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维·兰普顿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美中关系从根本上讲是稳定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将如此。但双方关系在战略上的四个相互不信任的来源，如果得不到华盛顿和北京的充分关注，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转移。

　　最近10年来，在战略上的彼此不信任，在美中两国的流行书籍与文章中显而易见，从《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毫无限制的战争》、《中国即将崩溃》，到有关“吃了激素的中国”的文章，包括《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以及约翰·米尔斯海默和罗伯特·卡普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地缘战略理论。但人们无法回避的一项结论是，两国社会精英分子发现，彼此是不可或缺的盟友。

　　美国人的自我感觉，有了一端到另一端的摇摆。

　　2001年，沉浸在有关苏联垮台的兴奋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表面上在全球范围的胜利之中，美国的自我感觉良好——在许多美国观察家看来，中国前景似乎有限。

　　但是，将近10年以后，美国经济由于GDP的负增长而陷入困境，而中国则处于中等高度单位数字正增长的状态之中。一种新的文献出现了，转移到相反的极端，其代表就是(非美国的)马丁·雅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

　　在该书第一部分——题为《西方世界的终结》中，他说：“虽然我们正在目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但在经济上，中国是最重要的，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它是新世界的承担者和推动者。在仅仅10年内，它的触角就已经延伸到东亚、中亚、南亚、拉美和非洲各地……鉴于中国有希望变得非常强大和不同，所以一个难以抵制的想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崛起将预示着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

　　为这种战略上的彼此不信任提供证据的，不仅包括两国学者和新闻记者的著述，而且还有现实方面的有形反应。因此，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是对中美关系的一项核心挑战，其四项主要因素促使人们感到不安，如文后所述。

　　但尽管如此，北京和华盛顿也一再发现，彼此的关系处于转折点，并且毫无例外地放弃了做出本来会造成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决策。北京和华盛顿都跳起了一种微妙的舞蹈，就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最终迅速恢复了合作。简而言之，有强大的向心力维持着两国关系，尽管拉动这种关系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力量最受关注，这也是我们现在要谈到的主要议题。

　　第一：确定双边关系的挑战

　　最近流行起来的有关美中关系问题的一项定义，由罗伯特·卡普兰做出，他提出的问题是，美国能否“致力于保持亚洲的稳定，保护自己在那里的盟国，并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出现，同时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

　　对于这一方针，我的问题是并不在于实现维护亚洲稳定的目标，也不是在于向盟国表达承诺，而是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确定为“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出现”。这实质上就是一项零和方针，其所依据的假设是中国获得好处，而牺牲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国的利益。这种方针将会使战略上的相互猜疑加重。然而最根本的是，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卡普兰对这一问题的定义起码具有两项缺陷。

　　第一项是，它使中国扮演破坏稳定的角色，而又不承认中国实际上或可能起到稳定作用的重要情况。实际上，中国经常是相当有帮助的。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金融和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超过1/4个百分点，这并非微不足道，尤其是在这样的坏年景。另外，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等等。如果使人们仅仅关注中国实际上和可能的破坏稳定的行为，将忽略中国对稳定做出的贡献。

　　在有关美中关系的国家挑战方面，卡普兰定义的第二个缺陷就是，日益突出的安全问题并不是完全属于军事领域，而是提出了全球变暖、全球制造业链条的安全、计算机网络安全、危险的技术和材料的扩散以及全球渔场等问题。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将能够“限制一个大中华的出现”，同时赢得中国在应对跨国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在卡普兰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题为《中国力量的地理位置》一文中，“合作”一词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因此，如果说卡普兰式的美国关于美中关系的国家战略任务的定义不够充分，那么什么会是一项比较富于成果的和较少自我拆台的方针呢?这样一项定义的要素会表述如下：

　　与中国等伙伴国合作来保持该地区稳定的大国均衡;与该地区和中国合作，以保持和开发对于经济与人类发展来说所必需的安全与人力基础结构;解决构成本世纪生存方面的挑战的跨国问题——粮食、能源、气候、核扩散、资源的提供(尤其是水)，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用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说，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不断崛起的一个大国(中国)对于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声音的需要，并回避这个崛起中的大国的不耐烦与任性行为，同时，作为一个从前的霸权主义大国，美国适应了一个较为多元主义的世界，在其中，结果必须通过谈判实现，而不是强加于人。

　　第二：错误地估算两国实力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必须同时牢记几个有些相互对立的概念：中国日益强大，中国具有相当多的弱点;美国有着严重的问题，美国仍然十分强大，并且拥有自我更新的巨大能力。如果过分强调任何一项特征，而忽略对其他问题的矫正，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如果夸大中国目前和在中期内的实力，就会助长有关威胁的看法;这就像低估中国的能力一样。中国如果对美国的实力加以低估，就可能会造成不谨慎的自信姿态。此外，如果中美两国不对自己的优缺点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的确也会招致错误的估算。

　　在全球范围内，不仅就绝对数字，而且就人均数字而言，美国都仍然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虽然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中国的起步基点很低，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总份额仅仅相当于其大量人口实现均等状况所需的很小一部分。当然，虽然按照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目前十分有限，但是它在改革时代中迅速增长，从1978年的0.91%攀升到2009年的6.96%。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0.8%上升到2007年的7.7%。中国以意义深远的速率增加了自己所占的全球份额，尽管无论是就绝对数字还是人均数字而言，它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在保持自己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方面一直比较成功——无论是与欧盟还是与日本相比，都要成功得多。美国农业部的《国际宏观经济数据集》显示，1969年，欧洲15国占全球GDP的35.78%(处于峰值)，而2009年却仅占27%。日本1982年处于峰值时占全球GDP的11.08%，而2009年则下降到8.69%。与此形成对照，美国的峰值为2002年的30.67%，2009年所占份额为29.26%。

　　然而，美国人对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地位的看法很悲观，这可能是不应当的，尽管这种地位有所下降。

　　本文的结论是，有关美国衰败的言论是夸大其词，尽管对美国来说，一项核心挑战将是在附加值链条上保持领先于中国等国的地位。如果在追求高附加值的竞赛中领先地位缩小，美国在军事、经济和知识方面的主导地位就会逐步下降。

　　谈到对中国力量的评估，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和未来预期的扩展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最起码在今后的20年里，很可能会继续高速增长。但尽管如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会在途中遇到很多不确定因素。最大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人口：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到2040年，与美国人口相比，中国人口将会老得多。更确切地讲，2005年，11%的中国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美国则为17%);到2050年，中国的这一比例将会增加到33%，而美国则为26%。

　　因此，中国的真正竞赛不是在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而是与本国人民进行。中国人口的衰老速度可能会超过其获得医疗照顾的速度。此外，水等资源的缺乏也将对中国造成十分严重的制约，尤其是在中国北部。那里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而水资源却仅占8%。最后，中国并没有把握在城市扩展、中产阶层扩大和经济差距拉大的时候维持稳定。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领导人将能够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应付这些挑战，但他们在这些严重的国内挑战面前，把外部困难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愿望仍将压倒一切。由于中国经济增大和更为复杂，由于其人口迅速老龄化，还由于随着中国沿着生产潜力曲线上升，经济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难以实现，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肯定会放慢，尽管最起码在20年内中国经济仍会快速前进，只要不会出现没有预见到的经济灾难的话。

　　简而言之，双边关系中在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的来源之一就是，美国人对美国在有关中国实力的夸张面前的软弱感到不应有的惊慌。

　　第三：中国“改变博弈”的愿望

　　在最近访问中国，以及与中国官员、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交谈中，使我感到警觉的是，中国领导人及其公民当中都有一种日益强烈的权利意识，这是一种感觉。

　　由于中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记录，及其十分出色地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期危机的考验，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一种认识是，对于国家自豪感方面的旧的伤痛，再也不需要默默地忍受，其他国家的实力衰弱十分自然地意味着，从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应当更加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许多中国人对于别人的说教感到厌烦，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最近的业绩十分出色，国家的未来潜力是巨大的。

　　这种感觉由于正在发生的世代交替而复杂化。正如中国学术界的一位高级领导人2010年年中对一批美国人所说：“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有一种普遍的不同感觉。25年前的世界完全不同。”他接着说，以前的中国学生会对纽约的摩天大楼惊叹不已，而现在的学生却在纽约看到了肮脏的街道和管理不善的机场。

　　正如在中国接受采访的一位外交界资深人士对我所说：“坦率地讲，这些令人烦恼的因素总是存在——变化发生在中国方面，因为民众对美国干涉的容忍程度‘大大下降’。如果是发生在10年前，中国政府可能会与人们讲道理，但现在却不能。国内对美国胡作非为的接受程度越来越差。这是公民社会的自然发展，也是中国的崛起所使然……可以见到有影响的学者说，美国应当付出代价，中国人失去耐心……中国人正在施加压力。”

　　第四：挑战和对策方面的动态关系

　　除了对30年来政策方面的成功和对竞争对手日益衰败的看法所产生的自信之外，还有一种几十年之久并逐渐加速的挑战与对策方面的动态关系，也促使双方在战略上彼此猜疑。

　　中国政府在1985~2000年期间做出的三项战略决策促使美国感到担忧。第一项，是1985年开始中国军事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即不是像过去一样愿意在内地打仗，诱敌深入，而是想要使未来的冲突扩展到天空、海洋和太空。当然，中国有理由做出这种转变，假如这一系列条件摆在美国的决策者和公民面前，他们也会做出许多相同的决策。中国在战略决策方面的第二项关系涉及台湾，关键的年份是从1995年到2000年，台独情绪在台湾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使得中国确信，两件事情是必要的——对台湾宣布独立实行“威慑”，并加强军事力量，以使美国今后进行干预的风险和代价增大。第三项是预算问题。1978年以后的10年里，中国在军事开支上保持低水平，把可用的资源用于经济增长，努力缩小陆军的规模，但之后这发生了改变。

　　但目前，我们距离冷战规模的上升螺旋甚远。奥巴马行政当局最近发表的《核态势回顾》(2010年)剔除了自从2002年以来布什政府报告中一直存在的有关台海问题的挑衅性语言，这是值得称赞的。

　　保持战略稳定和避免出现上升螺旋，涉及讨论两国在太空、网络空间、反导技术和精确制导的常规武器等方面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且这种讨论变得更加紧迫。

　　政策涵义

　　以上分析显示出，要想减轻战略上的相互猜疑，美中两国必须采取几个与政策相关的行动方向。

　　第一，美国对自己感到不满的时候，就会对别国感到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是中国)。华盛顿能够为美中关系所做的，首先是使美国经济恢复健康的基础，并为在经济和知识领域的长期增长奠定基础。还要形成财政方面的可持续的局面。

　　第二，如果日本和欧洲恢复经济增长，遏制各自实力地位的下滑，在一些方面对美国来说会是有利的。欧洲更大程度的一体化会对美国有利，尽管并不会没有摩擦和复杂问题。

　　第三，中国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美国衰落的毫无根据的设想，以及民众感觉到被美国人夸大的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实力。两国领导人都需要切合实际地了解本国的长处和局限性，以及对方国家的长处与局限性。领导层如果不仅访问对方首都、纽约和上海，而且访问其他地方，也许会对两国领导人和他们所携带的大众传媒有利。

　　第四，奥巴马政府矫正布什政府在防务和核政策方针方面的一些挑衅性语言，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在航天政策方面采取类似的举措，也会很可取。实际上，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冷战的高峰期美苏两国进行较高程度的太空合作的可能性，似乎超过了现在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第五，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要比美中关系的其余方面落后几十年。每当发生双边摩擦的时候，两国军队之间的意义深远的讨论与互动就会首先放慢或者停止，而且最后得到恢复。最近最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是，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军队之间在亚丁湾进行的有限的合作。

　　第六，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很重要，因为这是官僚机构对布什政府的战略经济对话的一种扩展的版本。然而，虽然这一对话的内容得到扩展，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作用也实现了平等，但是这一机制已经从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按照战略经济对话的模式)改变为每年一次。尽管目前的机制值得花费时间，但是在会议的间隙能否产生实质性的成果，对于这一对话的成败至关重要。

　　第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减轻战略上的相互猜疑可以利用的最强大的融合力量。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美国也需要在中国进行更多的这种投资。2005年，中海油公司试图收购尤尼科公司，结果没有成功。这是十分不幸的，因为这阻碍了中国在美国进行本来会创造就业机会的外国直接投资。我在与美国国会议员打交道方面的经验导致我得出一项明确的结论：通过外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可能会使双边关系降温——如果这种投资是负责任的和遵守国家法律的。中国最近在南卡罗莱纳州、肯塔基州、明尼苏达州和内华达州的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表明，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情况也是如此。类似的，尽管美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但是美国在每年流入中国的非金融性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10.8%下降到2008年仅仅3.2%的年度总额。

　　最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商务部长加里·洛克都要求美国实行出口管制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在对中国的出口方面)。这种要求所依据的总的指导方针是，要减少管制，但却更好地管制重要项目。这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和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而在这些方面是十分可取的。

　　由于战略上的相互不信任的根源在于美中关系的许多方面，所以应对和减轻这种不信任，将是一项长期和多方面的任务。

　　(作者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研究项目主任、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达十年之久。文章发表于美国全国亚洲问题研究所(NBR)出版的《NBR分析》2010年6月号。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尹宏毅译，全文有删节)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0/7/5

旧文章ID：182

作者：姚莉 黄蕾 卢长银  来源：环球时报

　　“向东看”是奥巴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做出的最大转变之一。在美国打造“亚太世纪”的战略背景下，从来就算不上平静的西太平洋在过去一年风浪更急了。中美两个隔洋相望的大国则在风浪中经历着摩擦、冲撞还有合作。2012年，西太平洋恐怕仍旧不会平静。美国眼下正经历激烈的“选战”，再过9个月，就将迎来大选投票。同样是在今年下半年，中国将会在十八大上进行领导层换届选举。2012年中美之间的风会往哪边刮?带着种种疑问《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务长、曾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担任奥巴马的中国政策高级顾问的戴维·兰普顿教授。他认为，中美关系当前最大的障碍是两国安全机构正在增长的战略互不信任，两国应该在“行动-反行动”的恶性循环运转起来之前将其打破。

　　小心处理中美关系是影响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单一因素

　　环球时报：美国最近正把战略重点转移至亚太，奥巴马总统年初公布了被认为是“瞄准亚洲”的新国防战略，许多分析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您对此怎么看?

　　兰普顿：人们必须小心，不要轻易被大众媒体的夸张所误导。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亚洲的这项再平衡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军事政策，而是指将所有国家资源往这个方向的再平衡，包括经济注意力以及文化和外交注意力。这种再平衡的背景是，奥巴马政府希望减少对中东和中亚冲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投入，从这些冲突中“节省”出的部分资源将被转移用在国内，另一些将被用于增加我们在亚洲的经济、外交和军事能力。这种再平衡会进行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中东和中亚会发生什么，美国国内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如何发展，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如何发展，中国的政策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政策如何发展，以及该地区的不确定性将如何演化等。

　　至于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政策，有许多原因。非常坦白地说，中国2009年至2010年在东亚和东南亚采取的政策对周边邻居和其他人来说，不像过去那么令人安心，许多国家请求华盛顿确保在该地区保持足够存在，维护这一地区的平衡。而且，2010年朝鲜在该地区的举动以及中国的反应，不仅让华盛顿一些人感到不安，也让日本和韩国感到不安。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鉴于对美国来说，跨太平洋贸易比跨大西洋贸易有更大的重要性以及亚太地区的军事规模和军事现代化，布什政府被认为没有对亚洲的多边组织和该地区的贸易、外交、军事关系付出足够注意力。这就解释了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比如为什么同意参加东亚峰会，为什么努力与韩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总体来说，让这种政策得以实施，有该地区较小国家的要求，有美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利益，有华盛顿对保持该地区平衡的更大担忧，以及我们减少中东和中亚投入带来的“和平红利”所创造的机会。

　　不过，在我看来，小心处理中美关系是影响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单一因素。因此，美国和中国政策的中心环节应该是发展一种伙伴和互信关系。我们大家都必须努力把这种合作的战略必要与我们其他的外交政策协调起来。再平衡不应该减少中美之间的合作。

　　环球时报：环球时报社下属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近80%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有遏制中国的意图，或者正在进行遏制中国的行动。37%的中国民众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您对此怎么看?您觉得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兰普顿：非常坦率地说，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两国安全机构正在增长的战略互不信任。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行动-反行动循环”的早期阶段，在这种局面下，一方构筑自己单方面安全的尝试会刺激另一方采取行动来抵消这种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种不断加剧的、更昂贵的竞争以及危险和不信任的循环。应该在这种循环开始运转之前将其打破。美国应该打消北京的疑虑，让北京知道它并不寻求遏制中国，中国需要切实让美国放心，让美国知道它的目标不是在亚洲削弱美国。我们需要向彼此和世界保证，我们真诚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最紧迫的跨国问题，我们希望有效地进行合作。

　　美中不应该变成对方最大的问题

　　环球时报：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将建立新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家的不平等贸易措施”。在大选和需要创造更多就业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在对华贸易上似乎越来越强硬。您认为两国贸易关系会在今年进一步恶化吗?

　　兰普顿：我不这么认为。如果那样的话，对我们每一个国家和世界经济都将是灾难，中美两国双边经济和金融关系也将严重恶化。事实上，我们都急切需要双边经济和金融关系继续发展———现在也正是这么做的。人们不应该把美国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采取的寻求解决争端的行动与贸易战联系起来———这些行动正是WTO建立的解决机制，通过这种机制诉讼矛盾，协调利益和解决问题。讽刺的是，我们两国的贸易越多，我们要面对的这种行动就越多———反之亦然。美国正处在选举年，再加上经济表现糟糕，人们将看到更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但事实是，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出口市场，美国也是中国巨大的直接和间接出口市场。表述了这么多，我可以真诚地说，美国商界现在对与中国做生意遇到的困难的不满，正导致美国企业对两国双边关系的支持的减少———比过去20年中我能够记得的任何时候都要少。

　　环球时报：中美现在既有合作又有竞争，随着中国持续崛起，有国际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这可能会给美国维持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带来更多压力，中美未来能避免滑向对手竞赛吗?

　　兰普顿：我们两个国家内部都有严峻的问题，我们两国的领导层都有，或者应该有最主要的忧虑。美国和中国不是对方最大的问题，也不应该变成对方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就是两个国家领导层的失败。而且，世界正处在变化之中，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不断增长的全球触及和全球参与能力。简单地说，超级大国不论怎么看都不是单纯的军事能力，它正变成一个过时的概念。未来真正而有效的大国将是那些能够最好地组织起来进行创新，拥有最多朋友，能够构筑最佳合作关系的国家。

　　中美应在各种场合努力提高互信

　　环球时报：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问题，美国还发生了“占领运动”。有学者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您怎么看待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问题”?

　　兰普顿：目前，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压力和困难。由于全球化和它所带来的相互依赖，我们不应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困难幸灾乐祸，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挑战也都给其他所有人带来困难。我要说的是，中国经济需要以它自己的方式再平衡，美国经济也需要以它自己的方式再平衡———如果我们一起合作这样做，我们都将过得更好。说到美国经济，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更多节省，我们需要在研究和创新方面有更多投入，我们需要对市场进行更负责任的管理———这也是我们曾经失败过的地方。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解决它的问题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环球时报：2012年是世界政治的重要一年，美国将在今年举行总统选举，中国则会在十八大进行领导层换届选举。这将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今年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主要因素还有什么?

　　兰普顿：国内政治和发展对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有重大影响，中国和美国也不例外。由于美国和中国在各自国内都处在一个敏感时期，有时候媒体、一些政府人士及来自其他方面的人士，说起话来会不那么克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高级领导人以最大的责任感说话、办事，在各种可能的场合特别努力地提高互信。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的访问既受到欢迎，又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习近平副主席已经与美国副总统拜登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关系。我期望习副主席在这次访问中能够在华盛顿和我们国家其他地方扩大中国的朋友圈。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2/2/10

旧文章ID：178

作者：中原才女-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到处都是中国贪官，美国到处也是中国贪官；中国喜欢骂美国政府，美国也喜欢骂美国政府；中国媒体在监督美国政府，美国媒体也在监督美国政府；中国富豪生活在美国，美国富豪也生活在美国；中国官员的子女在美国上学，美国官员的子女也在美国上学……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4/10/19

旧文章ID：172

作者：科罗廖夫  来源：新浪微博

50年到65年台湾接受美援总额达41亿美元，军援和经援分别约占57%和43%。美援帮台湾抑制通货膨胀，消除财政赤字。若无美援，台64年GDP要延迟到1980年方可达到，64年人均GDP须延至1995年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援助使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比其实际提前了20-30年。

来源时间：2014/10/19   发布时间：2014/10/18

旧文章ID：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