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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中心将与卡特中心合作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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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9月9日上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阁下携其夫人罗斯琳·卡特女士和美国卡特中心人员一行访问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副会长谢元陪同卡特总统到访。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副校长冯晓源在我校美国研究中心会见了卡特总统一行，对他们访问复旦表示热烈欢迎。卡特中心现任CEO梅·安·彼得斯，前任CEO约翰·哈德曼，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等人也参加了会见。

　　随后，卡特总统在美研中心104报告厅围绕他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与展望发表演讲。尽管已有90岁高龄，但在演讲中，卡特依然思维清晰、逻辑严谨。卡特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卡特认为，看待中美关系要用历史眼光，中美两国关系中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新的问题，实际上从来就有，不应人为的扩大有关问题的影响，从而伤害中美关系。继而，卡特又指出，看待中美关系还要有宽广的胸怀。他引用习近平主席关于“太平洋足够宽广，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话语，进一步表示，太平洋不仅足以包容中美关系，也足以容纳发展好中美与其它各国的关系。在演讲中，卡特多次回忆并提到他和邓小平共同决定并推动中美建交的历史过往，他特别强调他和邓小平都认为中美友好与合作将确保世界和亚洲的繁荣与和平。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主持了当天的演讲活动。在评论卡特总统的演讲时，吴心伯教授介绍了自己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吴心伯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是在全球层面，中美要共同促进全球事务中的“善治”;第二是在地区层面，中美要合作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第三是在双边层面，中美要确保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持续增强。

　　之后进行的互动中，卡特还一一回答了复旦师生提出的多个问题。在回答关于如何面对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新挑战时，他特别强调两国青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因此从他任内起，就特别重视欢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卡特在现场欢迎在座的所有中国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并特别推荐了自己的家乡佐治亚州。卡特总统幽默风趣又不失睿智机敏的回答获得了现场听众的多次热烈掌声。

　　在离开会场前，卡特总统夫妇特地走到观众席前，与现场学生一一握手话别。

　　当天，在卡特总统夫妇的见证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卡特中心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两大机构将在今后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协同创新，并在共同主办学术会议、互派研究人员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据悉，复旦大学曾多次接待来访中国的美国总统。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大学，并首次在中国大学面向大学生发表演讲。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时，在上海图书馆会见了复旦大学原校长、美国研究中心原主任谢希德教授和美研中心学者吴心伯。2009年，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时，也在上海科技馆与包括200余位复旦大学生在内的中国青年进行了交流活动，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主持了当时的活动。

来源时间：2014/9/9   发布时间：20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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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行动之年”和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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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宏源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气候行动之年”和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

发表于 《当代世界》 2014年第9期

　　简介

　　随着国内能源结构变化、全球治理进程压力和自身环境安全的需要，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气候政策和战略一则继续延续其第一个任期“绿色新政”以来的核心理念，即承认全球变暖，并承诺积极应对。与第一个任期相比，奥巴马当前的气候政策有着思路更加清晰、团队更加强大、执行更加坚决的三个总体发展趋势，这将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发展。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美国历史上首份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美国气候行动计划》，围绕这个计划，美国政府推动内外气候变化政策举措，对内利用行政手段加强气候减排和适应，对外则力图实现美国版本的全球气候谈判架构。

　　正文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背景

　　全球气候治理形势日趋迫切，2011年以来，德班平台谈判进程过半，谈判效率受到质疑，随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陆续推出，科学报告不断警示世人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气候治理的紧迫性，联合国2013年发布的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再次确认了气候变暖的事实，并预测到本世纪末地表温度可能比1850—1900年增长1.5—2摄氏度。届时长时间的高温热浪将变得更加频繁，降水的地区分布将更加不均。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挑战已经出现不可逆性，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应对。2013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长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提出：“人类正在见证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很多发展中国家付出的气候代价越来越大。因此世界各国必须立刻开始行动，”国际社会推进气候治理的呼声不断上升。2014年被称为“气候行动之年”，9月份联合国纽约气候变化首脑峰会和年底智利利马第二十次缔约方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将为2015年全球协议奠定实质基础。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各方参与气候行动领域中来，新的全球气候治理要求世界各国可以努力为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2015年协议”奠定基础。

　　美国自身气候安全问题日趋严重，2012年以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更加凸显，遭受的损失也越来越大。据统计，美国近年遭受的气候变化灾害远胜于往年。严重的干旱、不同寻常的高温天气、逐渐减少的降水量以及大面积的山火爆发事件对美国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仅2012年，美国因极端气候事件遭受的损失就超过1000亿美元，摆在眼前的客观事实为奥巴马政府采取措施主动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推动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认为，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源自其对世界上国家和人民的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影响。美国48个州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热情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认为，”近年来美国一度有2/3处于干旱状态，还有西部将近1000万英亩的土地因野火被烧焦。虽然没有任何一场天气灾害归于气候变化，但我们却知道气候变化促使美国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2012仅去年，美国遭受了11次极端天气灾难，承受了10亿美元的损失，甚至更多——包括飓风桑迪在内”。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更强调强调：“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和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抵御气候变化。然而，并非单一的原因导致这一趋势。事实是，过去15年中，有12个最热年份的历史记录诞生。热浪、干旱、野火，水灾的发生变得越发频繁和剧烈。”

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历史上对温室效应和碳排放贡献最大的国家。事实上美国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订立以来共15年一直位居全球排放总量的榜首。虽然中国的排放总量超过美国，但同时应看到的是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以上，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10左右，中国的人均能源和电力消费量是美国的1/4左右，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是美国的2/5左右，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贡献(即累计历史排放量)约为美国的1/3，毫无疑问美国仍在全球气候格局占据着主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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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个人因素是美国推行气候政策的重要驱动力。奥巴马近两年来不断中高调地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放入新的执政纲领，并再次重申美国将致力于构建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系统框架。奥巴马政府首先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考虑，美国认识到1.5°C的全球平均温度阈值是一个关键的气候阈值，并判断出需要做何种类型及规模的努力去减少短期及长期存在着的温室气体，例如，通过减少海洋污染，降低森林大火的风险，减少燃烧农作物，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等。美国总统，环保署及其他机构，美国国会已将这一严峻的问题提高到了美国国家最高安全的优先考量。在2014年6月，奥巴马果然主要依靠其行政团队推出了《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在2014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敦促国会团结起来，寻求两党联合，提出一个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气候变化。但倘若国会不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后代，就会通过行政部门采取行动，减少碳污染，使社会承担起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加速向可持续能源过渡。”

　　依靠行政部门的国内气候行动

　　奥巴马政府国内气候政策强调以《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为路线，以能源利用方式的调整为中心，借助美国能源创新和能效革命，提升了美国减排能力和竞争力。

　　在能源领域，奥巴马在2014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中国等其他国家主导清洁能源市场，并由此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2013年，风能占据了美国新能源的一半份额。那么，就让我们创造更多吧。太阳能变得越来越廉价，让我们努力把花费降得更低。只要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仍在研发新能源，我们也必须这么做。美国必须支持和鼓励这些有助于使天然气燃烧变得更清洁和保护空气水源的研究和科技”。奥巴马强调能源结构优化政策以降低减排成本。2014年6月美国政府要求电力部门在2005年基础上到2030年实现减排30%，减排量相当于美国家庭电力消耗年排放的一半;将颗粒、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污染水平在现有基础上再降低至少25%;通过提高能效和削减电力需求降低8%左右的电力使用成本。美国电力行业中煤炭比例下降，美国交通行业中天然气大幅度上升，到2035年，这两个行业天然气替代增加接近20%。随着美国能源消费峰值到来，天然气的替代优势和减排优势更加明显。在过去五年中，美国的能源消费总量降低了5%，单位GDP能源强度降低了9%。为了推动产业结构的新能源发展，奥巴马推出一个四年能源审查计划：环境保护署的绿色能源合作伙伴计划推出了当前的可再生能源挑战，目标是到2020年使当前的绿色能源的使用翻倍。

　　奥巴马政府2013年开始实施的《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美国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几乎完全依赖现存法律下的行政权力——行政部门可以自行采取措施。奥巴马通过行政手段不断限制碳排放。2013年6月以来，美国环保署(EPA)就已经提出了新的和现存的电厂的碳污染标准。美国还在2014年3月份发布了综合《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和《气候数据倡议》，根据地区和部门列出了现在和预期的气候影响。奥巴马还在2015年预算中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专门拨款，包括应对海平面上升和风暴，并设立了气候基金。2014年1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个旨在建立联邦政府第一个四年能源审查程序的总统备忘录，这完成了他在气候行动计划中做出的承诺并确保了联邦能源政策继续满足全国的经济、环境和安全目标。

　　尽管美国气候政策主要依靠行政部门，但是美国国会近年来也重启了气候变化立法，目前碳定价和碳税是美国国会立法的重要方向。美国参议院在2013年2月份提出《2013年气候保护法案》，美国参众两院一些议员则联合提出了《碳污染费用》讨论草案和《2014国家碳定价选择法案》。美国国会内部碳定价立法的发展也将会影响美国以行政为主导的气候政策模式。

　　谋求美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导

　　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奥巴马政府便发动强大的气候外交攻势，其主要的出发点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体化的减排市场，致力于全球共同努力，鼓励国家逐步放弃有害的化石燃料补贴这种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政府一直主张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应遵循“市场一体化”的最优效率原则，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都应统一加入到碳减排的一致行动和市场中。当前奥巴马政府改变了行动的策略，转为高调猛进和主动出击。奥巴马政府选用了克里国务卿作为最强有力的气候外交团队，克里一直把气候变化比喻为恐怖主义，而且希望动员相关美国外交资源推动国际合作。美国国务院为此还发布了相关气候外交指针：1.在国内外通过有力的实际行动树立榜样。通过在政府和联邦、地区及地方层面的国内行动取得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进展。,2.缔结新的国际性气候变化协议。,3.执行全球气候变化倡议。,4.加强多边参与：与主要经济体论坛、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蒙特利尔协议以及气候和清净空气联盟合作以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5.扩大双边合作：在清洁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与超过50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包括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6.把气候变化与其他领域的重大问题整合起来。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世界各国长期形成的公认准则，然而从谈判目标来看，美国不断推动所谓“富有雄心、包容性的和灵活性”的气候体系和否认“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该计划的核心是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气候减排协议体系，在2015年之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谈判达成一个新的、所有国家接受的、有远大目标的国际气候协定，其原则是否定“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2013年底的华沙气候大会上，斯特恩认为，“应该有更强有力的语言清晰地表明什么时候停止“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防火墙，并且让中国和印度提出减排国家自主承诺。”

　　从谈判策略来看，奥巴马重视大国减排和小多边机制。奥巴马认为中国、印度等排放量增长太快，现在非常重要的是需要新兴发展中大国采取行动，奥巴马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同样强化了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印度、巴西和中国的气候合作，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候排放体。例如。中美达成协议降低氢氟碳化合物的生产和消费”。

　　中美也达成了达成了重型交通工具污染和化石燃料补贴的同行互评合作措施协议;美国印度还推出了一个新的大规模离网清洁能源倡议，以帮助电网不足的地方引进新能源，同时还推出了帮助印度部署空间制冷技术的倡议。美国还把减排焦点转向中国和印度，要求中国和印度把所有气候变化谈判的底牌都亮出来，强调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如中国应该参加减排。从小多边机制来说，美国倡议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以及主要大国清洁能源部长会议，该会议已经包括了17个主要经济体，美国目前仍是这两个论坛主席国。美国推动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在2014年5月和7月召开会议，以达成大国减排的目的。美国还为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提供核心支持。基于大国减排的思路，美国与16个其他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国家一道，倡议推动航空业碳市场交易的实施办法。

　　美国还积极拉拢分化发展中国家气候谈判阵营。美国通过联合国多边框架外的双边项目援助气候变化最脆弱国家、非洲、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依赖冰川的国家。美国还与加拿大、墨西哥、瑞典、加纳、孟加拉国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发起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直接与发展中国家联盟以减少黑碳、甲烷以及氢氟碳化合物的排放，并在全球谈判中形成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态势。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美国还计划和非洲国家发起气候变化和粮食的治理计划。

　　综上所述，奥巴马的气候政策旨在提升美国在未来应对环境挑战的发展潜力，并在此基础上主导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美国国内气候行动已经初见成效，其必然传导到外交领域，美国减排力度增加后，美国出于国内气候政治的需要对中国提出更高的减排要求，国际环保压力再次转移到中国，中国减排的国际道义压力陡然上升。

　　展望未来，传统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核心角力和博弈主要来自中国、美国、欧盟三方，各种其他行为体分别依附此三者、形成不同的集团影响着总体的平衡和声势。欧盟+小岛国、美国领导的伞形集团+AILAC(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独立联盟)的格局，逐渐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以七十七国集团+中国为主体的团结。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调整给欧盟、美国、发展中国家“三股势力”鼎足而立的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随着美国政府气候外交更为积极主动，欧美趋同态势增强，为将美国拉入“2015年协定”中并共同拆除“防火墙”，欧盟暂时放弃了对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全球协议的要求，全力支持美国。此外，美国的提议破坏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破坏了以联合国公约为基础的气候谈判主线，特别是还分化了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使得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压力更大。

来源时间：2014/9/5   发布时间：20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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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光: 简析中美贸易摩擦和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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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新光  来源：中国日报中文网


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出口一直保持较快增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公布的各国贸易排名，从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出口国，目前美国是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贸易国。 

        一、中美贸易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根据美国商务部不完全统计，2013年美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为39104.1亿美元，低于中方公布的41603.3亿美元，中国继续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货物贸易方面，2013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为5821.1亿美元，同比上升4.9%，占美货物贸易总额的14.9%，占比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美国与最大贸易伙伴国加拿大的货物贸易额为6385.8美元，比美中货物贸易额多564.7亿美元。同时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对最大出口市场加拿大的货物出口额为3003.5亿美元，比对华出口额多1783.3亿美元，美国对第二大出口市场墨西哥的出口额为2261.5亿美元，比对华出口额多1041.4亿美元。

        虽然中国也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但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根据美方统计，2013年美国服务贸易额为11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3.7%。其中出口额6819.7亿美元，同比增长5.0%；进口额4503.4亿美元，同比增长1.8%；顺差2316.3亿美元，同比增长12.0%。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额为5396.4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105.9亿美元，进口额3290.5亿美元，逆差1184.6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与美国相差5926.7亿美元，尚不足美方的一半。

        随着中美贸易的摩擦不断增多，预计未来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遇到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呈现三个趋势：一是从传统的手段向非传统手段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采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和方法增多；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成分呈现隐蔽和手法多样化，尤其是在碳排放、劳工标准等方面，美国往往急于抢先占据舆论制高点；三是以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至上为借口，设置壁垒，如美国市场对中国华为、中兴等公司的通讯设备制造商进行封杀。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崛起，而对中国不断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从长远看，贸易摩擦或将在未来中美关系中成为常态，致使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贸易摩擦最大的受害国。中美贸易的摩擦从深层次的主要原因来看：

        （一）对美贸易顺差加大，使双边贸易更加不平衡

        中国自 2000 年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贸易顺差由 2002年的 427 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2189.2亿美元，除了 2008 年和 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幅度有所减缓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幅度。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也以此为借口，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致使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如“美国制造业生产力与创新联盟”发布报告认为，2012 年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达到 14 万到 28 万。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发展，预计 2014 年中美贸易顺差还将扩大，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状态继续加深，极易触发贸易摩擦。

        （二）美国经济弱复苏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导火线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先后投资800 多亿美元，以落实《国家出口振兴计划》，目标是使美国未来出口额在 5 年内翻番，增加 200 万个就业机会。美国自2013年起经济复苏的势头呈现弱势好转，但是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将此解释为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原因，这又极大推动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三）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竞争性使产业内贸易摩擦更为常见

        中美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两国贸易的互补和竞争相并存，近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依次为机电产品、农产品、光学仪器、航空航天产品；而中国对美输出份额最大的产品是机电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 45%，其次是家具、玩具、鞋类等轻工产品，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与竞争性显而易见。在这种互补和竞争并存的局面下，考虑到中美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中国在生产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势必导致美国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同类竞争性产品，从而导致中美产业内贸易摩擦加剧。

        （四）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是两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为了解救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推出了“重振制造业”的举措，将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列为重振目标，但重点还是放在生物工程、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上，新兴产业成为美国“再工业化”的主攻方向。近年来，中国许多重要的行业，如服装、钢铁、风电设备和光伏产业等，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加上欧美市场需求不振，迫切需要产业升级转型，中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高新产业的战略意向与美国“再工业化”的举措不期而遇。从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比较大的案件钢铁和光伏案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是两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同的必然结果，对其他相关产业的贸易摩擦风险防范也不容忽视。

        三、促进中美贸易发展的举措

        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因为中美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开放、透明、非歧视的贸易与投资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中美贸易对两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为此，在2014年7月的北京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双方都承诺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投资关系，营造开放、公平环境，为中美贸易和两国企业及民众创造更大的机遇。

        （一）建立中美高层对话机制，尽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保持和加强中美高层官员的定期会晤，对加强彼此了解、减少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美国对我国产品提出的指控，中国政府要及时做出反应，积极通过对话磋商机制解决问题，尽量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迄今止，中美双方高层官员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已进行了六轮，达成了许多中美战略合作和缓解贸易摩擦的双边协议。目前，世界上已先后有81个国家承认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的地位，很遗憾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迄今为止还没有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的地位这一事实。对中美双方来说“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中国政府应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同时，中国政府也需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对话，促使美国、欧盟等国使其尽早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

        （二）进一步加快对外经济贸易法制化建设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认真履行入世承诺,并积极采取措施,努力使国内外贸管理体制和国际惯例相接轨，受到了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好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先后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建立健全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基本形成了体系完整、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三）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要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先行先试，放大“可复制、可推广”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建立、完善公平贸易法律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努力为境内外企业提供一个宽松、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依据国内法律和国际贸易规则，加强预警监测，同时利用贸易救济和反垄断调查等措施，对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予以纠正，维护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境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


        中国上海统计学会副会长 （博士）         陈新光

        中国上海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4/9/5   发布时间：201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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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中国的未来——《中美印象》 总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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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中国想要什么

　　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她想要获得一种尊重。这种尊重，她曾在几百年之前享受过。但是，她现在不知道如何去赢得这份尊重，如何配得上这份尊重。

　　马修?博尔顿——詹姆斯?瓦特研发蒸汽机过程中的合伙人、18世纪最伟大的工业家之一——曾对英国首次出使中国朝廷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在给东印度公司秘书詹姆斯?科布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我认为，要把我们的工业品打入世界最广阔市场，当前这个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

　　他指出，鉴于这次出使机遇之重大，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的北京之行，应当对“我们制造的所有奢侈品和日用品做一次细致的筛选。”将这个过程展示给皇帝、朝廷和民众，马戛尔尼的使团就会知道中国人想要什么。博尔顿在伯明翰的那些工厂，还有在其他行业他朋友的工厂，就会以前所未闻的规模，着手生产中国亟需的商品。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事情不遂人意。皇帝接受了马戛尔尼的礼物，而且还特别喜欢其中的几件——尤其是“君皇”号战舰的模型，迎合了他的心意。但在他看来，整个交往就是一次朝贡，而非贸易。当时的朝廷也把乔治三世代表团的访问，与皇帝的礼部尚书为朝鲜和越南的使节安排的觐见一样，当成是他们对中国天子表达尊敬和臣服的机会。(处理亚洲内陆较不开化的蛮族事务是理藩院的职责。)

　　因而，当马戛尔尼提出天子和乔治王应享有同等的地位时，皇帝拒绝了这个犯上的建议。他言明，自己欣慰于英国人的进贡，尽管贡品一般，但毕竟是来自如此偏远之地。但是，他没有把这次交往，看成是一种全新贸易关系的开端：“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戛尔尼请求中国开放更多的贸易港口(当时，东印度公司仅限于在广州贸易)，在北京设立一处货栈，都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当时的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拒绝外部世界。她同周边的蛮夷都有往来，只是没能看到他们已能供应众多的商品。

　　以史为鉴，主动参与外部事务是更为明智的。当时的中国没有意识到，一场经济、技术和文化的革命正在欧洲上演，而且其影响力正逐步波及其他国家。随后，殖民资本主义出现了。它用事实证明，这会成为中国从未面对过的挑战。在200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有过数次分裂，也遭到过多次入侵，马戛尔尼所访问的中华帝国一直都是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实体和最富裕的经济体。但是，在随后200多年中，所有这一切都会被颠覆。中国将成为一个饱受屈辱的半殖民地国家，因内战和革命的蹂躏而贫弱不堪。

　　尽管她现在已经像马戛尔尼当初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非常愿意贸易的、相对开放的市场。借用博尔顿的话，过去20年有着史无前例的良好条件，中国工业品进入了世界最广阔的市场，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繁荣。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随时可以夺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尽管国内仍有上亿人深陷贫困，但她确实是一个有着诺曼?福斯特设计的飞机场和亮闪闪的太阳能发电场的21世纪国家。中国已向月球发射了地面探测器，而且希望随后完成登月计划。

　　现在的中国渴望获得更多。总体而言，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国内，民众想要的是持续的增长，领导层想要的是经济增长换回的稳定。在国际舞台上，民众和中共都想要的是与国家地位相符合的尊重和影响力。因此，中国想让当前的体制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她想让维持其持续增长的各种条件延续下去。但是，与此同时，她还想让这些条件有所调整。

　　既要有所变，又要有所不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巧妙处理好这种需求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对中国来说，这个任务难度更大，危险性更高。难度加大，是因为坚持马列主义的领导层，既要处理好国内变革与停滞之间的巨大矛盾，又要设法维持对社会的控制力。而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样快。另一方面，危险性上升，是因为中国正沉浸在好战的民族主义之中，而每有威胁和怠慢时，领导层却总是小题大做、一意孤行地进行应对。

　　苏联改革后的崩溃教育了中国的领导层，让他们不仅知道政治改革的危险性，还对美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接下来，美国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吗?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习近平主席就一直为它所引发的混乱深感不安。他似乎试图从内部来净化共产党，使它在排斥任何政治多元和司法独立理念的同时，还能继续统治下去。这种整顿正在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正在南海争议岛屿修建飞机跑道，把油气平台移动到争议海域，还重新界定了自己的领空，这些都没有任何明确程序，来让她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让其邻国还有美国深感忧虑。中国渴望重塑自身，但对要面对的局面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美国决心阻止中国的意图危及自身及盟国的利益，但对如何回应则没有明确的安排。把两者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的确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最好的外交政策评论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曾说，五年前，他确信中国能够像所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但是，如今他已经不太确定了。

　　漫长的坠落

　　当中国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实现统一时，罗马正同迦太基争夺西地中海的主导权，它会继续崛起，直至盛极而衰。中国也经历过多次崩溃，但是，模式已经被固定下来，她一定要终归统一。到220年汉朝结束的时候，统治阶层已经将儒家学说用制度确定下来，成为政府的统治基础，它强调社会等级制度和个人伦理道德。到7世纪的唐朝，即大约穆罕默德回归麦加的同一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最辉煌的文明之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周边各个民族。对世界上所有人来说，其文明程度和儒家伦理道德之杰出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是效仿的典范。日本京都的布局就类似于8世纪的长安(现西安)。朝鲜和越南采用了中国的文字体系。儒家学说成为，而且至今仍是许多亚洲文化的哲学基础。正如皇帝天经地义地在中国封建制中位居顶端，同样，中国也自然而然地位居世界之巅。

　　马戛尔尼来到这个天朝之时，正值清朝的鼎盛时期。18世纪中期，中国皇帝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对准噶尔部实施种族灭绝，从而将西藏和突厥斯坦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使其疆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那时的生活对升斗小民虽然严酷，但对于帝王却无比辉煌。中国富甲天下，但在遭受断然拒绝的马戛尔尼看来，这种状态不会像其统治者所希望的那样万世长存。他写道，这是一艘“疯狂的战舰”，“仅仅凭借其大块头和外表”，就能使周边的邻国敬畏。他感觉到了王朝的某种脆弱，以及即将到来的问题。“她或许会像一艘大船的残骸那样在海上漂来荡去，最终，会被冲上海滩化为粉碎。”

　　预言成为了现实。帝国走向末日，中国衰落了。其根本原因何在?人们对此已经做了太多得讨论。有的赞同历史学家伊懋可提出的“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即如果一个国家运转良好，劳动力廉价，行政高效，给和需求能够轻易地实现平衡，但这种平衡不会为了技术进步而进行投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得益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贸易，这提高了它发展军备的能力，以及对新市场的需求。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所说，从美洲获得廉价原材料推动了英国和欧洲的工业化，而中国却没有享受过。因此，欧洲的幸运在于拥有接近其工业中心的煤矿。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和工厂之间相隔千里——这个问题至今还困扰着中国人。

　　鉴于以上全部或某些原因，或许还有其他因素，中国没有以西方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欧洲在中世纪从中国学到了火药，但到19世纪，欧洲在使用火药方面，要远远强于中国。19世纪30年代，英国曾利用鸦片——一种不管你之前是否想要，总会让人变得无止境地需要的商品——来敲开中国的市场。中国曾试图阻止这种贸易。英国把一场战争强加给他们，还打赢了这场战争。在1842年随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英国攫取了香港，并迫使中国打开大门。中国跌入了一个从拒绝到战败再到半殖民地化的循环当中。最令疲弱的中国感到屈辱的，可能是在19世纪90年代被日本在战场上所打败。虽然日本文化建立在中国文明之上，但由于快速地实施西方的技术和思想，日本民族当时已经实现了转变。中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被篡夺了。

　　以后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1911年的民主革命，毛主义的崛起和1949年的胜利，以及现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对失去的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一种回应，是中国领导层和民众认为国家理应重新获得尊重的一种愿望。

　　19世纪晚期的改革派和革命者逐渐开始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为了不被殖民大国瓜分，他们开始摒弃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传承。许多人相信，为了救亡图存，就必须先毁灭自己的文化。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它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政府选拔之核心。1911年，最后一个皇帝和封建制度被推翻了。没有现代制度的支撑，新生的共和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

　　毛泽东1949年重新统一中国后，共产党又进一步升级了对中国文化的攻击。中国的制度，及其塑造和体现出来的思维模式，被来自域外思想完全替代了。这就好比是欧洲彻底抛弃了罗马法律、希腊哲学或基督教信仰。在毛时代，孔子变成了敌人。不过，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意识却延续了下来，而且一直持续至今——它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深深的身份危机，而至今依然在奋力解决。

　　一路走来，中国已经抛弃了天朝上国的世界观，不再把世界当作是朝贡之源，而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引入欧洲的那种观点：国家主权本质上平等，区分它们的是财富和实力的数量，不是等级体系所赋予它们的性质。如今的中国不得不把自己看作是众多国家之一。然而，用美国学者白鲁恂的话说，她同时还是“一个假装自己是国家的文明”。中国的历史、体量以及过去20年引人瞩目的增长所带来强大感，都让她想得到更多，而且还要夺回外国人从她那里夺走的地位。中国人民和领导层都感觉到，属于中国的时代已经再次来临了。

　　开疆拓土

　　尽管怀有这种野心，但中国并没有醉心于全球称霸。除非能尽可能多地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中国其实对亚洲之外的政治实体几乎没有兴趣。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就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论调。这个国家在那里的直接投资比例仍然远远地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总量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黛蓉说，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增长，这一点无需质疑，但是中国介入他国的方式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而是互惠互利性的。她说，当日本的一家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时，“美国人觉得他们要买下整个曼哈顿。中国在非洲的实情与此相同。这全在你怎么看。”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她对涉及中国在非洲买地550万公顷的20条媒体报道所做的调查显示，实际数字仅为63400公顷。

　　中国的工头虐待非洲工人，中国的公司非法采矿，并且还令人讨厌地用廉价的中国商品断了当地买卖人的财路。但是，这些问题之恶劣，涉及的只是商业，与大战略无关。中国不同于昔日的欧洲殖民大国，在不让别人进入非洲大陆中国自己的那一小块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上，既没有任何战略性的长久之策，也没有任何虚伪的“教化使命”。当她认为自己的形象出了问题的时候，她的回应是实实在在的：修建医院，为预防疟疾项目出资，铺设铁路。在非洲和拉美，她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参股当地企业上面，不仅仅是买地和买原料。同时，中国发挥软实力作用，利用遍布全世界的数量众多的孔子学院，试图告诉别人：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是亲善的。尽管其方式时常是笨手笨脚的。

　　悉尼大学的凯利·布朗说，中国“既不是拥有传教士文化，也没有超级大国的价值观。“她没有试图让其他人融入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其辞令之形成，源于她要成为民主和自由之胜者的承诺。中共较少致力于普世价值。盟友之形成，经常是出于共同的价值观。缺乏共同的价值观，朋友就难找了。敬畏可以是朋友关系的替代品，中国已经开始让这个世界敬畏，但是也开始让这个世界为她发愁。

　　以家族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带有对他者的恐惧，使得中国人去关注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正如老话所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倘若中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世界，这可能是因为她的国内问题具有世界性：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比除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当自己的公民中有1.6亿人正在过着每天不足1.25 美元生活的时候，当许多人正在开始日渐公开地抱怨国内问题的时候，非洲的发展需要似乎就没有那么紧迫了。

　　相应地，中国的外交政策处于“绷紧一根弦”的状态。除了出于提高大国形象的目的，中国希望尽可能少的参与国外事务。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才会插手国外的事务，而不是出于为世界谋福祉的目的。中国的海军曾出兵非洲角海域打击海盗并参与了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2011年中国曾派船只撤离在利比亚的36000名中国工作者。更多诸如此类的行动让中国更紧密地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但是仅仅只是因为这些行动成本较低或者是绝对有必要。对国内危机的深刻认识使得中国对外交政策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同样，对美国近年来外交军事化所带来的威胁的认识也是原因之一。

　　在相当多的领域里，中国反对什么比它支持什么要更显而易见。她反对西方大国介入叙利亚和达尔富尔问题，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不表态(尽管对本国内的分裂持零容忍态度)。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不愿承诺放缓工业增速。在其他场合的很多问题上中国表明反对立场，而不是准备建设。正如布什政府的一位前高管评价中国在G20中的表现，“他们喜欢高调，但我们仍在等待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位前政府官员表示，世界需要中国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而不是更少。中国领导人不喜欢现有的同盟体系，他说道，但是又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来替换这种集体安全体系。中国提出要在南海和东海领域共享石油以及渔业资源，但是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国谴责西方国家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但是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家助长贪污腐败和行政混乱。

　　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参与世界事务不积极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美国曾经因为世界大战而不得不走上世界的舞台。缺乏清晰的议程并不能阻止中国想要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尽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个身份是作为二战中的胜利国而获得的，但是对于其在国际机构中缺乏影响力而倍感受挫，目前中国正联合其他大的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更有利的方案。

　　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以及世界经济的28%， 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仅为11%。今年7月，中国牵头成立了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发展银行，金砖五国均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机构看上去像是替代世界银行的新生事务，被称为“中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此与亚洲发展银行相抗衡。

　　利维坦及其触角

　　在亚洲，中国的“有所作为”，而非“不作为”让人们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也不是不可理解的。最具挑衅意味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提出的关于南海主权“九段线”。中国宣称，在条线周边以内所有陆地、海域以及海床的主权都归属中国。然而，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条例，上述资源大部分都属于别的国家。在今年6月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办的年度地区安全大会)上，王冠中副总参谋长明确提出，尽管中国尊重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条例，但是中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九段线”的主张，而且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拥有了对南海的管辖权，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海洋公约(译者注：1994年生效)的条例不具备可追溯性。

　　中国的其他一些人更是直言不讳。位于中国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近期指出，联合国海洋公约是在西方的指导下形成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通过多样化的区域合作方式，重新建设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由我们自己主导的国际海洋秩序。”不出意外，这一言论引发了美国的担忧。“他们到底想推倒这座庙的多大一部分呢?”现任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美国政府前官员包道格问道。

　　从当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会太大。但是，“中国知道，做大国就要处理杂乱的事务，包括干辣手摧花这样的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莱尔?戈尔茨坦说。“中国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像九段线必须得到尊重这一类的规则可能会被势单力孤的小国接受。但是，正如时任中国外长杨洁篪2010年在河内举行的一次地区强国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在军事方面，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中国的军事力量虽说在技术方面不是第一流的，但的确称得上实力雄厚、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还拥有一支核武器部队。但是，杨所说的那些小国家拥有一位大朋友。在过去的70年间，美国一直都是西太平洋的主导力量，在日本和南朝鲜驻有部队，设有基地。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其在25年前赢得冷战胜利后一直没有削弱过。2011年，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宣布美国将把国家战略“轴心”从中东“转向”亚洲。

　　中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决意要阻止中国增强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换言之，中国领导层相信，美国正在试图像曾经遏制并最终打垮了苏联那样来遏制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是唯一一个真的相信这种“轴心”正在发生转向的国家。对于亚洲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新的关注点的这个看法，东南亚国家持怀疑态度。奥巴马在国内的反对者称，奥巴马几乎没有去兑现他在2011年所做的承诺。

　　尽管如此，最近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丝毫没有消减中国的担忧之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建议用军事硬件来援助中国的邻国，并且还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为该地区争取更加强势的防御政策。安倍在任期内的第一年访遍了所有的东盟成员国。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对安倍的想法给予了赞同，对中国“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提出了指责。

　　几十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始终是坚定而自信。不过，在其他人看来，自习上台以来，这种立场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强化态势。最近发生在从关岛经台湾到斯普拉特利群岛这条被称之为“第一岛链”海域内的主宰举动，已经使他们同几乎所有的邻国的关系都疏远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的罗瑟曼说：“难就难在，不容易构建一种有着较好设计的外交政策，以削弱中国的长期利益。”

　　毋庸置疑，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部分出于想要掌控这块海域的海底资源。但是，中国自己并不把这些举动看作是赤裸裸的领土扩张主义。自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一直把清朝统治下的帝国的最大疆域，而不是早先较小的疆域界定为自己的领土。因而，当他们说东海和南海的那些岛屿自始至终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他们正在攻击性地表达领土方面的利益，那么，这种表现之恶劣同被他们视为唯一对手的另一个大国的表现不相上下，甚至要好于那个国家。中国人指出，美国几乎不能称之为没有污点的国际秩序之庙的保护者。他们所享受的超级大国的特权和豁免权是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所争取来的。美国对国际条约束缚的厌恶之情较之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一直没有批准联合国国际海洋公约。鉴于盟友众多，美国曾肆意地践踏了国际法体系入侵伊拉克。

　　中国可能还会意识到，她的野心同美国先前的野心是一样的。尽管美国一直等到20世纪初才开始承担全球性角色，但是早在那之前100年，她就已经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地区形象。詹姆斯?门罗早在1823年就把拒绝支持欧洲国家对西半球的任何介入确立为一项政策。所有的不请自来都会被当作侵略行为来对待。

　　从概念上来说，中国在东亚想要的类似于门罗主义：削弱外部势力的影响力，从而巩固其在这一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美洲没有任何同地区强国来挑战美国，大多数国家都非常满足于将欧洲的超级大国排除在地区之外的想法。至少在其初期，他们都是门罗主义的受益者，而不是门罗主义所针对的对象。

　　中国不是完全不让步。她已经在一些陆地边界的争端中做出过妥协和退让，但部分原因是，南海和东海被视为更重要的战略位置。台湾主权问题可能最终会摊牌，这是其战略重要性的关键部分。实际上，中国正在保护她的侧翼，以防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冲突。向来脆弱的北朝鲜局势也可能在两国之间制造一个引爆点。

　　当习近平在2013年的加州峰会上对奥巴马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时，这既是对于两国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一种表述，同时也是有关西太平洋是中国合法的影响范围的一种想法。

　　习近平的这句话在今年7月份在北京被重复说给了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听。如果习近平的的这句话是在暗示两国之间存在一种对等，那么中国知道，事实上她享有多种不对等的优势。例如，中国是一个统一行动体，能够玩转美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之间的不和。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通过用武力来威胁其他亚洲国家，“中国是在利用‘要么抛弃朋友，要么与中国为敌’的办法来对抗美国。”

　　中国的军队远不如美国军队那样训练有素。但是，中国享有“主场优势”。美国只能依靠海军和空军的行动来主宰这些海域。如果中国反舰导弹对此类行动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些导弹就能大大地降低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而中国也不必再为发展一支有远洋能力的海军而投入大笔的资金。因此，双方的军事实力并不能依靠简单地计算航母舰队数量。(中国正在建造她的第一艘航母，而美国有十艘航母，其中四艘在太平洋)。

　　中国认为，双方还存在着一种意愿上的不对等。在中国看来，厌战的美国不可能为了捍卫没有直接战略意义的无人居住的岛屿去流血、去耗费钱财。美国或许只是叫嚣的厉害，而并不会真的挥舞大棒。相比之下，中国民众的观点往往受到政府宣传以及空泛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形成，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在其海域的投放实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军工企业渴望得到资金，去打造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即便是党的领导层想在他们所宣称的和平崛起方面获得成功，并且仍留在国际法之内，但是他们形成其国家精神的方式不一定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在涉及到日本问题时尤其如此。日本在19世纪接过亚洲地区强国角色之时，正值中国衰败之际，中日两国的关系荆棘丛生。中国媒体上针对日本人的刻薄宣传几乎不需要官方的督促;中国对日本的残酷侵略铭记在心。日本是一个有用的替罪羊，可以用来分散对共产党能力不足的关注。中国领导人有合理的安全关切，有权为他们的国家寻求一个更有分量的国际角色。但是，他们总是以被害者自居，没有意识到到自己正逐渐成为亚洲的恃强凌弱者。

　　变革的挑战

　　公众的狂热突显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不单纯是对外关系的问题。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说：“每当我看到外交政策的变化时，我都会问‘国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习正在肃清对手，打击腐败。许多人希望他力推经济和政治改革。将注意力引导到某些外部问题上可能是有帮助的。

　　在国内巩固权力，向周边施加压力，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并不标志着向“马戛尔尼滚回家去”这样的帝国式的傲慢自大的全面回归。中国人知道，国界之外有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除了市场、原料、投资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思潮。他们已经很好地融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尽管有时会有一些不情愿。中国已经从不理解《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世界观，成长为这种世界观的信徒，告别了那种以为自己是众多小国中的一个大国就理应享有天然优势的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中国已经接受了她的统治者同外国国王之间是平等的这种观点，尽管未必接受了应当有法律来约束所有这些帝王的观点。

　　然而，那些统治者并没有接受，并且也不可能接受他们与国内被统治者之间是平等的这种观点。毛泽东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虚弱的社会。如今，这个强大的政府不得不应对一个日渐强大的公民社会，在这其中，公民拥有许多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所有事情的看法，包括对一个更加负责任的政府的需求。中国的统治者坚信，如果没有稳固的一党专制，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维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是对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同时还有许多外国的汉学家)相信，只要一党执政持续下去，这个国家不可能完全步入现代化。

　　富人的抱负和被压迫者的愤恨在中国并存。在西部地区，穆斯林和藏族区域的局势动荡不安。在更加繁荣的东部，远离政治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后天安门协议正在淡出。公众对腐败、污染和其他问题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然而，中国领导层并没有允许公众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将国家往法制的方向发展，而是打击镇压自由思想者并且阻止公众参与。他们相信，实施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比不改革更危险。事实可能正好于此相反。这个国家的深层裂缝将越来越难以用繁荣本身来掩盖。

　　这不仅仅是因为，用对海外事务的自吹自擂来安抚国内民众的做法只会让中国更加难以赢得盟友和尊重。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赞赏并且愿意效仿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用以维持增长的不民主但很有效的方式。如果中国的国内政治看上去不再那么稳定，来自他国的羡慕之情就会逐渐消失。即便是能够暂时维持现状，对于中国的羡慕也不会转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或者说是一种共鸣。在经济和军事层面，中国在重新获得亚洲中心地位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学术和道德层面，中国仍颗粒无收。哈佛大学的威廉?柯比说，在过去，中国倡导发展 “软实力”，以致“多数邻国都归顺了”中国。如今，习近平可能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形象，如何获得大家的敬畏。但是，倘若没有能力去施加一种更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力量终归会解散。

　　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自身的身份危机，并且再次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文明，而不仅仅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发展模范，她会被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以获得她渴望得到的尊重和影响力。但是，除非共产党共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民众，否则这种情况很难发生。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这种事不会在他眼皮底下发生。危险在于，中国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更大的权力，以此来替代国内的根本性变革。如果中国无法完成这些变革，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仍将是空洞的、毫无吸引力的、并且是具有威胁性的，她的邻国仍将紧紧抓住山姆大叔的衣角。

　　中国不再是马戛尔尼在1793年所描绘的那艘“疯狂的战舰”了。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她已经是一艘更加闪耀、更加现代的船只了。在过去的200年里，她历尽千辛万苦，业已完成了核心身份的转变，把自己从一个眼里只有自己和过去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向外看和向前看的大国。自1978年以来，她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在不断地追求财富和权力方面的灵活性和坚定的决心。如今，这些目标已经触手可及，中国正站在伟大的边缘。今后的几十年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欧内斯特·Z·鲍尔，迈克尔·J·格林，维克托?查，马修·古德曼对本文亦有贡献。

　　翻译：小米 贺蓉

　　文章原标题为：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609649-china-becomes-again-worlds-largest-economy-it-wants-respect-it-enjoyed-centuries-past-it-does-not

来源时间：2014/9/2   发布时间：20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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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茗: 如何定义太空:美国太空政策范式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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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茗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

随着太空逐渐融入现代全球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架构，成为一个具有战略、地缘政治、经济、科学及文化意义的领域，各国太空政策之复杂、多维前所未有。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太空国家，其太空政策一直是国际、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国际学术界的美国太空政策研究以美国太空政策文件汇编，美国具体太空决策解读，美国太空决策流程剖析(太空政策的议程设定、太空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太空政策结果)以及美国太空政策史等为主国内学术界的美国太空政策研究集中在冷战时期美国太空政策、美国近期太空政策以及美国太空军事战略和政策等领域。[①]除了霍华德·麦柯迪(Howard E.McCurdy)对美国大众想象与美国太空探索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以外，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对影响美国太空政策的理念层面的关注都很欠缺。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借鉴彼得·霍尔(Peter A.Hall)的“政策范式(policy para.digrn)”研究，梳理美国太空政策背后的理念脉络，为理解美国太空政策提供一个新视角。

　　以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范式”研究为基础，以1970-1989年间英国宏观经济管制模式从凯恩斯主义向货币主义转变为案例，霍尔开创了著名的“政策范式”研究。在霍尔看来，所谓“政策范式”是指由反映特定利益和政策偏好的理念和标准组成，对政策背后的目标等级、政策工具本身以及政策工具设定产生重大影响的解释性框架和概念性框架。具体到太空政策领域，本文认为如何定义太空是制定太空政策的理念基础和出发点，对太空政策目标等级、政策工具本身及政策工具设定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什么是太空的回答不同，往往意味着太空政策根本假设的不同。因此，所谓太空政策范式，是指关于太空是什么的解释性框架和概念性框架。美国历史上先后演化出“军事高地”、“新边疆”、“经济重心”和“全球公域”四种太空政策范式，它们构成了美国太空决策的理念背景，并对美国太空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一、军事高地：占据防务制高点

　　太空时代是以太空军事化为起点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太空是核时代的军事高地的观念在美国已广为接受。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1号”以后，太空优势与新高地的论点在美国进一步发酵。今天，太空被美国视为“赋能和作战的领域”。随着太空作为“力量倍增器”和“赋能器”的作用日益显现，太空作为“战略高地”和“战术高地”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一) 战略高地

　　首先，太空为维持美苏核均势、防止核大战、维护核时代的和平立下了汗马功劳。太空时代与核时代几乎同时到来，在各国探索太空的早期，几乎所有国家的太空能力都是为支持核威慑和核战争任务而发展的。卫星作为“空中的间谍”和“美国太空哨兵”，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侦察、战略预警优势，对于战略力量规划、战略危机管理以及战略军控和裁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战略力量规划。在美苏对抗的冷战地缘政治背景下，卫星给美苏核导弹的军备竞赛增加了相当的透明度，使美苏双方对各自的力量发展都可以做出明确的战略和技术反应。[②]以“科罗纳(Corona)”——美国第一个图像侦察卫星为例，在长达14年的服役时间里，“科罗纳”带回约640千米长的胶片和80多万张照片。据此，美国不仅解开了“导弹差距”之谜——确实存在导弹差距，但优势在美国，而且确定了苏联所有洲际导弹、所有中程弹道导弹、所有反弹道导弹、所有舰艇基地、核潜艇基地以及此前所不知道的军工复合体的地点。“科罗纳”所收集的图像情报帮助美国准确计算出苏联战略轰炸机和导弹的数量并大大简化了确定美国战略力量规模的进程：在此之前，为保持对苏优势，美国空军建议部署10000枚“民兵”洲际导弹而根据“科罗纳”获得的情报，肯尼迪政府认为，根据苏联战略力量的规模，1000枚“民兵”洲际导弹已经足够。对于间谍卫星在战略力量规划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总统约翰逊1967年感叹道：“我们一直在做我们所不必做，一直在建我们所不必建，一直怀着我们不必怀之恐惧。多亏有了卫星，我知道敌人拥有多少枚导弹。”

　　第二，战略危机管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把人类推到核战争边缘。在这场持续13天的美苏博弈中，侦察卫星的战略危机管理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科罗纳”帮助肯尼迪及其幕僚准确掌握了苏联战略及常规力量的即时动向，使得肯尼迪不为赫鲁晓夫表面的虚张声势所动，坚定顶住压力，继续努力谋求与苏联协商解决，并最终使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危机以赫鲁晓夫公开承诺从古巴撤出核弹道导弹、肯尼迪公开承诺不入侵古巴并秘密承诺从土耳其撤出远程导弹而收场。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担负着侦测全球太空和导弹发射任务的“国防支援项目”卫星系统(DSP，1970年至今)在甄别核攻击误报、维护美苏脆弱的核平衡方面同样功不可没。1979年11月9日凌晨，美国担任核攻击警戒任务的多个计算机系统同时发出苏联导弹对美国指挥系统和核力量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警报，美苏核战一触即发。但在最初警报发出后的几分钟里，无论是“国防支援项目”还是美国早期预警雷达，均没有发现任何导弹发射的迹象，警报随即被解除。后经调查，是核力量控制人员误将训练带放人预警系统的计算机中，导致预警系统发出错误警报。可以说，“国防支援项目”与雷达预警系统构成的双保险避免了一次全球性核战争的意外。1980年5月底到6月初，美国核预警系统又接连三次因计算机芯片老化而发出错误警报。在这几次危机中，“国防支援项目”不仅能够核实雷达信号，而且使预警时间缩短一半，大大提高了对错误警报的辨识能力并缩短了决策时间。如果没有“国防支援项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误报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第三，战略军控与裁军。美国监测大气及太空核爆炸的“船帆座旅馆(Vela Hotel)”卫星天基核侦测系统是第一个战略军控验证系统，是确保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LTBT)得到遵守的一个工具。1969-1972年，美苏第一阶段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Ⅰ)中，间谍卫星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第12条首次称间谍卫星为监督条约执行的“国家技术手段”，[③]并要求各方不得采取有害干扰、故意掩盖行动妨碍卫星核查。间谍卫星的重要作用几乎在随后每一项战略武器控制协定中得以延续，包括1974年的《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The Threshold Test Ban Treaty)，1979年的美苏《第二阶段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 Ⅱ Treaty，美国未批准)，1987年的《中导条约》(INF)，1991年的美苏《第一阶段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ART Ⅰ，2009年到期)，1993年的美俄《第二阶段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ART Ⅱ，从未实行)，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美国未批准)以及2010年的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New START)。

(二) 战术高地

　　太空资产为常规军事行动也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60年代末，太空资产开始被美军用于支持战术行动，天气和通信卫星在越南战争中小试牛刀。进入80年代以后，太空系统部分、短时间地参与并支持地面军事行动变得更加频繁并发挥重要作用：如通信和侦察卫星参与了1986年美军空袭利比亚军事行动，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卫星参与了1988年美军波斯湾扫雷行动，军事通信和气象卫星参与了1989年美军巴拿马行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入了利用太空系统的转型期。美国太空行动的重点从早期几乎专门支持国家战略任务(核侦察)向后冷战时期的给常规军事行动“赋能”转变。1991年美军“沙漠风暴”行动是太空系统的首次全面介入，近60颗军用和民用卫星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并减少了伤亡，被称为“第一次太空战”和太空军事应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太空系统为此次行动的各阶段(从任务规划到实施)提供早期预警、指挥、控制、通讯、情监侦、气象、导航及武器制导等支持，堪称全军神经中枢：通信卫星为近50万官兵提供了战场内外的指挥与控制支持，气象卫星使任务决策者掌握即时大气信息，“国防支援项目”早期预警卫星提供敌方导弹发射的关键数据，导航卫星提供精确的定位信息，商业卫星不仅填补了军事系统的覆盖缺口，而且通过电视向全世界报道战况。

　　随着太空资产军事功能的凸显，美国太空作战体制建设以及太空军事功能界定也逐步推进、完善。在太空作战体制建设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开始重组其太空军事行动以更好地介入并支持常规作战。1982年6月，美国成立空军太空司令部年10月，美国成立海军太空司令部年，美国成立陆军太空局并于1988年4月重组为陆军太空司令部。美国太空军事行动的统一司令部——美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1985年，职责是使利用太空支持美国威慑力量常规化、统筹与太空系统相关的所有军事活动常规化。2002年，美国太空司令部并入美国战略司令部，后者通过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联合职能部门司令部(JFCC SPACE)实施太空行动。

　　1978年，卡特政府首次确认并界定了国家太空军事项目。1988年，《国家太空政策》首次明确提出了太空支持、力量强化、太空控制与力量应用四大基本太空军事任务，此后美国空军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多版《太空行动》文件对太空军事行动进行了界定和更新。最新的2013年版《太空行动》把美国太空军事行动扩展为太空态势感知、太空力量强化、太空支持、太空控制和太空力量应用五大任务。“太空态势感知”是把握目前及预测未来太空环境以及太空行动所依赖的轨道环境的前提，是完成其他所有太空支持任务的赋能器或基础。“太空力量强化”指通过增加作战潜能、作战辨识和提供联合作战所需的支持来提高军队联合作战效率，包括情报侦察监视、导弹预警、环境监控、卫星通信、天基定位、导航与定时五大功能。“太空支持”指部署和维持太空军事和情报系统的行动，包括太空发射行动、卫星行动、太空力量的重组。“太空控制”指确保太空行动自由并在接到指令时剥夺对手太空行动自由，包括进攻性太空控制、防御性太空控制以及太空环境辨识，其中进攻性太空控制的目的是剥夺对手的太空行动自由，防御性太空控制是保护太空能力，太空环境辨识则包括在地球环境和太空领域运行的太空能力。“太空力量应用”指在、借道或从太空执行作战行动，通过把地面目标置于危险之中来影响冲突的进程和结果，包括运用军事武器攻击地基目标。

(三) 终极高地

　　1982年，美国空军手册《军事太空信条》首先开始宣称太空是终极高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太空作为终极高地不仅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得到美国军事高层的不断强调，而且为一系列重要战略文件一再重申。1996年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瑟夫·阿希(Joseph W.Ashy)、2002年美国空军副部长彼得·蒂茨(Peter B.Teets)、2006年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兰斯·洛德(Lance W.Lord)、2007年美国空军部长迈克尔·温(Michael W.Wynne)、2014年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威廉·谢尔顿(William Shelton)等一再宣称太空是终极高地。而无论是1998年、2006年美国空军版的《太空行动》，还是2002年、2009年、2013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版的《太空行动》，无一例外均把太空称为“终极高地”。

　　虽然太空被赋予了“为胜利创造战略和战术条件的终极高地”的崇高地位，但军事高地是一把双刃剑，终极高地逻辑的极致化——美国太空武器化——不仅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给太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而且使太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太空武器指旨在对航天器造成损害(损害程度从暂时干扰、永久性毁坏到失灵不等)或者有一主要部件位于太空的物体，通常包括任何旨在攻击太空和地面目标的天基武器以及任何能够摧毁卫星或干扰卫星功能的武器(不论陆基、海基还是空基)，即反卫星武器(干扰卫星地面站或通信接收器的技术通常不被视为反卫星武器)。20世纪50年代末，基于利用月球这一终极报复高地向美国的敌人投掷核弹的想法，美国空军和陆军一度考虑在月球建立核导弹基地。[④]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又抛出“战略防御倡议(SDI)”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试图以太空为主要基地，使用激光、粒子束、电磁炮等定向能和动能武器，结合地面与空中防卫武器，组成多层次纵深防御体系，对来袭的苏联弹道导弹在不同飞行阶段进行层层拦截，在其飞抵美国之前将其全部或绝大部分摧毁，从而达到保护美国的目的。继“星球大战”计划之后，美国先后还开展了“闪光卵石(Brilliant Pebbles)”、“全球防御有限打击(GPALS)”、“克来门汀(Clementine)”、“天基激光(SBL)”等以拦截并摧毁飞行中的弹道导弹为目的的天基防御技术研发和验证项目。

　　美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反卫星武器系统的国家，历史上有三个反卫星武器系统一度达到战备状态：20世纪60年代的“505项目”、“437项目”和80年代的“阿萨特(ASM-135)”反卫星导弹项目。除此以外，美国还通过以导反星、以星反星等隐晦方式追求反卫星能力。如2008年美国海军用一枚“标准-3”导弹在太平洋上空约240千米海拔高度摧毁一颗失灵卫星所显示的那样，理论上所有瞄准与卫星在同一高度飞行的目标的中段导弹防御系统都具有反卫星能力。目前，部署在阿拉斯加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地基中段防御系统(GMD)以及部署在欧洲的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系统(PAA)都具有反卫星能力。美国导弹防御局与日本正在联合研发的“标准-3 Block IIA”型反弹道导弹的飞行高度将达到海拔1450-2350千米，能够覆盖所有在役近地轨道卫星，其中包括俄罗斯与中国的近100颗卫星。而美国第3次“X-378”空天飞机测试已经在轨飞行超过500天，美国军方对其功能和任务讳莫如深，不能排除其作为一种共轨反卫星武器的可能。虽然美国目前采取了通过演示验证试验探索、累积相关技术、绝不轻易部署的发展策略，[⑤]但太空武器化仍是悬在世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新边疆：开拓太空处女地

　　太空探索和发现的迫切需要是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制定国家太空政策的四大理由之一。历史上对于开拓国家边疆具有独特情结的美国，视太空为美国的新边疆乃至“最后的边疆”。美国“新边疆”太空政策范式包括三层含义，即太空不仅是探险的边疆、科学的边疆，而且是移民的边疆。

(一) 探险的边疆

　　“新边疆”是约翰·肯尼迪的竞选口号。他在竞选中称太空为“伟大的新边疆”，当选以后，又几度宣称美国必须领航太空这片“新海洋”。事实上，在美国太空决策者看来，太空探索是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横穿北美大陆、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E.Peary)与理查德·伯德(Richard E.Byrd)极地探险、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Lindbergh)独自飞越大西洋等探险壮举和传统的继续，并常常把登月之旅与哥伦布航海、俄勒冈小道[⑥]相提并论。而在边疆精神的激励下，美国载人及机器人太空探索确实硕果累累。

　　第一，载人空间探索取得重大进展。1961—2011年，美国先后实施了7项载人航天计划：“水星”计划(1959-1963年)、“双子星”计划(1961-1966年)、“阿波罗”工程(1961-1972年)、“天空实验室”计划(1973-1979年)、美苏“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1975年)、航天飞机工程(1972-2011年)和国际空间站项目(1983年至今)。“水星”计划使阿兰·谢泼德(Alan Shepard)成为第一位进行亚轨道飞行的美国人，使约翰·格伦(John Glenn)完成了美国首次环绕地球飞行。“双子星”计划在1965-1966年共执行10次双人太空飞行。“阿波罗”工程实现了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和人类首次登月，总共33名宇航员执行了飞行任务，其中12名宇航员先后登上月球。1973-1974年2月，9名宇航员先后分3批抵达美国第一个试验型空间站“天空实验室”。3名美国宇航员参与的1975年“阿波罗”-“联盟”对接任务是第一次国际太空任务，实现了美苏宇航员历史性的太空握手。航天飞机是美国第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在1981-2011年的30年间，共有355名宇航员、833人次执行了135次航天飞机飞行任务，其中成功133次。[⑦]国际空间站作为人类用双手在太空建成的最大建筑物，被誉为可与金字塔比肩的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截至2014年3月，已接待过39批宇航员。而随着其寿命的不断延长，预计将有更多宇航员入驻。

　　第二，机器人太空探索成就斐然。首先，在开展载人月球探索的同时，美国也开展了机器人月球探索。1958-1968年，美国共34次发射无人月球探测器，其中包括5个“先驱者”、9个“徘徊者”、4个“月球”号、6个“勘测者”、2个“探险者”、5个“月球轨道器”以及3个无人绕月飞行试验的“阿波罗”飞船。其次，比月球更远的深空探索主要由机器人航天器和太空望远镜来完成。以1962年发射“水手2号”金星探测器为起点，美国宇航局已经向太阳系的每一个行星(甚至还包括一些行星的卫星、小行星和彗星)发送了探测器，对太阳及其所有行星进行了观测。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不仅实施了“水手”号系列、“旅行者”系列、“先驱者”系列和“海盗”号系列等深空探测任务，对火星、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进行探测，而且还发射“太阳神1号”和“太阳神2号”对太阳进行探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除了继续开展火星、土星、太阳探测以外，还开启了对小行星及彗星的探测。[⑧]目前，“朱诺”号和“新地平线”号探测器正在赶往木星和冥王星的路上。另外，在机器人探索以外，美国国家宇航局的巨型天基天文台——“哈勃”太空望远镜、“康普顿”太空望远镜、“钱德拉”X射线太空望远镜、“斯皮策”太空望远镜等能够探测地基天文台所无法企及的宇宙深处。从机器人对太阳系的探索到借助太空望远镜对太阳系以外的银河系乃至银河系以外的其他星系和星云进行观测，人类过去50年对宇宙的了解超过过去所有世代人类对宇宙了解的总和。

(二) 科学的边疆

　　探索太空为增加“关于地球、太阳系及宇宙的知识和理解提供了科学观测和实验的新机遇”，而扩展对地球及其环境、太阳系以及宇宙的了解也一直是美国开展太空探索的主要目标之一。太空探索为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医学科学等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的实践机会，极大地推动了地球科学、太阳物理学、行星科学、天文物理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看待地球、自身以及整个宇宙的方式。以“阿波罗”工程为例，从1969年7月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在月球迈出第一步到1972年12月尤金·赛尔南(Eugene A.Cernan)作别月球的三年半时间里，12位月球漫步者(月球逗留时间总共12天半)对6次“阿波罗”着陆点的邻近区域进行了探索。他们搜集了382公斤月球土壤和石块样本，钻探取得3个超过2米深的月芯样本，放置了2100千克重的科学设备，在月总里程达到95.5公里。截至2011年，利用“阿波罗”载人太空任务搜集的数据发表的论文已达2000多篇。而在1998-2008年国际空间站头10年里的15次任务中，美国在国际空间站进行了物理学、人体研究、生物学、技术发展、地球观测和教育、空间站运营等6大类共148项实验。1990年4月24日发射升空的“哈勃”望远镜则不仅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太空影像，而且帮助相关科学研究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对宇宙年龄估算的改善(推断宇宙的年龄约为137亿年左右)、对黑洞存在的证实、对星系演化以及恒星生命轮回与演化的了解、对太阳系以外行星的观测等。从1990年10月1日第一篇基于“哈勃”数据的科学论文发表开始，到2011年12月6日，“哈勃”科学论文累计突破10000篇。在2008年“今日美国”盘点的过去25年里25项最大科学突破中，9项来自太空，8项直接来自美国国家宇航局。

(三) 移民的边疆

　　尽管离最终实现还很遥远，太空移民也是美国太空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正如俄罗斯现代航天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y Ciokowski)所指出的，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躺在摇篮之中。长久以来，人类并不满足于太空探险或仅仅造访太空，而是梦想在太空生活并定居，使太空成为人类的家园。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宇航局曾发起太空移民的研究项目。1986年，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发布《开拓太空边疆》报告，支持人类到地球轨道之外——从月球高地到火星平原——定居。1989年7月，老布什总统在其“太空探索倡议(SEI)”中重申实现人类永久定居太空、在太空生活和工作的承诺，并提出了建成空间站、重返月球、人类登上火星三步走的太空探索蓝图。2004年，小布什提出“星座计划”，再次重申了其父亲提出的重返月球和前往火星的目标：最迟于2020年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并在月球建立前进基地，为下一步把人类送上火星甚至更远的星球做准备。2010年，奥巴马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表演说，宣称美国追求的是获得人类在一段时间里在太空安全工作、生活的能力，直至最终获得持续乃至无限期地在太空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并提出了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人类首次火星登陆的目标。

　　三、经济重心：打造经济新引擎

　　太空活动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军事价值和科学价值，随着新市场和经济增长点的开创，其经济价值也逐渐显现。太空资产不仅能够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服务和产品(通讯、图像、导航等)，而且能支撑经济基础设施，是交通、银行、电讯及互联网服务、医疗卫生、农业和能源等许多其他部门的倍增器和赋能器。太空经济不是太空中的经济，而是在探索、理解、管理和利用太空过程中为人类创造并提供价值与福利的所有活动与资源利用。2007年9月，美国国家宇航局局长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D.Griffin)宣称“太空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美国太空经济靠政府太空部门和商业太空部门双轮驱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备和最具竞争力的太空经济，是拉动美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和经济重心。

(一) 政府太空部门

　　美国政府太空部门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美国政府太空部门为拉动经济、创造就业做出贡献。1987年，美国国家宇航局86亿美元的采购带来了178亿美元的营业额和20.9万个私营部门工作岗位，而2011年美国国家宇航局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贡献更是高达177亿美元。

　　其次，美国政府太空部门为美国经济提供广阔市场。作为客户，美国国家宇航局、美国海陆空三军、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局(NGA)等政府和军方部门的太空业务外包和采购占据了美国太空产业相当的份额。历史上，美国国家宇航局85%一90%的预算流向私营承包商，其中大部分用于设计并建造火箭和航天器。目前，通过“商业轨道运输服务(COTS)”项目和“商业太空载人运输系统(CCDev)”项目，美国国家宇航局向波音(Boeing)、太空探索(SpaceX)、轨道科学(Orbital Sciences)公司等购买国际空间站货物及乘员运输服务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局则长期向数字地球公司(Digital Global)购买商业遥感服务美国空军及国家宇航局向联合发射联盟(ULA)购买卫星发射服务。另外，目前80%以上的政府及军事通信服务由铱星公司(Iridium)、全球星(Globalstar)及轨道通信公司(Orbcomm)等提供。

　　最后，促进技术创新和扩散。政府太空项目还是大量技术衍生品——可以商业化的技术产品(系统、流程或服务)的源泉，“阿波罗”项目带来了约80项商业化衍生品，航天飞机项目带来了约120项。自1976年以来，仅美国国家宇航局重点推介的衍生品就多达1800多项。而美国国家宇航局从成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其研发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并已形成一个技术衍生品的转让网络。这个网络包括10个商业技术办公室、国家宇航局孵化基地(帮助小企业发展)以及其他小企业项目(国家宇航局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国家宇航局小企业技术转让项目、联邦技术转让实验性联盟、国家机器人工程联盟等)。2003-2012年间，美国国家宇航局455项技术衍生品创造了18000个就业机会，节省成本高达49亿美元，直接经济收入51亿美元。除了技术转让以外，通过其制造技术转让中心(NMTTC)等渠道，美国国家宇航局还积极提供技术培训。自20世纪60年代成立以来，这些中心持续提供飞行及地面支持硬件的制造、组装及检查的技术培训，截至2011年，已经给来自政府及私营部门的2.5万多名工人颁发证书。

(二) 私营太空部门

　　私营太空部门是美国太空经济的另一支生力军。美国太空业是20世纪40年代军事导弹市场以及50年代卫星市场兴起的结果，在美国太空项目的最初岁月，美国私营公司作为美国政府太空项目的承包商，除了商业卫星通信以外，并不直接向公众提供服务，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商业活动并不存在。1978年，卡特政府开始酝酿促进太空的商业利用，1982年里根政府第4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的发布则标志着大规模太空商业化大幕的真正拉开。到克林顿时期，美国太空商业化迎来高潮。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延续了“亲商业”的姿态。通过政府太空资产去管制化、私有化以及向私营部门开放太空商用、民用服务市场，美国不仅在卫星遥感、太空发射、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商业化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太空商业活动的管理机制也逐渐完善。目前，美国交通部下属的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负责为太空商业发射、再入及可重复使用载具、商业发射或再人设施以及商业载人飞行颁发许可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负责为商业卫星系统颁发无线电频率许可证，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负责为商业遥感卫星颁发许可证。

　　在卫星遥感领域，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向私营企业转让美国国家宇航局地球观测卫星系统“陆地卫星(Landsat)”，迈出了太空商业遥感的第一步。在“陆地卫星”私有化尝试失败以后，美国政府收回“陆地卫星”，转而向私人企业运营空间遥感系统核发执照。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第23号总统行政指令，准许私营公司从太空中拍摄高清晰度图片，开启了商业遥感的新时代，催生了轨道科学、地球眼(GeoEye)以及数字地球等卫星遥感服务商。太空发射商业化始于1984年《商业太空发射法案》，为了与欧洲“阿丽亚娜”和俄罗斯“联盟”等商业火箭竞争，该法案鼓励、促进私营部门进行商业太空发射和再人，并为私营部门商业太空发射和再人提供便利。1986年“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促使里根政府最终修订了1978年确立的把航天飞机作为唯一发射工具的政策，确立了航天飞机与一次性运载火箭同时发展的战略，进一步为太空商业发展提供了契机。自1989年美国执行了首次太空商业发射任务以来，美国太空商业发射能力成长迅速。截至2013年年底，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颁发了220多个太空商业发射许可证自2006年以来，联邦航空管理局还颁发了30多个实验性发射许可证。目前，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颁发了8个商业航天港许可证，还有其他几个商业航天港处于建设阶段。而随着太空探索和轨道科学公司“安塔瑞斯”与“猎鹰9号”火箭商业发射活动的铺开，美国有望收复因2011年航天飞机停飞而丢失的商业发射失地(每年4-5次)，美国太空商业发射的市场份额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卫星导航领域，1983年韩国007号客机因导航系统故障误人苏联领空被击落后，美国总统里根宣布一旦全球定位系统建成将向民用用户开放导航信号。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发布《国家全球定位系统政策》，明确表示美国在保护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利益的同时，将推动全球定位系统的应用，增强美国民用卫星导航系统工业的竞争力。2000年，美国还取消了人为恶化民用信号精度的可用性选择(selective availability)做法。据估计，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每年为美国全球定位系统商业用户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超过676亿美元，330多万个工作岗位仰赖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在卫星通信领域，虽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962年发射升空的“电星一号(Telstar 1)”开启了商业卫星通信市场，但公私合营的美国通信卫星公司(Comsat)在美国国内卫星通信领域、政府间机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Intelsat)和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在国际卫星通信服务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73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向商业卫星公司颁发第一批国内电信服务许可证，结束了美国通信卫星公司对美国国内卫星通信的垄断。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允许美国公司参与国际电信服务业务竞争，又打破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对国际卫星通信服务的垄断。1988年，泛美卫星(PanAm-Sat)发射第一颗通信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担跨国卫星通信业务的私营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铱星、全球星等一批中、低轨道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涌现，并提供卫星移动电话、卫星直播/卫星数字音频广播、互联网接入等服务，美国私营卫星通信公司真正崭露头角。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等政府间组织也分别在1999年和2001年实现了私有化。随着“新太空运动”的兴起，太空旅游业呼之欲出。2004年6月21日，美国缩尺复合材料公司(Scaled Composites)制造的“太空船1号”完成第一次亚轨道飞行，开创了人类私人航天飞行的新纪元年5月25日，太空探索公司“龙”飞船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成为首架造访国际空间站的民营商业航天器。

　　太空商业革命和私营太空部门的崛起终结了政府部门对太空的垄断，1988年的《国家太空政策》首次认定太空商业为国家太空四大部门之一。随着太空商业部门的快速增长，1997年，美国私营部门的太空收入首次超过政府的太空支出，美国商业荷载的发射数量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政府荷载发射数量。到2009年，美国商业太空运输及其相关产业(火箭制造与服务、卫星制造、地面设施制造、卫星服务、卫星遥感等)共带来2083亿美元的经济活动，雇佣劳动者超过100万。目前，美国私营太空部门形成了波音、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等“老太空”与太空探索公司、轨道科学公司、毕格罗公司(Bigelow)以及塞拉–内华达公司(Sierra Nevada)等“新太空”并立的格局。“老太空”作为政府太空项目和计划的传统承包商和供应商，其活动主要集中在佛罗里达州的“太空海岸”;而“新太空”则常常与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以及太空旅游、月球采矿等太空新市场联系在一起，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韦是“新太空”的心脏。不过，随着“新太空”加入对政府资助、订单的争夺以及对传统太空市场的涉足，新老太空的界限将变得模糊。美国太空市场并非完全自由的市场，政府订单仍是不可或缺的利润来源。事实上，2013年，美国卫星制造业75%的利润来自政府合同。

(三) 经济重心的提出

　　随着政府太空部门对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和私营太空部门的成长，20世纪90年代晚期，“经济重心”逐渐成为美国太空司令部公共话语的中心主题。1997年，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豪厄尔·埃斯蒂斯三世(Howell M.Estes，Ⅲ)将军指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不是太空军事的未来，太空商业的持续发展将会在未来几十年为美国提供至关重要的持久力量，太空军事将追随其后。未来太空商业将成为一个经济重心并因此成为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国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在美国太空司令部最重要的报告《长期规划》中，太空作为经济重心同样是一个重要主题：“太空能力对军事行动、国家商业和日常生活变得绝对重要，事实上，太空正在成为仰赖信息的军队、商业和社会的军事和经济重心。”

　　四、全球公域：从主宰到选择性合作

　　太空是唯一一个覆盖全球的全球公域。冷战时期，受财力和高技术门槛的限制，太空名义上是公域，其实却是被超级大国特别是美国视为他国不得染指的“私有领地”和“禁脔”，是美国主宰的公域：美国可以比他国更多地在军事上利用太空美国能够更有效地以阻止他国利用太空相威胁如果他国试图阻止美国进入太空，美国能够赢得为此展开的军事斗争。进入后冷战时代，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进人太空领域，太空权力分散化、多极化趋势明显。目前，约170个国家拥有、运营、租用卫星或为卫星研发提供资助，11个国家拥有独立送卫星上天的能力。美国主宰或独霸太空已经力所不逮，太空成为一个被争夺的公域。总体上，美国接受自由通行原则承认太空是“全人类共同区域”，但尚未接受“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认可太空公域悲剧的加剧，但倾向于选择性合作。

(一) 太空自由

　　美国“太空自由(freedom of space)”或“越顶飞行的权利(right of overflight)”思想初步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无论是1954年中情局官员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l)给其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W.Dulles)的备忘录还是1955年2月技术能力小组(TCP)提交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著名报告，都认为1957-1958年的地球物理年为确立太空自由原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美国可以通过发射一颗科学卫星来为日后发展侦察卫星打掩护。为检验太空自由原则，1955年5月，艾森豪威尔正式授权开发小型科学卫星。同年7月，在艾森豪威尔关于美苏相互开放自由的航空侦察的“开放天空(open skies)”倡议遭到苏联拒绝以后，为了从事实上确立太空越顶飞行的先例，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作为美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部分，美国将发射一颗小型卫星。1957年10月4日，苏联“旅伴1号”从事实上确立了越顶飞行的先例。1958年，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太空临时委员会表示接受太空自由原则。1960年，赫鲁晓夫关于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拥有利用卫星对苏联进行拍摄的完全自由的表态，标志着苏联也正式接受了太空自由原则。艾森豪威尔以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不断重申太空自由的基本原则，太空自由——自由进出并通过太空的国际权利——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是美国太空政策的基石和第一原则。

(二) 全人类共同区域

　　国际法关于太空的法律地位的规定主要包含在1967年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简称《外层空间条约》)和1979年的《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简称《关于月球的协定》)之中。《外层空间条约》第1、2条确认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应为全人类共同区域(province of all mankind)，所有国家可在平等、不受任何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自由进入天体的一切区域各国不得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等方法以及其他任何措施，把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据为己有。《关于月球的协定》第11条规定月球及其自然资源均为“全人类共同遗产(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月球不得由国家依据主权要求，通过利用、占领或以任何其他方法据为己有，月球的表面、表面下层或其任何部分及自然资源均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政府间或非政府国际组织、国家组织、非政府实体或任何自然人的财产。在月球表面或表面下层，包括与月球表面或表面下层相连接的构造物在内，安置人员、外空运载器、装备设施、站所和装置，不应视为对月球或其任何领域的表面或表面下层取得所有权。《关于月球的协定》第11条第5款还把执行共同遗产规定的决定推迟到资源开发可行之后。在美国看来，虽然“全人类共同区域”和“全人类共同遗产”都是“共有地(res communis)”国际法原则的延伸，但《外层空间条约》里的“全人类共同区域”指涉的是“活动(activities，探索及利用)”，而《关于月球的协定》里的“全人类共同遗产”指涉的是“物体(material objects)”，即虽然前者与后者相关，但与后者并不相同。《外层空间条约》中的“全人类共同区域”在本质上是宣示性的，不是一个得到法律文本很好支持的特定的法律准则。美国批准了《外层空间条约》，但尚未批准《关于月球的协定》。美国反对其他任何国家对太空、天体的整体或部分宣示主权，承认太空是全人类共同区域，但尚未接受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

(三) 应对太空“公域悲剧”

　　在太空时代的早期，由于太空国家有限，人类太空活动只产生有限的后果。随着太空行为体的不断增加、太空活动的Et益频繁、在轨航天器与太空碎片相应递增，在美国看来，太空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拥挤(congested)”、“争夺(contested)”和“竞争(competitive)”的“3C”时代。

　　在环境方面，1978年美国国家宇航局科学家唐纳德·凯斯勒(Donald J.Kessler)曾预言，随着近地轨道人为轨道碎片数量的增加，碎片之间发生随机碰撞的概率加大，使得轨道碎片的生成速度超过地球大气从轨道上移除碎片的速度，对航天器带来巨大威胁乃至最终使近地轨道不可用，此即“凯斯勒综合征(Kessler Syndrome)”。事实上，在目前总共23000多个直径大于10厘米、30万个直径介乎1-10厘米之间以及1.35亿个直径小于l厘米的太空碎片中，约3/4分布于近地轨道。太空碎片对航天器的正常运行带来巨大风险。以国际空间站为例，2013年10月，登记在册的对国际空间站带来潜在威胁的物体超过800个，其中海拔415—420千米这个区域之内的物体数量比1998年11月增加了60%，在这些物体中，一半以上是太空碎片。另外，近年来卫星的小型化趋势将使太空环境进一步恶化。未来几年将有成百甚至成千的小型卫星入轨，而对于地球上空400千米轨道上信用卡乃至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卫星(chipsat)来说，目前的跟踪能力尚难以企及。在资源方面，随着太空行为体数量的不断增加，对轨道槽、传输频率需求的逐年提高，国家与国家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对优质运转轨道、频率的争夺日益激烈。而由于相同频率的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间必须相隔2-3度才有可能实现兼容，目前技术成熟的C和Ku频段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数量已经达到了饱和。安全方面，目前各国航天器面临来自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两方面的威胁，威胁的手段既包括低端的卫星信号干扰器也包括高端的反太空武器。2010年，美国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把反卫星试验和太空国家的增加列为全球公域稳定面临的越来越大的挑战之一，要求确保负责任地利用太空。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太空公域悲剧的加剧正“倒逼”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承认其“全球公域”的特性。

　　面对太空公域悲剧的加剧，美国试图选择性地应对。在议题上，美国拒绝中国与俄罗斯共同提出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PPWT)，而倾向于欧盟倡导的“国际太空行为准则”，以太空交通管理(STM)以及透明与信任建设措施(TCBMs)为努力重点。美国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以盟友和伙伴关系国为主。目前，美国战略司令部与41个商业机构和6个国家(法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缔结了太空态势感知共享协定，并正在与其他4个国家(德国、以色列、韩国和巴西)就此进行磋商。通过这些共享协定，美国在发射支持、机动规划、在轨异常处置支持、电磁干扰报告和调查、发射异常、航天器退役活动支持以及在轨碰撞评估等方面对伙伴国提供帮助。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美国不仅运营着最大的地基和天基传感器跟踪网络——其太空监视网包括30多个天基和地基雷达和光学望远镜，而且保有最完备的地球轨道物体目录。太空公域悲剧的化解需要全球性的全面参与，美国选择性地参与议题及寻找合作对象的做法将分化、损害全球性合作的努力。

　　五、结论

　　美国太空政策范式的演进受实践推动，与太空探索本身的深入与太空应用的拓展进程相一致，美国太空政策范式从单一范式走向复合范式。太空时代的头几十年，在冷战的浓重阴影下，美国对于太空的利用主要是较为抽象的政治和战略活动。由于太空时代是以太空军事化为起点的，“军事高地”范式与太空时代如影随形，并在以“星球大战”计划而闻名的里根时代达到极致，承载了美国用“确保生存”取代“确保相互摧毁”、谋求单方面优势的战略制高点的愿望。在以“阿波罗”登月计划而闻名的肯尼迪时代，太空主要被视为一个“新边疆”、一个待开发的处女地和一个通过让美国人先于苏联人到达月球来展示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完美场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太空经济的壮大，“经济重心”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鼎盛。进入21世纪，随着太空公域化的发展，“全球公域”范式开始凸显。

　　与美国太空界广泛流传的以时代、人名、项目名称命名的“冷战太空范式”、“布劳恩范式”以及“阿波罗范式”不同，“军事高地”、“新边疆”、“经济重心”和“全球公域”作为政策范式从宏观层面回答“太空是什么以及美国做什么”的战略问题。“冷战太空范式”特指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导太空活动并在对外政策目标框架内开展太空活动，它虽然从宏观层面强调了太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而非目的，但对太空本身是什么语焉不详，并非本文意义上的太空政策范式。而“布劳恩范式”、“阿波罗范式”[⑨]主要从微观层面回答“怎么做”的问题，与“军事高地”、“新边疆”、“经济重心”和“全球公域”不仅存在层面的不同(微观/宏观)，而且存在属性的巨大差异(政策范式/操作范式)。

　　作为美国太空决策的理念背景，太空政策范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通过美国总统、国会、国家宇航局、情报部门、防务部门等公共部门以及私营部门、大众传媒、游说团体等显性因素，深刻影响美国太空政治和政策。由于“政策范式”影响力的大小往往是政策权威性和合法性强弱的风向标，太空政策诸范式对太空政策目标等级、政策工具本身乃至政策工具设定发挥着“框定”作用，鼓励或诱导美国太空政策的变化。它们既相互抵牾又相辅相成，是导致美国太空政策摇摆、反复乃至自相矛盾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在国际合作上，“新边疆”、“经济重心”以及“全球公域”范式对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军事高地”范式对国际合作却表示怀疑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方之所以大谈太空“经济重心”，目的是强调军方为太空经济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而“全球公域”范式与“军事高地”、“经济重心”范式也相互呼应：美国只承认太空是“全人类共同区域”而不接受“全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为日后美国企业利用经济、技术优势开发太空资源预留了空间，“太空自由”与军方保持美国太空军事优势的诉求也高度一致。

　　美国太空政策范式的形成在时间上有先后，完善程度及影响力也参差不齐，它们鼎足而立而非彻底更替、相互取代。“军事高地”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影响力最大，而“全球公域”还只是初具雏形，其内涵还在演进之中，影响力最弱。每一个政策范式都有其独到之处，但也有其盲点、缺陷甚至误区。成功的太空政策要求技术上可靠、经济上可行、政治上现实，但把“军事高地”的逻辑推到了极端的“星球大战”计划因违背物理法则、不尊重财政现实而遭人诟病作为“新边疆”范式顶峰的“阿波罗”工程虽然被称为“迄那时为止人类探索最伟大的盛宴”，同样不可复制、不具有可持续性。另外，美国太空政策范式的保守性不容忽视。无论是“军事高地”、“新边疆”、“经济重心”还是“全球公域”，保持并巩固美国太空领导地位的宗旨始终不变。可以说，为了避免伤人和自伤，美国太空政策诸范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发展和完善。

　　美国太空政治纷繁复杂，太空政策作为一种“政治结果，是磋商、争论、竞争和妥协的产物”，是不同行为体和不同观念角力的结果，是不同利益和理念的折中。太空政策范式研究提供了理解美国太空政治与政策的一个新视角，但绝非唯一视角。事实上，不考虑美国巩固冷战结束以后的欧洲政治成果的战略需求，就无法理解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尽管在经济上无利可图，美国仍然坚持与俄罗斯开展太空合作如果不考虑“府会”(白宫与国会)之争、“商人与卫士”(太空产业界与太空安全部门)之争以及人权政治等因素，就不能够理解为何即便近期美国对出口管制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订，美国对华太空技术与产品出口仍受特别关照和严格限制。太空政策范式能够提供部分(如“新边疆”范式之于肯尼迪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决策以及“军事高地”范式之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决策)而非全部答案，太空政策范式研究是对官僚政治、地缘政治、大战略乃至人权政治等传统视角的补充而非取代。

　　[①]参见张杨：《新冷战前沿：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研究1945—1969》，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茗：《评奥巴马太空“新政”》，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4期，第7-14页何奇松：《脆弱的高边疆：后冷战时代美国太空威慑的战略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83-204页。

　　[②]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③]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界定的“国家技术手段”不局限于卫星，还包括空基雷达与光学系统以及海基、陆基雷达、天线等遥测系统等。

　　[④]1958年3月，美国空军“载人月球基地研究”计划正式立项。1959年6月，美国陆军向美国国防部提交报告，提出了1965年实现登月、1966年建立一个12人的月球前哨基地的计划，不过这些计划均无果而终。参见Dwayne A.Day，“Take off and Nuke the Site from Orbit(It’s the Only Way to Be Sure…)，”June 4，2007，http：//www.thespacereview.corn/article/882/1，登录时间：2014年3月20日。

　　[⑤]吴勤：《美国空间对抗战略的调整与反制措施的发展》，载《现代军事》.2008年第4期.第25-30页。

　　[⑥]长达3500公里的俄勒冈小道(Oregon Trail)东起密苏里河岸，西至俄勒冈山谷，是19世纪横跨美国东西部的主要移民道路之一。在1843年美国西部移民浪潮高涨以后的25年里，50多万移民乘坐马车通过俄勒冈小道到达美国西部，直到1869年北美第一条大陆铁路的开通宣告俄勒冈小道黄金时代的结束。俄勒冈小道不仅仅是通向俄勒冈的一条道路，而是当时通向整个美国西部的唯一一条可行的走廊。没有俄勒冈小道，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内华达州、爱达荷州和犹他州将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⑦]Tariq Malik，“NASA’s Space Shuttle by the Numbers：30 Years of a Spaeeflight Icon，”July 21，2011，http：//www.space.com/12376-nasa-space-shuttle-program-facts-statistics.html，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美国共建造了6架航天飞机，其中“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发现”号、“亚特兰蒂斯”号以及“奋进”号5架执行了全面飞行任务，而“企业”号航天飞机样机未进行飞行。1986年“挑战者”号以及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导致14名宇航员遇难。

　　[⑧]韩鸿硕、李静：《美国深空探测战略的发展与演变》，载《中国航天》，2009年第7期，第23-28页。

　　[⑨]“布劳恩范式”指美国载人航天之父维纳·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提出的四步走载人太空探索路线图：建造用于运输的可重复使用太空巴士、建设作为轨道基地的轮形空间站、人类登陆月球乃至人类最终远赴火星阿波罗范式”指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阿波罗”工程中发展起来的一套观念、实践和组织文化，其典型特征是单一超大项目、大幅攀升的预算和严苛的项目进度表。参见Dwayne A.Day，“The Von Braun Paradigm，”Space Times：Magazine of the American Astronautical Soc&ty，Vol.33，N0.6，1994，pp.12-15;黄嘉：《“阿波罗范式”——美国载人航天的困境与出路》，载《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2年第4期，第397-403页。

来源时间：2014/8/29   发布时间：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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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跃进”与拉丁美洲——《中美印象》 总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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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w Scobell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中国的“外跃进”与拉丁美洲

　　Andrew Scobell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2014年4月28日

　　本文分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向型发展定位以及对潜在威胁的认知。同时，阐述了拉美在哪些方面符合中国的世界观，以及中国战略政策向对美国有巨大利益的拉美地区转移的主要原因。最后,文章分析了对美国的启示。

　　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姿态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动向”，一门心思维护内部稳定。另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发起“外跃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但问题是，既然中国领导人如此重视国内政治稳定，又何必大动干戈走出国门呢?

　　答案在于，中国领导人通过发展经济巩固了政权。他们意识到，中国若要持续发展壮大，必须积极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来。而毛泽东时代那种提倡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国家政策已不再适用。用中国政府非官方术语来表述，就是“本土化思维有赖于全球化实践”。

　　感知镜头与不安全的环

　　中国领导人通过三个镜头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来感知整个世界。每一个镜头都对焦在于中国不利的威胁或危险上，因此镜头之间会彼此作用，加强对整体威胁和危险的感知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镜头。作为意识形态的建构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从本质上已遭到质疑，在政治权力阶层中难以存在真正的信徒。如今，对于领导人来说，共产主义信条则是密切关注经济事务。他们持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陷入了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激烈争夺之中。

　　中国政府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设法限制其他国家在国际领域的发展。美国公司寻求垄断市场，与中国公司争夺原材料。其次，中国领导人通过第二种镜头，即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世界。很大一部分中国分析家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研习政治科学，且精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目前也出现在中国高校的课本上。在中国最受推崇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即国家意在最大限度获取权力，并将其他大国视为威胁。

　　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作极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或牵制中国。再者，中国领导人通过第三种镜头，即文化的镜头来看世界，他们将东方儒家文化看作是和平的、防御性的、精神的、内敛的、内陆性的。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化传统则是暴力的、好斗的、物质的、扩张的、海洋性的。历史反复强调中国在西方列强手上所遭受的“百年耻辱”。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美国正是这种负面西方文化传统的缩影。

　　中国领导人通过上述三个镜头观察世界，还看到了四个不安全的“同心环”。第一个环是中国现有边境线内，包括所有被中国管辖及宣称属于中国的领土。其中，最重要的即是被中国政府声称属于国土但不受控制的台湾。由于共产党领导人十分注重国内政权稳定问题，因此保障境内安全耗资费时，产生了“境内牵绊”效应。否则，这些可用的资源和精力应更多地用于境外事务。

　　第二个安全环是毗邻中国边界的14个国家，包括5个在过往70年中曾与中国交战的国家(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越南)，还包括一些弱小国家。尽管中国与邻国关系目前较为友好——但也不是完全相安无事——中国领导人仍然对外围缓冲区的状况感到担忧，他们希望确保所有周边国家倾向中国，至少保持中立，而不是偏向美国。

　　第三个安全环包含整个亚太地区，中国试图在这一区域建立更大的影响力范围，并限制该地区国家与美国等强国建立联系。第四个安全环囊括世界范围的其他地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逐渐融入这一范围最广、距离最远的地域环——拉美位于此环内。但是，中国对涉足第四安全环的兴趣日渐浓厚，在该区域主要寻求商品、市场、和投资。在中国政府看来，美国是唯一能在四个安全环都对中国利益产生威胁的国家。但这个观点与另一认知相冲突，即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拉丁美洲——中国最后的边界

　　对中国而言，拉丁美洲正逐步成为它最后的陆地边界。冷战期间，绝大部分拉美地区对共产主义集团持敌对态度，许多拉美国家被右翼的军事独裁者统治。当然，古巴是个特例。即便如此，由于中国在1960年与苏联关系破裂，亲莫斯科的古巴对中国也并不欢迎。

　　因此，从外交方面来看，中国涉足拉美地区比较晚，而且拉美一直主张亲台立场。直到冷战结束，中国才开始大力发展拉美外交。同时，许多拉美国家也将外交关系从台湾转向北京。此外，中国在拉美地区逐渐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举例来说，中国先后在1996年、2003年、2005年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及委内瑞拉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08年加入泛美开发银行，于1997年加入加勒比发展银行，并于2004年获得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的身份。

　　衡量中国对拉美兴趣多少的一个标准是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对该地区的出访次数。改革开放之前(1948-1978)的出访次数为零，而1979至1991年这12年之间的出访次数为10，1992至2006年的14年之间高层领导出访次数则为40。

　　中国大举涉足拉美主要是受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需要更多拉美朋友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 在多边论坛领域寻求支持和合作。

　　2. 与美国抗衡。

　　3. 反击台湾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

　　首先，在类似联合国的国际机构中，中国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动自己的提案或是一同驳倒美国的提案。例如，中国曾经寻求在世贸组织(WTO)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因为获得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以及委内瑞拉等国的支持而加快了正式获得认可的进度。

　　第二，中国将美国视作竞争威胁，美国对中国也心存有戒备。因此，中国政府希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友谊、建立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力图在该地区不做出激起美国反感的挑衅行为。因此，中国与拉美的外交关系被官方定义为“相当正常”、“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第三，中国政府力图削减台湾在世界范围的外交影响力。中国政府把台湾视为敌对政府——国共内战的残留物。2014年，台湾政府与世界范围内的2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大部分国家是散落在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的的小国(人口不到50万)。最近几十年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成为了中国政府和台湾政府的外交主战场。有12个拉美国家继续承认台湾政府的合法性，包括6个中美洲国家(伯利兹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5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1个南美洲国家(巴拉圭)。

　　中国同时动用惩罚措施和激励机制来对抗台湾在中国政府认定的第四环地域的外交影响力。举例来说，1995年中国运用联合国安理会的身份削减了安理会维和部队在海地的规模，原因是海地政府邀请了台湾副总统出席在太子港(译者注：海地首都)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但之后，中国缓和态度，派出警察和法律专家参与在海地的执行任务。

　　90年代初期，中国孤立台湾的目标区域从第三环转移到了第四环，那时仍有30多个国家承认台湾政府。一方面，北京成功地拉拢一些国家，比如说哥斯达黎加。但是，已经承认北京政府的国家有时又转头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通常是因为接受了台湾的大额援助、贸易项目或者暗中贿赂。这些国家包括格林纳达和圣卢西亚。然后，北京会采取更多措施赢回这些国家的支持。例如2007年，为了恢复与格林纳达正常邦交，巩固与其邻国的关系，北京为格林纳达、牙买加和安提瓜岛无偿提供劳动力，建造板球体育场，让他们有能力举办当年的板球世界杯比赛。

　　2008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外交争端逐步趋于平息。在大陆，马英九普遍被视为支持两岸统一的台湾领导人。据报道，巴拉圭曾打算与北京政府建交，但被大陆所推后。马英九曾保证，自己任期内不会施行“支票外交”。受此影响，2013年11月，冈比亚与台北断交，但其也未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然而，这种外交上的停火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寻求市场和资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高度需求。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不断向外寻找无人占据的资源和尚未开发的市场。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拉美的双边贸易增长了超过20倍，2012年贸易额高达2555亿美元。尽管增长迅猛，但比起中国的全球贸易总额仍是沧海一粟——2012年仅占总量的6.6%，但比起前几年的5%有所上升。

　　然而，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更重要的目标。最近兰德公司研究显示，从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中国承诺给予拉美国家相当于1800亿美元的援助——这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区里所承诺过的最大额度。但是，实际交付的金额远远少于该数目——仅在300亿美元左右。

　　巴西是拉美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它是重要的铁矿石和农产品供应方，如大豆、谷物和肉类，同时也是中国商品的大市场，还是航天和卫星发射等高科技研发的合作伙伴。对中国来说，智利和秘鲁则是铁矿石和铜的主要供应国，中国分别于2005年和2009年与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在查韦斯执政期间，向委内瑞拉投资以及贷款了几百亿美元，用于石油开采、提炼以及运输。除此之外，中国与古巴的贸易也日益增长，截止到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

　　尽管拉美国家欢迎中国的经济参与，并将其视为抗衡美国传统霸权的力量，但其中仍然存在摩擦。中国正与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殖民主义关系——从拉美进口原材料，对拉美出口制成品。举例来说，阿根廷着手调查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倾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旨在将本地竞争者挤出市场)，墨西哥也对来自中国制造商的竞争表示不满，认为这对自己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工业造成了破坏。

　　尽管中国积极参与拉美地区事务，但美国仍然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外部势力，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有无人能及的影响力，安全事务方面也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很大，但是对安全事务的影响则很小，其中包括与古巴的情报交换、与该地区许多国家适度的军事联系，而且中国在地区军火市场的份额也相对较少。事实上，比起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中国出售给拉美的武器数量是最少的。

　　对美国的启示

　　从软实力层面上来看，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相当有限，许多国家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更有吸引力。尽管这些国家很欢迎中国经济上的关注，但也希望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可以与美国继续保持贸易关系。此外，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希望在安全领域与美国保持合作。这些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中美关系恶化，迫使他们选择一边站队。简而言之，拉美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国家一样，面临这样一个现实——既想搭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快车，又想维持与美国在外交和安全层面的联系。

　　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在拉美的扩张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视作为对立。诚然，中国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确实给该地区带来了好处，但是，也有一些举措不受某些国家欢迎，或者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拉美国家并非任由中国摆布的傀儡——他们有能力坚持自己的立场。美国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在西半球的举动，并且继续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事务。这不仅符合美国政府的切身利益，同样也是拉美国家政府所期望的。

　　引用文献

　　Ellis, R. Evan, “A Hard Look at China’s Soft Power in Latin America,” in Andrew Scobell and Marylena Mantas, eds., China’s Great Leap Outward: Hard and Soft Dimensions of a Rising Power,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 pp. 175-194.

　　Nathan and Scobell, Andrew J. and Andrew,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Medeiros, Evan 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RAND, 2009.

　　Shambaugh, David,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2013.

　　Wolf, Wang, and Warner, Charles, Xiao, and Eric, 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 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Scale, Content, Desti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RAND, 2013.

　　译者：贺蓉　校对：小米

　　文章来源：

　　https://lacc.fiu.edu/research/publications/security-roundtable-scobell-final-paper.pdf

来源时间：2014/8/28   发布时间：2014/8/28

旧文章ID：390

2014年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暨“中美合作与地区安全”学术研讨会在我所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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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2014年第二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于8月26-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召开。“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学术交流机制。该论坛旨在通过国内美国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对话活动，促进美国研究领域青年人才的学术成长，增进不同单位青年学者间的学术合作与创新。本次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中美合作与地区安全”，除来自上述三家单位的青年学者之外，本次论坛还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等单位的青年学者参与此次论坛学术活动。与会学者围绕“美国实力地位变化与影响中美合作的国内因素”、“中美关系与亚太地区安全”“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和交流。

　　美国所所长郑秉文、美国所党委书记孙海泉、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出席并主持了本次论坛的相关学术研讨活动。本次青年论坛取得一定成果，获得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肯定。

来源时间：2014/8/27   发布时间：2014/8/27

旧文章ID：468

石婧、陈柯旭：中美欧援助塔吉克斯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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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婧、陈柯旭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中美欧中亚援助理念各异，政策目标也有所不同，但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符合中美欧共同的利益要求。出于“反恐”的共同需要，中美欧都选择了塔吉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的重点援助对象。塔吉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2013年5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与小国平等关系典范，在中亚地区具有示范意义。而塔吉克斯坦凭借其紧邻俄罗斯、中国、阿富汗的地缘位置以及境内充足的水资源等引起美国和欧盟关注。因此，选定塔吉克斯坦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

　　一、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现状

　　据塔方公布的资料，1992-2011年，美国向塔吉克斯坦提供了总计超过9.84亿美元的援助，主要用于发展经济、促进民主以及卫生、教育和安全等领域。其中，1997年以前的援助主要是人道主义援助。塔吉克斯坦内战结束后，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领域进行了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大大减少，而和平与安全援助有所上升。进入21世纪，塔吉克斯坦因在“反恐”战争中的重要地缘位置受到美国重视，2001-2002年间，它从美国所获得的援助也随之大幅增长。2003年以后，美国财政预算因伊拉克战争变得十分紧张，其对外援助总额也有所下降，但对和平与安全领域的援助在2004年仍有所上升。“颜色革命”失败后，为减轻中亚领导人对“颜色革命”的担忧，除2005财政年度有较大的缩减外，2006财年以后的几年一直保持增长态势(见表1)。不过，美国近两年削减了对中亚的援助，如2012年预算向中亚提供1.128亿美元援助，比2011年的1.306亿美元下降了13.6%。2012年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最多，美国对此解释称，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向议会民主制过渡，在机制改革和经济促进方面都需要美国的帮助。就塔吉克斯坦而言，它对美国的阿富汗“反恐”行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其提升边界安全和防止极端主义，打击毒品走私以及改善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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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主要分布在和平与安全、公正民主治理、经济增长、用资于民和人道主义援助五个方面，其中，除了和平与安全项目由国防部和能源部负责管理以外，其它都主要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以下是近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领域和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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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与安全援助：1992-2008财年度，美国向塔提供的和平与安全援助总计为1.042亿美元。这些援助由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等机构管理和分配，具体涉及综合威胁削减援助、对外军事援助、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防扩散反恐排雷、和平伙伴、缉毒以及跨境犯罪援助。

　　公正民主治理援助：随着塔吉克斯坦独立媒体的产生，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帮助塔方起草或改进媒体立法，培训媒体管理者和记者，还帮助塔吉克斯坦创建了国家独立大众媒体协会，支持地方电视节目类的地方媒体业务。再则，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就塔吉克斯坦制定和实施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律提供支持，比如在塔吉克斯坦3000多个非政府组织中有60%都是在美国支持制定的相关新法规下获得合法身份的。此外，美国还帮助其修改了地方政府政策，培训地方官员改进治理技巧和服务能力，也有一些加强塔吉克斯坦农村地区稳定的项目。

　　经济增长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为塔吉克斯坦农民培训现代技术和水资源管理及灌溉技能，同时也向公司传授食品加工、包装和营销技能，还帮助推进塔吉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国家以及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用资于民：美国国际开发署长期帮助塔吉克斯坦应对多种健康危机，协助其相关机构提供有效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关注对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的预防，向相关高危人群实施救治以及保障安全用水。基础和中学教育也是其关注对象(见表4)。人道主义援助：根据塔吉克斯坦官方公布的数据，在2001—2011年间(2008年除外)，美国一直居援助国之首。美国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集中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突发性医疗救治方面，也包括心理支持，预防水源性疾病，提供救济和过渡性安置物资，恢复基础设施服务等。

　　二、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现状

　　1992-2011年间，欧盟通过各种方式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的援助总额超过5.64亿欧元。欧盟对中亚援助最初是通过对独联体国家技术援助工具(塔西斯计划)来实施的，1991-2006年，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资金为6925万欧元，主要用于人道主义救援和粮食安全。20世纪90年代，欧盟的援助重点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入21世纪，2002-2006年，欧盟通过“塔西斯计划”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的援助大幅上升，占中亚受援国的首位。2007年，“塔西斯计划”被“发展合作工具”(DCI)取代，援助总目标也调整为扶贫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07-2013年欧盟对中亚各国的援助情况为：哈萨克斯坦7400万欧元，吉尔吉斯斯坦1.062亿欧元，塔吉克斯坦1.28亿欧元，土库曼斯坦5300万欧元，乌兹别克斯坦7060万欧元。塔吉克斯坦位居欧盟对中亚国家援助首位。

　　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EBRD，也译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6-2010年为塔吉克斯坦提供了1.12亿欧元的贷款。以下是2001-2011年，资金总额及项目变化情况。

　　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塔吉克斯坦主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ECHO)，之后在“塔西斯计划”(TACIS)下提供技术援助，并与非政府组织一起关注塔吉克斯坦农村发展和减少其贫困，涉及边境管理、毒品防控以及欧洲人权和民主倡议计划(EI-DHR)等。2007年发展合作工具(DCI)取代“塔西斯计划”后，其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重点是社会保障、卫生、农业私营部门发展、公共财政管理及支持塔经济市场化转型。当前有超过165个援助项目，主要涉及民主、良治、制度改革、行政能力建设和能源利用。消除贫困是欧盟对塔吉克斯坦双边援助计划的第一支柱，占欧盟2002-2006年中亚援助战略的60%，双边援助的第二大支柱是针对行政、法律监督改革，包括外贸投资政策、民间团体治理等。在中亚地区，塔吉克斯坦在双边援助中份额最大(在2007-2010年间占6600万欧元)，援助主要集中在社会保护、部门计划、技术和私有企业发展，资金由公共财政支出以提高塔吉克斯坦人民生活水平。塔吉克斯坦在边境管理和控制毒品、教育、水资源和环境、人权和民主、非国家行为体和中小企业发展、灾难防御等领域还接受地区或专项援助，如提供特别支持(2008年能源危机之后)和“全球食品设施”项目。为了避免重复，欧盟对塔双边援助还制定了一个“联合国家支持战略”(A Joint Country Support Strategy)框架，以便与其它捐助者紧密合作，更有效地满足塔吉克斯坦政府发展议程的需要。可见，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广泛覆盖社会的各个领域，突出的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社会保障和医疗领域。

　　第二，农业和农村、贸易和私营部门发展。

　　欧盟以往对农业的支持主要集中在法制改革上，目前更加关注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随着2008年世界食品价格的飙升，欧盟将塔吉克斯坦纳入其“全球粮食基金”援助对象。欧盟也注重营造塔吉克斯坦的商业环境，帮助制定战略框架、法律法规框架，增强政府改革执行能力，创造便利的财政平台。塔吉克斯坦的经商环境已从2010年的世界第149位跃升为2011年的第139位。

　　第三，治理和公共财政管理。2007年以来，欧盟就通过增强宏观财政政策和资源的战略分配以及提升运作效率等方式改善塔吉克斯坦的公共财政管理体系。该领域的援助属于预算支持拨款，总体目标是增强塔吉克斯坦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宏观经济支持项目和塔西斯计划下的技术援助以及近期的“公共财政管理现代化”(200万欧元)、“公共财政管理和机制能力发展”(300万欧元)等项目一起对塔吉克斯坦财政部的预算规划能力的提升产生了巨大作用。以上主要是欧盟近几年来对塔吉克斯坦的双边援助情况。为了应对中亚地区性的组织犯罪问题、贩卖人口问题、毒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水资源问题、移民问题、边界管理和交通设施建设等问题，欧盟还提供地区援助项目，自然也覆盖到塔吉克斯坦。主要包括地区可持续发展(能源、环境和企业合作网是该领域考虑的优先次领域)、教育、科学、双边人民交流活动，法治、边界管理、关税和打击犯罪这几个领域。

　　三、美欧对塔吉克斯坦援助对比及启示

　　美国和欧盟(前身为欧共体)都是从20世纪中期前后就开始了对外援助活动，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政策、援助机制、援助工具、资金分配、项目监管各方面都比中国更为系统。因为援助理念、援助目标和政策的不同，他们还是存在差异。这些对中国发展对外援助具有重要启示。

　　(一)援助机制

　　从援助机制来看，美国和欧盟都有专门负责对外援助的机构，各种援助的管理政策和机制都比较系统，并且相继建立起了项目监管和评审体制。美国的对外援助主要由专门管理外援的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来分配援助资金，项目的具体执行者主要是私营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大学及其他营利性公司。欧盟的援助资金主要通过欧洲发展基金(EDF，由欧共体预算外的成员国自愿捐助组成)和发展合作工具(DCI，由欧共体预算拨款，由外部关系总署(RELEX)管理，由欧洲援助办公室执行)两个金融工具实施。EDF和DCI在中亚的援助是无偿援助，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BRD)提供商业贷款。欧盟驻第三国使团具体负责以上资金支持项目的执行工作。另外，除了双边和地区援助，美国和欧盟都为援助中亚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资金，通过国际组织扩大援助渠道。此外，美国和欧盟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部门互相配合，广泛参与了在中亚的援助活动。美国非政府组织中私人基金会的数量和资金上升很快。近年来，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数量从1990年的32000个上升到2000年的56000个。据保守估计，每年的捐赠大约在350亿美元左右，是美国政府资助的3.5倍。这些私人捐助机构都设立了国际援助项目，涉及保健、教育和环境等援助领域。欧盟是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合作协商能力较强。欧盟中亚援助十分关注与其他援助者合作，避免重复援助并汇集资源重点援助，使援助更有成效。欧盟越来越重视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如欧洲投资银行、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前两者已积极地参与到欧盟援助项目的中期审核过程中，并参与到对中亚地区援助战略文件和指示性计划的评审中，欧盟也参与到世界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政策对话中，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对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短期或中期信贷措施给出建议。欧盟为了协调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建立了援助者协作理事会，出台了“对塔联合国家伙伴战略”。此外，欧盟与成员国之间也建立起了协调机制，如在法国和德国主导的法治倡议、意大利主导的环境和水资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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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制方面，中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中国尚无专门对外援助的机构，且部门之间职责也十分笼统。中国没有指导性的对塔援助政策，对外援助多是因领导人对外许诺或他国申请而展开。至于对援助进程的监管、援助项目的后期服务和效果反馈以及与第三方的合作方面更是不足。在今后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中，中国应借鉴美国和欧盟上述方面的好方法，着力建设和完善对外援助机制。

　　(二)援助资金

　　从援助资金来看，美国和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多为无偿援助。人道主义援助是无偿援助的典型形式，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都是人道主义的，而美国在“九一一”之前对其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塔吉克斯坦方面数据显示，2002年其共接受了1.07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援助国有：美国(占37.1%)、拉脱维亚(占25.8%)、印度(占3.7%)、德国(占3.1%)、荷兰(占1.9%)等国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中国不在其中;2010年共接收到8461.7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援助国有美国55.6%，哈萨克斯坦9%，俄罗斯5.2%，德国4.7%，中国只占0.7%。中国对塔的援助多为政府优惠贷款，这多少给那些对中国不满和充满敌意的人和国家留下话柄，例如一些别有用心的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就散布中国对塔援助是在进行经济扩张，将中国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的一些低息贷款项目扭曲成中国获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致使部分塔吉克斯坦人民对中国表示不满。有偿援助相比无偿援助而言，当然是后者更受欢迎。为了避免误解，中国除了在援助理念和援助政策方面要加强宣传外，还应就国家的综合实力进行更为合理的援助资金分配，适当增加无偿援助的份额。

   (三)援助领域

    从援助领域来看，美国和欧盟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领域都很宽泛，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援助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经营性援助项目非常少;另一个是立法、司法等上层建筑的援助，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援助是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以及营造社会繁荣所需的条件，例如法律法规的透明度等。他们认为这些领域的援助不但有助于普及西方价值观和实现其长期利益，也有利于受援国的长远发展，同时还能争取民心。此外，美国和欧盟在塔吉克斯坦是地区和双边项目同时推进，既有对地区层面普遍性问题的重视，又有对塔吉克斯坦国家特殊性问题的关照。美国和欧盟二者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欧盟作为超国家组织没有独立的对塔吉克斯坦的军事援助项目，而反恐战争打响后，美国对塔吉克斯坦的军事援助占据相当比重。其次，美国民主领域援助项目投放更多，欧盟更加关注减贫、农业、贸易、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医疗领域。另外，相比美国，欧盟的项目设计更富有层次感，更加全面、细致，非常务实，符合塔吉克斯坦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领域单一，主要在经济领域。作为新兴的大国，中国在根据实力增加援助的同时，也应拓宽援助领域，将重点援助与普及援助相结合，才能收到最好的援助效果。

　　(四)援助理念

　　从援助理念来看，美国是战略型援助的代表，其对外援助政策是为全球战略服务的，总会附加严格的政治经济条件，将援助与外交战略目标直接挂钩。在20世纪90年代，塔吉克斯坦对美国而言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因此其一直处于对中亚援助的边缘地位，主要都是一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开启，与阿富汗接壤的塔吉克斯坦一跃成为反恐的前沿阵地，美国对其援助直接翻一倍，领域也全面拓宽。“九一一”事件一发生，布什政府便向国会提议，对那些协助美国开展反恐战争的国家取消军事援助限制和武器出口限制五年，同时取消的还有贸易限制。因此，虽然塔吉克斯坦在人权和民主化方面仍有不良记录，但也包括在被取消国之列。不过中亚“颜色革命”后，美国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调整以前过于露骨和功利的军事和民主输出援助方式，向经济发展和关注民生方面调整。但美国始终把维护自身战略利益放在首位，往往容易忽略受援国的真正需求。

   欧盟对外援助同美国一样，也附带有政治经济条件。援助的给予与否、继续与否直接与这些条件是否被接受和具体的执行情况挂钩。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非常理智地把带有西方色彩的价值观念置于“发展”这一总框架内，并更加重视消除贫困与促进发展等问题。把欧盟陆续出台的两个战略文件《2002—2006援助战略文件》和《2007—2013援助战略文件》的目标进行比较，就能看出欧盟在中亚地区援助上进行的调整：注重中亚国家稳定的现实需求逐渐超过了欧盟在中亚促进民主人权的目标;安全与能源合作逐渐优先于交通领域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2007—2013年，教育超越能源和运输项目成为欧盟资金投入最多的地区项目。

　　总体来看，在美国和欧盟的共同努力下，塔吉克斯坦独立之后逐渐走上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当然这离美国和欧盟的目标还很遥远。比如在人权目标上，塔国的人权记录仍令美国和欧盟十分不满：政府机构、安全部队折磨虐待被拘留者，骚扰难民的事情时有发生;审判不公常态化;言论、集社和信仰自由流于一纸空文;政府常打压为难非政府组织;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仍普遍存在。不过，美国援助最为关注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注重受援国的现实需求和文化传统，比如美国在向塔提供援助时不合时宜地提出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结果增加了塔吉克斯坦社会危机的风险。美国自身也认为他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成效是有限的。更具“民事能力”和合作协商能力的欧盟，不像美国那样锋芒毕露，对塔吉克斯坦援助也不像美国那样围绕战略目标大起大落。虽然欧盟对塔吉克斯坦援助是在2003年12月16日双边伙伴合作关系签订后才明显升级，全面展开。但欧盟项目监督体系表明，欧盟在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成效是显著的，80%以上都达到了预期效果。从塔吉克斯坦对欧盟的认同程度也可以看出欧盟的援助效果：塔吉克斯坦政府日益重视欧盟的作用，已视欧盟为塔吉克斯坦国家转型进程中值得信赖的亲密政治伙伴，塔吉克斯坦领导人多次提及，欧盟是其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参照体。

　　中国强调各国不分强弱、大小、贫富一律平等，各国都有按照本国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走符合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力。因此中国不谋求通过援助将塔吉克斯坦纳入本国势力范围，也就不会使对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的援助基本上是出于单纯的经济目的，在“平等”和“互利双赢”原则上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由中国外交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定的，是中国“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等文化传统和政治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从而也使中国的对外援助独具特色。这与美国、欧盟援助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中国独特的援助理念，中国对塔吉克斯坦援助达到了邓小平提倡的“少花钱、多办事”的效果。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扩大了中国在塔的影响力，提升了双边贸易，两国贸易额自1992年建交初期的275万美元跃升至2010年的近15亿美元，尤其是最近五年，双方贸易额增长了15倍。同时，援助帮助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2011年3月，美国盖洛普研究中心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关于世界各国政治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塔71%的公民支持中国政策，针对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的这一数据分别是47%、47%、44%、39%、34%。当然也有部分民众受到他国误导，对中国援助存在不满。因此，中国在今后的援助中除了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外，还要努力吸取美欧的长处。

　　石婧：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柯旭：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

来源时间：2014/8/25   发布时间：2014/10/12

旧文章ID：47

外媒对习近平出访拉美的解读——《中美印象》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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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外媒对习近平出访拉美的解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7月17日至23日出访拉美，主要外交行程包括：出席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四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第二次访问拉美。

　　习近平出访拉美的成果

　　据法新社报道，习近平此次出访对拉美国家展开了魅力攻势，归纳起来主要成果有以下几点：

　　1.与巴西签订多项贸易合同，包括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签订价值32亿美元的E190客机采购协议、就两国在铁路和船运项目中进行合作达成共识、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三年内向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发放50亿美元的贷款等;2.与地区领导人进行会晤;3.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拉美加勒比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4.为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提供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5.建立5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支持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合作。此外，金砖国家峰会的“金砖五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协议，同意成立初始资金500亿美元的“新发展银行”，旨在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支持。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政府对拉美地区的极大兴趣。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出访标志中国在拉美地区正在取代美国的重要位置。除在政见上具有相似之处，中国和拉美国家近年来的贸易合作也非常可观，去年双方贸易额高达2616亿美元。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及其影响力

　　《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巩固了拉丁美洲作为其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中国从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进口石油，从智利采购铜矿，从阿根廷获得大豆，从巴西购买铁矿石。中国给该地区贷款很明显倾向于自然资源领域。尽管数据不完整，但根据中国-拉丁美洲金融数据库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2005年至2013年间，给予拉丁美洲将近100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85%用于基础设施、能源与采矿。目前最大的一笔贷款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去年在该地区投资额高达150亿美元。世界银行在2013财年划拨该地区的金额是52亿美元，除中国以外的外国商业银行借贷的金额约为170亿美元。一些观察家担心中国银行在放贷时对环境标准的要求过于宽松，然而，拉美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能否获得贷款并且希望贷款的数额能够提高。对于金融市场不那么稳定的拉美国家来说，他们欢迎来自中国的贷款。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文指出，2013年中国向拉美地区提供给了150亿美元的贷款，较之2012年增长了4倍，但少于2010年的370亿美元。这些投资减少了拉美国家对美国和西方金融机构的依赖，但是一些分析家和政府官员担心，中国在这一区域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会引发新的依赖关系。拉美地区对中国的依赖主要集中在金融和贸易领域。根据中拉经济公报的数据显示，拉美地区几乎百分之十的出口是针对中国的，在十年前，这一数据仅为百分之二。大部分出口集中在铁矿、铜矿，以及大豆领域，相反，中国的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正流向拉美市场。这种贸易不平衡导致商品价格下滑，危及到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农民和矿业公司。除此之外，对环境和人力资源的担忧也日渐加剧。圣保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Alberto Pfefer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对拉美国家进行援助，是想获得农业和矿业商品，以保障其国内市场的供给和出口，从长远来看，旨在对拉美地区实施政治影响力。中国想一步一步从拉美获得它想要的一切。”

　　Worldcrunch网站刊文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究竟是利是弊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通过采购原始材料，中国使得拉美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大宗商品。墨西哥和巴西抱怨中国制成品在全球范围的出口放妨碍了他们本国的制造业出口。墨西哥有足够的理由来抱怨，去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了价值570亿美元的商品，对中国的出口额仅为60亿美元，贸易赤字高达510亿美元。巴西同样害怕中国的进口会导致其工业缩水。自2005年以来，来自中国的贷款中有85%被用于对矿业、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支援，对环境的关注明显不足。与其他国际机构不同，来自中国的贷款缺乏对环境影响的约束条款。拉美国家也许已经对中国的贷款、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需求产生了依赖，而中国正逐渐取代西方国家在这一区域的地位。毫无疑问，拉美有最基本的需求，而且不能放弃机会，但是在决定投靠一个没有民主、没有媒体自由的超级大国之前应该三思而后行。

　　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困境

　　在中国与拉美关系持续升温之际，一些分析人士却看到了其背后暗藏的危机。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陈懋修(Matt Ferchen)于7月16日撰文指出， 中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外交原则是尊重他国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时中国与拉美地区的贸易、投资联系也日益紧密，这些做法在拉美深受好评。然而，即使是在2004至2011年中国-拉美经济关系蓬勃发展期间，南美出口商对于向中国出口矿产、农业以及能源大宗商品已经开始表现出担忧，担心会日益依赖中国。虽然像巴西和阿根廷这样商品丰富的南美国家很乐于见到中国成为其重要的商业与外交伙伴，但这些国家中仍有部分人担心与中国的新合作会对本国经济结构以及竞争力造成影响。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智利、秘鲁以及委内瑞拉，则对中国抱以过高期望，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对于其矿物以及能源产品的需求会源源不断，这样的想法使得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对自身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产生了过于理想化的预期。 即使是在中国-拉美关系繁荣发展时期，中国对南美铁矿石、铜和大豆的需求不断攀升并保持历史高位的收购价格，这些国家也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产生了严重的担忧与扭曲的预期。近几年，此类担忧有所加剧，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期望落空以及忧虑情绪增加，中国经济的放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于拉美大宗商品需求的下降以及价格的下滑。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有明显“干涉”过任何一个拉美国家的内政，但中国的影响已经使得这些国家希望与忧虑并存。此外，从拉美国家的角度来看，与中国下个十年关系发展的重点应为如何建立更加深入、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的贸易、投资和外交关系。对于未来中国与拉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关系走向至关重要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创新型合作，这也需要具有全球化思维的新一代中国公民的实践。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3日发表评论(译者注：陈懋修Matt Ferchen)称，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春天对东亚和东南亚盟友的访问之旅，习近平对危机四伏的左派中坚古巴和委内瑞拉，以及负债累累的民粹主义阿根廷的出访凸显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战略联盟”实际上麻烦重重。习近平的出访，尤其是对委内瑞拉的访问，非但不能突出中国在拉美的实力，相反会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局限性暴露无疑。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石油上。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和委内瑞拉扩大了他们在石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中国进口的石油大约有6%来自委内瑞拉)，但远远低于中国的期望。即便在查韦斯在世的时候，中国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PDVSA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在马杜罗执政时期，委内瑞拉政府日渐下滑的民众支持率，以及经济上的管理不善已将中国领导人的担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查韦斯去世前，中国最担心的问题是对中国不太友好的反对派可能会上台执政，但是现在，这种不安情绪主要集中在对现任政府执政能力的担忧上。但中国能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呢?答案可能在习近平访问古巴时找到。古巴与委内瑞拉在经济、安全，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关系是古巴领导人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习近平前往古巴肯定会讨论他们对陷入困境的委内瑞拉能做些什么的话题，这反映了中国在拉美以及其他地区制定外交政策的困难程度。这种理想化的“和平发展”外交政策难以成为指导中国与政治或经济动荡的拉美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准则。诚然，在此次习近平对危机四伏的拉美伙伴(包括易怒的阿根廷)的访问中，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宣布新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投资项目，以及发展合作贸易，进一步加大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高风险赌注。

　　中国与拉美关系升温对美国的影响

　　作为美国的“后院”，拉美国家与中国的亲密接触必然会引发各方对中国、美国以及拉美这“三角关系”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南华早报》8月6日发表政治分析师邓聿文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副主任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的文章称，习近平为期9天的拉美之行对中国的区域战略和与美国的战略竞争来讲意义重大。习近平此行使得中国与拉美之间的互动不再仅限于经济方面，同时也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从而最终削弱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并对抗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中国相信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旨在牵制中国在东亚势力的增长。随着压力的增大，北京的一些战略家呼吁采取回避战略并加强中国与除欧盟和东盟以外其他国家的联系。因此，中国深入到美国的后院拉美。为回击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国面临两个选项：一是硬碰硬，在一切领土和贸易争端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在一切国际事务上与美国意见相左;二是与之合作，分担全球和区域管理事务，中国可以借此向美国表明损害中方利益就是损害其自身利益。第一个选项很可能会引发冲突，而第二个选项中国具备条件去实现。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加强以及金砖国家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有助于向美国证明，中国是一个越来越有价值的竞争者。

　　路透社发表文章指出，在奥巴马的第一任任期内，美国政府对拉美地区有所忽视，而中国却在该区域发展迅速，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如今，美国对拉美重新燃起了激情，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会在拉美重演其在非洲所取得的成功。中国已经以一个仁慈的合作者的姿态活跃在拉美地区，而非像历史上西方国家所表现的那样对拉美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中国和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拉美地区。美国在拉美地区面临着对该区域进行过干涉的历史问题(可以追溯到1823年的门罗主义)，以及现如今仍将贸易与政治混为一谈的倾向。然而中国在该区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该区域的发展仅仅只考虑商业因素。美国国家对话组织主席Michael Shifter评论说：“拉美希望得到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注，这为他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与美国的关系伴随着更多的附加条件，而与中国的发展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利益上。他们在目标和战略上有各自的落脚点，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议程。拉美对美国和中国都表示欢迎。”

　　编译：贺蓉

　　文章来源：

　　1. http://news.yahoo.com/china-leader-signs-brazil-deals-latin-america-trip-212656159.html

　　2.http://www.economist.com/news/americas/21600686-china-lends-disproportionately-countries-lack-other-options-flexible-friends

　　3.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mericas/2014/0714/Latin-America-has-power-to-reshape-relations-with-China-but-will-it-use-it

　　4.http://www.worldcrunch.com/business-finance/china-039-s-latin-american-empire/financial-crisis-economy-investment-xi-jinping/c2s15847/#.U-n6DbDlqP8

　　5.http://carnegietsinghua.org/2014/07/16/china-latin-america-relations-creative-engagement-versus-non-intervention/hg6e

　　6.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E2%80%99s-shaky-latin-american-liabilities-10863

　　7.http://blogs.reuters.com/great-debate/2013/06/12/the-looming-u-s-china-rivalry-over-latin-america/

　　8.http://www.scmp.com/comment/article/1567006/chinasties-latin-americacounter-us-rebalance-policy

来源时间：2014/8/22   发布时间：201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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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茹：试析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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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茹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5期


    [内容提要]中国国内出现了构建包括中美韩在内的“中美+X”机制的主张，韩国朴槿惠政府有意构建中美韩三边对话机制，中韩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契合点。本文从中美韩三边关系背景、三方各自的立场与考虑及合作难题入手，考察三边合作与对话设想实现的可能性，认为建立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存在一定困难，但中国仍应主动运筹中美韩关系，实现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中美韩关系三边对话前景

　　[作者介绍]孙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朝鲜半岛、亚太安全和国际战略问题。

　　近年来，中国国内出现了构建中美日、中美韩等“中美+X”机制的政策主张，期望以此丰富中国外交布局，谋求中美关系及中邻关系良性互动。有学者认为，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等小多边对话既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又可以缩小亚洲大国之间可能产生的重大裂痕。

　　还有报告指出，“中美+X”模式，对于缓解地区安全困境、塑造地区新均势、共同治理地区安全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中美韩三边应在朝鲜半岛危机管理、推动朝鲜和平利用核能、保障核安全以及共同遏制日本政治右倾化方面进行协调与合作。

　　与此同时，韩国朴槿惠政府积极开展平衡外交，巩固美韩同盟、加强中韩关系，有意构建中美韩三边对话机制，中韩在政治与安全合作方面出现了契合点。相较于冷战结束后受到广泛关注的中美日关系，中国国内对中美韩关系的讨论才刚开始，目前将中美韩作为“中美+X”机制之一泛泛而谈的多，尚缺少对其本身发展的具体分析。是否存在着构建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

　　本文拟从三边关系背景、三方各自的立场与考虑、合作难题等方面就此进行探讨。

　　一、中美韩关系的新现实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成为众多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与邻国的政治、安全关系进展有限，“并未从根本上侵蚀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与安全伙伴根基”。

　　中国周边邻国“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东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这种二元格局对美韩的战略行为产生影响：美国“扬长补短”，突出安全优势，弥补经济短板，谋求重振领导地位，“推回”中国影响;韩国则采取“两面下注”政策，在中美夹缝中争取更大回旋空间，中美韩关系的联动性增强。1992 年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迅猛发展。进入21 世纪，中韩贸易额不断攀升，从2001 年的315 亿美元迅速增至2013 年的2289亿美元。同期，美韩贸易额也在增长，但其增速远不及中韩贸易，仅从536 亿美元增至1038 亿美元，不及中韩贸易额的一半。2001 年至2013年间，韩国对华出口依存度从12%上升到26. 1%，同期对美出口依存度从20. 7%下降到11. 1%，“一升一降”态势明显。200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并维持至今。与密切的经济关系相比，中韩在“政治、军事和安全方面的交流合作却发展缓慢”。政治上，中韩保持了高层交往势头，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缺乏实质内容;军事安全上，中韩开展了军校交流和军方高层互访，但“军事互动更多是促进中韩政治关系的总体气氛，而非解决具体的安全问题”。

　　中美关系也存在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政治与安全关系滞后的问题。据美国商务部统计， 2013 年中美贸易额为5624. 5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由于两国经济总量很大，中美贸易额虽远高于中韩贸易额，但谈不上美国对华产生贸易依赖，如2013 年美对华出口只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7. 7%。在中美日、中美韩、中美澳、中美印等“中美+ X”关系中，中美关系可视为每组三边关系的常量，因此本文更聚焦于中韩、美韩两组双边关系对三边关系的影响。

　　李明博政府时期，韩国“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现象明显。李明博任内中韩贸易总额从2008 年的1683 亿美元上升到2012 年的2151亿美元，对华出口依存度从21. 7% 上升到24. 5%。 但同一时期，韩国积极与美国构建“全面战略同盟”;加入美国主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 PSI)，主办多国防扩散海上演习; 在反恐、反海盗、阿富汗、气候变化、发展援助、伊朗核问题等地区和全球议题上配合美国，分担责任，如2010年重新派兵进入阿富汗、举办G20 峰会，2011 年举办第四届“援助效率高层论坛”( High – 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2012年举办核安全峰会等。美国顺势拉紧韩国，书面承诺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与韩国建立外交和防长级别的“2+2”机制，同意延长韩国自主研发导弹的射程等。美国甚至用指美日同盟的“中流砥柱”( linchpin)一词来形容美韩同盟，称其为“维护亚太乃至全世界稳定、安全、繁荣的中流砥柱”。

　　韩国认识到对华、对美关系中存在的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脱节问题，努力推动经济与安全两个“轮子”协调前进。一方面，加强中韩战略沟通。2008 年12月，中韩外交部门启动副部级战略对话;2011 年7 月，两国国防部启动副部级国防战略对话。另一方面，夯实美韩经济联系。2004年中国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后，韩国内开始担心对华经济依赖的政治后果， 转而通过市场多元化分担风险，对冲中国影响。韩国对美韩FTA 谈判态度转向积极并于2007年签署协议。为推动美批准FTA 协议，韩国竭力强调这一协议的政治意义。李明博总统表示，“由于中国因素，美韩FTA将对亚洲地区有积极意义。中国在本地区军事、经济上快速增长的影响，我们必须予以考虑”，“美韩FTA 将成为美国新亚洲政策的关键”。 2010 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韩国因而担心若中韩发生政治冲突，与中国经济的密切联系可能使其受到胁迫。 2012 年3 月，美韩FTA 生效。

　　中国对韩国及其他周边邻国经济影响力的大幅上升也引发了美国的反应，包括强化双边同盟，加大对华安全防范，插手东海、南海争端，制造中国周边邻国对美国的安全需求，巩固安全优势;采取措施扭转其经济影响力下滑，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设定高标准，批准美韩FTA，维护美韩经济联系，等等。

　　2013年以来，中美韩领导人分别实现换届或连任，中韩、美韩、中美关系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中韩关系达到“历史上最好的状态”，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自贸协定谈判提速;政治和安全关系改善，朴槿惠总统提升了中国在韩国外交中的排序，打破韩国总统先美日、后中俄的出访惯例，在访日前先行访华，显示了对发展中韩关系的重视。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中韩就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制定了行动计划。2013 年11 月，杨洁篪国务委员与韩国国家安全室长金章洙首次举行对话; 12月，中韩司局级外交安全对话启动; 双方领导人沟通顺畅， 2014 年1月习近平主席致信祝贺朴槿惠生日，表现了中韩关系的热络程度。中方对中韩关系一年来的发展十分满意，对朴槿惠本人的辛勤努力表示“高度赞赏”。

　　美韩关系延续了李明博执政时期的合作势头。2013 年5 月，朴槿惠访美，并在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美韩发表《纪念美韩同盟60周年联合宣言》，重申同盟的重要性。双方在对朝政策上步调一致，发表“应对朝鲜挑衅计划”，加强反导合作。韩国对华贸易额超过对日和对美贸易额总和，韩因而优先推进中韩FTA和中日韩FTA，一度对参加TPP 兴趣不高。但近期，韩国提出了加入TPP 申请，显然有发展韩美关系的政治考虑。

　　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2013 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会晤”，开创了两国高层交往的新模式。双方就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中美在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合作有所加强，“棱镜门”、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事件的冲击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简言之，中美韩间三组双边关系的稳定为推动三边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契机。

　　二、中美韩三方立场及考虑

　　三边对话与合作包括三种情形：三边合作、三边对话、三边既有合作也有对话。迄今，中美韩尚未建立任何官方三边对话与合作。伴随中美韩关系的发展变化，构建对话与合作机制成为因应三边互动新现实的政策选项，但中、美、韩三方的态度不同。

　　韩国对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总体积极。2013年7月，韩国政府首次举办中美韩“一轨半”战略对话，但中、美派出的代表级别较低。韩国推进中美韩三边对话既有现实需要，也有长远考虑。一是解决朝核问题。韩国专家认为，中、美、韩是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最重要的国家，三国对话与合作有助于预防冲突，提高解决问题的成效。朴槿惠总统的“朝鲜半岛信任进程”要取得成功，离不开中美韩合作。在“六方会谈”停滞的情况下，推进中美韩三边合作有助于推进半岛无核化。

　　相比美国强调以美日韩三边合作应对朝鲜事态，韩国更青睐中美韩三边合作。二是增强战略自主性。韩国处于中美夹缝中，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推动中韩、美韩关系平衡发展有助于扩大回旋余地。韩前驻华大使李揆亨表示，“韩美同盟和韩中关系并不是二选一或是具有相互替代性质的关系。韩美同盟虽为韩国外交的基础，但韩中关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韩美同盟关系。对于韩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轴来说，两者一样重要。”

　　韩前外长金星焕表示，若只能在中美之间选择一个国家，这对韩国外交来说是一个最为严峻的考验，无异于一场“噩梦”。

　　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已成为韩国战略界的共识。他们认为韩国与美、中的关系不必陷入零和博弈。 “对韩国来说，中美两国都不可或缺，韩国不想处于不得不二选一的境地”，“韩国希望美国在发展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的同时，一道发展中美关系”。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涉藏、涉疆等问题上，韩国谨慎应对，不愿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韩国学者提出，韩国的战略选择是，既挖掘美韩同盟的作用，确保韩国在朝鲜半岛、区域、全球的应有地位，又切实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与中国的多层次战略网络。

　　三是统一需要。历届韩国政府都将朝鲜半岛“统一”作为最高目标。随着韩朝综合实力差距拉大，韩国在争夺统一主导权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处于攻势。在统一问题上，韩国对华有特殊的合作需求。韩国认为，只有让中国确信统一的韩国不会与中国敌对，才能实现半岛和平统一。

　　对韩国来说，中美韩对话与合作有助于其推进统一，又不脱离美韩同盟框架，也有利于减轻美国对中韩密切政治联系的疑虑。

　　奥巴马政府对中美韩对话与合作态度模糊。奥巴马第一任期积极推动三边合作，美日澳、美日韩合作取得进展，美日印三边对话启动，也一度积极推动中美日三边合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挑战。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议举行中美日三边对话。对于中美韩三边对话，虽曾有美国专家提出将建立中美韩论坛作为运筹三边关系的选项之一，

　　但迄今未见美政府对此公开支持。但是，美派代表参加中美韩“一轨半”战略对话，表明美不排斥中美韩三边对话。

　　美国的模糊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盟国因素，主要是担心日本反对。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日韩关系冷淡时期，美国顾忌日本的反应。对于朴槿惠政府举办中美韩三边对话的动向，日本表达了“不愉快”。有日本学者甚至提出，如果韩国试图撇开日本建立中美韩三边合作机制，日本应联手美国挫败这一构想。

　　二是次区域因素，奥巴马政府的关注重点从东北亚转向东南亚。小布什政府对于构建次区域东北亚安全机制较为热衷。在2005 年8月中美战略对话、2006 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美国均提出此问题，并就东北亚安全机制原则草案提出了具体建议。时任国务卿赖斯提议，在“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将是“向地区安全论坛迈出的第一步”。

　　奥巴马政府则将参与和构建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着力点转向东南亚———加入东亚峰会、建立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机制、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发起“下湄公河流域合作倡议”，等等，对在东北亚发起新的对话机制兴趣下降。三是中国因素，美对华心态复杂，担心举行中美韩三边对话对中国更有利。奥巴马政府优先推动美日韩、美日澳等同盟范围内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以及美日印三边对话，其主要意图是拉拢盟国和朋友共同防范中国崛起。若建立正式的中美韩三边对话，可能模糊盟国与对手的界限，削弱美在亚太地位。在“六方会谈”停滞的情况下，美国转向依靠美日韩三边合作应对朝鲜“挑衅”，加强三方情报交流与反导合作。总之，美国仍将中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的最主要挑战，并主要依靠同盟体系应对中国崛起，缺少构建“中美+X”机制的紧迫感。

　　中国一些专家学者从并行推进周边外交和对美外交出发，主张建立包括中美韩三边合作和对话的“中美+X”机制。中国周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同盟体系的存在，加强周边外交必须考虑美国因素。同时，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始于亚太，而亚太地区中小国家众多，发展中美关系也必须考虑邻国因素。“中美+X”机制是针对不同邻国而提出的一系列对话与合作机制。2013年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中国外交开局良好，外交思路推陈出新，提出了“中国梦”、“命运共同体”、“义利观”、“亲诚惠容”等理念;

　　外交实践更加积极有为，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多边外交、公共外交均取得进展，还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周边工作座谈会，部署未来周边战略;成立国安委，加强顶层设计;外交风格刚柔兼济，强调底线思维，不惹事，也不怕事。在此大背景下，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作为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交布局的新尝试，与中国外交的进取精神相一致。

　　三、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的三大难题

　　推进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可以从气候、核电、救灾、能源等敏感度较低的领域入手。然而，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绕不开朝鲜、日本和美韩同盟三大问题，它们既是三边合作的难题，也可能成为合作的增长点。一是朝鲜问题。韩国将朝鲜问题作为中美韩合作的最主要领域。但在朝鲜问题上，美韩与中国之间存在几方面的立场差异：其一，在如何实现弃核目标上，美韩认为中国对朝影响最大，希望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加大对朝制裁，甚至断粮、断油;中国则认为需要正视朝核问题的根源，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同时要求各方承担共同责任。其二，美韩希望与中国讨论朝鲜政权突变问题。如， 2008年秋金正日中风的消息传出后，美智库报告提议中美韩讨论应对朝鲜政权不稳的突发事态; 2013 年12月张成泽事件后，美韩呼声再起，但中国一直反对讨论这一敏感议题。其三，美韩总是将中朝关系与半岛其他事件挂钩。中国学者认为，维护中朝关系有利于朝鲜半岛稳定，符合中朝两国利益，也符合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韩国则担心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力，大肆渲染朝鲜对华经济依赖。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韩国不满中国“袒护”朝鲜，指责中国“纵容”朝鲜挑衅，甚至有韩国专家将中朝关系视为韩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存在着三边合作的可能性，但核问题并非中朝关系的全部，中国顾虑中美韩三边合作对中朝关系的影响，这是导致中国官方态度谨慎的主要原因。

　　二是日本问题。近年来，日本推动政治和军事大国化，谋求摆脱二战体制束缚，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安倍政府加快推动修宪和安保政策调整，推出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文件，增加军费开支，采购先进武器，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打基础。在历史问题上，安倍政府大开倒车，否定侵略战争。对于日本的政治和军事走向，本可通过中美日三边对话进行讨论，但由于中日关系恶化，正常的双边对话已被迫中断，推进三边对话更是困难重重。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韩均予以强烈谴责，美国也表示“失望”。开展中美韩对话与合作，有利于牵制日本右倾化。但是，中美韩三国对日本的政治和安全发展走向存在根本分歧：

　　美国对日发展军力采取纵容态度，不关注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动向，只担心日本与邻国关系恶化影响美亚太战略的实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明显偏袒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中韩立场基本相同，但面对美国的压力，韩国不愿公开与中国联手对日本施压。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军力发展，日本问题可能成为中美韩三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三是美韩同盟问题。这一问题与朝鲜问题直接相关，也涉及中国利益。在相当长时间内，美韩同盟将继续存在。美国将继续把美韩同盟作为介入亚太事务的抓手之一。美国在亚洲投送军力的能力、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塑造以及该地区未来的稳定都有赖于美韩安全关系的演变。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美国内一些专家重新审视美韩同盟的价值，主张将美韩同盟纳入应对中国崛起的轨道。美国智库发布的报告提出，“美韩应将管理中国崛起作为同盟的基本要素”，“在与中国的危机或冲突中，韩国的帮助是美军进入西太平洋的重大资产”。

　　有专家主张，应将美韩同盟视为维护亚洲民主与和平的基石，以及“塑造中国”的核心要素，鼓励韩国在亚太补充日本的作用。近年来，韩国国际地位提升，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但美韩同盟仍将是韩国最根本的安全依托。从地缘战略看，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于维护韩国家安全、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必不可少。由于韩国与其他大国存在历史恩怨、现实猜疑、领土争端等问题，美国的军事存在有助于缓解韩国压力。从军事上看，与美结盟有助于韩国获得大量美先进武器、军事技术及军事情报信息，提升韩军作战能力。美国智库对亚洲9

　　国专家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哪个国家将在维护亚洲和平上发挥最大作用”这一问题上，韩国选“美国”的专家比例最高，为94%。李明博政府时期，美韩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良好状态。朴槿惠政府延续了李明博政府的对美政策，欢迎美亚太政策，称“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有“相通之处”。

　　在美韩同盟的作用和指向问题上，中国与美韩存在分歧。中国主张新安全观，认为“美韩军事同盟是一个历史遗留的产物”，“不能用冷战时期的所谓‘军事同盟’来看待、衡量和处理当今世界或各个地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鉴于中国与美韩存在分歧，有必要加强信任措施，可仿照俄罗斯与北约对话机制，建立中国与美韩同盟对话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中美韩对话也可视为中国与美韩同盟的对话。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构建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知易行难。尽管中韩有意愿，但要说服美国不容易。即便三方达成共识，如何开展有效的对话与合作仍面临艰巨挑战。尽管如此，中国仍需从推进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出发，增强运筹三边关系的意识，并从加强中韩双边政治与安全合作做起。在美国的亚太盟国中，韩国不同于日本和菲律宾，美韩同盟也不同于美日同盟。美日同盟的影响是地区性的，是美国插手亚太安全事务的主要倚靠，美韩同盟的影响则更多局限于东北亚，其与中国的矛盾是局部性的，且韩国外交正在从对美“一边倒”向对中对美外交均衡的方向转变。朝鲜半岛双方同日本右翼势力矛盾突出，是对日本右倾化的重要牵制力量。尽管中韩对朝政策存在分歧，但放眼亚太，中韩矛盾并非主要矛盾。朴槿惠政府希望推进中韩政治与安全合作，是发展中韩关系的有利条件，中韩可探讨加强合作的具体路径。中国也应积极推动朝韩和解，降低韩国对美韩同盟的需求。中国还需从大国外交出发，推进中美在亚太的良性互动。在日本右倾化加剧、谋求突破二战后秩序安排的情况下，中美加强合作、维护二战后亚太秩序的紧迫性增强。

　　在构建官方的中美韩三边对话与合作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可从非官方的渠道做起，目前已出现了中美韩智库和大学组织的三方对话会;也需维护现有多边机制，挖掘潜力。“六方会谈”增进了中美合作，深化了中俄、中韩关系，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仍应维护“六方会谈”机制，并思考拓宽“六方会谈”议题，以东北亚合作带动朝核问题的解决。在运筹中美韩关系过程中，也需兼顾中朝韩关系的平衡、继续推进中日韩合作。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仍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势所在。中国需以政治理念和战略框架统领经济合作，在中美韩关系中继续深化中韩、中美经贸合作，夯实三边合作的基础。

来源时间：2014/8/21   发布时间：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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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印象》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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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德利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Stephen J. Hadley

　　2013年10月11日

　　这个星期，国际咨询公司Rice Hadley Gates的总裁、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大西洋理事会主席斯蒂芬·哈德利，在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演讲。

　　新型大国关系

　　我们国家很多人对过往75年来的美中关系一直存有误解。他们认为美中关系与冷战大有关联，而冷战是以20世纪后半叶美苏关系为特点的。但是，在中美两国交往的过程中，中美从未在冷战的战场上针锋相对，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在将来的战场上碰面。相反，当我们从今天的有利视角望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两国关系将以合作为主题，避免冲突的发生。

　　当两国都在追求自身繁荣发展的国家目标时，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实现本国目标的能力都遇到了同样的全球性问题。

　　· 全球经济复苏依旧迟缓

　　· 羸弱的全球金融体系需进一步改革

　　· 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剧烈的天气突变

　　· 不断增加对能源安全、食物安全、水资源安全的需求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 恐怖主义、海盗、跨国犯罪

　　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同时，如果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没有取得成果的话，任何一方也难以实现繁荣发展的国家目标。

　　这一基本事实促使中美两国共同合作，引领其他国家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这同时也会抑制两个国家做出可能威胁双方合作的对抗行为。

　　这一基本事实，也为美中两国构造“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两国首脑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峰会上曾讨论过这一新型关系模式。

　　今天，就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讨论讨论：

　　· “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 “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实现的基础是什么?

　　· 什么最有可能威胁“新型关系”的实现?

　　· 为了加强实现中美之间“新型关系”的可能性，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我认为是：

　　· 美国接受中国成为“和平崛起”的世界性力量。

　　· 中国接受美国保有在亚太及在世界范围内持续稳定的力量存在。

　　· 相互承认，彼此的繁荣昌盛符合对方的最大化利益。

　　· 相互承认，另一方的成功不会形成一场“零和”博弈，而是形成“双赢”局面——即美国的成功有利于中国崛起;中国的成功有利于美国兴荣。

　　· 双方保证，建立基于共同利益、互惠互利、互相尊重，并以合作为主导的双边关系。

　　· 一同合作管理两国有不同和分歧的领域，不使这些分歧破坏双方合作关系，导致对抗和冲突。

　　对于定义“新型大国关系”而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我们必须对中美两国持有切乎实际的看法。“新型关系”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将会放弃本国利益——或是简单地在每个议题上屈服于对方的意愿和需求。很多时候，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在某些议题上也达不成共识。我们一直在竞争市场、竞争资源、竞争影响力。双方也在一直预防着对方潜在的敌对行为。而且，谁都不会放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分歧会产生。

　　如果我们实现了“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将是中美关系的主题。我们将与国际社会一同合作，处理目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同时，我们将协同处理双方的分歧，不使这些分歧破坏双方合作关系，导致对抗和冲突。

　　二、 “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实现的基础是什么?

　　中美关系不同于历史以来的“大国”关系，对这一观点我们有理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这部分是因为导致大国对抗的一些传统因素已不存在于中美关系中。例如，中美之间并无领土争端，也无竞夺殖民领地的冲突。中国和美国也都不是19、20世纪意义上的领土扩张大国。

　　更重要的是，既存大国(美国)并没有奋力排挤、孤立或是镇压新型大国(中国)。我知道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的行为恰恰相反，即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但是，事实能够证明，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过往的30年里，中美经济纽带紧密相连。两国贸易总额从1981年的50亿美元飞涨到2012年的536亿美元。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最大的进口源国家。美国支持中国加入重要的世界组织。此外，近年来的每一届美国总统都明确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的中国存在。如果美国仅是寻求包围、孤立、镇压中国的话，美国就不会这样做了。

　　同样的，至少现在，中国并没有寻求取代美国或是成为世界霸主。因为一个良性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但是一些中国邻国理所当然会担心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国会压制它们。所以，为使邻国和美国消除疑虑，中国应摆出更好的姿态，表明中国意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与其他国家对抗或发生冲突。

　　对中美不会发生对抗冲突观点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中美关系中存在着一些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中缺少的新元素。

　　中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密，经济、财政、贸易领域互相依赖程度加深。双方都是各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像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东亚峰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些组织促使中美两国不以对抗或是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外交、经济、贸易方面的纷争。事实上，任何借助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会弄巧成拙。因为，这种方式会威胁到中美两国经济、贸易、金融的密切关系，而各方的发展都需依托这层关系。

　　或许有些出人意料，当中国渐渐浮现出世界性强国的面貌时，中美之间会出现利益趋同的情况。越来越多本来充满分歧和争论的议题可能逐渐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

　　例如，中国起初将知识产权保护看作是由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强加的限制条例。但是，中国在近期的安纳伯格庄园的峰会上表明，现在中国将知识产权保护看作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以追求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

　　当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时候，中国支持更自由的贸易、更开放的投资以及对市场推动力负责的货币的出现。高速发展增加了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性，而合作是长期稳定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

　　在海域使用权、航行自由、和平通道议题上，同样的合作演变过程也会发生。中国海军从海岸巡逻武装力量转变为远洋舰队，而后者负责保护海航线、保护从世界各地运往中国的贸易和自然资源的流通。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中国在海洋议题上的立场逐步与美国作为全球海洋实力的立场越发匹配，海洋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另一合作领域。

　　两个国家也开始关注在管理网络威胁方面进行合作的利益。当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复杂时，会像美国一样，将逐步依赖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像银行系统、电子网格、运输网等。网络对这类基础设施的攻击会破坏双方的经济发展——这也间接促进中美两国一同合作，找出防御这类基础设施免于攻击的最佳方法。

　　三、什么最有可能威胁“新型关系”的实现?

　　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两个最大威胁，一是中美两国都缺乏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二是两个国家军事方面——尤其是海军——存在的潜在冲突。

　　二者之中，如何获取公众理解和支持会是目前面临的更严峻挑战。如果任之发展而不管，两国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为了夺取国家统治地位而产生对抗，也很可能使得中美关系趋于“零和博弈”。但是，寻求解决全球问题的“双赢”合作模式，才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心要点。

　　美国人习惯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由于领导世界是负重担，有些美国人对此觉得疲累了，开始对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承担这份责任提出质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愿意看到与之对等力量的中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美国人必须要明白， 中美两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全球问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这会让美国更强大、更繁荣，美国人民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中国人民或许会将“新型”大国关系看作是美国压制中国的行为，把中国牵扯进国际义务和责任的迷网里，并让中国担负重担。至少中国的某些人会认为，这是美国的阴谋，阻止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地位应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一致。中国人必须要明白，让他们相信，中美两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全球问题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中国要想达成其目标，成为一个发达、繁荣的国家，为其全体人民带来更美好生活的话，这是唯一的道路。

　　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大威胁，是两国军队间潜在的对抗——尤其是其海军。这种对抗至少在海洋上可能导致军事冲突——如果不会扩大的话——这将危害两国关系大局。

　　要避免这样的结果，就要快速提高两国军队间的透明性和合作程度。这会降低由于误解、误判或偶然事件导致的军事对抗或冲突的危险。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进步，但仍然不够。而且，这样的合作需要免于受两国政治关系起伏的影响。但是，当政治关系愈趋紧张之时，中国一方或美国一方却中断军事对话与合作。这是完全错误的回应方式。在政治紧张时期，两国的军事接触反而应该增加，而非暂停。

　　要避免军事对抗或冲突，也要求两国接受一些基本的现实。

　　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即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军事实力也会随之扩张，其海军也会越来越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承担起全球使命。但是，这实际上可能是美国的机遇，因为拥有更多实力的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一起——可以承担起某些监控和保护全球海上航线的重任。

　　就其本身而言，中国将不得不接受美国军队和海上力量会继续部署在亚太地区，以支持我们现存的盟国关系。但是，我认为这实际上对中国也是件好事。中国的邻国越来越对其军事力量的增长感到不安，而这将使他们放下心来，更能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

　　四、 为了加强实现中美之间“新型关系”的可能性，还能采取什么措施?

　　第一，在应对全球挑战时，两国必须将合作置于中美关系的核心。如果两个国家要达到他们各自的国家目标，享有和平、繁荣、稳定的未来，那么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二，两个国家需要改善有关双边议题的危机管理模式及争端解决机制，用以阻止争端的发生，避免打乱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维护两国关系的整体局面。

　　第三，两国需要拓宽并深化双方的经贸与投资关系，并将其真正置于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中美双方可自由地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

　　第四，两国需要建立新的机制，管理在国家资源方面(特别是食品、能源和水资源)的竞争。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开展合作或并行开发，避免恶性的竞争开发。

　　第五，两国应尝试着确定三到四个引人关注的合作项目，引起两国公众的注意。这将彰显中美合作对两国人民的重要价值。我的建议如下：

　　· 环境领域事务——如推动一个联合项目，来改善一个美国城市(如洛杉矶)和一个中国城市(如北京)的空气质量。

　　· 公共医疗方面的事务——如共同发起倡议，根除某种重大的儿童疾病。

　　· 能源方面的事务——如联合研发新技术，以开采中美两国的页岩油气资源。

　　· 太空事务——如共同领导一次国际太空探测行动。

　　最后，两国都得接受一个事实，即便在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之下，双方仍会做出对方不乐意的事情，而且都会将其视为侵害本国利益。举例而言，美国会继续在全世界捍卫人权、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因为我们相信，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国家，不仅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而且长远来说也使国家更稳定。

　　五、结论

　　如果两国能齐心协力，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潜在威胁，并且采取措施强化这种关系，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能在中美之间真正实现。如果确实如此，这对两个国家、两国人民还有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件好事。

　　编译：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us-china-a-new-model-of-great-power-relations

来源时间：2014/8/19   发布时间：201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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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中国之我见及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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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克文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评论

　　(2014年7月9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访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并作演讲，以下是演讲中文翻译稿)

　　自我初次来到中国生活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清晨我乘车去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记起初来乍到的那天。彼时这个机场仍被唤作北京机场。驶在高速时，我注意到右手边通往机场的老路。如今，它是条两车道的小路。而三十年前，它却是唯一通往机场之坦途，路上还满是马车，驴子，以及偶来的骆驼。老机场是解放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成的，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遍布中国各地，颇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特传统。然而，当我和夫人以及九个月大的女儿杰西卡最初到北京的时候，去的却是安装了全中国第一条行李运输带的“新航站楼”。实际上，“新航站楼”装了两条行李传送带，一条供国内航班使用，另一条则供国际航班使用。

　　我还记得那时我独自驱车在北京的自行车海。交通畅通得很，几乎没什么车，除了正在路上行驶的难得一见的红旗轿车——它们严实的灰棕色车帘隐匿着车内坐着的国内外显赫人物。

　　我记得我第一次访问人民大会堂是陪同澳大利亚大使与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见面，还记得他很耐心地向前来拜访的“洋人们”解释在中国确立司法独立的必要性。

　　1984年我初来上海时的记忆与之类似。与北京不同，虹桥机场还没有安装行李传送带。在下飞机的混乱人流中，我们只能从一辆小推车中捡起行李。从机场到我们领馆所在的静安宾馆的路是条小僻径。那时上海最高的建筑还是外滩边的那些老房子。

　　记得我们第一次与汪道涵市长见面是在上海大厦共进午餐。汪市长把我带到窗前，指给我看黄浦江边点缀外滩的殖民时期的老建筑。他说上海的改革开放进程已落后于全国，也感叹文化大革命带给上海的巨大破坏。他告诉我邓小平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上海的发展，还请我们国际友人也要来为上海的发展添砖加瓦。

　　我也还记得五年后再回到上海，在朱镕基市长的陪同下参加市政府举办的宴会——就在当时市政府所在的旧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大厦。在宴会上，上海政府宣布成立浦东经济开发区。我们放眼窗外，黄浦江对岸可见的只有一些旧工厂、废弃建筑和一片沼泽。那时我们想江泽民和朱镕基大概是在做梦吧。事实上，他们的确是在做梦——也许那正是早先的“中国梦”——与习近平主席今日所倡导的“中国梦”一脉相承。而今日浦东足以证明：梦想可以成真。所以你们应该能明白，当我在三十年后再回到北京和上海，我对这些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所有的独特审视和由衷体会。

　　过去三十年，我来中国百余次。我也在中国生活多年，还在上海出任过几个月的澳大利亚代理总领事。我曾以多重身份来中国：学者、外交官、商人、议员、外长和总理。而如今，我仅仅是一位国际公民。在过往的三十年里，无论中国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之中，我都能够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中国。基于这些原因，我对中国未来的国内及国际局势总体持乐观态度。要知道，悲观不难，难就难在理性审慎的乐观——那是大有裨益的。

　　你们是清楚的，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对于中国未来的乐观判断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看法。一些人害怕中国的崛起,一些人愤恨中国的崛起。许多人欢迎中国的崛起。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有三段论：第一，概述为何我对中国的未来保持乐观的判断;第二，说明为何我们仍需对未来的数十年间和平之维护持有足够的谨慎态度;第三，阐明我认为能够推动和平稳定前景的正面举措，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列出有可能出错的负面清单就了事。

　　乐观的原因

　　在书写20世纪世界历史时，邓小平将会被记录为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设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为了让愿景变为现实，他勇敢地做出艰难的政治和政策抉择，正如在1976年和1978年那些困难时期里，他所做的那些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抉择。35年以后，他的梦想即将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有时想，一些针对中国的最为尖锐的评论家应当适时思考，若是没有邓小平，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纲领没有改变，中国极易成为一个巨大的“朝鲜”：闭塞、落后、贫困、意识形态浓重，且可能颇具侵略性。但邓小平选择了为中国改革开放，而那之后一切都已不同。对此，我深表敬意。可以说，邓小平以及追随他步伐的几代中国领导人，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前进进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邓是完人。他不是。没有一个政治改革者是完美的，因为妥协在政改中不可避免。那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完美的。她不是。世上没有完美的国家。我的祖国也不完美。不同的价值体系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如你我研习中国历史之辈可见，中国的发展走向绝对是积极的。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持续提高，尽管发展不匀;中国人的个人自由远超以往，尽管某些限制尚存;诚如斯言，中国现在是创造、创新和创业的新浪潮之源，不再只是一味复制他人创新成果之地;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现而今，中国的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尽管一些地区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感到紧张，但事实是中国并未部署军事力量以威胁侵略其邻国。与欧洲殖民势力相反的是，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即便其军力足够强盛时，中国也鲜有对外使用武力。这些事的发生都非偶然，而是多年来审慎的政策协商、规划和执行的结果。

　　当然，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中国的未来面临许多挑战：收入不均、腐败、环境的可持续、气候变化;以及向基于消费而不是投资，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城市化而不是三农主导的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过程;还有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正如我们在北京和乌鲁木齐街头，还有昆明火车站不幸所见的;以及因为战略误判可能导致的地区冲突风险。但总体来说，我有理由对中国通过谈判来高效、和平，以及协作化地解决这些挑战保持乐观。西方那些认为中国体制在结构上不可持续且终将从内部崩溃的人大多在自欺欺人，抑或是一厢情愿地如此想象。

　　谨慎的必要

　　然而，事实上，当下国际社会对一个现代化中国持续崛起的反应，正处在一个危险的节点。在国际关系中，当一个新兴大国的综合实力(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认定的)开始赶上守成大国时(无论这种力量的接近是真实的还是被认定的)，相应的危险随之增加。历史上充斥着如此例证，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罗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通过其塞尔维亚同盟国的代理人)，这被称作“修昔底德陷阱”。一战爆发百年之际，我们更当对此警觉。一方面，在新兴大国获得战略主导地位之前，守成大国可能会倾向于在战略均衡被打破前对新兴大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或另一种可能，由于守成大国的决心、能力和意图的不确定性而导致新兴大国产生战略误判时，这种风险也会发生。换言之，在全球权力更迭之际，我们都须格外小心。

　　在与国际关系中其他势力的交善、理解和联盟下形成的互相牵制网络中，上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动态关系自当更加复杂化。可以说，如今的亚太地区，面临似曾相识的情况。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和地区范围都具有支配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是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总的说来，根据购买力评价指数或是市场汇率的计算方法，中国将在未来的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但是，对更广义经济力量的计算，譬如对中美在教育、科学和创新能力等潜在的实力来源的比较讨论的结果，却并不那么确然。此外，美国的软实力显然是其无以伦比的财富——当今世界赴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仍然是最多的。

　　在政治力量方面，则更难比较衡量两国政治体制在应对未来挑战(譬如“黑天鹅”事件及其可能引发的剧变)的调整适应能力。一些政论家指出中国政体有能力通过强大、集权的中央国家机器持续性地试验、调试并系统性执行常新的方案，以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政策问题。这在中国与所谓民主制度的“低效”形成了对比。同样，他们特别指出美国政治系统的缺陷。其中有两大近例：其一、最高法院放松对竞选经费的限制;其二、美国的选区划分系统日益腐败。这两个因素都利于政治上的党同伐异，将减少国会内部的摇摆席位，并鼓励候选人在初选过程中迎合两党中的极端观点以博出位。因此，这将进一步加剧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僵局，阻碍原本稳健的政治系统高效解决美国未来将面临挑战的进程。当然，美国人和他们的民主盟友认为政治体系的固有合法性应该从根本上来自于选举。但同时，政论家们也倾向于忽略美国制度所深藏的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美国往往可以利用其系统内的“政治减震器”很快调整其政经政策;而中国有时很难在其僵硬的体制内很快因需调整政策导向。总而言之，中美两国政经体制都不完美，各有利弊。

　　在外交实力上，如我所见所感，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增加，这在去年周边外交座谈会议后的九个月里特别明显。我们不仅看到更多“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导向，而且在中国近期的外交行动中屡屡看到其具体实施。当然，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美国的军事实力仍会远超中国。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发现中美综合国力比对在未来几十年中将面临的复杂变局，就现阶段而言，我们难以做出一国将超过另一国的简单判断。在可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不会如此简单明了。

　　基于对两国实力的认知和实际，我们必须重视区域关系的现状，以及与之相关的可能冲突和危机，其中包括：朝核问题，这是对整个朝鲜半岛稳定的威胁;东海的紧张局势;还有台湾问题，因为两岸关系最近的成功，台湾问题不再频见报端，许多国际评论家就认为其不复存在，但这显然忽视了台湾的周期性领导人选举，还有美国持续不断的对台军售给这个问题带来的复杂性;此外还有中国南海涉及数个国家的领土争端，以及东盟内部缅甸、老窝、柬埔寨和泰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美大国关系的因素之外，亚太地区自身的复杂情况亦不容忽视。如此战略环境要求各方在未来十年都必须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为避免中美关系因“战略漂移”而趋向冲突甚至战争，加之地区内存在着广泛的国家间安全政策的紧张关系，中美双方都应该利用积极正面的外交领导力来维护和平。

　　前方的道路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出现新的“漂移”趋势。在我看来，若任其“漂移”，则易成“危势”，此中肇因，我不在此赘述，那并无裨益，正如责难无益于外交。

　　中美关系的未来进程，似乎一直被即时发生的问题及事件所牵引，而非由积极解决问题并继续推动关系的良好愿景所塑造的核心系统原则所指导。大约一年多前，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呼吁成立一个定期召开的中美领导人峰会，就是为了在理念和操作层面构建上述塑造中美关系的“核心指导原则”。考虑到中美在哲学和政治体系上的差异，以及未来发展的不同轨迹，我第一个承认如此“核心指导原则”的构建实属不易，但也绝非不可能，在半个世纪前，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就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理念层面，我们需就中美价值观、社会规范和地区及全球秩序问题深入研究。现在有一个普遍的假设：中美两国的价值观不同，因而所遵守及倡导的国际秩序也不同。对此我不敢苟同。虽然中美不仅在普世人权上看法不同，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深刻的差异，但是两国之间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大有可以共同努力的领域。再如，中美两国的意图表达不甚明确，其对各自国家利益的定义也颇为模糊。但简单罗列出中美分歧并非具有建设性的挑战。真正富有建设性而有难度的挑战在于反其道行之：找寻中美价值体系和政策意图、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以此来构建能容纳共同政策努力的政治空间。

　　在操作层面，中美也需要在一些关键领域合作，包括朝鲜问题、反恐问题、网络安全、太空探索和灾难管理，以及更为宏大的地区和全球的安全问题。类似地，在经济领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还有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都是良好的倡议。此外，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新领域，中美也可以展开战略合作。

　　在理念层面，经由中美关系历史走向的梳理，我曾归纳定义中美关系的“7C理论”(在此，要向并不熟悉英文字母表的中国朋友们致歉)：第一，共存(co-existence);第二，合作(cooperation);第三，贡献(利益攸关者理论)(contribution (ie stake-holder theory));第四，竞争(competition);第五，遏制(containment);第六，冲突(conflict);还有第七，传统意义上的矛盾(just plain old contradiction)。第七C，即是“矛盾”，显然是认为中美分歧甚大，以至于其关系的概念化无望，而只能随波逐流地趟向未来。在过去三十五年中美关系的不同阶段里，以及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不同层面上，7C被单独或组合地用来把中美关系的实质罗列在一个从积极到消极的程度光谱上。时过境迁，是时候考虑新概念以描述当下及未来中美关系。这就需要第8个C ——“建设性”。

　　“建设性”，在中英文里都是一个积极的表达，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毫不含糊。如此积极意义就包括：国际社会中的双(多)方一起建设以增加互助互信。“建设性”，是一个形容词，其名词形态可以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有此学派——其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都值得拓展，譬如：“建设性的制度主义”。承上所述，即是：国际社会中的双(多)方一起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以增加互助互信，我们称其为：“建设性互动”，或者说是：导向长远积极变革的“建设性互动”。一言以蔽之，在未来中美关系的构建当中，语言的位置至关重要。而且需要能够彰显双方真正的外交意图的语言。当下，唯一如此的语言是，中国所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我们所应该继续求索的，就是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宏大叙事注入具体的内涵和意义。我们须承认中美都不能抹去过去的异见，但是两国能做的是在未来建设新的制度安排。

　　中国一直指责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制定了现有的国际和地区规则秩序，并期望中国能够遵守这些既定的规则秩序。事实上，起底重写现有规则秩序而又不造成全球政治动荡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现有规则秩序(包括联合国系统)存在诸多不完美之处，但必须承认的是至少我们拥有一个秩序。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世界并没有这么一个秩序。我想有序要好过无序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共识。这也许是我们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也是中美应当共同遵守的“元规则”。这元规则，至关重要，因为人所共知，秩序反面的混乱，给人类带来过些什么。我提出“建设性互动”，以及“建设性的制度主义”，其意指中美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建设新协议、新制度和适应新秩序的新规范。这首先意味着中国要在谈判桌上。气候变化谈判即是当下最好的案例。世界上头两号温室气体排放国，应当把气候变化当做是一个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并合力构建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新的公共产品。实际上，“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建设性互动”应为中美关系的核心主题。这既利于双方，也利于大家。

　　对中美建设性互动的具体操作落实则应成为中美领导人峰会的实质工作内容。安纳伯格庄园会议刚刚在一年前举行。安纳伯格庄园会议刚刚在一年前举行，开启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现在应是进程观察和报告的节点了。我们亦需以此决定未来的战略路线图。以“建设性互动”为核心指导原则，来构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路线图和具体落实操作计划，并构建全球未来需要的方方面面的公共产品，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认为，今年十一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应该在中国延续安纳伯格庄园会议的传统。也许中美领导人峰会的中国主场就可以在杭州西湖，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然，对于中美领导人峰会而言，西湖还有许多积极元素和特殊意义。

　　结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美关系的战略互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信任基于言行一致，但事实上中美之间存在巨大信任赤字，我们能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以逐步建立互信，否则，我们将面临在现实浪潮中迷失方向的巨大风险。

　　邓小平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警句来描述中国过去几十年在改革道路上的艰辛。我亲历历史，年复一年之中，难免总是感概改革的艰难，有时举步不前，有时还有倒退。然而，站在当下回望逝去的三十五个春秋，改革的总体走向则变得清晰可见。一切始于领导层的一个政治决断，以及著名的八字改革政策方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三十五年后，中国重回世界强国之林。我们庆幸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来改革开放，但必须认识到过河的艰难和途中蕴含的危险。现在是时候是把邓小平的智慧用于改革中国主要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当然“两人方能探戈”。美国需要接受“建设性互动”，“建设性制度主义”，“共建全球公共产品”，或与之类似的战略理念。当然，这些概念构成和语言表达都有待锻造。如此，我相信中美能构建起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否则两国关系甚至世界局势的前景堪忧。

　　三十年来，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嬗变我已司空见惯。相较三十年前，今日之中国已然天翻地覆。同样的，当下的中美关系也蕴含着从前难以想象的广度、深度和内涵。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总统五易其主;中国领导人亦走过四代。在不同场合，我有幸以不同的身份，与中美两国的大部分领导人相识，并见证诸君尽其所能，从无到有地构建中美关系的过程。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正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中美历任领导人(除了尼克松和毛泽东以外)从未遇过的，当下他们所领导的两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历史正向他们吹响号角。而我依然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构建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

　　谢谢大家。

　　(此讲话稿中的观点系演讲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立场)


来源时间：2014/8/12   发布时间：20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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