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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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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辉 刁大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综述


刘辉 刁大明

  2014年8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研究员、全国人大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分别作主旨发言。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代办Kaye Lee女士致辞。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发言。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美国政治经济形势”、“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等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主持,全所科研人员50余人参会。

  一、会议主旨发言

  全国人大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指出,中美关系复杂而不易驾驭,水乳交融又水火不容。近几十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已经移回东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焦虑,造成两国分歧不断。美国信奉“国强必霸”的理念,忧虑自身会“衰弱”,把中国崛起看作挑战,又加之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差异,美国怀疑中国挑战其霸权。因而,当美国一再阐明其亚太战略不是遏止中国时,中国战略界则认为太平洋已经不那么太平了,美国的行为方式有时为中国无法接受。中美要认真考虑能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起能做什么。美国具有很多合作经验,但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而言,需要长期磨合,在战略界、学术界及民间层面都需要沟通。中美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两国要加强沟通,不能一方要求另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另一方的感受和关切。

  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中众多治理机制和机构几乎全部失灵,G20、金砖等新建治理机制与机构仍旧任重道远。针对全球治理真空,中美两国清晰地认识到调整治理体系与机制的必要,两国都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责任。当前,中美两国正在针对各自内部的迫切问题进行深刻的调整。两国有很多事情可以交流合作,中美应该坐下来讨论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代办Kaye Lee指出,中美两国制度、历史、文化存在重大差异。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美国会继续关注人权、市场开放、地区安全等议题,要求中国积极负责地应对这些要求。美国会与中国密切合作,但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行动比结果更重要。

  二、美国政治经济形势

  关于对美国政治形势的观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王鸿刚提出了“国家治理”视角。他指出,现代国家良好的治理方略在于妥善平衡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建国伊始,奉行自由放任信条的美国通过确立制衡性政治制度,较好地处理了三者间的关系。镀金时代及其以前的阶段那种市场发达、政府有限、社会力量薄弱的局面随着工业化进程被打破,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失衡导致美国国家治理能力被严重削弱。通过进步主义时代和新政阶段,政府开始发挥更大作用,通过社会赋权,增强了社会力量对政府与市场的抗衡力,形成三者间的新平衡,创建了较为有效的现代治理体系。20世纪70年代后,市场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力量博弈导致的政治极化,这些“现代病”使得美国面临新一轮的改革,以延续纠错机制重塑三者平衡。

  关于美国经济形势的解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美国经济长期趋势并不乐观。他认为,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在长期增长方面面临着人口、技术、教育以及债务等因素的制约。由于2008年至2034年美国主要应就业人口的人均工作小时时间将长期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却很慢美国经济发展长期并不乐观。医疗技术发展进入了瓶颈,无生产能力的人口大批增加,拖累经济增长;3D打印机带来的小规模个性化生产有悖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大数据是一个增加竞争的零和游戏,技术创新无法在短期内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政府减少对大学的支持,大学负债增加,毕业生就业前景并不乐观,未来10年美国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将逐年下降。据调查,未来15年美国将是全球受到债务影响最大的国家,与此相伴随的政治极化僵局会严重拖累美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贺力平也认为,未来若干年中,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得益于国内需求的恢复和扩张,包括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新技术开发以及房地产与其他消费方面对自然需求的投资。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罗振兴认为,页岩气革命是美国从化石能源到天然气能源的转型桥梁,大大缓解了美国向清洁能源过度的难度。美国独特的能源体制,包括州、地方、社会、企业形成的良好创新体制,对于美国应对能源挑战发挥着积极作用。

  关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魏南枝认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二元结构导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现自愿性社会福利支出与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两种分类。由于低薪就业收益与强制性社会福利支出收益相差无几,有些美国人放弃了低薪就业机会,选择了接受实物援助成为就业市场的“局外人”与接受救济的“局内人”。由于二任合一者数量激增,未来接受政府救济性老年保障项目的老年人数量将上升,为联邦政府养老福利支出带来更大压力。

  三、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认为,奥巴马审慎的外交路线并不是一种守势外交而是谨慎传统的延续。其追求美国全球利益,坚决维护其世界领导力的目标没有变,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没有变。审慎外交政策中,作为外交工具的民主人权、经济利益因素减少,是美国模式受到世界质疑、美国相对经济实力下降导致世界对其信心下降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总体国力下降,而是在民主人权和经济利益手段效果减弱的情况下,安全议题转而成为了主要外交手段。

  社科院美国所樊吉社研究员认为,当前美国外交存在着所谓“奥巴马主义”趋势,其表现为:退出反恐战争、不轻易动武或军事介入、重塑议题转嫁负担、多边外交、依赖现存国际架构、创设新制度、力量重点调整等方面。奥巴马主义出现缘于国际上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导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在国内经济形势低迷、财政压力、国内政治极化条件下,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由“主导”转向“管理”。奥巴马主义本质上是褪色的理想主义与更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相结合的战略调整。

  社科院美国所张帆副研究员认为,美国在中东存在长期利益(如能源),也存在短期的派生利益(如反恐)。从长远看,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可能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中东的滞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美国而言,中东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以西方标准改变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存在决定性实力和影响力,当前,美国在中东使用武力非常克制的低调存在应当不会持续太久。

  四、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黄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经济持续发展,这既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又是中国复杂的周边环境深刻地影响到中美欧三方关系的诱因。三方在拉美、非洲同时存在着利益交织,中国因而成为三边关系中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强调,未来中国可能遭遇的修西底德陷阱很可能首先出现在海洋上。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朝核问题以及张成泽事件后中朝关系紧张引发的周边乱象,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关系不良阶段,在中美两国既非单纯对手,又非单纯伙伴的关系中,任何分歧、偏见、误判,都会导致重大损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指出,中美在亚太的博弈以各自建立于己有利的地区合作机制成为主要手段。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分歧与争吵是常态,以柔克刚,减少美国焦虑,实现良性互动,要始终将管控分歧处于重要位置。

  社科院美国所袁征研究员认为,中美间的诸多矛盾缘于美国面对中国崛起难以阻挡的趋势愈发失去自信所致。因此,中国应坚信自身发展能决定双边关系全局的绝大部分内容的走向,以理性心态处理中美关系。对于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周边事务中国要保持强硬态度。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周边国家虽然希望美国给予保护,但肯定不希望看到中美对抗,不希望选边站队,这就为中美防止事态升级,防止分歧外溢上升为冲突提供了回旋空间。

  社科院美国所刘得手研究员基于对联合国各类投票表决进行分析后提出,中美在联大框架内处理针对“第三方”的国际事务时共识大于分歧,合作是主流,但在局部问题上(如人权领域)的斗争呈现常态化形势。

  社科院美国所何维保助理研究员认为,《美菲条约》第四条和第五条虽然规定了南海地区属于美国对菲律宾安全承诺的范围,为中国与菲律宾发生冲突时美国介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美国在坚持《美菲条约》承诺的同时,却通过条约第一条的规定将条约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使美国对菲安全承诺大打折扣。


来源时间:2014/8/7   发布时间:20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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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眼中周永康的政治沉浮——《中美印象》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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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外媒眼中周永康的政治沉浮

  7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周永康于2012年退休前,是共产党的统治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九大常务委员之一。自此周永康成为习近平反腐运动下权力最大的落马者。

  据美联社的报道,周永康曾任四川省委,又曾掌管国有石油行业及公安法院系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负责安全的领导人,周永康管理中国的情报机构,使其能借助职位之便获取其他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高官信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周永康为反腐目标,说明他在2012年接管党内工作以来,积聚了相当强大的实力。通过消除周永康的影响,习近平在政府、安全和国企等战略领域能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对周永康进行调查,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克服一些党内高层和退休领导人的反对,因为这样做可能使中共形象受损。

  BBC驻北京记者Damien Grammatcus撰文称,调查周永康这一决定向公众和政治家们发出了意义重大的信号。打老虎的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意味着什么呢?习近平主席已经公开承诺过反腐运动既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现在他已经逮到了一只大老虎。在过去30年里从来没有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被拉下马。事实上,周永康只是一只掉光了牙齿的老虎,已经退休,而且正日渐被孤立,政治势力也已殆尽。然而,此事的意义远大于打击腐败。通过这项反腐运动习近平向世人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他有实力打垮任何人,有能力摆平党内任何与之竞争对立的利益集团。他在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同时也在向世人展示,他希望通过传统的方式来治理中国,即通过采取残酷的党内政治斗争方式从最高层着手来掌控全局,而不是通过利用外部资源来监管党内事务的方式。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针对周永康的调查将在其家族的财富积累问题上展开。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周永康的儿子、其小姨子、儿子的岳母拥有价值10亿人民币,约合1亿6千万美元的财产,其中大部分的财富都集中在周永康主管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这是基于可追溯的公开记录以及对其公司市值所做出的预估,并未将其房产和海外资产计算在内。

  对周永康的立案调查将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很长时间以来,不对在职或退位的常委进行立案调查已成为中共党内一条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对周永康的立案审查打破了中共党内长期不公开针对最高级别领导的惯例。

  该报援引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的前任编辑邓聿文的评论,认为习近平打击周永康意在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时也是在警示其他人不要阻挡他的道路。

  英国《卫报》引用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观点,认为选择在周二这样一个时间点发布消息是很有讲究的,正好是在两大重要政治会议召开之前,这意味着领导层对于反腐运动的线路图和时间表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对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展开调查表明领导层团结一致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党的合法性,赢回至关重要的民心。” 然而,清华大学的政治学者吴强则认为,早在两年前就有传言说周永康被调查,但是,此事直至今日才公开宣布足以证明这其中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

  据分析家预测,周永康将会被开除党籍,因此,他的案子可以移交至刑事司法系统,将会被审讯并监禁。“我敢肯定,几个月后将会发布起诉周永康的消息。”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Jean-Pierre Cabestan说道,他例举了之前涉及高级别官员的案件的处理方式。所有的逻辑表明,周永康事件会以一场审判来终结,类似于薄熙来案件,焦点集中在腐败上,而忽略案件本身的政治色彩。问题的关键在于,周永康会不会合作,如果合作的话,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合作。

  与周永康案件有关联的多位官员落马为习近平巩固政权铺平了道路,有些人认为,这是在向国有企业发出信号,让他们不要拒绝改革。

  《华盛顿邮报》指出,这项运动不仅反映了习近平坚定不移的反腐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勇于承担政治风险的意愿。对周永康的立案调查揭示了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巩固自身政权的彻底程度。该报援引前任CIA首席中国分析师Chris Johnson的话说:“(习近平)不仅切断了底层官员的甜头,他正对党内的主要势力进行整治。当你看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以及他的外交政策时,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把自己视为救世主的这么一个人,他是来救中国共产党的。在腐败的泥潭里,他视自己为清白的人。”

  该报援引现居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观点,认为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打击周永康对于习近平来说意味着自保。“如果习近平不打这只老虎,那他自己就会被一群老虎给吃掉。但是只打了这一只老虎并不意味着他就安全了。他必须继续打下去。” 许多分析家认为,如果习近平就此停止反腐运动,那么公众和党内人士会认为,这项运动只不过是习近平铲除政治异己的一种手段罢了。一些分析家指出,习近平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避免自己遭受上述斥责。他会将对周永康的调查纳入更广泛的制度改革的进程中。他们注意到,在周二与周永康案件同时发布的消息中有一条是关于党内高层领导将于十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决定政策方向,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

  CNN撰文指出,据中纪委报道,2013年约有182000名官员受到纪律处分,全国法院共审理23000起涉腐案件。尽管薄熙来的支持者宣称这起案件是出于政治意图,但是,国家媒体将去年薄熙来案件的审判和判决认作是习近平清理党内事务的主要例子。“现在已经是草木皆兵了,这会对共产党的高层官员产生极大的影响。”政治分析家Lam说道,“没有人指望能彻底根除腐败现象,这是根植于缺乏监管和制衡的制度本身的顽疾。”

  《金融时报》评论说,经过30多年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比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更加严重。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他能勇于挑战像周永康这么位高权重的官员充分反映了他整治腐败的诚意和决心。然而,习近平的批评者,包括一些害怕遭到打击报复而不敢公开发表观点的中高层党内官员则认为,反腐运动和针对周永康的调查对于习近平来说是其清除政治对手的捷径。

  周永康的厄运始于薄熙来的倒台,熟悉这两个案件的人认为,在2012年初被捕之前,周永康涉嫌与薄熙来串通,企图阻止习近平升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打击腐败和政治斗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你是习近平的盟友,那么你就不会受到指控。”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教授、资深政治分析师Willy Lam说道,“通过打这么大的老虎,习近平集聚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他可以通过打反腐这张牌来威慑他的现有及潜在对手。”

  路透社的报道称,在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开展调查的问题上,习近平获得了两位具影响力的前中共领导人的支持。这意味着针对周永康的腐败调查不会引发中共内部不和。

  《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周永康的倒台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末期党内领导人一致认可的不成文规定:“刑不上大夫”,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会因经济或是社会问题而遭审判。这个规定本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认为,“刑不上大夫”是一个假命题。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朝廷没有对“大夫”上刑的。中国的“法制”,而不是“法治”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法制”即官员适用法律统治国家,而“法治”即官员自身也必须服从法律。官员的腐败虽说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当任何官员对王朝本身构成危害的时候,“上刑”则是必然结果。所以,实则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有这种所谓“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对于反腐败运动是否告一段落,郑永年认为,反腐败运动不应该“告一段落”,应是执政者一项永恒的事业。反腐败往往突出其政治功能,等到现政权巩固权力后,反腐败运动也就嘎然而止。所以,反腐败运动容易“告一段落”。但是,为了建立清廉政府,反腐败不应只是一场政治运动,而应是一项永恒的事业。再者,对于反腐败来说,好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反腐败制度建设没有基于一个基本良好的政治环境的话,任何制度建设也无济于事。

  美联社还就被起诉官员案件可能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剖析,具体归纳如下:

  1. 党组织调查

  中国共产党反贪腐委员会正在开展最紧密的腐败调查,实施秘密的内部拘禁。但是,被审讯的嫌疑犯没有资格接触律师或是家人。一开始一些嫌疑犯被秘密拘禁,只有当调查员挖掘到充分证据后才发出审讯通告,如徐才厚案件。理论上来说,反贪腐委员会将报告和证据提交到中央政治局,用以讨论如何处理贪腐案件。然而,对备受瞩目的官员的处决决定,是主要的政治掮客间痛苦的商讨争辩的结果。

  2. 免职、开除党籍

  一般来说,被检举的官员往往被撤销党内职务,免除政府职务,免于公诉的法律职务,再开除党籍,将他们贬为庶民。但官员落马的顺序是可以改变的。例如薄熙来案件,在无缘由告知的情况下,薄先是被解除重庆党委书记职务,仅是在一个月之后,即2012年4月,党宣布薄熙来被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职务,正被调查。薄是周的同谋者,被认为意图谋求党内最高领导职位。在周的通告中,“同志”这一中国共产党最尊敬的词汇并未出现,暗示着他可能已被驱除出党。

  3. 案件提交法院

  党组织调查员将案件上交给审理案件的检察官。一般来说,一份公诉要经过正式批捕程序。而现实情况是,官员已在先前的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里已处在共产党组织或是其他权力机构的监护之下了。

  起诉后,提交法院,法院审理。往往政府官员的审理是不对外开放的,而且非常有效率。案件的审理似乎已被妥善安排。尽管官员面对多重复杂的指控,但是审理时间一般不多于两天。但是薄熙来案件是一个惊人的例外。审理时间持续到5天,审理期间薄提供了自己的证词。同时,法院通过及时更新的法院微博,以供大众熟知审理过程。所以,中国公众很可能同样期待着周案的公开审理。

  编译:贺蓉、小米

  原文链接:

  1.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7/29/zhou-yongkang-investigation_n_5629663.html

  2.http://www.nytimes.com/2014/07/30/world/asia/china-says-zhou-yongkang-former-security-chief-isunderinvestigation.html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Asia%20Pacific?ion=Footer&module=MoreInSection&pgtype=article

  3.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8544428

  4.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29/china-corruption-inquiry-zhou-yongkang

  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to-investigate-zhou-yongkang-former-domestic-security-chief/2014/07/29/1280fbd6-171b-11e4-85b6-c1451e622637_story.html?hpid=z4

  6.http://edition.cnn.com/2014/07/29/world/asia/china-investigation/index.html?hpt=ias_c2

  7.http://www.ft.com/intl/cms/s/0/c586124a-1714-11e4-8617-00144feabdc0.html#axzz3985lDBqZ

  8.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40805-373901

  9.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KBS0G004B20140731

  10.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high-level-chinese-officials-24768904

来源时间:2014/8/4   发布时间:20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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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行之有效——《中美印象》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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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行之有效

  2014年7月9日上午,持续两天的中美两国高层会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内容包括网络间谍问题、汇率操纵问题及中国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议问题。以国务卿约翰·克里,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为首的美政府官员及中国官员,都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上摆出了友好姿态。

  克里在开幕致辞中表示,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美国与中国在议题上会出现分歧,但北京不要将这些分歧看作是中美关系的整体态势。克里认为,我们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使其对亚太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并欢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美中两国决定走和平、繁荣、合作的道路,合作道路上有竞争,无冲突。与此同时,奥巴马也在声明中谈到,“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出现。我们决心保证,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BBC报道称,习近平认为,中美之间的利益不仅仅是互联相通,更要从合作中获得更多利益。“中美之间若是发生冲突,那将是灾难。两国应该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双方在发展道路上做出的选择。”

  奥巴马政府官员在这次会谈中摆明了问题解决的优先顺序,即中美如何密切协调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工业网络间谍问题;在具有领土争议的、资源丰富的海域上确立严格法规管理问题。

  两天内,双方彻底探讨了60个议题。经济上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中国货币汇率问题,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遇到的不公平限制问题。战略上的探讨包括来自朝鲜的核武器装备带来的威胁。

  专家认为,两国之间的对话是对中美关系的重要重申。但是一系列的政治症结点,从人权问题到网络间谍问题,双方都难以确立任何有意义的共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时殷弘认为,中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对话交流,可以将双方的合作推向更远。但是,战略方面的前景很糟糕。我不认为双方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也不认为对话能实质改善问题。

  美国制造业联盟董事席斯考特·保罗也认为,中美之间进行着大量的经济对话,但是在战略方面,难以取得好的成果。美国财政部部长约翰·卢也承认对话的局限性,“我们似乎是在两步前进,一步倒退。”

  美联社的布兰德利·克拉伯写道,几年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冷时热。在许多问题上,中美双方互持反对意见。这也反映出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本身难以消磨的冲突。

  例如,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卢控告中国,故意调低人民币汇率“元”,以推动出口增长。这使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指责他“捏造事实,发表误导性的政治言论”。

  今年5月,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官,指其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官方媒体则指责美国以双重标准对待中国,并且认为美国控告中国的行为十分荒谬。最近,美国一位在亚的高层外交官在一次美联社访谈中,提出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应重新开启,这一工作组在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官后就关闭了。但是,中国提出开启工作组的条件是,美国撤销对中国军官的控诉。但美国没有任何计划要引渡这些中国军官回中国。

  此外,美国的盟国日本、菲律宾还有越南,对不断崛起的中国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挑衅行为感到担忧。中国也抓紧控制争议海域的制空权。美国试图使中国运用现有法规与邻国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但无济于事。中国无视美国的行为,并视其干预中国内政。北京指责华盛顿通过支持中国邻国,越南、日本、菲律宾,以试图牵制中国。而美国辩称,支持邻国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地区稳定。

  BBC媒体认为,两国关系不信任因素增加。

  几个星期以前,美-菲在南海争议海域附近进行军事操练,这引起中国的担忧。同时,美国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邻国签订的军事盟约,及在争议土地附近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加,都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隐忧。并且,日本内阁决定重修宪法,使日本军事力量在海外作战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国内的反日言论不断增加。中日两国关系由于对中国东海一系列岛屿的争夺,纷争不断,关系也日趋紧张。

  经济领域的协商: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伊丽莎白·依克诺米认为,中美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限于双方关系,而涉及多方问题。中美关系事务纵横交错,但两国合作有利于双边以及多边问题的解决。为求两国关系取得建设性发展,美国如何成功地构造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呢?具体有三个步骤。

  1. 存在于中美利益重叠的地方:贸易和投资。

  美中两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力的经济关系。双方分别是对方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不仅在贸易方面,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对外投资也表现出积极态势。但是,严峻挑战依然存在。

  减少美国对中国投资和经贸的壁垒,这一努力在美国进展缓慢。除此之外,由前美驻中国大使约翰·洪博培和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为首的私人委员会提供的报告指出,由于知识产权被盗用,美国经济预估损失3000亿美元。然而这损失资金的50%到80%都应由中国负责。除此之外,北京政府改革货币政策的政策,并没有相应地附加其他措施,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也没有有力措施来限制中国政府干预货币市场。

  美国在与中国协商的过程中,要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从盗用知识产权到在汇率操纵上给予美国更多的便捷。然而,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的议程会谈,不如发展一个全面的经贸投资框架,以保障双边经济关系。这将包括双边贸易协定(BIT)——目前还在初始阶段——直到确立彻底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这将有利于协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对单个问题的逐步探讨。

  然而,两个国家都陷入在对方的消极评判中:中国声称,美国寻求遏制他们。美国人则争辩说,中国窃取美国资源,没有美国,中国难以获得成就。双方领导人应该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以促进两国向前发展。

  2. 第六轮经济战略对话应建立双边工作组,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如果美国和中国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少10%,那么2011年美国经济额外就会增长45%。而且,双边性质的FTA会为中国最终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奠定基础。这是中国官员越来越感兴趣的事情。

  3. 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和中国达成贸易投资协定,美国应利用这一点。欧盟正处在与中国商讨BIT的初始阶段。美国应找到与欧盟的共同点,以此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砝码。

  伊丽莎白认为,若是不能与中国建立长期艰难的经济新框架,那还不如按兵不动,对话也不值得开启。

  经济方面协商难以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经济观察网的评论人尼古拉斯·布尔斯特认为,鉴于中美关系的整体态势,少有人期待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上经济方面的协商能有重大突破。

  最近几个月,中美双边汇率问题又一次提上日程。尽管与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相比,今年人民币贬值速度放缓。但这已表明,自2005年以来逐步增值趋势发生了明显改变。面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国会对在经济弱势期间的中国,可能陷入竞争性贬值的疑虑,美国财政部奋力争取,停止中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中方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利干预外汇市场,以抗衡过猛的资金流入。但中国政府同意,“条件允许的话,减少适当干预”。同时,中国也承诺处理另一个长期受美国财政部经常抱怨的问题,愿意在技术方面,增加政府的透明度。

  另一经济方面的重大议题是双边投资协定BIT。去年战略经济对话最大的突破口是中国同意协商一份有利于外国投资的高标准的双方投资协定BIT,这是中国政府方面的巨大转变。虽然今年的战略经济对话在BIT方面并没有重大突破,但却为BIT协商过程设立了具体目标。

  通过协商,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取得了进展。中国决心在几个重要方面,包括石油、电力、天然气等方面,让市场在价格的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中国还决心在国外投资方面移除限制条件。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强劲,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本质的不对称,使扩大经济合作受限。美国市场或多或少地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开放,所以对中国让步的余地就不大了。相反,中国经济对外国企业设限不少,所以,谈判的时候中国的筹码就多。

  尼古拉斯还认为,几年来对经济战略对话的高度期望之后,双边经济关系达到了稳定阶段。更多的协商谈判正在继续进行,双边关系因此取得进展,但不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中美战略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本质上受限的经济关系能否继续担任两国合作关系的粘合剂呢?不确定的答案引发了双方的担忧。

  美国财政部部长约翰·卢承认了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局限性,“我们似乎是在两步前进,一步倒退。我们需要朝着市场决定汇率的方向努力。” 美国制造业联盟董事席斯考特·保罗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财政部长应指出中国政府控制市场货币的行为,而不是避而不谈。

  自从对话开启,每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如今已达到3180亿美元。最近,中国又放缓了人民币升值速度。在中国,货币受政府压力的影响,所以放缓汇率的行为值得关注。之前中国履行承诺,取消了对华贸易和投资障碍,但却衍生出另一让美国头疼的问题。对于美国谈判者来说,这是一个必输的游戏。中国在双方对阵的舞台上犯规次数过多。但是我们仍在对话交流。因为我们无路可走。美国财政部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并将中国政府干预货币汇率的事情搬到桌面上来。

  从历史上看,对于中国政府干预货币汇率这件事,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事实上起 了作用。2005年,美国参议院在汇率法案上的程序性投票就刺激了人民币元的增长。2010年,美国前任财政部部长在G-20峰会上对汇率操纵问题上表现强硬后,北京再一次在人民币问题上让步。如果奥巴马总统愿意与中国商贸行为抗争的话,中国政府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自2000年以来,美国至少有55,000个工厂倒闭,武器制造也部分地依赖中国,美国大桥的建设也是使用中国的钢铁。这是缺乏战略性决策的表现。第六轮经济战略对话的结果,美国代表团应让中国政府在调控汇率和贸易欺骗问题上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部长卢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客观标准的同时,也要拿出可信的制裁威胁。中美的会谈或是对话只有在责任义务都存在的时候才行的通。

  编译: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

  1.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09/us-china-conciliatory-talks-begin-beijing

  2.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8223648

  3. http://www.forbes.com/sites/elizabetheconomy/2014/07/01/making-progress-at-the-u-s-china-sed-go-strategic-or-stay-home/

  4. http://blogs.piie.com/china/?p=3957

  5.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4/07/06/lots_of_economic_dialogue_with_china_little_strategy_123203.html

  6. http://www.foxnews.com/world/2014/07/08/us-china-strategic-economic-talks-face-test-can-produce-agreements-or-just/

来源时间:2014/8/2   发布时间:2014/8/2

旧文章ID:386

倪世雄、潜旭明:霸权之基——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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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世雄、潜旭明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8期

  美国为实现其国际能源战略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有:能源外交、控制能源产地、控制能源通道、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石油美元机制等。美国通过这些手段控制了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供应板块、需求板块、能源运输通道,美国还通过吸收和释放石油战略储备来影响国际石油市场,通过改变美元的利率和汇率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

  能源外交。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开展能源外交最为活跃的国家。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将能源安全置于外贸和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并强调“能源从一开始就是个外交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强化与非洲等能源生产国的合作确定为“加强美国自身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在美国的对外交往中,外交官对产油国的访问次数远远多于非产油国。在八国首脑会议等多边与双边外交舞台上,美国总统和其他有关政府要员,把能源问题当作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磋商和协商。早在1995年,克林顿政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里海能源工作小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负责处理里海地区的能源外交事务。1998年,美国政府设立了负责里海盆地能源外交的总统特别顾问一职。

  2006年3月,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卢格向国会提交了《2006年能源外交与安全法(草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对外能源合作,保障本国战略和经济利益。法案指出,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储量集中在少数国家,能源供应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意愿。因此,美国应将保障能源安全摆在外交政策中的优先位置,政府需要继续并加强与外国政府和实体的能源合作。总统应确保美国政府的国际能源活动紧密围绕国家安全需要,并且建立专门机制,协调联邦机构执行国际能源政策。国务卿应将能源安全纳入国务院的核心任务,在国务卿办公室设立国际能源事务协调官,负责完善美国国际能源政策。

  美国能源外交着眼于以本土为中心,确保加拿大、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的石油进口,开拓中东、中亚、非洲等其他石油蕴藏丰富地区,同时与其他大国展开竞争。美国的能源外交主要出发点是确保能源稳定供应,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外交,实现与能源相关的目标和安排。美国能源外交主要表现为以外交促进能源安全和对外能源合作,通过外交手段,包括与能源输出国发展良好、稳定的关系等来降低能源安全风险。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外交领域采取了诸多措施。首先是运用多边外交的形式,应对以OPEC为主的卡特尔的石油外交。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立了IEA(国际能源组织),制定能源计划,实施能源战略储备、建立能源应急机制、实行能源来源多元化、环境保护等在内的一整套措施,以削弱OPEC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第二是通过外交手段来消除地区冲突隐患,稳定产油国的政局,避免由于冲突和战乱而导致石油危机,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美国积极推动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能源安全。第三是通过经济贸易及援助形式与能源供应国构建“相互依赖”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沙特等专门开放国库券市场,同时向中东产油国输出资本、技术以及军火,加深了石油输出国对美国技术、市场和军事装备的依赖,软化欧佩克国家,使之不轻易使用“石油武器”。为美国国际能源企业向海外发展铺路搭桥也是美国能源外交的重要内容。

  控制能源产地。美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为了控制全球能源,美国甚至不惜发动战争。21世纪以来,美国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建立亲美政府,分化瓦解OPEC,抢占能源地缘政治的支点,进而影响国际石油市场。

  第一,极力控制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是美国进口油气的主要来源,美国每天从该地区进口的石油约455.8万桶,占全美石油总消费量的近1∕4。新罕布什尔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克莱尔在其所著《资源战争》一书中指出:“石油作为力量之源超过它作为燃料的分量……控制了海湾,就等于控制了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于让我们的手握住了水龙头。”布什政府提出的《美国能源政策报告》也明确强调,“寻求更多的资源供应地是今后的优先任务,但美国始终要依赖中东的石油,必须加强对中东石油的控制。”美国各届政府采取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对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加以控制。主要措施包括稳定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与该地区其他主要产油国的外交合作、军事推翻萨达姆政权等。

  第二,进军中亚、争夺里海地区的能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亚里海已被美国作为其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纳入其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美国采取了官商联手、政经结合,并以军事战略密切配合的策略。布什政府不但以提供经济援助、技术援助和发展经济合作等方式同里海国家加强联系,而且与里海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布什政府一边争夺里海石油资源开发区,一边积极谋求石油运输管道控制权。其主要举措包括:一是加强能源外交、为本国石油公司进入该地区铺平道路。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里海能源工作小组”,负责处理该地区的能源外交事务。该小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由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特派代表担任协调人。二是积极促成美国大石油公司到里海地区抢滩登陆。美国不断加大对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投资力度。三是力主修建多条管线、确保里海油气输出,由于石油供给和需求在地域上分离,供给和需求地区的连接线就成了能源政治的焦点,对能源运输线的关注往往可以成为介入他国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借口。美国正是借助石油输送管道实现对油管过境国的控制力度。另外,通过石油输送管道,美国还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里海地区的控制力。美国绕开俄罗斯另修一条管道,成功地把阿塞拜疆等产油国和过境国拉入自己阵营,从而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第三,加强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军事存在。这些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的主要任务,一则可以保障美国从这些地区的石油进口,二则可以控制海上运输通道。美国通过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加强对非洲产油国的军事援助,影响当地的政局,进而保护美国在当地石油公司的利益。美国通过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借机对南海局势施加影响,从而为美国石油公司在东南亚获取油气资源保驾护航。

  控制能源通道。控制能源通道,历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之一。为确保能源运输安全,美国下大力气加强海军建设,利用其强大的海军控制全球石油战略枢纽和石油运输通道。

  第一,控制全球海上要道。海运是国际石油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海运量大、通过能力强、运费低,因此美国政府始终把控制海运航道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1986年2月,美国海军制定了控制世界上16个海上咽喉航道的计划。其中,太平洋有5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朝鲜海峡和太平洋上通过阿拉斯加湾的北航线;大西洋有7条:加勒比海和北美的航道、佛罗里达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好望角航线、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地中海有2条: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印度洋有2条: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

  第二,控制陆上油气道。一是强化对中东的控制。中东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扼东西半球的交通要冲,“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世界60%以上的石油和四分之一的贸易从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这条海上黄金通道经过”,地缘地位非常重要。美国历届政府都把中东看成是“美国、欧洲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生存的基石”。美国为控制石油资源,始终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世界石油储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的。二是向高加索及中亚地区渗透。在中亚里海地区,美国出于石油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考虑,避开俄罗斯和伊朗,竭力支持巴库—杰伊汉“政治”管线。以管道及能源利益为借口加强在里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以阿富汗为枢纽,打造南亚、中亚和中东“大三角”。“9·11”事件后,美国加快发展同印度的战略关系,极力撮合以色列、土耳其和印度的关系,并试图把自己在中亚、南亚、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连成一片,构筑中亚、西亚、南亚一体化军事走廊。三是大力投资非洲及其他地区输油管线。美国石油公司在积极修建乍得西南经喀麦隆通往海上的输油管道,参与西非天然气管线建设。美国以反恐和国家安全为由,通过增加对非洲产油国地区国家的军事援助、培训军事人员或者与这些国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等形式加强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美国从2007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投入1亿美元的资金,加强9个非洲国家的安全局势。此外,美军还在油轮经常过往的大西洋水域举行演习,成功演练了控制原油开采地区海上和空中走廊、监视原油通往世界市场运输路线的能力。

  在2006年,美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从属于欧洲司令部指挥,欧洲司令部人员将近有一半多的时间花费在处理非洲事务上,2007年,布什总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新的司令部——非洲司令部。美国通过将反恐、石油、驻军三者结合起来,将非洲打造成美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重要基地,使该地区成为维护其能源安全的重要能源地缘支轴。

  石油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是美国石油应急对策体系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美国国际石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巨额石油战略储备起了“能源安全稳定器”的作用。

  1975年12月22日,福特总统签署《能源政策与储备法》,授权能源部建造储备能力为10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这一措施是美国整个石油安全应急对策体系的核心,是其应对可能再出现的石油供应中断的最主要手段。自1976年起,美国开始在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近墨西哥海湾一侧沿岸兴建5个储油点,其中除Weeks Island因储油洞被发现有漏洞而废弃外,Bryna Mound(2.3亿桶)、West Hackberry(2.25亿桶)、Big Hill(1.65亿桶)和Bayou Choctaw(0.8亿桶)四个储油点总储存能力达到7亿桶。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认为战略石油储备对维护美国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提出了扩大石油战略储备容量的建议。2003年4月,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了布什政府的建议,并批准拨款15亿美元用于扩建储油设施,到2004年底,战略石油储备为6.76亿桶,占石油储备总量的41%。

  战略石油储备有助于美国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斗争中占据主动。2004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达到相当于全国60天左右的石油进口量,这样庞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可以抵御国际石油供应严重中断或巨额短缺,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由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庞大,战略储备石油的购买和释放都会给国际石油市场带来冲击。当国际石油市场价格过高时,美国可以通过释放大量的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当石油价格走低时,美国联邦政府可通过购买大量的廉价石油来补充石油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大幅增强了美国对国际石油市场操纵和干预的能力,在购买和释放的过程中都占据主动地位。从国家整体而言,石油战略储备也可对国家产生巨大经济效益。

  石油美元机制。20世纪初,美国石油出口居世界首位,1914年美国产油2.66亿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65%,1917年增至3.35亿桶,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67%,其中25%的石油用于出口。当时墨西哥湾的原油都是采用美元来定价的,从墨西哥湾出口的石油采用基点体系来定价(墨西哥湾产出的原油价格+运输的费用=到岸的石油价格),这为石油用美元定价奠定了历史基础。

  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时任尼克松总统特使的美国财长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数次飞往阿拉伯地区,于1974年与沙特货币当局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该协议规定沙特中央银行可购买在竞拍机制之外的美国政府债券(美国政府保证这些资金的安全),但沙特必须确保以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出口唯一的计价货币。在西蒙的继任者迈克尔·布鲁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任职其间,又把该协议扩展到OPEC其他成员国,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就都拥有一定量的美元储备。

  这些协议使得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计价货币中处于垄断地位,沙特等国的石油收入又以资本的方式重新回流到了美国,为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融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正是通过美元垄断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媒介地位来维系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石油美元的回流在美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方式维持美元输出的同时,保证了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从而也就弥补了贸易和财政上的赤字。这对支撑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支撑美国霸权的支柱主要有三个:美元的霸权地位、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和处于领先水平的高科技。这三个支柱中,美元霸权又是首当其冲。美元霸权地位的稳固又必须以石油贸易确保以美元结算为前提,因为一旦OPEC国家的石油贸易转为使用欧元,就会带动世界其他大宗贸易转为用欧元结算,形成“石油欧元”体制。那么,世界各国就会把外汇储备换成欧元,抛售美国企业债券、股票……造成连锁式的动荡反应,美元就会大幅度贬值。所以保证在OPEC国家的“石油美元”垄断地位,是建立美元霸权的基础。

  建立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世界上与能源有关的利益主体(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通过制定一系列国际机制,如能源交易支付机制、生产国库存和配额机制、消费国战略储备机制等,在能源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方面达到某种相对稳定或均衡的状态。美国目前在能源方面组建和参与的主要国际机制有:国际能源机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八国集团等,美国通过建立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整合西方发达国家集体的力量,实现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调控,对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建立成熟发达的期货市场。1978年11月,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推出世界第一个石油期货合约——取暖油(heating oil)期货合约,该合约在上市两年后成交量迅速上升。1979年石油危机后,一些石油现货企业看到石油期货的套期保值作用,利用石油期货来规避国际石油价格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后,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石油期货取得巨大的成功,交易量由1984年的约200万张增加到2002年的1000多万张,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期货品种。2003年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能源期货和期权交易量超过1亿手,占三大交易所总量的60%,其上市的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商品期货,是全球石油市场最重要的定价基准之一。

  目前的国际石油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成熟发达的石油期货交易体系,使得国际油价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西方大国和国际资本集团手中。美国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者把目标转向石油,美国治下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力量空前强大,对石油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元对石油计价、美元债券、期货市场以及对全球近70%的石油资源及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以及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使得美国掌握了石油的定价权。

来源时间:2014/7/29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416

崔立如:中国未来十年国际战略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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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立如  来源:2011复旦发展论坛

  【摘要】

  崔立如教授从当今世界的新形势出发分析判断了未来十年的世界新变化、新趋势,以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变量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局势,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发展的趋势及其面临的挑战,并为中国未来十年的国际战略提出了确定国际政治经济大舞台上主要角色的自我定位,呼吁明晰化、统一化的外交战略方针,以期构成强大持续的国家战略合力。

  【演讲概括】

  未来10 年中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刚刚发表的和平发表的白皮书,十分明确的阐述了主要目标和基本方针,未来10 年国际战略的主题答题可以概括为把握为时代把握的主题,找准新观念,应对挑战,以我为主,扬长避短,以开创性思维,实现10 年的发展目标。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拐点,国际关系在二战结束以来有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有以下特点:

  世界格局演变进入了变化。美国和欧洲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地位大大削弱,出现大量的决策中心、行动中心。世界经济政治中心东移。

  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竞合关系。你中有我,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

  发展严重失衡。表现为全球性、国际性,经济上、政治上、安全上都在不同程度的有极大的损伤,造成新旧矛盾,趋势动荡,热点问题提出,恐怖主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种失衡的反映。

  安全问题前所未有的广泛化。这与政府社会问题交集。

  国际政府呈现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非国家性问题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问题突出,社会日新月异,明显改变传统的政治形态。

  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受到根本性冲击,改革进程已经开始。复杂性是认识全球化时代、多极化世界的国家间政治的概念,以往有深刻的含义,不仅是对关系状况的描述,更是对现代关系本质的表现,它所包含前所未有的关联性、不确定性。

  对中国外交而言,最重要的变化还不是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是自身发展变化以及我们外部关系变化:

  30 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今天世界发生前所未有大变化中最重要的变量。我们观察、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发展变化,再不能作为旁观者只能看世界,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局中人。处在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在决策定位、战略宏观和指导方面实现转机,改革开放30 年来,我们扮演的国际角色和外交政策都需要转变。

  今天,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世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所以世界第二大国这个说法日益成为国际上认证的真正的标签,身份的多重性是中国当今和今后相关时期后国际角色的特点,但是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大国,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身份。在这两年的外交事故中,中国的角色转换事实上已经有了,而加强宏观指导性和自觉意识,对提高外交政策的重要性有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做两个大的判断。在此期间,包括所有大国的国家,都面临政府的挑战,或者经历困难的转型,乱向横生、动荡和不确定,是中国的形势。中国的提升带来外部的紧张,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存在的问题会加以渲染、放大,更容易作为主要方面。中国威胁论会被以各种方式不断炒作,难道对华政策造成不以消极的阴影。我们以新的角度来展示中国与世界关系。

  要取得战略性的举动必须想得更远,站得更高:

  国际战略应该是全球战略,要高屋建瓴,这样中国变大,地球变小。提升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要确定国际政治经济大舞台上主要的自我定位,不扛旗,但要发挥领导性作用。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积极的形象,要分清战略定位和外交的区别,应该扮演的大国角色当仁不让,行为方式上要低调。就此而言谦虚谨慎比韬光养晦的方法更为恰当。

  未来10 年,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借用西方机会的窗口的概念,是总体国际形势对我较为有利的一个时期,但即使是机遇期也不宜太长。未来10 年对中国说是机遇和挑战,两者都不确定,可以相互转化,从全球国际化和国际决策变化的视觉,认识国家关系的变化形态,和由此带来的多重性,应该成为中国开创性思想品质的基础。

  中国国际战略由模糊走向清晰:

  在哲学理念和物质之间搭建更为清楚的战略观念、战略主张、战略学说、战略目标和路径的连接,建立对内对外的基本一致性,在外交目标大政策、大方针下形成统一的条件,也是对内进行领导,对外进行沟通的必要条件。这样有助于加强对内的统领性,更具有公开性。这样才能适应多元化、信息化社会的要求,减少自我公共外交的盲目性和混乱问题。

  其实这种公开的做法,我们最好的就是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把整个战略、战术全部讲得让大家非常明白。所以我们古人讲“兵者诡道也”。

  要厚实战略:

  中国外交战略思想和逻辑基础来自和平发展理论,国际战略的根基在国内,在和平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强大的内生性动力来自中国表面,众多勤奋的人们,文化悠久灿烂,有包容,有较强决策和执行力的国家。中国将不断增强的内生动力是和平发展,也是未来10 年中国国际战略的后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世界的主要问题,坚持发展统筹地位,安全战略要要有更有利的措施,为发展保驾护航。

  明显重点,发挥战略优势:

  周边是我们外交的首要,在未来10 年进一步作为中国全球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中枢,提升到国际战略,下大力气全方位开创中国的趋势,沿海省区地方经济和周边国家有自然合作关系。在重点经营周边战略时,需要清楚认识两方面问题:一是我们自己伴随中国崛起而产生了膨胀心态和急功近利的倾向,为追求产出效益,而忽略统筹兼顾,包括其他方面合理的文献;二是周边国家,尤其是邻国,对中国日益强大喜忧参杂,既希望受惠又有防范,我们要开展这方面努力,以亲和力胜人心。在一定程度上,亚洲这些国家应该成为关键的对象,也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对象。

  大国在亚洲的竞争、合作、博弈,将成为未来10 年最主要的战场。如何寻求共处之道?树立共同体的概念,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大课题。

  作为改革开放形成互动的立场,中国和平发展要求我们的外交战略能够反映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在一定意义上也包含着一种期望,中国和平发展的实现过程也是新的大国和平崛起的外交形成过程,这可能表现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政策。随着中国外交迎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有更清醒的战略意识。

来源时间:2014/7/29   发布时间:2011/10/20

旧文章ID:399

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战略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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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传颖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自2012年起,网络安全就成为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新问题”。但在刚刚落幕的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网络安全问题似乎突然消失在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双边对话平台中,中方发布的成果清单对此只字不提,而美方的简报中也着墨不多。似乎在向外界表明网络安全问题在经历了“起诉”中国军官事件后,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恢复了“平静”。

  但这一切未必真实。一方面中美在网络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消失;另一方面,双方远未就一些关键性的议题达成共识。目前的平静来自于“起诉”事件后,中方强硬的中断了中美网络工作组和其他双边领域的交流,并且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方一时失去了在双边网络安全议题中的主导权,并且表现出有些不知所措。也就是说此刻双方刻意的避免讨论网络安全问题只是为了接下来更激烈的交锋做准备。目前双方手中都还有一些关键的牌没打出来,并且都在积聚更多的牌。对美方而言,“起诉”事件只是开了个头,接下来还可以通过“审判”、“定罪”等一系列动作向中方施压。对中方而言,可以继续利用“棱镜门”向美方施加压力,质疑美方的合法性。可以预见,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较量将会进一步升级。

  网络安全问题之所以在双边关系中处于关键性位置,其背后隐含的是双方在全球层面的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上的斗争和在双边层面网络战略上的竞争。网络空间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的一个虚拟空间,随着网络的渗透度不断加强和新技术的不断突破,空间的战略性地位急剧上升。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权力、利益分配机制和行为规范并没有建立起来。有人认为网络空间建章立制的重要性等同于战后的建立的国际秩序,谁主导了秩序的建立也就会主导今后的国际体系。

  在网络安全议题爆发之前,中美早就在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中有过几轮激烈的较量。第一次是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俄罗斯联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抵制。该文件认为,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应尊重各国在网络空间中的主权,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多样性等。第二次是在2012年迪拜的国际电信联盟大会上,89个信息发展中国家与55个信息发达国家在将“成员国拥有接入国际电信业务的权力和国家对于信息内容的管理权写入《国际电信规则》上发生了分裂,最终信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得到了满足,但这55个信息发达国家也毫不让步,保留了签字权。

  中美双方在全球层面的争议导致了网络空间建章立制陷入困境,美国因此把矛头直指中国,在双边层面以所谓的“网络经济间谍”向中国发难。但美国特工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的“棱镜计划”向世人展示了美国在网络空间大肆开展网络监控、入侵他国网络空间的事实,打乱了美国网络战略的部署,使得美国一度停止了对中国的施压。直到斯诺登事件过去将近一年的时候,美国开始重新启动新一轮在网络安全领域对华的攻击。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经济间谍罪”起诉五名中国现役军官,使得网络安全议题再次成为全球焦点。此举的重要含义在于美方绕开了外交途径,以国内法律来实现对网络空间的司法管辖,并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实力造成了严重伤害。据笔者观察,第二天召开的美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媒体的提问全部是关于中美网络安全,以至于发言人多次引导记者提问一些其他领域的内容。

  这一事件中,中方的反应也超出了预期,首先是中止了中美网络工作组机制,随后又扩大到多个网络对话平台;紧接着,推出了针对美国企业的网络设备采购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不久后,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首次系统地以官方半官方的形式整理和披露美国对中国的长期非法监控,确认了美国监听中国国家领导人,入侵中国电信网络等事实。中方的强烈反制的确打击了美方的嚣张气焰,也使得美方丧失了网络安全议题上的主导权,也使得双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交流对话接近停止,才出现了在第六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都没有把网络安全作为核心议题的情况。

  客观的说,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争吵并不完全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尤其是对中国来说。首先,美方对华的攻击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网络安全的重视。一度美国内部制定了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任何高层领导访华或者在多边场合与中方高层交谈都必须要以网络安全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中方为了反击美国的指责和争夺主导权在网络领域做了一系列的战略性部署。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担任组长,李克强和刘云山分别担任副组长,并且下设了一个正部级的办公室。随后,又大刀阔斧的开始了组织机构改革,将国家信息化办公室从国务院新闻办独立出来成为网信小组的实体机构,另外还分别从工信部、中科院整建制的划入了一些司局。另外,一些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也不断开始建立和完善,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网络战略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中方对于网络空间的认知,斯诺登事件向中方揭示了网络对于今后国家竞争力战略的重要性。网络技术创新促成了全球资源大规模重组转移,网络强国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轻易的攫取他国的信息资源,并将其转换成本国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竞争力的基础。为了未来国家竞争力之争,奥巴马政府大力支持云计算、大数据等具有颠覆性的网络创新技术。不仅在每年庞大的IT采购预算中优先采购云计算服务,还建立联邦云计算示范工程,并通过一揽子计划鼓励亚马逊、谷歌、微软、IBM等企业在全球获得领先地位,把美国打造成全球数据的存储、交换中心。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可以进一步围绕着“全球介入”能力,打造国家竞争力。大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整合,可以掌握原先只有政府才能掌握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敏感信息,谁掌握了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即意味着可以轻易突破其他国家的数据主权。奥巴马政府还特别责成白宫科技政策委员会成立大数据高层指导小组,要求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积极支持“大数据研发计划”。通过对于海量网络数据的分类、加工、转化,增强了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军事、文化等领域领先地位,奠定了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最后,加大对于民族产业和品牌的支持和发展自主网络技术力量是中美网络竞争过程中给中方最大的启示。中美之争实质是双方在ICT领域全方位的能力竞争。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小组肩负着维护网络安全和促进信息化在国内应用的两大使命,民族产业和自主技术是完成这两大使命的基石。随着中美在网络领域的竞争加剧,政府加大从财政、金融、技术等领域对一些关键性的新技术领域,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支持力度,国内从事网络安全和网络设备的企业股票也一度持续涨停。

  当然,中美作为网络空间中两个重要的大国,虽然有着很多的矛盾和竞争,但总体而言,也存在着很多合作的领域。两国的互联网应急响应机构(CERT)之间、公安部与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网络犯罪、信息产业部门在技术合作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合作。鉴于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威胁网络空间自由、有序、发展的威胁不断加大,网络安全的“水桶理论”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如果双方能够本着以“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对网络安全议题实行有效管控,那么无论双方的在网络领域的竞争如何激烈,都不会危及到网络空间和平与发展,这不仅对两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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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4/7/28   发布时间:201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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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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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育群  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即推出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以下简称“阿巴战略”),旨在通过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合作,尽快实现从阿富汗撤军的目标。“阿巴战略”包括政治、外交、安全和经济多个层面,在经济方面的具体体现即为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本文将对该计划的战略定位、实施情况、主要盲点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进行具体评估。

  一、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定位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帮助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摆脱俄罗斯、伊朗的影响,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同时也为了利用里海地区重新被发现的油气资源来实现其能源进口多元化的目标,就曾提出“丝绸之路计划”,具体表现是美国国会于1999年5月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Silk Road Strategy Act of 1999)。[1]冷战后,美国将中亚国家与南高加索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政策设计,因此该计划也强调通过经济手段加强这一区域同外界的联系。由于里海的油气资源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该计划的目标是加强中亚与南高加索国家和欧洲的经济、能源联系,而非南北方向与俄罗斯和伊朗的联系。

  2011年7月,美国为了顺利从阿富汗撤军,并防止撤军后阿富汗安全形势急转直下,其在中亚、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受损,再次提出更新版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试图以阿富汗为枢纽,加强中亚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具体而言,该计划的战略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通过加强中亚—阿富汗—南亚的经济合作,帮助阿富汗经济在美军撤离后平稳发展,防止安全形势恶化。据估算,自发动阿富汗战争至2011年,美国向阿富汗提供了188亿美元援助,超过其在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的投入。[2]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的大量消费与援助制造了阿富汗的“战时经济”,扭曲了阿富汗经济的增长方式,导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7%来源于国际消费。[3]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4年后阿富汗将很难继续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美军和北约军队的撤出将直接造成阿富汗经济年增长率降低2到3个百分点。[4]2014年后,不仅美国及其盟军在阿富汗消费将大量减少,美国及国际社会对阿援助也将急剧下降,阿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在阿富汗经济缺少内生动力,且政治、安全形势为经济发展添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美国希望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实施,打通中亚—阿富汗—南亚的贸易通道,为阿富汗提供能源、创造就业机会,并开拓产品市场。

  其次,加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随着印度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地区影响力的逐渐扩大,美国对美印关系的发展寄予较高期望,希望借印度的力量对中国及伊斯兰世界加以制衡。印度与阿富汗有着紧密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在阿富汗重建过程中一直试图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美国由于顾忌巴基斯坦的态度,始终对在阿富汗问题上与印度合作比较低调。随着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美国开始试图通过提升印度的地位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访问印度时表示,“美国将印度看作从印度洋到阿富汗及其它地方的安全提供者”,美国国防部官员也表示,美国欢迎印度参与培训阿富汗国防军和警察部队。[5]“新丝绸之路计划”试图推动中亚—南亚的能源合作,这对能源短缺的印度而言有较大吸引力;计划推动以阿富汗为枢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和已经在阿富汗投入巨资进行社会重建的印度的目标高度重合;计划推动地区合作稳定阿富汗经济,这也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新丝绸之路计划”既能为印度带来实际利益,也能为其提供扩大影响力的平台,美国希望借此拉拢印度,为其战略利益服务,这也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正式宣布“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原因。

  第三,防止俄罗斯、中国垄断中亚事务。防止俄罗斯对中亚的垄断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贯的战略;随着中国对中亚影响力的迅速崛起,美国也视中国为战略防范对象,认为中国—中亚关系的加强不利于中亚国家朝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美国认为,与19世纪中亚地区的“大博弈”不同,目前中亚的大国博弈是多层次、多维度和多行为体参与的,中亚国家也是参与其中的行为体。当美军撤离阿富汗后,中亚国家担心面临双重威胁,一是与塔利班结盟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可能在阿富汗掌权;二是美国的离开会使得它们面临俄罗斯和中国的压力,被迫进入其中一国的势力范围。[6]基于以上判断,美国试图通过“新丝绸之路计划”为中亚国家寻找新的能源出口方向,防止它们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俄罗斯和中国,也防止军事力量大范围撤出中亚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中败在俄中之下。

  第四,防止伊朗对阿富汗的干涉。伊朗和阿富汗有近1000公里的边境线,在阿富汗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各个历史时期内,伊朗一直在加强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伊朗人阿富汗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7]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后,伊朗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根据2001年任美国阿富汗特别代表的詹姆斯·道宾斯(James Dobbins)大使的说法,2001年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上,正是由伊朗代表团提议卡尔扎伊应该成为阿富汗的新领导人,2002年在阿富汗问题东京会议上,伊朗宣布向阿富汗提供5.4亿美元的援助,这是非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援助额最多的国家,且援助也基本到位。[8]虽然伊朗曾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也得到了美国的肯定,但由于美国坚持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且其中东战略上有抑制伊朗成为地区霸权国家的需要,美国反对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为横向主轴的地区能源合作,因此力推竖向主轴的“新丝绸之路计划”。

  二、“新丝绸之路计划”与美国南亚中亚政策调整

  “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南亚中亚政策的调整思路。自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后,南亚和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提高。美国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匆忙推出了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南亚中亚政策”。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这一政策存在很多致命之处,如军事化色彩严重,导致地区国家产生强烈的反美情绪;过度注重阿富汗,忽略地区其它国家的利益,也间接导致阿富汗局势每况日下,等等。

  2005年开始,由于美国和北约盟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无法稳定阿国内安全形势,且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也在进一步恶化,美国不得不开始调整其南亚中亚政策。这次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平衡安全(反恐)、经济与能源利益、推进民主理念三大政策目标,强调三者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次,以阿富汗为枢纽,整合中亚与南亚;第三,防止俄罗斯和中国通过地区组织主导中亚事务;[9]第四,与印度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提升美印战略合作水平。这次政策调整显示出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地区合作对稳定阿富汗局势,乃至彻底解决阿富汗问题非常重要。此外,完全依赖军事行动,及消灭恐怖分子的肉体,也是无法稳定阿富汗形势的,必须从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一起发力,而这显然需要地区国家的配合与合作。

  但是,小布什政府任内的政策调整在强调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方面仍是非常有限的。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其基本的战略打算是从阿富汗撤军,开始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因此在其上任之初,即提出了“阿巴战略”(Afpak strategy)。“阿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合作。

  很明显,“新丝绸之路计划”继承了上述政策调整中的部分战略和政策意图。一方面,该计划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南亚和中亚的整合。2006年初,美国国务院将中亚事务从欧洲和欧亚事务局划出,转而划归南亚事务局(后改为南亚与中亚事务局)负责,这是在政策制定和官僚机构层面上第一次将南亚和中亚事务归为一体。之后,美国即开始着手推动中亚南亚经济融合计划,以及将中亚南亚联系起来的油气管道、电网和其它基础设施项目。[10]“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的很多项目实际上就是上述项目的升级版。

  另一方面,该计划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继续提升美国与印度的合作关系。自2005年始,美国已开始重视印度的战略地位,加强与印度的安全和战略合作。但是,由于顾忌到巴基斯坦的态度,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一直与印度保持着非常谨慎的合作,只是不断对印度在阿富汗经济和社会重建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表示肯定。随着美国撤离阿富汗的日子逐渐临近,而阿富汗的形势却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美国正在加大与印度的合作,希望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选择在印度发布“新丝绸之路计划”就很明显地表现了美国的政策企图。

  除了继承和发展之外,“新丝绸之路计划”在以下两方面突破了原来的美国南亚中亚政策的想法。第一,该计划是经济合作计划,美国将其单独推出,显示了奥巴马政府的两个基本认识,一是经济发展对稳定阿富汗形势,以及美军顺利撤退高度重要;二是经济发展是目前地区国家可以进行有效合作的少有几个领域之一,如果美国希望加强地区合作,共同改善阿富汗形势,就必须以经济为切入点。

  实际上,单独推出以加强南亚中亚经济整合为目标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反映出美国在即将从阿富汗撤军之际的战略困境,及其试图弥补之前战略错误的决心。经济与政治、安全互相影响,在目前的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艰难前行,直接导致安全形势混乱,而不稳定的局势又使得经济难以发展,在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阿中央政府更加难以推动政治和解对话,这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使阿富汗问题的解决看不到曙光。之前,美国的地区政策对经济的重视程度并不高,现在则高度重视,就是希望上述恶性循环不再继续下去。此外,地区主要国家,如俄罗斯、伊朗等,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初都给予了必要的支持,但随着战争的继续,地区国家对美国的政策日益不满,当美国意识到解决阿富汗问题离不开地区国家的合作时,它却发现合作很难进行了。在美国即将撤离阿富汗的大背景下,虽然地区国家也意识到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由于基本互信的缺失,要马上开展安全或政治合作仍有相当难度,奥巴马政府认识到这点,因此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希望通过加强地区经济合作稳定阿富汗形势,并将这些经济合作项目当作“信心建立措施”来加强和地区国家的互信,为进一步的安全合作创造条件。

  第二,美国动用了相当的外交资源来推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这个变化也是奥巴马政府“阿巴战略”的内容之一。美国认为,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问题的顺利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印巴关系的缓和对于减轻巴基斯坦的战略担忧,并在阿富汗问题上与美国靠拢非常关键。因此,印巴双边贸易既可被当作两国进一步缓和关系的“信心建立措施”,也有利于两国分别与阿富汗开展贸易活动,直到建立起覆盖整个地区的贸易网络。

  三、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执行情况

  “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阿富汗国内公路建设,阿富汗与周边国家的铁路网建设,地区电网建设等。其次是降低贸易壁垒,推动地区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第三是建设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的天然气管道。第四是推动地区水资源共享。

  从2011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新丝绸之路计划”至今,这四方面都未取得预期的成果,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在基础设施方面,跨国铁路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展。2013年6月5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铁路铺轨仪式在土库曼斯坦列巴普州举行。参加开工仪式的三国元首共同表示,该铁路的修建不仅会密切三国经贸关系,而且对地区跨境运输走廊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11]土库曼斯坦对该项目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第一期工程建设将由其出资,因此项目在资金上不会碰到问题。[12]与此相比,中亚—南亚高压输电线路CASA—1000项目则进展缓慢。该项目希望将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的高压电输送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缓解阿巴两国的能源紧缺,也可帮助消化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每年夏天剩余的电量。虽然世界银行反复声称该项目只是将塔吉两国夏季的多余电量出口至阿巴,不存在通过修建罗贡坝水库提高发电量的问题,但塔吉克政府坚称CASA—1000项目和罗贡坝水库的修建直接相关,这引起了乌兹别克的坚决反对。塔乌矛盾成为项目久拖不前的原因之一。另外,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之间在两国共同边界位置划分上存在分歧,项目成功后可能为该地区“非法卖电”提供更为便捷的通道等因素也使相关投资方正在考虑退出CASA—1000项目。最新的进展是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可能退出该项目,这令项目的前景更加暗淡。[13]

  其次,中亚与南亚的贸易往来未能实现实质性发展。中亚五国因各种历史、政治、经济利益争端,对区内贸易不积极,贸易量自苏联解体后一直处于低水平,至今没有变化。各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依赖中俄两大市场的拉动。[14]具体而言,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层次上;哈吉、乌塔之间的水资源争端无法达成和解,吉尔吉斯斯坦局势走向不明,是造成中亚地区一体化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主要原因。[15]南亚地区的情况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美国等国的推动下于2011年签订了过境贸易协定(APTTA)。该协定旨在推动阿巴贸易往来,特别是帮助阿富汗货物通过巴基斯坦出口到印度、中国乃至其它海空港口,以此提高两国政府的税收,为两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APTTA正式执行后,由于大量走私货物从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造成巴政府税收减少,经济严重受损,因此巴方抱怨不断。[16]虽然两国政府在美国的推动下试图减少贸易障碍,但由于两国政治分歧的干扰,边境贸易实际上未能达到预想的水平。[17]由于印巴贸易也未实现长足进展,南亚区域内经贸合作水平很低。在此基础上,中亚与南亚的贸易往来无法实现实质性发展。

  再次,TAPI项目进展缓慢。TAPI管道项目经过多年的构想和谈判,逐渐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2013年7月,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签订了天然气交易协定。尽管如此,该项目未来发展仍有很大不确定性。一是四个参与国能否就天然气价格达成一致,在达成之前,土阿双方的交易仅以备忘录为基础;二是项目未来能否获得持续的资金投入。根据计算,项目共需资金100—120亿美元,目前,亚洲发展银行仅承诺投入75亿。三是项目难度很高,需要主要的国际石油与天然气公司(IOCs)参与,但土库曼政府表示拒绝,而雪佛龙、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等公司也因无法在上游获利而不愿参与。四是阿富汗安全形势不稳定,管道的安全保护工作堪忧。该项目全长1735公里,其中735公里在阿境内,虽然阿政府已承诺将派遣9000—12000名警察保卫项目安全,但阿警察部队能否完成任务仍是未知数。根据现有规划,项目的设计和建造将费时4到5年,根据实际进展,时间很可能将延长。[18]

  第四,塔吉克斯坦的罗贡坝水库(Rogun Dam)建设久拖不决。该水库原为苏联时期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后因苏联解体而未最终完工。塔吉克斯坦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内战后,面临恢复经济,改善能源短缺的挑战。塔吉克政府于2006年重新开始修建该水库,希望借该项目的恢复将其充沛的水资源转化为电力,不仅能供国内需求,还可出口其它国家。但是,处于瓦赫什河(Vakhsh River)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认为,大坝的设计和使用的技术陈旧,如果因为地震等因素发生破损,将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大坝的修建可能对于中亚地区的水供应、环境等造成影响。为了阻止该项目的建设,乌兹别克动用了各种外交、经济手段,阻拦大坝建设获得国际资金,这些行动遭到了塔吉克的极力反对,两国的矛盾几乎已上升到“民族荣誉感”的高度。[19]为了调解双方的矛盾,世界银行作为第三方为项目提供了独立的技术评估,但由于该项目已被塔乌双方高度政治化,故短期内该项目难有任何进展。

  四、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存在的主要问题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自2011年7月提出后进展并不顺利,主要因为该计划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合作稳定阿富汗经济形势,以帮助美国尽早从阿富汗撤军,这种完全以阿富汗为中心和“枢纽”的地区经济合作在阿富汗安全形势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美国学者早已警告,“新丝绸之路计划”不能过于以阿富汗为中心。[20]按照“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想法,阿富汗经济形势稳定并好转将有利于安全形势的改善,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但阿富汗安全形势所以不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和解进程履步维艰。从目前的情况看,从2011年至今,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对话和谈判一直没有积极的成果;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关系也未有明显改善。只要政治和解方案不能为阿富汗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以及阿主要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所接受,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在各方政治势力尚未达成妥协时,2014年美国的撤军又给阿安全形势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各项基础设施项目和能源项目的建设都高度依赖于地区,特别是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因阿富汗安全形势不稳,这些项目或多或少受到投资不稳定、项目建设进度拖延的干扰,未来的发展前景堪忧。

  其次,美国不愿也无力推动中亚、南亚地区内合作。2001年美国因阿富汗战争的需要,其中亚政策开始转型,主要的政策目标是既强调中亚对阿富汗反恐和重建的重要性,又注重中亚与南亚、中东的紧密联系,同时兼顾经济、能源和民主等其它利益。[21]由于美国的政策目标重在阿富汗,所以虽然小布什政府口头上不断强调中亚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对中亚各国的援助金额有限;同时只注重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而对形成地区合作框架着力甚少。[22]奥巴马政府对中亚地区合作也毫无兴趣,不愿投入任何政治、外交和经济资源解决妨碍地区合作的问题,甚至都少有高官访问中亚。对此,美国学者批评道,“美国高层不访问中亚不是因为路途遥远——奥巴马总统曾访问阿富汗,从阿富汗再飞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中亚国家的首都。也不是因为美国领导人太忙……美国领导人不愿去中亚主要是不愿意给那些非民主国家首脑们‘奖励’,特别当访问可能遭致国会的批评时。”[23]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经贸关系出现了一些好转的势头,如巴基斯坦已答应将给予印度贸易“最惠国待遇”(MFN),[24]但南亚地区经济合作总体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5]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合作是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美国在推动印巴经贸合作方面有心无力。自奥巴马政府推出“阿巴战略”以来,美国就试图通过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合作稳定阿富汗形势。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阿富汗重要的邻国,双方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分歧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所体现。美国政府一直试图说服印巴和好,帮助其从阿富汗脱困,但基本没有任何效果。在中亚、南亚地区内合作难以展开的情况下,以阿富汗为“枢纽”的地区间合作是无本之木,难以迅速见效。

  第三,美国不顾地区国家的利益,阻碍它们主导的地区合作项目,强推“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的项目。例如,美国全力支持TAPI项目,反对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IPI),这引起了巴基斯坦的不满。巴基斯坦能源紧缺,面临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巴政府迫切需要通过能源合作项目弥补其能源缺口。根据协议,2014年,IPI项目每天将可向巴基斯坦提供7.5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26]但美国出于对伊朗的制裁需要,于2008年通过核能合作诱使印度退出IPI项目,之后又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该项目。[27]美国的做法令巴基斯坦非常不满,不仅使本已困难重重的美巴双边关系雪上加霜,更令地区国家相信,美国推动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主要考虑的是其自身的利益。

  第四,“新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的定位以喀布尔等大城市为中心,忽略了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视角偏差导致该计划未能对阿富汉经济对症下药。对该计划的制定者来说,阿富汗的大城市,如喀布尔、马扎尔-沙里夫和赫拉特等的情况更容易了解,但他们忽略了那些阿富汗政府顾及不到的地区,如马尔亚、乌鲁兹甘和库伦加尔山谷地带等。这些地方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所在的赫尔曼德省的人口数量虽然只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3%,但其鸦片产量却占全球的40%。[28]“新丝绸之路计划”强调通过矿产业发展扩大税收,增加工作岗位,其经济效应将遍布阿富汗全国。虽然增加出口创汇能够帮助喀布尔,但大量边远地区可能根本无法受益。而且矿产业的发展需要巨额投资,且创造的工作岗位有限,在外资大量撤离阿富汗、相关经济部门间联系缺乏的情况下,矿产业不仅不能确保继续获得大量投资,也不可能创造足够多的工作岗位。[29]

  五、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经济形势及地区合作的影响

  “新丝绸之路计划”是一个推动南亚、中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计划,主旨是为了稳定2014年后的阿富汗经济形势。自2011年正式推出以来,该计划对稳定阿富汗经济形势基本未产生积极影响,对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也很有限。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13年阿富汗经济的增速为3.1%,2014年将为3.5%,相比2012年的14.4%有巨大的落差。造成这种巨大落差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安全转型带来的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同时持续的暴力、经济犯罪和系统性的腐败也是拖累经济发展的原因。[30]阿富汗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和安全形势、邻国的积极配合、需要持续不断的国际援助,以及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而“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定位决定了它无法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有较大的改观,因此,它在稳定阿富汗经济形势上没有发挥任何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此之外,该计划对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也很有限,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计划为地区国家借助外力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了更多机遇。南亚、中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原因,目前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也较低,地区经济合作亟需外部的资金、技术和政治支持。“新丝绸之路计划”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由于美国的带动,一些国际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也纷纷向该计划内的多个项目投入资金,这对地区国家而言总体上是有利的。虽然该计划主要考虑的是美国自身的利益,但它也确实给地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

  其次,计划没有推动地区合作出现实质性进展。南亚、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个艰难的过程,之所以前进步伐缓慢是由复杂的历史、文化、现实政治、地理和经济条件决定的。美国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目标是稳定阿富汗经济,帮助其尽快从阿富汗脱身;依托是一些历史上已经存在、但因各种原因尚未启动或完成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重点是以阿富汗为中心的贸易往来、基础设施联通。由于缺乏经济利益和政策过于急功近利,美国对中亚、南亚各自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不真正感兴趣,也并不着力推动解决妨碍地区合作的问题,但事实上,正是这些问题阻碍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的很多项目的进展。此外,一些地区国家和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看法不同,在地区战略上有冲突,在某些具体项目上的利益也不同,这些不同也导致它们在与美国的合作中摩擦不断,直接影响了“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实施效果。

  第三,计划对地区其它多边合作机制的影响有限。目前,在中亚、南亚地区有许多促进地区经济合作的多边机制在同时运行,它们也都关注到了阿富汗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是活跃在中亚地区的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在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03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六国总理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明确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近、中、远期目标。虽然由于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各国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交通联系不够顺畅,在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总体而言,各成员国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更加迫切,条件也更加成熟。[31]2012年6月,阿富汗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2013年9月的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宣言强调了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必将对稳定阿富汗局势产生积极的作用。另一个阿富汗参与其中的地区合作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ECO),该组织共有10个成员国,近年来其合作领域覆盖贸易与投资、交通与通讯、能源矿产与环境、农业、旅游等多个领域。阿富汗于2007年正式成为南亚地区合作联盟(SAARC)的成员国,这对阿富汗意味着可以在南盟框架下加大与南亚国家的反恐、反毒和经济合作,特别在经济上可以分享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成果,对阿富汗的长远发展十分有益。“新丝绸之路计划”和上述地区组织的经济合作项目有重叠、相同之处,但其影响只是局部的。主要原因是该计划本身的成效有限,对相关国家的吸引力也有限,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地区组织的凝聚力,但总体而言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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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该法案具体内容见于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06s579rs/pdf/BILLS-106s579rs.pdf

  [2]Evaluating U.S.Foreign Assistance to Afghanistan,A Majority Staff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S Senate,112th Congress,1st Session,June 8,2011,p.1.http://media.npr.org/documents/2011/june/afghanistan.pdf

  [3]Evaluating U.S.Foreign Assistance to Afghanistan,A Majority Staff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S Senate,112th Congress,1st Session,June 8,2011,p.2.http://media.npr.org/documents/2011/june/afghanistan.pdf

  [4]Khalid Koser,Afghanistan 2014:Preparing for the Humanitarian Transition,UP FRONT,August 28,2013.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8/28-afghanistan-humanitarian-koser

  [5]Julian Barnes,U.S.Seeks Larger Role for India in Afghanist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5,2012.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830204577447833940958106

  [6]Central Asia,Afghanistan and the New Silk Road:Political,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Conference Report,The Jamestown Foundation,November 14,2011,p.3.http://www.jamestown.org/uploads/media/Afghan_Silk_Road_conf_report_-_FULL.pdf

  [7]奥·斯托尔波夫斯基:《伊朗和阿富汗不仅仅是邻国》,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2009年10月19日。http://www.xjass.com/zy/content/2009-10/19/content_112612.htm

  [8]Martha Brill Olcott,Iran’s Unavoidable Influence over Afghanistan’s Future,August 15,2013.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8/15/iran-s-unavoidable-influence-over-afghanistan-s-future/gii0

  [9]邵育群:《美国中亚政策调整评述》,《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5期,第32至34页。

  [10]同上,第34页。

  [11]土阿塔三国铁路一期工程开建,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2013年6月13日,转引自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2013/0613/c70846-21822252.html

  [12]Sergei Medrea,Turkmenistan-Afghanistan-Tadjikistan Railway Project Inaugurated,Field Reports,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June 14,2013.http://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field-reports/item/12760-turkmenistan-afghanistan-tadjikistan-railway-project-inaugurated.html

  [13]中南亚输电工程知易行难,国际电力网,2013年7月3日。http://power.in-en.com/html/power-10491049261887527.html

  [14]王维然、朱延福:中亚区域一体化进展及大国作用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底4期,第58页。

  [15]谢里克:中亚经济一体化难以实现,中国经济网,2013年7月16日。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307/16/t20130716_24574966.shtml

  [16]Steven A.Zyck,Transit Trade in Transition:The APTTA &the Afghan Economy,Civil Military Fusion Center,November 2011,p.14.

  [17]Farhan Zaheer,Transit Trade:Pakistan’s Perishable goods export to Central Asia to get a boost,The Express Tribune,October 20,2013.http://tribune.com.pk/story/619849/transit-trade-pakistans-perishable-goods-export-to-central-asia-to-get-a-boost/

  [18]Tavus Rejepova,Turkmenistan and Afghanistan Sign Agreement Over TAPI Gas Pipeline,Field Reports,The Central Asia-Caucus Analyst,August 9,2013.http://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field-reports/item/12790-turkmenistan-and-afghanistan-sign-agreement-over-tapi-gas-pipeline.html

  [19]Alexander Sodiqov,The Rogun Dam Controversy:Is Compromise Possible?The Central Asia-Caucus Analyst,May 12,2012.http://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field-reports/item/12790-turkmenistan-and-afghanistan-sign-agreemen

  [20]Central Asia,Afghanistan and the New Silk Road:Political,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Conference report,The Jamestown Foundation,November 14,2011,p.6.http://www.jamestown.org/uploads/media/Afghan_Silk_Road_conf_report_-_FULL.pdf

  [21]邵育群:美国中亚政策调整评述,《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5期,第32页。

  [22]邵育群:美国中亚政策调整评述,《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5期,第36页。

  [23]Martha Brill Olcott,China’s Unmatched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September 18,2013.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9/18/china-s-unmatched-influence-in-central-asia/gnky

  [24]Omer Farooq Khan,Pakistan to grant MFN status to India,The Times of India,September 8,2013.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Pakistan-to-grant-MFN-status-to-India/articleshow/22407883.cms

  [25]Diya Nag,Indo-Pak Cooperation Necessary for Increased Regional Trade in South Asia,The Asia Foundation,May 29,2013.http://asiafoundation.org/in-asia/2013/05/29/indo-pak-cooperation-necessary-for-increased-regional-trade-in-south-asia/

  [26]U.S.Objection to Pak-Iran Gas Pipeline,Editorial,Frontier Post (Peshawar),April 3,2010.Iran-Pakistan Peace Pipeline,p.30.http://ipripak.org/factfiles/ff124.pdf

  [27]Frivolous Objections to Gas Deal with Iran,Editorial,Pakistan Observer (Islamabad),April 30,2010.Iran-Pakistan Peace Pipeline,p.31.http://ipripak.org/factfiles/ff124.pdf

  [28]Joseph Cheravitch,Detour Needed:The ‘New Silk Road’and a False Hope for a Troubled Afghanistan,Small Wars Journal,June 20,2013.http://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detour-needed-the-new-silk-road-and-a-false-hope-for-a-troubled-afghanistan

  [29]Joseph Cheravitch,Detour Needed:The ‘New Silk Road’and a False Hope for a Troubled Afghanistan,Small Wars Journal,June 20,2013.http://smallwarsjournal.com/jrnl/art/detour-needed-the-new-silk-road-and-a-false-hope-for-a-troubled-afghanistan

  [30]World Bank sees Afghan economic growth tumbling 10percent in 2013,Reuters,October 11,2013.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0/11/us-afghanistan-economy-idUSBRE99A0X120131011

  [31]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升温地区经济一体化期待加速,新华网,2013年9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03/c_117211419.htm



来源时间:2014/7/27   发布时间:201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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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梦孜:中国需要“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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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梦孜  来源:世界知识

  一叶真可知秋否

  美国是一个喜欢用特定词汇给别国定性的国家。言论自由,本无可厚非,但一个超级大国所具有的话语权优势,很容易产生主导性影响,成为外交政策参考甚至依据,并影响 当事国的形象。对相关的国家来说,被定得好时心里当然高兴,而被硬戴上一顶不情愿的帽子,则可能怒目相向。“战略盟友”、“非盟国的友好国家”、“合作伙伴”、“意愿者同盟”等属于前者,反过来,“邪恶帝国”、“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新老欧洲”、“失败国家”等是后者了。

  冷战后特别是9.11以后的世界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更趋复杂与多元,在美国战略制定者心中,一国身份存在多元的可能性,即在这方面可能是伙伴,在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对手,即使盟友也不例外。

  英语中的“hedging”一词,本来更多用于经济、金融领域,近来却引发中国学者不同场合的讨论与揣摸。“ Stakeholder”也是一样,出现在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演说稿后,似乎顿生国际政治含义。

  记得当年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台“接触”一词时,我们一时搞不清是什么意义其既有“齿轮咬合”、“订婚 ”之意,也有住房分期付款即“按揭”之意 。北京的思想库曾不止一次开会讨论过。上世纪90年代末,兰德公司又提出“ 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小布什上台前,曾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后又有所谓“融合”战略。最近对华政策新词又纷至沓来。如Hedging(两面下注、对冲、风险管理)、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利害共承者)等,意义越来越玄乎,国内开会研讨、撰文解释者同样不少。其实美国学者还有中国学者如王缉思先生等都坦称,在国际体系中,Stakeholder这个词也用于对日、俄、欧盟、印度等,并无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过:中美关系太复杂,难以用一个词来表述。但我们多少对来自大洋彼岸涉及中国的专有用词仍然格外地执着。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与在众多国际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中美关系“最为深入”不无关系。

  尽管力量强势国家相对有话语权优势,但中国在崛起,塑造中美关系的能量已然增强。从这点上看,只有当中国的学者享有一定的定义而非复制或解释这种双边关系的话语权之后,才会有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真正感知;只有当中国的媒体有更多的原创性新闻、评论而非过多引用与转载别人的报道、画面与观点时,我们的话语权才会有真正的依据。

  中国与美国正变得同等重要

  仅仅几年前,“中国需要美国大于美国需要中国”的说法流行一时,但斗转星移,时移势易,这种“一头沉”的状况在变,中国持续崛起积聚的能量与影响日见清晰,美国同样需要中国。要想解决国际社会的很多问题,不仅绕不开中国,而且需要中国发挥协调作用。

  在经济领域,中美的相互依赖更为突出。虽然中国对美贸易盈余,但廉价消费品让美国大众享受到了实惠,有利于美联储平抑通胀的扬升;中国市场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拥有2000多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券,是美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很多例证表明,中美已成为一对,“连体婴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正如中美关系不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一样,中国往何处去,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既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外部世界。中国的发展进程并未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轨迹,冷战时期苏联追求的是军事扩张,经济上搞平行市场,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与外部世界如果不是对立至少也是并行的;日本大力拓展出口而关闭外国投资大门,造成日本更依赖外部而非外部更依赖日本(日本十多年经济低迷,而外部世界至少东亚地区几乎没受影响)。中国不断扩大出口,但也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投资来源,中国的外资企业成为出口的主力,在全球供应链中已不可割离。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论美国实行一种什么样的对华战略或政策,虽可以干扰但并未根本影响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崛起,美国的实力同样处于扩张状态。中国的发展没有导致美国的衰落,相反,双方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

  根据佐利克的说法,中国曾经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抗者、边缘者或游离者,现在则是国际体系中的准成员,是利害攸关者了。中国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就会越密切,越能成为国际秩序“和平完善”的促进者而非颠覆者。

  后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关系新范式

  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美中如何相处?如果像米尔斯海默坚持的那样“后起大国总会挑战现存大国不能设想中国届时是一个例外”,中国学者可以反推出“现存的霸权总倾向于遏制崛起的大国”,这只能发酵出一种对抗性心态,无助于双赢局面的形成。

  中国有“表正万邦”的自律式历史情怀,强调的是培育自身的一种软力量,而不以排挤、挑战任何国家的利益为己任。中国历史盛期,曾视后起的美利坚为“良夷”,照今天的话说是友好国家;而对于一个衰落的近代中国,美国也给予过一定的同情与道义支持,甚至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的发展需要培育地缘经济与文化空间,在全球化相互依赖加深的时代,这种空间更多的是利益而非地理范畴,有交融与共通性,不意味着我进你退,也不可能相互排挤,而是可以同步扩张的。

  以美国的实力地位,它仍是对世界包括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美国期望在“深度互动”中影响中国,就必须显示出更宽大的战略胸怀,以同样负责任的态度尊重中国的重大战略关切,以建设性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发展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如果说中国崛起势必带来挑战的话,那么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中国自己而非别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智慧、耐心与信心,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来克服所面临的一系列内部问题,并通过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来源时间:2014/7/26   发布时间:20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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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政府案件回放——《中美印象》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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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ikkei 等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组稿编译

  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政府案件回放

  三一重工起诉奥巴马政府获胜

  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时间7月15日裁定,中国三一集团在美关联公司罗尔斯(Ralls Corp.)在风电项目中具有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美国总统奥巴马下达的相关禁止令有违程序正义。判决认定,美国政府需要向罗尔斯公司提供相应的程序正义,包括了解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以下简称CFIUS)和总统做出相关决定所依据的非保密信息以及在了解相关信息后回应的机会,初审法院应就罗尔斯公司对CFIUS各项命令的挑战和诉求立案并进行实质审查。

  两年前,三一重工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欲收购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海军军事基地附近的4座风力发电厂项目,但是CFIUS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理由是该地点在当地美国海军武器训练设施的限制空域范围之内,这个海军武器训练基地是训练和测试美国海军电子作战飞机的主要场所。在之后的九月份,总统奥巴马介入此事,签发了禁止罗尔斯购买风力发电厂的禁令,这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一项正常的商业交易。随后,罗尔斯将奥巴马和CFIUS告上美国法庭,称其行为越权并缺乏证据及合理解释。

  此案胜诉的意义

  一直以来,公司不愿意从法律层面挑战CFIUS的决策,因为普遍认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政府有更大的权利,此类案件肯定会败诉。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表示,此案的胜诉不仅对三一重工意义重大,对其他中国企业同样重要。

  当前,中国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公司的低端服务器业务也在接受CFIUS审查,最终结果尚未可知。

  对本案的裁决将为在美寻求扩张的外国企业提供更多法律保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外国公司在审核程序中没有实质的发言权,但是这项裁决使外资企业具备了要求获取行政当局做决策时所依据的非机密性证据的权利。

  这项裁决“将有助于增加CFIUS在程序上的透明度,”William Vigdor,Vison & Elkins LLP的律师说道。他是公司在申请交易时办理国家安全审核的代理。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法庭的判决意味着胜利。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力争在美国企业收购案中获取更多关于国家安全审核的透明度。2012年,由制造企业领头,中国企业向CFIUS提交了23项申请,2011年为10项,2010年为6项。

  然而,罗尔斯并没有在其交易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隐患这一点上提出挑战,因此,法庭的裁决也许最终并不会对CFIUS的决定产生大的影响。

  多数情况下,引发国家安全隐患的公司需要与委员会的律师合作,以缓和感知风险。在美进行收购交易的外国公司通常需要自觉向委员会申请登记备案,尽管也有被迫的情况。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总统有权签发阻止交易的禁令,这种情况下,公司通常没有申诉的权利。

  “从广义上来讲,这确实引出了司法复审的影响力的问题。”Mark Plotkin, Covington & Burling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说道,“这表明,国会永远不可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但这并不会对CFIUS所做的实际决定产生多大的影响。”

  “CFIUS并未就国家安全给出明确的定义,这使得海外投资商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说道,“我们希望CFIUS能摆脱歧视,对每一项交易采用同样的规则和标准。”

  三一重工的前世今生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并没有听说过三一重工这家公司,但是在中国,它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卡特彼勒(译者注:财富500强公司之一,世界上最大的工农业设备生产厂家),它是中国最大的建筑设备生产商,营业收入高达76亿美元,同行业世界排名第五。三一重工的主要创始人兼最大股东梁稳根是中国大陆最富的人之一,总资产高达73亿美元。梁稳根现年57岁,于200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党员之一。2012年,财富中文网正式发布“2012年最具创新力的中国公司”排行榜,三一重工排名第三。

  梁稳根出生于中国中部的湖南省,家境贫寒,毕业于中南大学并获工程学位,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工作数年后他与三位合伙人于1989年共同创办了三一重工,这一名称源于“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

  在短短23年间,三一重工逐步占领了中国的水泥机械、挖掘机和卡车起重机市场,它的崛起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同步,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衰退的那些年。2008年,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同低迷的经济作斗争的时候,中国却躲过了经济上的衰退。中国政府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上百亿美元,大大催生了对卡车和推车的需求,这使得三一重工从中受益匪浅,营业总额从2008年的22亿美元迅速飙升至2012年的80亿美元。

  根据《国际建设》杂志年度“Yellow Table”对全球最大的建筑设备制造商的排名显示,2010年,三一重工排名从第20位蹿升至第11位,赶超了美国的竞争对手迪尔公司和马尼托瓦公司。在2012年和2013年的评比中,三一重工的排名持续攀升,分别排到了第六位和第五位,进一步拉近了与卡特彼勒、小松,以及日立这三大行业巨头的距离。

  然而,三一重工面临艰巨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迫使包括卡特彼勒和日立在内的生产商减少产量,三一重工的劣势也逐步显现。三一重工之所以能迅速扩张,原因之一在于它同中国其他制造商一样对其产品提供优厚的贷款条件,购买者只需付很小比例的首付并且可以延长贷款期限。这种营销策略具有风险性。如果中国经济持续放缓从而导致三一重工的大客户丧失还款能力,则三一重工将面临客户违约的强大冲击。现如今,全行业的违约率已经上升,产品销量也急剧下滑。三一的股价在2013年度已经下跌了165.5%,与2012年相比,2013年第一季度的利润也下滑了44%。

  三一重工在美国的发展

  尽管在国内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三一重工在海外的营业额正逐年攀升,这使得其有理由大力拓展海外市场。近年来,三一重工在欧洲、拉美和印度开展了营销和市场推广活动,但是在这些地区的诱惑力远远比不上美国。

  2006年,三一重工与美国乔治亚州签订投资备忘录,由三一重工投资6000万美元在乔治亚州成立研发生产基地。然而,三一重工在乔治亚州的项目进展很慢。仅有几百台挖掘机被售出,2012年全美的销售量为24000台。《财富》杂志2012年访问三一重工在美总部时发现,办公区出奇的安静,小部分员工在毗邻办公楼的装配仓库里作业。三一重工希望2014年挖掘机在北美地区的销量能够翻一番。

  对于三一重工来说,想要成功打入并占领美国市场绝非易事。与汽车工业一样,建筑设备市场依赖于强大的代理商网络来销售和出租其设备。三一重工需要在美国白手起家,打造一个销售网络,同卡特彼勒开展竞争。卡特彼勒拥有一个强大的代理商网络,他们都被认作是当地市场的专家,并且只代理卡特彼勒的产品。除此之外,三一重工缺乏诸多产品部件的核心技术,需要向川崎重工和博世等公司购买。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该公司是混凝土泵市场的领头生产商。这一举措获得了三一重工投资者的一致认可和欢迎。

  资料来源:

  1. http://fortune.com/2013/06/17/sanys-bold-u-s-move/

  Sany’s Bold U.S. Move 《三一重工勇闯美国市场》

  2. http://www.ft.com/cms/s/0/0fd071ea-0d03-11e4-bf1e-00144feabdc0.html#axzz38NB5idP8

  Chinese group wins Cfius legal case, 《中国集团在CFIUS案件中胜诉》

  3.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appeals-court-faults-government-order-prohibiting-ralls-corp-wind-farm-deal-1405439077

  Appeals Court Faults Government Order Prohibiting Ralls Corp. Wind Farm Deal

  《法庭裁决政府禁止罗尔斯收购风力发电厂一案》

  4. http://asia.nikkei.com/Business/Companies/Score-one-for-China-s-Sany-in-dispute-with-Obama-over-wind-projects

  Score one for China’s Sany in dispute with Obama over wind projects

  《三一重工告奥马巴政府胜诉》

  编译:贺蓉

来源时间:2014/7/26   发布时间:20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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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第23期:如何阻止中美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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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bert A. Manning,Barry Pavel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如何阻止中美关系恶化

  Robert A. Manning,Barry Pavel

  2014年7月14日

  在上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上,中美两国官员进行了一年两次的会晤。然而,整个对话的乐观基调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独断行为已使中美关系进入自1989年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尽管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探讨了从气候变化到汇率操纵等一系列林林总总的问题,但两国关系仍然呈现出螺旋式的恶化趋势。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能否找到和平共处的权宜之计仍是个未知数。

  中美关系的轨迹——是发展为以合作为主导,还是以竞争为主导,还是合作竞争兼有——很可能会继续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走向的核心问题。从相当大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中美两国是否能找到一个维持战略稳定的框架。

  1914年8月爆发的世界大战说明,经济上的相互依附并不能阻止国与国之间走向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了防止1914年的悲剧重演,中国政府近来提出建立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尽管中美双方并没有对这一模式的定义达成共识,但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阳光之乡”庄园峰会上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接受了这个提议。

  在经济方面,美国及它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伙伴国与中国一直追寻以避险策略为主导的合作关系。在其他中美两国利益重叠的领域,美国则寻求着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的抗衡。诚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意图的恐惧使该地区国与国之间新的安全合作网络颇为活跃,其中包括:日本和印度、印度和越南、日本和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方的合作。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同盟国或安全合作伙伴。

  更具合作关系的特征是:实现稳定的、更可预测的军事平衡,这一平衡可以通过处理危机和推动相互制约的机制来实现。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会导致两国关系的不稳定。美国政府在2010年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指出了“维护中美关系战略稳定”的重要性。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呼吁与俄罗斯和中国展开高层对话,“旨在推进更稳定、更灵活、更透明的战略关系。”

  美国和苏联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并经历了几场濒临原子能爆炸事件之后才达成谅解,逐步应对两极格局。然而美国在处理与莫斯科关系的战略处境同处理与北京关系的处境完全不同。

  尽管与俄罗斯的关系矛盾重重,但是美俄关系的平衡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基于武器的控制布局、基于透明的信息、基于可预测性原则的战略框架,以及中俄协商机制,这些大都是冷战的遗产。与中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美国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复杂的、高度依赖的经济关系,彼此不是敌对关系,而更像是战略竞争对手。此外,与俄罗斯不同,中美两国在核储备方面有很大的不对等性,尽管目前这一差距正在日渐缩小。

  时至今日,中美两国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武器控制方式,也没有建立足够的机制,以协商战略、管理危机、建立互信、形成足以处理风险危机的透明性措施。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寻求与中国开展战略对话。然而北京始终不愿参与对话,并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在核武器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因而拒绝武器控制的提议。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将公开透明看作是强者用来制约弱者的武器,保持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被视作是一种有利而非不利因素。举例来说,由于领土争端问题,东海和南海的海上交通力量日渐增强,但是中国始终拒绝建立官方的船对船沟通机制。而在冷战期间,“海洋公约”经常用于避免美国和苏联双方发生海军冲突事件。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核力量、军事力量的扩张及模糊难以判明的军事规模、反空间和网络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武器研发的进程,美国都有所担忧。举例来说,中国正在对其核装备进行现代化更新,暗示其有可能正在大力发展核作战能力。

  不对称:日渐缩水的中国资本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还未对美国的核储备规模表示出特别担忧,并且对美国在《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下所采取的武器削减行动表示欢迎。在战略对话中武器削减没有必要被提上议程,然而有关核态势的透明度和信心建设却至关重要。中国将美国导弹防御能力——包括真实实力和假想实力——和美国常规全球即时打击能力(仅在发展阶段)看作是对中国报复性的第二打击核能力有效性的威胁。

  某种程度来说,渗透在中美关系各个方面——经济、金融、环境、海道安全、核问题、空间与网络等——的突出问题是中美双方共同的脆弱点。例如,损害一方的经济或金融体系会两败俱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核打击能力一直具有脆弱性,美国也是如此。但中美双方各个方面的脆弱程度并不对等,诸如在空间领域,美国比中国更具弱点,但是这种差距正在日渐缩小。

  有些人认为,共同的脆弱性并非无法改变的事实,而是一种政治选择。这一观点认为,美国有能力建立一个全面防护的国家级导弹防御体系,该体系能弥补所有漏洞。但目前,美国选择采用的是更加局限的国土安全防御体系。然而,还有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论点认为,这种绝对的刀枪不入、百分百的安全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是无法企及的,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且必定引发军备竞争,刺激中国和俄罗斯采取对抗措施。

  支持还是反对与中国维持这种双方的共同脆弱点,美国当局还没有正式表态。然而,从目前的局限性国土防御政策来看,美国实际上还是接受了这种共同脆弱。共同脆弱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生存需求,尽管没有在公开场合宣布,但已在私下被认可并执行了。

  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楚地表明与中国保持战略稳定的要求有哪些,也没有表明需要基于哪些准则之上。没有证据表明美国能与中国建立一个为求战略稳定的行之有效的基础,而且建立这样的基础在即将到来的十年里将是一个旷日持久、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将要求美国,从柏林和古巴导弹危机中追求对苏的“巨大打击”武装能力,而转向为从美中战略稳定而寻求双方均可接受的准则条约。然而,一个有效基础架构需要双方在相互制约的领域——诸如核问题、导弹防御,以及海上、空间和网络安全等——达成共识。这其中包括开展对话、加强透明度和建立互信等措施。例如,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及与中国防御系统的对抗能力进行中美联合技术分析;中美各方核武器运作的透明度的加强。由于对近期最有可能爆发地区冲突事件——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海事行动——的担忧逐步升温,亚洲版“开放天空协定”将在考虑之中。

  近期出版的名为《权利的悖论》一书认为,按照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架构的逻辑来看,正如在核领域一样,类似的、呈上升趋势的中美共同脆弱性同样存在于网络和空间领域。这三个领域是以进攻为主导的(这就意味着,进攻在性质上讲比防御更有效且成本更低)。这个逻辑应该包含对相互威慑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更大层面上的相互制约。

  其中一项对中国意图的测试是在领海权方面。中国与美国、印度、日本以及其他海军力量在打击亚丁湾海盗行动中有过成功的合作。鉴于维护海道安全的共同利益(全球贸易的大部分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这次合作只是个例外而非有前例可循。但海道安全保护的合作值得我们去探索。

  迄今为止,中国倾向于增强不对称的优势。但是同美国一样,中国的经济、金融系统和军队都高度依赖于畅通无阻的网络。在网络领域,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升至战略高度——网络攻击严重影响美国的军事能力和基础建设,窃取隐私,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同样地,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的军群,中国日渐依赖于畅通无阻的空间渠道。在卫星的发射能力及每年运作卫星的数量方面,中国甚至赶超了美国和俄罗斯。但对于中国来说,不对称战争是一个日渐缩水的优势。

  重要的是,保持美国在亚洲地区持久的威慑力方面,存在着复杂因素。同时,美国需要全面慎重地考虑盟国的利益。但是,与其死盯着中美关系问题的细枝末节不放,美国政府倒不如选择一种更明智的方式,即按轻重缓急来定义中美战略关系。优先处理核问题、导弹防御、对全球公共领域(海域、天空、太空、网络)的使用等问题。《双边投资协定》(BIT) 同样属于这一类问题,因为该协定将确立双边经济规则。我们不能保证这些举措一定会取得成功,但是对那些会利于构筑中美关系的问题给予新一轮的关注将会为最终的成功提供一线希望。

  Robert A. Manning是大西洋理事会下属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Barry Pavel是大西洋理事会的副总裁,以及其下属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

  翻译:贺蓉 校对: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stop-the-scary-slide-us-china-ties-10865

来源时间:2014/7/23   发布时间:201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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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致辞——《中美印象》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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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克里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致辞

  约翰·克里

  2014年7月9日

  国务卿克里:

  汪副总理和杨洁篪国务委员,谢谢你们,早上好。今天同你们来到这里令我感到荣幸。我今天要感谢你们所有人,让我们大家有幸来到这里展开这一轮战略对话,并庆祝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的35年外交关系。

  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进行的历史性访问,当时还难以想见我们两国关系的这种广度,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我们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来到这里致开幕辞。这有力证明了此次对话的重要意义。我们明天将与他会晤,有机会进一步探讨已讨论过的问题。

  去年我受到国务委员杨洁篪的邀请,有幸来到这里,这是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会晤并开启两国关系的地方。这很好地提醒我们要谨记我们力争取得成果的重要性,坦白地说,还要谨记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取得成果的重要性。

  回顾1972年,两位领导人的握手,引领了美国同中国的接触交往。两双手,两位领导人跨过巨大的分界线会晤。今天,实现两国伙伴关系的所有承诺的能力掌握在我们所有人手中。因此,我要欢迎中美两方代表团的各位其他成员。我特别高兴能同财政部长雅各布、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商务部长彭妮·普利茨克、能源部长厄内斯特·莫尼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一起来到这里。

  事实上,来到这里同你们进行这轮对话的代表团实力,本身就有力地突出说明了两国共同繁荣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展开良好合作,以吸引贸易、促进贸易、给两国带来投资及促进商贸活动和创新。我们的共同安全取决于真诚努力的付出,以了解各方利益及意图。因此,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一种荣幸,还是一种责任。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承担的责任。

  我已经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刚才谈到的一种大国关系,一个新模式。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新模式不是以言词来界定的,而是以行动界定。这个新模式将以我们能够共同做出的选择来界定。因此,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利用接下来的这两天,分享你方和我方代表团这几年来积累的相互交往经验。

  我还想向你们强调,每次我来北京访问,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同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我相信都得到了增强和更新。事实上,我能从我自己的家族中欣喜地看到同中国的联系。我的祖父出生在上海,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年少岁月,他的父亲当时在中国从事商贸。我个人永远不会忘怀的是,作为一名参议员,我最早对中国进行的几次访问中,其中有一次是在1994年带领马萨诸塞州的企业高管代表团来访。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卫星接收器、建筑工地及布满天际的吊车,都显示出中国人民有待发掘的非凡活力。

  片刻之前,我听到习主席谈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而我在放眼浦东时已亲眼看到这个景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里还是一大片稻田,而如今已变成一座规模与香港相当的城市,这是对中国令人难以置信能力的有力见证。

  今天,中国的兴起显然已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这是我们正在亲历的,而不是我们期待未来将会发生的。这就像浦东的摩天大楼,或是北京这里以及你们全国各地不同风格的壮观建筑一样显而易见。你们的历程,是宏大的诗篇。

  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有一点最为突出:我们两国各方的成功都与对方利害攸关。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模式。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奥巴马总统以及所有代表我们国家来到这里的人,都不相信这类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对抗是可避免的。这是一种选择。因此,今天上午在这里,我同汪副总理、杨国务委员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有我国大使、前参议员马克斯·博卡斯一道,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坚定地选择和平、繁荣与合作之路,是的,还有竞争之路,但这不是冲突之路。当美国和中国相互合作时,我们两国都将获得极大的惠益。因此,我们都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关系,一种大国关系,一种让我们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并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的互利互惠关系。

  现在,我想要强调的是——昨晚在晚餐会上交谈时我曾提到过——当我读到有关美国和中国的一些评论时,当我听到一些所谓的专家与我们谈论我们的关系时,他们之中有太多的人认为美国正试图以某种方式遏制中国,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地区所作所为是针对中国的。今天,我向你们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我们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中国的出现,为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决定在世界事务中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当我们出现分歧时,不要将它说成是一种全局战略,这是在某个具体选择上的分歧。我们应继续发挥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需要明白,我们的选择对地球上所有国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奥巴马总统向今天在这里的美国和中国代表团发表书面致辞,致辞中写道:“我们应该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向世界表明,即使处于像我们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我们也仍决心以合作来界定整体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坦诚处理分歧的同时,我们需要围绕共同的挑战、相互的责任以及共同利益来发展我们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都继续致力于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我感谢习主席在今天的讲话中极其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们两国将就一系列双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挑战交换看法。我们关系的深度明显地体现在范围广泛的战略轨道议程中,不论是为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而努力、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还是在苏丹、南苏丹和阿富汗增进和平。当美中之间发展积极的、开放的、建设性关系的机会增加时,在全世界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机会也将进一步增加。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的前景密不可分。任何一位政治家、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可能把全球化这个精灵重新收入魔瓶之中。我们应当做的是学会如何管理它。我们必须控制其最恶劣的影响,并发掘其最好的潜能供所有人利用。如果中国能成功重整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便将从中受益,我国经济也是如此。这正是中国向一个消费驱动型及市场型经济迈进的重要原因。

  归根结底,衡量我们成功的真正标准将不仅仅是我们两国是否实现了增长,而是如何实现增长。这正是我们为深化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关系而切实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领域。在上一次访问中国时,我亲眼看到了当我们共同努力时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我们参观了北京的福田-康明斯联合清洁机车设施。我看到了我们不仅是在改变使用及生产能源的方式,还看到我们正在创造工作机会,正在制造清洁机车,并且在增强我们的经济。

  作为气候变化问题工作组的工作之一,我们已经发起了5项行动计划,集中精力处理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关键动因。就这样,我们逐步将侧重点从折中妥协的困境转向清洁能源未来必然到来的现实。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能源政策。而且,从市场角度来说,能源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场。因此,正当我们两国在寻求为我们的人民提供就业机会,拥有更健康的社会、更清洁的空气和未来长期更好的能源安全机会的时候,我们两国也共同享有能源这一巨大的经济机会。

  事实是,为我们的能源政策所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不是踩刹车,不是限制经济增长,而是带动了经济增长。它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我们将在这两天进行这一轮对话的重要意义是再明确不过了。我相信,接下来的两天将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将在5年来所取得对话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迈进。而且,尽管我们存在着分歧,但我们两国都具备找到共同点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建设今后几十年的繁荣前景,同时增强稳定与繁荣可能性所需的根基。这就是奥巴马总统承诺我们将遵循的路线,这就是我们期待同你们一起界定的路线,这不仅仅是在今后两天,而且是在今后共同的年年月月中。

  谢谢你们。(掌声)

  雅格布·卢部长:

  我希望向习近平主席、汪副总理、国务委员杨洁篪及同僚表示我们的谢忱,双方为此竭诚努力——为使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获得成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习近平主席刚才指出,自35年前美国和中国开始建交以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已超出任何人的意料。去年,美中贸易为5,200多亿美元,是35年前仅30亿美元贸易额的200倍。

  我们举行第6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共同目标是提高两国工人和国家的经济机会。作为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双方都需要依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使工人和公司能在公平的环境下相互竞争。我们的共同利益在于通过研究和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开放的市场、建设更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在更大程度上避免陷入危机。

  在去年6月的历史性会晤期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同意按照在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务实合作、建设性地处理分歧的原则建设双边关系。他们的承诺标志着美中关系达到一个重要阶段,有机会共同努力建立有关的行为规范,使我们两国、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都从中受益。

  大国有责任迎接这项挑战。我相信两国具备必要的灵活性和决心实现两国总统的设想。在美国,经济复苏在2013年继续增强。过去52个月以来,美国工商业创造了970多万个新工作,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长的工作增长时期。6月份的就业数据说明,我们自2000年1月以来第一次看到总就业增长连续5个月超过200,000的数据。当然,大萧条情况严重,仍然有工作需要做。但是我们继续看到美国加强复苏。我国经济和我国人民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毅力和意志。

  中国正在经历重大的经济改革,认识到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我们欢迎这项承诺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个繁荣的中国以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方式实现增长将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与平衡增长做出贡献。我们支持中国允许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更依靠家庭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向市场决定汇率的方向努力是一个重要步骤。我们期待与中国一起努力深化中国的金融改革,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美中双边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走向。两国需要继续在经济合作的领域再接再厉,共同努力应对挑战。我们并非处处都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我们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远远超过整体双边关系面临的个别挑战。

  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为双方产生了重要的显著成果。我坚信,我们将在第6轮战略对话期间继续取得具体的进展。我们期待今后两天付出勤奋、相互配合和真诚的努力,以应对面临的挑战,为继续与美国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谢谢诸位。(掌声)

  译者:小米

  文章原标题:http://www.voanews.com/content/kerry-remarks-at-6th-round-of-us-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1953824.html

来源时间:2014/7/23   发布时间:2014/7/23

旧文章ID:383

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中美印象》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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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

  世界和平论坛的演讲

  Stephen Hadley

  2014年6月21日

  在去年的10月份,我有幸在北京清华大学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逗留了几天。那一次,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那次演讲中,我尝试着描述“新型关系”的基本特征。思考这一模式的原因是可想而知的。 为什么塑造新型关系的努力可能失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加大成功的几率。那次演讲似乎深受欢迎。美国及中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这一理念。我强烈支持两国政府的努力尝试,我也试着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发展这一理念做出贡献。对此,过去我是保有乐观心态的。但是现在我不再那么乐观了。我要阐述一下原因。

  给我的感觉是,美国政府官员及政府外的专家都丧失了对这一努力的热情。美国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遇到了很多挑战。所以,美国减少了与中国建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关注度。然而,除此之外,美国也对中国自身是否为此付出努力表示怀疑。

  最近习主席在上海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的演讲中,讲到:“共同安全意味着尊重和保证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安全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我们不能只保有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安全,却使其他国家处在不安全的状态中。一个国家更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却牺牲了其他国家的安全。”

  习主席的声明对塑造“新型”大国关系似乎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样的构想也可用于大国和小国的关系中。

  但是,尤其是在过去的六个月中,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行为似乎和这一论述并不一致。在它的邻国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直接威胁到它们的自身安全,而不是“共同安全”、“均等安全”、“尊重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中国的邻国趋于将其行为看作是立足于19世纪的传统概念,那时强国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加强自身安全,寻求有利于自身的“零和”游戏。而中国的行为并不是立足于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或是“双赢”局面。

  让我举几个例子:

  中国宣称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确立,没有和他国事先协商, 仅于30分钟前告知,并威胁那些拒绝承认识别区的国家。

  15年里中国海岸警备船首次拦截民用的菲律宾船只,这些船是为驻扎在争议领土仁爱礁的士兵例行补给。

  在越南沿海有争议的西沙群岛近海处,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单方面地、无警示地将深海石油钻井装置部署于此。

  在钓鱼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上空骚扰日本飞机。

  在中国南海南沙群岛附近建人工岛,强化中国主权之称。

  中国对其行为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和辩护,这我能够理解。而问题是其所作所为会使美国及中国邻国心中生疑。中国是真的想实现“新型”国家关系吗?即使牺牲中国的短期利益,中国愿意做到言行一致吗?

  我也能够理解中国对美国近期行为的控诉:美国没能实践安纳伯格庄园峰会上的承诺;美国煽动中国周边国家勇敢与中国对垒;美国虚假地抱怨着中国网络行为。这些抱怨是紧跟着中国的担心而来,中国担心美国的亚洲“枢纽”及“再平衡”战略。所以,中国也在询问自己,美国是否真心认同“新型”国家关系。

  我们该去向何处?我相信,为了达成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基本原则的共识,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这都需要双方重建努力。这一努力需要由两国政府的高层,两位首脑及他们可靠幕僚来施行。这一努力必须是两国间的战略性对话,对话始于两国如何看待世界及各自在世界中的角色。这一努力应该寻求辨识全球趋势,这一趋势在下个10年里将影响整个世界。这一努力应集中在两国如何最好地回应那些意图加强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安全的趋势。

  正如我所理解的,去年夏天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安纳伯格庄园峰会的会晤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们所需的两国间战略性对话不能只是一年一次,而是需要拥有一个持久的基础,而且是一组不变的对话人深入集中的、长达一天的对话,使之保有连续性、持久不变的关注度,并不断跟进、贯彻到底。

  我也希望,他们分别来自两国的一小组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人士——前政府官员、专业学者、商人领袖等。由他们发起的同等对话,以促进两国政府之间的战略性对话。这些非政府领袖可以先于官方对话,讨论一些棘手问题,以使官方对话更富有成效。

  在两国之间持久的战略对话中,中美两国必须要各自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

  美国

  1.美国准备好接受一个日趋强大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吗——这一角色最终可能与美国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对等。

  2.当中国经济增长时,它将建立一个更大的、更有能力的远洋海军力量,来保护海中航线,使得中国能够获取能源、资源,及中国愈发依赖的全球贸易。美国准备接受这一点了吗?

  3.美国愿意约束它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和地区盟友吗?在一些中国强烈感到利益受到威胁的议题上,美国愿意强求它的盟友和伙伴国尽力同中国和解吗?

  由于我建议同中国展开集中式的战略性对话,我希望美国及大多数的美国人对这三个问题给出的答案为“是”。

  关于第一个问题,美国已经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强烈支持者。我们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G-7的七个国家扩大到G-20的20个国家,再到接纳中国及其他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规则的修订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存在。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及中国对美国的输出,都或多或少地给中国戏剧性的经济增长加了把油。

  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性挑战几乎威胁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全球金融体系的弱点、不足的就业机会、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空气及水污染、潜在的流行病、食物、水资源短缺及不安全、能源资源、恐怖主义、人口激增、跨国犯罪、毒品交易——这些全球性挑战在中国的参与情况下才能解决。所以世界需要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角色。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相信,美国准备好接受中国以越发强劲的远洋海军来捍卫海上航线。这十分有利于美国,允许中国分担一些海上护卫责任,这些责任直到现在主要由美国海军承担。但是美国和中国邻国想要看到更加透明的中国海军实力,使它们相信中国海军扩张的目的的确是保护海上航线。中国海军扩张似乎有意使中国有能力将美国海军力量排出亚太地区,而这不仅使美国人,也使得由美国海军力量保护的中国邻国大生疑虑和担心。

  至于第三个问题,许多中国人观察到,在每一个与邻国发生争端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妄图给中国制造麻烦的美国阴谋。像大多数阴谋论那样,这个说法事实上很难站得住脚。中国周边国家众多,中国只能期待着这些与大多数邻国发生的争议能按正常的方式出现。这是国家间的处理方式。美国呼吁争端各方能和平解决问题。

  我确信,你们很多人认为,如果美国的经济、军事、外交并未存在于亚太的话,你们与邻国发生的争端就会减少。我想,恰恰相反,将会有更多的摩擦、挑战出现,因为亚太地区没有美国力量的制衡,你们的邻国会更加畏惧中国不断崛起的力量。

  同样有三个问题抛给中国:

  1.在习主席近期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CICA)会议上的演讲中,他提到,“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自己来维护。”这一论述被解读为,中国有意将美国排除亚洲安全架构之外。中国真的想将美国逐出亚太吗?

  2.中国在给周边国家施加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压力,以使邻国放弃领土主张及妥协自身利益的同时,中国真的认为它能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吗?

  3.中国真的相信自二战后出现的既有国际框架——联合国、全球性金融机构、全球法律架构——没有服务于中国发生颠覆的利益和需求吗?

  由于需要与美国开展深入集中的战略性对话,我希望中国及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三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不”。

  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正在部署军事能力——包括飞行器、导弹、潜艇——似乎打算用来抑制其他军事力量,以防这些军事力量进入中国近海所称的第一岛链(日本、菲律宾、台湾),及远过所称的第二岛链(包括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这一行为被美国及中国周边国家解读为中国力图阻止美国履行条约义务、兑现对亚太地区的伙伴国和盟国的安全承诺。

  我认为,中国周边国家出现的不确信、怀疑及恐惧心理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起到维稳的作用,使你的邻国不必对中国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感到威胁。确实,美国的军事存在可以说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一个中国所需要的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帮助中国实现了宏大的发展目标。若是去掉这一可靠存在,中国会冒着它的邻国团结起来对抗中国的风险;中国会冒着它的邻国施行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的风险,这一政策是中国在与美国的对话中一直强烈抗议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对于邻国抗争的领土主张,中国的反应似乎已从“反应式强硬”转变为“主动式强硬”——主动向弱小邻国施压,使之放弃中方认为的不合理需求和主张。这就是很多人看待我之前论述中提到的中国在中国南海和东海行为的方式。你们比我更清楚,这些行为在亚太地区产生副作用,破坏了过去一年里中国为求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善意努力。这也使得一些邻国接近美国寻求外交支持,邀请并促进美国扩大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这样的结果是中国不想要的,中国需采取其他措施消除邻国的疑虑,使它们相信中国的良好用意。

  中国可以采取的措施:

  最重要施行的措施是由习主席在近期上海举办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上的演讲中概述的。中国用行动表明,中国尊重国际法;尊重对大小国家一律适用的国际准则;避免做出只会让邻国诧异、恐惧的未事先协商的单边行动。

  就这一点而言,通过与东盟(ASEAN)国家即将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中国的良好用意能得到具体表达,从而建立预防机制,减少爆发未意料到的海上冲突的风险。相类似的法典也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国南海。

  最后,中国应主动将其中一项与邻国领土争议议题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这将是恪守法律准则的可见表现。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希望中国能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全球性政府机构确实为中国的恢弘崛起提供了有利框架。因此,中国理应支持并维护国际机构。

  这就是说,中国认为自己在国际机构中扮演的角色,反映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分量的加重,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分量的不断增加,使国际机构成功运转的责任也随之增加。为了这一目的,中国完全有权尝试改变这些机构。付出这份辛苦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国际机构,并使之大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中美两国之间需要丰富、深入的战略性对话,通过对话双方能更好地了解如何开展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如何成功处理好两个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对话能够展现两国领导声称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会在下午的座谈会中更多地谈论“新型”大国关系。

  译者:小米

  文章原标题为::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6/21/asia-pacific-major-power-relations-and-regional-security/hemc

来源时间:2014/7/16   发布时间:201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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