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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最大的变数不是美国,而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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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盯着中美博弈,却忽略了真正改变台海风险结构的变量:日本,正在从“后台盟友”走向“前台参与者”。一旦东京前倾,台海不再只是中美之间的较量。

长期以来,尽管美国两党在台湾问题上高度一致,但始终维持“战略模糊”。这并非源于对中国的单纯畏惧,而是出于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成本—风险计算: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其规模与代价将远超冷战后任何地区战争。

台湾距离美国本土遥远,美军需要跨越太平洋实施长期、高强度投送;而中国在近海拥有地理、兵力与工业体系优势,冲突极易演变为一场消耗巨大、胜负不确定的长期战争。正因如此,“战略模糊”长期被视为在威慑中国、约束台湾冒进与避免误判之间的折中选择。

然而,台海格局正在出现一个新的、不稳定的变量:日本。

2月8日的日本大选已经出了结果。据媒体报道,众议院465个席位,自由民主党独占席位超过半数,自由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的执政联盟赢得国会2/3以上的席位,已成定局。

高市的胜选反映了她极高的个人魅力。选民们被她果断的作风、坦诚的沟通方式、乐观的态度以及作为一名女性在男性主导的政治世界中展现出的特立独行的形象所打动。高市早苗再度执政,并延续其对华强硬与明确涉台立场,日本将不再只是“幕后盟友”,而可能逐步走向台海博弈的前台。

高市多次公开表达“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安全观,虽然这尚未构成日本政府写入法律文件的正式承诺,但已反映出日本政治精英阶层中,将台海安全与日本本土安全直接捆绑的共识正在上升。这种观念的扩散,意味着日本对台海事务的介入门槛正在实质性降低。

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的安全政策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近年来,日本防务预算持续大幅增长,远程打击能力、弹药储备、情报与反导体系加速建设,日美同盟的军事协同程度明显提升。尽管修宪仍面临国内政治与社会心理的重大阻力,日本短期内也难以具备与中国进行独立正面对抗的能力,但其角色正在从“提供基地与后勤支援”,向“更主动的前沿参与者”转变。一旦日本在政治上完成对台海冲突“事关自身安全”的定性,其在军事规划与部署上的前倾态势将成为既定现实。

这将对台海力量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台海冲突不再只是“中美博弈”,而更可能演变为中国对抗美日同盟体系”的格局。日本遍布冲绳与本州的基地网络、情报侦察体系与后勤保障能力,将成为美军介入台海的重要“倍增器”。

在兵棋推演中,美日协同通常显著提高美方在初期作战阶段的持续作战能力与战场感知水平,从而抬升中国在任何军事行动中的综合成本。这种结构性变化,确实会削弱过去那种建立在“美军远离前线、日本角色受限”基础上的相对稳定平衡。

但必须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更容易爆发。恰恰相反,日本更深度介入台海事务,也意味着一旦冲突爆发,日本本土将高度暴露在打击范围内。冲绳、嘉手纳、横须贺、佐世保等关键基地,以及日本的能源、航运与金融体系,都将成为潜在高价值目标。这种后果的“不可承受性”,反而会在现实政治中抬高各方避免误判与失控升级的门槛。

因此,高市早苗再度执政,对中国而言并非“噩梦的开始”,而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危险、但也更具约束力的新阶段的开启。日本的前倾介入,将同时提升冲突风险与冲突代价:它削弱了原有的模糊平衡,却也强化了各方对战争后果的清醒认知。台海格局由此进入一个更不稳定、但也更难轻率启动战争的高风险博弈阶段。

坎贝尔:特朗普对华政策可能让美国付出灾难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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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纽约时报》2026年1月28日发表了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时评,英文题目是“On China, Trump Is Rolling the Dice on America’s Future”;1月30日,该报中文网发布了该文的翻译。坎贝尔自2024年2月至2025年1月曾任美国副国务卿。此前,他曾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印太事务协调员。拜登的对华政策是不是成功与他有很大关系。我们能说特朗普前任的对华政策比现在的对华政策更好吗?

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的对华政策充满矛盾。一会儿,他威胁要对北京加征关税、强化台湾的军事力量;下一刻,他又对中国领导人大加赞赏,并放松高科技贸易限制。批评者认为,这种霰弹式的政策缺乏连贯性。但在外交事务中,缺乏连贯性未必等同于无能。过去,特朗普曾有效地利用不可预测性,包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特朗普显然被强势的专制统治者所吸引。他欣赏——或许甚至羡慕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对手的强硬打压,以及对媒体反对声音的压制。特朗普撤销了此前两党共同支持的针对中国出口最先进半导体技术和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削弱了美国在全球技术领导权竞争中为数不多的明确优势之一。他还令人错愕地重提美中“G2”关系框架,暗示两国应在全球趋势与责任上采取某种共同立场。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为了向北京发起挑战,特朗普政府在去年12月宣布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美国对台军售案之一,包括在乌克兰战争残酷战场上证明有效的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试图摆脱中国以关键矿产和稀土磁体垄断对美国形成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政府发布的文件及其高级官员的表态并未能帮助外界厘清这些矛盾。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某些涉及中国的内容似乎被仓促删减了。即便在极少数情况下,政府官员尝试阐述某种对华战略,也往往退回到诸如“我们的政策是以美国实力为基础、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政策”这类空泛套话。

这种模糊性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它或许有助于特朗普在今年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就美国的长期利益进行谈判。但如果特朗普只是为短期的政治和个人利益而采取这些策略,那么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将是长期的。在政府为这些会面做准备时,采取第一种长期战略性的路径至关重要。即便如此,这种做法也伴随着风险。

“战略模糊”在美中关系史上有着一段曲折的过去。它指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在中国攻击台湾时是否会提供军事援助采取一种故意模糊的态度。这种模糊性使华盛顿能够平衡与北京的交往以及与台湾的联系,同时警告双方不要破坏现状。

特朗普团队把战略模糊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现在存在一种更大的不确定性:在关键时刻,总统是会站在中国的威权主义者一边,还是会遵循美国的传统立场,反对那些试图主导印太地区的对手。在台海问题上,战略模糊曾是一个虽不完美但行之有效的手段,用以威慑挑衅行为,并维护和平稳定。然而,现在的担忧是,将战略模糊运用于更宏观的中美关系,可能会导致对一个愈发雄心勃勃的中国作出让步,甚至绥靖。

特朗普的战略模糊也有其优势。首先,它让中国难以判断华盛顿的最终意图。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相比,中国领导人应对二度执政的特朗普更加得心应手:在个人层面对美国总统表现出高度尊重,同时对每一次霰弹式的关税威胁都以精准反制,直击美国的脆弱点。尽管如此,北京仍对特朗普在压力之下可能采取的行动感到不确定和担忧。中国领导人相信,从长期来看,全球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但在短期内,他仍对特朗普出其不意、突然转向的能力保持高度警惕。

特朗普的战略模糊在国内政治层面同样具有一定优势。在共和党国会议员中,对华政策是少数几个能让他们鼓起勇气批评政府的领域,他们指责政府对北京采取了过于温和的举措。模糊立场让他们仍然抱有希望,期待政策能重新回到强硬路线。

特朗普政府对华问题上的大帐篷之下,既有一心促成商业交易的高级官员,也有一些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的官员。总统的战略模糊为这些相互冲突的立场和议程提供了容纳空间——尽管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官僚内斗——因为它暗示这种策略仅仅是通往对华关系最终目标的一种聪明手段(无论这种关系是强硬还是软化)。

然而,尽管有这些优势,对华模糊政策带来的风险仍远大于回报。21世纪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本应致力于通过共同的外交手段和联合技术实力来构建盟友间的团结及军事能力。模糊性对此毫无助益。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传统伙伴征收严厉关税或许尚可应对,但一个真正由美中主导的G2世界对该地区的美国盟友来说将是无法承受的。

特朗普发出的自相矛盾的信息已经让从东京到新德里的合作伙伴们不得不仔细审视他的言行,以寻找华盛顿是否仍旧可靠的迹象。日本和印度等国迫切希望得到保证,并正试图影响特朗普。但在某种程度上,盟友们将不得不就自身安全做出艰难抉择——包括可能追求拥有核武器,或与其他国家结盟。

在国内,特朗普的模糊性破坏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后一个真正的两党共识:过去十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强硬、竞争性的对华关系框架。现在,一些主要来自投资界的亲企业共和党人,以及持自由派观点的学者和智库成员已经“叛变”,转而支持一种更为温和、更具合作性的方式,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美中交往鼎盛时期的做法。

特朗普的模糊策略是否值得冒险,最终取决于他的目标。今年,这些目标将逐渐清晰起来。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在年底前数次会晤,政府顾问也频繁提及总统预计于4月访华的行程中有望达成一套“全面而雄心勃勃”的成果。

美国已经释放信号,迫切希望在农产品出口以及遏制芬太尼流入方面取得短期成果,以满足国内政治需求。中国似乎在谋求更大的筹码,寻求获取先进技术,同时削弱台湾的民主领导层。若美国在台湾和技术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仅换取中方象征性地购买豆类等农产品以及对毒品流出施加限制,那将无疑是一笔糟糕的交易。这可能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铺平道路,使美国失去对全球关键贸易航线的控制,并让盟友暴露在北京的胁迫之下,最终甚至被迫屈服。

毫不夸张地说,21世纪的走向可能取决于特朗普的这种模糊究竟是战略性的,还是仅仅战术性的。如果特朗普是在玩长线博弈,试图改善美国日益削弱的军事和经济筹码,那么这种模糊或许会被证明是一种精明的战略布局,帮助美国继续领先于其主要全球竞争对手。相反,如果他只是为了巩固国内政治地位、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那么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数十年,美国人付出的代价都可能是灾难性的。

中美经济正加速走向一场混乱“离婚”

编者按:本文2026年2月5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英文标题和题记为“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Economies Are Hurtling Toward a Messy Divorce–The breakup is focused on sensitive matters now considered national-security issues, including semiconductors, food and energy”,作者是Lingling WeiJeanne Whalen。作者在撰文期间采访了贝莎兰(Sarah Beran)。贝莎兰曾是美国国务院高官,退休后进入一家宏观风险分析的咨询公司。她在2026年吉米·卡特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即美国和中国已经走上缓慢脱钩之路,势不可挡。点击【这里】查看贝莎兰的主旨演讲。

在中国东北的粮食产区,农民们正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笔意外之财:更多的大豆种植补贴。这是中国力求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估算耗资达1万亿美元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而在7,500多英里之外的美国密尔沃基,工业零部件制造商Husco正竭力减少工厂对中国制造零部件的使用,时值特朗普(Trump)政府挥舞关税大棒以减少进口,并试图重振美国制造业。

Husco首席执行官奥斯汀·拉米雷斯(Austin Ramirez)表示,有一些客户要求对华风险敞口为零。

推动这两种趋势的深层力量,来自于中美双方都已接受的一个现实。两国正开始处理在最敏感贸易问题上的一场混乱“离婚”。双方均已将彼此的经济竞争视为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领导人已认定,切断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通常被称为“脱钩”(decoupling)或“去风险”(derisking)——已不可避免。这一转变实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抱负:不再做西方的次要(junior)伙伴。这标志着中国数十年来的正统信条决裂,即中国的经济成功依赖于向美国消费者销售低成本商品,并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建立其科技实力。

双方都不想完全终止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但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现在已是中国经济战略的主要驱动力,中国领导人决心在竞争中占据上风。

“过去一年,中国已开始将美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资深美国外交官、现为Macro Advisory Partners合伙人的贝莎兰(Sarah Beran)说。“中国已经接受脱钩,现在正侧重于控制脱钩的速度。”

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对中国公开记录的分析显示,自2024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已划拨近1万亿美元,用于在农业、能源和为AI发展提供动力的半导体领域建立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一策略已助力中国发展成为绿色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强国。

即使是一些看似持续经济融合的迹象,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向中国出售英伟达(Nvidia)的H200芯片,在北京方面看来也是在加速助力其最终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特朗普曾表示,这一决定让美国能够将其技术领先优势转化为经济利益,同时仍可限制英伟达最先进产品的流出。

特朗普政府在去年12月发布的指导性政策文件《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称,将“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与中国的贸易“应保持平衡,并侧重于非敏感因素”。

白宫的目标是打破美国对中国生产的战略性大宗商品的依赖,例如电子产品和军事装备所需的稀土矿物。由于中国政府限制此类材料的出口,美方的这项努力正变得日益紧迫。

特朗普政府周三表示,已同意与日本、墨西哥和欧盟合作开发这些矿物,包括在盟国之间设立“优惠贸易区”,以抗衡中国的主导地位。

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美国始终对来自中国这个全球主要生产国的商品有巨大需求。但即使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商品数量略有减少,也可能对两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的关税已开始推高一些零售商品的价格,尽管整体通胀率保持相对稳定。

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数据,到2025年底,中国在美国进口商品中所占份额降至约7.5%,抹去了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二十多年的增长幅度。

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倾销低价商品。中国还通过其他国家转运零部件,在当地组装成产品后再运往美国,以此规避关税。去年,中国的年度贸易顺差增至创纪录的1.2万亿美元。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扎迪(Mark Zandi)表示,总体而言,美中之间的贸易额已骤降至2010年的水平,双向投资和旅游也大幅下降。扎迪说,这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正“尽可能地相互疏远”。

生产回流

这种脱钩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

一些企业已将生产线从中国迁至美国以规避关税,但回流规模依然有限。相较之下,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是更常见的迁出目的地。

近期一项调查显示,约9%的俄亥俄州制造商表示已在2025年将部分生产迁回美国,这一比例高于2021年的4%。据开展该调查的非营利组织制造业倡导与增长网络(Manufacturing Advocacy and Growth Network)称,2025年回流的产能中约有60%是从中国迁出的。

Husco首席执行官拉米雷斯说,该公司在回迁一种塑包铜线电线圈的生产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公司在密歇根州找到了一家工厂,培训工人掌握了该部件的生产技术。

Husco为卡特彼勒(Caterpillar)、约翰迪尔(John Deere)和大型汽车制造商供货,拉米雷斯说,对于美国工厂所需的其他零部件,公司只能无奈承担关税成本,因为将这些零部件的生产迁回美国并不现实。金属铸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其生产过程要求在闷热多尘的恶劣环境下投入大量劳力。

资金和地缘政治因素迫使他不断尝试。

拉米雷斯表示:“为避免未来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面临尽可能在美国采购的经济压力。”他还说,Husco在中国设有一家大型工厂,主要供应中国市场及部分非美国市场。

俄亥俄州帕克曼Montville Plastics & Rubber的首席执行官特蕾西·罗伯茨(Tracie Roberts)说,自动化与AI技术正助力她的企业提升竞争力,以应对中国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挑战。罗伯茨说,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为Montville带来了额外优势,使其成功争取到新的客户订单,这些客户委托Montville生产最终投放于大卖场的塑料制品。她透露,自关税政策实施以来,公司来自此类客户的业务量增长了约20%。

罗伯茨说,在美国,实现塑料制品的本土化竞争性生产基本不成问题。但涉及电子产品或结构复杂部件的商品,回流生产则困难得多。她补充道,许多美国制造商在承担机器人及其他自动化设备的投入成本方面,仍需要政策或资金支持。

深层依赖”

中国已找到规避美国关税的方法。“许多以往从中国直接进口的商品,现转为出口零部件至东南亚进行最终组装,”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说。“但其背后的依赖关系并没有改变。”

为阻止此类转运,美国政府已与越南、泰国等国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国家降低其组装产品中的中国成分比例,美国将免除对这些商品征收的高额惩罚性关税。

然而,美国追求经济独立的尝试也存在局限性。

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将对华关税提高至极高水平,但在中方迅速采取强硬反制后,双方只得谈判达成战术性休战。特朗普当下正为4月至关重要的访华之行做准备,他着力维持这一贸易休战状态。

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除关税外,美国正筹备国内反制措施,通过放松监管以及政府在半导体、关键矿物等领域入股,推动重要行业逐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前任和现任美国外交官指出,中国当前的立场相比特朗普首个任期已发生重大转变,当时北京方面仍排斥将其视为战略经济竞争对手的说法。

前外交官贝伦说:“中方相信,相比上届特朗普政府时期,如今自身地位更有利,足以作为近乎平等的对手参与竞争,并实现自主发展。”

中国的“经济沙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去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转变。他表示,未来五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赢得大国博弈战略主动的内在要求。

中国政府当前呼吁未来五年在半导体、软件、高端仪器、医疗设备、先进材料和生物制造等六大重点领域取得决定性突破。

这项耗资万亿美元的自给自足计划已表明,中国实际上正试图在投资规模上胜过西方,以弥补自身短板。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支出激增,2024年筹集了475亿美元,主要通过被称为“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China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vestment Fund)进行输送。

“大基金”的早期阶段专注于建设芯片厂,如今则开始转向为那些仍被外国“卡脖子”的专用设备提供资金。2024年底,该基金向沈阳工具制造商拓荆科技(Piotech)的子公司拓荆键科(Piotech Jianke)投入了约6,300万美元。

拓荆正在试验一种变通方法,以解决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的一项弱点。由于美国阻止中国获得横向缩小芯片所需的最先进光刻机,中国政府正押注于拓荆的“垂直堆叠”技术,该技术允许将不同类型的芯片(如存储器和处理器)层叠在一起,从而在不需要尺寸最小、受限最严的晶体管的情况下提高性能和效率。

拓荆和负责处理“大基金”相关问询的中国国家发改委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据追踪能源和气候问题的英国组织Carbon Brief称,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支出超过任何其他国家,2024年总投资额估计达到9,400亿美元。

为了减少对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口能源的依赖,中国正计划在沿海地区建造数十座核反应堆。内陆地区的大型水电和太阳能项目也在进行中。美国今年1月抓捕了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并威胁要对任何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加征25%的关税。这两大冲击可能危及中国每日超过180万桶的石油进口,这使得减少能源依赖的紧迫性进一步加剧。

高额农业补贴

在现代贸易中,大豆或许是最终的地缘政治筹码。尽管中国在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其庞大的生猪产业超过80%的饲料仍依赖进口大豆。如果贸易路线受阻,作为14亿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猪肉价格将飙升,可能引发国内不稳定。

近年来,中国已将部分大豆采购从美国转向巴西和阿根廷。现在,中国政府正日益鼓励大豆国产化,同时仍维持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以此作为当前贸易休战的“战术锚点”。

在历来以玉米为最常见作物的黑龙江,政府向大豆种植户提供了每公顷约739美元的补贴,这几乎是玉米补贴的17倍。对当地种植者来说,这项高额补贴打破了本应青睐从美国或巴西进口更廉价大豆的市场逻辑。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正致力于加速高产大豆品系的选育。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开发能最大限度提高含油量并抗病虫害的种子,来缩小来缩小与美国农场历史上保持的效率领先优势——即“产量差距”。

在各个行业,中国都在鼓励本土公司到海外投资,特别是非洲和东南亚,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规避美国关税。

据接近中国政府的人士称,中方的想法是,只要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紧密联系,与美国脱钩就是可以接受的。

加拿大卡尼政府押注电动车 中国能否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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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总理卡尼周四正式宣布一项新的国家战略,计划投入数十亿加元的激励措施与税收减免,目标是将加拿大打造为全球电动汽车(EV)制造中心。此举被普遍视为,在美加贸易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加拿大试图摆脱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重塑本国产业版图的一次关键转向。

加拿大汽车产业雇佣着约12.5万名工人,是该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并且与美国高度交织。《纽约时报》写道,卡尼将加拿大未来押注于电动汽车的发展,被视为其对美国强硬立场的一部分,这一做法在国内外都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

《纽约时报》评价称,卡尼正带领加拿大“抽身离开美国”,转而与欧洲和中国日益成熟的电动汽车发展趋势接轨;而华盛顿方面则恰恰相反,正在收紧对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支持。这种政策分化,正逐步改写北美汽车产业长期以来的运行逻辑。

长期以来,加拿大汽车工业与美国高度一体化,约90%的汽车产量销往美国市场。然而,这种延续百年的产业纽带,正因美国单边贸易政策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政府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前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示“美国不再需要加拿大产品”,使加方对传统经济伙伴的可靠性产生了深刻疑问。在这一背景下,卡尼的电动车战略已不仅是经济转型方案,更带有明显的外交防御色彩。

报道梳理了近期一系列重创加拿大汽车业的事件,凸显加方面临的现实压力。首先是生产线外流。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Stellantis)此前在获得加拿大政府补贴后,原计划在安大略省布兰普顿工厂生产Jeep车型,但近期突然改变决定,将生产线转回美国伊利诺伊州。其次是大规模裁员。通用汽车(GM)上周宣布在安大略省奥沙瓦皮卡工厂裁减约700名工人,并永久关闭了该省西南部一家电动货车制造厂。

与此同时,传统盟友的政治姿态也在加剧加方的不安。福特汽车执行主席比尔·福特近期陪同特朗普参观密歇根州工厂,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贬低北美贸易协议,直言“我们不需要他们的产品”。这一表态在加拿大国内被广泛解读为对长期伙伴关系的否定,引发强烈反弹。

在美国市场不再稳定的情况下,卡尼政府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试图填补由美国政策变化留下的市场与投资空白。加拿大已与韩国达成合作协议,积极吸引韩国汽车品牌及电池制造商赴加设厂。同时,在对华政策上,渥太华也出现了明显调整。

尽管加拿大此前曾跟随美国,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加征高达100%的关税,但卡尼政府上月决定放宽限制,允许一定数量的中国电动车以较低关税进入加拿大市场。报道指出,在具体政策设计上,卡尼推出了一套“组合拳”:恢复购买电动车可获得5,000加元(约3,600美元)的现金回扣(不包括中国制造车型);放弃原先激进的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目标,转而实施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政府预计,这将推动电动车销量在2040年达到新车市场的90%。此外,加拿大还设立了30亿加元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工厂投资,并向零排放汽车制造商提供企业税减免及设备加速折旧政策。

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学教授约翰·赫尔韦斯顿(John Helveston)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卡尼展现了“当前美国所缺失的那种领导力”。他认为,在全球汽车技术路径日益清晰的情况下,美国汽车产业正因政策反复而面临被国际市场边缘化的风险。

目前,日本品牌丰田(Toyota)和本田(Honda)已占据加拿大汽车产量的四分之三。随着新政策的推进,加拿大希望通过引入更多亚洲投资者,构建一个不再完全依赖底特律、同时更具韧性的绿色工业体系。

这一战略转向,在卡尼近期的访华行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加方正式取消了特鲁多政府时期追随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100%额外关税,改为对中国电动车设立年度4.9万辆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将适用6.1%的最惠国关税,不再加征附加税,且配额规模将按一定比例逐年扩大。

这一调整也在加拿大国内引发了显著反响。加拿大最大市场研究与分析公司Leger的民调显示,70%的受访者已知晓中加最新达成的贸易安排,其中男性和55岁以上人群的知晓率明显更高。61%的受访者支持允许更多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拿大市场,其中24%表示“强烈支持”,38%表示“某种程度支持”。魁北克省的支持率最高,达到72%。此外,57%的受访者反对为避免美国经济报复而限制对华贸易。

据观察网报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程宏亮指出,加拿大作为美国盟友体系中的关键成员,外交政策不可能完全摆脱美国影响。但他同时强调,随着加拿大对美加关系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加拿大社会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整体趋向更加务实和积极。“从加拿大的角度看,它或许无法彻底脱离美国,但会越来越多地基于自身利益,推进对华关系,形成更具弹性的战略选择。”

何瑞恩(Ryan Hass):元首通话显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要出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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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两国处于脆弱的贸易休战期之际,周三,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通话。在特朗普随后发表的推文中,他表示两国领导人在通话中就广泛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伊朗、乌克兰战争以及大豆贸易。就在两位元首此次通话前几小时,习近平主席刚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视频会晤。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称这通电话“非常棒”“时间很长、很充分”。特朗普还表示,双方还讨论了他4月访华相关事宜,届时将举行利害攸关的中美高层峰会。从特朗普发贴文以及中方的报道看,电话中提及了台湾问题,而且这是中方看的最重的一个问题。在特朗普和习近平去年10月再韩国见面时,当时双方虽然同意达成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但没有谈及台湾问题。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和中国的关系,还有我和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都非常好,我们双方都意识到保持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我相信,在我接下来的三年总统任期内,我和习主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将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

中国外交部在随后的新闻稿中证实了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新闻稿写道,“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必须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台湾被分割出去。美方必须审慎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中方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对与美对话持开放态度,称 2026 年应当是“中美两个大国朝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方向迈进的一年”。但声明中也包含了警示:“美方有美方的关切,中方也有中方的关切。中国一向言必信、行必果。”

《纽约时报》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表示,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有着明显的“针对性,而且很强硬”。他认为,显然习近平“希望在此明确立场,向国内和特朗普总统表明,在台湾问题上,他始终在着手处理”。“他是在做铺垫,告诉特朗普总统‘等你4月来访时,要准备好就台湾问题进行一次严肃的、正式的面对面讨论,因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何瑞恩说。

《纽约时报》说,一位因讨论敏感外交事务而要求匿名的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但至于“如何没有改变”,该文没有谈及。

之前,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愿意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一种微妙的平衡姿态,以免激怒北京。去年,特朗普政府曾阻挠台湾领导人过境纽约,以免在寻求达成贸易协议及促成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峰会时得罪中国。在上个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特朗普表示,中国并未面临美国在委内瑞拉遭遇的同样威胁(例如他所称的毒贩大量涌入美国)。但记者说台湾也可能被视为对中国的威胁时,特朗普随后承认,台湾对习近平来说是“是一种自豪感的来源”。“他(习近平)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他打算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事,”特朗普说。“但是,你知道,我已经向他表达过,如果他那样做,我会非常不高兴。我不认为他会那么做,我希望他不要那么做。”

至于在4月份的元首会谈中,中美能否就台湾问题发表一份重要的声明,或者中国迫使美国再次澄清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拭目以待。

美联社在报道两位元首今天通话的文章中,对电话中涉及的几个议题的背景进行了梳理。

伊朗局势与外交博弈

特朗普与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时,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局势依然高涨,原因涉及上个月伊朗对全国性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对该中东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特朗普还向伊朗施压,要求其在核计划上做出让步。共和党政府称,在今年 6 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为期 12 天的战争中,美国轰炸了三处伊朗核设施,已使该计划受挫。

美方和伊朗官员周三表示,双方已同意周五在阿曼举行高层会晤。会谈原定在土耳其举行,但在伊朗的坚持下改到了这个海湾国家。一位未获授权公开评论并要求匿名的白宫官员表示,政府对会谈能否成功持“高度怀疑”态度,但出于对地区盟友的尊重,同意了地点的变更。

贸易、关税与经济影响

特朗普上个月宣布,美国将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目前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尽管旨在制止伊朗核计划的多年制裁使该国陷入孤立,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显示,德黑兰在 2024 年的国际贸易额仍接近 1,250 亿美元,其中包括与中国交易的 320 亿美元、与阿联酋的 280 亿美元以及与土耳其的 17 亿美元。

台湾问题与军事销售

中方明确表示,无意放弃与台湾统一的长期计划。

特朗普政府去年 12 月宣布了一项价值超过 100 亿美元的对台大规模军售计划,其中包括中程导弹、榴弹炮和无人机。此举持续引发北京方面的愤怒回应。

中方声明指出:“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美方必须审慎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核条约与全球供应链

另外,习近平周三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

习主席与特朗普和普京的互动正值俄美之间最后一项核武器协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定于周四到期之际。这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最大的两个核武库首次失去上限约束。

特朗普表示希望保留对核武器的限制,但希望中国加入新的条约。他在上个月告诉《纽约时报》:“我强烈认为,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中国应该成为成员。”

与习近平通话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华盛顿召集了数十个欧、亚、非国家举行部长级会议,讨论如何在不依赖北京的情况下重建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

副总统万斯在会上表示:“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在维持工业和增长所需的关键矿产上,我们除了彼此,无需依赖任何人。”

国际关系的变动

近期,由于担心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及接管格陵兰岛的要求,多位西方领导人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特朗普治下全球贸易的动荡使许多美国的经济伙伴感到扩大贸易与投资迫在眉睫。上个月,越南与欧盟将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后欧盟与印度宣布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也在上月达成协议,以降低中国电动汽车的 100% 关税,换取中国降低对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

卡特中心2026年“中国焦点”论文大赛 —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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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联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1990学社等机构联合举办的2026年“中国焦点”论文大赛活动正式启动。点击【这里】查看上届获奖人信息。点击【这里】查阅之前获奖文章。

大赛欢迎参赛者围绕以下任一题目提交 原创、论证充分、基于证据 的文章。来稿语言可为英文或中文


比赛题目(两题选一)

题目一:战略竞争中的合作

美中如何在全球关键议题上找到共同点?

随着美中关系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科技、气候、公共卫生及全球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依然对国际稳定至关重要。本题旨在探讨两国如何在竞争中寻求合作,识别具体的联合或协调行动机会,并分析其对全球体系与全球治理的深远影响。

引导问题:

  • 在战略竞争背景下,美中在哪些领域的合作最能有效促进全球公共利益?
  • 在当前国际格局下,美中在哪些议题上存在最现实的合作空间?哪些具体机制可以支持此类合作?
  • 从以往合作经验(如科学外交、气候行动、公共卫生、人工智能治理)中,未来美中合作可以汲取哪些教训?

题目二:超越贸易战

美中竞争如何重塑亚太地区格局?

自2018年以来,美中在贸易、科技与安全领域的竞争深刻影响了亚太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结构。本题旨在探讨在地缘政治变化与战略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区域国家如何进行战略平衡、政策调整与角色重塑。

引导问题:

  • 美中贸易与产业政策竞争如何重塑亚太地区的联盟结构及关键供应链?
  • 越南、日本或印尼等国家如何在美中竞争中调整自身战略定位?
  • RCEP、APEC 等区域机制是否有助于构建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区域经济网络?

参赛要求

  • 参赛资格: 本科生、研究生及应届毕业生(2025–26 学年在读,或在此期间毕业的学生)。
  • 原创性: 参赛作品须为作者原创。
  • 语言: 中文或英文均可。
  • 体裁与长度: 评论 / 专栏风格;可适当列出参考来源。
  • 英文不超过 2500 词
  • 中文不超过 3000 字/词
  • 合作投稿: 允许多人合作投稿,奖金由作者自行分配。
  • 评审方式: 由论文大赛组织方及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进行评选。

奖项设置

  • 一等奖两名(各 $1,000)
    • 1990 Institute Prize
    • Jimmy Carter Prize
  • 二等奖四名(各 $500)

获奖作品将在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站及合作机构平台发表,并可能受邀参与后续学术或公共交流活动。


截稿时间

2026 年 4 月 10 日 23:59(太平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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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日本介入,美中交战的结果就会有极大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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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近期发表评论,引用了五角大楼内部泄露的机密评估报告,指出在针对中国(特别是台海冲突)的多次兵棋推演中,美军经常处于劣势,甚至被描述为“每次都输”。结论是美军必须“重建”。

不仅是“每次都输”,而且绝密报告每次都“泄密”,似乎故意泄漏自己的短板,令人怀疑其别有用心,目的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吓唬美国国会,以达到增加国防预算的目的。

但军棋推演并非毫无用处。军方的兵棋推演通常会被设计得极度困难(被称为“压力测试”)。推演往往设定美军处于最不利的开局(例如已被突袭、通讯中断等),目的是为了暴露弱点、寻找极限。因此,“输掉推演”在军事内部有时被视为”发现问题”的可靠工具。

针对中国的军旗推演,即便是我们这些不懂军事的普通市民,也不难看出其结果。

以前美军打的是伊拉克、塞尔维亚、塔利班,这些对手没有卫星,没有远程导弹,没有隐身战机。现在推演的对手是中国,推演的结果是每次都输,并不奇怪。

中国是一个军力强大,能够攻击美军航母、拥有高超音速导弹的“同级别对手”。美军习惯于把航母开到人家家门口,现在发现航母还没靠近就会被导弹锁定。

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无法在战时快速补充弹药和装备。中国拥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体系和巨大制造能力,能够迅速补充战损。美军昂贵的F-35和航母可能会被大量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消耗殆尽。

后勤运输虽然是美国的强项,但美国和台湾距离太远,后勤支援非常困难。在中国家门口作战,解放军拥有“主场优势”(路基导弹、补给线短)。美军需要跨越太平洋,这在实际上极其困难。

但迄今为止,所有美方的军棋推演都没有考虑一个新出现的变量,那就是日本。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意即台海一旦爆发战争,日本将会介入。这就使得“美国vs 中国”的军棋推演改变为“美日联军 vs 中国解放军“,情况可能发生重大逆转。

美军在推演中“输”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距离太远(补给线横跨太平洋)。日本列岛就像一艘停在中国家门口的“不沉航母”。如果日本允许美军利用其全境基地(不仅仅是驻日美军基地,还有日本自卫队的民用港口/机场)进行作战和补给,美军的兵力投送距离将从几千公里缩短到几百公里。没有日本的基地,美军的F-22和F-35战斗机腿短,根本无法在台海上空维持长时间的制空权。日本表态意味着美军空中战力的“有效出勤率”将成倍增加。

中国海军要进入西太平洋深处拒止美军航母,必须穿过“第一岛链”的海峡(如宫古海峡)。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拥有世界顶尖的反潜和布雷能力。日本一旦参战,可以迅速封锁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这将把中国海军主力“关”在东海和南海的浅水区,使其成为美军轰炸机的靶子,无法对美军航母构成远洋威胁。这直接废掉了中方的一部分“反介入”能力。

如果日本保持中立,解放军只需要专注于南面(台湾本岛)和东面(拒止美军)。日本一旦介入,日本的导弹部队(已部署在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可以直接覆盖台湾周边海域,将迫使解放军必须分出大量的兵力去防备北面的日本。中方必须考虑是否要先发制人攻击日本本土?如果不打,日本的导弹会攻击登陆舰队;如果打,就等于同时向两个工业强国(美、日)宣战,战争规模将瞬间失控。这种复杂的计算极大地增加了中方动武的决策成本。

日本拥有极强的工业制造和修船能力。战时,受损的美军舰艇不需要拖回夏威夷或加州维修,在日本就能快速修复重返战场。日本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也是美军持续作战的生命线。

对于中美平衡而言,日本的正式表态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帮手”,而是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没有日本: 美军是在进行一场远征,容易被击退(如推演所示)。有了日本: 美军获得了稳固的前沿阵地和后勤保障,将“反介入”的压力反推给了中国。

简单来说,美军自己“推演总是输”,但如果是“美军+日军”的联合推演,胜率会大幅回升。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极力施压日本放弃模糊战略的原因。

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通话都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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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按照去年10月底中美领导人在韩国釜山达成的协议,特朗普总统将于今年4月访华,中国领导人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还没有宣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日期。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在接受美国彭博新闻的采访时说,特朗普已经收到中国领导人的邀请,将于2026年4月访华,而中国领导人也应特朗普的邀请将在今年8月和9月访美。庞德伟对记者说,自从中美两国元首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会晤后,中美关系在多方面已有改善;双方谈判代表正努力争取在特朗普4月访华前达成一系列协议,包括涉及波音公司的协议;至于芬太尼问题和采购美国大豆,双方已经完成在釜山达成的大部分协议。2月4日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的通话印证了美国驻华大使的说法。与之前一样,中方对通话的介绍比较笼统,而特朗普对通话的概括却十分详细。以下是中国外交部网站就这次通话发布的报道和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发表的介绍。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2026-02-04 23:52)

2026年2月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我们保持着良好沟通,在釜山成功会晤,为中美关系领航把舵,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新的一年,我愿同你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多办一些大事、好事。美方有美方的关切,中方有中方的关切。中方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只要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相向而行,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双方要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必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同习近平主席有着伟大的关系,我很尊重习近平主席。在我和习近平主席引领下,美中在经贸等领域进行了良好互动。我乐见中国成功,美方愿与中方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发展。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在我任内保持美中关系良好稳定。

我刚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电话交谈。这是一次长时间且深入的通话,我们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包括贸易、军事、我即将于四月进行的访华之行(我非常期待!)、台湾问题、俄乌战争、伊朗局势、中国从美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中国考虑购买更多农产品(包括将本季大豆采购量提高到2000万吨,他们已承诺下季采购2500万吨!)、飞机发动机交付以及其他诸多议题,所有这些都非常积极!我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我与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都非常好,我们都意识到保持这种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我相信,在我接下来的三年总统任期内,我与习近平主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将会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

赵穗生: 如何看待“2026年的台湾完美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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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下文是著名的中美问题专家、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赵穗生先生为中美印象赐稿。近日,美国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孙韵博士在《外交事务》上撰文《2026年,台湾会迎来一场“完美风暴”吗?》(点击【这里】查看该文的中文翻译),引发了各界对台海局势是否会加速恶化的猜测。在文中,赵教授对孙韵博士的文章提出了他的看法2026年台海是否发生“风暴”还是一个拭目以待的问题。)

孙韵关于“2026年台湾是否可能出现一场‘完美风暴’”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在逻辑上自洽、但本质上仍属于推测的判断。她所列举的诸多因素——包括美国政治周期、特朗普可能的对华与对台政策取向、北京国内政治节奏、以及若干被视为“窗口期”的时间节点——确实都是现实存在的变量,也都可能进入北京对成本与收益的综合算计之中。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分析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合理推测,而非对北京真实决策意图的直接反映。事实上,孙韵在文章中也并未断言北京一定会在2026年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使用了“attempt”、“window”等较为谨慎的表述,指向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从这一点出发,我个人对“2026年台海冲突风险显著上升”的判断持更为保留的态度。在我看来,北京在2026年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整体上要低于孙韵文章中所暗示的程度。

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对习近平决策风格的长期观察。毫无疑问,习近平是一位权力高度集中的强势领导人,他也确实希望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完成统一大业、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但与此同时,他并非一个鲁莽或高度非理性的决策者。相反,无论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所采取的极端谨慎政策,还是在对印度、对欧洲、乃至对美关系上的多次政策调整中,都可以看到一种相对理性、甚至偏保守的风险评估取向。

在我看来,习近平属于那种在其所能获得的信息基础上,进行高度成本—收益计算的决策者。在这种决策逻辑之下,如果没有接近80%、90%,甚至近乎确定的把握——包括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军事行动、有效动员国内资源、并且在国际环境可控的前提下避免陷入长期、高代价的冲突——他很难轻易下定决心在短期内对台湾动武。乌克兰战争所展现出的“久拖不决、高成本消耗”的现实,对北京而言显然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此外,在孙韵文章发表之后,中国国内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围绕张又侠、刘振立等军方高层人事的调整。这些变化,实际上可能对北京的对台决策环境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

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具有实战经验、深知战争代价、且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资深将领被清除之后,习近平周围可能出现“建言真空”。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他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身边的人更可能顺从其意愿,强化其对“速战速决、代价可控”的判断,从而增加误判风险。

但另一种可能性恰恰相反。这些被视为对台作战关键人物的将领,本身正是北京在军事层面最重要的经验资源。一旦他们被移除,短期内很难迅速提拔一批同样具备资历、威望和指挥能力的年轻将领,并在军中建立稳固权威。由此造成的对台作战经验真空,反而可能让习近平在军事可行性问题上更加缺乏信心,从而变得更加犹豫,而非更易下决心。

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我认为,要在2026年形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完美风暴”,条件仍未成熟。目前还缺少若干关键因素,使局势真正进入不可逆的临界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2026年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但如果北京真有在该时间点采取行动的强烈意图,按理说现在应当已经能观察到更清晰、更系统性的政策与军事信号。孙韵提到中国近年来对台政策趋于强硬,但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这更多是一种延续性的趋势,而非在去年下半年出现的显著升级。同时,在对美关系上,北京近期反而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缓和迹象。

因此,所谓“2026年的风暴是否会到来”,我仍然持谨慎怀疑态度。或许更合理的态度,是保持观察,而非过早下结论。

日本政坛会迎来高市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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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离开2月8日的日本大选不到5天,目前的民调和选情分析显示,由高市早苗领导的自由民主党有望在本次大选中不仅可能与日本维新会再度获得决定性胜利,更有可能“单独过半”。高市早苗将获得连任,其地位将得到巩固。

如果2月8日的大选结果符合以上预测,那么这将是日本政坛的最大结构性改革,即执政党由过去的自由民主党+公明党改变为现在的自由民主党+日本维新会联盟。本次大选将加强新联盟的执政地位,使日本政府更趋于右翼保守的“鹰派”立场,使高市早苗成为日本战后继安倍晋三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

自由民主党和公明党的联盟长达26年,从1999年10月起, 在小渊惠三内阁时期,自民党为了确保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正式邀请公明党加入执政联盟。这是日本政治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自公体制”的诞生。2009-2012是联盟唯一的执政“中断期”。当时民主党夺取政权,自民党和公明党双双下野。但这3年里,两党作为反对派依然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民主党政权。2012年12月 – 2025年, 随着安倍晋三夺回政权,“自、公联盟”进入了最稳定的时期。公明党作为“关键少数”,长期为自民党提供稳定的选票多数,以换取对安保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力。2025年10月 高市早苗上台后,自民党和公明党因政治路线分歧正式破裂,结束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合作关系。

这次决裂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性重组”,是因为它打破了日本政坛过去20多年最底层的运作逻辑:即自民党负责“地盘和门面”,公明党负责“组织票和刹车”。现在这个长达26年的“政治婚姻”结束,意味着日本政治正式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深水区。

“自、公联盟”结束后,公明党和立宪民主党组成了新的中道改革联盟,而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则结合成新的合作关系,不仅为国会议席中占据多数地位,更因为日本维新会的右翼保守和高市早苗的“鹰派”立场更为接近。公民党在联合执政期间,对安倍晋三的政策路线经常起“刹车”作用,而日本维新会对高市的政策路线却起了“加油”的促进作用,显然更符合合作的逻辑。

根据《朝日新闻》、《日经新闻》和共同社的最新民调(2026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自民党支持率强劲,预计将大幅增加席位,从解散前的 198 席回升至 233 席以上(单独过半)。尽管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联手,但这个中道改革联盟并未产生预期的协同效应。目前选情低迷,预计席位不仅难以上升,甚至可能面临减少(解散前合计约 167 席)。

在 1 月 23 日高市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后,多家媒体的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从“蜜月期”的高点滑落。根据《每日新闻》和《日经新闻》在 1 月底的调查,支持率普遍下跌了 4% 到 10% 不等。部分民调(如每日新闻)显示其支持率一度跌至 57% 左右(此前普遍在 70% 上下)。据报道,主要原因是部分选民对“在此刻解散众议院”感到不满,以及长期盟友公明党的“分手”造成了短期的舆论动荡。随着选战正式开打,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选情已经稳定。根据 2 月 1 日至 2 日的最新周末民调(如共同社、JNN 等),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回升至 63.6% 左右。这表明此前的下跌更多是选民对“解散国会”这一政治动作的短期应激反应,而非对其执政能力的根本否定。随着竞选活动展开,焦点回到政策对比上,其基本盘重新凝聚。

尽管高市个人的支持率比巅峰期略有下降,但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和预期席位却在逆势上升。《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在 2 月初已将预测上调为“自民党单独大胜”,预计席位将从选前的不到 200 席暴涨至 270-300 席(单独过半甚至接近修宪门槛)

如果自民党+维新会在本次大选中大获全胜,日本的政策走向将发生重大偏移:没有了公明党(和平主义倾向)的“刹车”作用,且有了维新会(支持修宪)的加持,高市内阁在增加防卫预算、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及强化日美同盟方面将更加激进。此外,市场预期高市将推行更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高市经济学”),这已导致近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市场在定价财政扩张的风险。

除非在最后几天内发生极端的“黑天鹅”事件,2 月 8 日的大选极大概率将开启“高市长期政权”的序幕。这标志着日本政治光谱整体向右移动,且决策效率可能因摆脱了公明党的掣肘而提高。

基于高市早苗的政治信条、她与公明党决裂后的执政结构,以及 2026 年的地缘政治背景(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下的美日同盟),中日关系在高市长期政权下预计将进入一个“结构性对抗”的新阶段,甚至可能面临建交以来的最冷时刻。

如果说过去的自民党政府还在试图维持“斗而不破”的平衡,高市早苗则可能主动打破这种默契。

高市极有可能在任内(特别是春秋大祭或 8.15)参拜靖国神社。她在成为首相之前曾多次扬言:即使当了首相也会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会导致中日高层互访(首脑峰会)完全中断,甚至可能导致外交关系降级(如召回大使)。

过去几十年,公明党和自民党内的《宏池会》(岸田派、林芳正等)一直充当对华关系的“刹车片”和沟通管道。随着公明党下野、高市鹰派掌权,日本政府内部主张对华友好的声音将被边缘化,危机管控机制将极度脆弱。

高市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日关系将失去过去的“模糊空间”。高市早苗最核心的安全主张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同于以往的模糊战略,高市各级政府可能会更直白地将防御重心部署在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并与美军进行针对台海冲突的实质性联合演练。

为了配合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安保策略,高市可能会通过增加从美国购买进攻性武器(如远程导弹),来换取美国对日本在东亚更激进角色的背书。这会被中国视为实质性的军事威胁。

半导体和 AI 产业可能是中日关系受影响最直接的实务领域。高市早苗是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坚定推动者。她极大概率会进一步收紧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量子计算和高端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日本政府将通过补贴和行政指导,更强力地要求日本企业将关键供应链从中国撤出。这对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车企和电子巨头将是巨大的痛苦,但高市会优先考虑安全逻辑而非商业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