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  来源：《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原则与妥协》的“前言”中，作者王希教授在简要回顾了国内关于美国宪法的介绍和研究以后，笔锋一转，言辞恳切地写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继续期待一部由中国人写的、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分析深入、结论中肯的美国宪法史”;因为“研究上的滞后势必影响我们对美国宪法乃至对美国整体的全面而中肯的认识”。
　　在读过王希教授自己的这部美国宪法史以后，我们可以欣慰地说，他所怀有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化为了现实。这部著作是中文世界为数不多的几部美国宪法史之一，和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其篇幅更宏大，内容更丰富，体例更完整;在学术理念、史实梳理、理论思辨和语言表述各个方面，可圈可点之处尤多。虽然其编印质量和译名规范并非无可挑剔，而材料取舍和某些观点也或容商榷，不过都无损于它作为一部上乘之作的光泽。
　　这部著作的撰述得益于许多机缘的汇聚。美国学术界在宪法史领域的著述非常之多，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这在为研究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创新的难度。王希教授长期在美国求学和执教，对美国学者治宪法史的方法和视野了如指掌，享有国内学者难以想望的天时地利;更重要的是，他对众多文献进行了深入研读和甄别，取精用弘，探赜索隐，终能自成一说。此外，作者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以后负笈出洋，旅美后又一直和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不仅有着不同于美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而且还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所特有的现实关怀和内在参照，这使他在观察和评论美国宪法时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得以独到的视角而发人之所未见。他用丰富具体的史实、完整连贯的逻辑、清晰有力的语言和严格明确的学术规范，对美国宪政的起源和演进作出了畅达的叙述，对美国宪法的特征和意义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对宪法文本的形成和变化、宪法原则语义的演化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因素作了中肯的剖析，对宪法原则运中用所涉及的各种观念背景、利益关系和复杂情势有着准确的把握，对宪政演进中的许多细节的微妙涵义加以深入的阐释。我读后得到的总印象是，它能予人以阅读的愉悦、知识的滋养、思想的启迪和现实的联想。

　　一

　　王希教授列举的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多达15个，但其核心的、也是最令国人关注的问题似乎是第一个：“美国宪法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的确，美国人向来以为自豪的是他们有一部近代世界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而中国的读者也有一种知识上的强烈好奇，想要知道这内中的“奥秘”。阅读王希教授的这部美国宪法史，正可以满足这种了解的兴趣。

　　按照王希教授的解说，美国宪法的生命力首先来自于它的精神实质。《原则与妥协》的卷首有一篇长达11页的前言，提纲挈领地交待了作者对美国宪法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对宪法的原则与精神的理解。据作者看来，美国宪法所体现是人类对理性政治的追求，它不是一个单纯确立政府体制的法律文件，而是奠基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基础上的，并且这套政治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的意识形态”。从宪法前言的表述来看，这套理念包括：“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也就是要建设一个真正的国家)、“树立正义”(追求正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价值)、“确保国内安定和平”(根据当时的国家起源学说，这是人类最初建立国家的基本目的之一)、“提供共同防务”(这是单一的邦国、即孟德斯鸠所说的“小共和国”所难以做到的)、“促进公共福利”(这是人作为个体和社会存在的利益保障)和“得享自由的恩赐”(这是自然权利的另一种表述)。它们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和超然性，并不是因为当日制宪者具有超然的心态或特别高尚的动机，而是由于这些理念和人们对于理性政治与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吻合，以致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均可以从中找到可用的资源来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一点确为后来的美国宪政史所证实。可见，王希的这种评论，和那种纠缠于制宪者动机的做法相比，更具历史的眼光。

　　当然，宗旨和目标如果不落实在具体的原则和机制之上，就只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优美理念。这类动人的辞藻在许多逝若流星、或徒具形式的宪法中俯拾即是，显然不是美国宪法的真正长处。美国宪法有一系列与其宗旨和目标相匹配的具体原则和机制。王希教授将这些原则概括为：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共福利、共和政体、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以及与这些原则相连的联邦制、分权与制衡、权利法案等制度安排。这些原则和机制一起构成“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宪政主义的核心内容”。普遍和超然的理念，配以明确的原则和可操作的机制，就为宪法经受历史的考验而长久生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宪政主义的内在理路来自18世纪英美流行的社会政治理论。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从被创造之时就被赋予了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表明人生而自由，并以自由为生命的终极意义。人们让渡一些权利给予他们所选择的人，通过他们行使权力来处理共同的问题，推进共同的幸福，这样就组成了政治社会，自然权利就转化成公民权利;但社会主权的终极所有者仍然是由无数个人集合成的人民，政府经人民的授予而行使主权，其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其目的必须保障个人自由和增进人民的利益与幸福。公共福利由个体利益所构成，反过来又为个体所分享。但是，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而且容易和人性的不完善相结合，从而造成极大的危害，侵害公民权利，所以，在授予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限定权力的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俾其不至于危害个人自由和公共福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将权力分解为若干单元，交给分立的机构和人群行使，并使其相互制约，以达成平衡，防止专权和暴政。由于君主制更容易变成暴政，民主制又可能演化为“暴民统治”，故最好的政体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统治、同时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共和制。这就是隐含在美国制宪者内心的、高于制定法的、支撑宪法基座的“更高法”(higherlaw)。这种“更高法”的起源和论证逻辑与宗教有密切的联系，又体现了“永恒正义”，故在制宪和建国时期具有不容置疑的终极合理性;而以捍卫“永恒正义”为鹄的的宪法，自然就具备了神圣性。《独立宣言》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将这种“更高法”宣布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可见它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撇开这种意识形态，宪法文本的真义就难以理解;也只有在这种“语境”当中，才能解释宪法的表述中何以会出现那么多否定语式，设置那么多针对权力及权力机构的限制。

　　然而，原则和制度安排总是相对稳定和僵硬的，而社会和民情则永远在变化，任何人间的智慧都不可能设计出具有永久普适性的原则和制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预见到今后的具体变化，而在于把未来的变化作为一个预设，给接纳和适应可能的变化留出余地。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的条文具有弹性，用语宽泛模糊，给反复的重新解释留下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给自己预设了更新机制，巧妙地协调了原则和妥协的关系，使不同的群体均可从中寻求满足自身利益的资源，而不必走上推翻宪政的极端道路，从而保证了宪法能够面对不断出现的现实挑战，适应不断发展变动的社会。于是，“美国宪政的常态不是大破大立，而是平稳中庸”。

　　制宪时期的美国社会就具有群体和利益的多元性。各州在地域、居民、经济、体制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导致社会利益多样化，而且经常发生冲突，如果任何一个群体独占社会资源，独享利益，就不会有任何“国内和平安定”和“公共福利”可言。在制定和批准宪法的过程中，代表不同地域和利益群体、抱有不同观点的人经过激烈辩论、反复协商，终于使宪法成为一个能够包容多元利益、留有妥协空间的文件，为实施提供了可能性。按照国内通常的理解，美国宪法是纯粹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这种理解所基于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利益观，即美国社会截然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泾渭分明、彼此对立的利益群体。倘若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宪法就是一种极其脆弱和僵硬的政治设计，根本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王希教授摒弃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利益观，也未对宪法进行简单的“阶级”定性，而是用“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作为基本分析范畴，着重考察美国宪法在制定和实施中所体现的多元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他认为，宪法不仅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而且在实施中也变成了一种妥协的机制。这种在确定原则框架内反复发生的妥协，构成美国宪政的突出特点，也是它能适应复杂多样、变化不定的社会形势的奥秘所在。

　　“妥协”何以对美国宪政如此重要呢?关键在于美国宪法有一个基本预设：在一个多元社会，多种利益必须、而且能够并存和得到程度不同的满足。在世界历史上，许多社会承认或默认特殊利益的合法性，导致特殊利益群体(同时也是强势群体)通过兼并、控制或消灭其他利益群体，实现自己对社会资源的独占;即便偶尔出让部分资源，也是为了保证自己更好地独占。但这种办法最大的弊病是违背社会公正，而且成本高昂，风险极大，因为消灭竞争利益的过程实际上也损伤了自身的利益，消耗了社会资源，同时也使自己的利益成为随时可能被消灭的对象。从历史上看，凡采用这种办法处置利益冲突的社会，大多难以摆脱治乱循环、停滞不前乃至倒退衰亡的恶运。另一种办法是不同利益集团通过“谈判”而达成妥协，实现利益分沾和共享(当然不是等额均分)。这种办法的好处是避免了社会在极端对抗中消耗资源，其结果相对接近社会公正这种人类普遍的理想。王希教授指出，“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的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多方位的和连续不断的‘谈判’”;在不断的“谈判”过程中，各种集团之间大多能够达成妥协，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不断改善;同时，通过谈判，宪法的原则得到重新界定、不断修正和更新，同时不断衍生出贯彻这些原则的新机制，从而使美国宪法得以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挑战，不断获取新的活力，于是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将“谈判”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引入美国宪政史，并使之与宪法原则的更新联系起来，极大地深化了对美国宪政和政治史的理解。不过，从《原则与妥协》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群体对于谈判机制的利用是不一样的，由此而实现的利益目标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说来，强势群体、特别是那些接近权力源的群体，能够从谈判机制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二

　　诚如王希教授所指出，“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设计，一开始不是，现在也不是”。的确，美国宪法自诞生时起，就不断遇到严峻的挑战，屡次出现危机;但是，通过不同群体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层面所进行的“谈判”和妥协，加上对一些技术性环节的完善，美国宪法比较成功地应对了挑战，化解了危机，不断焕发生机。

　　在宪法生效后数年间，不同利益和政见的竞争走上了组织化轨道，在制宪时期出现的派别逐渐演化为有组织的政党。党争是一个利弊兼而有之的现象，一方面它使利益的“谈判”组织化、公开化和程序化，另一方面则由于政党本身的不稳定和竞争规则的不成熟，导致利益竞争更加激烈而混乱。这是制宪者们没有料到的新事物，在宪法中也没有现成的原则和技术手段来加以规范和指导。但是，宪法既未禁止人民结社，而政党活动又促使共和政治进一步落实;另外，由于分权和制衡的设计，党争可能增添新的制衡机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政党活动实践，在19世纪30-40年代终于形成规范政党活动的“合法反对原则”，即政党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必须以促进公共福利为宗旨，必须按照理性政治的要求进行组织和活动。合法反对原则虽然没有直接进入宪法文本，但显然是将宪政主义导入政党政治的结果。这样就使政党这种最大的利益群体之间具备了有序和合法谈判的机制。

　　相对说来，19世纪前半期对美国宪法的更重大考验，来自奴隶制及其所引发的联邦危机。奴隶制是美国宪政最大的隐患。由于宪法默许了奴隶制，以致废奴派对其大张挞伐，这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直接否认宪法神圣性的事例。更重要的是，奴隶制仅是部分地域的特殊利益，奴隶主集团极力利用宪法来维护这种不合理利益的合法性，从而使宪法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另外，宪法对联邦和州的关系的界定比较宽泛，拥有特许利益的州和群体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加以解释和利用，从而使联邦主义不时发生危机。南部为了维护和发展奴隶主群体的利益，张扬州权，视联邦为州建立的松散联盟。在最初，北部和南部、联邦和南部州之间还能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谈判，达成一些临时性的妥协。但是，到1860年，宪政体制内的谈判资源终于耗竭，双方不得不兵戈相向，展开了王希教授所说的“血腥谈判”。虽然“从体制上来讲，它是美国宪政的一个最大失败”，但这种突破宪政框架的利益竞争，在美国史上只是一种短暂的非常规现象。内战烽烟甫熄，叛乱诸州就被迫和联邦走上“宪政谈判”的道路，按照国会制定的条件和规则重新加入联邦，使联邦主义的原则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联邦政府没有对叛乱者实行严惩，而是通过宪法程序逐渐将他们吸纳到合法政治的框架之中。这在本质上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妥协。当然，这是一种按照胜利者意志达成的妥协。

　　美国宪政发展中另一个突出的变革，乃是权利的普遍化。在制宪时期，一些弱势种族、族裔和性别群体的利益遭到忽略或践踏;随着形势和观念的变动，这些群体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意识不断觉醒，逐渐从原来的社会边缘进入多元利益的竞技场，对既存的宪政秩序提出了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林肯发布《解放宣言》以后，前黑奴进入美国政治社会，其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成为一个必须在宪政上和实际政治生活中加以处理的问题。虽然宪法第13、14、15条修正案承认和保护黑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但是，在宪法条文转化为宪政机制的过程中，遇到了种族主义和文化传统的顽强抵制，以致成为一纸具文。这是美国宪政史上少见的社会观念冲击宪政秩序的实例，使美国宪政一度处于严重考验之中。王希教授曾在他的英文著作《民主的考验：北方共和党人与黑人选举权》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而有新意的研究。直到黑人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崛起，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发生观念转变，加上国际国内整体形势急剧变动，才最终促成了黑人民权的落实。黑人民权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宪政秩序和社会变迁之间互动的鲜明例证，也展示了美国宪政发展的局限所在。另外如妇女的政治权利、印第安人的公民权利等问题，在美国宪政秩序的演进中，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乃至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利益的重新组合，使社会格局更趋复杂化，不断给宪政秩序提出新的问题。其中意义最深远的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力量重组，致使利益集团格局发生变化，像农场主这样的旧强势群体转入弱势，在利益竞争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大企业主获得更大的势能，对政府立法施加影响，“从中获取进一步垄断市场和资源的机会”;工人这种弱势群体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向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发难。这种种变化引出了新的宪政改革话题。一方面，必须发挥原有的宪政机制，如国会对商业的管辖权，对经济秩序和劳工处境加以干预，通过适用公民权利原则来对工会的合法权利加以逐渐的认可和保障;另一方面，则须增添新的宪政机制，扩大民主程序，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清理政治腐败。这些调整和创新有助于诊治“工业文明综合症”，渡过美国在工业社会初期所面临的新难关。另外，冷战形成以后出现的反共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矛盾，也曾使美国宪政陷入困境。最高法院这期间所审查的有关案件，对此有充分的反映。

　　人们在观念上的变化，有时引发对利益的重新界定，这同样增添了适用宪法原则的难度。例如，在制宪和建国时期，人们认为自由的保障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及其作为，只有政府管得少，人们的自由才有保证。但是，随着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出现更复杂的格局，个人自由受到了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威胁，此时，人们便希望政府这个超越任何单一社会组织的力量更多地介入社会事务，“充任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的协调人”，也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保证个人自由。这种观念的变化，对宪政体制和政府行为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为19世纪末以来美国政治史中的一个主题。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宪政难题是禁酒问题。根据19世纪初以来妇女和宗教团体对社会利益的认识，饮酒和酗酒是一种危害社会道德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罪恶，他们发动持续的禁酒运动，最终促成了宪法第18条修正案的制定。但这种违背基本社会惯性的宪法原则，很快被社会所抛弃。这一宪政上的失败表明，企图用宪法来满足某种纯粹的道德要求，实在是窒碍难通的。

　　所有这些受社会形势推动的宪政变革，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动摇美国宪法的原则和机制，反而使之更加丰富和更有生命力。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宪法给自己设定了有序变革和不断更新的空间。美国宪政应对挑战的途径主要是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不同权力源之间的互动以及适时地修改宪法。相对而言，从宪法预留空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司法审查，对美国宪政的演进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意义，是美国宪政的重要特色。司法审查虽然总是受到时代形势、党派利益、观念分歧和理解差异的制约，不免出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混乱和尴尬，但从整体上说，它在许多关键的时刻维护了宪法原则，使确定的原则适应了多变的社会，帮助宪法成功地闯过了许多关口。举凡联邦和州的关系、奴隶制的存废、公民权利的界定和保护、政府干预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司法审查的参与。可以说，宪法的每一原则无一例外都曾作为司法审查的根据。尤有进者，通过司法审查实现了宪政改良，强化了宪法的至高权威，发展了美国的宪政文化，因为宪法在最高司法机构的判决中不断得到援引，等于是使其生命力和权威性得到反复强调。虽然这种司法审查带有贵族制的色彩，但由于它受到权力制衡、自我推翻判例和修宪程序等机制的制约，只在极少数场合出现了反社会的负面后果。

　　三

　　不过，再系统的政治理念、再完美的宪法原则、再完整的宪政机制，如果不切合社会实际，没有相应的民情作为支撑，也难以转化为成功的宪政，因为行宪者乃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人对宪法的态度和施行方式，决定宪政的成败。美国的制宪者虽然熟悉当时在欧美流行的政治理论，但他们都不是理论家，他们在制定宪法时固然有着坚实厚重的理论底蕴，但却是依据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实际理解、为了现实社会的当前利益来设计宪法的原则和机制的。制宪者的出色之处，并不是他们有着超常的政治智慧，而在于他们具有清醒的政治理性和务实的法律技巧，他们领会到，在美国这种社会可以实行何种形式的宪政，并将这种现实判断和当时可以利用的理论和历史资源相结合，从而使自己的设计蓝图成功地转化为可行的宪政。

　　宪法和宪政并不是同一回事。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而没有成文宪法，却可能施行真正的宪政。成文宪法必须转化为宪政才具有生命力，而宪政的施行则必定和一定的宪政文化相连。许多国家之所以有宪法而无宪政，其症结乃在于不具备适当的宪政文化。有人说，民主是一种宗教;而在民主国家，对宪法的崇拜或许更像宗教。宪法的意义只有在得到承认和遵从时才能显现出来，宪法只有“活”在国民的心里，才能成为“活着的宪法”。在美国人心目中，宪法是“对政府和公民同时具有神圣约束力的政治契约”，他们对宪法的“景仰和尊崇决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诚心实意的”，“经常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这种宪法崇拜正是美国宪政文化的核心。自殖民地时代开始，人们就在英国宪政观念的基础上注重成文法(基本法)，“赋予其几近神圣的地位”;进而形成了宪法至上、依宪行政的观念和实践，建立了不断明晰的“合宪性”概念。在反英独立运动中，经过和英国的政治辩论和对反英合理性的阐述，这种宪法观得到强化。在独立后各州的立宪和行宪实践中，宪政观念不断普及;而联邦宪法的制定、讨论和批准过程，则使美国人的宪政情结更加深化。这是制宪和行宪的社会土壤。在司法审查制度确立以后，合宪性问题被不断提出和得到阐释，宪法至上的观念得以巩固。国会立法必须合乎宪法，行政执法必须遵循宪法;由于宪法在精神和理论上是以“更高法”为背景的，故合宪就是合乎“更高法”，从而体现政治的终极合理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宪法不单是一种统治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价值标准。这种宪政文化滋养了宪政，是宪政赖以生存和更新的根源。

　　美国人这种对宪法的“宗教性”崇拜，和美国的宪法与宪政的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在宪法的条文中，“自然权利”转化成了“公民权利”，而施行宪法所形成的宪政又有力地保障了公民的自由，这样就使宪法和“更高法”联系在一起，成为“自由的宪章”，具有了“神圣约束力”。制定宪法和施行宪政的目的，在于授予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的同时，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实施切实的保证。这一点并不仅仅反映在宪法的条文中，而更多地体现为宪政实践。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自由不是一种抽象的学理，更不是若干虚幻的许诺，而是基于“自然法”的具体权利。

　　根据美国宪政，任何合理的利益都可以用清晰的法律语言表述为具体的权利。宪法授予政府权力，是为了维护和增进人民的权利;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免受侵害;实行分权是为了减少多数人剥夺少数人权利的可能性;“权利法案”限制联邦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而第14条修正案则授权联邦制止各州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和妥协，通常也是围绕权利问题而展开;在现有的27条修正案中，有16条和权利问题直接相关，其他各条则多为技术性改进或调整，故对宪法的所有原则性修订均和公民权利相关。在涉及美国宪法原则之适用和解释的司法审查中，权利也是一个中心议题。可以说，美国宪法是一部以协调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核心的根本法，美国宪政的演进史也可以视为一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在宪法框架中重新界定和争取权利的记录。《原则与妥协》一书对此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其正文用了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直接讨论公民权利问题，给读者以意味深长的启示。另外，从这部著作还可以看出，宪法的公民权利原则和保护权利机制的实际运作，往往受到体制(如联邦与州的关系、分权与制衡、政党政治、决策机制等)和利益集团斗争的制约，呈现曲折艰难、纷纭复杂的局面，存在许多缺失和教训。

来源时间：2014/12/2   发布时间：2014/11/28

旧文章ID：787

作者：王禄生（东南大学法学）  来源：共识网

    2014年8月9日，一个没有携带枪支的黑人青年被警察射杀。最终大陪审团裁定不予起诉涉案警察。这在美国引发了大面积的黑人示威并演化为小规模的暴力事件。那么，弗格森案的细节究竟如何?又有着怎样的大背景?本期「数说司法」(微信号：justice_data)将根据美国媒体曝光的证据为您呈现案件全貌。有图有真相哦!~

　　一、弗格森枪击案的大致情况

　　2014年8月9日，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市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白人警察达伦▪威尔森(Darren Wilson)开枪射杀了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迈克▪布朗(Michael Brown)。由于发生在弗格森市，所以这个案件也被称为“弗格森枪击案”。

　　此后，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审理，当地大陪审团裁定不予起诉白人警察达伦▪威尔森。这一决定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地爆发了黑人的示威游行，甚至在这两天演化为小规模的骚乱。

　　二、弗格森枪击案的大背景——民间2亿支枪

　　许多国内媒体在报道弗格森案时多半采取的是一种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的态度。今天小编还看到有推送以完全批判的语调数落米国的警察有多腐败、多滥权和多敏感。小编无意探讨米国警察的腐败和滥权(显而易见有嘛!)，但米国警察敏感就值得扒一扒了。

　　这就需要明确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美国民间有至少两亿支枪。每年许多美国警察在执勤过程中被嫌犯用枪突突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米帝警察敏感可能是因为高度危险的职业环境。

　　根据“布雷迪运动”的枪支暴力报告显示，在2008至2012年间，全美警察执勤过程中共击毙了343人，每年近70人;共击伤787人。如果对美国枪击案件数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笔者在共识网发表的另一篇短文《美国的枪支暴力有多严重?》

　　其实从案情来看，弗格森案与多数美国警察开枪案件的情形并无太大差别。之所以会引起轩然大波无外乎两个因素：(1)白人警察射杀黑人青年;(2)黑人青年未携带武器。

　　三、弗格森枪击案的案发现场

　　图1：案发现场全局图

　　言归正传。图1就是弗格森案的案发现场，涉及的范围大致是图中箭头标注的路径——从西弗罗里森特大街(West Florissant Ave.南北向)到坎菲尔德路(Canfield Dr.东西向)之间。大家要注意图片左下角的黑色方框，那是与案件有关的一家ML便利店，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图片右上方的红圈，那是布朗尸体的位置。

　　案发的大致经过是当天早上11:54分，黑人青年迈克·布朗和多里安·约翰逊离开了上图左下角的ML便利店。根据便利店监控显示，他们两个人偷了一包雪茄(国内有媒体说是抢劫，其实应该不是，警方案件登记的是steal)。行窃之后，他两沿着西弗罗里森特大街(图1左边南北向的大街)一直走到坎菲尔德路。

　　中午12:01分，白人警察达伦▪威尔森独自驾驶警车在坎菲尔德路上巡逻，他看到布朗和约翰逊站在路中央，就从车窗里告知他两走到路边去。在这个过程中，警察威尔森发现布朗和约翰逊符合便利店报警对嫌疑人的描述。

　　威尔森一边通过电台呼叫支援，一边开着警车去追堵两名犯罪嫌疑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冲突。在图1右上角的红色圆圈处，黑人青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威尔森开枪击毙。

　　图2：案发现场细节图

　　图2进一步还原了案发的细节。在左上部黑色方框(警车)的左边有两个红点和两个黑点。红点代表血迹，黑点代表弹壳，黄点代表私人物品。可以确定，警察在车窗左边开了两枪，并且布朗已经被击中。这个过程中双方可能发生了争执，现场散落了帽子和手链等一些私人物品。

　　警察开枪后，黑人青年迅速逃跑，在路上还有布朗的拖鞋。

　　此后，警察威尔森追击了大概46.6米，然而朝着黑人青年布朗连开了10枪，现场有10个黑点和两处血迹。

　　据涉案警察威尔森事后的证言，他在图2左上部时试图下车盘问两名黑人青年。但他们堵住车门不让他下车，还用拳头殴打了他的面部。出于反击，威尔森开了两枪，其中一枪似乎擦伤了黑人青年布朗的大拇指，另外一枪没有打中。

　　后来，他一直追击两名嫌疑人到图2的右下部(尸体所在处附近)。就在此时，黑人青年布朗突然转过身朝他狂奔过来。警察威尔森认为在当时环境下自己生命遭受了严重的威胁，所以连开了10枪。

　　图2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右下部尸体位置与血迹距离(两个红点和黑色矩形框)25英尺，大致7.62米。这说明布朗在被击中第一枪后仍然试图冲向警察威尔森。

　　图3：尸检报告

　　(图片来源NYT)

　　尸检报告显示，黑人青年布朗至少被击中了6枪。主要集中在身体的右侧。

　　四、弗格森枪击案的大陪审团

　　国内许多报道提及大陪审团(Grand Jury)最终裁定不予起诉。必须承认，本案大陪审团表现的确实比较反常。一般案件大陪审团的审理时间也就一天，而本案花费了长达三个月时间来审理相关细节。另外，美国大陪审团很少否决检察官的起诉，从各方面公布的数据看，不会超过10%。因此大陪审团通常被称作“橡皮图章”。美国媒体列举了本案大陪审团审理的相关数据，我们从下表中可见此案的不一般了(详见下表)。

来源时间：2014/12/2   发布时间：201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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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舆情智库

    1855年，一个名叫威廉·B·弗格森的美国人，将密苏里州东部的10英亩土地转让给一个铁路公司建立新站台。其后，围绕着站台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形成了弗格森小镇。150多年后，这里也只有2万多人，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今年8月，小镇的安静被一声枪响打破。死者的黑人身份和对开枪警察“不予起诉”的判决，引发全美几十年来最大规模抗议。各国政要、媒体、专家众说纷耘，谈及司法公正、种族歧视、贫富差距、警察执法权、舆情应对甚至政治制度，也不乏幸灾乐祸的声音。

　　把视线转回中国。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中，司法案件占据了很大比例:呼格吉勒图案、刘涌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邓玉娇案、曾成杰案，吴英案、李庄案、李启铭案、药家鑫案、李天一案、夏俊峰案、唐慧案、杨佳案、冀中星案、马家爵案。涉法涉诉舆情热点高发，个中因素值得深思。

　　假如判决会引起骚乱，中国的法官敢这么判吗?

　　《环球时报》提出的这个问题十分尖锐。种族问题在美国一直十分敏感，类似事件不是第一次引发抗议。假如在中国，明知某个判决可能引发骚乱，法官还会判吗?答案存疑。比如湖南唐慧案，有报道称唐慧本人曾在法院办公楼滞留15天，一些判决书甚至要先给唐慧过目修改，个中原因不外乎是“怕闹”。当对稳定的重视超越了司法执法部门能够承受之重，有关部门就愿意息事宁人、花钱买平安。而当事人则会认定“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更为严峻的是，当热点信息应接不暇时，舆论会出现“重口味现象”——一般的冲突很难再刺激观众的味蕾，于是一些当事人会采用更激烈的言行，比如在报社门口集体喝药，社会秩序和法治权威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时候，简单地谴责“刁民”、“恶吏”，批评司法人员“不敢担当”、媒体“炒作”，没太大意义，应当从社会、制度等层面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反思。

　　情、理、法，一个都不能少

图：山西平遥古城老县衙二堂匾额

　　案件审判的程序和实体均没有问题，是不是就该无视引发的非议和抗议?一些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觉得问心无愧，但总感觉对一些人“道理怎么也讲不通”，为什么?

　　因为具体事件案件是导火索，背后的社会情绪才是火药桶。弗格森案引发的大规模抗议骚乱，绝不仅仅是陪审团种族比例、警方应对方式这样的细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执法者与有色人种社区间长期的不信任。骚乱可以平息，但社会情绪和社会问题绝非一时能够消除。前述的国内司法热点中，背后也都有深厚的社会情绪影响：对粗暴执法的不满，对底层生计的同情，拆迁征地频发的矛盾，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反感，对商业环境和个人权益的担忧，对刑讯逼供等涉及司法公正、人权保障议题的关心。

　　在社会情绪积郁、社会信任缺失时，即便司法过程严格公正，但如果个案的判决结果与一些人的直觉判断不一致——比如浙江钱云会案——也往往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是当前的一个常态。

　　法治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内心的信仰

　　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由来已久，近几十年来有所改观，但裂痕依然未能很好弥补。美国的司法体系多年来不断完善，民众的法治意识总体较强，但仍然要面对争论和抗议。相比之下，中国当前是“压缩式发展”，正在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两百年的工业化、后工业化过程，各种矛盾问题在很短时间内集中喷发，面临的社会治理挑战较当年的美国更为艰巨。而转型期又叠加信息化，社会多变、利益多样、矛盾多发、意见多元。在这种背景下，法治必须成为超越左右的社会基础共识，才可能弥合分歧，化解情绪。法治也必须成为民众内心的信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每个人都想尽办法钻法律的空子，那法治就只剩下了制度的空架子。

　　塑造社会对法治的共识和信仰，首先来自于司法实践的公正。“行胜于言”，要让民众在“每一个案中感受到公平”。同时，政府和公务人员要依法行政、带头守法。此外，还必须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层面，推进民主参与。对社会舆论意见的吸收，要有制度化的管道和专业化的团队。

　　此外，还必须意识到，法律来源于实践但高于实践，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法律的深意和精神。法治再合理完备，在实际司法执法中，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认识与大众共识，难免还会有磕碰。加强普法教育，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让舆论监督更加科学化理性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来源时间：2014/12/2   发布时间：2014/11/29

旧文章ID：785

作者：胡泳  来源：“胡泳”微信公众号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演讲 

    现在全球互联网分成了两大块，我们叫做互联网的旧大陆与互联网的新大陆。旧大陆是北美、西欧、日本;新大陆是亚洲、非洲、南美洲、俄罗斯。互联网普及率在发达国家为78%，在发展中国家仅为32%，尚未使用互联网的人9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来到了全球互联网的后美国时代。

　　400多年前，中国人还没有一张像样的世界地图，只有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象——中国在世界的中央，四周是大海，海中散布着一些零星的海岛，这些海岛就是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中国人那时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

　　1602年，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制作了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名曰《坤舆万国全图》。《坤舆万国全图》高1.52米，宽3.66米，由12个类似屏风的长条拼成。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说明文字中，明确提出世界是一个球体。

　　“地球”这个词是由利玛窦率先提出的。而在古代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盘”，我们所处的“地方”正是“天下”。这种“天圆地方”观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古代货币是外圆内方，古人在处事上讲究外圆内方等等。

　　利玛窦在他的笔记中对当时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也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

　　利玛窦这张图中的世界庞然广大，中国既不在世界中央，看起来也不是很大。《坤舆万国全图》造成地球观对于天下观的颠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展现在中国人眼前。

　　这就是中国世界地图的最初版本，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地图还基本是这个样子。利玛窦开中国制图模式之先河，其横版设计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纸上的地图体现的是头脑中的世界观。换个角度看世界，不仅会有不同的认知，也会产生不同的行为。

　　例如，我们把横版地图竖过来会怎样?在竖版地图上，美国在中国的北方，而不是东方。北极成为世界的中心。

　　我们再深入一下看地球，地球是由六大板块构成的，海洋和陆地的位置是不断变化的。地壳板块无时不在移动，断层的位移也是动动停停，平常要好几年才移动一点点距离，大地震的瞬间位移最多。

　　地质学家们认为，大约经过5000万到2亿年之后，地球表面的各大洲将汇聚成一个超级大陆。这是一次巨大规模的位移，是板块的位移。新大陆诞生的特点是，边缘变为中心。下一个超级大陆，即所谓阿美西亚超级大陆出现的时候，其中心点将大致位于今天的北极附近。

　　大震之后必有位移，来看中国的改革，也是一个边缘变为中心的过程。科斯在去世之前为中国写了一本书，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是不一样的，英文叫《中国是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的》，而中文叫《变革中国》。

　　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了两种改革，一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引导的改革，一种是由草根阶层自下而上自发行动进行的改革，也即边缘革命。科斯眼中的中国改革的四大边缘革命分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经济特区。

　　互联网其实是中国的第五个边缘革命。早期中国互联网发展是由产业部门来主管，这确保了开拓阶段以发展为主的思路。“先发展，后管理”的理念和规制路径，造就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我们强调要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从另外的角度，存在着两种世界观：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这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率先提出来的，他说构建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要素，正在从原子变为比特。他告诉我们：要移动比特，而不是原子。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失去重量的经济：交换无形的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而不是有形的物品。

　　谈到原子和比特，就会遇到一个深刻的矛盾：变化缓慢的原子与飞速变化的比特的矛盾。PayPal黑帮分子彼得·泰尔说：“我们想要会飞的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这里的140个字符当然指的是推特。

　　波音747第一次飞行是1969年，现在仍然是远途飞行的主力。汽车使用了更少的汽油，也更安全了，但仍然不会飞，与100年前相比没有革命性的变化。

　　比特则不然。30年前的手机像砖头一样大，6年前它开始变得小而轻，但还是部手机。今天它是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信用卡和健康管理设备。

　　如果原子世界的变化如此缓慢，如何才能用比特代替原子，或者用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这是创新的丰厚土壤。从编辑室、教室到诊室，都在发生从原子到比特的位移。比特永远不会取代汽车或飞机，但它会改变我们使用汽车或飞机的方式。

　　长尾定律的发明人克里斯·安德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对矛盾：“原子是新的比特，而比特是新的原子。”创客运动正在将互联网的创新模式应用到原子世界上，使得特定的硬件制造成为颠覆式创新的热点。硅谷明星投资人马克·安迪森认为，软件终将鲸吞一切，特定的硬件设备可以被软件应用所取代，使得软件也成为颠覆式创新的热点。这两个趋势同时存在。前者是将软件的创新模式应用在硬件上，即硬中有软;后者是用软件完全取代硬件。

　　我们看到了原子的比特化，也看到比特的原子化。在这样的两股力量的震荡下，出现两个非常巨大的变化：一是技术改变了商业。阿里巴巴副总裁高红冰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个一个产业的电商化，消费主体形成一个黑洞，从里到外把各个产业吸附进去，从媒体、广告、电信开始，到物流、零售、交通、餐饮、旅游等，最后会来到制造业、房地产、金融和能源。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趋势是，我们已经通过互联网革命了消费，但是我们现在需要通过互联网革命我们的生产力。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改变生活，因为我们希望更幸福、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这个驱动力来自广大的网民。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2015年中国网民将达到7亿，两倍于美日两国总和，普及率超过50%。现在我们有6亿PC网民、5亿手机网民、3亿网购人群，网购人群超过英法德意四国人口总和。至2013年底，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从2006年到2013年，复合增长率达到90%。

　　大家知道刚刚过去的双十一，阿里巴巴刷新交易额至571亿。如果画一下双十一全国网络流量图，大概80%到浙江机房。网上有个很有意思的帖子叫做“如何给山姆大叔解释‘双十一’”，对中美两国的购物节做对比：美国人在实体商店里抢购，我们在淘宝和天猫上秒杀;美国人全家上阵，我们只派出所谓的剁手党即女性;美国人零点时守候在商店门口，我们的年轻人零点时躲在被窝里用手机下单;他们的购物车很容易就装满了，我们的网络购物车永远不满;他们拼的是体力，我们仰仗的是智慧。

　　这种夸张的对比表明，我们来到了互联网的“后美国时代”。全球互联网星球图上有中国和美国两大星云，余下一些零散的星体，如印度、日本和俄罗斯。总体而言，现在全球互联网分成了两大块，我们叫做互联网的旧大陆与互联网的新大陆。旧大陆是北美、西欧、日本;新大陆是亚洲、非洲、南美洲、俄罗斯。互联网普及率在发达国家为78%，在发展中国家仅为32%，尚未使用互联网的人9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事情。世界经济论坛研究全球互联网价值、信念与实践，得出四个见解：

　　新的联网国家在这个新世界里占主导地位;

　　互联网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对于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用户共享类似的价值观和态度;

　　用户什么都想要：他们并不认为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从中抉择;

　　新联网的国家拥有更自由的态度和更创新的行为，比如更支持表达自由，社交平台应用更广，而老的网络国家则更多使用传统的网络应用，态度更保守。

　　总体而言，互联网的新大陆对于旧大陆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来源时间：2014/12/2   发布时间：2014/11/23

旧文章ID：784

作者：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近完成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外交活动。周末期间，在这里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自信满满地告诉一群共产党官员，中国会对它的亚洲邻国秉持友善的态度，不过他将采用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懈地推行他信奉的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实现复兴的构想。

　　习近平没有直接提到美国，但是给了华盛顿明确无误的一击。他说，“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言下之意是，中国认为，美国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超级大国的局面即将终结。

　　他还表示，中国目前不断发展壮大，要善于驾驭世界危机，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机遇。分析人士称，这个说法表明了习近平如何看待中国不断上升的地位。

　　这是习近平第二次就外交政策对领导层发表公开讲话——他一年前也曾进行过同样主题的演讲——但分析人士表示，他周六的讲话更加坚决和彻底。中国官方电视台CCTV直播了这一讲话。

　　“这反映了习近平对外交政策的热衷，以及他正在指挥中国崛起的最后阶段的事实，”香港岭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张泊汇说。“它与中国的宏观政策有关，与一切事务有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其他六名成员分别坐在他的两侧，而观众席上有几百名高级党内官员、军官和从海外召回的外交官。张泊汇认为，习近平此举是在给自己塑造“重视外交政策的主席”的形象。

　　习近平刚刚完成了两个月的旋风外交：在北京主办了有20多位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峰会，并接待了来访的奥巴马总统;随后接连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弹丸岛国斐济，一路馈赠经济大礼。

　　中国最近宣布成立一家亚洲投资银行，意图使之有朝一日能匹敌世界银行(World Bank)。此外，它还启动了“丝路基金”，并注入400亿美元(约合2460亿元人民币)资金，用于长期的基础设施工程，而这些工程的目的是让中亚与南亚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总体而言，习近平试图让各方放心。这尤其体现在他的澳大利亚之行的过程中。他强调，虽然中国是他口中的“大块头”，但并不会构成威胁。

　　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表示，对共产党高级干部发表的这次讲话融合了这些元素中的许多内容，但其中有个突出的主题。

　　“习近平是在告诉听众，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而且应该做出大国的姿态，”约翰逊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将不再坚持习近平的前任之一邓小平的著名训诫：中国应该静候它在世界舞台上的机遇，“韬光养晦”。这个观点仍然受到一些党内官员的追捧。

　　“习近平明显是在反驳这个观点，”约翰逊说。

　　习近平多次对国内观众讲述过中国梦，用以强调中国将很快充分实现经济、军事及社会方面的潜力。在本次讲话中提到中国梦时，习近平表示，现在是时候让中国梦走向国际舞台了。他说，中国必须“注重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

　　他表示，“要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

　　他提到了中国应推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仍旧没有说出“美国”二字，而是以几乎一语带过。

　　看起来，重点是在亚洲，而不是美国：他说，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约翰逊表示，强调亚洲地区的态度说明，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很可能会较少关注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在降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鉴于奥巴马最近在国会选举中遭遇挫折，习近平看到了中国在亚洲地区大力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

　　曾在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任中国问题分析师的约翰逊说，“他对发展与华盛顿的关系的关切和渴望，不大可能到危及其他关系的地步。”

　　在讲话中，习近平展现出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妥协的态度，声称“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奥巴马政府对习近平提出的构建大国关系的设想反应比较冷淡，部分是因为中国拒绝阐明其核心利益，从未明言其中是否包括南海和东海，而美国在这两个海域存在重大利益。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南海采取强硬举动，致使亚洲邻国不安，还因为东海领土争端问题而与日本不和。不过，张泊汇表示，习近平故意选择不谈及具体的战略举措，尽管它们仍旧极其重要。

　　“如果习近平强调领土问题，这会令其他国家感到担忧，也会促使美国更加积极，”他说。“习近平希望采取行动，朝着战略目标迈进，但他们不想说出来。”

　　他表示，目前发出的信号是，中国会加强合作而不是开展竞争，但同时会把注意力放在推动中国朝着赢得“国际地位”的目标努力。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担任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的罗里·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 表示，习近平有关中国软实力的提法很可能会在亚洲受到欢迎，因为各国希望中国远离民族主义，不再像过去一年那样“过度冒险、不顾后果”。

　　“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在外交方面进行了各种努力，为的是回避、修复或摆脱这种损害，”他说。“习近平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解读为这场新行动的巅峰。”

来源时间：2014/12/1   发布时间：2014/12/1

旧文章ID：778

作者：  来源：环球网

　　美国《国家利益》11月30日文章，原题：美国的下一个大挑战：反击中国的外交闪电战

　　最近几周，亚洲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很令中国高兴。中国领导人展现高明策略，利用APEC峰会强调了北京对地区繁荣稳定的中心作用，还重启与疏远邻国如日本和越南的交流，利用多个机制缓解西太的紧张。

　　北京已重拾屡试不爽的经济手腕，正利用大规模贸易和投资分化和支配邻国。这种外交攻势似乎削弱了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其他国家的统一立场，无怪乎东盟和几个对立声索国几乎没认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

　　就在几个月前，中国还看似孤家寡人。今年较早前，中国在争议海域的石油钻台引发其他声索国的恐慌，促使日印澳加大战略合作，连以低声下气著称的东盟也不得不表达不悦。更令北京忧心的是，历史对头日本利用不断上升的紧张，重塑其在地区的安全角色，并与越菲印澳等国发展密切的防务关系。

　　为避免引发全面的“软实力危机”，中国开始向主要邻国示好。显然，北京的目标是化解紧张，塑造和平形象，并削弱华盛顿及其地区盟友抑制中国的努力。除了避免孤立，中国还意在逐步侵蚀美国的地区老大地位。

　　中国已开始伸展军事肌肉。但它对美国亚洲主导地位的最大挑战在经济领域。北京另起炉灶，积极推动一系列金融协议和机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受阻于谈判僵局。而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推进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美国排除在外。上月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被广泛视为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潜在对手。

　　中国向欧亚大陆众多国家提供多达4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基金，同时在打造海上丝绸之路，这将把邻近的东南亚国家融入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丝绸之路。

　　北京正采取积极主动外交与大规模经济激励措施相结合的做法，来平息地区国家对其自负的抵制。种种迹象表明，奥巴马政府对这种经济攻势忧心忡忡。华盛顿如何反击中国最新的外交闪电战，目前还无从知晓。(作者理查德·贾瓦德·海德里安，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4/12/1   发布时间：2014/12/1

旧文章ID：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