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长青  来源：共识网

    “奥斯威辛之后，不再有诗。”这句话常被引用。意思是，人类进入20世纪了，居然还发生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奥斯威辛代表人性之恶的顶点，是人类永远的耻辱，也是永恒的诘问：上帝为什么缺席?人曾在哪里?

　　这两种提问其实一个指向：正义的力量呢?这还是人的世界吗?

　　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提出“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不仅是谴责纳粹，也自责我们活下来的人，怎么能容忍那种邪恶发生?

　　可是当这种质问的历史回声还没有落地，人们又面临一场新的反人类暴行，ISIS(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大屠杀：活埋妇女儿童，砍人头(前一段就砍了700多，还有1700人在他们手里)，还把人头悬挂示众。那些堆积的尸体，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翻版。

　　奥斯威辛是人类不可承受之重(之耻)。可到了21世纪居然还有这样赤裸裸的反人类大屠杀发生!主导这个世界的知识精英们，别说诗，还有“语”可言吗?

　　奥斯威辛的屠杀，因是隐蔽进行，纳粹在文件中只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暗语，不敢公开，所以世人很晚才知晓。

　　但今天伊斯兰国(ISIS)的反人类屠杀，不仅是公开的、甚至故意招摇进行的：公开斩首、机枪扫射、钉死基督徒、活埋妇孺、在电线杆上挂人头。他们把这些录像或拍照，放到了网上。

　　那个把美国记者斩首的圣战者曾手拎人头，还有一个圣战者让他7岁的儿子提着他刚砍下的人头拍照，这些都被放到了网上。这种公开炫耀残暴，不仅想吓唬世人(不敢反击他们)，也以此在全球吸引(招募)更多的伊斯兰野兽。

　　当年自由世界没能在第一时间摧毁奥斯威辛，还因为英美盟军跟纳粹轴心国在军事上势均力敌，早期甚至是希特勒们频频得手，那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

　　而今天，伊斯兰国的反人类暴行毫不掩盖，世人皆知。与此同时自由世界跟这种邪恶力量的军事能力对比，更是一目了然。不要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集团，只是一个美国，军力跟伊斯兰国相比，就是杀蚂蚁用牛刀。我在以往文章中强调过，美国军费全球第一(年度预算七千亿美元)，超过排其后的全球14国总和。而伊斯兰国根本没有什么军事预算，只是靠绑架西方国家公民做人质而拿到些勒索费。更不要说美国有12个航空母舰群，145万现役官兵。而伊斯兰国没有空军海军，甚至没有地对空导弹，最多只有两万人武装，而且装备非常落后。双方军力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但如此力量悬殊，人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伊斯兰国的暴徒们烧杀砍夺、无恶不作，把一个美国记者砍头，又把第二个美国人斩首，再砍英国人、法国人……。

　　为什么强大的北约没有动作?就因为主角美国不动。为什么美国对伊斯兰大屠杀不果断制止?因现在主掌白宫的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无能的总统。

　　奥巴马上台六年来，面对世界的任何重大危机，他都毫无胆量采取行动。即使在舆论压力下最后同意派战机轰炸伊拉克境内的ISIS，也仅仅是把目标定为“保护那里的美国人员”，而根本没把它作为“反恐战争”来打(更别提铲除反人类的邪恶)，所以只是零星轰炸，很像是做个姿态而已。

　　当年面对萨达姆的100万正规军，美军领衔的倒萨战争，只用了100小时的地面战，就把萨达姆的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而今天强大的美军面对的只是最多不到两万人的伊斯兰国土匪式武装，奥巴马居然说轰炸要进行数月。他是真打吗?

　　国际警察的不作为，就是给世上的流氓恶棍们开绿灯。所以俄国的普京们才敢公然肢解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又支持乌东部骚乱，要把那里也肢解成“新的国家”，并最终纳入俄罗斯版图。

　　正因为奥巴马的不作为，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萨德才敢越过红线(奥巴马自己划定的)，继续屠杀本国人民(叙利亚难民已突破300万，该国人口2200万)。

　　正是因为奥巴马的不作为，伊斯兰国的暴徒们，才敢穷凶极恶，不断把美国人砍头，更不要说对被俘伊拉克政府军的集体枪杀，对基督徒和妇孺们的残忍屠戮。

　　当年希特勒刚崛起时，西方完全有力量制止，但英国首相张伯伦们的绥靖主义养虎为患，给了纳粹壮大的机会。但张伯伦毕竟只是愚蠢(后在千夫所指下抑郁而亡，实是蠢死了)，而今天的奥巴马仅仅是愚蠢无能吗?

　　在美国记者被砍头那天，奥巴马在休长假打高尔夫球。他只是中间休息时，出来见一下记者讲几句“ISIS是癌症，必须除掉”等空话(毫无具体反击计划)，然后就回去继续打球了。

　　面对伊拉克的严重危机，奥巴马仍是休假(打球，跟他的黑人朋友嬉笑作乐)。即使在第二个美国人质要被砍头之际，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还说，对ISIS“我们还没有对策”(we don’t have a strategy yet)。这居然是美国总统说的话!

　　五角大楼说，军方一年前就把ISIS的崛起问题向奥巴马总统等做了详细汇报。而伊斯兰国武装入侵伊拉克至今已几个月了，奥巴马还在“没有对策”。这实在让人质疑，奥巴马仅仅是笨蛋吗?再笨的人手里有那么强大的军力(对手不堪一击)，为什么就是迟迟不肯对伊斯兰国强力反击?这就像有个小流氓就在你家门口骂东骂西，持枪抢劫，不仅杀周围的邻居，甚至把你自己家的人都杀了;而你完全有能力一脚把他踢到天边去摔得粉身碎骨，可你就是不动手，这是为什么?这不是仅仅用“笨蛋”就可以解释的。难怪很多人怀疑“奥巴马骨子里是个伊斯兰”。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美国230多年历史、43任总统中，从来没有一个像奥巴马那样，曾身穿伊斯兰宗教服装拍照。更没有过美国总统访问土耳其时，跟那个极端伊斯兰主义(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总统穆尔西好友)的土国总理埃尔多安一见如故，两人一起结伴去朝拜清真寺。奥巴马怎么那么喜欢伊斯兰教堂?

　　希特勒的崛起是有迹可寻的，他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理念事先就写在《我的奋斗》这本书里。希特勒的一生，都在这种“奋斗”轨道里。

　　奥巴马的思想也是有蓝本的，他当总统前也写过一本书，题为《我父亲的梦想》，意思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那么老奥巴马的梦想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强烈的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者(信奉部落主义)，更是一个崇拜共产苏联的社会主义者。奥巴马父母的结识，就是在夏威夷大学同修苏联课程的课堂上(都热衷共产主义、向往红色苏联)。

　　这样一个思想背景的奥巴马，会对伊斯兰的邪恶有清楚认知吗?他的无能、笨蛋可能只是表面，其内心深处不排除是因为信奉伊斯兰(痛恨西方文明)而不想对ISIS们开战，不想铲除他们。

　　按常理，如果奥巴马真心反恐，现在是天赐良机。以前，恐怖分子总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暗处躲藏，如同阴沟里的老鼠，难以抓获。现在全球恐怖分子公开聚到一起，并且是在一马平川的伊拉克沙漠地带，美国只要认真打这场仗，把这作为反恐战争来打，就可把这些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们在那个等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伊拉克广袤地带一举全歼。

　　根据媒体引述的西方情报，在ISIS的近两万武装中，有很多来自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多是当地的穆斯林青年。他们在当地国家的反西方的清真寺仇恨教育中长大，然后被ISIS的极端意识形态和残暴(被视为他们有力量)所吸引，参加到伊斯兰国的武装之中。

　　这种情形再次证明，这场反恐战争不是打不打的选择，而只是战场的选择，是在伊拉克、叙利亚等中东地区打，还是在美国本土打。

　　ISIS已公开宣称，要袭击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和拉斯维加斯(两个资本主义象征之地)。如果美国不能把这些ISIS野兽消灭在伊拉克境内，那他们哪一天就会打到美国本土，大规模杀害美国平民(如同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恐怖袭击)。

　　媒体报道说，已获知有ISIS成员是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中招募的，并查到为ISIS的秘密募款等。这都证明，恐怖主义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奥巴马总统有一点点能力，有一点点魄力，有一点点反恐的决心，像当年布什总统领导的伊拉克战争那种打法(白天密集定点轰炸，晚上由戴有夜视镜的特种部队把敌人分割消灭)，很可能都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可把ISIS的两万武装全部歼灭，从而避免美国本土可能遭到的恐怖袭击，挽救更多美国人的生命，并可强化世界的安全。

　　但奥巴马至今毫无任何决断性的行动，不仅对外等于屈膝投降(比张伯伦的绥靖糟糕千百倍)，对内则大力推行毁掉美国根基的社会主义政策，这是ISIS们想做而做不到的。所以奥巴马仅仅是笨蛋、无能吗?

　　人类对邪恶总是缺乏想象力，低估其残忍性、其反人类的暴行程度。不少有良心的艺术家在写作纳粹大屠杀题材时，因巨大的悲愤无法自控而自杀，像奥斯威辛的幸存者、大屠杀文学的开创者莱维、布洛夫斯基，还有《死亡赋格曲》的作者保罗·策兰等。“这些受苦的人在回忆中再受第二次苦，最终被压垮。”

　　曾有人说，“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奥斯威辛不仅毁掉了诗，也毁掉了人——也就是说毁掉的不仅仅是犹太人。”

　　而今天，面对ISIS的反人类暴行，诗得以存在的人性基础在哪里?正义的力量在哪里?美国在哪里?奥巴马如果不是已被什么力量“砍”了头，他的良知在哪里?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20117827.html

来源时间：2014/12/21   发布时间：2014/12/20

旧文章ID：1041

作者：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  来源：澎湃新闻

    奥巴马接近古巴也为了另一个现实的原因：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及其在拉美的广泛存在。

　　大约两个月前，在我的祖国巴西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总统选举。时任总统罗塞夫再次当选，但巴西却也陷入了两极分化。有关什么是“左翼”和“右翼”的争论再次兴起，这些主宰了20世纪的概念留下了阴影。比如，那些为巴西政府在古巴的马里埃尔港的投资进行辩护的选民受到指责，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并且他们的行为有悖于巴西的利益。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一小部分右翼选民占领了街道，他们要求军队介入，并向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大喊“滚到古巴去”。

　　但两天前，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彻底推翻了20世纪典型的二元逻辑：在50多年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要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一些分析家认为冷战在美洲终于要结束了。

　　奥巴马没能给他的政府带来世界所期盼的、与其所获的诺贝尔奖所相称的光明，现在他正尝试达成一个可以代表其在白宫政绩的历史性成就。他打出的这张国际王牌并不要求其付出很多：很明显，继续维持孤立古巴的政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美国国内，奥巴马需要获得拉丁裔的支持。在国际上，南美国家、一些欧洲国家以及中国等国一直在古巴进行投资并扩大贸易往来。只有美国落在后面。但我们不能低估这一举动的象征性意义。美国和古巴的双边关系，甚至是美洲国家的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

　　在我看来，奥巴马提出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因为他想结束过去这段历史。毕竟，面对当前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人们质疑冷战的伤痕是否真的已经愈合了。

　　奥巴马接近古巴也为了另一个现实的原因：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及其在拉美的广泛存在。当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投入战争时，中国通过扩大贸易伙伴和在经济战略部门的投资，推进了其在拉美的存在。中国目前是许多拉美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

　　美国关注中国在拉美的存在并开始在这一地区开展外交攻势，想要收复已经输给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宣布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这一趋势的最显著的事件。

　　奥巴马所使用的方法也颇有新意。在他发布这一消息的讲话的结尾，他用西班牙语说到：“我们都是美洲人(Todos somos americanos)。”这个消息是说美国是拉美大家庭的一员。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毕竟，美国的拉美裔社群一直在增加，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彻底改变美国人口的结构。

　　因此，奥巴马的这一外交举动既服务于国内政策也服务于外交政策。并且，通过使用“我们都是美洲人”这样的话语，美国定下了一种精神基调，这一基调将指导其寻求重获美洲的控制权和影响力的行动，目的就是让中国远离这一地区。

　　对拉美国家而言，美国的政策可能意味着他们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会被削弱。因此，很有必要来加强多边组织。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在拉美市场内部的竞争将会更激烈。长期来看，中国政府在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中所采用的严格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是一个错误。

　　面对美国，一个有利于拉美国家和中国的出路，是加深双方的对话和已经存在的区域一体化机制，尤其是南方共同市场，巴西是其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因此，尽管中国-拉美论坛的设立能够扩大双方的对话，但这是不够的。这的确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伙伴，但却牺牲了强度。很有必要去加强诸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国家联盟这样的组织的能力建设，比如给予它们根据真正的拉美国家的世界观来制定政策和协商贸易协定的地位，这一世界观属于发展中国家和那些也遭受殖民恶果的国家，这些恶果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是在思想领域。

　　换言之，拉美国家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一进程已经成为他们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重要领域。

　　美国和古巴之间恢复双边外交关系受到了拉美国家的欢迎。许多人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对他国国内事务进行不公正干预的时代的结束。这一想法过于浪漫。

　　我们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行动。因此，仍有障碍要去克服。我想提其中两个：

　　首先，非常保守的美国国会可能会阻碍对古巴经济封锁的解除;第二，美国领导人缺乏真正去理解和向拉美人民学习的兴趣。

　　这第二个障碍对拉美人民和中国人民却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双方可以找到培养更持久关系的沃土：这一关系基于新世纪的征兆，有新的思想和概念，而不是主宰了20世纪政治议程的那些旧思想。(陆华 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21117854.html

来源时间：2014/12/21   发布时间：2014/12/21

旧文章ID：1040

作者：李侃如、闫健  来源：共识网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李侃如教授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前主任。同时，他是密西根大学荣誉教授，并于2009年前担任Arthur F. Thurnau政治学教授和William Davidson商业管理教授。1998年8月至2000年10月期间，李侃如曾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负责美国对东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政策。李侃如博士著有及编辑24本书和专著，并且撰写了约75篇论文和书籍章节。包括与马丁・因迪克 和迈克尔·奥汉隆合著的《塑造历史：巴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2012)，与王缉思合著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2012)，《应对中国挑战：企业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2011)，《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2010)，与大卫·桑德罗合著《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2004)-中文译本在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闫：早上好，李侃如教授，感谢您接受《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专访。让我从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开始我们今天的对话。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现在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2013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已经达到创记录的5210亿美元。至2013年底，中美双向投资额累计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现在，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出口市场。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并未能自动带来中美关系的稳健发展。与之相反，更多时候，两国的经贸关系往往还受政治与安全关系紧张的波及，成为后者的“人质”。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在应对彼此分歧时，中美两国政府似乎往往会忘掉两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经济联系，中美关系总是缺乏成熟大国关系所应具备的那种稳定性。

　　李：诚如你所言，经济关系是现今中美关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除此之外，两国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交往也日益加深。比如，我此次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昆山杜克大学的专家咨询会。杜克大学、武汉大学与昆山市政府将合作在昆山建立昆山杜克大学，全面引入美国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如果是在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同意你关于经济相互依存并不能自动带来良好国家间关系的说法，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经济关系无疑是国家间关系重要的基础性内容，有时候，这种重要性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我看来，经济关系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如你所言，中美两国在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分歧使两国关系经受了相当的考验，从89事件、“银河号”事件、台湾海峡导弹危机，到后来误炸大使馆、中美撞机、李文和事件，以及近期两国在南海及网络间谍方面的矛盾升级，都使得中美关系遭受到很大压力。试想，如果没有两国间广泛而深入的经济联系，中美关系或许根本无法保持现有的基本态势。

　　事实上，即便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两国间近年来的相互交流也呈增加趋势。比如，两国之间初步形成了防长定期互访机制，尽管两国军事交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如，前些年，我所在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联合研究项目，尽管项目的参与者均来自学术部门，但项目的实际进程和最终产出无疑有助于减少双方在政治观点方面的一些误会。

　　闫：如您所言，经济关系对于现今中美关系而言无疑具有基础性，但是，在我看来，经济关系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浅层次的关系，任何国家，甚至是交战中的国家，都可以发展起经济关系，因为发展经济关系的门槛相对较低。然而，政治与安全关系却不同，它们是国家间关系的核心内容，代表着更高层次的国家间关系内容。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政治与安全关系对于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一国对于安全盟友和贸易伙伴有着迥然不同的信任程度，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看，我觉得，中美关系必须超越经济层面。

　　李：事实上，实质性的政治与安全关系也并不完全是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产物，很多时候，国家会出于战略考虑而选择与自己不信任的国家发展政治与安全关系，比如二战时期的英美苏同盟以及70年代的中美苏大三角。仅就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而言，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发展大都发生在相互信任不足的情境下：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两国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情绪还很强烈，但这并没有阻碍中美两国结成事实上的安全盟友关系;卡特总统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家，但在他任内，中美两国却排除意识形态分歧，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里根总统是位强硬的保守主义者，但正是他力主推动了中美两国军事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总之，相互信任并非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必要条件。

　　当然，相互信任无疑有助于推进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相互信任不足的国家，当其共同的战略利益不复存在后，双方原有的政治与安全关系便会陷入低谷——苏联解体后的中美政治与安全关系大体处于这样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相互信任对于国家间稳固的政治与安全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对你的看法做些修正，即稳固的政治与安全关系对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间相互信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国家对彼此意图(intentions)的判断。简言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就是一国对他国的能力(capabilities)不再持有疑虑。一般而言，国家间对于特定价值观(比如“相互间不以武力方式解决分歧”)和规则(比如“根据已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解决冲突”)的认同有助于相互信任的培育。

　　闫：您谈到了价值观，在我看来，这或许正是现今中美关系中最具分歧和潜在冲突性的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纷争。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中国人权报告》，引起中国政府的极大反感和愤怒。中国政府则针锋相对地发布《美国的人权纪录》，对于美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抨击。这种相互攻击已经成为每年都会准时上演的“保留节目”。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是最难弥合的分歧，因为这往往与各自国家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政治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后两者或是无法或是难以被改变。事实也是如此。从1990年开始的“中美人权对话”基本上成为双方各自的“自说自话”，乏善可陈。面对美方的攻击和指责，中国政府的愤怒是可想而知，“既不惹事，也不怕事”既是中方一种直接的态度宣泄，也透视出双方在某些根本价值观问题上的深层次裂痕。

　　李：中美双方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中美关系发展的整个历程。这种分歧的持久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解决的难度，因此，我同意你关于“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是最难弥合的分歧”的判断。与经济联系一样，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也是当代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面”，无论你喜欢与否，它都是一种现实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办?

　　在我看来，这里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价值压倒利益”，即意识形态成为主导中美双边关系的根本原则，在1949年之后到“乒乓外交”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基本上处于这样的态势。对于决策者而言，这种选择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的”选择。然而，事实表明，它并不符合中美两国根本的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第二种选择可被称为“利益压倒价值”，即国家利益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指引双边关系的主导原则。在我看来，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便是第二种选择的现实体现。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这种选择不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符合两国根本的利益。你刚才提到中美两国现在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就是明证。

　　当然，即便是第二种选择，也无法短时间内改变双方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但我要强调的是，这并不妨碍双方发展起实质性的双边关系。同时，这也为双方缩小价值观的分歧打开了一扇门。我承认，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值得我们去努力尝试。事实上，过去三十年多年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使双方(与过去相比)在价值观方面也有了更多的对话空间。我相信，在未来，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闫：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也成为制约中美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根本性障碍。换言之，考虑到双方在价值观方面的分歧，中美关系可能也就只能发展到目前的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总是周期性地为中美关系带来动荡。更为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分歧是深嵌在两国社会内部的，因而，这种社会间的分野势必会反映到两国关系上来并对后者造成持久性影响。例如，根据“世界公共舆论组织”(World Public Opinion. Org)2011年的调查结果，有5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带来负面后果，并且持这种态度的美国受访者比例还在逐年攀升。这使得我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有些担忧。

　　李：每个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美国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而当初这些移民之所以选择美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逃避母国的政治迫害。因此，美国人民特别珍视人权、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后者也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全球民主议程(global democracy agenda)与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政府并不完全代表民意，政府有其自身的相对自主性，这一点在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每位美国总统卸任时的中美关系都要远远好于其刚就任之时，原因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美国，对于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这并不能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因为国家的战略利益摆在那里。在这里，必须将战略层面与事务层面区分开来，好的政治家就是要从战略层面把握国家的对外关系，这就意味着，他有时必须忍受国内民众的批评，甚至要牺牲一些国内的政治资本，这是很艰难的选择。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切不可直接将美国的公共舆论看作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依据，这是一种简单化但却极为有害的做法。须知，公共舆论是可以转瞬即变的，而中美关系却无疑应当保持相当的战略稳定性。

　　闫：如您所言，“美国的全球民主议程”与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契合的。即便如此，从外部视角看来，“美国的全球民主议程”仍旧充满了进攻性，因为它潜含着美国“改造世界”的宏愿。与此相比，中国的对外政策则要“保守”很多，中国政府既不向外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更不寻求改变现今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这种“保守性”同样体现在中国对美关系之中，例如，中国政府希望美国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core national interests)，在我看来，后者体现的是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尊重和认可中国既有国家利益的期望，本质上充满了维持现状的强烈色彩。然而，中方这种极其保守的期望似乎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面回应。

　　李：“美国的全球民主议程”更多体现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一种道义责任，而非实际的干预政策。事实上，任何国家及任何社会都应当对世界负有道义责任，这是极为重要的，也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以高昂的代价证明了“权力政治”的破产，这是全人类必需共同吸取的血的教训。我们还记得，“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而束手无策，其背后的原因还是西方大国“权力政治”思维做崇。事实上，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盛行，普通美国民众并不愿意美国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然而，二战的爆发彻底击碎了孤立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意识到，美国与世界各国民众所共同肩负的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确实代表了国际关系的进步与文明。对中美关系而言，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人权、宗教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呼吁，这无疑是与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道义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却将美国政府的这种道义呼吁看作是美国颠覆中国政府的例证，支配这些人思想的无疑是已经过时的“权力政治观”。我想重申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颠覆中国，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颠覆中国而导致的后果。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核心国家利益”这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其模糊性。在中国未能清晰界定这一概念的内容之前，美国如何对其予以认可和尊重?据我所知，中国所说的“核心国家利益”的内容几经变化，不仅包括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还包括钓鱼岛和南海，甚至还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等内容。问题在于，这些内容本身是极为宽泛的，具有很大的弹性。以南海争端为例。中国政府将南中国海划入“核心国家利益”的范围，但却没能提供中方所主张的“南海”的精确经度和纬度信息，只是依据一个模糊的“九段线”来界定自己的主张。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显然不能承认自己并不清楚的东西。此外，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所谓“核心国家利益”是不容商量和谈判的，如果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的话，那么，南海的争端如何解决?在各种正式的外交声明中，中国政府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南海争端，这不正好与“核心国家利益”的潜台词相冲突吗?因此，在“核心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得到清晰界定之前，美方很难对其作出正面回应。

　　闫：如您所言，国际道义越来越成为制约国际体系中“权力政治”的强大力量，这体现了国际关系的进步和文明。然而，我们还看到，一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很难与其国内政治分割开来，如果不理解一国的国内政治，那么，对于该国外交政策的判断就是不完整的。很多时候，一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回旋余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经历过外族侵略的国家来说，外交政策不仅仅涉及现实的国家利益，往往还牵扯到民族情感和国家尊严。在当下中国，尽管社会舆论并非全是理性的，但它却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具体到中美关系，两国领导人可否为彼此应对国内政治的需要而预留出一点空间，多一些理解和体谅，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指责?

　　李：如我前面讲到的，美国领导人有时为了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不得不牺牲一些国内的政治资本，这是很不容易的抉择。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如你所言，一国的外交政策很难摆脱国内政治的影响。例如，最近中美两国因为网络间谍问题相互指责，美国政府还正式起诉了中国军方的五位军官。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态度与其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美国经济，增加美国民众的就业机会。然而，美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人们预想的那样迅速，美国国内对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很失望。因此，美国政府以如此公开的方式指责中国的网络间谍行为，其背后是出于美国经济和就业机会的考虑，因为很多美国人指责网络间谍行为侵犯了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夺走了美国民众的就业机会。

　　但是，作为政治家，一国领导人必须在国家的战略利益与国内政治压力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十分同意你关于中美双方“多一些理解和体谅，少一些相互指责”的说法。事实上，美国政府一直在寻求这样的理解和体谅。比如，在2011年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之前，美国政府事先已经告知中方，迫于国内压力，奥巴马总统必须会见达赖，否则，奥巴马的民意支持度将会受到影响——考虑到奥巴马总统面临着2012年大选的压力。同时，美国政府尽可能降低会见的规格，将会见安排在白宫地图室 (Map Room)而不是更为重要的椭圆形办公室。尽管如此，中美关系还是因此经历了一场波折。我想，这是两国领导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闫：无论如何，中国的和平崛起都将与中美关系的纷纷扰扰相互交织在一起，中美关系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双边关系，其重要性对于中美两国更是如此。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更广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崛起”——都离不开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中美关系无疑是其中极为关键的变量。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极为曲折，它要求两国政府(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始终在战略层面考虑双边关系，维持两国关系的战略稳定性，这就需要双方的政治智慧。用时下中国一句流行语来形容中美关系，就是“且行且珍惜”。

　　李：我很赞赏中国领导人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因为它体现了政治家对于战略性趋势的整体把握。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与现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即便在高度敏感的安全领域，我想没有人可以否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事实上减弱了中国可能直接面临的安全压力——否则，中日之间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极易产生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危及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因此而恶化。在这些方面，中美两国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习近平主席曾说，“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想，他想表达的是对中美关系战略稳定性的信心。

　　闫：感谢您接受《国外理论动态》的专访，期待与您下次再见。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41217117665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0   发布时间：201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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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晓霖  来源：《北京青年报》

    当地时间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美国与古巴完成被拘人员交换，同时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同日，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也宣布，古美将就关系正常化举行谈判。这是美古对立半个多世纪后双边关系的实质性突破，也意味着奥巴马正以“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处理冷战遗迹。

    奥巴马在讲话中承认，1959年以来对古巴实施的孤立、封锁和禁运等制裁措施被事实证明已经过时，不仅不符合美国利益，而且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认可，两国关系必须揭开新篇章。他还透露一揽子切实改善关系、恢复邦交的方案，包括派国务卿克里访古磋商复交，重新评估对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定性等等。

    奥巴马此举既标志着公开承认美国古巴既往政策的失败，也是延续其个人务实、温和的外交风格。奥巴马上台后即已陆续改善美古关系，由放宽贸易封锁，到放松人员旅行限制，逐步推动关系回暖，直至如今加速关系正常化，给美古这对历史冤家彻底和解带来乐观信号。当然，缓和美古关系也是美国多数民众的愿望，《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2009年的一项民调就已显示，三分之二的被调查对象支持美古复交，只有27%的人反对。2013年，前往古巴旅行的美国人达到60万之多，半数以上为古巴裔。

    奥巴马大幅度调整对古政策，不仅在于废除僵化且毫无意义的冷战做法，还试图藉此向广大拉美国家特别是中左翼政权领导的国家示好，重塑美拉关系，扩大自身影响，巩固传统后院，夯实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基础。当然，在民主党丧失对国会两院控制权的状态下，“跛脚”总统奥巴马也只能在外交上施展手脚，为未来的政治遗产积攒本钱，让自己以“和平总统”的美誉载入史册。

    但是，如果对奥巴马的战略意图判断仅停留于此，也许有些幼稚。纵览今日世界，冷战格局虽然崩溃，冷战意识并未消解，冷战延续的残垣断壁依然存在。拉美的古巴、中东的伊朗、中东欧的乌克兰和东北亚的朝鲜，是支撑冷战废墟的四个基柱。奥巴马对这些冷战遗迹基柱的处置并非一刀切，而是区别对待：努力降低前两者的对抗性，继续维持后两者的硬度和摩擦系数，这种有所侧重的选择，反映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依然无法摆脱冷战思维的窠臼，即依然把防范和遏制中俄两国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小布什曾提出著名的“邪恶轴心论”，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均列入公开军事打击和颠覆政权的目标，随后诉诸两场战争，并用伊拉克祭刀。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失败，使奥巴马看到美国能力的局限，以及中东均势力量失衡的危险，更看到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的潜在风险，于是采取笼络伊朗而稳定中东、冷淡朝鲜且深度介入亚太的战略调整，以图在西亚实现缓和而在东亚保持张力，为美国核心利益服务。

    最明显的对比是，同为无核化危机，奥巴马公开向伊朗承诺，不谋求颠覆其政治制度，尊重其和平利用核能源的权利，并作出关系正常化主动姿态，但对朝鲜则截然相反，进而使其弃核意愿大打折扣，半岛局势始终剑拔弩张。这种态势既为日本强化军事力量渲染气氛，也给美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大造声势，说透了，就是缺乏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和尊重，是冷战逻辑的惯性表现。

    同样，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既是旧冷战的主要当事方，更是新冷战的重要博弈者，在苏联解体、国家政体和社会全面转型后，依然无法摆脱来自美欧的冷战式挤压，并在北约和欧盟持续东扩的钳形攻势下步步退缩，直到引发乌克兰危机。如果说，10年前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是奥巴马前任的既定政策，那么鼓动乌克兰权贵们冒进西投，则是他本人所愿。可见，即便是“和平总统”，依然缺乏纯粹的和平诚意，因为在局部地区、对个别大国保持冷战或半冷战状态，符合美国根本利益，至少可以迎合美国两党政客的习惯性调门。

    美国主动与古巴缓和并努力争取邦交正常化，对两国和两国人民固然是好事，也算是冷战坚冰的继续消融。然而，这种后院除冰、前院撒雪的努力，无助于美国与中俄两个大国整体信任感的确立，因为，以朝鲜半岛和乌克兰危机为核心的两段冰墙的存废，才是冷战是否彻底终结的标志。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无意消除这两段冰墙，无论是奥巴马的前任还是来者，因为美国政治家们不习惯缺乏对手的空间和世界。马晓霖（博联社总裁）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12/20/content_105331.htm?div=-1

来源时间：2014/12/20   发布时间：201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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