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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V:俄乌战场上的头号致命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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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路透社发表了一篇俄乌战场的报导文章,题目是《俄乌冲突四年后,无人机主导了战场》。

四年前,俄乌战争爆发初期,重型装甲部队像拳击手在拳击台上互殴一样展开激烈的正面交锋。冲突爆发四年后,这种正面交锋几乎已不可能再发生了。小型但致命的“第一人称视角” (FPV-“first-person-view”)无人机现在主宰着乌克兰战场上空,使得装甲车辆的移动变得极其危险。

根据网上资料,FPV无人机与传统的无人机有本质上的不同。操控者不看手机或遥控器屏幕,而是戴上一副特制的视频飞行眼镜(类似 VR 头显)。无人机头部的高清摄像头会将实时的飞行画面以极低的延迟传输到眼镜中。操控者会产生一种自己正坐在无人机驾驶舱内的错觉。这种视角提供了极佳的距离感和空间感知能力,使得无人机能够极其精准地穿梭于狭小空间。

简而言之,普通的无人机就像是你在“看监控”,而 FPV 无人机则是你在“开战斗机”。

它们可以做出翻滚、极速俯冲、甚至垂直爬升等高难度特技动作。

普通的航拍无人机追求的是“稳”,而 FPV 追求的是“快”和“灵活”。FPV 无人机的时速通常可以轻松超过 100 公里,甚至达到 200 公里以上。

FPV 的这些民用特性在战场上转化为了可怕的优势:因为是第一人称视角,经验丰富的飞手可以像驾驶精确制导导弹一样,操控带着炸药的 FPV 钻入坦克的舱盖、建筑物的窗户甚至狭窄的战壕掩体中。

传统防空武器或士兵手中的步枪很难瞄准和击落时速上百公里且轨迹灵活多变的 FPV。一架组装的 FPV 无人机成本往往只需几百美元,却能摧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主战坦克,实现了极高的“非对称交换比”。

一位士兵回忆说,他曾经在一小时内看到 54 架无人机攻击同一个目标。“三架飞机盘旋,另一架发起攻击,其余的飞机加入,”他说。“它们一直这样在空中盘旋,不给任何人逃脱的机会。”

许多曾直接遭受炮火袭击的士兵都表示,FPV战机的速度和机动性令他们感到措手不及。如今,双方社交媒体上都充斥着FPV战机袭击的视频。

对抗这些体积小、速度极快且造价低廉的 FPV 无人机,是目前全球军事界面临的最头疼问题。传统的防空导弹(如“爱国者”或 S-400)打它们就像“大炮打蚊子”,不仅难以命中,而且经济上完全不可持续(几百万美元的导弹打几百美元的无人机)。

电子战和信号干扰是目前最普遍、也是最有效的对抗手段。因为 FPV 极度依赖飞手通过无线电波传来的控制信号和视频画面。一种便携式反无人机干扰枪,形似步枪的设备。它发射定向的射频干扰波(通常是 900MHz、2.4GHz 或 5.8GHz 频段)。一旦 FPV 进入干扰波束,就会与飞手“断联”,导致无人机失去控制坠毁或盲目乱飞。

此外。俄乌双方都在坦克和装甲车顶部安装了小型的电子战“蘑菇头”。这些设备会在车辆周围形成一个几十米到上百米的电磁干扰穹顶,试图让飞向车辆的 FPV 在最后冲刺阶段失控。

当电子战失效时,只能依靠物理手段硬接下这一击。“防空顶棚”(Cope Cages / 格栅装甲)是俄乌战场上最标志性的奇观。双方在坦克、自行火炮甚至越野车顶部焊接了高高的金属网格或铁栅栏。其原理是让 FPV 携带的反坦克破甲弹(RPG)在接触到主装甲之前提前引爆,从而破坏其聚能金属射流,保住车辆和乘员。

士兵在战壕上方或火炮阵地周围拉起密集的渔网或铁丝网。高速飞行的 FPV 很容易像飞虫撞上蜘蛛网一样被缠住螺旋桨,或者被网兜住导致引信失效。

事实证明,普通的突击步枪很难打中 FPV,但发射大面积破片的战术霰弹枪(如泵动式散弹枪)成为了战壕兵防空的利器。一张大面积的弹幕比单发子弹有效得多。

自动化近防武器系统(CIWS), 将雷达/光学探测器与重机枪结合,实现自动追踪和开火。不过这类系统目前体积较大,难以普及到每一辆装甲车上。

乌克兰不仅能自制 FPV 无人机,而且已经建立起了惊人的海量生产能力。 事实上,乌克兰将 FPV 无人机的本土化生产视为维持战争消耗、弥补传统火炮弹药不足的“核心国策”。他们的生产模式在现代战争史上是极具开创性的。

乌克兰政府在 2023 年底就提出了在 2024 年生产 100 万架 FPV 无人机的宏大目标,并且根据多方评估,他们不仅实现了这一目标,目前的年产能仍在以指数级增长。这些 FPV 直接填补了前线火炮和迫击炮弹药短缺的火力空白。

为了防止俄罗斯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摧毁集中的大型兵工厂,乌克兰采取了极其分散的生产策略:乌克兰有数百家小型初创企业、志愿者组织甚至普通民众在参与生产。政府甚至推出了“人民无人机”项目,提供免费的在线工程课程,教普通老百姓如何在自家的厨房或车库里焊接电路板、组装 FPV,然后将其送往测试中心进行质量检验,合格后直接发往乌军前线。

这种“化整为零”的模式使得俄罗斯极难通过轰炸来彻底切断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链。

虽然 FPV 是在乌克兰“制造/组装”的,但其核心零部件仍高度依赖进口:电机、飞行控制主板、电调(电子调速器)、摄像头和螺旋桨等,绝大部分依然是通过复杂的第三方贸易网络从亚洲(尤其是中国)以及西方国家采购的商业现货。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外部供应链的收紧(例如部分国家实施的出口管制),乌克兰正在拼命推进电池组、机架甚至部分电子元器件的本土化生产。同时,弹头(如将反坦克破甲弹改装为 FPV 载荷)完全是乌克兰兵工厂自主完成的。

乌克兰的 FPV 生产不仅是数量的堆砌,还在前线实战反馈的驱动下进行着极快的技术迭代:早期的 FPV 只能在白天使用。如今,乌克兰已经大量组装配备了廉价热成像仪的“夜视 FPV”(例如被称为“吸血鬼”的无人机),在夜间对俄军后勤车队进行毁灭性打击。

面对俄罗斯强大的电子干扰,乌克兰的研发人员正在给自制的 FPV 换用非标准频段的通讯模块,并开始在前线测试搭载简易 AI 视觉锁定芯片的 FPV,使其在信号被切断的最后冲刺阶段依然能自动撞向目标。

简而言之,乌克兰凭借极其灵活的民间创造力和分布式组装,硬生生地拼凑出了一支庞大的“无人机大军”。

 

上图是一架典型的 FPV(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也就是常说的“穿越机”)。从外观上,它具备了 FPV 无人机的几个最核心特征:机身正前方有一个专用的 FPV 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没有普通航拍无人机那种复杂的机械云台(防抖云台),而是固定死或者只能简单调节上下角度。它负责将极低延迟的画面直接传输到飞手佩戴的飞行眼镜里,提供“驾驶舱”视角的体验。

它的骨架通常是碳纤维材质的“X”型或长方形结构,没有任何多余的塑料外壳包裹。这种“裸奔”的设计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重量,从而获得极高的推重比(加速极快、极其灵活)。

为了方便快速更换,大块的锂电池通常直接用魔术贴绑在机身的顶部或底部;尾部通常会伸出一根较长的天线,用于接收遥控信号和图传信号。

如果是俄乌战场上使用的型号,通常会在机身腹部用扎带或胶带简易地绑上反坦克破甲弹(RPG弹头)或自制的爆炸物,并在前方伸出一根用铜丝做的“触发引信”,一旦撞击目标就会短路起爆。

与那些可以在空中自动悬停、看起来很有科技感的商用航拍机相比,FPV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布满电线和零件的“手工组装件”,但正是这种纯粹的设计,赋予了它在战场上可怕的速度和致命的精准度。

与乌克兰“全民造机”、“化整为零”的分布式生产不同,俄罗斯走的是高度集中的国家军工路线。俄罗斯将几家大型工厂(如生产面包或商用设备的工厂)直接改造成了无人机兵工厂。目前,俄罗斯的 FPV 月产能估计高达数十万架。例如著名的“苏多普拉托夫”(Sudoplatov)志愿营,他们生产的 VT-40 等型号的 FPV 已经实现了高度标准化,并作为制式武器源源不断地成建制配发给前线部队。

光纤 FPV 的实战化,是俄军近期在战场上投入的一种让乌克兰防线极其头疼的“黑科技”。传统的 FPV 依赖无线电波传输视频和控制信号,很容易被干扰枪或车载干扰器切断。俄军投入实战的光纤 FPV(例如“诺夫哥罗德的汪达尔” Vandal of Novgorod),在机身上挂载了一个长达 10 到 20 公里的极细光纤线轴。无人机在飞行时一边飞一边放线。

因为采用物理光纤传输信号,它实现了 100% 免疫任何无线电干扰,并且能将极高清晰度、无延迟的视频画面传回给飞手,直到撞击目标的最后一毫秒。这让乌军辛苦建立的电子战防线形同虚设。

为了应对复杂的电磁环境,俄军 FPV 正在快速普及 AI 终端制导技术。 飞手只需在屏幕上用框选定目标(比如一辆移动的装甲车),FPV 内部的 AI 芯片就会接管最后的攻击航线。即使在最后几十米被电子战设备切断了操控信号,无人机依然能依靠自身的图像识别能力,死死咬住目标并完成撞击。

俄罗斯在各个集团军和旅级单位中,正式编制了专业的无人机连或排。他们拥有专门的侦察手、飞手、装弹手和天线中继操作员,形成了一个高度协同的独立作战单元。

俄军通常采用“侦察机(如海雕-10)寻找目标 + 炮兵压制/迫使敌方躲入掩体 + FPV 穿梭机精准钻入掩体清剿”的战术闭环,效率极高。可以说,俄罗斯已经将 FPV 从一种“廉价的战术补充”,彻底升级为了体系化、工业化的大规模杀伤性精确制导武器。

随着战争进入2026年,FPV无人机已经从一种“战术补充”彻底演变成了战场上的“头号杀手”。它不仅取代了传统反坦克导弹的地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火炮作为“战争之神”的绝对统治力。

根据北约(NATO)的评估、开源情报(OSINT)分析以及近期的前线战报,FPV 造成的战场损失占比极其惊人:在战争初期,摧毁坦克的绝对主力是“标枪”(Javelin)等反坦克导弹和传统地雷。但现在的战场数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反转:根据北约官员和多家军事智库的持续追踪,近几个月来,俄乌双方被摧毁的坦克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约 65% 至 68%)是 FPV 无人机的战果。

开源数据分析组(UA War Infographics)的统计显示,除了近 66% 的坦克外,FPV 还摧毁了约 45% 的装甲运兵车。更夸张的是,前线高达 98.5% 的通讯天线和监控摄像头都是被 FPV 精准“点名”摧毁的。

在2022年,前线约 80% 的伤亡是由传统火炮和多管火箭炮造成的。但根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和路透社在 2026 年初的最新评估报告:如今,由无人机(特别是 FPV 和无人机投掷的榴弹)造成的人员伤亡比例,已经从战争初期的不到 10% 飙升至 80% 左右。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在近期的作战报告中指出,在某些激烈的局部防御战中,高达 90% 的敌军步兵伤亡都是由无人机直接造成的。步兵一旦在开阔地带或浅战壕中被侦察机发现,几分钟内就会引来 FPV 的追击。

看到这么高的毁伤占比,很多人会误以为 FPV 百发百中。事实恰恰相反:前线飞手的真实反馈显示,由于恶劣天气(风、雨、雾)以及强大的电子干扰(EW),单架 FPV 的实际命中率其实很低(通常只有 20% – 30% 左右),甚至有四分之一的 FPV 会在起飞阶段因为技术故障或信号丢失而坠毁。

FPV 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总损失,靠的完全是极其庞大的发射基数。就算命中率只有 20%,当一方每天能向你的阵地发射几百上千架成本仅 400 美元的 FPV 时,再厚的装甲和再严密的防线也会被一点点啃噬殆尽。

可以说,FPV 已经彻底重写了陆战规则:坦克不敢轻易露头,步兵的机动变成了“自杀式行动”,连伤员的后送撤离都因为满天的 FPV 而被迫拖延数天。

黄靖、贾庆国:结束俄乌冲突对中国整体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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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四年了年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晚的国情咨文中,对俄乌战争以轻描淡写的方式略过。他在上任之前,曾经多次信誓旦旦的发誓会在上任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战争。在国情咨文中,他不再提结束战争的截止日期,而是再次强调如果他在任,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

每一天,俄乌两国平民都在为这场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大部分人从百姓福祉的角度来说,都希望战争早点结束。但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这场战争的结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到底有好大的好处?或者说有没有好处?

观察者网在去年12月邀请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贾庆国,对此展开深度剖析。以下为观察网整理的采访记录。)

黄靖:而鲁比奥刚刚被人形容“把乌克兰放到了菜单上”,现在又绕过欧洲、试图跟俄罗斯单独达成和平协议。我在美国开一个会期间,有人就问鲁比奥说,花这么多资源在同俄罗斯沟通,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鲁比奥当时的回答令我今天都记忆犹新。他原话是:“我们只是想要像当年尼克松把中国从苏联那边剥离出来那样,把俄罗斯从今天中国的身边剥离出来。”他用了“剥离”(peel  off)这个词,就是剥洋葱的意思。不禁让人联想到,他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出于战略考量。

如果特朗普回归传统的大国博弈框架,不重视盟友,而集中力量处理大国关系,那么抓住俄罗斯这个关键棋子对美国的战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向西,美国可以进一步拿捏、逼迫欧洲,比如多承担军费。向东,他也认为对美国的主要对手中国来说,是个至少更加不利的局面。

我们可以看到,自安倍晋三2012年上台之后,日本在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就提出,日本不能同时与中俄为敌,否则将陷入非常险恶的安全环境。我们也知道,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尤其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日本不得不跟着美国走,陷入到了如今同时与中俄为敌的局面,所以日本面临很大的安全压力。

如果美俄关系实现正常化,那么可以想象,日本也会选择同俄罗斯改善关系,其右翼势力就可能更加专心地对付中国。

印度方面同样体现了类似逻辑。印度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国内政治上有明确的反穆斯林立场,其强硬政策在印度西北部的穆斯林社群中引发了强烈反应。我们看到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对莫迪是非常不友好的。因此印度来自西北方向的安全压力非常大,这一带主要是伊斯兰国家,从土耳其、沙特到中亚一带。美国还没有从阿富汗撤军时,印度还显得有恃无恐,现在美国撤军了,尤其是沙特同巴基斯坦签署了安全协议后,印度面临的来自西北方的安全压力非常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在国家安全层面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西北部的伊斯兰带。所以印度当然不愿意也不可能得罪俄罗斯,甚至不愿意得罪中国。因为中俄对这条伊斯兰带的影响都比较大。这就是为什么印度面临那么大的压力都不愿意跟俄罗斯翻脸,反而印俄关系越来越好。

如果想象一种局面,当美俄关系正常化,俄罗斯同印度的关系也会突飞猛进。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基本上是掏出了“家底”,双方强调了进一步加强贸易和战略合作,有报道指出双方还就苏-57战机、S-400防空系统等防务合作议题进行了探讨,表明印度在俄罗斯军事技术方面有实质性的兴趣。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近期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访问朝鲜,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接待。为什么越南和朝鲜走得很近?这背后可能反映出区域关系中的复杂博弈:越南和朝鲜均是亚太地区仍大量使用俄制武器的国家,朝鲜本身也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两国之间合作的背后,是可以看到俄罗斯影响力的影子。所以如果美俄关系正常化,可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潜在影响。

10月初,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同越南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面。

今年4月召开了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也是种未雨绸缪。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想特朗普之所以对欧洲国家施加这么大的压力,除了反对这些站在政治光谱对立面的欧洲领导人,例如冯德莱恩、马克龙,他认为这些人跟美国的拜登之流一样,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更多也是像您梗菜说的,他希望欧洲能聚集更多的资源来帮助美国,而不是耗费在俄罗斯身上。

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特朗普试图在大国竞争的博弈中“抓住”俄罗斯,看上去非常精明,但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他可能是一厢情愿,因为中俄关系非常好,是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协作这个词是中俄关系才特有的。但您觉得特朗普这个盘算有没有可能实现?如果实现不了,会不会导致特朗普在对俄问题上“偷鸡不成蚀把米”?因为能明显看到,在所谓的“28条和平计划”上,普京用美国人的话来说是“不上钩”。您怎么看。

贾庆国: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俄乌战争是否继续,对中国安全和中俄关系的影响有多个层面。一方面,俄乌战争的持续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俄罗斯在被西方制裁的背景下更加依赖中国,这体现在两国就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层面实际上加强了合作;但另一方面,战争的延续也使中俄关系面临很大的压力。

例如是否追随美欧牵头发动对俄制裁的问题,如果中国不追随,那么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受到制裁。之前特朗普政府也提出过,若中国继续购买俄罗斯出口石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可能面临100%的关税。这使得中国必须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仅仅强调与俄罗斯的关系。石油进口的问题相对好说一点,但其他领域则更为棘手。

例如在民航领域,过去中国赴美航班可以飞越俄罗斯领空,经北极航线抵达纽约,航程约12小时。俄乌冲突爆发后,因为西方对俄制裁,该航线已被禁止。中国虽然坚持飞越,但将面临西方的制裁。最后,我们基本上选择绕行俄罗斯领空,尽管飞行时间大幅增加。还有很多这样的具体事务,都会影响中国与美国、欧洲国家的关系,这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情。而当中国因应西方国家的制裁要求做出一些调整时,俄罗斯方面也会产生不满。

俄方可能认为,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应该予以支持,甚至俄方有部分人期待中方提供武器援助。但为了应对西方制裁的威胁,中国并未向俄方提供武器乃至武器的相关制造设备,俄方那边可能有人也憋了一口气。因此,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对中俄关系有利有弊,对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是如此。

从积极的角度看,美国在俄乌战场投入大量资源和注意力,客观上缓解了其对华压力。但不利之处在于,正是因为俄乌战争的继续,导致欧洲国家在此问题上极为重视各国立场,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改善因此受阻。而当美国加大对华施压时,欧洲国家更倾向于配合美国,这就对中国不利。

因此,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俄乌战争早日停止可能也未必是坏事。

若战事停止,美国因中俄之间的密切经贸关系而对华施加的压力或将减轻,中俄贸易与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可以更为顺畅。同时,欧洲国家也可能更愿意与中国合作,因他们的关注重点将不再集中于俄乌问题。总体而言,俄乌之间停战对中国是整体有利的。

至于日本、印度等国的盘算,若俄乌停战,它们或许会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但中国拥有巨大的现实市场和影响力,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也符合那些国家自身的利益,因此这对中国的影响有限。

黄靖:当前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对俄乌战争带来的利弊各有评判。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相比拜登政府时期,特朗普政府在俄乌问题上的政策已出现重大逆转,可以说美国实际上已经抛弃了乌克兰。近期关于乌克兰政府高层的贪腐案等消息频出,例如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在迪拜的会议上公开指责乌克兰腐败,说他在摩纳哥看到的高级跑车多为乌克兰人所有,泽连斯基最亲密的助手也卷入腐败案。

综合来看,在俄乌战争、美俄关系、中美俄互动及其对华影响等问题上,贾教授的分析较为全面:这场战争持续下去对中国并非全是坏事,但冲突能和平结束对中国更为有利,也是一个大利好。

纽时:芯片证明“台湾是美国核心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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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2月23日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再次聚焦台湾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警告硅谷企业减少对台湾半导体的依赖,但调查显示,在成本、技术与市场竞争压力之下,美国科技公司仍高度依赖台湾供应链,这一结构性风险正在成为华盛顿最担忧的经济安全问题之一。

这篇文章的发表之际正值美国国内学者在争论台湾是否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实际上在“间接反驳”这种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的说法,但文章没有使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论证,而是用经济依赖的事实。

台湾面积不大,却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步发展为全球半导体制造核心。目前全球约90%的先进芯片产自台湾,这些芯片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汽车以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关键产业。随着人工智能带动科技股上涨,这种依赖不仅具有产业意义,也被视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曾在华盛顿和硅谷举行多场闭门简报,向科技公司高管警告台海冲突可能带来的供应链冲击。官员指出,一旦台湾遭遇军事封锁,岛内芯片生产中断,美国科技产业可能面临严重打击,甚至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全球高端芯片产能过度集中在台湾,构成世界经济最大的单点失效风险之一。他称,如果台湾芯片制造能力遭破坏,可能带来类似“经济末日”的冲击。尽管政府反复警告,美国科技企业的调整仍十分有限。调查显示,多数企业更关注激烈市场竞争与利润率,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应对相对滞后。业内人士认为,即使企业意识到风险,也难以迅速改变供应链结构。

2022年,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委托研究机构完成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如果台湾芯片供应中断,全球经济可能遭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危机。报告估计,美国经济产出可能下降约11%,中国经济降幅甚至更高。该报告还显示,多数科技企业库存仅能维持数月,一旦供应中断,业务将迅速受损。

随着人工智能需求爆发,美国对台湾芯片依赖反而进一步增强。华盛顿内部对台湾问题的定位也逐渐发生变化,从以地缘政治与民主价值为主,转向经济安全与产业竞争的核心议题。

美国政府为推动制造回流采取了不同路径。拜登政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数百亿美元补贴,试图吸引企业在本土建厂;特朗普政府则更倾向通过关税与行政施压促使企业改变采购结构。然而,两种政策均未能迅速改变产业格局。

产业层面存在明显现实障碍。业内人士指出,美国制造芯片成本普遍高于台湾约25%,同时先进制程能力仍存在差距。此外,台湾长期形成的产业集群优势、人才储备及政府支持体系,使供应链迁移难度极高。

2021年,美国军方首次在国会公开提出中国可能在本十年内具备对台军事行动能力,这一判断强化了华盛顿对半导体安全的焦虑。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官员进一步认为,国家可能在承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采取地缘政治行动,从而加剧对台海风险的关注。在政策推动下,多家半导体企业已宣布在美国扩建产能。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多座晶圆厂,英特尔与三星亦提出大规模投资计划。美国预计到2030年前将在半导体领域投入约2000亿美元,产能有望显著提升,但全球占比仍可能维持在约10%左右。

然而,订单不足成为制约美国制造扩张的重要因素。科技公司对采购成本更高、技术代差仍存在的美国芯片态度谨慎,使部分项目推进受阻。政府甚至不得不通过情报简报和政策压力说服企业下单,但效果有限。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政策逐步转向更直接的产业干预。政府以关税作为谈判工具,推动企业增加美国采购,同时施压台湾企业扩大在美投资。随着台积电追加投资、英特尔获得资金支持,以及科技企业承诺增加本土采购,美国芯片制造能力开始缓慢改善。

不过,即使部分芯片实现本土生产,关键封装与后段工艺仍依赖台湾,这意味着供应链安全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业内普遍认为,半导体产业的复杂分工使“制造回流”并不等同于供应链独立。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当前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企业商业理性与国家安全目标之间的张力。半导体产业经过数十年全球化形成高度集中格局,短期内难以重塑,而人工智能浪潮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先进产能的依赖。

在此背景下,台海稳定问题正逐渐从安全议题演变为全球经济议题。尽管美国政府持续推动产业调整,但在成本、技术与市场因素共同作用下,降低对台湾芯片依赖仍将是一个长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关税压力下: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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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降低贸易逆差,平衡美国的对外贸易,但是在特朗普的关税压力下,美国2025年的商品贸易逆差高达12409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为近10年来的峰值。

幸亏美国的服务贸易(旅游、餐饮、软件、金融、医疗等)一直处于顺差地位,2025年的服务贸易顺差也达到3395亿美元的峰值,将对外贸易的总逆差拉低到9014亿美元,仅略低于2022年的9435亿美元峰值。

特朗普的关税虽然没有降低美国的对外贸易总逆差,却确实降低了对华贸易逆差,其中对华商品贸易的逆差从2022年的3823亿美元峰值,降低到2025年的2021亿美元。如果计入服务贸易的顺差,那么美国对华贸易的总逆差进一步从2022年的3608亿美元下降到2025年的1791亿美元。如下表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从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已经开始实施了,拜登期间,不仅没有取消或降低特朗普的关税,反而有所增加,2025年进入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贸易总逆差继续上升,但对华贸易的逆差却持续下降,似乎这才是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主要结果。

2025年商品贸易逆差攀升至1.24万亿美元的背后,主要有以下几个驱动因素:

  • 关税预期下的提前备货:由于市场对新关税政策的预期,许多美国企业在关税大规模生效前,提前突击进口并囤积了大量海外商品,导致个别月份进口额激增。
  • AI与科技硬件需求激增: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驱动,美国企业大幅增加了对计算机、芯片、服务器及相关配件的进口需求。
  • 供应链转移的“溢出效应”: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缩减至2021亿美元左右(创20多年来新低)。然而,美国的整体进口需求并未减少,而是转移到了其他地区,这导致美国对墨西哥、越南和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急剧扩大,并创下历史新高。

整体来看,尽管贸易政策和关税壁垒在不断调整,美国国内强劲的消费和企业需求依然支撑了庞大的进口规模。

截至2026年初最新公布的2025年全年及第四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清晰地印证了美国内需(特别是私人部门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强劲韧性。尽管2025年第四季度因创纪录的联邦政府停摆导致整体GDP增速(1.4%)受到拖累,但剥离政府因素后的底层需求数据依然非常亮眼。

以下是支撑“美国内需强劲”的几个核心数据维度:

  • 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年化增长率为 2.4%。就2025全年而言,尽管面临利率和物价的双重压力,家庭消费依然是拉动美国经济实现2.2%全年增速的最大主力。其中服务业消费表现极强(Q4年化增长高达3.4%),比如旅游、餐饮、医疗和娱乐等体验式消费需求旺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整体处于“商品贸易逆差,但服务贸易顺差”的状态。
  • 2025年第四季度,美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产品上的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了 7.4%,在设备上的投资增长了 3.2%。这背后最大的推手是人工智能(AI)和数据中心建设的繁荣。科技巨头和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直接引爆了对服务器、芯片组、电力设备和冷却系统的海量需求。有机构测算,与AI相关的投资在2025年上半年甚至贡献了美国国内需求增量的绝大比重。
  •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相关市场机构的数据,2025年全年美国零售销售总额估计达到了约 7.4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约 3.7%。在年底最重要的假日购物季,剔除波动较大的汽车和汽油后,2025年12月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同比(较2024年12月)增长了约 4.3%。此外,电商业务继续高歌猛进,在整体零售中的占比已稳稳突破16%。

2025年至2026年初,特朗普政府通过实施“对等关税”和“紧急状态关税”施压,迫使多个主要贸易伙伴达成所谓“美国优先投资计划”(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白宫宣称这一系列协议促成了规模惊人的外国对美直接投资(FDI)承诺(白宫层面一度宣称总额高达18万亿美元,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独立智库评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核心承诺在5万亿美元左右)。

与以往纯市场导向的外资流入不同,这批在关税大棒下催生出的投资,被特朗普政府要求定向“滴灌”到美国急需补齐或保持霸权的核心产业。最大的吸金池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国防与航空航天、造船业、先进制造业、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AI)。

2026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重大裁决,认定特朗普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向全球强加关税的行为“缺乏法律授权”。 这一判决在法理上直接抽走了特朗普要挟各国的“关税大棒”。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国家(如日本)已经明确表态,为了维持双边同盟关系和国家经济安全,将“咬牙”继续履行上述投资承诺。他们深知,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绕道使用其他更为复杂的贸易法规(如301条款或232条款)让关税政策“借尸还魂”。

麦艾文(Evan Medeiros):中美关系进入更危险时代

编者按:本文认为,2026年的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的新阶段。作者指出,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现阶段性缓和,从高度聚焦战略竞争转向更强调外交互动与经贸成果,但这种“战术性缓和”难以持续,反而可能加剧未来关系的波动与不稳定。文章强调,中美竞争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深刻,双方在安全、科技、经济与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分歧难以弥合。在相互依赖不断被“武器化”、供应链脆弱性加速暴露的背景下,美中正展开一场围绕关键技术与战略杠杆的竞赛。作者警告,领导人峰会与经济协议难以改变这一长期竞争逻辑,中美关系或因此进入一个更具风险、也更难管控的阶段。作者的该观点和几位中方专家有所差别,他们认为2026年是中美关系可以改善的一个契机。

本文原文发表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网站。作者麦艾文(Evan S. Medeiros)为该委员会中国问题杰出非常驻研究员,同时担任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他曾于2009年至2015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六年,负责亚洲事务。

自1979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双方关系最持续的特征之一,就是频繁的波动与变化。

最近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期间,“战略竞争”时代正式开启。这一政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中双方在国内与国际战略层面的全面调整,也恰逢中美关系在全球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之际。战略竞争的到来或许姗姗来迟,但它确实为华盛顿、北京以及国际社会提供了某种清晰度,使各方对未来关系走向有了更明确的判断。

随着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到来,多数人原本预期对华政策将保持延续性。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2025年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发动新一轮贸易战开局,对中国加征超过150%的关税,显示特朗普团队在战略竞争中进入了一个更激进的新阶段。这一做法虽不陌生,但程度明显升级。随后局势迅速恶化,华盛顿与北京相互释放新的威胁——包括限制关键矿产与技术供应——将其作为施压与博弈工具。

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度直面经济冲突全面爆发的边缘,而双方显然都不愿看到这种局面。最终,两国选择后退一步,通过谈判达成降低关税并恢复关键矿产贸易的协议,同时为更大规模的协议铺路。贸易谈判逐渐成为“21世纪的军控谈判”,成为双方就长期竞争规则(无论明示还是默示)展开博弈的核心平台。

然而,在此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另一种变化——这一转向正在塑造2026年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对战略竞争的“悄然背离”

2025年秋,特朗普对长期、高强度竞争的执念,逐渐被其对习近平的个人好感所取代,同时对全面战略竞争表现出犹豫,甚至某种“悄然否定”。在两位领导人于2025年11月韩国举行首次会晤之后,特朗普开启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对华外交、经济与科技接触阶段。为了维持经贸关系稳定并保持外交互动轨道,特朗普开始淡化战略竞争的一些关键支柱。这仿佛意味着,美国不再试图放缓中国发展或跑得更快,而是选择与中国“并跑”。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似乎正回归以往的接触路径——以领导人峰会与经济交易为核心驱动力。特朗普与习近平同意在2026年互访:特朗普将于4月访问北京,习近平则将在年内回访。据美国高级官员透露,2026年两国领导人之间可能举行多达四次会晤,这将成为双边关系史上的新纪录。

其他政策变化迹象也不断显现:特朗普政府同意向中国出售英伟达H200先进芯片;与私营部门合作完成对TikTok的收购交易,但据称关键业务仍由其中方母公司掌控;特朗普撤换了多名主张加强对华技术限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商务部官员;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中,对中国“战略对手”的表述被弱化甚至消失。最新动向则是,特朗普表示希望就对台军售问题与北京展开谈判。

如今,华盛顿更多谈论的是领导人峰会、“G2”、重大经贸协议,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缓和”(尽管政府未正式使用这一表述)。特朗普团队正为其访华之行争取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协议,涵盖农业、航空等领域。特朗普本人也多次暗示欢迎中国资本重新大规模进入美国,尽管国会与各州州长的抵制正在增强。同时,美国国内还流传着有关调整对台政策表述的传闻——可能通过对台北采取更严厉措辞来安抚北京。

保守派中的乐观人士认为,特朗普是在实施一种“战术性缓和”,以争取时间加强军事威慑并减少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然而,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代价包括:美国技术优势的削弱、盟友信心的动摇、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的受损,以及最直接的——台湾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这种政策走向,甚至被认为比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期的缓和政策更具对华妥协色彩。

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

因此,到2026年,华盛顿可能在中美关系史上开辟新的路径。这一变化将由政策从高度、单一聚焦竞争转向更加重视外交互动与经济成果所推动。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将完全放弃竞争(例如美国在稀土问题上的政策仍值得关注),但竞争中最激烈的维度——如技术封锁——将不会被大力推进。

2026年及未来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风险在于,特朗普式的缓和很可能难以持续,反而可能埋下未来不稳定的种子。事实上,中美关系可能正站在最危险阶段的开端:当中国利用美国暂时退出高强度战略竞争的窗口期,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并最终在经济、技术与地缘政治层面实现超越。

中美关系中结构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之间的裂缝过于巨大,难以维持长期稳定。两国竞争的结构性因素深远而广泛。在安全、经济、技术以及全球治理理念等诸多议题上,美中利益分歧大于共识。削弱美国实力本身就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些判断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具有广泛共识,而特朗普今年对华接触形成的周期性缓和,只会加剧美国政界、军方与商界对“落后于中国”的焦虑。

因此,当前政策增加了关系“反弹”回更强硬战略竞争的风险。例如,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遭遇重大失利,特朗普可能像2020年那样重新转向强硬对华立场,以巩固其政治基础并为总统选举做准备。或者,民主党也可能将对华竞争作为批评特朗普、推进国内议程并在2028年选举前制造共和党政治弱点的工具。又或者,仅仅是总统认定中国在“利用”自己。无论路径如何,美国都将在某种形式上回归战略竞争。

更深层且更严重的风险同样存在。过去一年,尤其是贸易战,使两个大国在高度竞争的全球体系中的相对优势问题更加突出:谁占据上风?又将如何运用这种优势?习近平与特朗普均认为自己拥有相对筹码与升级主导能力。双方也都相信可以对对方施加难以承受的经济成本,而在中国方面,北京认为自己能够承受比美国更多的痛苦——“吃更多苦”。这种认知使华盛顿与北京处于危险境地。最终,一方可能试图验证这一判断,从而触发更广泛的危机。

确实,中国切断美国获取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元素与重稀土磁体——引发了美国政界与商界的强烈焦虑,也使华盛顿意识到一个重大脆弱性。特朗普本人可能也对中国拥有如此杠杆感到意外,这与其最初预期相悖。当美国政府在2025年10月试图进一步收紧技术限制时,北京扩大关键矿产出口限制,暴露出美国脆弱性的深度。

如今,华盛顿已清楚认识到自身暴露程度,特朗普团队也已启动多项措施以降低美国脆弱性。尽管政府认为一到两年内可以缩小差距,但多数专家——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认为至少需要五年。这种评估差异进一步增加了不稳定风险,尤其是在华盛顿低估其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程度的情况下,而这种依赖仍然相当显著。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掌握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及其他关键技术,而这些领域目前仍是美国具备优势并能限制中国获取的方向。

双方减少脆弱性、创造杠杆并试探相对优势的努力,使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危险时期,甚至可被视为战略竞争演进中的新阶段。双方都感到脆弱,双方也各具优势,双方都愿意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同时又无法准确评估这种做法的成本。此外,华盛顿与北京各自的国内政治也使决策计算更加复杂。

简而言之,美中两国正陷入一场竞赛:在对方之前降低自身脆弱性并掌握关键技术,同时努力积累新的施压手段。正是这场竞赛,将定义2026年及未来复杂而紧张的中美关系。2026年的领导人峰会或经济协议,都无法改变这些严峻的战略现实。对华盛顿而言,关键在于持续聚焦其所面临的真实挑战——在全球体系动荡之际,中国正全力提升自身实力与影响力。

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特朗普关税违法 特朗普的B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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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针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终于作出了等待已久的最终裁决。最高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单方面向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征收全面关税的做法,超出了其法定权限。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美国总统实施经济制裁、进行贸易干预以及应对外部安全或经济威胁的基石法律。根据该条款,总统必须首先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NEA)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必须存在一种“异常且极其严重的威胁”(unusual and extraordinary threat),且该威胁的源头必须全部或主要来自美国境外。总统行使 IEEPA 权力的范围,只能用于应对引发该紧急状态的特定威胁。

特朗普动用 IEEPA 的前提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理由包括长期的美国贸易逆差和非法药物走私。虽然法院在历史上通常会高度顺从总统对“国家安全”的判断,但在口头辩论期间,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法官,都对“贸易逆差”本身是否能合法构成该法案所定义的“异常且极其严重的外部威胁”表达了高度怀疑。

最高法院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还引用了“重大问题原则” (Major Questions Doctrine)。这一原则并非美国宪法或法律中的规定,它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在长期的案件判决中,逐步发展并确立的一项司法解释原则(Judicial Doctrine)。

最高法院正是运用了这一原则。法院认为,向全球无差别征收全面关税,毫无疑问是对美国经济和国际关系具有“巨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重大问题。既然是重大问题,总统必须要有国会针对“关税”的明确授权。

九位大法官关于特朗普关税政策是否合法显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用投票方式,以6:3的比分判定总统特朗普实施的大规模全球关税政策违法。

最高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向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征收全面关税的做法,超出了其法定权限。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意见中明确指出,美国宪法将征收税收和关税的权力赋予了国会,而该紧急状态法案并未授权总统可以绕过国会实施无限额、无期限且无范围限制的关税。

特朗普是个“关税迷”,他把关税当作解决一切国际纷争的万能工具,越权是不言而喻的。

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他将这一裁决称为“耻辱”,并对投出违宪赞成票的大法官(特别是他本人在第一任期内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和艾米·科尼·巴雷特)进行了罕见的猛烈抨击。他公开指责这些大法官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和“他们家族的尴尬”,并称对最高法院的某些成员感到“绝对的羞愧”。

最高法院在作出裁决前,特朗普已经预见他的关税政策很可能受阻,因此准备了一套“B计划”,转向使用美国贸易法中赋予总统的其他法定权力来继续推行他的关税政策。

以下是该计划可能动用的几个关键法律工具:

《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短期过渡):这是目前被讨论最多的“快速止血”方案。该条款允许总统为了应对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实施最高为15%、期限最长为150天的临时关税。在裁决公布后的数小时内,特朗普便宣布将动用该条款,签署新的行政令,重新实施10%的全球基准关税。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特定国家):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限制美国商业的外国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并征收关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华加征关税主要就是依据这一条款。

《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针对特定行业):允许总统在商务部调查确认某种进口商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时加征关税。这一条款通常用于针对特定产业(如钢铁、铝、汽车零件或半导体),而不是普遍性关税。

《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授权对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加征惩罚性关税。

虽然特朗普手里的法律工具依然充足,但“B计划”与此前被推翻的政策相比,存在明显的门槛:除了第122条款可以相对快速地实施短期关税外,第301条款和第232条款通常都需要长达数月的正式调查、听证和公众咨询程序,无法像紧急状态法那样立刻生效。

替代条款大多要求针对特定的国家(如301调查)或特定的行业领域(如232调查)。想要拼凑出一个覆盖全球所有商品的全面关税网络,在法律和行政操作上将异常繁琐,且容易面临新的诉讼挑战。

延伸阅读:美最高法院6比3裁定特朗普全球关税违法

(法广网,2026年2月20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周五以6比3作出重大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全球多国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措施违法,重挫他第二任期核心经济政策。

本案争点在于,特朗普是否可依1977年通过的IEEPA,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单方面对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宪法已“非常明确地”将课税权(包括关税)赋予国会”,而非行政部门。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制宪者并未将任何课税权力赋予行政部门。 ”他强调,当总统主张拥有“无限金额、无限期间与无限范围”的单边关税权力时,必须指出国会“明确授权”,而IEEPA“并不足以构成这样的授权”。

罗伯茨指出,国会若要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向来“以清楚明确且设有审慎限制的方式”行事,但IEEPA既未出现“关税”或“税捐”等字样,也未设下明确界线。他并写道:“我们并不自称在经济或外交事务方面具备特殊专长……我们仅主张,并且必须主张,履行宪法第三条赋予我们的有限角色。基于此,我们认定IEEPA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关税。 ”

支持多数意见的包括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与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以及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的则为汤玛斯(Clarence Thomas)、阿利托(Samuel Alito)与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卡瓦诺在异议书中表示:“本案所涉关税或许是明智政策,也可能不是。但就文本、历史与先例而言,它们显然是合法的。 ”

这项裁决被视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遭遇的最重大司法挫败。过去一年,在移民、解雇独立机构首长与削减联邦预算等议题上,最高法院多次在紧急程序中倾向支持行政部门;但此次关税案经完整书面攻防与加速口头辩论后,法院首度在实体判决中明确否决特朗普的主张。

特朗普自2025年4月宣布所谓“解放日”关税,对多数与美国往来国家至少课征10%关税,并对中国商品一度加征高达145%的税率,对加拿大与墨西哥也课以25%至35%不等的税率,理由包括贸易逆差与毒品走私、“国家紧急状态”。白宫辩称,IEEPA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规范进口行为”,自然涵盖关税权力。

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资料,联邦政府截至去年12月已依该紧急权力征收超过1,330亿美元关税,涉及逾30万家进口商。最高法院此次并未说明,这笔庞大税收是否、以及如何退还。卡瓦诺在异议中坦言,法院“今天并未说明政府是否,以及若是,应如何返还已向进口商征收的数十亿美元”,并警告相关程序恐怕将是一场“混乱局面”。

包括大型仓储零售商好市多在内,多家企业已在下级法院排队提出退款主张。此前,部分进口商曾要求在海关完成“清算”前颁布初步禁令,以利日后退款,但未获准。法院如今将问题留给下级法院处理,势必引发新一波诉讼攻防。

本案由多起诉讼合并而成,原告包括十余个倾向民主党的州政府,以及销售水电材料、教育玩具与女性自行车服饰的小型企业。纽约葡萄酒进口商V.O.S. Selections创办人施瓦茨(Victor Schwartz)在声明中表示:“今年春天,像我这样的数千家美国小企业陷入混乱。 ”他形容关税“难以预测”且“对企业经营不利”,并称“各级法院都认清这些关税的本质:那是违宪的政府权力扩张。”

代表小企业的乔治梅森大学法学教授索明(Ilya Somin)则指出:“今天,最高法院正确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赋予总统‘对任何国家、任何产品、以任何税率、在任何期间征收关税’的权力。 ”他称此为“对宪政权力分立、自由贸易,以及数百万承受更高税负与物价上涨的美国消费者与企业而言的一项重大胜利。”

民调也显示,在通膨与生活成本压力下,选民对全面性关税并不热衷。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特朗普关税在未来十年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规模可能高达3万亿美元。支持者主张关税可作为谈判筹码,迫使贸易伙伴让步;批评者则认为其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与企业,推升物价并扰乱供应链。

特朗普与司法部官员曾向大法官强调:“有了关税,我们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没有关税,我们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但在最高法院看来,无论政策成败与否,宪法权力界线不可逾越。

尽管IEEPA路径遭否决,白宫仍可能转向其他法律工具。现行法规确实赋予总统在特定条件下提高关税的权力,例如基于国家安全理由或在限定期间内调升最高15%税率,但程序上须经商务部调查或设有时间上限,难以复制特朗普过去忽升忽降的谈判策略。

此次判决也被视为最高法院对“重大问题原则”的再次运用。此前,法院曾以类似逻辑否决前总统拜登(Joe Biden)的大规模学贷减免计划,强调重大经济与政治议题须有明确国会授权。如今,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特朗普。

特朗普曾形容本案是“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并警告若裁决不利将对国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裁决公布后,白宫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戈德斯坦:对华政策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亮点

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戈德斯坦(Lyle Goldstein)在纽约一场论坛上警告:若美国执意武力介入台湾问题,将引发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导致数十万美国人死亡,这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戈德斯坦引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一份名为《下一场战争的第一场战役》的报告指出,在大约40次针对台海局势的兵棋推演中,美国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在第一周内损失两个前沿部署的航母战斗群,而战争可能会持续数年。他表示,“如果我们过度关注台湾以及这种日益军事化的对抗,我们将无法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全球发展优先事项,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戈德斯坦认为,美国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本国的民生建设上,而不是一味在军事上加大投入。

据悉,本月11日,美日启动最大规模“铁拳” 联合军演,预计将持续到3月9日。演习的规模和范围均超过往年,重点在于提升美日协同实施两栖登陆作战,以及防卫日本西南诸岛的能力。此次演习的地点在日本西南诸岛展开,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

戈德斯坦同时担任华盛顿智库 Defense Priorities 的亚洲事务主任。该智库主张在美国防务政策中奉行现实主义与克制原则。其台湾立场总体体现为克制、降级风险、反对军事承诺升级。他主张恢复传统的战略模糊,即不承诺出兵防卫台湾;保持一定威慑;为外交与危机管控留下空间。

以下文章为戈德斯坦2月12日在亚洲时报(Asia Times)上的文章。

对华政策是特朗普外交政策中的亮点

—- 特朗普果断回归对台湾的“战略模糊”,体现了对华政策趋于温和的可喜转变
作者:Lyle Goldstein
2026年2月12

在执政一年之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总体上获得的评价大多偏向负面。

无论是在推动东欧和平,还是在中东实现停火——尽管这些目标本身就极具挑战——相关努力进展都相当有限。与此同时,美国在西半球防御方面提出的全新理念,也让周边国家和盟友感到明显不安。

然而,在这幅整体黯淡的图景中,对华政策却可能成为一个亮点。尽管许多评论人士曾预测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将急剧升级,但这种局面至今尚未真正形成。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拒绝延续第一任期内由蓬皮奥和博尔顿等鹰派人物推动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对华路线。新的亚太政策将遏制中国视为次要目标,而把“确保美国本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

另一项重要政策主线是要求地区盟友——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自身防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在经济竞争领域,特朗普也从最强硬的政策立场有所后撤。他承认,北京拥有重要筹码,而且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在供应链或消费市场上对中国产生依赖。

特朗普政府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应“维持与北京真正互利的经济关系”,但这种关系需要进行再平衡。

该文件的措辞很可能反映了财政部长贝森特的及时干预,以缓和对华表述——这也再次显示,特朗普并未让五角大楼主导整体对华政策基调。

事实上,总统在TikTok出售问题以及英伟达芯片政策上的争议性决定,也进一步表明,他更关注商业利益,而不是迎合华盛顿众多对华鹰派。

2026年1月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未提及台湾,这一变化尤为显著。这清楚表明,这个中国视为必须实现统一的地区,并不构成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美国仍愿意向台湾提供武器,但是否出动美军直接防卫台湾,似乎已不再确定。这种更现实的判断,也与特朗普的表态相吻合——他曾表示,习近平“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取决于他将采取什么行动”。

特朗普明显回归对是否保卫台湾的“战略模糊”,标志着与拜登政府曾接近“战略清晰”的立场形成重大对比。根据新的国防战略,美国如今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质量保持“清醒而现实”的认知。

这种态度具有一定安抚作用。2025年9月中国阅兵展示了四种新型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而美国目前尚无可部署的同类武器。因此,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谨慎立场是明智之举。

不过,华盛顿许多鹰派对此感到不安。前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外界担心在更广泛的中美关系中延续战略模糊,可能导致对一个日益雄心勃勃的中国采取妥协甚至绥靖。

作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设计者,坎贝尔认为特朗普应坚持美国传统立场,反对任何试图主导印太地区的对手。

中国确实是竞争者,但在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时代,将其简单定义为“对手”是否恰当,仍值得商榷。

此外,坎贝尔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北京试图“主导”亚太地区。考虑到美国在该地区拥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强大盟友,以及印度和越南等重要伙伴,这种担忧似乎被夸大。

史汀生中心学者孙韵则认为,随着习近平任期推进,台湾海峡可能出现“完美风暴”,中国领导层可能看到短暂的“机会窗口”。

她将相关风险归因于台北政治领导力被视为相对薄弱、乌克兰局势的演变,以及中国领导层对特朗普的判断。但即便如此,审慎政策并不意味着必须过度恐惧冲突。

台湾既不是美国条约盟友,也并非美国在亚太军事布局的关键节点。即便美国无法在入侵情景中“拯救”台湾,仍可以在更广泛层面维持对华力量平衡。

这种更可行、风险更低的策略,有望实现2026年国防战略所提及的目标——让各方在太平洋地区“享有体面的和平”。

总体而言,尽管特朗普外交政策至今存在诸多失误,但相对温和、谨慎的对华政策却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例外。美国仍有机会为稳定的中美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而这或许应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最高优先事项。

贾庆国:脆弱的稳定——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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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年了,这一年里,中美关系危机四伏,几次走到对抗的边缘。但是,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化险为夷,而且还实现了元首峰会。两国同意暂停拟对对方征收的高额关税,还达成特朗普2026年4月访华的意向。如何评估当前的中美关系?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中美两国需要做些什么推动两国关系朝着稳定和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有惊无险:过去一年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不同,中美关系呈现出先危后稳的态势。特朗普上台伊始,美国政府就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发起了猛烈的关税战,对此中国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双方你来我往直至宣布针对对方商品征收高达145%(美方)和125%(中方)的关税,一时间,两国经贸关系似乎在走向中断。然而,疾风骤雨后,峰回路转,双方决定就关税问题开展谈判,并决定将拟实施的大部分关税暂缓执行。

之后,两国代表团先后进行5轮谈判,每次都就暂缓实行大部分关税达成协议。此外,两国还分别就芬太尼管控、Tik Tok 问题、高科技出口限制、征收港口停靠费、稀土出口管制、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等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合作意向。虽然至今为止双方还没有就关税达成最后交易,但两国都有意继续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问题。

经贸问题之外,两国关系相对稳定。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其他中美间敏感问题上态度谨慎。面对媒体提问,特朗普几次拒绝回答台海爆发冲突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此外,他还在不同场合强调他与习主席的个人友谊,声称如果中美两国合作,他们可以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并表示他很期待与中国合作共同解决国际问题。

2025年10月30日,两国元首在韩国成功进行会晤并达成了2026年4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意向,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改善中美关系打开了想象的空间。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特点

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逐渐明朗化,人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聚焦关税特朗普试图通过威胁大幅提高关税推动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取得有利于美国的交易;二是重利轻义,和他的前任不同,特朗普在国际问题上较少从价值观的角度思考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更多地强调利益;三是特朗普政府刻意回避中美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如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四是特朗普公开强调与中国合作意愿,强调如果中美合作,他们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他甚至提出G2概念。前不久出台的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涉华部分也反映了上述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上述做法从根本上挑战了华盛顿长期形成的对华强硬共识,但至今为止他的做法并没有遭到共和党内的公开质疑和强烈抵制,无论是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还是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都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共和党内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政治生态所致。特朗普总统坐拥70%左右共和党的支持者,这使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共和党议员和政府高官的政治命运,所以,即使他们内心反对他的对华政策,他们也不敢公开说出来。

上述情况给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发展甚至开展合作的难得机遇。

三、难得的机遇

首先,经贸关系虽受冲击,但不会中断。2025年双方经贸团队经过多轮磋商,取得积极成果,中美经贸关系呈阶段性稳定。从双方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关税战导致中美贸易呈下降趋势,但中国仍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目的地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2025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4.01万亿元,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8.8%;2025年前10个月,据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进出口3736.4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总值的7.8%。

其次,两国高层交往有望延续和增加。双方已计划在2026年实现元首互访,并可能在G20、APEC等多边场合会晤,形成一年多次会晤的罕见局面。

第三两国民间交往有望继续展开。在中美高层外交带动下,中美民间友好和人文交往快速恢复。同时,中美旅游快速恢复,两国直航航班自3月31日起增至每周100班。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有媒体提出,这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有多数受访美国民众支持对华采取合作与接触政策。这表明,尽管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通过双方理性管控分歧,美国社会对两国关系的理性认知正在逐步积累。

最后,两国有可能在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合作,如推动俄乌早日停火、加强对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管控、遏制核扩散、打击国际犯罪等方面的合作,处理得好,两国有可能通过在具体问题上成功的合作重建某种互信,增加实现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的可能性。

四、多重风险

但是,未来两国发展也面临多重风险,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仅在美国国内政府内外受到广泛质疑,而且在国际上也没有得到美国大多数盟国的认同,这就意味着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破坏他的政策的努力会不断发生。

首先是来自美国政府内反华势力的挑战。美国政府内不少人主张对华强硬,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太软,试图通过某些做法,推动中美对抗,改变这一政策。如2025年5月,美国国务卿和国务院分别发文表示准备吊销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政府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同时宣布将修改签证标准,加大力度审查所有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签证申请。这一做法后来因特朗普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学生赴美学习被叫停。

其次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挑战。国会许多议员也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太软,他们试图通过推动各种涉华法案和修正案,改变这种情况。如2025年2月,共和党众议员华格纳、已故民主党众议员康诺里等人推动“台湾保证实施法案”,5月获得众议院通过,11月18日获得参议院通过,送交美总统签字。该法案旨在突破美国政府过去设置的与台湾当局交往的红线,要求美国国务院至少每5年审查一次“对台交往准则”;审查后90天内向国会提交更新报告,并据此重新发布最新指引给美国行政部门。

此外,来自官僚机构执行层面的挑战: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战略目标不变的背景下,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会不断推进遏制中国的具体做法,这些做法的出台,一般不是政府高层直接指示和国会议员运作导致的,而是官僚机构按照战略目标推进的结果,但这些做法的出台也会对中美关系构成直接的威胁和挑战,如2025年9月2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出口管制50%穿透规则;10月14日美国开始针对中国船舶征收港口停靠费;以及最近一轮的美台军售大致都属于这一类做法。

来自美国国外的挑战。美国的盟国大都不认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认为其不讲原则性且不够强硬。此外,它们出于自身利益,觉得需要采取措施推动中美对抗来推动自身利益,如去年9月加拿大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它的目的大概率不是维护所谓公海航行自由,更多地是制造事端,诱使美国站在加拿大一边,以缓解前期由于特朗普关税和兼并加拿大的言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

再如,不久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了使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合理化,公开提出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可能性,遭到中国强烈反对和严厉制裁。中日冲突也对特朗普对华政策构成严重挑战。面对中国对日本采取的强硬措施,美国政府通常都会声援盟国,这必然会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虽然这一次由于特朗普总统采取了相对中立的做法避免了中美因这个问题爆发冲突,但下一次出现类似情况美国政府如何反应还很难说。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自台湾方面的挑战,包括台独言论和行动也会给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断构成挑战。

最后,由于近年来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中美两国现在缺乏最起码的信任感,双方最终能否通过合作有效应对和管理上述挑战,也还是未知数。所以,尽管中美关系出现稳定的势头,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有了新的机遇,但两国未来的发展还是存在很大的变数和风险。

五、政策选择

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两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双方都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首先,两国需要充分认识到中美两国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两国之间尽管存在诸多冲突和分歧,但也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和利害关系,两国关系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利益大于冲突利益。习主席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其次,鉴于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两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管控好这个问题,确保避免这个问题冲击两国复杂和重要的双边关系,特别是避免因误判引发军事对抗。

再次,鉴于意识形态竞争的零和性质,两国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应淡化意识形态,努力避免让意识形态问题成为定义双边关系的核心因素。由于国内政治因素以及高度的不信任感,两国极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加强危机预防与危机管理机制。

第四,鉴于双方存在高度的不信任感,除了官方交涉与沟通以外,两国迫切需要在最高层建立一个非官方沟通机制,保持定期沟通,以及时澄清那些容易被解读为蓄意挑衅的问题,并探索各种可能合作的途径。

最后,鉴于两国之间存在众多和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需要通过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加强合作,通过成功的合作重建信任,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方面,两国可以从俄乌停火、核武器不扩散、开启战略稳定对话、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等问题上入手。

(本文原文发表在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

特朗普打破里根总统关于台湾问题的六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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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特朗普可能即将批准新一轮的对台军售。

美国时间2月17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被记者问到美国是否将向台湾出售更多武器时作出了上述表态。他表示,他已就此问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沟通。他说:“我正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一次很好的交谈,我们将很快作出决定。”

特朗普在即将于今年4月访问中国的前夕再度对台军售,明显是一种对中国的挑衅和不友好举动,他难道不想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对吗?

但是,深入分析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的讲话,不难发现他的这段话似乎直接违反了前总统里根著名的“对台六项保证”中的一条,即“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会征询中国意见”。

几十年来,有关前总统里根的“对台六项保证”一直被美方强调为美台关系的重要依据,但是始终处于传言状态,2015年10月28日由众议员夏波(Steve Chabot)提出,2016年5月16日,美国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了这项共同决议案。美国参议院随在2016年7月6日也通过了内容相对应的参议院共同决议案(S.Con.Res.38),由参议员卢比奥(即现任的国务卿)提出。

议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不会对台军售设定终止日期﹔(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et a date for termination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美国不会修改《与台湾关系法》﹔(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the term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美国对台军售之前不会征询中国意见﹔(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nsult with China in advance before making decisions about United States arms sales to Taiwan)

美国并不为台湾与中国之间作调停﹔(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mediat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美国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双方自行和平解决,美国不会施加压力要求台湾与中国谈判﹔及(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alter its position abou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which was, that the question was one to be decided peacefully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and would not pressure Taiwan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and)

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formally recognize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这一决议案主要用于表达国会两院的共同意见或立场,它不需要美国总统签字生效,因此不具备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内法效力,但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将“六项保证”诉诸文字并通过决议予以确认。它将“六项保证”提升到了与《台湾关系法》并列的地位,公开确认为美台关系的“基石”(Cornerstone),对美国行政部门具有极强的政治指导和民意压力作用。

近期的中美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但是是否好到特朗普在新一轮对台军售之前与中方进行咨询协商的程度,甚至希望得到中方的批准?

中方不可能批准美方的对台军事,也从未能承认里根的“对台六项保证”,那么特朗普究竟在和习近平讨论什么?

请特别注意特朗普所说“我正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有一次很好的交谈,我们将很快作出决定”这段话中的“我”(特朗普本人)和“我们”(特朗普和习近平),这意思似乎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将很快就对台军售问题作出决定。

但特朗普也可能不是在和习近平讨论他新一轮的对台军售,而是要求对方谅解,从而不影响他今年4月的北京之行。

延伸阅读:

万维读者网:川普一句话震动世界 台海政策要变?

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公开表示,他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台军售议题进行“讨论”,并称双方通话“对话良好”,相关决策将很快公布。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华府政界和国际社会的热议,不仅因为议题本身高度敏感,更因为它映射出中美关系与台海安全复杂交织的现实格局。

“对话良好”还是策略性表态?

川普在2月16日乘坐“空中一号”返回华盛顿时对媒体表示,他已就台军售问题与习近平交流,并称双方有“良好沟通”,即将做出决定。然而,白宫随后紧急澄清,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仍坚持长期对台军售与安全承诺。可见这番表态并非简单对外通告,而有更深层的外交考量。

这一轮所谓“讨论”可能源自2月4日的川习电话。当时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列举了双方谈话的多重议题,包括贸易、军事议题、台湾问题、俄乌战争、伊朗局势等,甚至提到中国采购美国能源与农产品的可能性。但官方通稿及中方报道均未具体指向台军售内容,仅称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重要,双方需慎重处理。

在当前中美关系整体趋紧、区域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川普借“即将讨论决定”的表述维持对外议程主动权,既展现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又留出与北京谈判的余地,这正显示出他在外交话语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川普的平衡术:美中与美台之间的双重考量

对于川普而言,对台军售始终是美国对外安全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美方已宣布总值约111亿美元的大规模对台军售案,这是川普第二任期内再次推动类似项目;同时,美台经济与贸易合作也在推进,包括关税谈判落地、投资合作备忘录的签署等。

但与此同时,川普仍强调中美两国需要合作面对贸易失衡、区域安全挑战及全球性危机。美国国内有声音认为,通过外交表态制造政策灵活空间,有助于维持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同时防止双方关系恶化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这种策略不是削弱对台防卫承诺,而是在美中总体博弈中寻求一种平衡模式。

曾担任白宫国安会幕僚长的分析人士指出,川普此举并非出于政策混乱,而是运用其一贯的策略——通过公开表态与高层互动,增加谈判筹码,同时避免政策陷入单边对抗。

“六项保证”的现实意义与未来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内一直有声音呼吁将对台的“六项保证”法制化。所谓“六项保证”源自1982年美国国务院发给时任AIT处长李洁明的电报,其中指出美国“未同意就对台军售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这一措辞在学界被解读为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仍存在调整空间,但历史意图在于确保美国对台湾的军售不受北京干预。

随着台湾的防务预算审议进入国会日程,立法者和学者希望将这些传统做法纳入法律文本,以减少未来政策摇摆的可能性。这既反映出美国国内对台海安全高度关注,也体现出政策制定者希望在中美大国竞争中牢牢固定对台湾的战略承诺。

区域安全观与台海局势的国际解读

从国际视角看,川普的最新表态不仅牵动美中关系,也引发区域内盟友与战略伙伴的关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正密切观察美国在台海安全议题上的政策走向,担心任何模糊或调整都可能改变区域安全架构。

而台湾方面则继续强调自主防卫与多边合作的重要性,积极稳固与美方在军事、经济与技术领域的联系,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

川普关于台军售的最新表态既带有外交策略性,又是对中美互动微妙平衡的真实写照。在未来数周至数月内,美方是否会在对台军售政策上做出实质宣布,将成为国际政治与区域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

高市访美在即 日本紧急向美交“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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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政府关税压力持续之际,日本对美投资承诺终于迈出实质性一步。据《纽约时报》2月17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当天晚些时候宣布,日本将为美国三项重大项目提供总额达36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包括俄亥俄州天然气工厂、墨西哥湾沿岸原油出口设施以及合成钻石制造基地。美方称,这些项目将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是去年7月达成的美日贸易协议框架下的“首阶段成果”。这意味着,日本此前承诺的总额高达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计划正式进入执行阶段。

根据去年达成的协议,日本承诺向美国本土项目提供5500亿美元融资支持。作为交换,特朗普政府同意对日本商品征收15%的“统一关税”,而不是此前威胁的更高税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称,这些投资标志着美日贸易协议“正式启动”,并写道:“America is building again(美国再次建设起来了)。”他还强调:“could not be done without one very special word, tariffs(如果没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词——关税——这些项目无法实现)。”

这一表态几乎毫不掩饰关税工具在谈判中的“杠杆”作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周直言,日本意识到必须拿出看得见的进展。否则,没人知道特朗普会做什么——是威胁25%的关税,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发难。换言之,日本的投资承诺,既是经济布局,也是一种风险对冲。

报道指出,日本方面同样有时间表压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于今年3月访问美国。就在上周的选举中,她领导的执政党大胜。特朗普已公开向其表示祝贺,并称赞其“conservative, peace-through-strength agenda(保守、以实力求和平的议程)”。在访美前释放投资进展信号,有助于为双边会晤营造积极氛围。知情人士透露,日方还在考虑围绕首相访美宣布更多投资项目。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日本显然希望避免成为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下一个目标。尤其是在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经济已承受压力的背景下,日本更不愿再承受来自华盛顿的额外贸易冲击。

不过,巨额投资如何真正落地,仍充满变数。过去几个月,日本国内围绕如何筹措5500亿美元的讨论不断升温。外界尤其关注,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是否有能力承担主要融资角色。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将此类投资形容为“双赢”。但在部分日本企业界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内部,则存在更多现实考量。一些人士私下评价,这些项目“具有战略意义,但商业可行性不足”。

更耐人寻味的是,去年10月特朗普访问东京期间,在一场高规格晚宴上,美方公开展示十余个“潜在投资项目”。特朗普当场逐一邀请企业代表上台握手合影,并举牌展示投资细节。部分日本高管事后表示,当晚才首次得知本公司“承诺”的具体金额。这也折射出,在高度政治化的贸易环境中,企业决策空间正受到更多外部因素影响。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预计将在未来数月裁定,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关税是否越权。如果法院作出不利裁决,现有关税体系可能面临法律挑战。然而在裁决落地前,关税威胁仍是现实存在的压力源。亚洲集团高管大卫·博林直言:“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会这么做吗?可能不会。”但他也指出,对日本而言,维持美日贸易关系稳定是优先事项。“无论是否出于战略考虑,都存在更具说服力的现实理由。”

有新华社背景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对这条新闻发表了三条评论:第一,美国对日本上手段了。此前日本选举,特朗普不惜粗暴干涉日本内政,公开支持高市早苗。这岂能没有回报?果然,高市赢了之后,特朗普立刻宣布,日本开始掏钱了,要投三个大项目。我看到,一些日本人就痛批,高市早苗此举,完全是慷国家之慨以结特朗普之欢心。

毕竟这些钱,也是日本人的血汗钱啊。有日本网友就痛斥:看到日本的这种让步,负担沉重到足以让日本沉沦半个世纪。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日本人自己说的。接下来,特朗普的竹杠,更会敲得邦邦响,且有日本受的呢?历史的教训一再重演:试图用金钱买平安的人,最终往往连平安也一并失去。

第二,日本正严重卷入美国内政。日本不掏钱,过不了特朗普那一关;但日本掏钱,真对日本是好事吗?别忘了,特朗普钦点的几个项目,都极大利好共和党,这完全是拿日本的钱去笼络自己的支持者。民主党看在眼里,会不会恨在心头?不错,特朗普在借刀杀人;但日本,你就是那把杀人的刀。如果共和党继续执政,还则罢了;如果民主党上台,这些项目怎么办?估计有日本喝一壶的。在国际政治的长河中,下注者最怕的不是输掉筹码,而是发现自己站错了牌桌。

第三,全世界都在观望。毕竟,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因为他的关税大棒,各方都承诺了大笔对美投资,总计达到了9万亿美元。比如,韩国承诺了3500亿美元。因为韩国批准协议太慢,特朗普日前已宣布,对韩国商品的关税,从15%提高到25%!

对韩国,是明显的杀鸡儆猴;日本,则成了特朗普树立的好榜样。但好榜样是有巨大代价的!唉,当着特朗普,高市早苗各种秀恩爱,又是挽胳膊,又是亲密照,但结果,日本该出钱还是得出钱,而且,还得出大笔钱,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特朗普宣布了大消息,得意洋洋;日本人打落牙齿和血吞,欲哭无泪啊!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已逼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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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6年2月中旬的最新地缘政治动态,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风险确实处于极高水平,且美军已做好实质性准备,但目前尚未进入“必然开战”的阶段。局势呈现出“军事施压与外交谈判并行”的危急状态。

据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正在为针对伊朗的“持续数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这与以往仅针对特定设施(如雷达或导弹发射场)的“点穴式”打击不同,此次计划的规模更大,可能旨在摧毁伊朗的广泛军事能力。

美国已显著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除了已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外,另一艘航空母舰“福特”号及数千名增援部队正在部署途中。五角大楼的态势已从单纯的威慑转向实战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间线中,美军曾在2025年6月执行过代号为“午夜之锤”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当前的军事集结被视为这一冲突的潜在升级。

尽管战云密布,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已不可避免,双方仍在一线接触。

美伊高级外交官近期在阿曼举行了“非直接会谈”。谈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在于诉求不对等。伊朗方面示意愿意在核项目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制裁解除;但华盛顿方面(特朗普政府)要求更广泛的协议,包括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及其对地区代理人(如真主党、哈马斯等)的支持,而德黑兰对此表示拒绝。

所谓“非直接会谈”,就是谈判双方虽然身处同一地点(通常是第三国),但不仅不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甚至不见面、不直接对话。所有的沟通都必须通过第三方的“中间人”来传递。

美国代表团和伊朗代表团通常会下榻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或卡塔尔多哈)的两家不同的酒店,调解方(如阿曼或卡塔尔的高级官员,有时是欧盟代表)充当“信使”。他们拿着美方的书面提案或口信,走进伊朗代表的房间,听取伊方的反馈或反提案后,再走回美方的房间转达。这种形式非常耗时,因为每一个词句的传递都经过了第三方的转述,为了避免误解,双方通常会极其依赖书面文本交换,而不是口头辩论。

采用这种“不见面”的谈判方式,通常是出于极其敏感的政治考量,主要是伊朗方面。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尤其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圈子)视美国为“大撒旦”。如果伊朗外交官被拍到与美国官员握手或同桌共饮,会被视为政治上的软弱甚至背叛。“非直接会谈”让伊朗政府在国内宣传时可以声称:“我们没有向美国低头,我们甚至都没正眼看他们。

鉴于美伊两国几十年的敌对积怨,直接面对面很容易因为一两句激烈言辞导致谈判破裂。中间人的存在可以起到“缓冲层”的作用,过滤掉情绪化的语言,只传递实质性的条款。如果谈判失败,双方都可以宣称“并没有正式开始谈判”,从而降低外交羞辱感。

在当前的局势下(2026年2月),美伊仍在进行“非直接会谈”,说明双方的关系仍然处于“冰点”,连最基本的坐下来谈的政治互信都没有。

尽管如此麻烦,双方仍愿意通过中间人交换意见,说明彼此都有极强的意愿想要避免全面战争,正在努力寻找哪怕是微小的妥协空间。

特朗普近日在视察部队时表示,伊朗的“政权更迭将是最好的事情”,这一言论被外界解读为对德黑兰的直接威胁。但他同时也强调“更倾向于达成协议”,并称军事恐惧是促成交易的必要手段。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近期进行了导弹试射,并警告称任何攻击都将遭到报复,且由于其核设施已遭受过打击,伊朗的防御策略可能更侧重于通过代理人和导弹网络进行反击。

目前的局势可以被定义为“临界点”。美国显然正在执行“极限施压”策略,试图通过摆出全面战争的架势来迫使伊朗在最后关头接受更严苛的协议条款。如果阿曼的谈判完全破裂,或者发生新的触发事件(如针对美军的致命袭击),打击可能会在极短时间内(数天内)发生。如果伊朗在压力下重回谈判桌并做出实质性让步,军事行动可能会被推迟或取消。

根据最新的外交动态和特朗普总统的公开表态,美国实际上已经为最后的外交努力划定了“倒计时”。以下是关于这个时间限制的详细情况:

特朗普在2月12日明确表示,他预计与伊朗的协议将在“未来一个月内”达成。他警告说,如果在为期一个月的窗口期内无法达成协议,后果将是“非常令人痛苦的(very traumatic)”。外交观察家普遍认为,这是对德黑兰发出的最后通牒,暗示若谈判失败,美军将从目前的“威慑模式”转入“全面进攻模式”。

据分析,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中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已于2025年10月过期。这意味着美国无法再通过联合国自动恢复国际制裁。失去了这个法律杠杆,美国现在只能依靠军事威胁(“硬实力”)来作为谈判的主要筹码。

虽然2025年6月的“午夜之锤”行动摧毁了伊朗的主要核设施,但情报显示伊朗已利用这半年时间分散并试图重建其能力。美国军方评估认为,必须在伊朗完全恢复其浓缩铀生产能力之前通过协议将其“锁定”,或者再次发动打击。

美军在海湾地区维持双航母打击群的部署成本极高且难以长期维持。当前的兵力部署是为了配合这“一个月”的谈判窗口,不可能无限期延长。

目前的局势并非处于“无限期谈判”中,而是处于“30天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如果到2026年3月中旬双方仍未达成突破性协议,外交窗口将正式关闭,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将呈指数级上升。

美国封锁下的古巴社会面临崩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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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严厉封锁下,当前的古巴正处于其现代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之中,面临着经济、能源和人道主义的全面崩溃。

随着2026年1月委内瑞拉政局的巨变(马杜罗政府倒台)以及美国随后实施的石油封锁,古巴失去了最主要的廉价石油来源。全国电网处于崩溃边缘。大部分地区每天面临长达18至20小时的停电。首都哈瓦那及西部地区也无法幸免,甚至出现了持续数日的彻底大停电。由于缺乏燃油,80%的水泵无法运作,导致供水系统瘫痪;公共交通几乎停摆;医院难以维持冷链和急救设备运作。

联合国已发出警告,称古巴面临“人道主义崩溃”。食品、药品和基本生活用品极度匮乏,通货膨胀严重,货币几乎完全贬值。

由于长期停电和饥饿,岛内抗议活动频繁(2025年记录了超过11,000起各类抗议)。政府维持着高压控制,大量异见人士和抗议者被拘留。古巴正在经历“战争级别”的人口流失。数以十万计的古巴人通过各种途径逃离该国,导致国内劳动力(特别是医疗和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员)严重枯竭。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将当前危机完全归咎于美国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和对委内瑞拉的干预,并呼吁人民“抵抗”。政府已实施战时配给措施,优先保障医疗和国防用油,但这对于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可谓杯水车薪。

在当前(2026年2月)的极度紧张局势下,美国和古巴之间确实存在接触和谈判的迹象,但这种互动是在“极限施压”和政权生存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性质非常特殊。

根据最新消息,目前的接触主要分为公开喊话和秘密渠道两个层面:

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代表正在墨西哥与古巴方面的核心人物进行秘密接触。古巴方面的代表据信是阿莱杭德罗·卡斯特罗·埃斯平(Alejandro Castro Espín),他是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也是古巴情报和国家安全系统的实权人物。这些会谈被认为非常敏感,可能涉及古巴政权的“底线”问题。美国方面似乎在利用当前的能源崩溃作为筹码,试探古巴军方和安全部门在“后马杜罗时代”的意图。

特朗普在2月初曾公开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中”,但他将古巴描述为一个“正在失败的国家”(failing nation),并直言古巴在失去委内瑞拉的支持后已无路可退。白宫方面(如新闻秘书莱维特)强调,美国愿意对话,但前提似乎是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政治改变。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更是主张维持高压,认为古巴政权正处于崩溃边缘,美国不应轻易松手。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公开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甚至表示可以讨论“任何议题”。但他同时坚持一个传统立场:对话必须在“没有压力和预设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且必须尊重古巴主权。尽管口头上强硬,但由于国内能源网彻底瘫痪且面临社会动荡,哈瓦那当局迫切需要通过谈判来缓解石油封锁,这使得他们在谈判桌上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

目前的僵局在于双方目标的巨大错位:古巴的目标在于寻求美国放松石油禁运,允许恢复能源供应,以维持政权生存和社会稳定。美国既然已经在委内瑞拉采取了军事行动(抓捕马杜罗),目前对古巴的意图似乎不仅仅是“关系正常化”,而是利用封锁迫使古巴进行政权更迭或根本性的体制转型。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古巴裔美国人)为代表的强硬派的核心诉求,在于迫使古巴共产党放弃对权力的绝对垄断。根据《赫尔姆斯-伯顿法》等现有法律,美国解除封锁的法定前提通常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机构、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民主化。谈判传闻中涉及劳尔·卡斯特罗之子(阿莱杭德罗)并非偶然。美方可能要求清洗军方和情报机构中的卡斯特罗家族势力,作为任何“交易”的前提。即使不能立即实现美国式完全民主,美国也希望扶持一个愿意在经济和外交上依附于美国、与旧有的“反美革命路线”切割的过渡政府。

在特朗普政府的“新门罗主义”战略下,古巴被视为大国竞争的前沿。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古巴的监听站和军事存在(如通过古巴进行的电子信号情报收集)深感不安。美国的目的是迫使古巴切断与中俄的军事和情报合作,拔除其“后院”里的战略钉子。

在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倒台后,美国希望彻底清除古巴在拉美左翼运动中的“大脑”和“训练官”角色,防止古巴继续向其他拉美国家输出革命或情报支持。

美国商界(以及特朗普的交易思维)希望古巴成为一个开放的市场,允许美国资本自由进入,特别是在能源、旅游和基础设施领域。

美国可能不要求古巴体制一夜之间崩溃,但要求其进行类似越南模式的改革——即在政治上不再反美、在军事上切断与中俄联系、在经济上完全倒向美国,以换取石油供应和生存机会。

虽然双方确实在谈,但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外交磋商,更像是一场“城下之盟”的博弈。美国手握切断古巴能源命脉的开关,正在等待哈瓦那当局因内部压力而被迫接受更为苛刻的条件。

虽然目前公开信息中没有确切的“协议签署截止日期”(Official Deadline),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古谈判正面临一个极度紧迫的“事实性最后期限”(De Facto Deadline)。这个时间限制并非由外交官在日历上圈定,而是由古巴崩溃的物理速度决定的。根据当前的局势(2026年2月中旬),这个“窗口期”极其短暂,可能只有几周甚至几天。

决定这一“时间限制”的关键因素,是能源系统的“不可逆崩溃点”,这是最硬性的物理限制。古巴电网不仅是缺油,还面临技术崩溃。如果电网完全停摆过久,重启电网(即“黑色启动”)需要巨大的外部电力支持,而古巴目前没有这种支持。专家估计,如果无法在2月底前获得稳定的燃油补给,古巴的关键基础设施(供水、污水处理、医院电力)将面临永久性损坏,届时即便达成协议,社会秩序也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对于美国而言,时间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古巴越拖,谈判筹码越少。谈判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有一个致命的“生存倒计时”。哈瓦那当局实际上是在与“国家解体”赛跑。如果到3月初局势仍无根本性转机(要么美国松口,要么俄罗斯油运到位),古巴现政权可能将失去维持国家统一运作的能力。因此,未来两周(2月下半月)将是决定性时刻。

俄罗斯驻哈瓦那大使馆在2月中旬明确宣布,俄罗斯将向古巴运送石油和石油产品,并将其定义为“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这一举动是直接无视美国对“第三方运输者”的制裁威胁。俄罗斯不仅没有像墨西哥那样因美国施压而切断供应,反而高调宣布“接盘”,填补委内瑞拉留下的真空。

但俄罗斯面临两难。如果油轮没有军舰护航,它只能被扣押,俄罗斯除了外交抗议外别无他法。如果俄罗斯决定派军舰护航,性质就变了。在当前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的情况下,很难愿意和美国直接冲突。

中国的反应相对克制,侧重于维持古巴的生存底线(粮食和资金),同时在外交上猛烈抨击美国,但在“直接通过油轮突破封锁”这一敏感问题上保持了战略模糊。中国在危机爆发初期(1月)就向古巴运送了6万吨大米,并提供了约80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这对于外汇枯竭的古巴来说是维持基本社会运转的关键。

从纯军事和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当前对古巴的“极限施压”和海上封锁,对于解放军未来可能对台湾实施的封锁行动,具有极高的战术参考价值和“镜像”示范意义。

两者在地缘环境、战术目标和实施手段上存在惊人的相似性,美国佛罗里达州距离古巴约90英里(约145公里);中国福建沿海距离台湾本岛平均约100海里(约180公里)。这意味着封锁方不需要航母战斗群远征,仅靠陆基力量(岸舰导弹、战术飞机)和轻型水面舰艇就能通过“饱和式存在”控制周边海域。

古巴和台湾都是岛屿经济体,四面环海,缺乏陆地战略纵深,一旦海上通道(被切断,岛内资源无法自给。

美国当前对古巴的战术表明,现代围岛作战的重心正在从传统的两栖登陆(硬杀伤)转向能源与供应链切断(软杀伤)。古巴的崩溃始于燃油切断导致电力瘫痪。台湾同样极度依赖能源进口(97%以上能源靠进口,天然气储备仅约10-14天)。

这给解放军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只需切断液化天然气和石油运输线,就能在数周内瘫痪岛内的指挥系统、防空雷达和民生经济,从而以最小的军事代价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