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ristopher Ford  来源：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

下午好！虽然只有几小时，我还是很高兴能回到哈德逊研究所，又一次和一些老同事们相聚。

这个会议主题是谁在亚洲“称霸”，这个议题本身就假定了，在亚洲存在对地区影响力的竞争。这个看法在中国内部当然没有异议，中国官方人士已使用这套强势的竞争话语几十年了。然而许多年来，在美国对华政策领域，与中国的战略性“竞争”问题却一直有争议。

事先声明，我在这里谨宣称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政府其他任何人的意见。为有助于今天的讨论，让我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故事框架和演变过程提几点看法。在理查德·马德森那本精彩的书中，他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对北京的政策演变，这位社会学家描述了当时存在的三种基本思想学派——美国人对中国互不相让的三种叙事方式——他还认为美国那段时期的国家政策，反映了其中一派之后逐渐获取了胜利。

在马德森的描述中，那些年里，许多美国左派倾向于同情共产主义中国，把中国看作一个意识形态的天堂。他们的观点与右派反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截然相反，右派们始终对“红色威胁”忧虑重重，并以此解读毛时代中国的一切。

然而，就像马德森所说的，这两派最终都败给了第三种论述：这个版本将中国看作是“被自由主义神话”解救的“陷入困境之现代化主义者”—— 这个神话认为最符合中国人利益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个被‘实用主义的技术性官僚’统治下的社会”。并且，中国面临的巨大困难需要美国援助才能最终发展成一个与美国相近的国家。

“自由主义神话”观点开始只是几个不相上下的理论之一。但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马德森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的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让我们的道德观和共和信念产生了动摇，因此中国随着经济繁荣而不可避免自由化的观点能坚定我们正在摇晃的，美国政治价值观更为优越的信念。 同时，“自由主义神话”盛行也是一些美国政治领导人利用它作为向美国政界鼓吹对中国开放外交的一种手段——这一举措本质上是出于需与苏联抗衡的战略性考量——否则美国内部很可能会对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权术提出质疑。

我认为，马德森关于那一时期的陈述十分有力且富有洞见，但某种程度上，故事接下来的发展至少同样耐人寻味。一方面，拥抱中国并鼓励其强大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考虑在冷战后已不复存在。但在苏联帝国解体后那段春风得意的日子里，商界一如既往地陶醉于部分真实、部分想象的“中国市场”的财富，并迫切地想促成和中国越来越有活力的经济基于盈利的合作，来自商界的怂恿让我们的政策制定比以前更贴近“自由主义神话”。这个神话里，中国是一个“深陷僵局的现代主义者”，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逐渐抵达人类政治进化的终点，并或多或少地，“像我们一样”。

马德森认为，“天安门事件”推翻了美国人这套神话般叙事，并导致了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一场概念危机。但我不同意。在我看来，我们的政治和学术机构似乎在1989年后还对这套“自由神话”执着地坚持了许多年，而这种概念危机现在才开始发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听到克林顿总统说：“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我们宣扬自己观念的良机。中国越接触世界，世界就将给中国带来更多自由。”在奥巴马总统“欢迎中国崛起”的声明中，我们仍能听到这种回声。

我还认为马德森所说的“自由主义神话”长期盛行之受害者之一是美国自身的政治策略。我在其他地方也写过，美国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自我膨胀和不切实际的假设，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将致力于在困难和特殊境遇中把中国领向自由主义民主，变得“像我们一样”的论调——让我们变得懒惰。毕竟，如果历史本身就在你这边，经济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为你带来更多朋友和其他民主国家，谁还需要苦心孤诣地去制定实施什么真正的策略呢？

马德森指认的“自由神话”因而似乎在基因里就带有某种“战略镇定剂”的作用，这种看法让我们的政界精英和决策层对中国的深入研究裹足不前。它的负面效应有时非常明显，比如经常有人争辩说：只有当我们自己“显得”把北京看作对手，或让人产生了这种“印象”时，中国才会是美国或美国利益的威胁。（这种观念，据马德森追溯，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有人开始提出这个看法：只要我们不通过外界压力迫使中国政权变得“被动”，北京的“实用主义考量”就会脱颖而出。 因此，中国的未来，就飘飘然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对这些研究者而言，任何中美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简单地、加倍地进行协助形合作。任何显得真实的“竞争性战略”都应不惜代价地避免，甚至批评的言论也应收敛，否则我们就会挑起不必要的敌对情绪，而这些敌意本来会在实用主义的繁荣中消融。

这种结论当然很合中国共产党干部们的胃口，他们统治着中国，多年来也一直热切希望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这也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一种努力，旨在将中国带回到它认为19世纪中期以前曾享有的相对强势以及优越地位。尽管他们在国内散布激烈反对西方的阴谋理论，并在“天安门事件”后纵容恶意排外的政治宣传，但是，中国官员在和美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强化“自由主义神话”，鼓励美国人丧失战略性思考，培养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并频频指出批评中国会在各方面“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共产党官员们的这种策略，迄今为止相当有效。

可以肯定的是，9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华盛顿工作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有不少暗流在汹涌澎湃。那时每个人都还记得89事件，而我们的军事情报分析人士也开始质疑中国增强军备的程度和速度。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外国军事科技的补给，包括频临破产的俄国似乎来者不拒，任何东西都愿意卖；这些都为中国军事储备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还有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一系列中国对台湾进行的导弹测试让克林顿总统向当地调度了一个航母战斗群。

然而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让“自由主义神话”叫停。乔治布什总统的政府开始在对华政策上更为谨慎，某种程度上，和克林顿总统与北京往往过于密切的合作正好相反。无论如何，华盛顿很快就为2001年美国的恐怖袭击殚精竭虑，无暇他顾。北京因此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反恐怖主义的时代精神，合理化自己对内镇压“疆独”和“臧独”的举措。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局在2002年“欢迎”了一个强大，和平和繁荣中国的崛起。等到2004年，国务卿鲍威尔描述中美之间已拥有自1972年开放外交以来，最为和暖的关系。

毋庸置疑，随着时间的流逝，布什政府开始探索如何有效“暗中预防”中国可能出现的不当行为。虽然不广为人知，很多被视为奥巴马政府标志性元素的“再平衡”策略，如最终正式签署的2014年美国菲律宾《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等，都是自布什在任期就开始的倡议。

针对中国在亚洲逐步树立的影响，虽然政府开始平静地朝更为审慎的方向过渡，在公开言论和举措上，仍存在诸多限制。

但时过境迁，从那以后，美国对华政策领域的思维有相当大的转变，尤其 因为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南海愈演愈烈的挑衅行为，对国内异见分子的严酷镇压，以及最近弃如敝屣的，原来对香港民主的承诺。我们当然可以继续长篇累牍地探讨这些变化的一应细节，但就今天的主题而言，我要说的是，虽然理查德马德森说“自由主义神话”在“89事件”后就消逝了的说法可能有误，但这个神话的瓦解今天确实正在发生。

在具体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上，我们现在或许无法达成新的共识，但在今天的美国政策圈内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以往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已经过时了。从美国国家利益和大战略的角度看，“接触”政策并未产生我们被告知会得到的那些利益。与其说中国改善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变成一个繁荣的、日益民主和尊重权利的国家，不如说它似乎只变成了一个不但更富有、更强大、武装更精良，而且是权贵资本主义式的和对内专制的地区复仇主义恶霸。“自由主义神话”因此破产，而我们的中国政策决策层则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处理亚太地区其他国家面对的真正问题了。

最近这种言论日益增多。如果有人在1998年发表这类的言论，他或许会被误以为是国会里孤立的对华鹰派“蓝营”，这些人明确地自诩为对华政策圈和克林顿行政机构传统智慧的反对派。但是，现在这种情绪似乎越来越成为“传统智慧”。显然，美国的对华态度在认知范围的许多重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美国人或许仍会纠结于到底应如何回应中国越来越明显的挑战， 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如何平衡“合作”和“竞争”这两个要素也可能仍有争议。但是，似乎可以客观地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昨日让人安心的中美关系已被现实蒙上了阴影，而公共政策议程也不断波动。

我不确定我能告诉你谁会在亚洲“称霸”，在这个时间点上，或许没有人能说得清。但中国可能终于设法刺激到了美国，让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游戏，且“输”“赢”都迫在眉睫。我们当静观其变。

谢谢，我期待接下来的讨论。

        小米编译

原文链接：http://www.newparadigmsforum.com/NPFtestsite/?p=1896

来源时间：2014/12/10   发布时间：20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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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rles W. Freeman III  来源：布鲁金斯学会

　　11月11日，中国主席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面对1500位全球商界人士发言，呼吁新时代的经济开放性和包容性。在阐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时，他承诺中国将加倍努力消除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并“建立一个互信的伙伴关系”。在APEC会议上也传来了令人鼓舞的双边经济消息，即更加开放的签证政策和扩大《信息技术协议》以减少中国贸易壁垒的进展。

　　习近平主席的发言和APEC会议上的好消息却和他一个月之前的表态形成了反差，那时他曾称赞一位责骂外资在华经济行为的中国博主“正能量”。他的发言同样也和那些境外投资者对其面临的在华商业环境恶化所表现出的焦虑格格不入。

　　外国制药公司在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贿赂罚款。外国食品公司则被控告违反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并且，从汽车到计算机等一系列外资企业遭受了所谓针对反竞争行为的调查。诚然，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同样被卷入了这种商业打击，但外国跨国公司却是更加突出和重要的打击对象。

　　中国一向对境内的外国人和外资企业态度矛盾，但最近似乎转变成了一种彻底的仇外。习近平所说的“正能量”博主，周小平，在他排外的咆哮中唤起了百年来西方带给中国的耻辱。中国的官方媒体很快开始指责“不怀好意的境外势力”所带来的社会干扰。从星巴克到沃尔玛，近年来外资企业因其本属正常的商业行为而成为了煽动性媒体报道的对象。长期在华的外国商务专业人员日益感到怀疑，就像一位在北京长居30年的美国人所说的：“值得为此承受这一切的麻烦吗?”

　　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衡量都可以看出在华外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十多年的工业产值中有20%到35%可归功于外资企业。而中国的对外出口则有20%多来自外资企业。当经济面临严重的结构性挑战，中国有充分理由维护外商对自己的信任。但是，对中国商业环境日益增长的担忧显然已让海外投资者变得紧张。就在今年9月，财政部宣布在华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到了自金融危机顶峰以来的最低点。

　　事情本不必如此发展。对于习近平主席执政的第一年，外商团体尽管心存戒备，却也日益表现出乐观的态度。习近平的开放精神和对中国经济优势与劣势的了然于胸都在外方人士那里赢得了较高评价。他召集了一批受人尊敬的全球主义者作为他首要的经济顾问。直至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方才逐渐揭开帷幕的经济改革也提出了迈向更为开放和自由化的中国市场的全面路径。而最近，四中全会则许诺了更为透明和负责的中国官僚与司法体系，这些是任何外商都该感到高兴的事。

　　的确，除了外商团体的利益，习近平还有更多要考虑的事情。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已经担负起中国军事、安全、外交和科技政策的领导地位。他的经济“新常态”政策则需要对政府、商界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剧烈的结构性转变，而这将对既得的政治利益产生挑战。

　　尽管并非所有动机都很明确，习近平对民间的不满情绪似乎正在做出回应，民间认为政府主要在从事寻租活动而非保护他们的利益。为达此目的，他从多方面努力着手。其中之一是他发起的高风险的反腐运动。另一个是三中全会的首要主题：让市场成为经济决策中的决定性因素。而四中全会则突出了第三方面努力：减少地方监管和司法决策自主性。

　　习近平的愿景似乎包含着对中国政府经济监管行为的根本性转变。在过去35年中，政府一直是对经济行为是否可取的首要仲裁者，是对新的商业行为予以批准或否决的角色，以及一旦商业许可发放则承担起不定时的监管任务。习近平的新做法则暗示着大多数经济活动将被视为获得准许的，而政府机构——正如多数发达国家政府所做的那样——将更多发挥协调性的作用以保证商业运行符合中国的法律规范。这将会是管理实践上的巨大变化。

　　在现实中，这种转变可能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近几个月发生的一些突出案例，即中国政府机关以保护中国公民和消费者的名义所进行的激进的监管行为。对于中国的监管者而言，习近平公开却又被误传的训诫传达了一致的信息：走上前去，执行法律。随后，尽管并非所有执法活动都对准了外国公司，最突出的案例都是以外商为对象。这似乎不仅满足了新的执法目标，还满足了中国社会浮现出的排外需求。

　　例如，突然大量涌现的反垄断调查在中外媒体都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近日北京APEC会议上，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希望中国能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让外国企业受到公平的对待，这样他们就能平等地与中国企业展开竞争;希望这种竞争环境之下的竞争政策能提升消费者的福利，而不是只让某一方的企业获益。”据一名欧洲汽车高管所言，欧洲汽车制造商因哄抬价格而被调查，仅因为中国监管者声称中国大众相信外国人“赚得太多”。美国科技巨头高通和微软也接受了调查，因为它们的产品在各自的市场中无处不在。出于不同原因，这两家公司都因索要产品使用费而饱受中国人的抱怨，尽管对于微软，大部分在中国使用的产品都是盗版。

　　在反垄断法的监管之外，中国还针对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发起了高达五亿美元的贿赂罚金。外国制药公司多年受到来自公众和官方对其积极的知识产权实践和高昂要价的批评。经过一次广泛的调查，葛兰素史克被指控采取一种贿赂医生开具他们的药品的营销策略。这种策略成为行业中的常规(即使违法)做法已有十多年，但却是一个外国竞争者被第一个挑出来接受惩罚。在此罚款之后，一篇新华社社论质问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司法体系能够容忍像葛兰素史克这样贿赂人民、妨害公众利益和损害市场的行为?”

　　在眼下关于中国食品供应安全的一系列惊人丑闻中，向诸如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公司供应肉类产品的伊利诺斯州食品供应公司福喜被单列出来接受官方的详细审查，而此前福喜曾在一位心怀不满的前员工的精心策划下经历了一场“抓现行”的电视调查。该公司目前被指控违反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它的几个中国高管也锒铛入狱。而实际上，许多福喜遭受指控的做法都是发达国家食品行业内的标准流程，而且也没有科学依据证明这些做法不安全。此外，根据一位知情的外国高官所言，许多福喜的中国竞争者在维持适当的食品安全标准上甚至更加松懈。

　　对于任何政府来说，确保公平的竞争政策和公众安全都是一项重要并且合理的任务。而那些在华外商的商业行为当然也不是毫无污点。一个注重透明执法和标准统一的监管框架毋庸置疑会受到大多数外国(以及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的欢迎。然而，近期的这些监管行为似乎囊括的不只是执法这项目标而已。

　　以反垄断法为例。中国国内的创新战略制定了一个外国技术渗透少于30%的目标。习近平主席不仅是本土科技发展的积极拥护者，在棱镜门事件之后，他也曾发言称“网络安全也是国家安全”。最后，那些受调查企业的本土竞争者们显然也被监管机构要求对正在进行的调查发表评论。不难想象为何众多外国观察家质疑中国的反垄断执法是否只是为了保卫消费者的利益。

　　最为常见的是，在一个开放式的调查过程中，中国监管者似乎专注于找到一个能为其监管调查正名的确凿证据。许多案例表明，不仅监管者想实现的目标并不清晰，受调查企业被追究责任所依据的标准同样不清楚。这些监管行为尤其缺少正当的程序、透明度和明确的解决路径。这种清晰性的缺乏导致了其他因素的介入，不管是产业决策或个人的寻租行为，甚至是更加阴暗的仇外心理。而这些因素似乎都是习近平主席转变中国监管框架的可贵努力旨在削减的内容。

　　让中国政府机关从许可发放者向监督者角色进行转变的确是项重大转型，并且似乎也是中国新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然而，政府机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获得实现转变的能力和路线图。许多中国的机构想遵循习近平的指示完成执法，但他们的执法规则却显得过于仓促和草率。邓小平曾将中国的经济政策精辟地总结为“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在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曾经创造出奇迹。然而，这句话却并不能为习近平经济“新常态”所言的监管透明度和问责性提供可靠指引。

来源时间：2014/12/9   发布时间：20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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