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才德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香港居民，尤其是香港年轻人，10年以来第一次不满中央政府处理与这块前英国殖民地关系的表现。

周二公布的民调显示，根据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对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本地居民进行的调查，有52%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处理与香港关系的方式感到不满，达到了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比例。在21到29岁的居民中，不满比例升至82%。调查发现，有48%，即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央政府治理整个国家的方式也感到不满，这一比例达到了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治下后的最高水平。

香港悬挂的是中国国旗，不过，根据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的约定，它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保持高度自治，直到2047年。香港居民享有中国内地所没有的公民自由权，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相对的新闻自由。港人除了对北京不满，对香港特首梁振英处理与内地关系的政策更加不满。去年12月18日到今年1月1日期间接受调查的1007名香港永久居民中，有56%表示他们对本港政府处理香港和中央政府关系的表现感到不满，是自2004年6月以来不满程度最高的一次，在此前的2003年，因中央政府推动实施反颠覆法，香港爆发了广泛的抗议。在4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当时感到不满。

导致不满情绪高涨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担忧，梁振英及其政府不会为直选下一届香港特首出力。中央政府已承诺，香港永久居民有权在计划于2017年举行的下届特首选举中，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争议之处在于，候选人将以何种方式获得提名。中央政府坚持要求候选人必须要爱国。梁振英本人是由一个不到1200人的团体选为特首的，该团体包括了许多富有的本港商界高管和其他精英阶层成员。

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梁振英会实施公平的提名流程，不把可能和中央政府意见相左的候选人排除在外。总的来看，有72%的受访者表示，梁振英不会实施公平的选举机制。任何特首直选计划都必须获得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倘若中央政府坚持实施限制性的提名机制，把合格的候选人排除在外，使选举无法达到自由公平的国际选举标准，那么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将在市中心的商业区举行静坐抗议。上周，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警告称，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运动是非法的，它将危及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在受访者中，有57%的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忧，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担忧占领中环运动会损害当地经济。

李源潮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即任何候选人都“必须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中国政策的批评者认为，这句措辞的意思是候选人必须执行北京的意志。

在受访者中，有38%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占领中环运动，有54%的人表示反对。不过，在21到29岁的受访群体中，支持占领中环的人数比例是69%，反对比例仅有30%。

调查发现，在自我认同上，年轻人的观念尤其越来越和内地背道而驰。总的来看，有62%的受访者想要推动和保护香港作为多元化、国际化都市的特性，只有29%的人着力强调香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在21到29岁的受访者中，有84%倾向于认同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多元化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14%强调香港和中国的关系。

这份详尽的调查长达215页，做为针对香港居民的定期调查，这是它最新的一期，描绘出了港人对延续20多年的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的见解。该项目的负责人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教授。此次调查的抽样误差幅度在正负三个百分点之内。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薇

来源时间：2014/10/20   发布时间：2014/4/30

旧文章ID：207

作者：黎安友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民主至少是说：公开竞选有权作出政治决定的职位，并通过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来保障这种公开竞选。如果不计近年来的台湾，即使按这个最低标准，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

　　诚然，近代中国曾进行过一些民主实验。我说的“民主实验”，指的是：一，致力于通过相对公开的竞选来建立立法机构，而立法机构又努力实施其宪法规定的权力。二，致力于获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两项可以分别称为民主制的“竞选层面”和“自由主义层面”。从晚清的咨议局和资政院开始，经历中华民国的建立和五四运动等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大致上可以说，中国的民主实验为数不多，每次延续的时间都不长，其民主性质也不完全，而且都以失败告终。

　　民主尝试曾在多方面表现出缺陷。选举中出现贿选，议会里私党纠结，报刊不负责任，政治组织不讲原则。同时，体制外的政治力量拒不承认选举的结果，不服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不尊重出版物的法定自由和合法组织的组织权利。从根本上说，民主的失败在于民主体制不曾赢得足够的权威;或用亨廷顿的话来说，民主未能制度化。

　　为了能从以往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我们必须找出历次失败的原因。但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因甚多，而且互相交叉。俗话说：“失败是孤儿，成功有很多父亲”。用这话来形容政治实践相当中肯，但往往要反过来才更适合于政治学的分析。不仅很难确定每个导致失败的因素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而且失败的原因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分析。有些原因牵涉到民主派人士很难改变的客观条件，有些涉及民主派人士或许能发挥其作用的制度安排，又有些涉及民主派自身的战略战术。本文列举了常用来解释民主制在中国的失败的八种理论，每一种都可能为我们提供其特有的教训。

　　一、意识形态的准备

　　第一种理论从意识形态上来解释民主制在中国的失败，这种理论认为，民主不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主流。虽然较晚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所设想的民主一般都意味着国家和人民的某种神秘团结，究其实是某种权威主义。一场政治运动越是强有力，它就越不以民主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总之，大多数人不认为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但这一点并不一定令人气馁。晚近二十年来，意识形态的大景观已大大改变了。自1971年的林彪事件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重新思考为什么中国在政治上是如此不幸。到1978-79年民主墙运动的时候，已有一小伙人倾向于认为，多元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可以提供负责任的和有效率的政府。到1989年春，这种信念无论还有多少模糊之处，显然至少已广泛流行在都市民众之中了。

　　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起，当代民主运动一直利用当局的民主招牌来反对当局。这层保护是相当薄弱的。很多用马列主义来为出版自由和政治竞争辩护的党员在高压时期被开除出党。然而这一类呼声赢得了社会上的支持，而且很多留在党内的人似乎也深受这种呼声的影响。此外，海外的民主运动正在更深入地探索人权和多元政治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未来发展的意义。台湾经验也表明民主思想是有可能在大陆扩展和加强的。

　　尽管当今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甚至已经在为民主在中国的制度化提供适当的空间，但它并不能保障民主制度化的成功。民主制度必须表明它能解决中国人求生存的问题，否则它就只是在理论上富有吸引力而已。

　　二、国家安全的考虑

　　第二种理论认为，对外战争和内战常常使民主体制失败;而百余年来，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时常觉得国家安全受到或英法、或日本、或美国、或苏俄的威胁。固然，民主制似乎可以有效地进行对外战争，有时也能经受起内战的考验。但中国的经验证实，战争环境是不利于民主制的建设的。

　　就这一点论，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应感到欣慰。中国当前的国际环境是一百五十年来最和平的，而且这种环境一时不象会突然发生变化。社会动乱是可能的，上层权力斗争几乎是肯定的。但不大可能发生内战。只要军队保持统一，任何一个派别都无力发动内战;而军队大概不会崩裂，其原因将在下一点即第三点详论。

　　至少在中国民主派掌权并建立起强大的民主制度之前，他们对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一方面他们虽可以感到鼓舞，却无法有所作为。

　　三、军队的态度

　　一般认为，军人干政由于摧毁了文官政府，因而有害于民主。中国初期有几次民主实验的失败，就与军事政变和军阀主义有关系。国民党治下民主的失败，与蒋介石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军人不无关系。共产党虽说是“党指挥枪”，但我认为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毛泽东的权力来自他独自对军队的控制，所以他的政府也是准军事的政府。

　　很多人认为军事政变和军事割据在今天是可能的。我的看法不同：

　　首先，中国没有拉丁美洲那种军人统治的传统，也没有那种使老百姓、文官和军人本身认为政变具有合法性的“监护制”。

　　其次，中国军人看来不大情愿自己来负责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他们也不以为自己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第三，中国的军官队伍极其庞大，因而很难组织一场军事政变而不走漏消息，也很难在事前事后避免因嫉妒等原因产生军队内部的反对派。

　　第四，历史上，促成军阀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列强的势力范围。虽说与某种常见的偏见相反，列强在当时是尽量支持国民政府、尽少支持地方军阀的，但是，各国利益范围的存在本身，以及其他外国势力所导致的国民政府的削弱等等因素，都有助于军阀势力。显然，这一历史因素如今不复存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它在老人帮和政治局的直接代表，如以往的毛泽东、林彪、叶剑英，如今的邓小平、杨尚昆，已经对党的中心政治施加了足够大的影响。邓、杨之后，中国不再有这一类在党和军队里同样深有根基的人物。不过，将来的军队首脑多半会共同推举出几位老资格的退休军官正式或非正式地进入政府的决策层，以传统的方式代表军队的利益，而不是采用直接掌政的方式。

　　军队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呢军队的使命是保证国家安全。而在邓的时代，中国军队又不断增进了其职业化程度。就此而论，军官们看来最关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至于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军官中大概存有分歧。但我见到过的较年轻的军官似乎都赞成改革，即使改革要求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也在所不惜。如果民主化能促进稳定和改革，他们没有理由会反对民主化。

　　那么，历史的教训应该是：民主派人士必须设法使军人不介入政治。而最能实现这一点的，是一个合法的、强有力的文官政治体制，无论这个体制是不是民主的。象第二点一样，这一点也不提供直接的行动指南，但也同样不是令人气馁的。

　　四、政治文化测试

　　经常有人提出，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容忍冲突，期求权威，强调对个人的忠诚从而使私党林立并反过来使民主体制无法运作。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利于民主。这种看法在中国民主派自己那里也是常见的。

　　我们越是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政治行为，我们就越觉得流行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即认为中国各阶级都天然不会在公开竞争的公众领域里组织自利的行动。其实，把民主的失败归因于文化在逻辑上就有困难。

　　我们同样可以争辩说，文化在很大程度是制度的产物。行不通的制度产生失望的文化。选举时不能或不敢提出主张，或选上的官员没有权力，人们自然就不会认真对待这种表面文章的选举。立法机关令出不行，立法委员们自然就不会认真工作。假使早期的民主派人士曾能使民主制度化，就会产生出一种较为民主的政治文化来。

　　无论如何，中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已和本世纪初大不相同了。由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由于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对社会的深刻渗透，由于政府政策对社会的广泛牵动，中国的普通公民对政治较从前大为了解和关心。由于几乎涉及到所有家庭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已不象从前那样买权威的帐。从初步收集到的材料看，至少有一些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在今天的中国比在以往的中国要普遍些，例如对权威较为漠视，能容忍差别，在作决定时愿意遵守程序规则。

　　文化问题，也是眼下民主派只能谈论而无可为之的一个因素。同样，他们在这方面也没有气馁的理由。

　　五、发展水平的问题

　　建立民主制需要一定的发展水平，这一理论是广泛同意的。不过，发展水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民主的建立是有争论的;再则，建立民主制所需的起码发展水平大概并不很高;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不是直接的、线性的。当然，中国曾这么穷，发展水平这么低，恐怕无论怎样也难建立起民主制来。但是，用发展水平之低来解释中国无法建立民主制，讲到过去只有部分的解释力，预测将来则几乎没有意义。

　　发展水平和民主制的关系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说。

　　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广大的人口教育水准太低，太贫穷，从而难以对政治热心。所能存在的一点民主只是精英民主。但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民国早期那些有限的民主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也不能制度化。从历史上看，很多国家的精英民主是迈向充分民主的一个步骤，因为在群众参与之前，精英民主先把政治竞争的机制建立起来了。

　　第二方面是，发展程度低的国家面临紧迫的发展问题，受不了民主国家在决定政策时的那种纷争和缓慢。但专制制度在指导发展时是不是更有效率，是大可疑问的。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在限制民主时，以上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真是他们的动机。但这一论据无论如何对早期民国政府是不适用的，因为政府在那时甚至不曾试图以国家引导的方式来发展经济。

　　第三方面是市民社会的孱弱。在某种程度上，民主依赖于独立社会力量、社会团体的存在，他们要求参与决策，并且有充分的财力和其他力量来迫使政府尊重那些保障他们得以参与决策的政治规则。就此而言，正是当这些社会力量起而保卫民主程序的时候，民主才得以制度化的。这些力量在落后国家是软弱无力的。这一论点颇切中清末民初的情况。

　　无论以上三个方面能为中国的过去提供多少解释，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其他一些可谓成功地实行了民主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产值已高于这些国家的最低人均产值。而以联合国建立的人类发展指标来衡量，中国是位居中游的，而位居同等水平的很多国家是施行民主制的。对于政治分析来说，这一发展指标比简单的人均产值更有意义，因为人们公认，地域之间的流动性、大众传播媒介的覆盖广度、组织参与和经济参与的程度、政治信息的传播程度、政治兴趣的高度及其他公众态度，这些都是发展程度借以影响民主建设的中间环节。

　　这里所论的第五点对民主派的实践也没有多大指导作用，因为他们象别的中国人一样已经把发展本身当做一个目标并在为之努力。然而，我们可以就这一点的检讨再次看到，以往的失败并未注定将来会发生什么。

　　六、农民大众

　　有些中国人认为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里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建立民主。这种讲法和上面的第三点、第四点和第五点可能重复。但它有时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那就是认为农民是反都市的、排外的、信仰权威主义而反智的。如果让农民这一人口主体来投票，他们会投票反对自由主义、都市化和竞争机制，他们会利用他们的民主通道重新回到专制上去。

　　这种看法是很难站住脚的。在几个民主运作良好的国家里，有着大量的农民人口。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农民和民主的失败也没多大关系。何况，比较起这种论调所描绘的来说，中国今天的农民是较为现代化的：从识字、流动性、工业化和都市化来说都是如此。我的同事M·Cohen坚持认为，他们应被称为农工而非农民。事实证明他们有能力在村镇范围内依照简单的民主建制活动。他们有很多机会接触大众传播媒介，对全国范围的市场起伏相当敏感，也非常了解全国性的政策对他们的直接影响。看起来，如果他们有机会在真正的选举中投票，他们多半会选出能了解和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来。

　　当然，城乡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存在着矛盾。农民由于制度的民主化而对政策施加的影响，对某一部分都市利益是不利的。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大半来自城市，他们可能会担心这种不利影响。然而，农民对政策具有强烈的兴趣这一事实对民主的制度化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

　　对这第六点的思考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必须乐见其他的社会团体从政治体系的开放获得好处，即使眼下只有他们自己在为这种开放作出努力。

　　七、宪法及制度上的缺陷

　　人们可能会争辩说，中国以往的诸宪法未能实行，原因是它们设计得不好。但对中国的多数宪法来说，这种论点很难从历史记录得到支持。在多数情况下，宪法的失败与其说宪法设计不当，不如说政治家们没有把宪法当一回事。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诸宪法往往很不一样，但它们多数都是相当不错的。1923年和1946年的两部尤其受到法学界的褒扬。台湾的经验已经表明1946年的宪法具有相当的力量，新近的修宪也是针对临时条款而不是针对宪法本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和1982年的两部宪法互相之间很接近，而与1923年和1946年的宪法则相当不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部宪法就纸面上说同样提供了一套可以把中国推向民主的制度：从地区到全国范围的逐级上升的四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的主权。妨害这两部宪法发挥其潜在的民主性的，始终是中共对政权的实际控制，而这一控制在这两部宪法里都只间接地提到。

　　对中国现在的民主派来说，这一节说明，就我们所知，中国的宪法传统为建设民主制提供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出发点。过去并没有造成什么显著的错误让我们在将来要格外小心地加以避免。既然过去的中国宪法都不曾实验过联邦制，那么我们今天无法得出结论说那是行不通的，同样也无法下结论说那是必需的。看起来，最现实的途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建设民主，以人民代表大会的主权和宪法中强有力的权利条款为核心。不过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宪法是肯定不适合中国的，或什么宪法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最佳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宪政。

　　八、民主派的道德破产

　　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认为中国民主的失败是因为参与民主的人们滥用了民主。颇为相似的是，今天有不少民主派人士认为民主运动之所以这么弱，是由于民主运动的成员们未能联合起来，未能适当地处理基金，未能形成有吸引力的形象，等等。

　　但这种论点有点象上述的政治文化论，只是其范围较小。我们实在很难区分哪些是原来就有的道德弱点，哪些是由于搅进了不灵光的制度才引发出来的弱点。而且，有些行为被当做道德上的失败，而它们在实际运作的民主制下其实是良好的、具有竞争性的、民主的行为。

　　在对这一点加以反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挤在两种相互不调和的真理之间。一方面，象卢梭所说的那样，民主制要恰当地运作起来，就必须按人们事实上是怎样，而不是象他们应当是怎样来对待人们。但另一方面，普遍的道德败坏会危及无论哪一种政治制度。神秘难解之处在于：如果一种体制有效力，那它在各方面都有效力，包括在道德方面;反过来，在它失效的时候，它会在各方面同时失效，包括在道德方面。道德沦丧是体制整体失败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提升道德是建设制度的一条有效通道。

　　对于现实来说，人们在这第八方面也没多少可作的事情。我们可以愿望和呼吁人们遵守道德，可以通过监督和奖励机制加以鼓励;但很难认为可以通过道德行为来解决民主的制度建设问题。

　　九、精英交易论

　　这一理论是在与前面的几种理论不同的层次上分析问题的。它关心的不是建立民主制的外部条件，而是考查政治精英的互动通过哪些方式造成了体制的成败。这种理论要求我们考查袁士凯、蒋介石、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看看他们自己认为其政治利益何在，并且弄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种理论提供的图景大致是这样的：中国起初是一个帝国，后来分裂了，于是留出了空间，使一些军人精英和平民精英得以在相对薄弱的、地区性的社团中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因为帝国不是逐步进化而是一下子分崩了，所以没有建立起游戏规则来。民主实验一开始是大家都同意的，这是由于西方政治的示范，也由于军人精英认为采取民主制可以使他们的统治取得合法性，而平民精英则希望通过民主制分享较多的权力。然而，一旦新体制建成了，军人精英便看不出与通过选举上来的人分享权力有什么好处了，而平民精英则缺乏财力或其他的资源来强行分享权力。

　　这类分析在关于民主政府的过渡的研究文献里是屡见不鲜的。如果从现行的制度进化而来而不是在旧制度崩溃的瓦砾上建立起来，民主制度会是更为牢固的。它越是渐进而来，它就越是有效力。如果它有利于所有的或大多数的社会势力和政治集团，它就较易制度化。由温和的、善于妥协的人物来领导，它就较容易存活。

　　不过，在这一方面，民主派人士眼下也没有很多可作的，因为在目前和可见的未来，中国的政治命运有赖于很多他们无法控制的大势力。

　　这篇文章最终没有提出一个单一的结论。民主不曾行得通，但很难把这种失败背后的原因分条析缕地确定下来。我们讨论了好多条经验教训。看来，民主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不过，历史的反省应能使为中国的民主派人士更有信心地继续奋进。中国过去很少有人希望有一个民主制度;今天很多很多人怀此希望。早些年，极权政府似乎更有希望解决中国的紧迫问题，即软弱和分裂的问题;今天最紧迫的问题，即专制和停滞，看来却要由民主来解决。过去，政治体制缺乏权威，缺乏行政能力;今天中国有一个庞大而有力的官僚体系。当今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但它的很多制度程序看来还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是朝着有利于民主的方向。历史没有提供保证说只要尝试民主，民主就会成功，但也不能从历史得出结论说，过去的失败表明中国不适宜建设民主。令人遗憾的倒是，一旦民主稍具规模了，民主力量应当怎样使民主制度发挥作用，历史的记录所提供的实际指导是相当贫乏的。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05/7/5

旧文章ID：203

作者：黎安友  来源：大公网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29日出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中国崛起专题研讨会后接受记者专访时预期，中国新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不会更好战挑衅(aggressive)，但会更坚定自信(assertive)，会展示更多的军事和外交力量，并更加强烈地表达立场，以取得中方想要的东西。这样中国可能与美国、日本、越南或其它一些周边国家有更多摩擦，今后5到10年会有紧张期。

　　当记者问民族主义的公众情绪会否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时，黎安友说：“我觉得不会。中国民族主义确实在部分公众中存在，但我想它不会影响或控制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反，政府会利用民族主义，允许其在特定问题上大声点或小声点，以向外国传达特定的信息。”

　　黎安友指出，中国政府自己判断中国的利益，精英决策者与民族主义者相似，会选择同样的方向，但会表现得更复杂、更谨慎、更有耐心，而不会像民族主义者希望的走得那么快。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的黎安友说，中国政府对其核心利益表达得相当清楚，即维护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台湾、钓鱼岛、南海岛屿等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核心利益与美国利益有重合之处，比如在保持市场规则，保证海上运输线安全与稳定等方面。而今后10年与美国的竞争领域主要在两方面：第一，中国周边的力量平衡，如何允许中国在亚洲发挥影响力的同时又不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第二，中国国内政治发展方向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不想看到羸弱的中国，但希望中国法治。

　　黎安友预期，中国改革正在进行中，不会停止，但新领导人不会对一党政治制度和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是会继续进行渐进式的小步改革。

　　黎安友指出，不管亚洲国家的民众总体上喜不喜欢中国，其外交政策都是由其精英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与抉择来塑造，根据现实做出决定，公众意见不会起决定作用，比如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别无选择，菲律宾也一样，许多亚洲国家会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试图制衡中国。他说，如果现在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的政策还不叫制衡中国的话，不知道什么样的政策才叫制衡?

　　在研讨会上谈到中国未来的亚太政策时，黎安友分析，中国人也许不会觉得应该对周边国家更仁慈，因为在国际事务中经常未必更仁慈才会受益，而现在也许正是中国战略家认为该更强硬的时候，因为他们觉得不能容忍现在棋盘上的力量平衡，而应当趁美国经济衰退，元气尚未恢复，日本频频换相的有利时机，主动出棋，以取得中国想要的东西。他们可能认为，亚洲国家不喜欢中国更强硬无所谓，正好可以借机做交换。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1943.4.—)，当今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和外交，人权及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1943年生于纽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学士、东亚区域研究硕士及政治学博士，1970年任教于密歇根大学，自1971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3/3/31

旧文章ID：202

作者：刘岩川  来源：政见

　　精彩观点预览

　　◆美国确信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一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构建的世界格局对美国来说更为安全，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如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成民主化进程，美国必然感到释然。

　　◆民主化不会使中国对美国惟命是从，也不会让中国采用亲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确实会缓解某些矛盾的紧张程度，并且让一些问题更易于解决，例如台湾问题。

　　◆左派和右派的言论都反映了切实存在的问题。但我不认为政策会从学术界的争论中产生，因为政策始终是政府决定的。

　　◆当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之后，如果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应对社会的变化、引导经济发展并且逐步做出让人民接受的改革，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缓，但不至于崩溃，而且政府在执导经济增长方面拥有很多技术人才和成功经验。

　　◆中美社会的联系远远超过美国与苏联、印度和日本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大体上是正面和合作性的。以刘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并非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亲美，她们只是更加国际化、更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她们，中国和美国可以做深层的交流。

　　◆我在中国的学生享受着令我印象深刻的学术自由。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做出贡献，而政府也已经给他们很多讲学和出版的空间。

　　◆我认为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中国不仅需要知识分子做贡献，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方便将他们纳入现有的体制。上世纪70代初，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重启了中美交流的大门。这项突破的受益者不但包括美国的商人与外交人员，也包括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却未能身临其境的美国学者。

　　1973年，三十岁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以青年学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接近40年后的2012年5月，这位以研究中国内政外交闻名，并且培养出孙哲、刘瑜等中国政治学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就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土争议及中美人权分歧等热门话题分享了独到的见解。

　　一、“人权在美国外交中有三重作用”

　　【政见CNPolitics】最近，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再次暴露了分歧。在您看来，人权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诉求，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的工具?

　　【黎安友】人权在美国外交中有三重作用。

　　首先，人权有纯粹的政治工具性。美国可以把人权问题摆到谈判桌上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

　　第二，人权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当中国成为完全的法治社会，那么美国也会从中受益，因为届时美国的在华商人和学者将受到更好的保护。而且，一个法治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更稳定、更可靠、更可预测。

　　第三，人权对美国有更实际的意义。美国确信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一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构建的世界格局对美国来说更为安全，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如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成民主化进程，美国必然感到释然。

　　【政见CNPolitics】今年4月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邻国产生了激烈摩擦。您在过去的著作中曾指出，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依然不会降低对领土完整的诉求。那么您是否认为，无论中国体制如何演变，类似南海问题的领土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黎安友】我认为，即使中国建立了法治社会、加深对人权的尊重并且变得更加民主，诸如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依然会存在。

　　民主化不会使中国对美国惟命是从，也不会让中国采用亲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确实会缓解某些矛盾的紧张程度，并且让一些问题更易于解决，例如台湾问题。在一个民主的中国，军事策略将更加透明，那样一来，美国也会放松对中国的疑虑。

　　但中国的民主化只能降低一些中美之间的冲突，而不会将其完全消除。中美两国毕竟有着不同的利益。

　　【政见CNPolitics】既然内政的变化不能改变中国的领土诉求，您认为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应当如何降低邻国的紧张情绪呢?

　　【黎安友】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成功地取得了中亚邻国的信赖。急需中国减少摩擦的地区包括中国南海、日本、台湾和印度。

　　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在这个区域的主权诉求相当广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中国应当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因为各国对该地区的主权主张有合理的成分。目前中国的策略是先发展海军实力，然后以军力为后盾进入谈判阶段。我认为这种策略有其道理，但它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也许中国应进入谈判的阶段了。

　　【政见CNPolitics】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往往引用历史上对某一区域的控制来巩固自身的诉求。您认为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为解决当前领土问题提供了依据?

　　【黎安友】我们必须澄清：中国并不希望恢复清代的所有领土，比如中国并不主张将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的一部分纳入自己的版图。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会对此前没有争取的领土宣誓主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一个扩张性的政府。

　　在南海问题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中国于1996年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份公约解析了国家在宣誓主权时所需要的依据，其中既包括历史上对争议地域的控制，也包括地理位置的远近。总之，历史上对争议地区的控制的确可以为中国的立场提供合理性，但这并不能阻止与争议区域邻近的国家对其宣誓主权。

　　二、“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

　　【政见CNPolitics】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您觉得左右的分歧是否会在政府决策中体现?

　　【黎安友】我对自己的答案并不自信，但我想在政府内部，左右的争论并不存在。过去邓小平和陈云曾经就中国是否应当融入国际经济和参与国际组织出现过分歧。这场争论早已结束了。

　　目前中国思想界的右派希望中国能逐步增强政府透明度，加强公民社会，放松对学术界和言论的控制，走向实实在在的民主。相反，左派认为中国脆弱而且震荡的局势需要依靠集中的权力应对。右派认为过于集中的权力已经造成腐败和低效，但左派声称集中后的权力不但可以加强党内的纪律，同时可以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进攻。

　　我想左派和右派的言论都反映了切实存在的问题，因此左右两派很难达成一致。但我不认为政策会从学术界的争论中产生，因为政策始终是政府决定的。学术界大体上还是向开放的方向发展的。许多知识分子提倡自由和法治。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

　　【政见CNPolitics】您在2003年提出了“韧性威权主义”这个观点，指出中国体制的活力正在从领导层有序交接、人才选拔逐渐重视个人能力而非派系划分等变化中得到延续。但您在2009年的著作中又对中国局势表达了悲观情绪，认为政府在社会压力面前疲于使用被动、保守的方式压制矛盾。请问过去数年中，您对中国政治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黎安友】我不敢说我是否变得更悲观了。在阐述“韧性权威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会永久保留顽强的生命力。它目前的活力比我们的预期强许多。很多事情都在改变，比如最近重庆发生的事件。相较于过去，人民对生活状况有更多的不满情绪。此外，世界在经历一场大萧条，中国政府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所以事情在不断变化，而新挑战也层出不穷。

　　我认为中国的制度尚有韧性。领导换届将如期进行。从某种角度讲，海伍德的死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凝聚力。当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之后，如果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应对社会的变化、引导经济发展并且逐步做出让人民接受的改革，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缓，但不至于崩溃，而且政府在执导经济增长方面拥有很多技术人才和成功经验。因此我既不认为中国的韧劲权威主义会就此终结，也不认为它会永远存在下去。

　　三、“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

　　【政见CNPolitics】您是如何对中国政治产生兴趣的?

　　【黎安友】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修了东亚历史课，随后便发现它非常有趣。那是1960年，我的教授是费正清。他不仅是个有意思的老师，而且常常强调中国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因为我们了解的情况太少了。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学习中文和政治科学。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美国人不仅看不到研究中国的必要，甚至认为那是个愚蠢的想法。我只是出于学术兴趣开始学习中国政治，后来才发现它是个重要的话题。

　　【政见CNPolitics】当您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和想象中的不同?

　　【黎安友】我在1973年随着一个教师团体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不开放旅游，所以只有受到邀请的美国人才能一睹中国的真面目。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很多事情并不为美国人所了解。我们甚至认为相较于西方的体制，毛泽东倡导的模式才是前卫和环保的。

　　在中国的时候，许多工厂和公社的领导以及从五七干校归来的教授为我们作了报告。这些教授当时正在革委会的领导下重建大学。我们访问复旦大学的时候，那里的教授说乡下的生活净化了他们的精神，而他们正在这股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改写教科书。我们怀疑他们的精神是否真的经历了一场革命，但是这些教授们众口一词，让我们颇为困惑。

　　【政见CNPolitics】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曾经撰文指出，当今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过于强调方法论，而忽视了广泛阅读和知识的积累。请问您对中国研究的发展有同样的担心吗?

　　【黎安友】我想李侃如所指的是中国研究中的中国政治研究，因为中国研究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科学、社会学、历史以及文学等方方面面的学科。

　　我并不同意李侃如的说法。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有许多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足以帮我们做成功的研究。有些研究采用了量化的方式(quantitative)，有些则是定性的(qualitative)。除此之外，很多学者从事着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很健康，并且已经在政治经济、互联网、外交内政等话题上创造出许多详实的研究。李侃如认为中国政治研究过于青睐量化研究了，但我觉得量化研究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实在的贡献。调查性研究(survey research)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政见CNPolitics】您认为对哪些话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黎安友】有一些话题需要更深层的研究，但它们都面临着实际困难。以中国的宗教为例，有些学者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了，但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者本身都面临着一定风险。少数民族问题也已经引起了一些研究人员的兴趣，但他们受制于该问题的敏感性，还没能进行更深入的研讨。另外还有一些非常有趣却没能得到足够探究的话题，比方说中国的公安系统、党内纪律的执行、甚至党自身如何运作。对这些话题的研究都能深化我们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但研究者面临的困难很多。

　　【政见CNPolitics】美国近年来培养出不少来自中国的政治学者，其中不乏您的学生。您认为这批学者会对中国研究界或者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黎安友】首先，这也是我不赞同李侃如的原因之一。他似乎认为花时间学习方法论和通过大量阅读了解中国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当你直接面对中国学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还有一些非中国的学生也有过硬的生活经验和语言能力去了解中国。

　　另一个让我比李侃如更加乐观的原因是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广泛接触。这种接触一部分源自中国留学生，比如刘瑜、张健、孙哲等，另一部分来自于商业界。同时，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中国。中美社会的联系远远超过美国与苏联、印度和日本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大体上是正面和合作性的。以刘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并非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亲美，她们只是更加国际化、更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她们，中国和美国可以做深层的交流。我对此感到欣慰。

　　【政见CNPolitics】您是否认为一个有韧性的权威政府会给归国的政治学者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

　　【黎安友】我在中国的学生享受着令我印象深刻的学术自由。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做出贡献，而政府也已经给他们很多讲学和出版的空间。

　　同时，我也对中国政府的教育基金印象深刻：教育部愿意拿出大量资金将自己培养的博士生送往海外进修。

　　我认为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中国不仅需要知识分子做贡献，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方便将他们纳入现有的体制。我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系统会一成不变，但是现有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照顾起了稳固作用。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为政见的读者推荐一些有关中国政治的著作吗?

　　【黎安友】我想推荐我自己与Andrew Scobell(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合作完成的一本新书，希望这听起来不是太自私。这部《中国对安全的追求》将在九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布。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只是不知道是否找到了合适的中方出版商。(完)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2/6/25

旧文章ID：201

作者：杨一  来源：搜狐公民观察 Vol.059

　　杨一，一个在纽约的北京人。先后就职于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部、香港《大公报》国际部等。现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维泽赫德东亚研究所，主修中国及日本政治经济学及法律。

　　就习近平访美问题，杨一采访了导师黎安友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研究权威。“美国人喜欢这种带有人情味儿的政治。”黎教授认为，习近平说话直白，不避讳，务实且善于表达感情，美国人喜欢政治家这种坦率的个性。

　　为了国家战略利益的“怀旧”

　　在1985年的访问过程中，习近平曾在马斯卡廷的德沃夏克夫妇家里借宿两晚。他住在这对夫妇离家上大学的儿子的卧室里，并与一堆《星际迷航》的玩偶相伴。如今，德沃夏克一家虽已在几年前迁到佛罗里达州，但他们依然决定在习近平本月来访时回到马斯卡廷镇，以便与老友再聚首。德沃夏克太太回忆说道，当时她在早上特意给习近平上了茶而不是咖啡;而习近平离开时曾送给他们一瓶中国白酒，并笑称“酒挺烈”。

　　艾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习近平在1985年受到艾奥瓦州民众的热情款待。正是那次会见，为这次访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我们尽量想让他和第一次一样快乐。我们把1985年在马斯卡廷镇他见到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并和他一起在议会大厦吃顿州宴，让他接触更多好客的艾奥瓦人。”

　　艾奥瓦大学教授海耶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分析表示，因为城市化、环境恶化、以及退耕还田项目等因素，中国的耕地在日益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对粮食以及牲口饲料的需求却迅速增高。而在美中贸易中，农业是美国少有的、保持顺差的领域。中国已成为美国农产品的头号出口地，而且艾奥瓦州也是除了玉米和大豆以外，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地。此次习近平访问不仅象征了“示好”和“怀旧”，也是在巩固与一个稳定的农畜产品供应商的政治联谊。

　　当地一些居民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当然欢迎中国副主席的再次访问，希望此行他能带来更多的善意和中美更多的贸易，“谁不希望得到中国的市场呢?中国也可以购买我们的产品，这是双赢。”

　　“餐桌外交”让美国人看到中国领导人亲民形象

　　美国社会多种政治力量对习近平此次访美抱有一定期待，而他们非常愿意看到一个平易近人的习近平。”谈起“餐桌外交”，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特别提起了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对中美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少美国人对他亲民的言谈举止至今赞扬有加。

　　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美九天。这次出访可谓承前启后——在毛泽东、周恩来于七十年代初期取得的中美关系解冻基础上，开拓了中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据悉，美国政府曾做过调查得知邓小平爱吃小牛肉，于是在邓小平到达当晚的国宴上，以至于之后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了这道佳肴。后来曾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此后，邓小平还出席了在休斯敦西北五十英里的西蒙顿举行的带有西部风情的烤肉宴会和马术竞技表演。在马术竞技场，当邓小平和戴着一顶灰色牛仔帽的卓琳出场时，全场致以热烈的鼓掌欢迎。在表演开始前，两名骑白马的妇女把邓小平和方毅请到观众面前，向他们各赠送了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他们当即高兴地戴上了。然后，邓小平应邀坐进一辆19世纪的马车绕竞技场一圈，向热烈鼓掌的观众们挥手致意。

　　黎教授表示那次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对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让他们了解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每一个人都想见见他、同他握握手，再向他问好。邓小平以杰出的政治家风采和开朗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添了不少光彩。

　　所以在分析此次习近平对艾奥瓦州的访问时，不应视其为“简简单单的利益所趋”，而应该看到中国新生代政治家的成熟与成长。黎教授还表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元老，他对习近平的勤俭教育、以及习近平日后在河北省以及福建省的任职经历，都让他与底层群众甚有所谈。

　　而《华盛顿邮报》对此次访美发表评论，质疑习近平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是否会采纳一些较为开明的政治立场，亦或采取强硬而保守谨慎的态度。对此，黎安友教授表示现在发此疑问时机尚早，且中国政府的决策行为已趋制度化，任何一个重要决定，都将是群体群策的集体智慧，个人行为不应该被过度放大，这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现代化的进步。与此同时，美国将面对一个更加强大且更加“复杂”的中国，但是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双方都难以承受失去一方的代价，这也将成为中美日后发展的强大根基。

　　美国人喜欢有人情味的政治

　　习近平在接受中国电视台访问时也曾表示，他小时曾穿姊姊穿过的花衣服，父亲用过的洗澡水，他还要再用来洗澡。他曾在十几岁时，被下放到陝西一个贫苦的村庄，这让他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深有体会。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也称，这位中国国家副主席是一个可以让你感到友善且易于接近的人。《洛杉矶时报》引述一位对习甚为了解的人士的话说，习近平为人清廉，你唯一可能发现的“贪污行为”是他家那些逾期忘还的图书馆借书。

　　“美国人喜欢这种带有人情味儿的政治”，黎安友教授分析道，习近平说话直白，不避讳，务实且善于表达感情，美国人喜欢政治家这种坦率的个性。他特别提到了习近平2009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那次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要在外交工作中少谈空话，努力刻苦地做些实事。

　　黎教授还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赴美进修，其中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都是中国的精英，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选择了毕业后返回中国，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是中国新一代的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

　　其中，仅2010至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就达到了十五万七千余人，比上一学年激增23%，并连续两年超越印度、成为美国外海留学生最大来源国。当被问及，这些学生会不会因为在美国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价值教育而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所改变时，黎教授笑答：“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都很务实，他们更可能会沿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将‘西学为体’定成目标的可能性不大，他们会更加实际地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1900/1/1

旧文章ID：200

作者：黄仁伟  来源：观察者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第一次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的道路对外是和平发展，对内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表里一致，从本质上界定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

　　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动力，来自中国本身的能量释放。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能量。

　　首先，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3亿至5亿农民的自由流动，降低了全球生产的劳动成本，改变了全世界的财富链条构成。19世纪欧洲的发展能量靠对外殖民来释放。而当代中国崛起的能量，最初是通过农民在国内各地区之间流动来释放的。

　　其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以往计划经济下，土地不能实现其流通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土地财富突然像魔法一样涌现出来。英国和美国分别是从“圈地运动”和“西进运动”开始它们的崛起进程。如今我们实际上也是以土地作为中国财富爆发的源泉。尽管土地财富造成诸多后遗症，但是它对中国崛起的历史贡献是明显的。

　　其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改变了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现在的世界市场，任何商品只要中国人在买，就会涨价;任何商品中国人在卖，价格就会跌。这就是中国市场内部能量的外溢效应。尽管世界至今还有些不适应，可是毕竟用“反倾销”已无法改变市场链条重新组合的趋势。

　　以上三条是已经发生的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性，我们还可以举出至少三条将要发生的“内生性”，其能量较前者有过之无不及!

　　其四，到2015年中国将有1.5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5亿人接受过12年中等教育。二者相加至少有6亿至7亿人，几乎相当于美国加上欧盟的总人口。这将是世界上平均素质最高、平均成本最低的巨大人力资源。由此带来全球价值链的革命几乎难以想象，可能引发全球研发中心的大迁徙。

　　其五，到2020年，中国的GDP单位能耗将降低至现在的50%，也就是说以目前的能耗总量可以支持中国的两倍GDP。从消费、生产到研发，中国都可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主要发生地。由此而来，世界范围的新能源成本将极大地降低，将推动世界能源结构的大变革。

　　其六，假设到2025年至2030年中国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国际货币，“中国元”将成为全世界资金链条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不仅将从宏观上重新配置世界资源，而且将从微观上改变全球大公司的排列组合。世界500强或者以中国市场为其战略重点，或者与中国公司组成战略联盟。

　　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性还有一点往往被世人和国人所忽略，即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越来越从独特性走向普世性。中国正在不断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价值观，同时把自己传统的价值放进去，从而形成日益被世界认同的价值观。例如，中国人的节约观念已经影响到今天的美国人，美国的储蓄率从2007年占GDP的1%已经提高到2010年的8%。

　　其实，伏尔泰、黑格尔等欧洲先哲早就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黑格尔曾经预言，人类文明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不断地向西移动，最后回到东方。中国儒家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和”，道家探究人与自然的“和”，释家追求现世与来世的“和”。这些传统价值观经过中国人的当代实践而具有新的内涵，正在成为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共性由此增加。

　　从内生性出发，达到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4/9/25

旧文章ID：199

作者：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6月26日，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共享与共赢共荣的新机遇”为主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开幕。国新网对本次研讨会进行全方位报道。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采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2000年前，由于贸易需要自然形成的丝绸之路在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发现与世界经济中心西移，逐渐衰落，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欧亚大陆腹地从市场的边缘地区变为核心地区，从而使中亚国家真正成为东半球的交易中心。

　　国新网：今天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共享与共赢共融的新机遇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感谢您来参加，请问您怎样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必然产物呢。

　　黄仁伟：在新航路以前世界经济中心都在东亚。新航路发现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兴起，经济中心开始西移，从亚洲逐步移到欧洲。大概在1820年，世界经济中心移到欧洲。所以差不多有300年的时间，这条丝绸之路就变成一条沙漠的路了，就没人再走了。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重新开始提出新丝绸之路，这个时候世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中心将从西面向东转移。预测现在已经移到了欧亚大陆的乌拉尔山以东，大概在2025年，基本上移到中亚靠近新疆边境的地方。新丝绸之路的发展，就成了一个有现实可能性的前景。这就是全球化，就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全球航路的改变，全球技术的转移，全球市场的变化，重新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要把东西欧亚大陆联起来，这就是新丝绸之路。所以新丝绸之路和老丝绸之路根本不同。过去老丝绸之路是自然经济，没有全球经济，东方文化向西方输送一条通道，要走好几年，才走到西面。后来马可波罗来，也走了好多年。中国张骞其实走了一小半，大部分还没走完，波斯也没走到，后来通过波斯人到了希腊，再通过希腊到了西欧。现在我们的新丝绸之路，如果高铁修起来的话，按300公里一小时，40个小时从连云港到鹿特丹，如果按照将来磁悬浮的话，600公里一小时。24小时就从东亚的东头到西头。所以，四小时走遍欧亚大陆，这个前景在2050年左右完全可以做到。

　　国新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有着许多历史和异域的联想，然而通过现在全球化进程审视丝绸之路的话。您认为我们举办的研讨会，具有哪些重大的意义。

　　黄仁伟：这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中国有能力为这个趋势提供一条通道。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条通道不是哪一个国家独有垄断的，它是开放的。凡是沿线国家都可以参与，而且都会获利，是共赢的。然后我们有很多具体的项目，要一件件做。你可以做铁路项目、公路项目、油漆管线项目、输变电项目、生态河流项目等等。这些具体项目，就带动了一个个地方的发展。

　　所以当新丝绸之路这个宏伟蓝图提出以后。很多国家很快从疑惑怀疑转向要参与，要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在这样的形势下，就要更好的让各国也让中国人共同来谈这个远景、谈近景。一面谈具体怎么做，一面也就解决了一些疑惑问题，所以它是解决想法，也解决做法。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在这个会上都可以交流。这是一个开头，这个会，我相信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且不仅在新疆，还可以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比如西安、成都，它们都愿意做这个事。你再往外到哈萨克，你从俄罗斯到白俄罗斯，还是到欧洲、欧盟都可以做，都来参加举办这样的会，就会让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越来越找到共识，越来越可以找到合作的结合部、利益共同点。所以整个一条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非常具体了，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用新丝绸之路这个载体、平台，把它连接起来。

　　国新网：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线的经济合作中对于加强人文合作与文化交流将起到哪些促进作用呢?

　　黄仁伟：阿拉伯国家和中国有中阿论坛，欧盟和中国有中欧论坛，俄罗斯和中国有人文交流这些活动。如果用新丝绸之路连起来，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双边的了，就是多边参与。

　　现在国际关注的宗教分裂、领土纷争、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落后与文化意识形态隔阂所造成。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也是文化交流带，将带动超大规模人口流动、文化流动和社会流动，从而为东西方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动力，为世界和平提供空间保障。

　　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后，这些由于封闭带来的仇视、敌对，就没有存在的条件了。空气是流通的，要素是流通的，同时人员流动以后，它就会带来很多相互的理解，相互的认识。以前的流动都是在海上，后来是在空中。新丝绸之路，它是在路上，所以在这个丝绸之路沿线，就会产生许多新的城镇，新的经济枢纽。这些新的枢纽新的城镇就不是原来当地的一点居民，会有很多外来的人口的这个集中。所以新丝绸之路一旦起来以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就会从现在的一种简单虚拟的网络文化，变成实体的在人们生活中具体发生的文化。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3/6/28

旧文章ID：198

作者：黄仁伟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 杨牧)国际关系学院21日在京举行“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位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在发言人中指出，中国面临安全困境，解决得不好将走上与守成大国对抗的老路，而中国“新安全观”则致力于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

　　黄仁伟指出，中国最近提出两个安全观，一个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一个是“亚洲安全观”，简称“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是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的延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提出，时间较长。“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最近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而提出来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来的功能、结构、定位做了准备。

　　“新安全观”不同于传统大国的安全观

　　黄仁伟指出，传统大国的安全观即“美国安全观”，主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以实力决定安全。这里，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等，“你接受我就安全，你不接受我就是不安全”，这样的安全观大国已经习以为常。

　　黄仁伟指出，现在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有别于传统安全观。区别有4个：从狭义安全到广义安全、从绝对安全到相对安全、从单边安全到多边安全、从盟国集团安全到盟国和非盟国伙伴的共同安全。

　　“新安全观”给中国走出安全困境指路

　　黄仁伟指出，中国的安全困境主要是，崛起过程中的内外结构变化和中国安全能力之间的差距。结构的迅速变化和能力不能跟上结构变化之间的差距，是目前的主要问题。这个差距并不是说我们已经面临着外部入侵、国家被颠覆的危险，而是说如果我们碰到不能适应这个结构的时刻，就会出现安全危机。

　　黄仁伟指出，“新安全观”就是要解决新的安全困境，解决能力和结构的问题。如果结构改善得好或者能力跟得上，危险就很小。如果我们不解决问题，陷入新兴大国挑战老牌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中了老牌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圈套。

　　黄仁伟进一步分析指出，如果挑战世界结构，中国将受到这个结构中各种因素的围困。按照传统安全观的思路，为了打破围困，中国倘向霸权国家“摊牌”，就会导致大国进行一场“决战”，这就回到了德国、日本的老路上去，而“新安全观”则致力于解决崛起中面临的这种困境问题。

　　“新安全观”有深远国际意义

　　黄仁伟指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具有联动性、互动性。“新安全观” 致力于解决内外两种安全的问题，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建构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和能力，用“亚洲安全观”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机制和中国同周围国家的安全共享问题。

　　黄仁伟认为，以这两个安全观为指导来建设中国安全能力和安全体制，从长远来说有很深的国际意义。美国虽不愿意中国发生这种改变，但是早晚也会接受。这种能力和结构变化并不威胁美国，反而为未来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合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3/6/23

旧文章ID：197

作者：黄仁伟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1期

　　本文试图对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新兴大国崛起之间的互动性作出新的解读。作者认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核心特征是从“西方治理”向西方与非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以此构成金砖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机遇。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新兴大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其次，全球治理的新特点在于西方大国越来越难以承担公共品供应的责任，而新兴大国尚未做好能力和制度的准备，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陷入僵持状态。其三，在此渐进曲折的过程中，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陷于被动，新兴大国则越来越趋于主动，全球治理越来越不等同于“西方治理”。其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全球经济治理既是中国的战略挑战，又是中国的战略资源。中国应调整战略和策略，抓住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机遇，实现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再平衡。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是中国官方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最新理论概括和战略判断。其中至少透出几个最关键的要点：其一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在最高文件中以“全球治理”取代了“全球经济治理”，表明中国不再把全球治理限定在经济事务领域，它涵盖着经济、政治、安全、社会和其他新领域的全球治理内容。其二是中国官方文件也是首次使用“全球治理机制”的概念，这表明全球治理不只是一种外交事务和世界现象，而且是一种机制和制度，它是世界秩序的另一种表述。其三是这种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也可以说“全球治理”正在从“西方治理”转型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共同治理”。这种变革不仅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而且影响到各国的国内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仅仅从这些初步理解来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上述这个变革的战略内涵和历史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为此，本文试图对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新兴大国崛起之间的互动性作出新的解读，主要探讨的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新阶段、新特点。

　　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新阶段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在全球范围进行跨国家的经济协调和监控。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无序与全球经济调节的弱势并存，使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失衡、不公平的巨大风险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一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时期。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加强国际经济协调，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议题。

　　新兴大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在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状态，难以提供全球治理公共品的背景下，新兴大国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之一。目前，金砖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总量的近20%，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5%，对全球的经济贡献率接近一半。预计到2030年，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与西方七国相当，双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将达到相对均衡。因此，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符合世界大势的客观进程。

　　联合国体系、G20、金砖国家、区域机制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四个层面，其中联合国体系正在从传统的国际治理体系向全球治理体系转变，这个转型过程十分艰难。G20作为全球治理的另一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但是其机制化过程几乎没有进展。金砖国家是在金融危机后形成的新兴大国集群，直接成为这一轮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参与者。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两大“集群”，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围绕全球经济治理展开博弈。在G20之中出现金砖五国峰会和G7峰会并存的“大峰会前的小峰会”，形成两大“集群并存”的新现象。

　　然而，这种权力转移过程在全球治理的不同领域表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表现出某种后发优势，已经开始发挥稳定和改革的推进作用，其虽然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仍未占据上风，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干预治理”具有制衡作用;在全球气候治理等新领域，由于发达国家的立场后退，新兴国家的角色正在从“被治理者”向治理者转变;在全球社会治理领域，正在从西方的“善治”与“劣治”区分标准转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内部治理。“全球治理”不等于“西方治理”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反映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首先是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崛起，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逐步加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大国仍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保持着主导地位，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尚未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中的南北发展严重失衡依然存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是长期曲折的发展进程。尽管如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态势正在形成，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正在出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变化。

　　尽管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对象正在向西方发达经济体转移，但这一过程将长期而艰难。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欧美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让出手中的主导权，势必会想方设法拖延改革进程，或者设定改革底线。而新兴大国则试图借助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改革现存国际经济组织，扩大其代表性和发言权。西方大国对“现存国际制度的改革”只是停留在表面和局部的领域，并非要进行实质性的、系统性的变革，这突出表现在保持甚至扩大“领导权”的努力上。最近几年，美欧几经努力，保持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但又不得不在基金配额和领导职务人选上对新兴大国稍作让步，反映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领导权已难保持“一统天下”。至于规则的改造和创新，西方更是拖延和抵制，试图将“西方治理”的核心内涵保持在“全球治理”的外壳之中。可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刚刚处于起步线上，在领导权和创制权两个方面受到西方大国的有力阻碍。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正在从短期危机应急机制转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从各国对外经济关系调节转向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从目标共识的协商机制转向约束性的规制机制。这种转变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领域较早出现雏形，它们来源于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的OECD、广场协议、G7等机制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在西方经济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国际金融危机后逐渐形成一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创制的新机制、新范式，如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目标，保证国内宏观经济增长的“数量化规则”，防止国际经济失衡的一揽子“参考性指南”等。这些新机制逐渐同“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拉开距离，同“西方自由市场秩序”产生差别，其方向是从“西方治理”转变为“全球治理”。

　　新兴国家在崛起之初就不得不接受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这无疑是沉重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但也不失为战略机遇。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心随着市场重心的转移，正向新兴经济体倾斜，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地位和能力之间的距离正不断缩短。这种转变不仅有利于降低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成本，而且可能降低由于新兴经济崛起而加剧世界经济失衡的风险。尽管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是发达经济与新兴经济共同参与和推动的，但是就调整利益结构的动力和方向而言，金砖国家越来越成为这个变革的主动推动者。

　　全球经济治理既是一种利益交换和平衡，更是人类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的需要;既是对全球市场机制的深刻变革，又是对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构。换言之，这实质上是对新大陆发现以来所形成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变革，一场通过和平与发展的方式、渐进式展开的、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经济体尽可能地推迟这场变革的到来，或者尽量降低已经发生的变革力度。同时，西方并不是简单的守成者，它们也在试图通过新机制构建，将其市场利益和战略目标渗透其中。而新兴经济体也不是一味地追求变革，它们也需要保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相对稳定性，以此维系世界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这种保守与变革并存的两重性，使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长期性。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了新的变革期即全球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转型是旧的西方治理向新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与非西方(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的转变。把握这个历史性机遇的特点，有利于增强金砖国家的整体崛起，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新特点

　　1.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停滞不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20国集团首次聚会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一个全球经济的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当时，美国、欧盟、日本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一起，共同刺激经济复苏，防止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可否认，这次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产生了一定成效。但是5年时间过去了，全球在治理机制这一领域内几乎没有进展。其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缺乏这方面的变革动力。由于西方主要经济体仍处于低迷状态，全球经济连续减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大大增强。

　　西方经济本身成为“宏观经济协调机制”的治理对象。在2012年IMF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世界经济整体减速，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欧元区债务危机长期化和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是世界经济前景的主要不确定因素。由于这两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调控失灵，全球经济的宏观协调机制陷于无效状态。发达经济体力图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危机，使新兴经济体面临热钱流入、通货膨胀和资产缩水的威胁。

　　发达经济体内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援助国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满矛盾：是确保增长优先，还是以财政整顿为重点;通缩的风险大，还是通胀对未来经济更有害;是接受或增加外来援助以度难关，还是抵制或减少财政援助以图自保?这些宏观政策目标的分歧，严重削弱了全球宏观调控机制的变革动力和各国宏观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发达经济体利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缺失，力图转嫁经济衰退的破坏性因素。2012年10月，就在IMF年会召开前后，欧美日等央行纷纷推出新一轮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大的通胀压力。2010年，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曾经催生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导致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和石油价格骤然上升。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虽然没有立即导致价格暴涨，但是只要西方经济稍有复苏，通胀的潜在危险就会转化为现实危险。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都不具备控制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机制。G20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85%，又是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和供应国，应当能够比联合国系统更加有效管制大宗商品价格。最近几年的G20议程均涵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问题，并就形成IOSCO、改进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监管达成共识。今后宏观经济协调和大宗商品价格监管将相辅相成，成为G20协调机制的两大领域。

　　2.IMF配额改革步履维艰

　　构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就是改革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既是国家货币、又是国际货币的双重功能是国际金融体系失衡的重要原因。这突出表现为美国在这个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却根据本国经济的宏观需要调节货币发行量;美国的金融机构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美元特权，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投机获利;维护美元地位，就是维护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公司的垄断利益。因此，当前全球治理的焦点就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美国在IMF的决策投票权。增加其他经济体的投票份额和保持美国的否决权份额，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IMF改革的最重要内容之一。2010年12月，IMF理事会就已经确定出资份额的改革方案，准备将新兴经济体的出资份额从3%提高到9%。由于美国等西方成员国拖延履行其国内法律程序，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至今没有完成。无论是IMF还是G20峰会，都认为这个领域的改革是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关键，敦促美国等主要成员国尽快完成相关法律程序。2012年，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重申改革方案生效的紧迫性，呼吁尚未完成必要步骤的成员国尽快采取行动。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也重申，为了使份额分配更好地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体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强劲增长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应在2012年IMF和世行年会前完成份额改革。但是，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

　　美国阻碍调整IMF的投票份额实际上是为了保持其对IMF的决策权，即美国可以16.9%的第一大份额和投票权，使85%一致决议有效的投票体制徒有虚名。一方面，美国以减少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份额来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但欧、日不满其份额的减少，以为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决策权而牺牲盟友利益。美国借口大选年的国内政治因素，拖延改革方案通过国内法律程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迁就了欧、日试图保持份额的奢望。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旧的计算公式，尽量压低新兴经济体的份额。由于GDP权重仅占份额公式的一半，新兴国家可以获得的份额仍然远远低于其经济总量。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对美国拥有最大的国债持有权，但是中国在IMF的份额仍远低于日本。通过以上策略，美国既削减了欧、日的份额，表面上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又以旧的份额计算公式，大幅度压低了新兴经济体应得份额。即使如此，这个份额调整方案依然被美国一拖再拖，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

　　IMF份额调整是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实质性地反映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实力下降、新兴经济体整体上升的趋势，同时也证实了美国决不放弃在IMF 一票否决权的种种策略。实现合理的份额分配需要较长时期的博弈，因此这项改革将分阶段地推进。在近期内需要尽量推动的是将2010年改革方案完全付诸实施;中期内的改革目标应当是简化计算公式、增加份额公式中的GDP权重，进一步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远期目标应当是改变85%份额一致否决权的不合理规则。2013年俄罗斯将作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推动IMF份额改革实现，由此金砖国家将全部跻身IMF的前10名，中国的份额则提高到第三位。

　　3.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缓慢推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短期资本即“热钱”的流动规模迅速膨胀，它与金融衍生产品结合展开跨国金融投机，成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如何监管金融衍生产品与热钱流动，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最紧迫的任务。与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相比，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尚处于空白状态。尽管西方国家已经连续推出数轮巴塞尔协议，但是全球金融公共产品和中介管理机构仍严重缺乏，远不能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逐步展开。其中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银行风险、主权债务风险、影子银行体系，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等监管。这些监管机制的基础仍然是西方发达经济的金融管理机制，特别是巴塞尔协议体系。但是，由于美国金融机构的特权和欧元区银行的债务风险，使许多监管机制难以落实，许多在金融危机后提出的重要改革实际上都停留在文字上。其中，美国的评级机构滥用特权，对各国金融业和主权基金的评判标准受到各国的批评。而欧洲银行业如果切实执行监管措施，可能引起更大的破产风波。因此，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的推进也陷入步履迟缓的境地。

　　在IMF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的同时，G20也把金融监管治理纳入议程，包括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场外衍生品改革、巴塞尔III实施、会计准则趋同等方面的内容。G20制订全球金融治理标准的核心机构是金融稳定理事会，2012年10月，该理事会的东京会议重点讨论全球脆弱性问题、影子银行监管政策、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体系监管委员会等重要内容。这样，IMF和G20就形成了同一领域的两个治理系统，二者相互竞争，也互为促进。由于G20中的新兴经济体力量相对较强，它可能比IMF在推进改革方面更具有主动性。

　　从长远目标看，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将越来越从非强制性的共识达成向强制性的执行机制发展，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宏观协调机制越来越紧密结合。其中包括对经常项目失衡的强制性调节、对系统性重要国家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约束、短期资本流动监管、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重要跨国金融机构监管等。全球经济治理的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结合，将有助于纠正全球市场失衡和资源配置扭曲，进而降低系统性风险，并有效预警各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4.全球贸易规则面临新一轮构建

　　在全球贸易领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领域出现攻守易位。发达经济市场的萎缩，导致保护主义政策盛行，表现为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惩罚等;发达经济体要求新兴经济体扩大市场准入的压力不断加大。2012年4月，G20经贸部长墨西哥会议上，发达国家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幌子下，以服务贸易便利化压制农业贸易自由化;以提高关税壁垒和国内补贴，阻碍发展中国家增加出口带动就业;过多关注自身的债务危机，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发展中成员国则担心发达国家借口“贸易新认识”，绕开多哈回合谈判框架，凭借自身优势另搞一个世界贸易体系。

　　美国等西方大国试图将自身规则通过优惠贸易协定强加给受其援助的弱国，它们把多边贸易谈判和普遍规则搁置起来，却把优惠贸易协定作为唯一生效的游戏规则，使得西方援助国与欠发达受援国之间的不平等贸易条约模板将逐步成为主流协议。事实上，此类模板现在已超越传统贸易问题，延伸到大量与贸易无关的领域，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法规、征用政策和在金融危机中控制资本账户的能力。

　　全球贸易机制变革表现为治理主体和治理内涵的相应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角色，由参与者逐步转变为规则制定者和责任者，其地位和话语权显著上升;从被动接受西方制订的贸易规则，转变为与西方共同构建新贸易治理机制。尽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存在着贸易摩擦，但是经济相互依存和分工优势互补已经在G20成员国之间形成市场共同利益，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都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实现互利共赢，是今后全球贸易治理改革的关键点。同时，由于贸易、金融、投资、援助等领域相互交叉，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改革如何与IMF、世界银行等其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互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课题。世界贸易组织与G20、各类型区域一体化机制的互动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5.欧盟治理成为全球治理探索的深水区

　　当全球治理步入僵持停滞的时候，区域治理却在危机中深入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补充和前沿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欧盟在危机状态下的区域一体化重构，它预示着全球治理如何从非强制性机制走向强制性执行机制。

　　在欧元主权危机的重压下，欧盟正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及时落实有效的银行业和更强大的财政联盟，实施结构改革，促进增长和就业。欧盟必须控制南欧诸国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欧元危机。尽管欧盟成员国之间利益极不均衡，并受到各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影响，但是它们谁也无法承受欧元解体带来的崩溃性后果。作为严厉的债务治理措施，希腊等南欧国家不得不接受空前的财政紧缩机制，以换取德国的经济援助。而德国等债权国也不得不接受南欧国家延缓国家财政破产的妥协方案，以避免欧元陷入全线崩塌。就在这种利益交换和平衡的复杂关系中，欧盟稳定机制和中央财政一体化进程艰难展开。

　　同时，IMF和G20等全球治理机构也通过各种渠道推动欧盟一体化的升级，形成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相互支持的态势。2012年6月，G20洛斯卡沃斯峰会宣言对欧元区成员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该地区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改善金融市场运作，打破主权债务与银行债务之间的恶性循环。G20努力推动欧元区与希腊合作，确保该国在欧元区内继续朝着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经过2012年的高难度治理，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和欧元信用危机正在接近谷底。欧洲财政长期稳定基金和欧洲央行稳定机制已初具轮廓，2013年可能付诸实施。尽管完全摆脱危机还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欧盟治理的效果已经显现，即欧盟解体的危险正在下降。德国作为欧盟区域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地位已经确立，欧盟有可能形成具有一定权威的超国家中央治理机制。

　　无论欧盟治理机制如何转型，都会对未来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其一是德国在欧盟的地位不可取代;其二是英国在欧盟的地位继续下降;其三是欧盟成员国将进一步让渡主权;其四是欧盟对美国进一步失去信任;其五是欧盟愿意在IMF中与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其六是欧盟治理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新的借鉴。

　　6.亚太区域治理与大国战略博弈交织

　　APFC正处在深化合作或走向碎片化的十字路口。经过以往20年的努力，APEC成员已经从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机制平台中获得重大利益。但是，在2010年以来东亚地缘形势发生复杂变化，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推行TPP机制，使这一地区合作机制的前景变得很不确定。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治理博弈和共同治理双轨并行，既影响全球治理合作，也成为亚太地区治理的主要变数。

　　2012年APEC峰会的四大议题其实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亚太版”，其中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粮食安全”、“建立可靠供应链”、“推动创新增长合作”等具有亚太地区特色的全球治理话题，为全球经济治理实现新的突破打开了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对全球贸易治理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这反映了亚太地区的贸易治理机制领先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

　　例如，这次会议经过艰苦磋商和谈判，就包含54个目录的“环境产品清单”达成重要共识。这是环保规则与贸易规则相结合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各方讨论10余年未有成果，而APEC率先达成共识，这不仅在区域治理上取得突破，而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尽管如此，这项清单与计划达成的目标数量仍有很大距离。比如，各方对环境产品的内涵和范围存在分歧，对产品降税行动尚未落实。又如，本次峰会决定将“自由贸易协定(FTA)透明度”确定为“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决定推进《亚太经合组织供应链联接行动计划》，争取2015年前，在时间和成本等方面实现本地区供应链便利化程度提高10%的目标;加强粮食市场基础设施、促进农业投资;推进在反腐败和保持透明度方面的努力，加强投资保护;推动创新增长合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

　　尽管美国力图以TPP机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凌驾于APEC和“10+3”机制之上，但是一年来并无大的进展。这是因为美国推行该机制的目的在于以其服务贸易优势来压制亚洲国家的货物贸易优势，使大多数亚洲国家难以获益。况且，美国在这个所谓贸易机制中掺入“民主制度”等意识形态因素，排斥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市场的参与，这就难以形成真正的亚太市场治理体系。美国试图以TPP作为新一轮WTO体系的雏型，一旦在亚洲得逞后，再推向全球。但是，东亚国家不仅没有加入其中，反而加快与中国谈判FTA的进程，足见脱离东亚市场结构的实际去构建地区治理的美国模式是不现实的。对此，亚洲国家也开始清醒、务实地对待中美在地区治理中的竞合并存现象。

　　7.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僵持状态

　　气候问题是最近20年刚刚出现，特别是最近10年较快发展的全球治理领域，也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利益冲突较为突出的领域。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原有承诺上不断倒退，并反过来对新兴大国施加更大压力，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二氧化碳减排义务。由此，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在气候和减排问题上的斗争趋于复杂化。

　　这种分歧和斗争在2012年更充分地展开，集中体现在6月20～22日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和11月26日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八次缔约方大会上。里约峰会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一次规模大、级别高的国际会议。与前两次峰会相比，新兴大国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框架”两大议题，要求西方大国兑现其政治承诺，与南方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新问题、新挑战。

　　全球气候治理集环境、科技、政治、经济问题于一身，成为各方经济利益及发展空间的角力焦点。《京都议定书》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基础性成果，到2012年其第一期承诺予以结束。本届多哈会议将要启动第二期《京都议定书》，即新一轮全球气候治理谈判，由此将引起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以及两大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组合。其中，欧盟集团主张在2015年前建立一个涵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并具有法律效力的新减排协议;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主张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的中期减排目标;包括中国和77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则强调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主张发展中国家的自愿减排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主的“基础四国”表现出比发达国家更加积极的姿态，中国带头提出到2020年开始实行有条件的碳排放总量下降，成为新兴大国中低碳减排的先驱者。从总体上看，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也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新兴国家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增加，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公共品逐渐减少。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国家承受着主权债务的巨大负担而难以兑现《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对新兴大国所施加的减排压力，只是作为减轻自己应负责任的借口，这反而给新兴大国带来了调整结构和选择路径的时间和空间，使新兴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困境，获得策略的灵活性，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中达成妥协与突破，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创制权。

　　三、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新机遇

　　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特征之一就是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转移。西方传统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陷于被动，新兴大国则越来越趋于主动，全球治理越来越不等同于“西方治理”。从长远看，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可以预见的事实。而从近期看，如何防止西方经济将其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向发展中经济转移，则是新兴经济体的紧迫需要。

　　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主要体现为金砖国家参与其中的广度和深度。金砖国家集团(BRICS)本身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推动国际金融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治理就成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任务。2010年以来，金砖国家努力减少美元依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行了一系列集体协调行动，包括倡议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强化区域货币合作、推进货币互换和本币贸易结算、特别提款权地位提升、共同开发银行计划等等。尽管这些行动计划还有待于更加深化，更加具体机制化，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反映了金砖国家对于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动性，与发达经济的消极被动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这些改革设想和行动计划，既和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合，又有金砖国家集团内部的合作机制构建，表明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与全球金融治理相比，金砖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主动性更为明显。这不仅是由新兴经济体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同时也是由发达经济体在贸易领域的保护主义倒退更为明显所决定。其中，美国从多哈回合的领导者蜕变为贸易自由化的抵制者，这更迫使新兴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展开尖锐斗争。不过新兴经济体坚持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也得到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部分发达国家的呼应，说明新兴经济体同部分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存在着共同利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单边主义，它与安全领域的单边主义本质一致，就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既然美国的军事单边主义已经受到重挫，那么它的经济单边主义也不可能大行其道。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更重要趋势，就是在改革旧治理机制的同时，构建新的治理机制。2012年G20洛斯卡沃斯峰会上，金砖国家共同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增资规模，其中中国增资43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增资100亿美元，南非增资20亿美元。相对应的是，美国在这次增资中没有提供1美元的投入。这是金砖国家整体实力上升的有力证明，也是美国提供全球治理公共品能力下降的证明。实际上，这次IMF增资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对欧盟债务危机提供必要的支持，这不仅符合欧盟的利益，而且对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也是重要的保证。即使如此，发达经济体仍然对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参与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相对西方C7的止步不前而言，金砖国家在未来的发展潜力显然要大得多，因而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发展空间也必然大得多。

　　当然，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增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金砖国家的话语权不仅体现在IMF份额和投票权上，更体现在综合国力和软实力上。金砖国家的话语权可以通过新增特别提款权、新增缴纳资金、新兴国家整体协同，以及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等方面实现。这种创新的战略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取代美元体系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以避免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和计价基准货币的地位来谋取其本国利益的最大弊端。目前建立这种超主权货币体系构想的难度极大，必然遇到美国的全力抵制。作为过渡性的妥协方式，短期内较为现实的选择就是在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同时，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以防止美元无限制量化宽松导致汇率剧烈波动，造成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巨大冲击。正如IMF总裁拉加德所指出的，随着新兴经济体实力的继续增强，IMF不断需要新的改革。

　　即使这个过渡性的调整，也不可能没有金砖国家的参与。因为，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需要强劲升值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参与，以此对冲不断贬值的传统发达经济体货币，才能达到世界经济的稳定平衡。随着新的平衡建立，金砖国家的全球治理话语权也会相对提升。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另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构建以新兴经济体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治理合作机制。这类合作机制的蓝图已经开始设计，部分机构已经开始操作。2011年金砖国家戛纳峰会上，中方提出了加强金砖国家财金领域合作的倡议，得到其他各国领导人积极支持。2012年的金砖峰会又在上述共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各成员国承诺加强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探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发表金砖国家联合经济研究报告和统计手册，签署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协议，举办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和金融论坛、工商论坛等配套活动。尽管金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差异甚至竞争，但是它们在构建国际治理合作机制方面的一致性和紧迫性，远远超出了发达经济体对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诉求。

　　2012年3月金砖国家新德里峰会，标志着金砖国家的全球金融治理合作进入务实阶段。本次峰会提议，IMF将国际金融监督范围扩大到汇率、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结构改革和金融评级等领域，以提高监督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金砖国家在运用本币信贷工具进行贸易结算方面达成多项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巴西开发银行、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活动银行、印度进出口银行、南非南部非洲开发银行5家成员行，将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贷款业务规模，服务于金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同时，在此基础上酝酿成立新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利用五国的金融资本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建设筹集资金。各成员行还共同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与《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以多边促双边，切实推动金砖国家在各自境内以各国官方货币进行的商品、服务和投资活动。

　　除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这项最重要的成果以外，金砖国家还达成了其他一系列突破。其中包括“金砖国家交易所联盟”，它作为金砖国家的主要证券交易所，将向投资人提供以本国货币标价的交易所指数跟踪型衍生产品交易选择。这将使金砖国家的投资人能相互投资于各自的发展，扩大各交易所的投资品种，提高流动性，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加深金融一体化。鉴于世界银行长期操纵在美国人之手，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建立一个不被西方国家控制的发展银行。为此，印度关于建立“金砖银行”或“南南银行”的提议，得到金砖国家的支持，各国将成立一个共同的研究小组，以探索这个多边银行的可操作性。金砖国家的这个动向对世界银行构成了改革的压力。2012年新上任的世行行长金墉表示，他要将世界银行打造成“课题解决型银行”，探索各种有效的支援发展模式。

　　金砖国家新德里会议最后发表的《德里宣言》和17条行动计划是新兴大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里程碑文件，覆盖了金融、贸易、农业、科技、卫生等各领域，成为金砖国家进一步开展全球合作的重要起点。经过这次峰会的协调，金砖国家在2012年6月G20墨西哥峰会和9月联大的配合协同明显见效。这就开创了新兴大国战略协调机制的基础。由此，金砖五国和西方七国分别举行“G20大峰会前小峰会”的惯例，将面对全球治理的重大议题预先协调立场，G20就可能成为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的全球治理平台。

　　尽管如此，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集团参与全球治理仍有诸多不足。金砖国家大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各自内部的市场风险和利益差异使它们难以形成完整的全球治理共识，也难以承受刚性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即使是建立像金砖国家银行这样的多边机构，目前也缺乏较为坚固的金融合作基础。因此，金砖国家要形成全球治理的整体能力尚需时间。

　　目前应当重点解决几个环节：一是金砖国家之间应加深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扩大金砖国家内部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使它们接近甚至超过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量和投资量。到2030年，金砖国家可能与G7的经济总量相当，它们内部经济往来的紧密度也应达到相应高度。这样才能改变金砖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不足的现象，在全球治理中才有可能达成较高度的共识。二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进程中强化磋商和政策协调机制，对西方大国可能推行的无限制量化宽松政策保持整体压力。金砖国家抵制西方大国滥用货币政策工具的过程，就是新兴经济体取得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话语权的过程，同时也是加速金砖国家金融货币合作机制的一体化进程。三是建设金砖国家和发展中经济的全球治理机制，补充由于发达经济在全球治理中停滞倒退而形成的真空。金砖国家可以从基础设施网络和社会治理领域展开双边或多边合作入手，从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展开，逐步增加全球治理的经验和制度设计能力，积累公共品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转化为全球治理机制的实质性改变。四是建立金砖国家常设机构，如秘书处和部长级会议等。秘书处应当设在提供公共品能力较强的国家，部长级会议则实行年度轮值国体制。这个常设体制的建立，可以弥补金砖国家目前市场依存度和机制一体化较低的缺陷，大幅提升其整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使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年度论坛，转型为具有实质性治理机制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2012年新德里峰会已经显示出金砖国家向着全球治理机制迈进的方向。金砖国家将保持这个发展势头，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形成金砖国家全面提升其全球治理能力的新局面，进而改变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战略选择

　　目前，中国面临着参与全球治理的多重压力。西方发达经济体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全球公共品责任，非洲等欠发达经济体则希望中国给予更大的发展援助，而中国本身也存在着参与全球治理与改善内部治理之间的协调问题。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被治理地位并没有真正改变，推动全球治理的目标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全球治理的大部分领域，中国仍处于较弱一方，又处于受压最大的位置上。全球经济治理既是中国积累战略资源的增长点，也是中国的主要挑战来源之一。在“全球治理”外衣下，美国既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又在美国市场上处处挤压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品，甚至要求对Google、Facebook等开放网络市场。在气候治理、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领域，中国也经常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目标。在全球安全治理和人道主义干预机制领域，中国更处于被动地位。我国扩大参与全球治理，在部分领域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构建，必须从国内治理入手，从国际形象入手，摆脱在全球治理中的“被治理”困境，需要在战略和策略上做积极调整。

　　1.抓住全球治理机制出现深刻变革的历史机遇

　　美国因其国内政治经济需要，在全球治理中的单边主义倾向又有抬头。这种倾向可能导致美国出现战略失误和挫折，其中包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TPP取代FTA、以页岩气阻挡低碳排放、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等等。欧盟目前难有资源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品，这使其理念与实践脱节，以往的治理高调不得不降为低调，敲打新兴国家的动作有所收敛。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困境，正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战略机遇。当前，地缘政治环境出现复杂局面，我们可以在全球治理领域占据有利位置，在某些议题上增加与西方大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2.加强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正面互动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互动日益紧密。一方面，中国的汇率制度、储备资产构成、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安全等，日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健康与稳定。在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中，中国正在从规则接受者向机制创建者的角色转变。提高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份额，实际上主要是中国份额的增加，约占新兴经济体的总份额一半以上。目前份额调整遇到重重阻碍，中国将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继续争取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更多话语权，逐步改变经济总量与IMF份额不匹配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积极建立金砖国家的货币合作机制和亚洲地区货币基金体系，推动人民币与其他重要货币的互换协议和直接结算机制。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减少对美元储备的高度依赖，也是争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战略主动权的必要条件。

　　3.以强化区域治理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

　　欧盟的财政一体化机制可能取得重要突破，从而成为欧盟走出危机的转折点。欧盟恢复活力，美国将面对又一个战略对手，特别是在全球治理领域美欧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对美国总体上不利。中国与欧盟在IMF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上可以协作的空间较大，应及早建立全球治理磋商机制。东亚国家在“10+3”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FTA)建设越是推进，美国的TPP计划就越是难以展开。东亚FTA是符合东亚各国利益和经济结构的区域贸易治理机制，它可以推动东亚金融货币合作和环境合作机制，而TPP是以美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来压制东亚地区的商品贸易比较优势，不符合亚洲国家的共同利益。在APEC机制中，中国可以通过扩大环境产品清单来推动东亚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这有利于东亚国家相互扩大在对方的市场占有率。诸如此类，只要我们提出的方案有利于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就较有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区域治理机制。中国将于2014年再次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应争取在此前同APEC主要成员之间达成新的合作意向。

　　4.抓紧建立新的金砖国家多边机制，逐渐取得更大话语权

　　面对西方大国试图构建新治理规则的新形势，金砖国家的多边机制建设应尽早成立统一的秘书处，并在秘书处之下设立若干个工作组和专家组。由于中国经济体总量最大，且有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经验，秘书处或可考虑设在中国，秘书长则可以按照一定期限由各成员国轮流担任。除了在IMF增加金砖国家的份额以外，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势在必行。中国目前拥有金砖国家经济总量的50%左右，加上财力雄厚，充当金砖开发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甚至控股都是可能的。在开发银行建立之前，有必要建立开发基金或债务基金作为过渡，设立若干重要基础设施的合资项目。

　　5.通过地区治理改善我国的周边环境，通过地缘经济优势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应作为战略方针长期实施

　　我国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建立中亚开发银行或上合组织货币基金，在扩大上合组织成员的同时，扩大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投资。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我们都有条件创建类似机制。中国不应被周边问题捆绑而在全球治理领域无所作为，而应“虚实结合、以虚带实”，通过参与全球治理积累战略资源，实现我们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再平衡”。

　　概言之，国际体系转型将继续展开，大致分为全球治理转型、大国关系转型和地缘格局转型。三个转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关性。其总体态势是，全球治理西方由攻转守;大国关系中美相对平衡;地缘政治美国再造优势。表面上看，金砖国家在国际体系转型中仍处于弱势方，实际上却是力量上升方。全球治理领域正是中国和金砖国家整体崛起的新方向和新空间。新兴大国对新的战略环境已初步适应，并具备拓展能力，开始配置新的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金砖国家与西方大国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较量不会在短期内决出胜负，应充分作好长期准备。金砖国家的总体对策应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主动出击，在具有潜在优势的领域展开周旋，捕捉机遇;在处于劣势的领域以守为攻，静观其变，等待对手出错;要准备多张利益交换牌和多手组合拳，避免战略摊牌，积小胜为大胜。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19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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