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玉广 来源：《国际论坛》2014年第5期
二战后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均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变革。对少数族裔和移民而言，这些变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民权运动的发展促使美国颁布一系列民权法案，即1964年《民权法》、《选举权法》和1968年《民权法》等，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促进不同种族、族裔之间的平等；其二为以1965年《移民法》为核心的移民制度的改革，废除了1924年以来所实施、旨在限制移民规模的《国别来源法》，使得美国移民的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其三是实施“肯定性行动”，在就业、入学、接受政府贷款、分配政府合同等方面照顾少数族裔（以及女性）的利益，使得少数族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其四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加速资金和人员的流动，美国利益全球化趋势加强，美国与他国家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愈发凸显。这些制度性变迁为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各个族裔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美国与他国关系中发挥一定作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更为广阔的舞台。
一、 战后美国族裔认同的发展变化
1965年之后的新移民及美国少数族裔所遇到的“同化即美国化”压力明显减弱，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空间更为宽裕。少数族裔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与之相对应政治参与意识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身份认同政治”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更为显著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选举权法和移民法为以“亚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美国多元社会文化结构的形成提供法律依据，在提升少数种族、族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方面做出贡献。而美国少数种族和族裔在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也愈发认识到自身政治能量和能力，坚定其争取和捍卫自身权益的信念。
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强化了美国各少数种族和族裔，乃至社会群体（如妇女和同性恋者）在美国国民性这一大的认同之下出现的所谓“亚文化认同”。这种“亚文化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种族、族裔、性别、社会身份、信仰等基础之上的身份认同，它成为多元主义的社会基础。多元主义的基本理念认为，美国是由诸多不同的种族和族裔群体构成，每一种族、族裔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压迫性地位必须予以矫正等等。[1]
由于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及日趋巩固，移民及美国各族裔在维持其自身特性、拒绝同化方面有着更大的自主性选择。据估算，自1820年至1924年间，约有3400万欧洲人来到美国，其后裔子孙则几乎完全同化，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而1965年以后，情况则有所不同，移民及其后代在是否被同化方面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和选择权，甚至在同化和拒绝同化之间还出现了第三种选择，即既选择做美国国民，又保留期原国籍国民身份，往往持有双重国籍、有双重居留地、双重依附关系、双重忠诚。这些人既要享受在美国能得到的机遇、财富和自由，又保留其原籍的语言、文化、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等等。[2]
与二战前只有在融入主流社会方能改善经济境遇不同，随着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美国少数族裔在保留亚身份认同的前提下，也能够实现经济地位的改善，进而提升整个族裔群体的经济能力。
尽管程度不同，大多数移民群体都实现了美国社会阶层内的“上向流动”，这种群体性的“上向流动”在二战后的美国表现更为明显。犹太裔、亚美尼亚裔、希腊裔、波兰裔和印度裔美国人属于较为富有的移民群体。对于很多少数族裔而言，尽管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依然难以与欧洲裔白人比肩，如1990年统计显示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是白人人均收入的56%。[3] 但是因为美国国民收入整体规模的增长，少数种族、族裔的收入的增长也是必然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战后美国少数族裔群体性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美国多元文化和社会结构。经济境遇总体改善之后，少数族裔，尤其是其上层对美国的政治参与意识日渐强烈，希望通过其政治参与来维护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政治氛围。正是由于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使得70年代之后美国的政治景象发生了实质性改观。
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相对宽泛，形式比较多样。其中比较基本的形式是参与投票、竞选、政治游说等。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是极大地推动。这在非洲裔和西班牙裔两大少数族裔群体中均有所体现。截至2002年6月，西班牙裔人口为3880万，占美国人口的13.5%，超过非洲裔人口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黑人与西班牙裔在全国人口中约占了1/4，成为有影响力的投票群体。[4] 人口的规模变化朝着有利于少数族裔参政的方向发展，美国政界人士也施加各种手段笼络少数族裔选民。尽管少数族裔的参政意识和能力还受到诸多限制，但其潜力受到政界人士的持续的关注。时至21世纪，美国少数族裔的政治影响力愈发彰显，2008年、2012年经选举产生美国首位（且连任）的非洲裔总统，这一结果得益于少数族裔政治能量的不断积累和释放。[5]
组建维护自身权益的政治组织也是建立在亚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各民族群体和社会群体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在本世纪初期，美国代表妇女、种族族裔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有700多个，其中非洲裔美国人的组织超过40个，亚太裔美国人组织有30多个，而妇女组织多达百余。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族裔组织有“美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拉丁民族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 Raza）”和“亚裔美国人公正中心（the Asian American Justice Center）”等等。[6]
在政治参与方面，美国犹太人一直是堪称典范，其参政活动是维系美国社会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支柱，而其参政模式也往往为其他少数族裔所借鉴和学习。少数族裔这种政治参与方式也影响到亚裔美国人，其政治活动也在这段时期渐成规模。到1998年，在华裔领袖的积极推动下，成立了“80/20促进会”（80/20 Initiative）。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以华裔为主体的亚裔美国人对美国选举政治的认识已经超越盲目及无所作为的阶段，参政意识趋于成熟和理性化，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7]
二 少数族裔对原（祖）籍国与美国关系的影响
以亚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及多元文化框架渐趋稳固、少数族裔群体的经济及社会地位日益提升、以维护民族认同和利益为主要内容的“身份认同政治”不断发展，促使移民及少数族裔在原（祖）籍国与美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冷战结束之后，因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缺少一个共同、明确的敌人，加之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为淡化和隐蔽，“身份认同政治”在国际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愈发彰显，其作用机制渐趋稳固。
“身份认同政治”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作用，首先得益于美国政治院外游说机制的发展。少数族裔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进入美国外交决策领域主要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外交决策结构和议程发生深刻变化，体现在：1. 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加强，决策权力更为分散。2.决策者愈发看重维护公众对政府政策长期支持的重要性而对公众态度更为敏感。3.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复存在，决策部门缺少一个统一的容易被认可和接受的战略理念。美国在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摇摆性。[8]这些变化的出现为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活跃创造了更大空间。冷战之后，又有很多族裔群体主动参与到游说的行列，使得美国的外交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美国大多数族裔都有其规模不等的游说群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美裔犹太人、美裔古巴人、美裔亚美尼亚人、美裔希腊人以及非洲裔的游说群体，来自东欧的美国移民和美裔印度人和美裔墨西哥人成为游说群体的后起之秀。
一般而言，美国族裔群体在外交领域能有所作为需要有三方面的重要资源，一个是他们在一些关键性的地区的选举意愿和能力，二是对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捐助的能力，三是他们在一个关键性问题上进行组织和动员的能力。而这些资源的活动又往往与该族裔规模以及在美集中居住地、经济上的成功程度、族裔的团结程度和凝聚力等因素有着密切相关。此外，该族裔所游说的政策目标与美国价值理念的契合程度对于该族裔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也有一定关系。
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影响最为引入注目。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美国犹太人为支持以色列，在游说美国政府、动员美国社会方面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与此前动员美国政府支持国际犹太人以及犹太复国运动更多依靠“悲情牌”的被动做法不同，美国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体，更加主动地、积极地、有组织地参与到支持以色列的游说活动中，取得了令人称奇的效果。近年来，作为美国与该族裔原（祖）籍国的关系施加影响的后起之秀印度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有研究表明印度裔美国人是“唯一在力量上与犹太院外集团相比肩的院外集团”。[9]
移民及少数族裔在美国与其原（祖）籍国之间关系上发挥作用也与其原（祖）籍国的积极推动有关。从战后的历史来看，各国政府对本国国民侨（移）居海外的行为有过完全不同的态度。某些国家曾经设法防止国民外迁，而对于生活在国外的侨民或者认为是一种政治背叛而大加挞伐，或者是将其作为推行其政治理念的工具，甚至不惜恶化其侨民在居住国的境遇。而另有一些国家则对其海外侨民态度冷淡。而居住在国外的侨民在对原（祖）籍国的态度也往往是低调、消极的，其有限的联系多体现在资助亲戚族人的“侨汇”活动上。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对待其侨民的态度和做法发生较大改变。海外侨（移）民作为巨大的“战略财富”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提高侨民在居住国政治和社会地位、积极利用侨民所拥有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本国与侨民居住国的关系、提升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成为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关侨务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以印度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印度对其海外移民的态度基本上是相对淡漠且交往有限，把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向美国移民视作“吸脑（brain drain）”。在80年代这一态度开始发生转变。2000年印度外交部成立高等委员会（High Level Committee，HLC），首次对印度的海外移民制定相应的政策框架。该委员会在其后提供的报告中，对印度裔美国侨民所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在美国国会为美印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印度裔美国人在加强印度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方面是无价的财富。该报告建议鼓励在美国的印度移民充当印度的大使并利用他们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来为印度的利益服务。其后印度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海外印度人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并召开年度海外印度侨民大会以及设立“海外印度人日（Pravasi Bharatiya Divas）”。此外印度在承认双重国籍方面也有所突破，更改1955年颁布的《公民法》（“Citizenship Act”）, 认可海外印度人的公民权（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凡此种种，均显示出印度政府在推动包括印度裔美国人在内的海外印度人在其外交事务中发挥影响方面做出积极努力。[10]
近二三十年以来美国少数族裔对美国在一系列重要国际问题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概而言之，根据其对原（祖）籍国政府或该国政府在某些国际争端的具体立场、政策的认同状况和程度，美国少数族裔发挥三种类型的作用，其一为建立在高度认同基础上的全力支持。这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支持表现最为突出。时至今日，除个别教派之外，多数美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存在的正当性毫无质疑，并为此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其二为极度不认同进而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任何改善双边关系的作为。这一族裔群体包括古巴裔美国人和伊朗裔美国人；其三，则是介于这两种状态之间，在原（祖）籍国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诉求，在某种程度加剧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的生活的某些族裔本身构成复杂，其中有一部分群体与原（祖）籍国政府存在着不同程度恩怨、隔阂甚至误会。有些群体还面对两个政府的“合法性”选择等问题，因此该族裔所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波动。
随着来美移民数量日益增加及多样化，少数族裔实际的和潜在的政治影响与日俱增，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许多国际问题正在“内化”成为美国的国内问题，国际社会的冲突也反映成为美国内族裔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点在阿（巴）以矛盾和冲突中表现最为明显。对此，亨廷顿认为，随着外国政府及其移民社群对美国政策影响的愈益加深，当美国的利益与那些“向美国输出人口”的国家的利益不相吻合时，美国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和追求就会出现模糊和不确定性，因此将会最终影响美国的利益。[11]
三 美国华人华侨与中美关系
在战后美国发生制度性变革之时，生活在美国的华侨华人的境遇也发生转变，美国族裔出现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美国华侨华人中也有所体现。美国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使得在美国华侨华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与其他族裔共同作用，一起书写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的新篇章。
就在美国制度变革促使其多元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完善之时，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并逐步建立健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各项法规制度渐趋完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中美关系得以建立并不断深入发展。日趋成熟的国家发展战略及与之相对应的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确立，为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对华侨华人的影响方面，这一制度变迁一方面是指完善和充实涉及华侨华人和侨眷及对侨工作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另一方面则是指国家政策的转变，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均得到提升，从而对华侨华人在精神与情感上的认同和切身利益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12]
美国华侨华人既是中美外交关系的变迁受益者也是中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作为受益者，中美关系的改善提升了美国华侨华人的政治地位，华侨华人不再担心其对祖国大陆的情感表达而在政治上被视作异类、不忠诚者或“颠覆者”。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也大大有助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中美建交之后，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日渐增多和频繁。各种文化形式的交流、人员的往来、媒体的发展加之汉语教学活动的展开，为华侨华人社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极大地加深了华侨华人社区与祖国大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亲缘性，强化了华侨华人的寻根意识和对祖国大陆的文化认同感。此外，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取得日渐丰硕的成果、中国国家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攀升，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华侨华人的自我认知和公众认知也得到相应改观。中国因为发展而树立的自信、富强、理性、负责的国际形象对于在美华侨华人的形象塑造有着强大影响力，华侨华人的良好形象反之也会提升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为他们赢得更多的尊重。
作为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时刻和重大问题上都做出积极反应，为中美关系的平稳健康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华侨华人战后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这一群体的规模和结构方面，还体现在其政治理念的发展与成熟。不可否认，从国民党的片面灌输到美国政府的高压下的“政治表态”，美国华侨华人具有相当长时间的“被政治化”的历史，然而“被政治化”终归不是美国华侨华人政治理念和政治意愿的真实表达。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与“亚文化认同政治”的发展，美国华侨华人的“被政治化”的历史宣告终结。在中美两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理性化调整、中美关系不断深入的大历史背景下，美国华侨华人自身政治理念和政治意愿的方可得以真实表达，并藉此确立了自身的历史定位。事实表明，华侨华人以自身真实意愿为基础的政治表达、参与和历史定位，不但有助于其自身的健康发展，也能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良好积极的作用。
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华侨华人群体自身变化中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美国华侨华人群体在来源构成、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受外界势力影响程度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程度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之美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使得华侨华人群体依然是一些敌视中国、妄图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势力试图拉拢和施加影响的对象。中美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波动，而这些波动必然会为某些政治势力提供可乘之机。需要我们侨务和外事部门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和关注。
概括而言，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方面发挥积极健康作用还受到如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在台湾方面，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力主“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相关的政治势力均不甘于其在美国华侨华人中间的影响的式微，必然采取相关措施，在华侨华人社区中施加影响。由于大陆方面在对美华侨华人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美国华侨华人社群自我政治意识和政治表达的发展，台湾方面对美华侨华人的影响在减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方面放弃其努力。台湾方面一方面加强传统施加影响的手段（文化交流、汉语教育、塑造台湾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性”等等），另一方面还利用美国政治规则，在手法上不断翻新，以期达到影响美国华侨华人、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在华侨华人中扶持帮助亲台的院外游说团体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台湾当局受到美国犹太人著名亲以色列的院外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启发，一直重视利用在美台胞和其他社团组织开展游说活动，这些组织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台湾国际联盟”、“全美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加入联合国行动委员会”等等。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就与台湾当局密切接触，1995年李登辉访美及1999年美国国会所讨论的“台湾安全加强法”都与该组织的游说活动有关。[13] 2000年后该组织迅速成为台湾当局“台独”理念的急先锋和领头部队。
其次，美国华侨华人的政治表达与政治参与有可能受到美国政治自身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均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理念往往成为其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重要借口和手段，对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具有一定的破坏性。而任何有志成为美国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不得不把倡导这些理念作为争取民众支持或被政治同行所认可接纳的重要手段。随着华人参政能力的增强、参政品级的提升，他们中的有影响的政治头面人物也不得不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上做文章，甚至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接纳，可以不惜歪曲、误读基本事实。此外，从美国政党历史发展来看，美国的少数族裔更倾向于通过支持或参加民主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民主党内政外交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还要浓于共和党。这一参政渠道也为美国华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此方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国会议员吴振伟（David Wu）。出生在台湾的吴振伟在1998年以民主党身份当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号称是“第一位美国华人国会议员”，曾是美国华人社会的一大骄傲，但是自他当选议员后就在美国国会内部宣扬“台独”理念。此外，他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也一直持反对立场，成为美国国会中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4]
再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间移民的便利和频繁，美国华侨华人构成愈发多样，复杂程度加深。在美华侨华人中不但有新侨老侨之分，还有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湾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之分。从移民出身来看不但有留学之后的移民，也有经济移民甚至相当一部分的政治移民。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美国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具有各种政治色彩的移民往往汇聚美国，以期更顺利开展活动和获得资金、政治上的支持。不可否认，在美国华侨华人中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移民人数正在增加，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把反华活动“职业化”。这部分人利用美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频频向美国民众和华侨华人社区发出或做出污蔑中国政府、扭曲中国发展事实、损害中国形象的声音和行动，成为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噪音、杂音。一些不明真相的美国民众和华侨华人往往会在他们的影响下做出一些错误的理解和判断。
又次，华侨华人宗教取向和发展趋势会对美国华侨华人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其信教人数在80%左右。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美国政治和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存在远远超过了此前一个世纪的水平。 “基督教再次成为美国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特点”。[15] 这也意味着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担当了同化美国社会“异质性”因素的作用，其整合美国社会的功能在加强。此外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美国的宗教势力对全球范围内宗教事务的关注和干涉能力也得到强化。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际宗教自由法》（th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则为美国宗教势力的全球性干预张目。[16][23]而对于美国华侨华人而言，随着其与美国社会接触的频繁和层面的深化，或出于自身发展和心理精神需求的影响，或受基督教会传教活动的影响，其中对基督徒人数在不断增加。截至1980年美国华人基督教会已经达到420家，20世纪90年代则发展到至少800多家，到21世纪初，超过1/3的美国华人信奉基督教（有研究显示，美国华人中基督徒人数约为135万），华人教会及福音机构超过1800家。[17][24]除华人之外，在美华侨中信奉基督教的人也不在少数。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基督教义自然成为美国华侨华人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政治和社会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滤网”。透过这一“滤网”，作为基督徒身份的华侨华人在其认识上会出现几方面特点，其一，他们会有选择地认同中国文化，某些传统和习俗中与基督教义不相符合的内容会被摒弃；其二，华侨华人中的基督徒会为避免原籍地政治体制差异而引发争论，因此淡化政治；其三，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基督教会发展的现状，在美华侨华人教会的领导权依然由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移民掌握着，而其与港台地区基督教会的各方面往来自然要多于与中国大陆基督教会的往来，所以在某些观念上可能更容易受港台教会的影响；其四，由于中美在宗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差异，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知和态度更容易受到中国大陆基督教发展和基督徒政治和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这些状况均增加了我国侨务工作的复杂性和艰难程度。
最后， 尽管在美华侨华人人口总数在增加，经济和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在提升，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美国华人和华侨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所应当具有的潜力仍然没有完全释放和发挥，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华侨华人尽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依然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在短时期内依然难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影响只能是辅助性的。华侨华人人口规模与其政治社会影响力的不相称的原因主要是华侨华人总人口中“新华人”和“新华侨”的比例较大。根据美国移民发挥政治影响的一般性规律而言，第一、二代移民主要面临的任务是在美国站稳脚跟，因此谋生、生计等问题是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从事政治活动，即使在两代之内很好解决了生计问题，其最初的选择也是往往扩大在族裔社区的影响力而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国政治生活中去。另外一些新华人或华侨还不熟悉美国政治规则，缺乏驾驭能力，往往也会因此陷入被动或降低其参政热情。在对美国社会和政治发挥影响方面，美国华侨华人短时间内还是难以与那些已经多代生活在美国的欧洲裔、犹太裔、非洲裔和拉美裔相比肩，并受到这些族裔人士强有力的竞争。举例而言，尽管华人精英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但是他更多扮演一个政策执行者的角色。美国对华战略的研究、制定和决策，依然掌握在美国各主要智库、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国防部等等核心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具有影响力的依然是美国其他族裔的学者和官员。美国华人进入美国政策制定机构和核心决策机构的路依然漫长。
作者简介：白玉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100720）
[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and Schuster,2005. P173, 175
[2] Ibid. p137，208, 209.
[3] Ibid. p255
[4]关于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情况请参阅姬虹：《美国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载于朱世达主编：《美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版 第123-130页；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周琪：《奥巴马连任后的美国内外政策评估》， 《外交评论》 2013年第1期
[6] Burdett A. Loomis : “Interest Groups and Lobb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Q Press(Washington DC） 2012. P81
[7] 孙逊 《美国华侨华人与台湾当局侨务政策》 九州出版社（北京）2012年版 第179页
[8] 周琪，前引书，第262页。
[9] Allan J.Cigler and Burdett A. Loomis,(ed):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CQ Press(Washington DC) 2012. P335
[10] Christian Collet and Pei-te Lien,(ed):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2009. p111
[1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p291
[12] 丘进 严武龙：《中国侨务政策概述》，载于丘进主编：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版；任贵祥主编：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 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9年版。
[13] 孙哲主编：《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5年版，第276-277页。
[14] 孙逊 《美国华侨华人与台湾当局侨务政策》 九州出版社（北京）2012年版，第216页。
[15]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p341
[16] Jack Snyder: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2011.p52
[17] 李爱慧
《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族裔特性探析》，刊于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张云
《北美华人基督徒影响力分析：基于“软权力”的视角》，刊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来源时间：2014/10/21 发布时间：20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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