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6年，华盛顿政界与学界关于“中国威胁”的辩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激辩。近日，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的兼职教授安德鲁·斯考贝尔（Andrew Scobell）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贺凯（Kai He）在《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26年春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为何看对一半中国，可能导致全盘皆错》（Why Getting China Half Right Risks Getting It All Wrong）的重磅论文 。

两位学者在文章中警告：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存在严重的“能力偏执”，即过度关注中国的军事与经济硬件实力，却系统性地忽视了北京的真实战略意图 。这种“半对”的认知偏差，正将两国关系引向互不信任的螺旋，甚至可能导致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性冲突 。

论文指出，当前华盛顿盛行的“净评估”（Net Assessment）框架长期依赖于可衡量的物资因素——如军舰数量、导弹射程或关税税率——并以此推断中国的全球野心 。斯考贝尔与贺凯认为，这种方法论极易陷入“最坏情况假设”的陷阱，从而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 。

文章特别提到了2025年夏季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与杜如松（Rush Doshi）在《外交事务》上的发文。虽然该文正确地驳斥了“中国达峰论”（Peak China），强调了中国在制造和技术上的持久优势，但两位作者过于强调安全方面的假想威胁 。

“仅仅根据北京可能利用其不断增长的能力做些什么，就臆断其政策，风险极大，”文章写道，“这种策略缺乏对北京如何看待自身、华盛顿及世界的深度理解。”

为了修正这种偏差，论文通过三个核心问题剖析了北京的战略意图。与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正致力于推翻全球秩序、谋求世界霸权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北京的战略意图在本质上是“狭隘且内向”的，其对外政策往往是国内优先事项的延伸 。

根据北京2025年5月首次发布的公开版国家安全白皮书《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领导层将“政治安全”置于首位 。这包括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制度安全是所有政策的红线 ；包括新疆、西藏，尤其是被王毅外长称为“核心之核心”的台湾问题 ；经济表现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

论文指出，北京的精英和民众普遍存在一种“受害者心理”和“同情赤字” 。他们坚信华盛顿怀揣“冷战思维”，旨在遏制中国发展、颠覆中国政权并解体中国领土 。这种生存焦虑导致北京始终处于“自我保护模式”，并在对外行动中表现出极高的敏感性 。

论文详细分析了2025年至2026年间两个最具争议的案例，展示了“忽视意图”如何导致美对华政策失准。

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125%的惩罚性关税，原以为巨大的经济压力会迫使北京屈服 。然而，华盛顿低估了北京对“政治尊严”的重视。对于中国领导层而言，迅速向外国压力妥协象征着软弱，会危及其国内合法性 。北京采取了坚决的关税报复并限制稀土出口，最终迫使美方在同年8月的斯德哥尔摩声明和10月的釜山会晤中寻求暂时的贸易休战 。

华盛顿主流观点常预测北京将于2027年前发动全面攻台。但作者认为，这种评估过度依赖解放军的硬件升级，却忽略了北京长期坚持的“和平统一”方针（尽管这种“和平”包含灰色地带的强制手段） 。武装夺取台湾是成本最高、风险最大的“最后选项” 。只要北京认为“和平统一”的路径尚未完全封死，就不会轻易发动全面战争 。美国不断强化防御承诺和军事援助，反而强化了北京关于“美台秘密复原军事同盟”的叙事，可能迫使北京从“灰色地带”转向“常规军事对抗” 。

斯考贝尔与贺凯呼吁，华盛顿需要一套更加校准、既不姑息也不过度挑衅的对华策略 。论文高度评价了2025年10月特朗普与习主席的釜山会晤，认为这种领导人级别的互动能为双边关系设定“地板”，防止危机升级 。威慑不仅需要“可信的威胁”，也需要“可信的保证” 。例如，美方需明确表示不寻求改变现状，以降低北京的紧迫感 。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国公民持中立或积极态度 。美国应加大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而非一味通过制裁和拒签（如针对所有中共党员的入境限制）将普通民众推向对立面 。

论文最后发出了严厉的警示：美中双方都存在一种“战略懒惰”，即仅凭对方的实力来臆断其动机 。如果华盛顿继续坚持这种“半对”的认知，将能力等同于野心，那么双方正处于“梦游”进一场由误读和误判引发的灾难性战争的边缘 。

在这个近乎核均势的时代，看清中国的野心边界，或许比清点中国的导弹数量更加关乎全球的安全与和平。

以下是文章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的翻译内容：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

仅仅关注中国的能力是有问题的。但同样成问题的，是执着于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硬实力能力的净评估，与通过“大战略”范式来探寻北京长远博弈的“诚意努力”相结合。人们经常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大战略领域更多存在于学者的沉思和出版物中，而不是政治领导人和政府的职责范围。

习近平主席尚未发表过题为《新时代中国的大战略》的演讲，中国国务院也尚未发布过名为《中国的大战略》的白皮书。相比之下，多位杰出的中外学者已就此课题挥洒了大量墨水。不出所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观点，其中包括资深中国学者王缉思十年前所主张的评估——即中国缺乏大战略。换句话说，定义中国的大战略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主观的社会科学解读。

幸运的是，识别北京的短中期计划和雄心则远没有那么困难，因为高级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国官方文件非常清晰地直接阐述了这些内容。

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台湾问题上，华盛顿倾向于主要通过北京的能力棱镜来看待中国，这导致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认识只对了一半。如果政策能平等地基于“能力评估”和“意图分析”，就会认识到：中国领导层将政权安全置于扩张目标之上；经济融合对北京的国内合法性而言依然不可或缺；而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战争以外的胁迫手段比发动全面入侵能更有效地服务于北京的目标。

通过针对这些意图来调整策略——制定既能惩罚不公平做法又不会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的贸易措施；并在提供可靠防御保证的同时，通过外交安抚来削减北京采取“灰色地带”行动的理由——美国政策既能威慑侵略，又能避免不必要的升级。在近乎核均势的时代，因误解或误判而“梦游”般地陷入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在衡量传统实力的同时，更好地理解动机，有助于防止小危机演变成灾难性的战争。

改善理解可以有多种途径，但持续的领导层接触尤为核心。2025年10月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釜山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在制止紧张局势升级、推动关系走向更受控且可预测的战略竞争形式方面做出了刻意努力，这体现在缓解贸易摩擦的措施中。这种稳定功能在11月进一步显现：当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日本可能参与台湾应急事态的言论引发了中日关系紧张，在随后的外交压力下，特朗普分别与习近平和高市早苗通电话，强调了克制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综上所述，这些事件说明了定期的峰会级交往如何为相互理解提供了“底线”，有助于遏制危机、维持沟通渠道，并为进一步的谈判与合作创造空间。2026年已确定至少有两次面对面会晤：4月特朗普计划访问中国；12月美国将主办佛罗里达G20峰会。此外，习近平还可能在2026年末的某个时间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

此外，维持经济官员和国防领导人之间的定期官方沟通也是必要的。“二轨对话”可以有所帮助，但它们是官方“一轨对话”的补充而非替代。维持并扩大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储备似乎至关重要，这需要专家们拥有在华学习和生活的机会。确保中国拥有了解美国的后代继任者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精心设计的人文交流（包括但不限于学生和学者）将为深化两国对彼此的理解提供更好的机会。

此外，华盛顿不应忽视普通的中国民众，他们往往比其政治领导人对美国持有更友好的态度。更具体地说，根据上述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国人民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政府的好感度。这既意味着机会也指明了方法：关注中国公众，并利用他们对普通美国人和美国事物的善意。加大对软实力的关注——无论是通过允许有意义的公共外交，还是接触如美国音乐、电影、职业体育和高等教育等日常事物——都有潜力正面塑造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这种努力可能会产生深远的结果，但需要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举措进行重大逆转。

大多数中国学生和学者并未从事间谍活动，但如果假设他们全都是间谍并以此开展工作，将会疏远这一阶层以及中国公众。同时，将中共党员身份或党派关联证据作为拒绝入境美国的核心标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并非明智的标准：在中国，几乎任何有钱旅行或有学费资助的人要么是中共党员，要么与党员有某种亲属关系。毕竟，党员身份并非虔诚信仰的指标，而更是一项职业晋升所需的资历。更聪明的美国做法应该是继续针对那些直接参与特定压迫政策和/或受雇于内部安全机构的人员。加强人文交流不仅惠及中国，也服务于美国利益。

理解中国的意图并不能保证完美的结局，但它能显著提高决策合理的概率。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北京依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对话者：其领导层怀有一种脆弱的自我形象、缺乏安全感的世界观，以及基于对外界深层不信任的反应式安全算计。

北京的意图在未来是否可能变得更加野心勃勃和扩张性？不能排除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什么会导致这种意图的转变？一种可能性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地缘战略重新评估的具体情况将受到统一方式的影响——是通过两岸胁迫相对和平地实现，还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此外，如果统一是通过武力实现的，那么评估还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针对台湾的战斗行动的范围、规模和持续时间，以及在生命、装备、基础设施和预算支出方面的代价。此外，美国及其盟友在战争中的参与程度也会影响北京的战略重新评估。

撇开“解放军为何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台湾”这一关键问题不谈，中国共产党已明确表示，实现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且从未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移除解放军的核心战争设想，将使其能够关注其他场景，并开启考虑其他可能目标的大门。最有可能的是加倍努力主导其他家门口的优先地理区域：尤其是南海和东海。此外，北京的目光也有可能越过所谓的“第一岛链”（千岛群岛、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婆罗洲和纳土纳群岛），投向开放的太平洋。

几十年来中共领导人反复声明中国“永不称霸”，而这确实可能演变为北京开始关注所谓的“第二岛链”（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印度尼西亚）及更远地区。其目标可能是将西太平洋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势力范围，而非占领区。

但必须明确的是，北京思维中此类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肯定会以重大的地缘政治地震事件为前提。虽然中国吞并台湾将构成此类事件，但上述分析表明，即便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性，北京在不久的将来夺取台北的概率极低。

这种讨论本质上是推测性的，它进一步强调了对中国领导层的认知、战略文化、不断演变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愿望进行更深层次研究与理解的必要性。如果从一开始就仅根据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而假设其必然走向扩张主义，并据此制定政策，就有可能制造出我们所恐惧的结果。

评估中国的物质能力相对简单；解码其意图则需要付出多得多的努力，尤其是在涉及其未来意图时。最大的危险在于仅将能力作为动机的替代指标并做最坏的打算。当中国领导人仅从华盛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推断美国意图时，他们也面临同样的诱惑。这种相互的“战略懒惰”冒着将误觉转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风险。

在过去十年的国际关系中，一个近乎“真理”的假设盘踞在华盛顿的上空：美国已经达成了坚如磐石的“对华共识” 。这种观点认为，自2010年代末的“对华觉醒”以来，美国朝野已认清中国是现有秩序的威胁，且这种认知跨越了党派、阶层和专业领域，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竞争洪流 。

但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的助理教授Alex Yu-Ting Lin 与伯明翰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研究系的讲师 Robert Ralston最近在《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2026年春季刊发表的重磅研究《难以捉摸的共识：美国对华竞争观点的分歧》（The Elusive Consensus: Diverging US Views on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却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通过对1270名外交政策专家和1931名美国民众的详尽调查，研究指出：所谓的“对华共识”只是一层脆弱的表象，其下隐藏着深刻的分裂 。

华盛顿决策者与美国大众的认知差距

研究最直观的发现是，对华威胁感在不同社会层级中呈现出明显的“倒金字塔”结构 。

在 0（完全不威胁）至 6（非常威胁）的评分体系中，美国政策制定者（由布什、奥巴马及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组成）表现出了极高的危机感，其平均分显著高于其他所有群体 。相比之下，智库研究员、学术界人士以及普通民众的评分则更倾向于“中立” 。

这种“决策层激进、社会层冷静”的脱节现象说明，华盛顿的战略焦虑并未完全转化成全社会的共同意志 。政策制定者似乎生活在一个高度紧张的“安全舱”内，而更广泛的美国社会在评估中国——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BRI）展现的影响力时——表现得更为审慎和多元 。

熟悉东亚历史的专家能更客观地审视中国

长期以来，政客们宣称在对华强硬上“两党高度一致”，但调查数据却揭示了事实的另一面 。无论是在专家群体还是普通大众中，共和党人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始终高于民主党人 。在决策者样本中，两党的评分差距甚至高达 1.05 分 。这意味着，虽然双方都谈论“竞争”，但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大威胁”以及“竞争应达到何种程度”的核心问题，共识远未达成 。此外，职业社交化（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深刻地塑造了专家的视界 。自视为安全专家的人士往往通过“大国竞争”和欧洲战争的历史模拟来审视中国，从而得出更高的威胁评估 。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事务专家（Area Experts）倾向于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复杂的国内政治逻辑（如中国为解决产能过剩而推动BRI）来分析问题，这使他们的威胁感知度明显偏低 。研究警告，安全专家的这种“历史类比偏见”可能导致过度简化现实并误判中国的意图 。

什么能安抚美国，什么会激怒美国？

为了探索缓解紧张局势的可能性，研究测试了美国人对三种不同类型中国外交信号的反应 。结果揭示了中美沟通中巨大的心理错位：

尽管“接触政策”已在叙事上宣告终结，但基于务实主义的“双赢”信号——即强调中美在第三方市场（如非洲）的非零和合作——竟然意外地降低了共和党专家、安全专家和东亚专家三方的威胁感 。这说明，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务实合作仍有其生存土壤 。

中国通过减免债务等实际蒙受经济损失的行为来证明其非扩张意图。这种做法在智库研究员中起到了良好的安抚效果，但对一线决策者几乎无效 。

当中国外交官强调“公平”——主张中国的行为与美国无异时，美国决策者和公众的威胁感反而显著上升 。研究分析认为，这反映了深层的地位焦虑：美国尚未在心理上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对等大国的存在。中国眼中的“公平诉求”，在美国看来是对其霸权地位的直接挑战 。这是研究中最具警示意义的发现。

 战略警示：警惕“虚假共识”催生的战争螺旋

报告作者指出，人为炮制或维持一个并不存在的“对华共识”，对美国国家利益是有害的 。决策层的高度趋同极易导致“群体思维”（Groupthink）和过度自信 。正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教训所展示的，当不同意见被压制，战略判断失误将变得不可避免 。健康的辩论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 rightsizing（合理化）挑战的关键。

不同群体（如安全专家与地区专家）的互相质询，能够建立起防范误判的“护栏” 。追求零和竞争的“虚假共识”正将美国推离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盟友 。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已明确表示，他们无意参与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 。

重建“思想市场”

随着2026年春季中美贸易战出现短暂休战，Lin 与 Ralston 的研究为反思对华战略提供了契机 。共识的缺失并非坏事，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重建“思想市场”的机会 。

未来的美国对华策略不应基于一种肤浅的、人为制造的“威胁共识”，而应基于对竞争边界、成本效益以及合作可能的务实辩论 。正如文章所言：“竞争是手段，而非目的。” 只有承认并容纳分歧，美国才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国博弈中，制定出真正既能保护自身利益、又能避免惨痛后果的从容战略 。

以下为文章的总结部分：

我们的底线逻辑非常明确：如果这种所谓的“对华共识”要用来指导美国的政策辩论，那么它必须以超越最表面化的方式存在。

通过对一个包含美国专家和普通大众的独特全社会样本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支持“存在对华共识”这一主张的证据非常微弱。相反，我们发现多个维度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精英与公众之间、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以及安全专家与东亚专家之间。此外，我们也发现，“中国无法安抚美国”这一观点的证据同样薄弱。相反，我们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信号确实能够安抚部分受众；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信号则可能激怒某些受众。换句话说，在美国内部，关于中国的共识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依然是难以捉摸的。

然而，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我们认为，缺乏共识——或者更恰当地表述为拥有进行健康辩论的潜力——也可以带来最优的结果。在一个并不存在共识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或维持一种虚假共识，会损害对中国挑战进行“合理评估”（rightsizing）的过程，并扼杀那些能为“盲目自信”建立护栏的智识交流。虽然“确定性”能带来认知上的慰藉，但它也可能导致过度自信和错误的结果，例如局势失控的升级，或者为了竞争而竞争。

正是通过仔细描述美国内部关于对华竞争的各种竞争性观点（不论其现状如何），分析人士才能识别出真正的共识和分歧所在，并基于理性的逻辑和证据展开辩论。这种“思想市场”有助于制定一种有分寸的战略，在必要的地方与中国竞争，在可能的地方管控紧张局势，并在有益的地方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