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11月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具有全球属性的地区性合作组织。作为涵盖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APEC不仅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其成员构成和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使得APEC的合作进程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APEC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盟(EU)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三种代表性模式，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APEC以其开放、自愿和灵活的合作方式，开辟了地区合作的新模式。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调整，并且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带来了新一轮的战略合作调整，APEC的发展正面临新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分析和研究APEC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APEC未来的合作前景。

　　APEC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

　　APEC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正处于一个转型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APEC虽然是地区性组织，但是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的影响却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另一方面，APEC正在从一个相对松散的区域性经济治理机制，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和行动力的组织转型。

　　就APEC的组织影响力而言，APEC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的地位和角色上升有其必然性的一面。首先，就经济规模而言，APEC成员中包含了全球最大的三个经济体，APEC人口总数占全球的40%，GDP占全球57%，贸易额占全球48%，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经济总规模上，还有经济增长速度。据IMF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经济的总规模是73.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经济规模是16.8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是9.2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形下，中美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增长，预计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7.4%，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是2.2%。

　　其次，就合作机制而言，自1989年创立以来，APEC已然成为亚太地区涵盖国家最多、级别最高和议题范围最广的合作机制。APEC成立初期只有12个成员国国,包括了东盟六个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韩国。1991年，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加入。1993年墨西哥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1994年智利加入，1997年俄罗斯、越南和秘鲁加入，至此APEC成员扩大为21个。1993年APEC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在这之前是部长级会议。目前APEC涉及的议题除了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合作、发展合作之外，关于气候变化、反恐、反腐败、地区安全和热点问题都包罗其中。因此，从成员国扩大、会议级别升级和议题领域扩大来看，APEC合作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其合作进程对全球经济治理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最后，就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互动而言，APEC作为一个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不仅致力于亚太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与经济治理，而且近年来伴随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迁，其合作机制与议题领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拓展，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互动性影响日益显现。早在2002年，APEC峰会不仅扩展和更新了《大阪行动议程》，推出商务旅行卡计划，加强成员国经济法律基础建设，而且还特别强调了APEC对全球经济的引领作用。当然，APEC对全球经济的引领不只限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以及经济强劲、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上，还表现在与全球经济治理议程和机制的对接上。2014年由于中澳两国分别是APEC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G20)的主席国，两国在加强两个会议的协调和议题对接方面有非常多的互动。并且，中澳两国还专门责成各自的研究机构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14年4月在上海专门就G20和APEC峰会的协调与合作召开研讨会。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的主题聚焦全面增长战略，谋求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并确立了三大议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创新发展，推动经济改革和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从最终的议题确立上可以看出，两场峰会把议题重点都放在了促进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上。2014年APEC在促进经济增长、贸易发展和促进投资的上的共识和举措，可以为随后举办的布里斯班G20峰会所确定的增长与就业的主题起到切实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如果能够持续地将APEC的地区性经济合作议题与G20的议程进行对接，不仅可以提升APEC的全球影响力，而且也为G20全球议程的落实找到地区支点。

　　从APEC的行动力和凝聚力来看，APCE过去曾被批评为“清谈馆”，不少议题和倡议因为其无法律约束力，落实和执行上与期望值存在较大差距。然而，近年来，APEC在行动力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不仅就未来APEC的发展设立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远景目标，而且以促进互联互通为着力点，构建亚太地区长远的战略优势和竞争力。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活力亚太，全球引擎——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显示了实现亚太无缝、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的战略决心，通过建设区域高质量交通网络、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竞争力和凝聚力等方式，加快和鼓励平衡、安全和包容的增长。2013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倡议。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在2014年10月24日就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署备忘录。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亚太地区国家的广泛响应，主要还是在于AIIB是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符合本地区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切实举措。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今后10年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AIIB的成立将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是有利于成员国各国和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多赢之举。北京APEC峰会的议题和布里斯班G20峰会议题的直接共同点，就是这两个峰会都特别强调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区域的互联互通。在目前全球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中遇到的基础设设瓶颈问题，对于促进亚太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下APEC面临的挑战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在全球层面，G20取代G7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里的话语权之争日趋激烈;在地区层面，区域合作机制的完善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的构建已经在欧洲、东亚、拉美甚至非洲地区展开，但是区域经济治理的成效和能力差距持续拉大;在国家层面，以应对危机和恢复增长为代表的调整和改革政策在各个国家展开，新一轮的跨区域合作已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对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APEC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未来的地区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能否有更大作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应对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和处理以下挑战的能力和方式。

　　第一，明确核心战略目标的挑战。APEC长远的战略目标是立足于建设一个覆盖亚太地区的大型自由贸易区如FTAAP?还是致力于一个合作范围更广的地区性协调组织建设，主要服务于领导人的沟通和国家间合作，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回顾过去25年来，APEC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1996年是建立机制和稳步发展阶段。1991年汉城会议通过了《汉城宣言》，明确了APEC的宗旨、原则、活动范围、加入标准等。1992年的曼谷会议决定在新加坡设立APEC秘书处，由各成员认缴会费，确立了APEC的组织机制。1993年，APEC从部长级会议升格到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展进程得以加快。1994年设立了“茂物目标”：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亚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贸易及投资。随后的峰会围绕“茂物目标”的实现和落实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和行动计划，APEC合作进程得以稳步推进。第二阶段是1997-2007年是调整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APEC带来的不仅是议题领域上的拓展，而且也因对危机的不同处理意见，APEC内部的分歧日益明显。在此阶段APEC成员规模扩大至21个经济体，APEC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十年稳固和调整阶段。第三阶段是2008年到现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促使成员国家和经济体进行对内对外的经济改革和战略转型，受亚太地区内部各种次区域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势头影响，APEC的未来发展方向也面临一个新的战略定位挑战。这一战略定位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智慧，要致力于亚太又不能局限于亚太。就APEC的长远发展而言，需要明确每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尤其是核心战略目标。至少在2020年“茂物目标”实现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APEC需要明确其下一个具体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未来10年而言，APEC仍应坚持聚焦经济议题，应将FTAAP作为下一个十年的核心战略目标，并且需要将这一核心目标具体化，分解成可落实和可核查的具体指标，便于督促进程与核查落实情况。APEC核心战略目标的明确关系到APEC机制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从根本上讲，核心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才是机制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第二，议题泛化的挑战。APEC成立初期，主要致力于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这三大支柱性的领域合作。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APEC开始关注金融安全议题。1999年奥克兰会议，APEC以非正式外长会议形式对东帝汶局势进行讨论，开辟了政治问题进入APEC议题的先河。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反恐问题开始进入APEC的议题。随后，气候变化、反腐败、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救助等更为广泛的环境、政治和社会议题被纳入到APEC议程菜单。议题泛化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与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的相互影响和关联，而且领导人峰会的性质决定了APEC无法避开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讨论。实际上，不仅APEC如此，G20过去几年的峰会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2013年G20俄罗斯圣彼得峰会的一个最大焦点就是叙利亚问题。议题泛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对组织能力的要求也随之上升，APEC面临是否有能力就广泛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和落实的挑战。更为关键的是，随着议题的扩展，经济领域的合作面临被稀释的挑战。因此，对APEC而言，如何处理好议题泛化的问题是未来该机制发展的一个难题。就领导人峰会而言，热点的政治安全问题讨论难以避免，但是这些热点问题只能是临时性的议题，而不应将其列入APEC的长期议题中。列入APEC长期议题的至少是与经济发展与合作具有相关性的议题，不然议题的无序泛化之后，不仅会增加APEC机制的负荷，而且会影响到其核心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三，利益多元化的挑战。APEC成员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大国，也有小国;既有主权国家，也有非主权经济体;既有贸易盈余国家、也有贸易赤字国家。此外，APEC成员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宗教文化、民族构成、地理特征等各个方面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APEC在所有议题上的协调难度和共同行动的难度。面对着复杂、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形势，APEC成员在深化各自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也在上升。APEC中期评估也证明了，因为APEC成员的经济发展存在多样性，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内经济政策，在贯彻APEC基本原则的条件下按确定的时间表实现茂物目标对APEC而言是巨大的挑战。所以，如何协调不同利益，凝聚共识，是APEC合作的一个长期性挑战。

　　第四，整合区域合作机制的挑战。在亚太地区有着多层次和多种类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如东盟、中日韩与东盟分别建立的3个“10+1”合作机制、东亚峰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经济伙伴协定(RCEP)等等。从发展趋势看，APEC如果能通过构建FTAAP的战略目标，将TPP和RCEP整合在一起将是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的有效举措。就东亚地区重叠的合作机制而言，不仅存在相互竞争的问题，也面临加深利益分化和差异性的问题。还有，多重的峰会机制，不仅消耗着领导人的精力，也会耗散成员国间有限的合作资源。因此，APEC在多重的地区合作机制以及更高层次的全球合作机制中，面临被选择和被边缘化的挑战。例如，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分别缺席了在印尼巴厘岛和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APEC会议。此外，就2014年的APEC峰会而言，其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缅甸主办的东盟峰会(EAS)，以及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的G20峰会。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三个组织的成员国。如果APEC与其它峰会相比没有实质性的成果，难免被边缘化，其必要性也大打折扣。从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看，达成共识相对容易，但是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实质性成果不仅仅是写进宣言和共识中，更为重要的是随后的行动计划制定和落实。APEC要想实现整合地区合作机制的目标，必须要在共同行动和落实能力上有所加强。就2006年就已经提出的FTAAP设想而言，2010年APEC横滨会议发布了《走向FTAAP之路》(Pathway to FTAAP)的文件，提出“我们同意将亚太自由贸易区从意义性愿景变为更加具体的愿景，并将其作为深化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途径。”如何将FTAAP成为具体的愿景，2014年的APEC北京峰会最受期待的一个成果便是建设FTAAP路线图。如果APEC能够在共同路线图的指引下，成功整合碎片化的区域合作机制并实现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APEC将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合作组织，也必将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最强推力。

　　APEC前景展望

　　回顾25年的发展历程,APEC不仅经历了亚太地区的风云变化，经受住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也见证了中国的崛起。展望下一个十年，APEC将面临一个不同于过去25年的地区和全球环境，其中最大的一个不同便来自中国。相比于过去，中国对于全球和地区事务的参与从被动转为主动，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构建从无奈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从坚定的支持者变为积极的变革者，对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边缘者走向核心领导者。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和中美的互动将成为塑造和影响APEC下一个十年发展的关键因素。

　　之所以说中美两国将是决定APEC未来合作的关键，并不是大国主义思维的简单判断，而是基于亚太地区的现实。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众所皆知的直指中国。美国一再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前提是中国的崛起必须是美国治下的崛起，也就是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内的崛起。就建立FTAAP的目标而言，最大的挑战可能并不是开放、自愿和灵活的“APEC合作方式”，而是到底以美国主导的TPP的标准和模式来推进，还是以中国参与的RCEP的相对较低的标准和模式推进。所以，对于APEC未来发展而言，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

　　APEC的全球属性决定了APEC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角色不能仅仅着眼于地区，APEC未来的发展只有在立足亚太的基础上，以着眼于全球发展和关切全球福祉的战略胸怀，才能使得该机制具有长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亚太梦想”，并明晰了“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就是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就是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亚太梦想”是将地区繁荣、世界发展和人民福祉有机结合的一个战略设想。“亚太梦想”的战略含义不局限于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局限于亚太经济发展，而是一个立足亚太，服务全球的战略目标。APEC应该在这一长远战略目标指引下开展切实有效的合作，分阶段明晰具体的核心战略目标，聚焦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建设，才是对本地区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最大的利好。

　　和所有的国际组织一样，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决定了APEC机制的有效性，一个决策有效和行动力强的国际组织才能在全球事务和国际体系中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对APEC而言，在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上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平衡：其一，议题泛化和议题聚焦的平衡。APEC要谈安全合作、反腐合作和文化合作、卫生合作等等，这些议题与地区的稳定发展和长远利益相吻合，但是APEC在下一个十年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聚焦经济合作，着力于FTAAP建设是首要。其二，成员扩大和有效合作的平衡。自1997年以来APEC一直没有扩员，21个成员方协调起来已经很困难，进一步扩员之后的协调难度可想而知。但是，鉴于扩大APEC地区影响力的考虑，以及地区成员国家要求加入的现实诉求，有必要建立有序的扩员进度。但是，要在扩员和加强既有成员合作机制建设之间做好协调，否则APEC将会陷入大而无当的处境中。第三，开放自愿的合作方式与规制有度的落实机制之间的平衡。APEC开放、自愿和灵活的合作方式充分照顾到各成员间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差异性，但是非约束性并不意味着弱执行力，茂物目标的落实中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乏清晰明确的核查指标。因此，实现目标的进程和要求可以灵活，但是目标本身应该清晰和便于核查。

　　展望未来，期待APEC能以共建亚太伙伴关系为基础，以共筑“亚太梦想”为动力，以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为核心战略目标，在不断提升APEC合作的决断力和行动力的基础上，实现亚太地区的持久繁荣与发展。

来源时间：2014/12/6   发布时间：20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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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新浪微博

尽管美国的国家历史不足250年，华盛顿的历史则更短，但它却是世界上博物馆数量与展品最多的城市之一，近200家坐落于街头巷尾的博物馆成为这座城市旅游业的一张王牌。有人曾这样开玩笑说：“华盛顿，一个历史不长却最能吃历史饭的首都”……（详见长微博）

来源时间：2014/12/6   发布时间：20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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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全球第三大富豪沃顿-巴菲特日前向“为希拉里而准备”（Ready for Hillary）——希拉里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2.5万美元，兑现其此前称“将重金支持希拉里2016年参选美国总统”的承诺。http://t.cn/RzKWvmB

来源时间：2014/12/6   发布时间：20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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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榴莲美国  来源：新浪微博

齐聚中美创业先锋的南加创新论坛将在12月6日于南加州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立足本土，思观全球”，与会嘉宾包括迅雷CEO邹胜龙、YY首席技术官赵斌和Rexter首席执行官Andy Wilson等150名中美知名投资人与企业家。感兴趣请戳http://t.cn/RzKBwcJ

来源时间：2014/12/6   发布时间：20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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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菜根杂谈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的校车都带有救援小窗的设计,逃生和通风的小窗设计在上部，保证了车体侧面的强度，同时也便于紧急情况下的救援。著名的悍马追尾校车事故。在强大的校车面前，悍马也不堪一击。 （分享自 @凤凰网探索者） http://t.cn/RzKBnEM

来源时间：2014/12/6   发布时间：20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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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京华时报  来源：新浪微博

2014年，中美军费相差近5倍。然而，两国单兵装备费用的差值却达到十几倍之多。据估算，一个解放军士兵在战场上的标准配置，只需2部iPhone6低配手机的花销就能购齐，而美国士兵的战斗标配约20部iPhone6高配版的价格。By南都http://t.cn/RzKMIgK

来源时间：2014/12/6   发布时间：20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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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梦想的左岸cq  来源：新浪微博

中美商讨遣返或起诉逃犯,名单多为中文名字。http://t.cn/Rz9ZxL4 

来源时间：2014/12/6   发布时间：20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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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沁  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刚刚过去的11月是中国在国际舞台施展大国外交的浓墨重彩的一月。

　　
     11月初，北京时隔13年再迎APEC，举城乃至周边地区倾以全力，以东道主的身份，开启了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FTAAP较美国主导、接近完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覆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大。此外，中美在APEC及其后双边峰会就温室气体减排、信息技术产品协定达成的系列协定，也体现了中国借东道主之便，展现大国领导力的意愿。

　　
     11月中旬，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中国再次展现大国的一面：中国向G20提交的增长战略包含了134项结合国内改革进程的政策措施，G20目标是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其中约五分之一将来自中国的贡献；中国还宣布将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公布标准，将定期发布石油库存数据，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将在第一时间公开海关、财政、金融等数据。

　　
      无论是此次APEC还是两年后的G20，中国日益成为议程设定者。中国并非完全的挑战者，相反，愿意通过现有机制维护自身利益，政策有很强灵活度和适应性。

　　
       当然，中国在学习做大国的同时，也是一段学习曲线，有很强的可塑性。中国最终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取决于国内的发展，同时，国际风云的变化也将深深影响和塑造这一过程。

         
      领衔APEC

　
  　各方对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态度曾是北京APEC峰会上最为显著的分歧。峰会开始前，据外媒报道，由于美国施压，亚太自贸区（FTAAP）谈判将无缘APEC。中国商务部负责人回应称，建设亚太自贸区是21个成员方的一致愿景，“不存在阻止和冲突的事”。

　　
     峰会发表的《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下称纲领）对这一备受各方关注的话题表明了成员的立场：启动并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亚太自贸区将建立在已有和正在谈判中的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之上。各经济体应投入更大努力结束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纲领指出，亚太自贸区将建立在亚太经合组织之外，与亚太经合组织自身进程平行推进。在建设亚太自贸区过程中，亚太经合组织应保持非约束性和自愿原则。亚太经合组织将鼓励更多的单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改革，继续发挥亚太自贸区孵化器作用，为实现亚太自贸区发挥领导作用和提供智力支持。

　　
     纲领宣布，成员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亚太自贸区应使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并建立在已有和正在谈判中的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之上。

　　
     纲领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仍将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关键宗旨。建设亚太自贸区的前提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并为其提供有益补充。亚太自贸区不仅仅是狭义范畴的自由化，它将是全面的、高质量的，并且涵盖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

　　
     其中传递出几个关键信息：第一，确定FTAAP启动；第二，FTAAP在APEC框架之外；第三，FTAAP是长期愿景，现阶段TPP和RCEP的紧迫性在FTAAP之前。

　　
     1994年印尼峰会《茂物宣言》确立了APEC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纲领指出，2020年实现茂物目标仍然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核心目标，亚太自贸区不会取代茂物目标，相反，它将成为整合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驱动力。

　　
      目前，亚太地区存在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美国牵头的TPP、中国力推的RCEP等一大批地区合作机制。

　　
      纲领称，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启动实现亚太自贸区有关问题的联合战略研究，分析亚太自贸区潜在经济影响和社会效益，盘点区域已生效的自贸协定，分析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各个可能路径，评估“面条碗”效应的影响，找出贸易投资壁垒，明确经济体在实现亚太自贸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亚太自贸区的概念始于2006年APEC越南河内会议。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发布了《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指示亚太经合组织为实现亚太自贸区采取切实行动，并将亚太自贸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手段。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意亚太自贸区应是一个全面的自贸协定，并在“10+3”、“10+6”、TPP等现有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上发展建立。

　　
      美国曾力推亚太自贸区，但是因为后来关注于TPP，亚太自贸区被放置在次要位置。TPP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国参与，暂不包括中国。TPP谈判已接近尾声，有望最快在今年底或明年初达成一致。

　　
     今年5月APEC青岛高官会上，中国重提亚太自贸区，21个成员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启动并推进（建立一个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从2014年起为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进亚太自贸区采取切实行动”。

　　
     中国重提亚太自贸区，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本地区各种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尽可能减少各类自贸安排可能带来的重叠化、碎片化风险；另一方面并非另立炉灶，而是对美国主导的TPP框架以更广阔、开放式地回应，且更符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的终极目标。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索特（Jeffery Schott）对财新记者表示，APEC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视野上可以得A，但是在执行上却是不合格的。“亚太地区在贸易自由化上的进展令人瞩目，尽管有许多成就是在APEC框架以外。”

　　
     索特说，地区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取得显著成果，几乎所有地区主要贸易国家之间都有突破。“大多数APEC成员都参与了多个经济一体化协定，朝着实现APEC亚太自贸区的终极目标前进。但是，这也意味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仍有不确定性。”

　　
     TPP和RCEP是地区两大主要经济一体化协定，两者在规模上不相上下。据IMF统计，TPP参与国有12个，占全球GDP的38%，占全球出口24%；RCEP参与国有16个，占全球GDP的29%，占全球出口30%。TPP的标准更高，RCEP的门槛相对较低，限制相对较少。

　　
      参与RCEP的国家中有七个也参与了TPP谈判。TPP的参与国家全部是APEC成员，RCEP参与国家超过APEC范围，但都是东盟FTA伙伴国。“不论亚太自贸区以TPP还是RCEP为基础，都需要克服成员身份限制的问题。”索特表示。

　　
     索特说，TPP和RCEP都可为更广范围的FTAAP提供基础。因为预料TPP将先达成，或将具有先发优势，可为地区经济一体化作出标准示范，对FTAAP的形成产生长远影响。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接受TPP的高标准，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改革，提升生产力，为贸易和投资带来新机遇，提高经济的质量。”不过，他指出，TPP的高标准也意味着可能从前一些国家国内在政治上受欢迎的政策要受到限制。

　　索特分析，对于TPP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协定达成后，未来能否吸引到新的国家加入。如果中国能够加入，TPP将成为FTAAP和世界贸易准则升级的模板。“当然，要实现这一点，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环境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包道格（Douglas Paal）对财新记者表示，亚太自贸区应该获得支持，可以作为TPP完成之后，下一轮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一步。“如果让亚太自贸区的梦想和即将实现的TPP相悖将是个错误。”

　　
     “美国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对美国和日本地区领导力的挑战，不过，我认为应该将这视作美日领导力如何顺应时代发展的机会。”包道格说。

　　
      中美在亚太博弈并不止于此。作为APEC中国年成果之一，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方签约成立亚投行。该行总部将设在北京，计划2015年年底前投入运作，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

　
   　需要看到的是，亚投行的参与者中，暂不包括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亚洲主要经济体，也不包括美国和欧洲。美国等方面表达的保留意见包括，亚投行是否会降低其他开发银行使用的标准，是否会只提振中资企业，其他国家是否有发言权，是否有透明度。而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此举被视为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以及日本以亚洲开发银行为平台的亚洲金融格局。

　　
      包道格认为，亚投行是个好想法，需要相关各方继续努力，使其一方面能提振投资，另一方面又不减损好政策。“地区国家加入是好事，也是明智之举，可以共同改进亚投行的概念和组织架构。”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指出，习近平正在提升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导角色。美国应该欢迎中国的提议，比如亚投行。“中国已经承诺亚投行将在环境、劳工、治理等方面采取国际标准，如果美国和亚洲其他主要经济体能够参与亚投行，将能够确保中国履行这一承诺。”

       塑造G20

　　11月15日至16日的G20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G20角色悄然转变，从应对者转向构建者，从参与者转向领导者。

　　本届G20紧扣增长与就业主题，设定具体时间表和操作指标，计划在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面对复苏脆弱的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不能单独“背负全球经济”增长的重任，呼吁G20伙伴一起努力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据估算，中国通过结构改革，拉动经济增长，对G20实现2％以上额外增长的贡献率将达30％至40％。

　　此外，布里斯班峰会强调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各成员领导人一致赞成“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并同意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这与APEC北京峰会遥相呼应，也契合中国近期在基建投资上的系列动作。中国此前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包括公私合营机制（PPP）等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搭建平台。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重要论坛，G20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深化经济改革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正逐步从学习、适应国际规则转变为参与制定乃至主导规则。在布里斯班峰会上，各成员共提出1000条改革措施建议，中国占15%。

　　在讨论增强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议题时，习近平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继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进程；第二，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第三，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第四，加大关注发展问题，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

　　对此，习近平提出了G20三项行动建议：“创新发展方式”“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回顾中国在历届G20的表态，立场愈加鲜明，关注点愈加集中：2008年G20华盛顿首届峰会，中国提出国际金融改革的方向和原则；2009年伦敦峰会，中国强调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增加特别提款权份额，同年匹兹堡峰会上中国提出坚定不移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2010年多伦多峰会，中国呼吁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同年首尔峰会上，中国提出完善金融体系，推动稳定发展；2011年戛纳峰会，中国就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提出五点建议；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会，中国参与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防火墙基金；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中国牵头完成了金砖国家国际储备货币安排机制磋商，总规模1000亿美元。

　　这种愈发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系统对中国崛起的适应缓慢不无关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院长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对财新记者分析，随着新的大国力量崛起，理想状态是现有的全球系统能够开放并欢迎新力量发声。“但是，确实全球系统对此适应得很慢，现有主要力量倾向于握权不放。”

　　以IMF份额改革为例，大多数国家都同意尽快推行改革，包括美国政府。但是，美国国会拒绝改革，引来了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不满。

　　2010年10月，各国在韩国G20峰会达成协议，同意将超过6%的投票权转让给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两年内将IMF配额翻倍，使IMF可用资金达到7550亿美元。

　　根据IMF规定，增资需要经过有85%投票权的成员同意，但仅美国一国的投票权就占17%。2014年1月13日，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2014财年预算分配案中，IMF增资提议仍未获通过。

　　针对IMF份额改革，布里斯班峰会公报再次点名美国，督促美方年底前批准改革方案。肖逸夫认为，美国国会在12月通过改革“还是有希望的”。

　　2016年，G20将来到北京。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利益跨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均有共通之处，这将有利于中国加强在G20框架下的沟通协作，为G20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角色

　　中国最早或将于2020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全球经济之锚。而军事和知识力量的发展往往比经济发展滞后20到30年。多位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世界希望中国如此大的规模和力量能够不仅仅用来满足其自身国家利益，还能够用来加强全球合作以及服务全球福祉。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布朗（Kerry Brown）对财新记者分析，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欢迎作为经济合作伙伴的中国，希望13亿中国人民能够继续提高生活水平，与全球机制更好地整合；二是认为中国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众不同，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更看重本国利益，而不是支持更深入广泛的全球秩序和目标。

　　肖逸夫分析，如果一个小国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牺牲别国利益，也许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大国如此，整个系统将难以维系。“这意味着，中国已经面临着系统性责任。”

　　“中国主办APEC以及将要主办G20，都是对于这一挑战的应对，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主要的积极角色。”肖逸夫说。

　　从2005年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Bob Zoellick）提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到2009年，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提出美中之间“战略再保障”，再到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习奥”加州庄园会、瀛台会等等，美中关系不断磨合发展，对中国的定位中都包括“负责任的大国”。

　　那么，怎样才是“负责任”？

　　在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季北慈（Bates Gill）看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是指，美国希望中国达到相关国际标准，遵守国际准则。“如果中国能够从维持全球系统可持续性的角度更广义地定义国家利益，美中关系会更好。这意味着中国所采取的行动与国际惯例、国际机制、地区期望、美国利益更加协调一致。”

　　布朗认为，对中国来说，做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尽己所能，同时记住自己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

　　他表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国内非常艰难的改革时期，主要问题包括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时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非常宏大的历史路标，中国正在处理内部的可持续性、环境保护、经济结构、城镇化等问题。这些都意味着中国需要一个总体和平、温和的国际环境。”

　　不过，他亦指出，世界有时希望中国在一些问题上能够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比如中东、朝鲜和其他问题。“当然，世界不希望中国主宰这些问题，但至少是与其他国家合作。”

　　包道格告诉财新记者，“负责任”意味着中国将参与解决那些凭一国或几国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在抗击埃博拉病毒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很好的例子。最终，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将不仅是资金，还有人力。

　　伴随中国大国崛起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和担忧。包道格说，世界对中国的期待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而变化。也许这种期待提高太快，甚至快过中国对自己的判断，这与美国外交政策有关。在奥巴马主政下，对美国自身的判断是下降，新的领导层上台后可能有不同的判断。

　　从FTAAP到亚投行，从APEC到G20，以经贸为基础，中国正在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战略空间，美国对此多有怀疑。布朗说，中国应该加入什么样的系统，是由美国主导的体系，还是中国自己感到能大有所为的体系，这个问题将需要很长时间才有答案。

　　布朗指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战略“游戏”，安静地构建自身能够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系统，同时避免美国对中国另起炉灶的指责。“但是，未来，美中之间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对哪些行为具有合法性的问题产生争执。”包道格建议，中国需要学习如何把自己想做什么的意愿更好、更有效地表达出来。

　　“中国希望世界能够给中国更多空间，更加理解中国，至少与中国对话，而不是强制分配给中国一个‘角色’。”布朗说。

来源时间：2014/12/5   发布时间：20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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