们不是在搞历史追述和正式的立场声明，而是就解决战争的方法和后果进行准确的交换。”中国的态度在1972年明显发生改变固然与此有直接关联，但论变化之契机则推至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似更为合理。

　　在美苏会谈前，周恩来对越南表示不过问巴黎谈判，支持北越把战争进行到底，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这个立场只是在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之前，因为有资料表明，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几天后，大约在7月20日，毛泽东接见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试图说服南方共和临时政府放弃要阮下台的要求。

　　再根据北越外交部的一份文件，1971年11月20日周恩来对来访的范文同说：“越南要抓住机会解决美国撤军和战俘问题，推翻西贡当局则是个长远问题”。这就是中国暗示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基辛格访华之时，越美谈判正逢尼克松上台以来的首次僵局，主要是阮文绍下台问题，越南提出的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国撤换阮文绍，基辛格希望中国帮助说服河内在这个问题上要允许一个“政治进程”的充分存在。尽管周恩来回避了基辛格的话锋，但在和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显得直接得多。然而越南怀疑大国在背后拿越南问题做交易，所以中国面对巴黎和谈只能三缄其口。

　　当然，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变化的发端就是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它开启了中国对巴黎和谈立场的转变，美苏接近则成为中国最后完成立场变化的助推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北京对谈判解决的立场软化些，部分原因是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但更主要的是基辛格让周恩来相信美国不会在阮文绍问题上后退，而北越1972年的春季攻势也没能实现这个目的。1968年11月前，中国反对谈判，经常告诫越南同志，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1972年，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敦促越南做点妥协。越美谈判几番陷入僵局，1972年下半年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越南准备放弃和平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尼克松也把赌注压在对越南的最后一击上。此时第三方力量从中斡旋无疑是必要的。为化解谈判僵局，减少不必要的对抗，中国在阮文绍问题上向越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当然，北京的本意并非只是要越南单方面让步，因此在劝说河内的同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10月25日，中国驻法大使黄华带信给美国大使，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也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其后，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和谈又被拖延下来时，中国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西贡的行为，当基辛格向乔冠华提出希望北京说服河内让步时，乔冠华反劝美国让步，认为“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

　　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从反对越美谈判到推动谈判的态度转变完全是建立在国际形势和谈判的具体状况变化之基础上，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美谈判的立场变化之间不存在纯粹的、直接的因果联系。中国没有因为和美国改善关系、为帮助美国脱身而敦促越南谈判解决，只是在谈判几近僵局的时刻对双方提出明确的建议，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和解有利于越美谈判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巴黎和谈，正因为中美关系改善，中国才得以有机会对美国讲话，适当的时候也能够对超级大国加以劝告。

　　事变的进程证明，中国关于越美谈判的态度转变乃因时因地制宜，符合事物情理，中美之间的缓和从中国的主观愿望上来说是试图对谈判起到建设性意义。

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2014/12/26

旧文章ID：1111

作者：张新平，杨荣国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7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动以及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新问题、新挑战的持续增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日益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性命题。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特点、必要性、可行性、障碍因素、实现路径和未来前景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今后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中，国际关系学界应强化理论供给、拓展分析层次、创新研究方法以及扩大研究领域。

　　[关键词]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研究述评 研究展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关乎亚太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21 世纪中美关系必须摆脱大国零和博弈的历史逻辑，走出一条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正是在此背景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在2012 年5 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被正式提出。随后，中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上逐步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十八大”报告也将与发达国家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2013 年6 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确认“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鉴此，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给予了广泛关注，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截至2014 年6 月，笔者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主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知网( CNKI) 、约翰威立数据库( Wiley) 、EBSCO数据库、SAGE 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到的相关文献中，中文论文有133 篇，中文论著4 部、外文论文18 篇，外文论著3 部。这些文献主要涉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特点、必要性、可行性、障碍因素、实现路径以及未来前景等问题。本文试图对学术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进行总结，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内涵与特点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国内学者主要采用习近平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概括：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即双方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二是“相互尊重”，即双方要尊重各自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即双方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进一步阐发了上述内涵，他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消除双方所有矛盾分歧，而是确保合作始终大于竞争; 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索取，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不是搞“共治”或划分势力范围，而是促进国际关系良性互动; 不是一个静止的目标，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钟飞腾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双方共同发展的新关系。 广东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方银则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归纳为一种在中美特殊实力关系下，双方形成的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既合作又竞争、但竞争处于可控和有效管理状态下的关系。 由于认知上的差异，国外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没有明确的界定和广泛共识，大多从内容上加以诠释。例如，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大西洋理事会主任斯蒂芬·哈德利( Stephen J. Hadley) 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承认美国对亚太乃至全球稳定的重要作用、双方要认识到对方的繁荣与发展符合自身利益、双方为“共赢”而非“零和”关系、双方在互惠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共同行动管控分歧和争议以避免走向对抗或冲突。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作为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相对均衡的权力分布、高度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的特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研究员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两点，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40 年前、20 年前甚至10 年前“超—强”式的中美关系以及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冲突对抗式的大国关系。 清华- 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保罗·韩磊( Paul Haenle) 则直接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总结为“全方位合作”与“防止冲突”两方面。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吉华等也持类似看法，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是“合作而不对抗”、“竞争而不争霸”。 上海市委党校中美研究中心教授王公龙等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一种抛弃传统大国冲突对抗逻辑的大国关系; 其次是一种超越和包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关系; 再次是一种在现有国际体系下，既能共创和共享制度，又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的关系; 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互利共赢、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周方银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具有四方面特点： 中美关系实现稳定发展; 中美从心理和观念层面认可对方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 中美在具体政策层面实现一定的协调; 中美在权势转移过程中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或陷入冷战状态。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破解大国崛起困境、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破解大国崛起困境方面，学者们主要对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发起抨击。现实主义基于国际关系史，认为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于洪君就此批评指出，建立在政治敌对、经济剥夺、社会交恶、文化殖民基础上的旧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有悖于时代潮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进一步指出，旧国际关系理论既没有准确反映历史事实，也没有充分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 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新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必须打破新兴大国挑战传统大国的旧模式，避免大国大规模结盟分裂和对抗局面。 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国的战略选择而非必然走向冲突， 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要求中美两国为“老问题”找到“新答案”。

　　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山东亚太研究所所长杨鲁慧指出，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已成为中美共同的责任和利益共同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认为，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在总结和提炼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过渡与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有可能使大国间和平竞合关系得以延续，而且有助于国际体系的有效运行以及体系利益的维持和扩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也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已超越传统双边关系的范围，不断向多边国际范围延展，中美之间的议题也随之增多。中美两国需要共同探讨建立一种崭新的大国互动模式，积极稳妥地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向体系内国家提供新的公共产品。

　　在实现权力和平转移方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石冬明从权力转移视角指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转移除了以战争手段完成以外，还可以通过缓和、和平方式实现。他认为中美结构性矛盾和诸多分歧构成了两国冲突的潜在因素，而历史经验教训和非理性认知则强化了中美之间误解误判的可能，但中美之间同样存在着促进两国和平共处的有利条件。 因此，中美需要探索建构一种不同于以往“国强必霸”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Kevin Rudd) 也指出，中美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和亚太格局的深刻调整使改善两国关系变得更加迫切，两国需要共同建立一种更高水平的制度框架和合作结构，以降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发生冲突的风险。他建议两国通过定期举行首脑峰会、创新军事对话机制、派遣外交代表等途径加强对话和交流，向世界证明中美关系将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的例外。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

　　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全球性挑战、国际格局多极化、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中美核力量相对平衡、国际制度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动力机制。

　　第一，中美共同面临全球性挑战。鉴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认为21 世纪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需要中美两国联手应对，这构成了两国相互合作的重要基础。中美联合工作小组指出，全球经济动荡不安、全球治理赤字增大、地区不稳定性加强、国际社会公共物品供给减少、国内压力和虚弱的国家政府、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黑天鹅”现象和强大国际机构的缺失都要求中美两国采取共同行动。 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也强调中美在保障海上安全、获得多样化能源与其他资源、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打击伊斯兰激进运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已成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增长点。

　　第二，国际格局多极化、多元化趋势的强化。当前，中俄印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导致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呈现出多力量中心和决策中心态势，这意味着当前的国际格局不能被简化为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大国崛起冲击既有大国。在多极化时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将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合作而非对抗。 中美关系的发展以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为背景，而非历史上的单极秩序。 同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跨国族群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作用的不断提升以及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也导致国际格局更加多元化，这不仅压缩了中美政策选择空间，也限制了两国的行为能力。

　　第三，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加深。经过30 多年的发展，中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经济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此外，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对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稳定繁荣的全球经济以及合理完善的金融体系的迫切需求增加了两国合作的可能性， 两国都希望建立互惠互利的制度性安排来满足各自的安全和发展需求。

　　第四，中美战略核力量的相对平衡。作为两个核大国，中美都拥有“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力量，国际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对美国拥有最低核威慑能力。 从这个角度讲，中美之间存在战略性相互依存，两国均对对方负有核责任，也高度依赖对方履行这种责任，双方处于一种相对核平衡状态。瑏瑠也正是由于中美彼此都具有毁灭对方的能力，才极大地限制了中美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

　　第五，国际制度机制的保障与约束。一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高层对话机制”、“战略与经济对话”、“国防部防务磋商”、“省州长对话交流”、“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60 多个对话沟通机制，这些对话沟通机制有助于弥合分歧、克服两国关系的脆弱性，是两国关系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同是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成员，这些国际组织及其规则为两国在政治、经贸等领域争议与纠纷的磋商、调节和仲裁提供了途径。

　　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主要面临政治安全互信有限、经贸争端频发、地区冲突摩擦加剧、第三方管控难度增大、美国国内共识不足等障碍因素。

　　一是中美政治、安全互信有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永龙认为，虽然中美各领域来往密切、各阶层交流频繁，但双方存在严重的互信赤字，战略互信不足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最大障碍。 于洪君指出，两国战略互疑具体表现在美国在政治上利用人权、宗教、民主、法治等问题对中国说三道四，在安全上主导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霸权心态无法改变。 美国亚太事务专家苏珊·劳伦斯( Susan V. Lawrence) 也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将长期受到中美战略互疑的困扰，但将中美缺乏互信归咎于中国中央权威的政治体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和日益提升的军事实力，并强调新型大国关系中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要求则意味着美需要对现行对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二是中美经贸争端频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呈愈演愈烈之势，中美面临双方贸易不平衡扩大、知识产权纠纷不断、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商业诉讼和制裁逐年增多、市场和投资准入障碍重重等问题。 美国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经贸竞争主要对手，甚至将世界经济的失衡归咎于中国，要求中国为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更多责任，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对华开展“经贸战”。 目前，美国正在推进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与“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 构成的“两洋双P 大战略”，企图压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国际市场空间。而在金融领域，美国对中国的压制更加明显，双方虽然加强了在该领域的信息共享与合作，但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可以预见，未来中美在贸易、金融、高科技等方面的摩擦将会更趋激烈。

　　三是地区冲突和摩擦加剧。中美两国虽然不存在全球对抗风险，但在亚太仍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可能。美国为遏制中国实力的扩散，高调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介入并主导该地区的各种“游戏”。 为此，美国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强化美日、美澳军事同盟的同时积极拉拢印度，努力将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扩展为三边军事同盟关系， 进而导致中美双方在安全上“相互确保抑制”( Mutually Assured Restraint) 作用的缺失以及双边关系和地区形势的紧张。 此外，美国因素在东海、南海问题中日益凸显，美国企图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海洋争端牵制中国，诱导相关国家不断挑衅中国， 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面临新的变数。

　　四是第三方管控难度增大。第三方因素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中美两国盟友的利益差异以及行为选择都将影响到中美关系的稳定。近年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捆绑现象明显，中美无法对日本、菲律宾、朝鲜进行有效管控，直接导致双方在思考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既充满期待，又非常痛苦。瑏瑠美国在利用有关第三方的同时，第三方也把中美矛盾视为机遇，欲借重美国从中国方面捞取实利与战略主动。 这意味着第三方单方面的对华摩擦与挑衅将越来越多地牵动、“绑架”中美关系大局。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家栋就此指出，中美间的双边问题虽然存在，但都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中美以外的第三方因素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

　　五是美国国内共识不足。美国一些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类似于中国许多定义模糊的“政策口号”， 中国试图利用这个概念增强其政策的灵活性以服务于不同目的，如迫使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证明中国没有意图和军事能力挑战美国等。瑏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傅瑞珍( Carla Freeman) 指出，具有强烈价值观的美国人难以认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相互尊重彼此价值观的提法， 这表明美国政府及主流媒体对社会及民众缺乏积极有效的引导和说服， 美国国内并未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美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背景、战略意涵、发展方向等还不十分明确，这将导致中美无法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协调一致。

　　五、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

　　在实现路径方面，学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考察当前国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能一蹴而就，提出中美双方应该遵循“全方位沟通→相互正确理解→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建立深度互信→稳定和谐共处”的过程，寻求一种符合国际政治客观现实、常态化而稳健的双边关系模式，使两国关系更具现实确定性和规划性， 其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 第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低、中、高三条实现路径，即维护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底层路径、寻找中间点建立战略信心的中层路径和维护建设国际制度的高层路径。底层路径主要包括维护中美两国军事能力和战略核威慑能力、确保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持续推动中美社会人文交流; 中层路径主要包括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寻找双方均可接受的中间点; 高层路径主要包括推动现有国际制度落实、推动国际制度改革、推动在新领域建设或落实新的国际制度。 第二，中美两国领导人应采取四方面措施来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首先是加强两国在危机管控、对外政策、安全协调等领域的高层战略对话和军方制度化合作; 其次是提升两国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省、州等地方企业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再次是强化两国在第三方危机管理中的影响和作用; 最后是创建包括两国在内的区域和多边经济、安全组织或框架。 第三，通过构建和平发展的共生型国际体系来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当前国际社会物质力量变化和观念领域共识等共生力量和意识推动着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形成，共生关系的发展使对抗作为一种国际关系选择的可行性减小。在共生型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能够以包容方式化解矛盾和风险。 第四，建立由非政府及之前供职于政府的专家组成的中美联合“远见小组”并倾听其意见，“远见小组”的主要任务包括反思愈加困难的全球治理、在长期趋势和挑战背景下反思全球体系、从长远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确保全球经济增长以及自然资源安全、促进中美在缓解与适应气候变化和结果管控方面的合作。 第五，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实现四方面转变，即从传统大国关系向新型大国关系的转变、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中国和有关大国新型大国关系的转变、从低阶新型大国关系向高阶新型大国关系的转变、从新型大国关系向新型国际关系的转变。 第六，以和合共生理念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一要实现三重超越，即超越“文明冲突”、超越零和博弈、超越意识形态对抗; 二要实现“中国梦—美国梦”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价值共享的包容性发展; 三要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平等互信、包容互鉴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

　　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

　　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大部分学者持“审慎乐观”态度。哈德利认为有四方面理由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一是导致传统大国对抗的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缺席”，如中美之间既不存在领土竞争要求，也没有殖民扩张意愿; 二是中美之间有着更加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 三是中国不寻求排挤美国而成为全球霸主的策略; 四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中国。不过，中美双方应给新型大国关系设定切合实际的期望值，这并不意味双方应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按照对方的意愿和要求作出让步甚至牺牲自身国家利益。双方作为全球性大国仍会在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利益和看法，也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市场、资源和影响力。周方银强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受到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方式、东亚地区格局、中美认识的汇聚、中美政策的推动以及中美之间讨价还价过程等因素的影响。中美双方需要以相互包容、愿意做出战略和解的心态以及代价相对较小、效果相对较好的方式逐步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前推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小明认为新型大国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崛起，同时也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高琪也认为需要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合理、适度的预期，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取决于两国政策的协调度、两国实力的对比以及国际格局变化等多种因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向阳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面临亚太地缘战略博弈、全球经贸市场与规则博弈、网络空间规则制定博弈“三大博弈”的严峻考验，中美双方应充分估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性与曲折性。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现实主义学者考虑到中美之间存在的诸多突出矛盾以及两国正在急剧减弱的地缘政治互补性，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持“悲观怀疑”态度。例如，有国外学者认为，鉴于中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两国核心利益的争议性，美国不仅无法、也不愿简单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新模式，而且在当前自我利益主导国家行为的国际体系中该模式也无法对两国行为产生强制约束力，“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仅仅是中国的善意表态和自我克制。 同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 Jonathan Pollack) 从日益紧张的东亚地区形势出发，认为中国在处理周边问题上采取的强硬姿态无助于中美两国建立信任，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能力也将受到限制。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 Mark Leonard) 则指出： 中美在共同利益分配、世界秩序重构理念的日趋相近以及外交政策、对外行为差异的不断缩小，削减了两国地缘政治互补性，这将导致两国在角力主导全球秩序中出现更多的竞争。

　　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不菲成果。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探讨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是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丰富了中国外交理论与政策; 二是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推动了国际治理体系变革; 三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积累了新的经验，增强了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但现有研究仍存在理论供给不足、分析层次单一、研究方法传统、研究领域有限等问题。因此，国际关系学界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

　　第一，强化理论供给，超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束缚与影响。当前，西方现实主义仍在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权力转移理论、长周期理论等现实主义代表性理论都断言新兴大国崛起后必然要与守成大国发生权力争夺的霸权战争，国际社会将不断上演“大国政治的悲剧”。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美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可谓天方夜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模式需要一套成熟、系统、科学、兼具正向阐述和逆向考量的新型理论体系为之提供理论支撑。然而，国际关系学界并未提出指导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新型理论体系，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面临理论供给不足的困境。如何在理论上有效地指导中美摆脱现实主义的“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重蹈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历史覆辙就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不少国际关系学者已认识到理论创新的迫切性，并作出了一些积极有益的尝试，如从中国“和合”理念与传统文化、国家属性与偏好、时代变迁与发展等方面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寻找理论依据，但并未形成完备、系统的理论框架或体系。注重理论创新、强化理论供给仍将是深化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的紧迫性问题。

　　第二，拓展分析层次，开辟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的崭新视角与维度。现代国际关系通常将国际问题研究分为人、国家与国际体系三个分析层次，即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的三个“意象”( Image) 。个人层次是指决策者个人的性格、价值观念、行为动机、对威胁的感知等个人因素; 国家层次是指国家的性质、偏好、社会状况、政府机构等国家内部因素; 体系层次是指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力量格局等国际系统因素。这三个分析层次不仅共同构成解释国际现象和国际行为的视角与维度，还有助于建立可供检验的关系假设，明确其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可以从不同的意象或分析层次加以解释。而在当前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主要从国家层次即中美两国的民主属性与安全偏好来展开，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个人层次与体系层次分析关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美两国决策者个人的态度与决心、国际体系环境文化的变化及体系压力的减小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作用与影响，限制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创新研究方法，运用多种方法协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现有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主要采取实证主义定性研究、历史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缺乏案例研究、统计分析、数学建模等科学研究方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展开严密的理论推演和现实检验。例如，可通过选取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等特定案例与样本来考察中美双方对一般性问题的态度与反应，以及这些问题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影响; 通过收集中美两国国家实力、经济总量、双边贸易额、军队数量、国际组织、民间往来等大量数据来进行统计学式的分析，以探究中美关系中的规律性联系，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通过一定的数理体系将中美关系的各类要素表示成抽象的符号语言从而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数学模型，利用模型简练、科学、逻辑性强的优点来分析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和行为方式。

　　第四，扩大研究领域，探讨中美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与差异。虽然中美两国高层已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但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和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视为“和平共处”原则的新表述或仅仅是对中美关系的新说法，并未赋予其国际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意义。究其原因，美方尚未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议题形成广泛共识，尤其缺乏社会和公众的理解与支持。目前，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中美双方存在的认知差异，但国际关系学界的注意力仍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对公众态度、社会团体、公共外交等人文社会领域关注不足。事实上，只有获得牢固深厚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才能拥有更多参与者和支持者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提供不竭动力，否则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很可能在激进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化为泡影。因此，探讨如何扩大社会共识、弥合公众分歧也将是今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

来源时间：2014/12/26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