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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工程师治国”与“律师当政”——中美发展路径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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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的英文原版由《南华早报》于2026年2月12日发表。本文的中文译本在英文原版基础上进行编译。作者为李成和赵修业。本文的中文版转发自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谁来治理”这一治国理政永恒的问题在当今中美竞争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随着这两个大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工程师治国”模式与美国的“律师当政”模式之间的对比,正在塑造两国各自的政策制定过程和发展路径。

中国将于今年批准并实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并设定2026-2030年的发展目标。“十五五规划”期间,中国将优先推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产业整合。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已经面临超过600起法律诉讼,并试图削减哈佛大学以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等科研机构的资金。在美国政治体制中,法庭日益成为政治斗争的竞技场。中美两国治理风格存在显著的不同,而这一现象充分显示了政治精英的专业背景如何影响其治理方式。

近期我们所在的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发布了“中美高层人事观察”(China-U.S. Leadership at a Glance)数据库,其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376名委员与候补委员,和美国174名领导人(内阁成员、参议员和州长)。数据库揭示了中美两国高层政治精英在教育和职业背景方面的显著差异。

通过中美政治精英数据比较,能够明显地看出“工程师治国”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这类官员也被称为“技术官员”,即在工程或自然科学领域接受过专业培训、拥有职业经验的政治精英,他们在中国政治领导层占有重大份额。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中有81名技术官员,相当于委员总数的39.5%。

技术官员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比例从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期曾逐步下降,但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后开始回升,并且达到将近20年内的新高。这一变化再次体现了“工程师治国”与科技创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从专业背景上看,中国的第一代技术官员大多主修电气、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如今的“技术官员2.0”则拥有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位。在美国不断加强出口管制的背景下,他们致力于推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争取实现技术自主。举例而言,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曾担任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原中央网信办副主任曹淑敏是通信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

相比之下,美国政治体系中科技背景领导人的欠缺令人印象深刻。在高层政治领导人(内阁成员、参议员和州长)中,只有5人(2.9%)获过工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本科或以上高等教育学位,并拥有科技领域的从业经历。他们基本都在职业生涯早期从事相关领域工作,但很快投身商业或政治。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民主党)在1994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曾短暂担任飞机工程师,但他在1999年就宣誓就任洛杉矶市议会议员。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吉安福特(共和党)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三年,随后于1986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在八年后售出其经营的公司。

中国政治精英中技术官员的数量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背景。中国领导人中学习过工程与自然科学专业的比例是美国领导人的三倍。另一方面,拥有法律学位的美国领导人数量是中国领导人的6倍。几乎一半的美国政治精英拥有法律高级学位,且绝大多数人在投身政治前从事过法律工作。

美国政治领导人对法律而非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兴趣也体现在他们的学位背景中。只有5名美国政治精英(2.9%)拥有博士(PhD)学位,而46.5%的人拥有法学(JD)学位。另一方面,153名中国政治精英(40.7%)拥有博士学位,只有14人(8.5%)拥有法律学位。在博士学位持有者中,35.9%完成了全日制博士学位,64.1%获得了在职博士学位。20届中央委员中拥有博士学位,以及完成全日制博士学位的比例均创下历史新高。

虽然法律培训有助于强化程序正义,但律师在美国政治中的比例过高也往往增加了政治极化和政策出台僵局。律师背景的官员通常会在行使权力时强调对抗性和程序性。美国国会议员中缺乏技术背景的官员,因此限制了立法者对前沿技术问题的理解。即使在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中也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是技术官员。政治精英内部专业科技知识的缺乏导致政策制定很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美国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通常选择在科技公司或投资公司任职,而非进入公共政策和行政部门,导致政府中技术官员的缺失。

相较而言,从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在过去40年里培养并提拔了几代技术官员,实现了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总体来看,技术官员务实且纪律严明的决策使中国成为创新中心和制造强国。

虽然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但主政者职业背景的平衡可能是中美两国未来科技和实力竞争的关键。在美国,随着特朗普总统呼吁振兴制造业,如能培养更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并将其提拔进入政府高层将是正确的一步。对于中国而言,加强法治建设也符合政府在2035年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长远来看,中美两国这两种不同治理模式的长期影响,只能通过它们的治理绩效,以及它们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来评估。

特朗普“访华大礼包” 惹民主党人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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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今年4月访华行程顺利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曝暂缓多项对华科技限制措施,引发民主党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纽约时报》2月14日的一篇文章显示中美科技博弈的另一面,即在出口管制与政策摇摆的背景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正加速“算力突围”,力图在芯片受限环境中寻找突破路径。

访华前夕,美方“踩刹车”

据路透社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称,在潜在访华行程正式敲定前,特朗普政府已搁置一系列对华关键科技安全措施,包括限制中国电信企业在美运营、暂停针对TP-Link路由器销售禁令,以及暂缓部分数据中心设备限制。

中国的观察者网援引美国国会民主党人的表态称,这一系列举措被批评为“以国家安全为代价的绥靖政策”。“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安全’置于次要地位,采取了一种随意且功利的做法,屈从于美国公司与(中国)相关企业达成的交易,发放敏感美国技术的出口许可证,并允许(中国)龙头企业继续进入美国市场,只要这能为总统的家人和朋友带来利益。”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成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当地时间2月13日在一份声明中指责道。

“这是绥靖政策,”以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为首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人,同日也在社交媒体发帖声称:“特朗普牺牲技术安全,让美国人更加不安全。”

“特朗普先是赶走了那些致力于应对‘中国网络威胁’的职业国安专家。现在他又搁置了他们制定的关键保障措施。特朗普政府为何如此急于为中国效力?”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最高级别民主党成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则将特朗普的这些决定与一些美国关键官员的离职联系在一起,并加以炒作

此外,美国政府已批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部分先进AI芯片,并推迟一项原计划扩大技术禁令的规则。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民主党成员罗·康纳(Ro Khanna)及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迈克尔·本内特(Michael Bennet)等人均对政策松动表达不满。

不过,也有部分美国政策界人士认为,在寻求关系阶段性稳定的背景下,暂缓部分惩罚性措施符合现实考量。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指出,中国在稀土等领域拥有重要筹码,美方在访华前不太可能出台更多激烈举措。

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希望双方落实元首共识,为全球经济注入稳定性。在2月12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提及了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4月初访问中的消息,并寻求中方证实或介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林剑指出。

芯片短板与“算力焦虑”

就在华盛顿政策博弈升温之际,《纽约时报》披露,今年1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来自腾讯、阿里巴巴及智谱AI等中国AI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达成共识:中国AI产业已具备冲击全球领先地位的潜力。

然而,报道指出,中国AI企业面临的最大现实瓶颈仍是高端芯片。由于长期出口管制,中国难以获得包括荷兰ASML在内的先进光刻设备。

作为国内芯片龙头,华为曾坦言,其芯片性能若要追平英伟达现有产品,至少还需两年时间。欧亚集团政治分析总监夏萌指出,即便是“国家队”企业,也面临艰难的技术爬坡。

在单颗高端芯片受限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正采取多重策略应对。一方面,通过“算力集群”方式,将大量性能相对有限的芯片互联,以弥补单芯片性能不足;另一方面,推动“以软件补硬件”,实现模型在国产芯片与软件体系上运行。与此同时,云计算平台正向初创企业提供远程算力支持,缓解硬件短缺。

资本市场则展现出对中国AI板块的强烈信心。阿里巴巴股价去年涨幅超过90%,多家AI企业在港上市。然而,《纽约时报》指出,不少企业在云算力采购上的支出已高于同期营收,凸显“算力成本倒挂”的现实压力。

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阶段性放松部分科技限制,为中国AI企业争取到一定“窗口期”。但这种政策空间是否可持续,仍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以及即将举行的高层访问成果。

随着北京加大对半导体产业链的投入,并设定2030年实现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目标,中美科技竞争正从单一出口管制,演变为一场围绕算力、芯片与产业体系的全面较量。不难看出,在访华预期与产业竞速交织的背景下,中美科技博弈已进入更复杂、更微妙的阶段。

兰普顿、王缉思:重新校准中美关系:何不争此朝夕?

编者按: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6年2月12日发表此文,文章作者授权本站发表中文翻译。文章的翻译为张诚杨,校对为赵建伟。

点击【这里】下载文章英文原文。本站曾发表和转发两位作者多篇文章。点击【王缉思】和【兰普顿】查看更多文章。本文与该杂志去年年底发表的【吴心伯】教授的题为“美中“大交易”:特朗普与习近平将如何重启两国关系”的文章异曲同工,即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期待双方领导人都能把握时机,使中美关系再次正常化。

文章对两位作者的介绍如下–

本文将刊发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6年3/4月号

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的荣休教授,现任该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及亚洲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最近出版的著作为《亲历美中关系:从冷战到冷战》(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王缉思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博雅荣休讲席教授。最近出版的著作为《冷战的故事》。

自201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逐渐从审慎接触转向紧张较量。双方逐步调整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仅仅将对方视为竞争者,而是界定为对自身核心价值、政治合法性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首要威胁。这一演变不仅受到外部事件的推动,也源自国内政治诱因、官僚体系运作,以及双方对脆弱性、衰落和地位问题的深层焦虑。两国愈发强硬的相互威慑举动已在国防、经济、文化和外交领域引发越来越多的摩擦。最初的对冲行为已经固化为相互强化的战略立场,这种立场将长期敌对视为政策制定的组织原则。

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都围绕相互敌视来制定自身战略,那么这样的世界势必伴随着军备竞赛、制度瘫痪及对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和金融动荡等共同威胁的忽视。在这种环境中,冲突极易螺旋式升级并失控。如果缺乏有效的防护机制,当前事态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把两国社会乃至整个国际体系锁定在一种对抗受到管控、繁荣持续衰减、不安全感长期存在的困局中。在这种状态下,竞争本身成为目的,其代价不仅落在华盛顿和北京身上,也会由整个世界共同承担。

换言之,如果中美加剧竞争,并持续压缩共同解决问题的空间,世界将变得更加失序、失衡和凶险。更何况,在相互猜忌和国内政治压力的双重驱动下,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当下的危险与其说出自蓄意的冲突,不如说源于意外的事件。比如2001年4月中美在海南岛附近发生的撞机事件;又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方迄今坚称那是误炸。倘若这类事件在今天的形势下重演,其很可能引发一场战争甚至核战争。

然而,这一发展轨迹并非不可逆转。未来几个月,双方在政治形势变化、现实经济需求以及战略疲惫相互叠加之下,或许迎来一个难得的窗口期,为稳定双边关系及“再正常化”创造条件。当然,这样的机会十分脆弱。作为长期观察中美两国的学者,我们亲历了近六十年来双边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深知两国关系中始终存在对抗的阴影。但我们同样无法接受让又一代人再度步入一场新冷战。如果不及时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惯性和竞争将占据上风,从而显著抬升爆发全球性对抗的风险。世界真正需要的,并非简单回到中美交往的传统方式,而是构建一种能把双方从危险边缘拉回的新型“正常化”关系。

深嵌敌意

目前,两国都以最坏的预期来判断对方。在华盛顿,中国通常被界定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技术优势、经济主导权及民主规范的首要和系统性挑战者;而在北京,美国则被广泛视为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维持“美国优先”霸权地位的核心力量。这种相互认知不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而是深度嵌入军事规划、同盟与伙伴关系架构、出口管制体系及公共外交行动,并实质性地将两国锁定在持续的猜疑和应激反应状态中。即便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峰会,也难以扭转这种困局。

这一现实的严重性及其后果已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清晰显现。例如,随着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快速现代化,以及太空、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赋能系统等新型作战能力的扩展,军事威慑已变得愈发复杂、难以预料且难以实现。这种复杂性将促使两国通过扩充武库规模、增加武器种类来对冲风险。一场急速升级的军备竞赛已然展开,为原本就高度紧张的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也带来愈发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西太平洋地区海空相遇事件日益频繁,中美两军之间已发生多次危险接近。因误判、意外或危机升级而引发武装冲突的风险已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一旦发生,这将是两个核大国、同时也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战争。

在经济层面,中美相互依存曾被视为双边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65美元,美国为37133美元;到2023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至12951美元和82769美元。在此期间,两国的经济地位都显著提高,尽管各自内部的结构性失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中国东北地区遭受失业问题的打击,美国中西部地区亦面临类似困境。

基于上述原因及近年来日益紧张的安全关系,中美逐渐将相互依存视为脆弱性的来源,并在实践中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考量之上。大规模出口管制、产业政策和供应链重组已经压倒效率和增长议题,成为各自的优先事项。“脱钩”“去风险”“自力更生”等表述所反映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现实,即两国都愿意承受巨大的经济代价,以降低对彼此的依赖。中美关系的经济支柱受到侵蚀,这不仅削弱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也加剧了全球市场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近期稀土贸易和高端芯片销售领域的动荡,正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例证。

在文化与外交层面,如今互不信任塑造着公共叙事和外交政策定位。虽然中国并不公布每年到访的美国游客人数,但普遍认为这一数字仅为疫情前水平的一小部分;如今在北京街头,西方面孔确实减少许多。学术与科研合作日益受限,2024至2025年间,中国学生获美国国务院签发的F-1签证数量下降了近27个百分点。两国的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都变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美国一些州正在通过立法限制与中国教育机构的合作,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也坦言,国内基层官员出于避免担责的考虑,普遍对于和美方人士发起新的学术合作项目持谨慎态度。随着人文交流纽带的持续磨损,两国政府愈发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和文明的维度来定义双边关系,从而将利害关系抬高到超越单纯政策分歧的高度,也使任何妥协的提议在各自国内都无法被接受。

回顾历史

此情此景,我们两人都曾亲眼目睹。我们都年近八旬,至今仍记得中美之间的敌意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切的感受,体现在战争、意识形态对立以及人们对核毁灭的恐惧之中。对这一代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是全民性的心理创伤。这场战争强化了中国和朝鲜作为美国交战对手的形象。许多人失去了至亲和朋友。根据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统计,超过五万四千名美国人丧生。这场战争也确立了一种猜疑的政治文化,并在此后数十年持续影响着美国的教育、媒体和公共生活。在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又一次与中国和苏联的盟友交战,延续了长期备战的状态。美国年轻人被迫直面大规模伤亡与道德迷茫。这场战争最终造成超过五万八千名美国人死亡,其中许多人是被征召入伍的。即便是那些未曾在这两场战争中服役的人,也生活在冷战戒备的规训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反复演练如何躲避核爆,并将“城市可能在几分钟内被彻底抹去”内化在认知中。

与之相对的中国同代人则经历了更为剧烈的动荡。朝鲜战争使新中国付出巨大的牺牲。上百万士兵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半岛作战,国内重建急需的稀缺资源也被转移至战场。中国军队英勇作战,超过十八万阵亡,在多次战斗中击败美军。但如今中国人同样清楚,这场战争最终在开战的三八线附近形成僵局。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地间接与美国交战,其代价同样惊人。根据中国方面的披露,应河内方面的请求,中国曾以秘密方式,分批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和后勤部队。1965年至1968年间,中国派遣至越南的军人总数超过三十二万。

深度重启中美关系?

到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这种对立所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在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多次秘密接触之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启动了自上而下的双边关系修复进程。由于两国社会无法开展全面而直接的互动,纠正彼此的错觉、推动和平与合作的责任,便落在了这些领导人肩上。

如今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或许将迎来类似的历史时刻。首先,2025年10月,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两位领导人均强调双边合作及缓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尽管其中也附带了一些重要的限定条件。习近平表示,中美应当做伙伴、做朋友,呼吁双方着眼于长期的共同利益,让经贸合作继续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不是绊脚石和冲突点。据新闻报道,中方同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暂停稀土出口管制,并与华盛顿合作打击非法芬太尼走私。

作为回应,特朗普试图重置中美关系的整体基调。他称习近平是“一位极其强大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这一表态至少在措辞上清晰地传递出从对抗转向外交与贸易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达成更广泛协议所表现出的乐观态度,也表明此次会晤并非终点,而是迈向更全面经济合作的台阶。他还用“G2”指代此次峰会,向北京表达了一种新的、更高程度的尊重。

这一点不应被轻视。中国领导层在两种情况下最为敏感:一是感受到美国试图拒绝给予其尊重并孤立他们,二是感觉到中国实力地位弱于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华盛顿曾明确拒绝北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也否定了将中国视为新的“G2”之一的提议。而如今,随着中国实力与地位的提升及美国在国内外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北京的自信心明显增强,特朗普的相关表态进一步提振了这种情绪。

需要明确的是,北京和华盛顿不应追求某种两极霸权的格局,否则将引发周边国家及其他中等强国的合理警惕。但双方的确应当在国际体系和地区安全架构中为彼此留出空间。这样做有助于安抚其他国家,使其确信不会沦为大国竞争失控的受害者。展望未来,中美都应立足于多极化与多向联盟的现实,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韩国釜山会晤并没有深度重置中美关系,因为其主要聚焦于贸易问题,而回避了诸如技术竞争、安全博弈等重大战略议题。不过,这次会晤之后,特朗普在技术领域释放出一定的缓和信号:2025年12月,他宣布美国将允许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其性能排名第二的半导体芯片,该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撤回了此前旨在阻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相关政策。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

国内优先

同样有迹象表明,两国社会都希望从危险边缘后退一步。首先,两国公众舆论日益认为,当前的对抗代价过高。双方民意正趋一致,认为两国政府应将更多精力用于解决不平等等国内挑战,并减少或避免对外冒险行为。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53%)目前认为美国“应当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这一比例高于2024年的40%。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于2025年12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态度正趋于缓和。在1至5分的好感度评分中,受访者给出的平均分为2.38分,较2024年的1.85分有所上升。(与此相比,2025年中国公众对印度的好感度为2.06,而对俄罗斯的好感度则从2024年的3.66下降至2025年的3.48)。

毕竟中美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面临着共同的经济需求,即培育或重建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两国持续对抗,不仅使双方经济遭受重创,更将令这一共同努力付诸东流。在中国,这一态势在202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表现明显。会议贯穿着这样一种观念:亟需重新激发经济活力,其部分途径在于采取更具韧性、较少僵化且不受外交政策干扰的经济政策。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应当“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这一姿态令人联想到邓小平的改革理念,即安抚外部世界,汲取更多外部资源,从而集中力量夯实国内基础。正是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开启了持续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未来检验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成效的一个关键指标,将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重视非国有经济组织,并为增强国内创新创造条件。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口号和美国民主党人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主张,同样反映出向内聚焦的取向。正如本届政府发布的《2025国家安全战略》所言:“美国像擎天神(Atlas)一样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将走向孤立主义,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采取行动便是明证。这是在表明,美国正寻求资源与承诺的进一步匹配,并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如生活成本、毒品、就业和通货膨胀)和周边地区事务上。在这样的政策权衡中,与中国对抗似乎并不符合逻辑。尽管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强调对华战略竞争,但其2025版《国家安全战略》淡化了对中国的着墨。一日暖阳并不代表寒冬已尽,但这至少是一个开端。

从最紧迫的问题入手

看似有悖常理,但稳定两国关系的最佳切入点,恰恰在于其最危险的层面——长期悬而未决且日益发酵的台湾问题。台海日益加剧的动荡局势,使得这一议题亟需尽快处理;而缓和紧张局势的难度或许远较许多人预想的低。

中国于2005年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北京可能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条件是:“‘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按照中国的法律与政治标准,目前海峡两岸的现状尚未符合这些条件。此外,尽管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猜测和情绪化的评论,但中国大陆并未正式宣布对台动武已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相反,中国政府仍持续重申和平统一的主张,并强调其加强全面威慑——例如组织大规模环岛实弹演习——的唯一目的在于防止分裂。。

换言之,尽管台海周边的军事氛围依然紧张,但化解两岸政治敌意仍有空间。现在正是中美相互释疑和安抚对方的合适时机。北京重申其追求和平的诚意符合自身利益,华盛顿则应恢复其“不支持台湾独立”的一贯立场。

尽管此类表态可能被视为流于形式的外交辞令,但其实际分量不容忽视。言与行皆举足轻重。2025年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介入台海冲突。此番言论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它将日本与台湾更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中日关系随之明显恶化,中国正对日本施加经济和外交层面的压力。如果华盛顿能够重申其反对台北任何可能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立场,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北京的疑虑,也将向东京表明美国希望为地区紧张局势降温。

对等的善意

北京和华盛顿也可以通过处理更具可塑性的议题,推动新一轮关系正常化。例如,两国社会内部已有不少声音支持消除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障碍。例如,双方可以重新开放各自驻休斯敦和成都的领事馆。这两处领事机构于2020年7月被报复性地对等关闭。

中美还可就大幅度对等下调双边平均关税水平展开谈判。中国或可考虑降低部分出口产品的补贴水平。关税和贸易壁垒正在伤害两国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其随意的实施方式也在两国和第三方滋生腐败。虽然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运用经济杠杆来约束对方,但长此以往,关税和出口管制等工具将逐渐丧失效力,最终反而削弱自身经济实力。更为可取的方法,在于承认追求比较优势才是制定贸易政策的最佳出发点。这种路径并不意味着回到完全自由贸易的状态,因为两国都已划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且必须处理的对外依赖物项;不过,这确实意味着在符合国家安全与对等原则的前提下,平均关税水平应尽可能降至最低。

两国还可以采取措施,打破文化隔阂,引导人们更客观准确地认识对方社会迅速变化的面貌。例如,一些美国观察者预计,中国的政治结构将发生类似于导致苏联解体的那种剧烈转变;与此同时,不少中国分析人士相信,中国很快将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赶超美国。但在现实中,这两种结果都不太可能出现。尽管如此,此类错误认知已经影响到双方的政策与行动,损害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如果两国对对方的认知不能通过现实客观的预判加以平衡,就会导致双方高估自身实力、低估对方能力,从而造成危险。

奇怪的是,相反的危险同样存在。双方都可能认为自身处境正在迅速恶化,从而产生“宜早不宜迟”和“先下手为强”的焦虑感。例如,在中国的一些圈子里,人们对国家能否顶住那些支持“台独”的外部压力缺乏信心;同样,在美国,也有一部分人担忧美国对华技术优势将很快丧失。换言之,两国在对方眼中都变得有些难以捉摸,而这增加了误判的可能性。

缓解上述认知偏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鼓励两国社会各层面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与互动。例如,对新闻工作者的限制应予放宽。学术与科研交流应当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然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行动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要真正改善氛围,两国的民众也必须有参与的意愿。为此,两国政府不妨创造一个更为友善的环境——至少不应动辄将对方的学生、学者与媒体工作者一概视为“间谍”。

最后,双方都有责任重新推进军事对话,其目的不仅在于减少意外事件和误判发生的几率,也是为了探索中美能否处理引发双方军备竞赛的一些根源性问题。此类对话必须建立在以下清醒的认识之上,即中美在贸易、技术、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的紧张关系绝非无足轻重的信号,而是历史长河的一部分。对话的起点应当是双方共同表示(或许可以通过联合声明的形式),亚洲乃至更广阔地区容得下中美两国,努力缓解紧张局势刻不容缓。

只争朝夕

当前中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掌握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分析工具,包括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能力对于妥善管理全球关系至关重要。然而,即便是那些最老练且依靠先进技术的政策制定者,也无法模拟一场真实的战争,而那样的战争将造成难以承受的人员伤亡。因此,防止中美之间爆发致命对抗,仍然有赖于其他因素,包括对历史的战略性记忆、对危机的亲身经历,以及在数十年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跨文化信任。

当前,两国面临着重建护栏的机遇。尽管高层的整体语调迄今有所缓和,但这种变化尚未制度化,精心维系的平衡依然可能摇摆不定。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错失实现新一轮关系正常化的机会,未来将难以有效维护各自的战略利益。留给两国重新校准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的时间窗口极为短暂。正如1963年1月毛泽东在一首号召革命行动的词中所写,后来又被尼克松在1972年历史性访华期间为强调中美接触的紧迫性而援引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英文原文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6年3/4月号; 中文翻译转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公众号。)

兰德公司: 智能时代决定大国兴衰的七大社会基因

本文2026年2月5日由微信公号“三思派”发布,翻译者田春芝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原文介绍如下:2026年1月26日,兰德公司发布报告《国家的新时代:AI时代的权力与优势》(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报告作者为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其早前还曾担任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助理。点击【这里】下载该报告英文全文。

与以往侧重于算法、算力或半导体供应链的技术分析不同,这份报告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在重大技术转型时期,单纯的技术领先并不足以转化为持续的国家优势。AI竞争的关键不在于“谁的技术最好”,而在于谁能将AI有效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是那些能够通过制度安排、社会动员和治理能力,使整个社会适应并利用AI的国家。因此,作者强调,AI时代的国家竞争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层面的竞争,而非单纯的技术竞赛。

一、 走出“唯技术论”的误区

世界正站在一场决定性技术革命的门槛上:人工智能(AI)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新出现的——且可能是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应用最广泛的——通用技术。与工业革命类似,这场变革将对国家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并重塑全球权力格局。在这场AI竞赛中,各国政府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半导体芯片、训练算力和数据中心。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在这些关键组件上的领导地位 。

然而,马扎尔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可能正在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忽视了关于AI与国家竞争力的深层真相。报告指出,一个国家能否繁荣发展,取决于其社会能否为新技术的普及应用提供沃土,取决于其能否有效管控转型进程,从而维系健康、有序、稳定的社会发展。可以说,AI时代的成功更多是社会层面的挑战,而非单纯的技术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之所以能崛起,不仅仅是因为它发明了蒸汽机,更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态系统、有效的制度和适应性强的文化。同理,AI时代的赢家,将是那些能利用AI让整个社会更具竞争力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拥有最佳模型的国家 。

二、 决定大国兴衰的七大社会基因

基于兰德公司此前关于“国家竞争力的社会基础”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决定AI时代国家命运的七大核心特征。AI技术将与这些特征发生深刻的相互作用,在每个领域,AI既可能带来革命性新动能,也可能动摇社会凝聚力与活力的根基。

1.国家抱负与意志力(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 历史上的强国都拥有一种渴望成就和塑造未来的集体自信 。AI有望通过创造财富和解决难题来重振这种雄心,但也存在巨大风险:当机器能完成绝大多数工作,且表现远超人类时,人类如何保持个人与集体的抱负与意志? 倘若一个国家的民众认为,他们可以轻易置身于AI革命带来的财富洪流之下——这场革命终将使许多工作岗位消失——那么其结果绝非国家雄心的再度绽放,而是全民性懒散的蔓延。这样的国家虽能从世界领先的AI技术中获得一定优势,却会沦为缺乏竞争力的空壳。

2.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 强大的国家需要凝聚力 。AI可能通过提高治理效率来增强认同感,但更危险的是,催生新型不平等形态,改变权力格局,用人工合成的连接取代真实的人际互动,加剧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分歧,从而侵蚀国家团结的根基。因此,在AI时代,任何希望维系强烈民族认同感的国家,都必须以空前的决心投入社会资源,全力捍卫这种认同。但问题在于,强化民族团结的举措可能暗藏风险。这类议程极易演变为排外情绪,试图强化构成传统国家核心群体的道德与地缘政治价值。

3.共享机遇(Shared Opportunity):理论上,AI可以凭借强大的方式推动共享机遇的方方面面。它能让经济利益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为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开辟新的发展通道,帮助发现人才的潜力,并促进全球人才的融合,但AI无法仅凭其自然发展就实现这些目标,除非社会决定技术革命必须以共享且人道的方式实现赋权,否则任何技术革命都不太可能真正实现这种目标。因此,终极问题不在于AI将如何影响人类,而在于我们决定为自身创造怎样的未来。

4.积极有为的国家(An Active State):尽管AI在提升积极有为的国家效率与效能方面具有巨大技术潜力,但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却存在重大风险——可能进一步瓦解维系政治共同体团结与信任的纽带,而这些纽带正是让共同体能够为集体利益行动的基础。未来十年,各国将展开一场积极国家间的竞争——这场追求有效治理的较量,不仅关乎如何从AI中获取最大利益,更关乎如何提升对国家实力至关重要的社会品质。各国政府如何善用AI提升治理效能——不仅在于实现物质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在公众眼中削弱权威——将对塑造未来十年的国家竞争力起到关键作用。

5.有效的制度(Effective Institutions):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指企业、政府机构等正式组织,还包括长期延续、塑造社会行为的非正式行为规范与社会习惯。这些制度既为个人和集体行动提供支持,又对其形成约束。AI确实具备实现重大效率提升、以惊人方式重塑制度的潜力,但新技术应用初期,往往不会产生平等效应,而有可能是对官僚主义和专制统治的超级充电,从而形成“技术利维坦”。可能通过削弱社会关系中真实互动的基础,从而侵蚀社会资本。若要通过AI部署实现制度更高效、更有效,同时减少掠夺性并增强人性化,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密切关注如何将这一强大新工具融入组织和调节社会的人类机构之中。

6.学习与适应型社会(A Learning and Adapting Society): AI作为强大的科研辅助工具,能加速发现,也能提升国家的适应能力。它是一种学习引擎,先进AI将成为新创意生成、实验探索和模拟试错的强大源泉,并能以快速生产的方式为任何率先行动的国家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但报告警告了一种“认知卸载”(cognitive off-loading)的风险:AI很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加剧许多社会面临的认知危机,削弱我们达成科学、社会或政治共识的能力。就先进AI模型取代人类深度思考与理论构建而言,无论其多么智能,都将损害我们的长期智力发展。 

7.竞争性多样性与多元化(Competitiv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 正如它是一种学习引擎,先进AI将成为新创意生成、实验探索和模拟试错的强大源泉,并能以快速生产的方式为任何率先行动的国家带来显著的竞争优势。但这些益处必然伴随着AI对集体与个人知识环境构成的风险,并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AI很可能至少在某些方面加剧许多社会面临的认知危机,削弱我们达成科学、社会或政治共识的能力,其算法的同质化倾向也可能会扼杀多样性。

三、 AI革命的“渐进式”陷阱

关于AI发展的速度,报告探讨了三种情景:“起飞”(Takeoff)、“稳定期”(Plateau)和“渐进式涌现”(Gradual Emergence) 。

尽管“奇点临近”的说法甚嚣尘上,但马扎尔认为“渐进式涌现”是最可能的情景 。原因在于,虽然模型能力提升迅速,但技术的扩散(diffusion)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阻碍——从昂贵的算力成本、稀缺的数据,到复杂的监管、法律挑战以及人类组织的惰性 。

这就带来了一个战略悖论:这种渐进性可能会让决策者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误以为这只是又一次普通的产业升级。然而,AI带来的变革是指数级积累的,一旦跨过某个临界点,其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将是毁灭性的。美国如果仅仅为了应对“起飞”情景而囤积算力,却忽视了为“渐进式”变革做好社会准备,最终可能在长跑中输掉竞争 。

四、 核心危机:人类主体性的丧失

报告最深刻的洞见在于指出了一个哲学层面的国家安全风险:人类自主能动性(Autonomous Human Agency)的危机。现代化强国的活力源于其公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命运、探索未知。然而,AI的广泛应用可能从根本上侵蚀这种主体性。当算法决定了我们要读什么新闻、买什么商品,甚至选什么职业时,国民可能变成被动的“数据节点”,而非积极的创新者。

报告警告:“那些能够驾驭AI革命,使其增强而非削弱人类能动性和尊严的社会,将会繁荣;而那些任由AI叠加在掠夺性制度之上,进一步剥夺人们能动性的社会,将遭受长期的竞争劣势。”

五、 美国的战略选择:一场“国家复兴”运动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报告的核心论点——在AI时代,国家竞争优势将属于最强大的社会,报告为美国提出了一份超越单纯技术政策的“国家复兴”战略清单 :

1.提升公共部门的AI能力:政府不仅要监管AI,还要成为AI的高明用户,以提升治理效能并赢回公众信任 。

2.培养相关人才:通过教育改革和基础设施部署等提高对新兴技术的理解能力与应用技能。

3.推动AI应用,以扩大社会整体的机遇范围:通过政府、企业、高校、慈善组织等措施,扩大AI应用的辐射范围,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措施。

4.开展全国性的运动,保障自主决策权:通过教育改革和政策设计,确保AI是赋能而不是束缚人类的决策能力。

5.为知识的新时代保驾护航: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国家基金等方式支持探索知识的新边界。

6.利用AI和有针对性的法律来改善信息环境:通过事实核查计划、批判性思维课程,以及识别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活动等开展对腐败的信息环境的治理。

7.将AI与制度改革相结合,以削减公共部门的官僚作风:借助AI,实现机构精简,提高办事效率。

8.创建前瞻性的AI预见和战略功能: 设立专门机构(如AI风险情景办公室),对可能出现的颠覆性社会后果进行预判和演练。

结  语

《国家的新时代》这份报告反复强调,技术创新虽是必要条件,却并非决定性因素。无论AI技术发展到了何种高度,在当今技术转型的关键阶段,决定国家实力的根本因素仍在于各国更深层次的内在禀赋,即整个社会系统对技术变革的吸收、适应与实践能力。这涉及长远愿景的牵引、发展机遇的共享机制、制度体系的运行效能、社会的学习适应能力等国家深层基因,其重要性远超出某一具体的技术参数或研发指标。因此,人工智能的竞争远不止于纯粹的技术竞赛,而是一场涵盖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创新生态构建的综合性较量。这要求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合力,通过制度设计、资源整合与文化培育,系统性地提升社会整体对智能技术的吸纳与转化能力,从而在深层次上塑造国家的未来竞争力。

美财长贝森特:美中关系处于“非常舒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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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周二表示,美中关系目前处于“非常舒适的位置”,尽管两国将继续作为竞争对手,但双方应确保竞争是公平的,并避免走向全面“脱钩”。

贝森特当天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百达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会议上表示:“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一个非常舒适的位置。我们将成为对手,但我们希望这种竞争是公平的。” 他同时强调:“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但我们确实需要去风险。”

贝森特透露,他正准备在未来几周内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此次会面被视为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于4月访华做准备。不过,美国财政部尚未公布双方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在谈及产业政策时,贝森特表示,美国正致力于在关键领域“重夺主权”,包括关键矿产、半导体和医药产业。他指出:“我们将永远是竞争对手。”并补充说,“而且我认为,竞争会让你变得更好,防止你陷入停滞。”

对于中美经贸结构问题,贝森特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对其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他说:“世界无法接受中国长期维持 1 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局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去年12月,贝森特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曾与何立峰通话。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当时的报道,双方同意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贝森特上一次与何立峰会面是在10月的马来西亚。当时双方讨论了一项框架协议,北京同意暂缓对稀土出口实施限制,而华盛顿则取消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100%关税。此外,贝森特近期还表示,中国正按计划履行美中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包括在2月底前采购1200万吨美国大豆。

分析认为,贝森特的最新表态显示,尽管中美在战略领域竞争加剧,但双方仍试图在经贸层面保持沟通与稳定,为即将到来的高层互动营造相对可控的氛围。

《南华早报》称,贝森特10日演讲的大部分内容聚焦于拉丁美洲,他称该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至关重要。

贝森特表示,当前存在一个“世代机遇”,可以加强与支持市场导向改革、并希望与华盛顿深化融合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以阿根廷为例,吹嘘特朗普政府在阿根廷总统米莱竞选期间给予的经济支持,称此举是为了在动荡局势中“维持市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信心”。

据当地媒体称,贝森特出席此次活动是因为他和巴西百达投资银行董事长安德烈·埃斯特维斯(André Esteves)关系密切。

巴西百达投资银行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投资银行。作为巴西最具影响力的商界人士之一,埃斯特维斯据称一直和白宫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还曾在华盛顿和贝森特会面,请求美国取消对巴西加征关税。

特朗普政府以巴西对该国前总统博索纳罗进行“司法迫害”为由,自去年8月起对巴西输美产品加征40%从价关税。去年11月20日,特朗普宣布停止对部分巴西食品征税。贝森特10日承认,特朗普与巴西现任总统卢拉的关系起初并不稳固,但此后有所改善。

尽管特朗普的经济议程在巴西引发了外交争议,但贝森特仍支持将关税作为美国更广泛的再工业化努力的一部分。他表示,虽然关税能带来短期收入,但长期目标是鼓励企业将生产转移到美国,从而使政府收入更多来自国内经济活动。

美国称中国2020年进行核试验 中国:拿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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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俄之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过期之际,中美两国近日因核试验的问题进行了正面交锋。

美国政府2月6日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曝出一条大“新闻”,称中国正在计划秘密进行核武器试验,并且已经至少实施过一次核爆炸试验。军控专家警告称,此类公开指控可能标志着全球长期以来反对核试验的国际规范正在进一步松动。

美国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Thomas DiNanno)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公开披露了这一情报评估。他表示,美国政府掌握的信息显示,中国“已经进行了核爆炸试验,包括为当量达到数百吨级别的试验做准备”。

迪南诺称,中国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解耦”(decoupling)的技术来掩盖核试活动。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曾于2020年6月22日进行过一次“产生当量的核试验”。

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没有就这个说法拿出证据。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执行秘书罗伯特·弗洛伊德在6日发布的一项声明中表示,该组织的系统在迪南诺提到的2020年6月22日“没有探测到任何符合核武器试验爆炸特征的事件”,他还进一步说,“后续更详细的分析也没有改变这一结论”。

NPR2月11日的报道说,如果中国使用“解耦”技术,即在大型空腔中进行爆炸,可显著降低地震波传播,使爆炸信号看起来比实际规模小得多。然而,这篇文章进一步写道,全球监测系统技术成熟,专家普遍认为,即便采取“解耦”,也难以完全掩盖大规模核爆。

军备控制协会主任金博尔对路透社说,美国应该将任何俄罗斯或中国进行秘密核试验的可信证据提交给该条约的管理机构。他还进一步表示:“美国如果因这些指控而恢复核试验,不仅在技术上没有必要,而且是愚蠢的,会适得其反,因为它会引发其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核试验的连锁反应。”

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沈健6日在迪南诺发出上述指控的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在发言中继续歪曲抹黑中国国防力量建设。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虚假叙事,拒绝美方的不实指责。”

针对美方呼吁制定一项新的、更广泛的军控条约,将中俄都纳入进来,沈健表示,“中国的核力量与美国和俄罗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现阶段不会参加核裁军谈判”,美国才是“加剧国际和地区军备竞赛的始作俑者”,“美方在核军控领域一系列消极行径才是国际安全最大的风险源”。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6日对CNN表示,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恪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权威性,维护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机制。” 

NPR的报道援引采访的专家指出,自2017年朝鲜进行最后一次全面核试验以来,全球未再发生公开的核爆炸试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武专家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表示,人类正处于自1945年美国首次核试验以来最长的一段无核试时期。

美国于1992年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中国则于1996年完成最后一次官方核试。两国均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尽管该条约尚未正式生效,但主要核国家多年来基本遵守暂停核试的承诺。

核试验”概念存在灰色地带

尽管几十年来未发生全面核爆炸,各核国家并未停止核武相关研发。美国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室科学实验以及所谓“亚临界试验”(subcritical tests)来维护现有核武库。这类试验不会引发自持核链式反应,因此不违反美国的核试暂停政策。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也开展类似项目。近年来,俄罗斯被观察到升级其核设施,而中国在主要核试场地挖掘新的地下隧道。

不过,军控专家指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未明确定义“爆炸”的具体标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俄可能将条约解释为允许发生小规模核链式反应,只要爆炸规模未达到全面核试水平。

美方更关注未来可能的“数百吨级”试验

除2020年的指控外,美国还声称中国正在为“数百吨当量”的核试验做准备。这类试验介于小规模“水动力核试验”(hydronuclear test)与全面核爆之间,处于法律和技术的灰色地带。

专家指出,关于中国设定此类当量的动机存在两种可能解释。一种较为温和的解释是,中国可能进行小规模试验以确保核武器的“单点安全性”(one-point safe),即确保在某一部件意外爆炸时不会引发核弹头整体爆炸。美国过去也曾进行类似安全验证试验。另一种更具争议的解释则是,中国可能在测试新型核武设计,例如为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系统开发新弹头。有分析称,美国国防部担忧中国可能正在研发当量达数万吨级别的“小型核武器”。

NPR的报道指出,专家指出,更大的背景是中国核武库正在迅速扩张。公开估计显示,中国核弹头数量在2019年前后仍处于200枚左右,但美国情报部门预测,中国可能在2030年前将部署核弹头数量增加至1000枚。

部分美国官员担心,中国核力量的扩张可能与台湾问题或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有关。在此背景下,美国近期允许与俄罗斯的最后一项军控条约到期,并开始重新评估自身核试政策。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应在“与其他国家同等基础上”进行核试。

专家警告:核试规范或陷入“滚雪球”式崩塌

军控专家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对NPR说,围绕核试的言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一旦我们开始进行越来越大的试验,就没有真正的停止点。”他表示。

他预测,如果核试重新启动,将导致新一轮核武研发和扩张,“最终可能看起来就像冷战时期那样”。分析人士认为,围绕中国核试的争议不仅涉及具体技术问题,更关系到全球核军控体系的未来走向。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维持核试禁令和战略稳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核武器不再设限?——中美两国专家解读双方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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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美俄之间最后一项限制核武器的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已于2026年2月5日到期。该条约对美俄核武库的规模和部署状态加以限制,因此,这对世界和平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有报道称美俄两个超级大国已同意就该问题继续对话。

但是,位于纽约市的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称,即便两国能够达成互利的政治协议,华盛顿和莫斯科似乎都准备部署更多核武器,这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险。以下第一篇文章是外委会高级研究员艾琳·D·邓巴赫(Erin D. Dumbacher)在采访了几位美国核军控专家或前美国政府官员之后,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是中国著名媒体人胡锡进的文章,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是否加入核军控谈判的考量。)

《核武器不设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结束后的新纪元》
作者:艾琳·D·邓巴赫(Erin D. Dumbacher)

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最后一项限制核武器的条约已于2026年2月5日到期。这标志着一个军控时代的结束,该条约曾将美俄双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各自限制在1,550件。

不过,有报道称两国超级大国已同意继续对话并制定后续协议,这带来一些乐观情绪。尽管需要艰苦且细致的工作,美国和俄罗斯仍有可能找到维持某种程度可预见性的方法。然而,即便能够达成互利的政治协议,华盛顿和莫斯科似乎都准备部署更多核武器,这存在引发军备竞赛的风险。

在最佳情况下,军控协议能提供可预见性,并帮助相关方避免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军事扩张。《新START》在现场核查于新冠疫情期间停止后从未重新启动,在此之前它确实实现了这些目标。该条约设计上只允许一次五年的延期,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21年同意了这一延期。自那以后,俄罗斯的行动,包括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直接促成了《新START》的停滞结束。但这一军控时代的终结并不妨碍未来这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开展新的谈判或作出承诺——甚至不妨碍将美俄数十年合作所获得的教训应用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随着《新START》的到期,艾琳·D·邓巴赫采访了四位军控谈判代表和核政策专家,分析在美俄核武器不再受限的世界可能呈现的样貌,以及美国在核武问题外交政策上下一步应关注何方。 这四位美国专家分别是:简·瓦伊曼 (Jane Vaynman):原美国国务院军备控制、威慑与稳定局高级顾问;罗斯·哥特莫勒 (Rose Gottemoeller):原北约 (NATO) 副秘书长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奥斯汀·隆 (Austin Long):原美国国防部战略稳定事务副主任;迈克尔·埃利奥特 (Michael Elliott):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代表。

通过核查建立信任

军控可以成为竞争关系中的“合作亮点”。《新START》于2010年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期间谈判达成,在美俄关系存在其他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核武器问题提供了稳定。该条约规定部署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各自上限为700件,战略导弹发射装置上限为800件,且美俄双方可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上限为各1,550件。其逻辑是,即便双方已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可以对对方实施威慑,这些上限仍使两国能够在此基础上实现各自的国家安全目标。

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前五角大楼战略稳定副主任奥斯汀·朗认为,这些限制是为另一个时代设定的。他指出,与条约谈判时期相比,今天的安全环境有“天壤之别”,不仅因为俄罗斯自2010年以来日益更具侵略性,还因为中国核武库的快速扩张以及朝鲜现在虽小但具备威慑能力的力量。

前美国国务院军控、威慑与稳定局高级顾问简·瓦因曼表示,当其他如《开放天空条约》、《中导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等协议结束或因俄方行动而动摇时,《新START》代表了一种相互避免代价高昂军备竞赛的共同承诺。这种在后冷战环境中的正式承诺促成了责任制,这超出了非正式理解。

为核实遵守情况,每个国家都可进入对方的核武器军事基地现场访问,双方承诺不干涉对方的卫星及其他关于核力量的情报收集手段,定期交换数据,并承诺使用条约争端解决机制——双边咨询委员会(BCC)。条约中设计的核查措施十分严密,每一个细节都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与军方人员仔细协商,甚至达成协议允许检查人员携带手电筒和“两卷胶带”。

《新START》的首席美国谈判代表、北约前副秘书长兼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罗斯·戈特莫勒表示,美俄双方“已经习惯多年将我们的战略攻势力量部署向对方坦露无遗”。

在新冠疫情前,美俄双方每年举行约十八次现场访问,以更好地理解和验证数据。但普京于2023年停止了现场核查访问,这使一些人认为该条约在没有核查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僵尸条约”。对一些人而言,其到期只是已经写好的句子末尾的一个句号。

在未来几年内,该条约的缺失将在双方情报界引起更明显的影响。核武器限制、承诺不干涉对方的国家技术手段(NTM)也曾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确信对方不会攻击其用于提前预警攻击的地基与太空系统。随着美俄双方数字化其核指挥与控制系统——这些系统既能防止误用又可快速发射核武器——该条约原有的保障作用有助于防止不确定性与误判风险。如今,如果早期预警卫星检测到干扰或被致盲,情报分析师可能会怀疑正在发生攻击。

曾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代表参与《新START》谈判的迈克尔·埃利奥特指出,没有核查后,情报估计将变得不那么精确,作战指挥官可能因此更为谨慎,进而“可能要求更多东西,而更多东西就意味着对预算的需求增加”。

缓慢而稳定的军备竞赛

《新START》使美俄部署的核武器总数降至冷战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没有正式条约在位,美俄双方现在可自由部署更多战略武器,而且所有迹象显示未来几年将出现适度增长及更多部署核武器——行动—反应循环难以避免。

美国军方可能首先重新打开此前关闭的俄亥俄级潜艇导弹发射管。《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为此项目划拨了6200万美元,这可能在每艘潜艇巡航回港时执行。美国还可以开始将更多核弹头“上传”至现有平台。

据估计,十年内美国可能从库存中调取并部署额外约1,900件核武器。俄罗斯的储备弹头比美国更多,因此克里姆林宫亦不难将额外弹头装载到其核投送系统,并继续探索旨在规避导弹防御的所谓“奇异”能力。

朗指出,“条约结束给了美国一个机会,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必须采取这个机会。……我们必须应对随着中国力量扩张而增加的目标数量。因此,我会主张一种适度的‘上传’,也就是在现有导弹上部署更多弹头。”

并非军控的终结

特朗普政府似乎愿意通过政治承诺在一段时间内维持《新START》的限制,从而继续与俄罗斯谈判。保持积极的沟通渠道可能成为避免误解的重要工具。新的双边谈判美国优先事项应包括:战略系统限制及核查、非战略核武器、俄罗斯发展“奇异”投送系统、重启超出标准发射通知范围的数据交换,以及设立类似《新START》双边咨询委员会的常设争端解决机制。

然而,没有现场核查的政治协议不会使美国能够核实俄罗斯的遵约情况。一些专家认为,在没有验证机制的情况下延长已部署系统的上限没有实际用途,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总统可以争取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该条约允许作为核查一部分交换敏感、涉密信息。

戈特莫勒指出,为获得谈判的深度与细致性,政治谈判代表需要调动美国政府在与俄罗斯处理核问题方面的实力与经验。她认为,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军官和来自国防威胁削减局等机构的专业文职人员应成为任何谈判团队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与未来军控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寻求一项包括中国的协议,理由是中国“规模庞大且迅速增长的库存”。但呼吁确保中国加入任何未来美俄军控措施可能等同于对与莫斯科达成协议的“毒丸”。预计到2035年,中国核力量可能与美国核力量达到对等,但迄今为止,中国对正式量化限制兴趣不大。一些专家建议与其采用三边方式,不如分别进行双边谈判。

随着美、中、俄三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竞争方面持续推进,寻找降低核风险的方式可能需要一种新的、甚至回溯到冷战早期的做法。未来的军控协议未必会类似于近期的协议。

瓦因曼表示:“我不认为军控已经死亡。它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就像我们拥有的其他外交政策工具一样,是一种工具。”

她补充说:“竞争是昂贵的……我希望没有人真的想要大规模核战争。‘这种竞争的某些方面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的这种认识,正是军控出现并成为一种工具的地方。我认为(核)军控是非常可能的,无论是美俄之间还是美中之间,这取决于这些动态如何展开。”

目前,全球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核武器机制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其审议会议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条约下所有五个被认可的核国家都同意核战争无法赢得,也不应被发动。《新START》的结束再次表明,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确保这一承诺仍然成为现实。

这是天大的事,中国决不会中美国圈套!

胡锡进

这两天在发生一件战略界真正的大事,它是关于核武器的。核武器是大国之间日常博弈背后分量最重、也是压倒性的底牌。

具体说来,就是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2月5日到期,它为美俄、尤其是美国大规模扩充并且更新核武库打开了大门。美俄正在商讨一个没有约束力的临时协议,使得双方至少在半年内继续执行该条约,但一切都还未确定。

不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续约,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不愿意。特朗普声称要搞一个“新的、改进的、现代化的、能够长期有效的条约”。而国务卿鲁比奥直接表示,任何新条约必须将中国纳入进来。此前特朗普也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但是他的最新表态中没有提中国。

核武器有多重要呢?它是大国之间最根本的威慑力量,是大国战略底气的核心支柱。大国轻易不敢彼此直接冲突,比如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敢在乌克兰战争中直接对俄作战,最大甚至唯一原因是忌惮俄罗斯手中世界首屈一指的庞大核武库。

尽管美国的常规武器系统比俄罗斯先进,并且充分得多,但是如果逼急了,战略对撞,真把核武器摆到桌面上,互相哪怕扔几个战术级别的核导弹,那么之前所有使用常规武器的打斗及战果全都得归零。它们顶多算开胃菜,甚至什么都不算。

美苏冷战高峰期间,双方进行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各自拥有大约3万至4万枚核弹头。后来双方对如此疯狂的竞争都受不了了,开始谈判,签署军控条约。到冷战后的2001年,美俄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1年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根据该条约,美俄各自可拥有700个核武器发射装置,以及最多拥有1550枚核弹头。双方封存了其他核弹头,把一些战略轰炸机做了改装,不得携带核武器。但是特朗普上一任期废除了《中导条约》,现在最后一项核武器条约也到期不续,核形势将出现重大改变。

美国军事杂志War Zone(战争地带)对美俄核条约终止将对美国扩张核武库产生什么效果做了分析。文章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迅速增加核弹头的现役部署规模。

比如,为LGM-30G“民兵III”洲际弹道导弹装载更多核弹头。目前“民兵III”洲际弹道导弹都只携带一枚弹头,以符合New START的限制。然而,这些导弹最初的设计是采用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配置,分别可携带三枚核弹头。文章披露,即使New START生效期间,“民兵III”导弹仍然偶尔会在例行测试中搭载多个未装弹头的重返大气层载具进行发射,这表明“民兵III”的这种能力仍然可用。

另外,已部署的“三叉戟II”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头数量未来也可能发生变化。这些潜射弹道导弹最多可携带14枚独立弹头,具体数量取决于弹头类型,之前为了符合New START,其弹头载荷通常并未达到设计最大值。

还有,美国可以恢复数十架B-52轰炸机的核能力。这些轰炸机此前根据New START被改装,使其只能携带常规炸弹。俄罗斯此前也对B-52改装的可逆性表示担忧,俄罗斯称,这些改装应包括“拆除核密码启用开关和互连盒,安装密码启用开关抑制板,拆除相关电缆连接器,以及封堵相关线束”。如今,具备核能力的B-52轰炸机很容易通过安装在机身后部两侧的天线来识别。

近年来,公众对B-52轰炸机重新配备核弹装置的成本和复杂性存在一些分歧。然而,美国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已经授权美国空军在New START到期后采取这一行动。

“战争地带”还说,美国核武库的改造还可能包括未来LGM-35A“哨兵”洲际弹道导弹采用多弹头分导式导弹配置,美军还可增加具备核打击能力的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的订单,以及改变即将下水的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的预期武器配置。

事实上,美国空军已着手提高B-21轰炸机的采购量,这可能导致未来机队规模的扩大。原来计划采购100架B-21“突袭者”轰炸机,新传闻说,可能会采购145架或更多。甚至有呼吁说,采购量应至少达到200架。

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还会有目前不存在的新核武器类别,比如高超音速核导弹。

为了扩大并更新核武库,去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5年至2034年间相关核项目的成本将接近1万亿美元。此外,美国军方目前也在推进“金穹顶”导弹防御系统,该计划预计也将耗资数千亿美元。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摆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根本目的之一是要永久性保持对中国核武力量目前的巨大差距,防止中国有一天可实际投入使用的核武器达到与美国相差不大的水平。

鲁比奥周三说:“要在21世纪实现真正的军备控制,就不可能不把中国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的军备储备庞大且增长迅速。”

美国去年12月的中国军力报告评估认为,中国目前拥有600枚核弹头,2030年将达到1000枚,2035年将达到1500枚。美国认为目前的1550枚现役核弹头太少了,不足以对中国实施压倒性的核威慑。

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最大目标是把中国拉入美俄军控谈判,他们的这一企图遭到中国官方的屡次明确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3日表示,中方在中美俄三方核军控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中美的核力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现阶段要求中方加入核裁军谈判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他5日进一步说,中国现阶段不会参加核裁军谈判。

中国政府说得没错。美俄核弹头占了全球核弹头的绝大部分,他们对核裁军有着特殊责任。无论美国在New START失效后怎么做,中国都不可能与美国投入新的核军备竞赛,攀比美国的核弹头数量。那对中国不现实,也在短期内不会产生实际战略威慑效果。

中国应当坚持自己的原有路线,坚决建设虽然数量上不及美国,但确实能够对美产生强大威慑力的核武库规模和它的先进性。

老胡2020年就提出,中国需要拥有不少于1000枚的核弹头。1000枚后来的确成为了美国战略界的一条心理线。其实1000枚仍然是美国实际核弹头的零头,但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东风-41、东风-61、巨浪-3等高生存能力且能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导弹,使得我们在达到1000枚数量之后,无论美国有多少核武器,中国的核威慑都将上一个大台阶,足以压制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军事冲动。

中国不仅不与美国搞核军备竞赛,而且中国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承诺。我们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正大光明,我们不是为了对任何国家实施核讹诈,而是要建立对接中国现实战略风险的核自卫能力。我们的努力浩然正气。

然而也有一些国人,甚至一些专家认为,“中国不必继续发展核武器,核武器有一些就够了,太多了没用,因为人类打核战争的几率实在太小了。”这些看法都是糊涂的。

中国的核力量不是没有用,而是我们每一天、每个小时都在使用它。核力量在每一分钟里都释放着顶级战略威慑力,参与塑造美国和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态度。

想想看,美国的反华势力在日常与中国的博弈中,会闪现出多少冲动的恶念,但是当他们想到中国是核大国,已经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时,他们就对与中国发生重大摩擦,进而升级为严重冲突,直至走向战略对撞发起怵来。他们就会想:算了吧,真闹大了受不了,还是别惹这个麻烦了。

世界所有国家对中国的尊重,除了中国供应链的强大、市场规模的庞大、常规军事力量的不断更新,中国强大的战略核力量共同参与了这种尊重的塑造。

美国在台海方向比过去软了,至少是两个军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中国海空军力量在台海地区已经取得对美军的明显优势;二是美国对中国的核威慑被我们瓦解了。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所以说,中国要走好自己的路,坚守自己的议程,坚决不受美俄核动向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令人震惊,中国率先行动——美国红线悄然消失

编者按:本文2026年2月7日由微信公号《达之观》发布,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英文原文的信息。简单检索的结果是米尔斯海默最近没有就台海局势发表任何新的文章。以下是公号文章对米氏的介绍–

约翰·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是《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报纸和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约翰·米尔斯海默为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著名专家之一,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中东问题、巴尔干问题、美俄关系等领域都有重要研究成果。米尔斯海默以现实主义视角,剖析了二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结构性衰落与多极世界的崛起逻辑。他指出,美国将美元武器化的行为,摧毁了全球对美元的信任。美国对台战略转向,本质是经济枯竭下的战略退却,当下世界正处于旧秩序终结、新秩序未立的全球格局转型关键期。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活着看到这样的一天:一个超级大国被迫做出超级大国绝不能做的事情——在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红线。这个时刻到来了,但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在过去的70年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始终坚持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台湾的独立不可谈判。这被写入法律,被承诺给盟友,是会引发美国军事反应的导火索。台湾就是那条绝不能被跨越的红线。

 

如今,这条红线已经悄然被抹去,不是通过入侵,不是通过军事失败,而是通过一种更具毁灭性的方式——结构性枯竭。超级大国在对手还未出手前就已经失去了杠杆。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生存的逻辑。让我来解释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发生。

三个月前,一支中国航母打击群在距离台湾海岸20英里的地方进行了演习。美军舰艇没有回应,没有航母部署,没有战斗机起飞,没有发出威胁,一片沉默。更令人瞩目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重新定义了台湾的地位。台湾不再被称为“独立民主国家”,而是被称为“地区稳定的利益相关方”。这种措辞很重要,它意味着谈判,意味着接受,意味着红线已经移动。

 

几周之内,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开启了初步外交渠道。讨论的主题不再是台湾的独立,而是台湾未来的地位。这不是辩论,而是权力的转移。你需要明白,美国自愿放弃台湾,就是在向亚洲所有盟友宣布:美国的安全承诺是有条件的,美国的实力已不如从前,战后秩序的规则已经改变。日本立刻收到了这个信号,韩国收到了,菲律宾也收到了,他们都开始做出新的安排。

 

这就是帝国失去地位的方式,不是通过激烈的战斗,而是通过信誉的慢慢崩塌,通过对手意识到超级大国已无法再执行自己规则的那一刻。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美国会放弃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答案是结构性的,埋藏在美国实力最深层的地方,不会出现在头条新闻里,需要你理解帝国实际是如何运作的。

 

美国的帝国从来不仅仅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美国的帝国是建立在金融架构之上的,特别是石油美元体系。它是这样运作的:二战后,美国成为唯一正常运转的工业强国。欧洲被摧毁,日本被摧毁,苏联筋疲力尽。美国拥有工厂、技术和军力,可以制定规则。所以美国做了一件极其聪明的事:它建立了一个金融体系,地球上每个国家都必须用美元买石油。欧佩克只用美元卖油,各国必须持有美元才能买能源,还必须购买美国国债来安全储存这些美元。这创造了对美元和美国债务的永久需求。

 

这是天才之举,意味着美国的金融实力不仅仅由黄金或军队支撑,而是由每个国家都需要能源这一基本事实支撑。你无法逃避美元,你被迫持有美元,被迫为美国金融体系输血。这个体系持续了70年,让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帝国。美国的赤字无关紧要,因为外国人必须买国债。美国的债务无关紧要,因为美元是必需品。美国军队可以驻扎在世界各地,因为这个体系为其买单。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缺陷,没人谈论。石油美元体系让美国变得依赖于石油生产国接受美元,依赖于国债,依赖于盟友维持这个体系。一旦对手找到破解这种依赖的方法,美国的实力就会蒸发。他们找到了。

 

中国不是通过征服建立实力,而是通过“逃离”建立实力。十年前,中国启动了一个大多数分析师认为不可能成功的项目——建立一个不需要美元的替代金融体系,叫做人民币国际化项目。大家都说这不可能,但中国有美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有能源,有制造业,有客户,可以不通过美元与世界贸易。更重要的是,中国能提供石油美元体系无法提供的东西——信任。

 

你看,美国大约20年前开始将美元体系武器化,把外国排除在SWIFT全球支付系统之外,把国债准入作为对伊朗、俄罗斯、朝鲜的武器,然后又把美元变成胁迫工具。这在短期内是战略上的聪明,打击了对手,但从长远看却造成了灾难性的问题。全世界每个国家突然意识到,持有美元是一种负担。美国随时可以冻结你的账户,随时可以把你的钱变成武器,随时你可能失去一切。

 

于是,各国开始问一个危险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用美元会怎样?答案改变了全球权力格局。中国建立了双边贸易安排,巴西和中国直接用人民币结算,沙特现在接受人民币买石油,阿联酋、俄罗斯、伊朗也接受人民币。美元的替代品逐渐增多。然后金砖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支付系统,不是为了攻击美元,而是让美元变成可选项。这更危险,因为一旦某样东西变成可选项,它就失去了权力。

 

但对美国来说,真正灾难性的在于:一旦你把自己的货币武器化,就无法“去武器化”。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各国再也不会信任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美国的杠杆还没意识到正在流失时就已经消失了。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一结构性转变的第二阶段,后果也在不断累积。当世界意识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是可以被舍弃的那一刻,每个国家都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日本立即加快了军事建设步伐,它再也不能依赖美国的保护,必须自我防卫。韩国正在与北京谈判,意识到与中国对抗的成本高于合作,美国的保护已不再可信。菲律宾也在转变,虽然仍保有美军基地,但正加深与中国的关系,采取两面下注的策略。澳大利亚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悄然倾向于与北京进行经济一体化。这不是中国入侵任何国家,而是联盟体系从内部崩溃。当超级大国无法承担自身安全承诺时,事情就会如此发展。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旁观这一切。俄罗斯意识到,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在当前预算水平下不可持续,随着美国预算收紧,这种援助最终会减少。俄罗斯选择等待,因为它有时间,也明白帝国最终会耗尽自身。欧洲也在观察,意识到美国的安全承诺现在取决于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因此,欧洲开始痛苦地重整军备,这将耗时数十年,届时全球力量格局将不可逆转地发生变化。

 

当美国的力量逐渐分散时,中国则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人民币现在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第二大使用货币,十年前还不是如此。再过十年,人民币在许多交易中可能会与美元平起平坐,最终甚至超过美元。RICs国家现在占全球GDP的45%,原本被认为无关紧要的联盟已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极点。

 

更关键的是,替代性的金融架构已经运作,各国可以彼此贸易而无需使用美元,可以储存财富而不必持有美国国债,可以在无需美国批准的情况下获得资本。这不是中国帝国的建立,而是一个多极体系的形成,美国的力量只是众多极点之一,而非主导极点。这种转变是不可逆的,你无法让替代方案消失,也无法强迫各国在你武器化货币后继续信任你的货币,一旦杠杆被放弃就无法重新获得。

 

让我用历史分析的语言来定义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目睹的不是帝国崩溃,而是帝国清算。帝国并未被征服,而是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让出自己的地位,因为维持这种地位在经济上已变得不可能。英国帝国在1945年也经历过类似的时刻。英国打败了纳粹德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无法同时维持帝国和重建国家,于是选择了清算帝国,撤出印度、非洲和中东。这不是军事失败,而是经济枯竭。美国现在正处于同样过程的早期阶段。撤出阿富汗不是军事失败,美国军队从未面临被击败的危险,而是因为维持占领在经济上不可持续。放弃台湾也不是军事失败,美国海军仍是世界最强,但捍卫台湾会让国家破产。

 

减少在欧洲、日本、韩国的军事承诺,这些都不是军事失败,而是帝国无法再承担在60个国家设立基地、打两场代理战争、维持核武库、偿还35万亿美元债务的现实。帝国正在清算,因为它“渴了”,不是渴水,而是渴望资本、资源和维持地位的财力。对手们都看得清楚,他们正在加速行动,因为超级大国军事上仍然太强无法被抵抗,但经济上却太弱无法阻止对手。

历史教会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当超级大国放弃红线时,其他国家都会重新评估它的实力。苏联在1908年就是这样做的,它放弃了东欧,不是因为军事失败,而是因为维持体系在经济上不可能。苏联领导人试图通过改革来维持体系,但失败了,体系最终不是被入侵而是因失去相关性而崩溃。英国帝国在1956年也是如此,它放弃了埃及,不是因为苏伊士军事失败,而是因为美国施压,英国意识到维持帝国控制需要它没有的资源。失去一个势力范围预示着更多势力范围的丧失。现在美国放弃台湾,这就是所有其他承诺同样脆弱的信号,是美国大战略被经济现实取代的信号。

 

让我们继续推演后果,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果台湾的地位通过谈判而非军事征服改变,那么美国安全承诺可谈判的先例就建立了。日本将加速自己的核武器计划,韩国会加深与中国的关系,菲律宾将正式转入中国势力范围,澳大利亚将不得不做出无法回避的选择。五年内,东亚联盟体系将面目全非,变成多极而非美国主导。在欧洲,后果虽慢但同样剧烈,欧洲将意识到必须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重建军队,这虽然可能但代价高昂,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欧洲重整军备的这一代时间里,俄罗斯获得了更多操作空间,俄罗斯已经在制裁后重建了经济,将利用这段时间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中东,转型已经开始。沙特阿拉伯——美国影响力的基石——现在已进入中国的战略轨道。这不是因为中国入侵,而是因为美国制裁了俄罗斯石油,中国买了下来。沙特意识到美元体系也可能被用来对付自己,于是开始多元化。没有沙特作为美国中东势力的锚,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就会崩溃,以色列变得孤立,美军基地变得不再必要,美国剩余的石油利益也变得无法防守。在拉美,美国影响力本就有限,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现在让中国在美国曾经拥有影响力的地方获得了经济权力。

 

非洲是美国影响力尚未完全消失的最后一个大陆,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速度远超美国能力,十年内非洲将进入中国经济势力范围。这不是中国征服,而是中国整合。各国选择与中国合作,因为中国提供无条件资源,而美国则附带政治条件,条件与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博弈相关。

 

最后一个关键洞见:你需要明白,美国无法仅靠军事优势逆转这种衰退。美国军力是世界最先进的,这是事实,但军事优势只有在对手足够弱时才有意义。当对手实现经济平等或超越时,军事力量反而变成负担而不是资产。为什么?因为军事力量很昂贵,每花一美元在军事上,就少了一美元用于经济生产、基础设施、研发。军事开支消耗了生产性经济的资本。美国每年在军事上花费8000亿美元,比接下来十个国家加起来还多,但这些开支并不带来经济回报,反而拖累经济。中国每年军费3000亿美元,但每年在基础设施、科技、研发上的投入高达2万亿美元,这些投入带来经济回报。

 

中国的军队服务于经济,美国的经济服务于军队。这就是结构性缺陷,美国本应成为经济帝国,却变成了军事帝国,把军事主导放在生产力之上。结果就是美国可以在军事上摧毁任何国家,但无法在资源、市场、战略布局上击败任何国家。美国能赢得战争,却无法赢得资源和市场的竞争。这就是美国放弃台湾的原因,不是因为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中国,而是因为无法在维持全球地位的同时承担与中国开战的代价。军力强大但经济薄弱,长期来看,经济决定军力。

 

我想强调最后一个关键概念:全球力量的转移现在已无法通过军事手段逆转。即使美国全面动员军力、即使美国将军费增加三倍、即使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争,根本性的经济转变也不会逆转。为什么?因为石油美元的替代方案已经存在,各国已经体验过不用美元进行贸易,对美国货币和制度的信任已经永久受损。英国无法通过军事力量逆转帝国衰落,虽然军力还在,但英国实力的经济基础已经转移,美国经济规模已超越英国,英国全球贸易份额下降,货币贬值,金融机构被取代。再多的军事开支也无法逆转,因为军事开支不会再生经济能力,只会消耗它。

 

美国面临同样的约束,即使全面动员与中国打成平手,根本性的转变依然存在,美元依然是可选项,金砖体系依然有效,中国经济力量依然主导。这就是结构性衰退的彻底性,它无法通过军事胜利逆转,只能通过经济重建来逆转,而这需要全球放弃军事承诺,把资本释放出来用于国内投资。但放弃军事承诺会被视为软弱,软弱会引发侵略,侵略又需要更多军费,帝国陷入恶性循环。

 

最接近的历史类比是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曾是主导力量,拥有最强海军和经济,但它扩展承诺超越了自身经济能力,在几十个城市驻军、为盟友远征作战。斯巴达则建立了更简单、更可持续的体系,没有昂贵的海军,不试图控制遥远领土,而是建立了基于共同防御的大陆联盟。最终雅典不是被军事击败,而是被经济耗尽,无法承担承诺,于是不得不求和,不是有利的和平,而是能得到的任何和平。

 

战后雅典沦为二流强国,斯巴达主导,但斯巴达最终也被马其顿取代,后者建立了以经济整合为基础的权力模式,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或帝国扩张。美国现在正处于雅典阶段,承诺过度,无法承担,对手们已经建立了替代体系,美国最终会接受20年前无法想象的妥协。唯一的问题是衰退会持续到什么程度,美国才会意识到并改变方向。

 

这一时刻之所以在现代历史上独特,是因为转型正在实时发生,我们正在见证。三年前,美国放弃台湾的想法还不可思议,如今正在发生。五年后,美国从亚洲撤军在回顾中会显得不可避免,十年后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美国不早撤。但在这一转型期间,世界处于最大危险期,旧秩序未死,新秩序未立,对手在试探边界,盟友在恐慌,区域大国在为新格局定位。这时最容易发生意外和误判,局部冲突可能升级为更大危机。

 

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将充满地区冲突、经济危机和联盟重组,我们不是进入和平时期,而是进入混乱时期。日本将发展核武器,东亚将因此动荡,韩国将在美中之间摇摆,导致美方联盟体系碎片化,欧洲将重整军备,带来经济压力,中东将更加暴力,非洲资源竞争将加剧。这些冲突不会直接涉及美中,但都是美国力量撤出这些地区的后果。

 

帝国衰落的最终悲剧是语义崩溃。美国仍在使用领导力的语言,仍在谈论联盟体系、捍卫民主、维护规则秩序,但这些话已不再对应现实。没有联盟体系,只有各国在独立定位,没有规则秩序,只有不同体系的竞争。美国体系在崩溃,中国体系在崛起,多极体系正在形成。民主与威权不是实际分界线,真正的分界线是哪些国家能负担独立,哪些不能。当语言与现实不符时,领导者变得无关紧要,机构变成表演,政策变成脱离实际的剧本。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处境,美国官员公开谈台湾独立,实际上却在悄悄放弃;谈联盟力量,盟友却在逃离;谈规则秩序,秩序却在崩溃。语言与现实的鸿沟是帝国衰亡的标志。

 

让我直接说明这一时刻的意义:二战后的秩序正在终结,不是被革命推翻,也不是在战争中被击败,而是因为支撑它的经济基础已经转移。美国的力量建立在军事、经济、金融架构和能源体系四大基础之上,前三项已不再无可争议,第四项正在被积极拆解。没有这些基础,美国无法维持现有力量,因此美国将撤退、清算承诺、放弃盟友,接受十年前会被视为屈辱的妥协,但这种撤退会被包装成战略再平衡、用外交语言修饰、被描述为再校准,但本质仍是撤退。

 

关键洞见是:这种撤退不可协商,不是维持现有力量和撤退之间的选择,而是在有序撤退和混乱崩溃之间选择。有序撤退表现为通过谈判放弃台湾、撤出阿富汗、减少欧洲军事基地、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而非全球领导,看起来痛苦但可控。混乱崩溃则是联盟体系突然瓦解、军事基地被夺、经济危机爆发、美元储备地位迅速丧失、金融机构崩溃,表现为系统性崩溃。美国帝国会选择有序撤退,因为另一种选择是混乱崩溃,但即使是有序撤退也是衰退,是地位的丧失,是权力向对手转移。

 

这不是世界末日,多极体系可以稳定,中国崛起不意味着文明崩溃,但意味着美国主导时代结束,意味着1945年后的秩序已死,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纪元——多极时代,权力分布于多个极点,而不是集中在华盛顿。这不是通过入侵发生的,而是通过枯竭发生的,帝国试图维持普遍主导,但普遍主导需要无限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帝国最终会接受限制。台湾红线的放弃就是旧秩序终结的信号。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看日本重整军备,看韩国两面下注,看澳大利亚做出选择,看欧洲艰难独立重建,看中东重新调整,看非洲成为争夺焦点。这些事件都不会是突然的冲击,都是结构性力量早已预示的,但大多数观察者会把它们描述为意外,因为他们不了解帝国是如何衰落的。帝国不是通过剧烈失败衰落,而是通过缓慢侵蚀,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枯竭,不是通过入侵,而是通过规则不再被执行的觉醒。这就是生存的逻辑,国家会根据权力现实做出反应,而权力现实已经改变,各国正在响应。

 

还有一个关键点,这种转变不需要中国表现出敌意,不需要中国征服,只需要中国有竞争力。中国不需要入侵台湾,只要让美国人意识到入侵代价极其高昂就够了。中国不需要击败美军,只要让击败美军的代价让美国破产就够了。这就是结构性竞争的精妙之处,你不需要摧毁对手,只需要让对手防御你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中国明白这一点,美国没有。美国试图仅靠军力维持主导,但没有经济基础的军力最终会被侵蚀。这就是美国放弃台湾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威胁入侵,而是因为结构性地位转变导致捍卫台湾在经济上变得不可承受。

孙立平:特朗普背后的三种力量

编者按:本文2026年2月8日由微信公号“立平坐看云起”发布。孙立平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南部的保守派
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支保守力量,代表着美国真正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这支保守派力量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诉求的延续;第二,这里又是福音派信徒最集中的地方,因而被人们称之为”圣经带;第三,这一区域经济相对不发达,美国的一些贫困州就集中在这里。
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可以说,这一支是最注重理念的,或者可以称之为特朗普的价值观盟友”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主要还不是基于经济上的利益考量,而是出于对传统社会秩序、传统生活方式与宗教价值观的坚守与捍卫。尤其是其中的福音派,更是将特朗普视为 “传统的守护者”,认可其反对堕胎权、支持宗教教育、抵制多元文化渗透的立场,这种价值观认同使其成为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
从过去几年看,这支力量对特朗普的支持几乎是无条件的。即使特朗普的言行有时与基督教传统伦理相悖,即使特朗普身陷丑闻,都仍然能够得到这个群体“坚定而忠实的拥护”。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才有底气说,我就算在第五大道开枪杀了人,也不会失去任何选票。他说的就是这部分支持者。 在美国,福音派白人大约占总人口的10%,约为3000万人。

如果一定要为其在价值观上加一个标签,也许可以称之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一位共和党议员说的非常明确,“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民族主义者,我们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基督教民族主义认为,美国本质上是一个由基督教信仰定义的国家,政府应积极维护这一特性。
在政治实践中,南部保守派通过教会网络、地方共和党组织,形成了强大的动员能力。他们不仅在选举中踊跃投票,更通过游说国会、推动州级法案等方式,将保守派价值观转化为政策实践。正如有的政治学者所指出的,南部保守派与特朗普的结盟是一种 “价值观绑定”,只要特朗普持续捍卫这一价值理念,这一联盟便具备极强的稳定性。 

铁锈地带的蓝领
北方铁锈地带(如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等州)的蓝领群体,则是特朗普 “美国优先” 政策的另一批拥护者。这支共和党支持力量的形成要比南部保守派晚得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是经济繁荣时期大工业中的中产阶层的一员,或是其后代。他们本来是民主党的社会基础。一位现在投票给特朗普的年轻人说,我们家好几代人都是投民主党的票,因为那时享受到民主党福利政策的种种好处。
这个群体立场的转变,源于美国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条件的落差,以及由此形成的强烈的失落感。在工业繁荣的时代,这些地区的蓝领工人通过在稳定的制造业中的就业,实现了”美国梦”:拥有独栋的住宅、汽车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全球化加速和制造业外迁,这一切仿佛消失在一夜之间。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工厂倒闭、就业机会流失、工资停滞不前。
而就在这个时候,民主党却从过去的所谓阶级政治转向所谓身份政治。诸如失业等现实的经济和民生问题,越来越离开民主党精英的视野,而转向种族、性别这样的身份话题。从这个角度说,民主党失去这个群体的支持,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而特朗普的 “重振美国制造业”、“打击不公平贸易”、“保护本土就业” 等口号和政策,自然获得这个群体的支持。 
所以经常读我文章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对特朗普的许多国际政策,特别是其对俄乌战争的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对他的国内政策,大体是肯定的。
但总起来说,铁锈地带蓝领的核心诉求是经济利益层面的: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土产业、限制移民抢占就业岗位、推动跨国企业回迁。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政策、退出 TPP 等举措,以及第二任期提出的 “对等关税”,均精准回应了这个群体的诉求。但将来的问题可能也会出在这里。
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应该是可以确认的。但问题是,促进制造业的回归与解决就业机会是两码事。在过去的时代,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今天,逻辑不一样了。因为今天的失业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技术进步造成的。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项预测表明,自动驾驶将消灭350万个司机岗位。OECD研究表明,自动化对就业的冲击是进口竞争的3-5倍。
也就是说,即使制造业部分回流,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西海岸技术寡头
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一部分西海岸的科技精英在向特朗普靠拢,而这些人当中,如马斯克,过去本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且,从目前情况看,一些科技右翼正在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新玩家。

科技右翼(tech-right),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其代表人物是马斯克和彼得・蒂尔等。他们大多是在2025年7月在特朗普遇刺后陆续分批加入特朗普阵营的。在特朗普当选后,一些原来支持民主党的硅谷大佬——例如扎克伯格、贝索斯等,也都纷纷转换阵营。
这里要强调一句的是,科技右翼作为一支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在美国政治中正在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洛杉矶时报前科技专栏作家布莱恩·默昌特指出,谷歌占据90%的搜索市场。全美七成民众使用Facebook,亚马逊、微软和谷歌掌控着互联网三分之二的云计算架构,亚马逊则占据美国电子商务市场的40%。他接着说,这些科技巨头已经在数字世界中确立了庞大的权力版图,并且越来越坦然地将这种权力扩展至“现实”世界。

从目前来看,科技右翼在政策层面的主要诉求是:推动放松监管、降低税收、推动加密货币和AI等技术。也正是在这些基本的政策诉求上,原来倾向于民主党的科技精英开始与民主党分道扬镳。因为民主党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是偏重于反垄断、征收高额税款、推行“政治正确”的文化监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转向一个能提供低税率、宽松监管环境和稳定国防合同的政府。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未来的一支政治力量,右翼科技精英正在形成一套系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技术加速主义,有人称之为科技共和国或科技君主制。其基本内容是,抛弃民主,转而依靠技术。他们认为,只有依靠技术,才能打破无效的体系,使资本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建立一个以技术与资本为核心的科技君主制。其实质,就是要建立一种由科技精英主导的集中式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用一种类似公司式的方式进行国家治理。

解放军反腐风暴下的张又侠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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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余年,中国军队的反腐已从“点状清洗”升级为“体系倒查”,而火箭军与装备发展系统在 2023 年的塌方式震荡,成为军中反腐进入深水区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一轮风暴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张又侠被推至舆论焦点。外界开始密集猜测其与习近平之间是否出现权力摩擦,乃至“军权博弈”。然而,若回到制度结构与人事脉络本身,这一问题更像是一次军中反腐倒查引发的高层权责再平衡,而非所谓“政变”或“造反”。

自 2012 年以来,张又侠长期深度介入解放军装备系统的人事与决策链条:

  • 2012年10月,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 张又侠出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李尚福为张又侠的下属。
  • 2015年11月,张又侠担任新成立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继续为张的下属。
  • 2017年 10月,张又侠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分管装备部,李尚福成为张又侠的接班人,升任为装备发展部部长。
  • 2022年11月,张又侠升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李尚福升任国防部部长。
  • 2023年爆发火箭军系统塌方式腐败,涉及李玉超、周亚宁等多名高级将领,随后延烧至装备发展部体系,牵连魏凤和、李尚福两任国防部长。
  • 2023年7月,解放军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在全军武器专被采购信息网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违规违纪问题线索的公告》,明确倒查2017年10月(即李尚福升任装备部部长的时间)以来装备部的违规违法行为。这是一次向军内系统与军工相关单位公开征集线索的动作,显示出倒查力度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在解放军反腐史上极为少见。
  • 2024年6月,中共“20大三中全会“前夕,李尚福与魏凤和(当时已退休)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被开除党籍。
  • 2024年中共“20大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之间开始出现“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之间两种意见的争论。

这条时间线意味着:装备系统连续十余年的运行,与张又侠的履职轨迹高度重叠。当 2023 年火箭军系统爆发塌方式腐败,并迅速延烧至装备发展部体系,魏凤和、李尚福两任国防部长相继落马时,装备系统的历史问题被官方明确提出“倒查六年”,政治压力自然向上集中。

即便没有直接证据指向张又侠个人贪赃枉法,其所处的位置也决定了他不可避免地面临政治责任的连带风险。这并非“个人恩怨”,而是制度性风险传导。

2023 年 7 月,军委装备发展部公开征集 2017 年以来装备采购评标违规违纪线索,标志着军队反腐从“处理个案”转向“系统倒查”。这一动作具有三重政治含义:

  1. 时间指向明确:锁定李尚福主政装备系统时期;
  2. 责任链条上移:倒查机制自动指向更高层级的政治责任;
  3. 军工利益网络被纳入整肃范围:军队与军工集团之间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被公开点名。

在这一背景下,任何长期分管装备体系的高层将领,都会被动处于政治风险叠加区间。所谓“高层关系生变”的传闻,本质上反映的是:军中反腐从“清洗下级”转向“冲击权力中枢边缘”的阶段性拐点。

外界盛传“军委主席负责制受到挑战”和“军权内部摩擦”等传言,但目前并无任何可验证证据显示军委内部存在制度性对抗或权力对峙。更合理的解释是:在反腐高压与责任倒查的双重压力下,张又侠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军队长期存在装备采购、军工合作、技术引进等领域的结构性腐败风险。随着反腐进入深水区,制度正面临一个典型困境:不彻查,腐败持续侵蚀军队战斗力与政权合法性;

彻底查,触动既有利益结构,可能冲击军中稳定。

这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悖论:反腐既是维护政权稳定的手段,同时又可能成为制造短期不稳定的来源。张又侠所处的处境,正是这一制度性压力在高层的集中体现。

将当前军中高层的政治紧张解读为“造反”或“夺权”,更多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述。更符合现实逻辑的判断是:张又侠的政治处境,是军中反腐从外围清洗走向中枢倒查的必然产物。

张又侠最终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大家拭目以待。

日本执政党在国会议席占比高达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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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举行的日本众院选举,共有来自11个政党等的1284名候选人参选。根据“共同社”的统计,投票率为56.26%,使本次选举在大雪纷飞的寒冷气候下,仍比上次选举高出约两个百分点。

本次日本众议院大选的最终结果出来了:“自由民主党”在总数为465个议席的众议院中,独占318席,成为战后首个获得众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的单一政党。“日本维新会”获得36席,使联合执政的两党总共获得354席,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

如此战果,是日本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过去虽然有政党或联盟获得过三分之二的多数,但 四分之三这么高的合计席位在战后都没有发生过。

更重要的是,执政党在参议院中虽然未过半,但是众议院的任何法案如果在参议院遭到否决,仍可以在众议院内已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否决共使之成立。也就是说,执政党所提出来的任何法案今后都可能所向披靡,在日本国会中通行无阻。

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的豪赌,竟获得如此压倒性胜利,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测,着实令人惊讶不已。

高市早苗的胜利说明她所推行的政策,包括对中国的强硬,不仅获得日本选民的广泛支持,本来很难推行的修宪和强军等计划今后遭遇的阻力也将大为减少。

高市的胜利,首先获得特朗普的高度赞赏和支持,今年三月高市访问华盛顿,必将受到最高规格的待遇。

特朗普在本次大选前已经高调支持高市早苗。高市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特朗普立即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祝贺,并祝愿高市在“推行保守的、以实力求和平的议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外交事务》正反方激辩:中国经济到底是好还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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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外交事务》杂志最近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态度截然不同的文章。一篇是《中国经济手段正在奏效:为什么北京即使策略不完美也能成功》(China’s Economic Statecraft Is Working: Why Beijing Can Succeed Even With an Imperfect Strategy)由Audrye Wong撰写,发表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

Wong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尽管中国的经济外交策略在执行中存在缺陷,但在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特别是美国政策转型)的背景下,北京正获得前所未有的战略优势。文章指出,美国在 2025 年及 2026 年初展现出的政策转向——包括大规模加征关税、削减对外援助、激进地重新谈判贸易协定以及拒绝多边外交——让许多国家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成为了寻求替代方案的国家眼中的“唯一选项”。即便这些国家对中国仍有戒心,但现实迫使它们转向北京。作者认为,只要中国能提供美国无法或不愿提供的经济实利(如市场准入、基建贷款、关键供应链合作),中国就能锁定这些国家的利益。作者认为北京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要让所有国家都进入其势力范围,其目标是只要能确保大多数国家在关键问题上保持中立或不加入美国领导的对抗阵营,北京的经济外交就是成功的。

2月9日,《外交事务》又发表了一篇由Dinny McMahon撰写的《北京的增长模式仍然存在问题》(Beijing’s Growth Model is Still Broken)。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在房地产危机后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但目前的路径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作者指出,北京并没有真正转向以消费为核心的增长,而是继续依赖产业升级、先进制造和出口扩张来创造未来财富,同时刻意避免大规模福利扩张和收入再分配。文章认为,这种模式短期内可能维持增长,但可能加剧产能过剩、压低利润,并对全球产业格局造成冲击,甚至不利于中国自身长期经济稳定。以下为该文的翻译。)

北京的增长模式仍然存在问题
                            ——而且正在伤害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当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21年崩盘时,中国领导层急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以取代住房建设。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模式曾在数十年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不再是选项:人口规模已接近峰值,土地出让收入的崩塌也意味着地方政府无力再为新机场和八车道高速公路买单。北京同样无法指望更多出口。中国早已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而且随着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这个“世界工厂”在廉价商品生产方面已不再拥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这就只剩下消费这一条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家庭消费对经济活动的贡献相对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消费仅占中国GDP的40%,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如果政策能够将家庭支出提升到韩国的水平(48%)或日本的水平(2022年为55%),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持续推动经济增长。

但现实中,中国并未真正将经济重心转向消费。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希望增加消费——恰恰相反。北京的领导人已多次公开表态支持提高消费。例如,2025年2月,中国总理李强就呼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但中国领导层设想中的更高消费,是出现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后,而不是转型的起点。与其通过财富再分配让人们现在就多花钱,北京更希望专注于创造新的财富,寄望未来由此自然带动更高的消费水平。

从长期来看,这种路径或许会促成一种更为平衡的增长模式。但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国内需求疲弱的背景下,中国在短期内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出口力度。这不仅推迟了中国自身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向,也预示着对那些试图与中国竞争或在全球经济中寻找自身定位的国家造成财富破坏。

要让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个以高储蓄著称的社会要么必须减少储蓄,要么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整体经济。实现这样的转变,离不开财富再分配。

在发达工业经济体中,财富再分配通常通过提高最低工资、降低个人所得税、发放刺激性支票、增加福利支出或下调房贷利率来实现。中国也采取了一些类似措施。例如,2023年以及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强制银行大幅下调存量房贷利率,每年为家庭减少约43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各省政府每年都会上调最低工资。从2023年开始,监管机构还推动上市公司提高分红水平,而这在过去一直是企业不太情愿做的事情。

但北京始终拒绝采取可能产生最大影响的那一步:大幅扩展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资金不足。为全国养老金兜底的国家社会保障基金很可能在2035年前耗尽,这将使数千万人的退休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尽管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拥有某种形式的基本医疗保险,但较低的报销比例意味着医疗自付费用依然可能令人难以承受,尤其是那些需要赡养老人的家庭。此外,约3亿从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口由于户籍限制,无法享受城市中的补贴性公共服务,只能回到原籍地使用质量往往较低的公共资源。政府表示支持赋予这些流动人口必要的居住资格,使其能够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保障性住房、公共教育、医疗和养老金,但始终不愿为此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外界往往将这种支出不足归因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福利主义”的警惕——他在2021年曾写道,不希望看到“懒人不劳而获”。但更大的症结在于党内领导层坚持认为,社会项目必须“量力而行”,即必须在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推进。

像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财政赤字。2025年,政府将赤字目标设定为GDP的4%,这是三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因此,任何社会保障的扩张都必须依赖举债融资。然而,中国官员和学者长期担心,以债务支撑的社会福利项目可能导致他们所谓的“拉美化”——即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因民粹主义政府在发展中经济体基础上构建西方式福利体系,最终导致增长停滞。在2021年发表于党内主要理论刊物的一篇文章中,习近平就指出,一些拉美国家“搞民粹主义”,由此造成的财政纪律缺失,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赶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

中国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担忧。到2035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即退休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与美国持平,到2046年将接近欧盟水平。到2080年,中国的退休人口将超过在职劳动人口。这对经济具有深远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医疗支出和其他成本都会加重国家负担;与此同时,劳动力规模缩小,纳税人数量减少,使政府更难覆盖不断上升的支出。

北京并非惧怕举债;毕竟,它曾允许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建设积累巨额债务。不同之处在于,北京将基础设施视为一种投资。即便基础设施无法直接收回成本,也仍可能创造新的财富和价值。相比之下,北京把社会支出看作一种经常性开支和无止境的负担。用习近平的话说,“福利一旦提高就很难再降下来”。因此,如果中国要提高社会福利,也只会循序渐进,而不会达到真正能将经济重心转向消费的程度。相反,如果领导层要举债并扩大支出,他们更希望把钱用在当前最重要的挑战上:推动产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

几十年来,北京最核心的经济关切始终是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依然重要——习近平希望2020年至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但这已经不够。习近平如今强调“高质量”增长,即能够推动中国经济转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缓解快速老龄化影响,并兑现其“共同富裕”承诺的增长方式,使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和公平。

为了同时应对这些目标,北京需要一个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经济体系,而这些产品不能被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轻易复制。这要求中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不断创新和升级。中国还需要提升税收收入,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养老需求,同时又不能给日益缩小的劳动人口带来过重负担。这意味着,收入增长必须足够快,以便即便税负加重,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能提高。要在不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还需要创造足够的财富,扩大中产阶级规模,并最终通过更公平地分配新增财富来推动消费。

为实现这些目标,北京提出了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一模式中,生产率提升是增长的核心,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将这些生产率红利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其设想是,通过掌握自主技术,中国企业能够在生物技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即“飞行汽车”)等新兴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从而获得比单纯生产低成本仿制品更高的利润空间。

因此,北京正在自上而下地推动科学突破和可商业化的产业创新。具体做法因行业而异,但通常包括税收减免、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研发资金支持、政府采购以及消费补贴。在电动汽车领域,这些政策的叠加已使中国成为毋庸置疑的全球领导者。

但与此同时,北京也希望留住传统产业。政策制定者并未任由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劳动力更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而是通过部署机器人、工业软件和人工智能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从而使这些产业继续留在中国。中国的先进企业能够提供使低端产业保持竞争力的技术,这一战略还带来了额外好处,即为中国高端工程和机械企业创造了国内需求。尽管这种产业转型会消灭部分蓝领岗位——这些岗位原本也可能流向成本更低的海外地区——但它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紫领”技术岗位,为技能型技术人员提供了比传统流水线工作更高的薪酬。

不过,北京寄望于中国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后,最大的就业增长将来自白领专业岗位。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将制造全部外包,但仅在美国本土就雇佣了9万名员工,其中包括工程师、研究人员、软件开发者、产品设计师、供应链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市场研究人员、营销人员、游说人士以及知识产权律师——也就是薪酬丰厚的白领岗位。北京希望,中国自身高端产业中的企业也能为数以千万计的高校毕业生提供类似的优质就业机会。

通过聚焦创新和产业升级,北京希望打造能够创造更高利润、支付更高薪酬的企业。更高的工资和利润将扩大国家的税基,使政府能够为老龄化社会投入更多社会保障支出。更盈利的企业还将提振股市,使其取代已经过度饱和的房地产市场,成为中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新引擎。在这样一个更富裕、更公平的未来中国,人们——终于——能够以远高于今天的水平进行消费。

但这一愿景不仅遥远,而且内含悖论。一边保留旧产业,一边发展新产业,意味着中国的工业产出将持续增长。然而,随着收入提高,人们通常会将更大比例的支出用于服务,而非实物商品。即便中国家庭确实会多购买一些制成品,也不可能吸收中国工业产能的大幅扩张,剩余部分只能由世界其他地区来消化。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3年中国占全球工业产出的27%。自二战结束、许多国家经济尚处废墟之时的美国以来,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全球生产中占据过如此高的比重。联合国预测,若当前趋势持续,到2030年中国的占比将升至45%。无论具体比例如何,世界各国都不太可能容忍廉价、高质量且日益创新的中国商品不断冲击本国市场。

发达工业化国家将首当其冲,承受中国出口引擎加速运转的冲击。像德国这样以汽车、化工和工业机械见长的国家,未来可能面临需求下降、全球市场份额被中国竞争者夺走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挑战。随着中国对低端商品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经济体将被切断曾经通往繁荣、而中国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条发展路径。

最大的讽刺在于,尽管中国的新增长模式威胁着其他国家的繁荣,但它在国内也未必能带来预期回报。要让这一模式成功,必须实现更高的利润、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税收。但根据官方统计,2025年上半年中国实际GDP增长5.3%,而税收收入却下降了1.2%。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工业产能过剩:中国企业建成的工厂产能远超需求,导致价格下跌、利润被侵蚀、税收减少、工资增长受抑,并给劳动者带来不确定性。如果北京无法扭转这种过剩局面,在人口结构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将很难实现真正的繁荣。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学家仍不断呼吁中国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由财富再分配支撑的增长模式。这似乎是一个双赢方案:中国民众将过得更好,而中国也会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更多商品。然而,北京却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越来越多情况下,中国从海外需要的只剩下大宗商品、奢侈品、出境旅游,以及少数尚无法自行生产的高科技产品。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他们希望先把经济蛋糕做大,再更公平地分配。但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既把蛋糕做大,又同时享用它,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