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  来源：解放日报

文化的困境,在于不知不觉

　　——独家对话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干事许琳

　　下周六是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开放日”。十年间，10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布世界，影响数亿人，在世界上刮起一股中国风。

　　然而，在与孔子学院掌门人许琳面对面的三个半小时专访中，对这些值得称道的数字、成就，她只字未提。

　　她表达更多的，是文化交流碰撞给她带来的冲击，是她的“着急”，以及沉甸甸的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大的困难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来自于不知不觉”。

　　走进孔子学院北京总部，记者被墙上的红砖吸引。那砖，远看是中式红墙砖，走近细看，却发现并非砖土而是用化工材料制成的。

　　小小一块砖上，看得见东方，也品得出西方。

　　工作人员介绍，这红砖和展厅里的“一草一木”，都出自许琳的创意。

　　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的许琳，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第一线，就像在做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化学实验，而且每一天，化学反应都在发生——

　　不是为了文化去做什么事，而是为了做什么事打文化的牌，这是本末倒置

　　解放周末：在您的体验中，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也像是一场化学实验，您是否每天都感受得到其中发生的一些化学反应？

　　许琳：我刚从马达加斯加回来，在南非转机要飞行15个小时，在飞机上没什么事做，就回顾了下自己去过多少个国家。一算，有几十个国家，遇到了那么多不同的人，接触到了那么多形式多样的文化，化学反应肯定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这种反应对我来说，是让我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

　　现在，我们都在说，文化要走出去，但走出去困难重重。困难来自哪里？很多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来自于我们的不知不觉。在对待文化上，很多人就是不知不觉，这很可怕。

　　解放周末：不知不觉表现在哪里，它会带来什么？

　　许琳：就像甲午战争，表面上输的是战争，实际上输的是脑子，输的是思想，输的是文化。

　　比如说，要是敌方舰队司令没有得到进攻命令，但他认为那是最佳时期，他就会逼近你的船队，而不是打电报去请示。我们的提督却要一直等朝廷下令，结果对方一炮就能把你轰没了。

　　那场战斗背后，就是文化的差异和角力。斯大林曾说，“胜利者不受谴责”，在中国也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岳飞打了胜仗还要掉脑袋，这就带来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很多人就有了这种意识：有的事你不管，可能啥事都没有；你去管了，反而可能会犯错。

　　解放周末：为了不错，就不去思考、不去做，最后损害的还是我们的文化。

　　许琳：抱着这种心态去做事，就是应付，根本做不好事。

　　举个例子，好几所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其中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大学，让我印象深刻。马达加斯加是被联合国定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可是，他们授予博士学位的仪式非常正式。校长讲话，文学院院长念我的履历，马国高教部长、职业技能部部长、校董主席、校委会理事等悉数出席。经过那样一个庄重的仪式，让我对这个荣誉学位非常珍惜。

　　同样也是学位授予仪式，比利时一所大学的校长被我们国家的一所院校授予博士学位。我们这个仪式怎么举行的呢？几乎没仪式。没有博士服，没有校长讲话，也没人读他的履历。把证书给人家，就算授予学位了。这位老外校长很不高兴，他对我说，“早知道是这样的话，还不如不颁给我这个学位，你们不正式不要紧，显得我得这个学位也很不正式。你们的孔子是最倡导礼仪的，怎么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就少了许多呢？”

　　解放周末：您觉得问题出在哪？

　　许琳：还是文化上。就以读书为例，我们国人的阅读量，和外国人相比，西方甭说了，就东方一些国家，甚至有的不发达国家，我们都比不上。我们读书很多时候是为了应试，根本就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可能就为了证明自己有应试的能力，一遍一遍盲目地去干这个事。

　　我有一位美国朋友，他是美国一个智库的掌门人，专门研究中国。他常来北京，也常和我探讨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我就发现，他关心的那些问题，特别是有关文化的问题，在中国很少有人关心，但是在美国却可能是很多人都在关心、都在思考的问题，这种差异很大。说实在的，我很着急，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盲区。

　　解放周末：长期处于这种盲区中，会有什么后果？

　　许琳：这会让我们缺少走出去的原动力，不是自己迈开腿主动地往外走，而是被赶着往外走。常常是这所学校看那所学校搞了个什么文化项目，看着不错，就说，咱也搞一个吧。而不是去想，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对学校自身、对社会、对国家、对我们的文化发展，能带来什么。不是为了文化去做什么事，而是为了做什么事打文化的牌，这是本末倒置。

　　多元文化，元和元总有对不上的时候，总得有碰撞和摩擦

　　解放周末：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已经十年了，在这个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您是怎么理解文化的？

　　许琳：实际上，文化就是生活，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事。中国文化是什么，精髓在哪里，我很赞同许嘉璐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文化是最底层的，是生活中人人都要用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最早在法国办孔子学院呢？因为对世界多元文化最有兴趣的国家，法国排第一。在法国，就连在乡下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他来中国旅游，也会买一个很特别的有中国印记的东西，回去后挂起来摆出来。东西不一定很贵，但他日后会经常欣赏。

　　我们呢？很多人家里的墙是舍不得钉钉子的，什么也不挂，怕以后不喜欢这件物品，摘下来会留下一个窟窿没法处理，所以把从外国或外地买的东西堆在那里，时间长了，往往就忘了当初为什么买，甚至会在清理房间时，当做垃圾丢弃。不会欣赏，也不想欣赏。法国人看一个家庭有没有档次，不是看房子面积多大、值多少钱，而是看进屋后房间里的摆设，或者从你的谈吐中了解你去过哪儿、有什么见识、会几国语言。

　　解放周末：这是文化的差异。莫言曾说过，在这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站在差异的视角来认识并表达今日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许琳:多元文化，元和元总有对不上的时候，总得有碰撞和摩擦。我们有时候是过于担心了，就怕摩擦起电，会着火，所以都隔着，都离得很远。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办孔子学院比作搭桥，让大家可以经常在桥上见见面，又能随时退回到自己的地盘。这桥一搭好，大家就都跑到桥上来了，再一看，原来很多方面都是可以融合的，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是一个特别热爱中国的人，他10年前当马里兰大学校长时，主动提出要建孔子学院。申请的时候，美国国会的人说，搞孔子学院会增加中美摩擦，但他特别坚决。他说我到中国去，人家很欢迎我；中国的教授、校长来，我也很热情地接待他们，这就够了。他始终认为大国间的摩擦，靠民众之间一层一层的融合最终肯定是能解决的。

　　心灵高铁的路轨，就是文化

　　解放周末：走向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有过水土不服吗？

　　许琳：当然，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们总觉得全世界的人对中国文化都了解，直接学就行了，其实对方是真不了解。

　　四川绵阳有位中学教师，她父母在汶川地震的时候遇难了，家也震没了。这时候她接到通知，出国教汉语，她就去了。她到了美国的一个小镇，整个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买了辆自行车，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插到自行车上，在小镇里骑着转。

　　起初，镇上的人们看到了都不认识，问这是什么国旗。她给人讲这是中国国旗，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开始。你以为像中国人了解美国似的，对你的情况人家啥都知道，其实不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再不去表达，再不主动让对方了解你，时间长了就会因为不了解而形成误解。

　　解放周末：所以，孔子学院不仅教授中国文化知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派出去的这些老师，通过他们的言行，让其他国家的人真切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流动的课堂。

　　许琳：每个人也都是一张中国名片。孔子学院差不多每年派出1万多名教师和志愿者，每人至少教200名外国学生，200名学生背后就是200个家庭。通过他们，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了不起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人身上良好的品质。

　　不要小瞧这些个体的文化传播力，有时一个人，就能改变整所学校对中国的印象。

　　2010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申请要办孔子课堂，我们派了一位北师大的研究生到那里去教课。这位老师刚到这所学校的时候，课间只能贴着墙边走。为什么呢？她怕学生问她问题。每次，学生们看到她就会围上来，问她昨天晚上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你们中国这事那事了，你怎么看。起初这位老师不敢说，也不知道怎么说。但为了第二天敢应答、会应答，她开始每天晚上花几个钟头上网浏览相关的新闻，做功课。两个月后，她自信地走在了走廊中间。因为她敢于面对学生，告诉他们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事实。哪些我们确实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会努力。因为她一个人，整个学校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上了中国文化。

　　解放周末：文化如水，润物无声。

　　许琳：其实，你润物无声对方，人家也润物无声你呢，这是相互的。很多年轻老师回来都说，出国任教好比活了两辈子。出去归来，好的东西留住了，不好的东西摒弃掉了。

　　孔子学院就像一台洗衣机，我们把自己的文化放进去，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就是洗衣粉，帮着你把不好的东西洗掉。不好的东西往往不能触及人家的心灵，是没有生命力的。

　　解放周末：所以您提出，要修建“心灵高铁”。

　　许琳：心灵高铁的路轨，就是文化。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只有文化这个东西是可以走进心灵的，其他都很难做到。仅靠教育也不行，教育是教人的，不管是灌输式还是互动式，都是要教化学生，只有文化是对等的，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

　　虽然现在文化的“势”还没来，但它一定会来

　　解放周末：如今的孔子学院，已经被外界视为“中国出口的一个最妙的产品”，但对于它的非议之声，也时有耳闻。比如，有人认为我们与其在“洋支教”上花大钱，不如把钱投入到国内贫困地区的教育上。

　　许琳：我刚到孔子学院工作的时候，也有困惑有纠结。1999年之前，我是在教育部财务司工作的，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义务教育。校舍危房、学生辍学、老师的工资白条……我看得太多了，感受太深了！很多乡村教师真太不容易了，绝对应该给他们更好的待遇。而我派出去一个孔子学院老师一年的费用，国际机票、住宿、工资、交通等支出，相当于十几个乡村教师的工资。

　　所以，在初办孔子学院的几年里，我每天晚上加班后走出办公室，都要在外面站一会儿，抬头看着星空，想着做这样的事值不值？随着做这个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这笔钱该出，非常必要。有时候一个误会能使两国交战，那得死多少人，得损失多少钱啊！而交流可能化解很多误解、很多矛盾。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和交流的必要性。

　　所以现在再听到质疑，我就会用两个轮子作比喻，扶贫是一个轮子，开放是另外一个轮子，这两个轮子都需要投入，两个轮子都要飞快地动起来，哪个都不能停。何况，孔子学院创办10年，一共用了欧洲修建4公里高铁的钱，却修通了与120多个国家人民的“心灵高铁”，还不值吗？

　　解放周末：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提升，跟随者、鼓劲者也越来越多了吧。

　　许琳：孔子学院就像一个运动的过程。一开始可能认可、参与的人很少，慢慢地，大家看到成效，就会有各个方面的人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所以，在我看来，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要克服重重障碍。我们要有自信，中华文化五千年都没有断，这就是优势所在。即使慢点，但只要不停顿，坚持做下去，一定见大效，就像龟兔赛跑。

　　解放周末：在这场运动中，传播的不仅仅是“术”，更需要的是“道”，而最迫切的是文化的“势”。

　　许琳：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文化的“大势”。我想文化走出去的大势来到的标志，是人人都关心、都参与、都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大势”尚未到来。“势、道、术”既是三部曲，又是三匹马拉一个车，是相辅相成的。“道”，就是中外合作之道，必须是透明的、直率的。“术”，就是怎么教，怎么走出去。没有“术”和“道”，是根本不可能造起“势”的。

　　多年来，汉办一直在“术”与“道”的路上探索着，虽然现在“势”还没来，但我相信，它一定会来。

　　记者手记

　　一开口，许琳聊的竟是家事。

　　前一天，因为工作忙，把先生的60岁生日忘到了脑后，想起来时，已是晚上九点钟。马上赶到电影院，打算请先生看电影以作补偿，可只有《变形金刚IV》，他不会看的。

　　化解生日危机的，是那晚电视里播放的周国平的演讲，讲的是幸福的哲学。知道先生会感兴趣，许琳故意提高了电视机的音量，先生果然被吸引了，忘了不快，两个人就其中的一些观点，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家里的事，能解释能沟通就好办了，对外文化交往也是一样。”

　　这十年间，许琳遇到了多少难题，化解了多少矛盾、危机，无从计数。但每一次，她都用特有的方式、技巧，化难为易，化险为夷。

　　除了智慧，刚柔并济，是她的风格，也是武器。

　　许琳的刚与硬，很多人都领教过。今年4月下旬，美国芝加哥大学百名退休教授联名要求停办孔子学院，许琳直接一封信写给芝加哥大学校长、一个电话打给其驻京代表，只有一句话，“只要你们学校做决定退出，我就同意”。她的态度，让对方着了急，很快答复，校方决定继续办好孔子学院。

　　许琳的柔与软，也让很多人心生温暖。她像个大家长一样，对待孔子学院的学生；她惦念着每一位外派教师、志愿者；他们在外面碰到困难，遭遇不公，她一定会冲上去。“有问题找老许”，成了大家心灵的慰藉。

　　有人说，许琳的每一天都像是一场修行。

　　修行？许琳说谈不上。但她知道，尽管“痛并快乐着，而且总是痛的多一些”，尽管遭遇了一些不解、误解甚至曲解，尽管一路上磕磕绊绊，但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已成了她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不为别的，就为有一天，全世界都能静心聆听我们的中国故事。

　　（本报实习生鲍语芊对本文亦有贡献）

Statement o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EPTEMBER 25, 201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s informed Madame Xu Lin, director-general of Hanb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versity’s decision to suspend negotiations for the renewal of the agreement for a second term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IUC).

　　Since 200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Hanban have worked in partnership to develop the CIUC, which has benefited research on China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and Hanban have engaged in several months of good faith efforts and steady progress toward a new agreement. However, recently published comments about UChicago in an article about the director-general of Hanban are incompatible with a continued equal partnership.

　　The University is therefore suspending negotiations for the renewal of the agreement at this tim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main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strong connections and longstanding collaborations betwe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Chinese scholars, students, and institutions. As always, the University is guided by its core values and faculty leadership in all matters of academic importance.

来源时间：2014/9/26   发布时间：2014/9/19

旧文章ID：9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关中国的威胁论也不胫而走，而中国在亚太推行"门罗主义"便是其中之一。但是美智库认为，中国不应通过门罗主义去主宰邻国。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贝德（Jeffrey Bader）日前刊文称，北京将于今年11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声誉正处于高点。在这一时刻，中国应该寻求让邻国们感到安心，确保其仍和平崛起。

　　近年来，亚洲国家之间的摩擦逐渐增多。中日关系极度恶化。日韩关系因为历史问题争议而遭受挫折。朝韩之间的敌对关系依然是和平的威胁。在亚洲多国，民族主义领导人掌权，他们推行的政策体现了爱国自豪感，但对别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却不够宽容，在存在争议的问题上缺乏灵活度。

　　这种环境要求大国，尤其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主办国–中国要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中国自身发展处在一个关键转折点。一方面，连续几十年的惊人经济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累积至4万亿美元、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经济融合、强大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与邻国保持多年的和平，这些都使得中国成为地区强国，乃至世界强国。许多中国人感到，随着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声音应该回响在世界舞台。

　　美智库学者卡彭特曾建议，美应考虑接受中国在东亚的门罗主义

　　但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并不单纯。三十多年前将中国推上经济和军事现代化道路的邓小平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将会让邻国感到不安。因此，随着其经济改革项目的推进，他开始极力改善中国同邻国的关系，并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

　　美国在成为全球强国和地区统治性力量的过程中也曾面临类似的两难境地。美国战略学家谈论了一个世纪的"门罗主义"，努力限制西半球其他强国展示其影响力。尽管这在美国人看来很自然，但美国的南部邻国并不这样认为。"门罗主义"现在已经被丢弃到历史教科书中，中部美洲和南部美洲的一些国家总是采取与美国利益不相符合的立场。这便是现代世界本应有的样子，无论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有多么不舒服。

　　一些中国分析人士却愚蠢地表达对于"门罗主义"的钦佩之情，并将其视作中国需要学习的典范。我不认为，中国寻求主宰那些重要而又骄傲的邻国，坦诚地说，这也不可能实现。但许多亚洲国家却十分担忧中国的崛起及其经济力量是否预示着中国将这么做。中国领导人应该展现出邓小平的智慧，像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做过的那样，解除这些担忧之情。

　　借助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中国和美国应该建立一种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合作的关系，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打击"伊斯兰国"问题、阿富汗局势稳定、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能源开发和安全等。亚太国家希望中美关系积极、稳定。两国领导人要拒绝鲁莽行事，抵制住本国国内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呼声，不要只做中国邻国希望的事情，而且还要做两国需要做的事情。

来源时间：2014/9/25   发布时间：2014/9/24

旧文章ID：4

作者：朱成虎，许辉 韦雯/采  来源：共识网

　　受访嘉宾：朱成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原主任。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国家安全、中国国防和亚太安全。专著有《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走向21世纪的大国关系》、《当代美国军事》、《十字路口：中亚走向何方》等。

　　采访者：许辉 共识网记者 韦雯 《领导者》杂志记者

　　【核心提示】

　　1、美国过去认为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认为中国的发展肯定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2、最近这几年，美国对中国进行的侦查频率和强度已经超过了冷战时期对苏联的侦查频率和强度。这说明一个问题，美国人没有把中国当朋友看，也没有把中国当伙伴看，而是可能把中国当敌人看待。

　　3、美国不大相信中国会和平发展，也不会相信中国说的绝对不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当然，中国的“和平发展”说法可能也会有一点绝对。

　　4、中国人不太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实际上中美的军备竞赛是客观存在的，从太空到网络空间，从核领域到常规领域，从空中到海洋，从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你说中美哪个领域没有竞赛?

　　5、中美真的打起仗来，你把我折腾得半死，我也不能让你好好活着，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没有想摧毁美国，中国今天的核力量可能远远达不到摧毁美国这样一个地步，但是中国至少要让美国多少年翻不过身来。

　　6、中国对美国的反恐政策确实有许多的看法，中国认为美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当美国人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美国就认为应该全世界群起而攻之，但是当中国人遭到恐怖袭击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就要看看，说要调查到底是恐怖主义袭击还是民族问题等等。

　　7、至于乌克兰、中东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美国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强盛的时候不能欺人太甚。在乌克兰问题上，我是不太同意一些学者或者媒体说的，好像问题都在俄罗斯一边，其实不然，今天美国仍然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8、南海诸国中，我觉得朋友和敌人都谈不上，越南就是我们的敌人?菲律宾就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不至于。朋友可能也不会站出来跟你站在一边去打我们的对手，敌人也不会倾其国力与我们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

　　9、我不太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其实不是这样。和中国关系紧张的是日本、菲律宾、越南，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都非常好。

　　【采访全文】

　　美国精英认为中国发展肯定会挑战美国

　　共识网：最近一段时间奥巴马对中国的言论不是很友好，比如指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搭便车30年”，暗讽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等等，您觉得奥巴马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

　　朱成虎：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他的发言表明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发展的性质判断发生了变化。美国过去认为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精英认为中国的发展肯定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奥巴马以及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对中国放狠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美国很快要进行中期选举了，每逢选举年，中国几乎都是美国朝野两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奥巴马或者他的班子的人看来，这种强硬表态会有助于中期选举，有助于2016年民主党人继续当选总统。

　　共识网：有人观察中美关系后总结说：有一阶段，中国过于重视中美关系，在各个国际场合与美国合作良好，但获利却不多。如今，中美关系并没有那么融洽，中国在很多美国主导的议题上并没有那么的配合，而这反而增进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中国应该更有个性一点，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朱成虎：在国际场合上，中国有中国的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中美之间的合作总体是在不违背自己国家利益、不违背大的原则框架下进行的，所以联合国框架内的投票，只要中国投了赞成票，肯定这个赞成票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投了弃权票，中国也有自己的考虑。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在一系列问题上，除了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之外，还必须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考虑世界的潮流，考虑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所以我想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做任何投票的时候，都会经过非常认真、慎重的抉择的。

　　中美军事关系的三大障碍

　　共识网：与美方的军事交流过程中，您觉得这些年中美之间的分歧点主要是什么?

　　朱成虎：从这么多年的中美军事关系来看，有三大障碍：一个是对台军售，对台军售是中美军事交流中非常重要的障碍。中美军事关系过去几起几落，绝大部分的中美关系的落都是因为美国人向台湾出售军火导致的。

　　第二个障碍是美国最近这几年对我们进行的高强度、高频率的侦查，这种侦查频率和强度已经超过了冷战时期对苏联的侦查频率和强度。这说明一个问题，美国人可能在把中国当敌人看待，没有把中国当朋友看，也没有把中国当伙伴看。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中美之间的互信的建立是非常不利的。这种行动表明你在认真的做与中国打仗的准备，而中国人并没有这么做。

　　第三个障碍是美国2000年的国防授权法和后来的《迪莱修正案》。《迪莱修正案》规定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中，有12项内容是不容讨论的(不是绝对的，如果美国认为规定的这12个领域对美国有利，国防部长有权准许讨论)。这实际上把中国置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严重阻碍了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这个肯定是需要美方采取实际步骤来消除，但它既然已经成了法案，可能就很难做到了。

　　美国不信中国会和平发展

　　除了三大障碍外，中美军事关系还有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互不信任，中国人无论怎么讲和平发展，美国人恐怕都不会相信，因为美国人判断中国的依据是自己的成长发迹史，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打仗。所以美国人就要问，中国发展起来了、有那么多钱了，将来会干什么，发展军事实力将来会不会把美国赶出东亚，会不会取美国而代之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甚至会不会取美国而代之成为全球的霸主。所以美国就不大会相信中国会和平发展，也不会相信中国说的绝对不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当然我说中国说的这个可能也会有一点绝对。

　　今年一月份我到布鲁金斯学会交流，我说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实际上是两种，一种是客观的挑战，还有一种就是主观的挑战，这两者性质是不一样的。客观的挑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比如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周边国家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依赖了，所以靠近中国是必然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但是另一种挑战是主观的去挑战，比如说把美国驻军从韩国和日本赶出去，中国就没有这个企图，当然这也不是中国能力所及的。中国可能会认为驻韩美军有利于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驻日美军可能也有利于美国控制日本，真正要把美国从韩国赶出去的是韩国人，把美国从日本赶出去的是日本人，中国没有这样的企图要刻意挑战你的霸主地位。我觉得这个地方，中国人也不要说不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也不要说中国就是为了刻意要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所以两者之间怎么样实现平衡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美双方的互相猜疑和误判，这是第一个问题引发的。中国人能相信美国吗?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查是为了中国好，中国人能相信吗?对台军售是为了中国好，中国人能相信吗?美国针对中国进行那么多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人能相信这是为了中国好吗?美国对中国进行了禁运，这也是为中国好吗?这种信任赤字如此严重，美国人采取的行动都被中国对号入座，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被美国认为是针对美国的。

　　中美存在事实上的军备竞赛

　　第三个问题就是行动与反行动了。你有一个行动，我必然要采取反行动来对付你，这就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中国人不太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但实际上这是客观存在的，从太空到网络空间，从核领域到常规领域，从空中到海洋，从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你说哪个领域没有竞赛?但是今天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和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是不一样的，他们两家当时都谋求绝对优势，而中国第一没有企图，第二没有能力来谋求对美国的绝对优势。所以中国谋求最低限度的可靠威慑，就是让美国不敢对我动手，你对我动手，一定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让美国从头把交椅上掉下来，为了折腾中国把自己霸主的地位丢掉，美国恐怕是难以接受的。

　　共识网：中美之间没有相互确保摧毁?

　　朱成虎：中国没有说相互确保摧毁，中国是可靠威慑。比如说中美真的打起仗来，你把我折腾得半死，我也不能让你好好活着，就是这个道理，我没有想摧毁你，中国今天的核力量可能远远达不到摧毁美国这样一个地步，但是我至少要让你美国多少年来翻不过身。

　　共识网：中美两国目前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您觉得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前景如何?

　　朱成虎：关于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我认为第一个合作领域就是情报共享。有效反恐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可靠的情报。在这一方面，美国具有很大的优势，当然中国在一些领域也有优势。但在中美两国互信赤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情报共享是需要我们研究和探讨的。第二，中美两国就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主义组织达成共识是非常重要的。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比如说中国境内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不认同的。第三，打击恐怖主义方法上的合作。在打击恐怖分子或者恐怖组织问题上，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做法。美国好像更主张采取军事打击，而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在新疆实际上采取的是人民战争的办法，当然军事打击也不失为一种手段。第四，反恐技术上的合作。中国在反恐技术上是落后的，美国有着先进的技术，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采购一些反恐的技术设备，一方面这不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这可能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五，中国和美国在各区域的反恐合作。比如说阿富汗，这块土地实际上已经成了恐怖主义孳生和发展的老巢，美国人打了那么长时间，我想绝对不会就此住手。同时，阿富汗又是中国的近邻，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在这个地方如何消灭恐怖主义，中美两国有很多事可以做。

　　中美合作反恐：美国双重标准是大问题

　　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反恐政策是有一些看法的，特别是反恐的双重标准问题。双重标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都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可能就让国际社会对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持保留态度。比如巴基斯坦，实际上巴基斯坦也是痛恨恐怖主义的，但是为什么不给美国提供全面的支持呢?中国对美国的政策确实有许多的看法，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当美国人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美国就认为应该全世界群起而攻之，但是当中国人遭到恐怖袭击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就要看看，说要调查到底是恐怖主义袭击还是民族问题等等。这还不仅仅表现在中国问题上，比如说俄罗斯的别斯兰事件，700多个学生都被恐怖主义分子扣押，而且不断的有人质被杀害，在这个时候，俄罗斯政府派出特种部队歼灭了恐怖分子，我觉得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看看美国媒体、评论人，包括美国官方的态度，对这个行动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这些不仅损害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当美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要求全世界采取共同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其他国家就可能有保留了，这实际上对美国利益的实现是不利的。

　　乌克兰问题美国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共识网：当前，美国在伊拉克和乌克兰等问题上存在不少麻烦，与俄罗斯的竞争也在加剧，您觉得美国的外交现状有没有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改善，从而给中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朱成虎：第一，美国对华政策本身就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担心中国崛起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失去在华的巨大利益，这恐怕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另外一个事情，但要做到这一点，我想美国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你必须牺牲你自己的利益。

　　至于乌克兰、中东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美国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强盛的时候不能欺人太甚。在乌克兰问题上，我是不太同意一些学者或者媒体说的，好像问题都在俄罗斯一边，其实不然，今天美国仍然在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为什么会有乌克兰问题，乌克兰问题是针对俄罗斯还是针对欧洲的，国人可能要思考。美国人非常担心俄罗斯、欧洲和中国走近，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它在每一方都打进棋子。美国在国力相对下降的时候，处理对外关系，处理得好可能是一步好棋，处理得不好就会弄巧成拙。

　　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做法合情合法

　　共识网：习近平主席上台以后，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上采取了更加主动的做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先手棋”，比如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和“南海981钻井平台”问题上便是如此。有人评价说这种主动的方式产生的客观结果是导致现在跟周边国家的摩擦增加，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朱成虎：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第一，中国的一系列行动当然是中央决定的，但是有些行动绝对不是习近平主席决定的，包括“防空识别区”和“981”，我想不至于到他这个份儿上。还有一个不同意的说法就是说中国的行动导致了周边的不安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强烈反击。实际上，中国对周边一系列事态采取的通常都是反应式的行动，没有一个行动是咱们主动挑起的，比如钓鱼岛事件，第一中国没有购岛，第二中国没有国有化，第三中国不是第一个派军机到钓鱼岛上空的国家，第四中国不是第一个派军舰进入钓鱼岛海域的。所以说这个事情是中国挑动的，中国冤不冤?南海也是一样，因为菲律宾绑架我们的渔民，扣我们的渔船，我们的渔民祖祖辈辈都在那儿打渔，在黄岩岛、美济礁、南沙地区捕鱼已经两千多年了。菲律宾要断中国渔民的饭碗，如果中国政府不做出反应，这个政府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吗?还有“981事件”，中国在西沙群岛中间岛屿以南17海里勘探，在自己的领海勘探，这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情，完全合法合理，是越南在这儿有意挑起事端。越南为什么会挑起这个事端，菲律宾为什么会这样做，这都是有大的国际背景的。

　　中国反应确实比过去强烈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今天的对外政策会对对内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对内政策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习近平同志面临的改革压力有多大?反腐压力有多大?抓了几只老虎，老百姓拍手称快，当然也有人心里不愉快，甚至还有人说那是贪官的事情，跟你没关，跟我没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外界愿意把习主席在外周边的行动解读为是为了赢得老百姓的支持。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采取这种行动来维护国家的主权，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是完全应该的，是无可非议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防空识别区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搞呢?美国能搞，日本能搞，日本把它的防空识别区划到距中国浙江省130公里的地方。中国划防空识别区他们就说三道四，日本划的时候怎么就不说话呢?中国哪一条是违法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违法的。西方的个别媒体在那儿惹是生非、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去报道，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在南海，中国没有明确的敌友

　　共识网：在南海问题上，万一中国和有关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您觉得周边国家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敌人?

　　朱成虎：我觉得朋友和敌人都谈不上，越南就是我们的敌人?菲律宾就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不至于。什么叫朋友?什么叫敌人?朋友可能也不会站出来跟你站在一边去打我们的对手，敌人也不会倾其国力与我们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这可能对谁都是不利的。所以中央的政策还是要确保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来解决争端，这也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只要中国的对手和其他各方不挑起事端，中国绝对不会主动挑起事端，这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轨迹可以看出来，在南海几乎每一次事端都不是中国挑起来的。比如说随着石油、天然气的发现，各国开始占领南海，特别是南沙群岛，当时中国政府也采取行动占领了六个。在占领六个的同时，中国政府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再扩大占领，但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有关国家置若罔闻，继续扩大占领。1995年中国占领美济礁之后，其他国家就没有再扩大占领，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反应式的行动对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是积极的，是发挥作用的。坦率来说，中国的综合国力比他们强得多，中国可以占领更多的。我一再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从来都是被动的，中国的行动从来都是反应式的，被迫式的，你要是再不做出反应，国内的舆论就受不了了。

　　把中国的周边外交说得一无是处不客观

　　共识网：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对他当年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方略，不少外交官(如吴建民)觉得现在仍然需要坚持，但国内也有人(如阎学通)觉得这个政策可能过时了，您怎么看?

　　朱成虎：我觉得小平同志讲这个话本身就有点矛盾，一方面要韬光养晦，另一方面要有所作为，当然他是在不同场合讲的，我想他也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讲。作为现代人，理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来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小平同志的思想。“韬光养晦”还是应该继续作为我们一个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中国将来更强大了，也要坚持“韬光养晦”，但是“韬光养晦”并不等于说就当缩头乌龟，并不等于说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你还不采取行动，并不等于说别的国家占领你的领土侵犯你的主权、侵犯你的利益了，你还不采取行动来保卫，如果这么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有问题了。

　　外媒把“韬光养晦”翻成 “biding time”，这个翻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中国的文化不了解，所以翻出来“韬光养晦”就是要争取时间到时挥戈一击，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有所作为”我是这么理解的，是指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就应该有不同的作为。只不过这一段时间，外交政策的重点有转移，过去是大国、特别是中美关系是压倒一切的，今天周边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人可能感觉到被冷落了，所以要在中国周边制造一些事端，使中国对周边的睦邻友好政策无法得到实施贯彻，当然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不太同意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其实不是这样。第一、和中国关系紧张的是日本、菲律宾、越南，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都非常好。中印关系上，穆迪上台之前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会不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会不会实行对华强硬政策。但是他上台以后，发出的第一个邀请访问印度的国际元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说明中印关系是建设性的，尽管有分歧、有领土争端，但是把合作放在了第一位。中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非常好，中国的14个周边国家有12个已经与中国解决了边界划分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好形势。第二，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是空前增加的。第三，中国和周边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战略磋商机制，这对于增进互信、稳定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第四，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在东南亚，我们解决了华人问题，解决了共产党问题。所以不要因为一两个国家或者两三个国家跟中国有一些问题就把中国的周边外交说得一无是处，这不太客观。

来源时间：2014/9/24   发布时间：20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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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岳  来源：观察者网

　　11月20号，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电视主持人袁岳做客观察者网，介绍中国政府如何运用民调，以及他在调查过程中，与政府间的“那些事儿”。

　　中国政府大量运用民调，对下级进行考评，考察老百姓的满意度。而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出台一些与民生相关的政策时，也常使用民调。

　　当今中国的民调机构基本上有三个系统。首先是以我们零点为代表的民调公司，还有政府所做的民调，还有就是进入中国的国际民调机构。但国际民调机构在中国是受安全部门管制的，所有进入中国的民调机构都要承诺不做社会领域的民调，才可以开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关社会领域的民调是受保护的。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比较主张加强民调对高官监督的。2008年，中共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条例》中明确提出一个考核方法，是通过民意调查，如问卷、座谈会等方法，了解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的表现。以这个条例为依据，从2008年开始，党内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民调，虽然没有公开结果，但媒体曾经报道过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民调调查了我国的县市的“一把手”，县里是县委书记与县长，市里是市委书记与市长，大概有5000多人。调查人数接近8万，实施单位是国家统计局。我没看过全面结果，但有一次从相关人员处了解到，这个结果实际上是老百姓认可度调查。在内部大家非常敏感，因为实际上每年在全国都会被排一次队。

　　新千年，政府委托来了

　　最早在1986年的时候，民间就有人开始做民调，但是他们都没有形成规模，因为找不到赞助。1992年，中国首个真正独立的、公司意义上的民调机构出现，实际是我们零点。这么多年，国家官方委托的民调，80%以上都是零点。在整个独立民调领域，零点所占比例大概超过90%。

　　2001年以前，大部分的民调都是自己花钱做;2001年以后，开始出现政府采购。而且我们现在和政府的合作，很多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民调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意味着独立民调和政府民调还会发展。比如说三中全会定下的方针，总归都要落实为具体的政策。但一些政府部门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就要寻求所谓外脑，帮他们提出若干可以做的东西。他们提出后，下面的人又不知道怎么跟进，我们民调公司则能继续跟踪。这就是我们基于调查和研究基础上的咨询工作，当然不仅限于政府部门，也有商业咨询。

　　我们现在做的这几个领域，社会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比如国际意识，我们目前主要重点监控45个国家，研究那些国家的人怎么看中国和中国人怎么看它们。每年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会调查相关国家。以色列我们已经监控了十几年。

　　然后是民生发展、社会发展研究，包括跟社区、NGO有关的内容。民生发展总是和社会保障、医疗啊等等相联系。还有就是消费文化研究，以及政治参与调查。

　　回到政府委托问题上来。目前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公共意见调查实际上约70%是公众考评，所以一般的委托部门就是纪委、监察局、绩效办或纠风办，也有一些地方叫督查办。基本上都是监督部门来做这个工作，而不是政策发起的部门。

　　目前我们中央部委有预算的部门大概有40个，这里面运用民调的部门数量大概在10个左右，主要是集中在民生和社会政策方面。

　　如果以全国来算的话，省级和县级使用的是比较少的，这和它行政职能的负担方式有关。

　　城市，是最活跃的使用者，偏于集中在东部和比较富裕的城市。目前，能够经常使用民调来管理、监督的，约20个;有过一定量使用经验的，在100个。我指的是官方委托民调。前十的这些城市，从预算的角度来说，占前100位城市民调预算总量的70%左右。越是都会型城市，使用得越多。

　　这些民调的核心内容就是监督政府部门的满意度。这一点也和先前提出来的、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以民众满意度为主有关系。

　　政府委托民调的预算与常规化

　　全国各级政府花在民调上的预算总量大概是2.5亿。这个数量看上去不少，但政府做民调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最初预算往往不足。

　　按同样的工作量，跟商业机构相比的话，政府大部分只能付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但是这三分之一在政府部门看来已经是大钱了。他们搞项目，搞其他的东西，开会什么的，都有钱，所谓正常项目就是两三万的，他们会去干。唯独做民调，如果你开出一个二三十万的项目，他们就会觉得是个特大项目了。在我们看来，如果做一个正常的项目，开价是五六十万的水平。这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开价五六十万，按照我们的标准是非盈利项目，就是说并没有钱可挣。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先给它做起来。以前政府里没有人找我们做的时候，以非盈利的方式跟它做几年。

　　有时，首长想要开创新经验，所以就有了一个特别批示，产生一笔特别预算。第一年的结果通常在政治上有些争议性，会在常委会的层面，或者市长办公会的层面积极讨论。最后讨论结果通常是这个事情不错，明年继续干。那么这个预算就常规化了。

　　也有些部门，领导想尝试，第一年我们先做了，但是他第二年调走了，这事儿就不做了。西部这种偶然性比较多，在东部就比较稳定，与某个部门的合作容易常规化。

　　我跟西部某市有一些合作，该市市长认为调查很重要，我们就开始跟他合作。后来有一段时间，据说他有希望当书记，结果后来没戏了，省里面宣传部长来当了市委书记，就传言说市长要离开。一听说市长要离开，下面的相关部门就说，这活不干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市长不走了，然后相关部门就说我们继续谈。所以很有意思，半年之内同一个人能对你讲三次完全不同的话。这个现象在西部比较严重。

　　对于很多地方，偶然也很重要。因为你希望他有体会，才能有商量的余地，之后再争取制度化和常规化。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都会周边的城市，是向它看齐的，他们学新经验都到那里去学。所以大都会干点什么，他们也干点什么。区别在于，大都会干完了以后，它会不断地提升，不断地优化。周边地区干完之后，就老想着下回再干一点什么新的。所以周边城市老学新鲜玩意儿，但是制度化不够。这就是都会和非都会地区的区别。

　　如何与政府部门合作

　　政府在一般情况下，只给出大的框架和目标。百分之七八十的案例中，完全由我们来设计内容，他们会修改并提出意见。也有一种情况，如果之前他们做过类似调查，会把前面的东西拿出来，说出对这个不满的地方，再商量改进。

　　第三种情况，比如我们碰到学者型的官员，他有一套东西，很细很具体，这样反而不理想。因为他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有些部分可能不太对，就会争论，最后妥协一下，尽量把他的东西表达在里面，然后我们把另外的东西加进去，但是调查内容太多，访问的效率会降低。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让政府认可我们的工作，接受我们的结果。

　　我们最早做政府相关的研究，其实是评估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署援助中国的项目到底怎么样。当时这些组织坚持要用国际研究机构评估，中国政府则拒绝国际专家进行评估。最后自然得找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第三方，正是我们。

　　后来发现什么问题呢?世界银行请的国际专家，尤其是做边远地区的评估，做不好。做不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受不了那儿的厕所!不管你再有爱心，跑到援助的农村，就是一泡屎的功夫——上个厕所上得天昏地暗，你就不想干了，就回到县招待所，继续坐听汇报，跟原来政府给它的汇报是一样的。所以最后发现，找我们做最靠谱。

　　所以我们学习毛主席翻山越岭。当时做边远农村地区妇女新法计生项目评估，要翻好多座山，过好多道河。然后就搞清楚了，本来承诺用在每个妇女身上470多块钱的宣传费用，最后算下来就11块钱。其他钱上哪儿去了?最后变成车了。全国妇联买一辆，省妇联买一辆，市妇联买一辆，县妇联买一辆，到最后没钱了。

　　第一，我们要告诉她们，“就是被你们买车花掉了”。第二，我们也帮她们说话，买车还是必要的，毕竟实在太偏远了。但是，“你今年买车，明年还买车吗?”她们说：“不买了，现在知道你们是真评估了。”第二年，活干得不错。

　　还有一次，我们到某市评估残疾儿童社区康复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主旨是儿童放在社区里就可以康复。结果我们看了半天，不过是某市有个孤儿院。但孤儿院那叫机构康复，不是社区康复。地方官员就想请我吃大闸蟹，我说吃了也没用，我们都是科学评估的，一吃大闸蟹就不科学了。我可以把钱还给你，但你就是没搞社区康复。市长原来吹牛说，要让80%的市民知道这个项目，结果调查下来只有14%。地方官员说，他们这个评估还真评啊，第二年就数据上升了。

　　还有一次，我们给中央部委做评估，结果下面表现都不错，就是部委直属的一个部门不行。部长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下面一个项目经理说，改一改数据，调几倍，太难看了，这个部门不好就等于是他在任上没搞好。项目经理说，不行，公司说了，谁要调数字，谁就被开除。部长说：“你们公司太牛了，把你们老板电话给我。”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要把数字调一调。我说：“对不起哦，本公司概不调数。”他说：“你要考虑一下啊，我们是长期客户，大客户。”我说：“这种客户我们不做。我们五条高压线之一，不能改数字。所有人都知道，改数字你就完蛋。”

　　后来部长说，部长组要开个会，决定是否和我们合作。我说开吧，应该开一开。开完之后，部长给我打一个电话，表示部长组一致决定继续合作，而且是三年。我说：“其实我对你们很有信心，才会那么跟你说话。”现在，我跟那部长都还是好朋友。

　　以前是什么情形呢?系统内部最后的报告是乱写的。来做评估就是喝一顿酒嘛，酒完了以后，你把报告给我，改一个头，就变成我的报告交上去了嘛。这样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酒一喝，就完了。

　　目前仍有很多政策在制定前并没有做独立的民调，有的开了些座谈会、研讨会，但往往有个基本特点：体制内。就像我们以前在机关里面怎么写报告呢?监狱这一块的建议实际上是让监狱去提的，反映了本位的基本思路，然后再为了平衡添点东西进去，说到底还是写作班子写文章的事。

　　我曾问某领导，报告里写“广大群众一致认为”，但没问过哪个群众啊。他就说：“群众不用问的，我们一直这么写的，从来不用问。你怎么事情这么多呢?”他们假定为群众好，给他们点权益，这还有什么好问的，肯定说好啊，比过去权益有保障了，哪有说不好的?很多人都是这套思路，认为自己在为群众做好事。就像妈为孩子想事儿的时候，那还有问题啊?“妈还会害你啊?”

　　所以真的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些规矩。它不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还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

　　民调让政府大跌眼镜之后

　　有时我们确实会与政府遇到比较大的“冲突”，老百姓的公共评价和专业评价不一样。比方说有的人在公安系统里面是先进典型，而且一连当了好多年，结果在我们评价里，倒数第一，这个他自然接受不了。大部分时候，委托部门也搞不清楚是咋回事，也不懂得如何说服，要由我们去说。

　　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门会定内部指标，时间长了之后，官员为内部指标干了很多事，可以做系统内部的先进。但是普通公众的评价方法和这个不一样。现在比以前更科学，参加评价的群众在这一年里是接受过你服务的，是和你打过交道的人，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个调查相当于客户满意度。

　　我们甚至在某市尝试让监狱罪犯评价监狱局，然后发现，现在关着的囚犯是不说坏话的，已经刑满释放的人会说，然后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还是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要求。

　　被考评的官员要明白，政府部门的要求和老百姓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调查机构也要平衡这两个要求。

　　举个城管的例子，其实大多数地方的城管都不容易干好，而某市城管在系统内部一直是先进，结果我们一评却是倒数的，他们当然很不服气，我们就来分析原因。

　　为什么很多人对城管反感呢?城管基本上都是普通工农子弟啊，原来都是“好青年”，为什么做了城管就在别人眼里变成“坏人”了呢?后来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培训。城管上岗怎么培训呢?三天，第一天讲一些大道理，第二天讲本市建设的伟大成就，第三天讲本市城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就，第四天上岗。他们懵懵懂懂地就上岗了，咋办呢?只好跟在老城管后面，老城管踹一脚就跟着踹一脚，老城管骂两句就跟着骂两句。

　　这不能怪城管本身，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干这个活。我们后来给他们训练，把城管执法的79个环节，现在是怎么干的，应该是怎么干的，做个对比。例如，城管是没有权力扭送小贩的，要把小贩带离现场，中指必须在裤缝，然后像扶你大爷一样离开现场。

　　再比如，占道经营，城管过去把桔子一下子扔进小卡车。本来市民对占道经营不满，现在对城管也不满，好好的桔子，为什么要扔呢?所以，要先停好卡车，把后挡板放下来，再搭个梯子，两个人将东西抬上去，整齐放好，贴上封条;然后开条子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新鲜的东西，多长时间内领取我们担保可以领回去，在这之后，只能处理了，处理完责任自负。人家一看，挺好的，挺像回事情。

　　这个培训第一次做完之后，第二天上岗就有了点“正规部队”的感觉。有十几个地方不到位的，继续看一下，三回就到位了，最后进入当地行政部门的前五位去了。

　　我们甚至还给他们弄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让城管在培训后，当一个星期小贩，让这个社区的小贩当一个星期城管。城管干了一个星期之后觉得管理方式是不对，小贩点设置不合理，要多设置几个点，多接近居民才能把东西卖出去。小贩一个星期之后也体谅城管，追小贩真不是人干的事，一个星期瘦了好几斤。双方都有很多感悟，所以之后更互相体谅一点，长时间的矛盾就解决了。

　　这说明干细干好可以解决问题，关键是我们现在有些意识形态化的管理方法不行。从反映民意的角度来说，我们做的这个不是民意调查，而是体会管理过程中用什么方式可以做得更好。这显然不是传统的民意调查可以做到的，这类我们叫行动研究，在行动中研究，在研究中再行动，过段时间就到位了。到现在为止，城管仍然是该市政府机构的先进部门。

来源时间：2014/9/24   发布时间：201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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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2014年9月8日至13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成员贾庆国教授率外交部第45批专家学者小组访问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北大国关学院副教授于铁军、美国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栋、及外交部美大司三秘吴一波随访。

　　访美期间，代表团走访了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政府机构和国会参议院，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史汀生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亨利•鲁斯基金会、百人会、奥尔布赖特-石桥咨询公司、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亚洲集团等著名智库、大学和非政府组织，与相关官员、前政要和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美国中期选举、习奥会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同时，代表团也参加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与《纽约时报》、布隆伯格、《纽约客》杂志等美国主流媒体和部分美国商界人士的见面会，就近期美国各界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介绍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和政策，收到了沟通理解、增信释疑的良好效果。

　　访问期间，代表团会见了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董云裳(Susan Thornton)，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哈尔维(David Helvey)和中蒙处处长唐安竹(Drew Thompson)，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主席、前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美国进步中心副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迪里奥(Rudy deLeon)，亚洲集团总裁、前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现任官员和前政要。代表团拜访的美方人士还包括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前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Ken Lieberthal)、贝德(Jeff Bader)，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卡耐基国际和平中心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美国进步中心新能源和中国政策项目主任韩美妮(Melaine Hart)、东南亚项目主任哈定(Brian Harding)，阿米蒂奇国际咨询公司副总裁、前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薛瑞福(Randy Shriver)，亚洲集团执行长、前负责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裴特尔(Nirav Patel)，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Stephen Orlins)，百人会会长关德铨，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斯奈德(Scott Snyder)，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傅强恩(John Frisbie)，史汀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前国务院副发言人容安澜(Alan Romberg)，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蓝普顿(David Lampton)教授，参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参议员广野庆子(Mazie Hirono)高级助手唐戈(Adam Tanga)、辉瑞集团总裁杨宇翰(John Young)、AIG副总裁李忠民(Edmund Lee)、《纽约时报》国际版主编Joseph Kahn等。

　　9月11日，代表团前往纽约。在纽约期间，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和亨利•卢斯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圆桌会议，与该委员会会长施瓦布博士(George Schwab),高级副会长扎戈里亚教授(Donald Zagoria),奥尔布赖特-石桥咨询公司资深顾问、前主管助理国务卿帮办李维亚(Evans Rever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柯蒂斯(Gerald Curtis),亨利•鲁斯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科伦达女士(Helena Kolenda)等就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东亚安全中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看法。之后，代表团还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研究员等进行了交流。

　　访美期间，代表团还拜会了中国驻美使领馆，受到当地使领馆同志的热情接待。中国驻美使馆代办陆慷公使代表驻美大使崔天凯会见贾庆国院长和代表团一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及夫人章启月大使，以及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程雷也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一行。9月14日，代表团结束了充实而紧张的行程，返回北京，圆满完成了外交部布置的出访任务。

来源时间：2014/9/20   发布时间：201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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