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维保  来源：网络

2011年3月31日至4月2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亚太学院承办的“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国关系”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这也是美国研究所庆祝建所3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等3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56篇。与会者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中美两国相互认知的历史考察

不少与会学者对中美两国相互认知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综合性或个案式的考察。

中山大学的梁碧莹教授梳理了中美两国人民早期的相互认知历程。她指出，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直接认知始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抵广州，此后，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陆续抵达中国，他们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认识中国，并留下了他们的文字记载。而中国人对美国的直接认知则是始于两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另一个则是晚清派驻美国的外交官。她认为，晚清中国与美国的相互了解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也为中美两国后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和陈崛斌博士对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众多曲折起伏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时代、形势和相互定位的变化是造成并贯穿这种起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对时代的认识经历了从“革命与战争”、“世界和平是可能实现的”，到“和平与发展是主题”的变化；另一方面，美国对“威胁美国利益的主要敌人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也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对时代的认识决定了中美两国对自身的定位及相互定位，进而影响着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和整体外交战略”。

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集中考察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来华传教士这一特定群体对中国文化认知的态度转变问题。他指出，在如何处理跨宗教关系和对待中国文化问题上，这些美国传教士的态度经历了从文化帝国主义向文化国际主义的转变。他认为，这种文化国际主义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并可成为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文明与不同宗教关系的重要资源。

还有与会学者对中美相互认知过程中的一些个案进行了探讨。中山大学的朱卫斌教授探讨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对华认知与其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罗斯福的对华认知与其对华政策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但是，罗斯福的对华认知并非是其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身为总统的罗斯福必须要考虑为美国谋取在华更多更大的利益。

暨南大学的秦珊教授对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议会制度的认识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她认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议会制度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通过美国传教士、外国书籍等间接了解；（2）实地考察；（3）理性思考并效仿运用。

西南大学的王勇副教授以“湖广铁路债券案”的解决过程为例，考察了中国对美国司法制度的认识偏差对该案件的解决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这个案例说明“认知”在中美争端的形成和解决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山大学的温强副教授探讨了尼克松政府的对华认知与其对日防务政策确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准确认知中国的对日立场对于尼克松政府最终确立其对日防务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山东大学的张丽娟教授探讨了近年来美国民众对自由贸易问题认知的变化过程。她认为，美国曾是战后世界自由贸易的主导国，但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认知一直存在分歧。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自1970年代末开始受到质疑。1990年代，美国提出了“自由且公平”的贸易原则。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民众的认知喜忧参半，并影响着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除此之外，其他学者的论文还对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相互认知与互动、中美在中国崛起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中美两国参加朝鲜战争时的心态差异、“门户开放”的提出与美国对华家长观念的形成、美国军事观察团对中美相互认知的影响，以及美国视阈下中国国家身份的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中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

与会者还就中美两国普通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问题展开了讨论。

外交学院的熊志勇教授根据盖洛普公司历年的相关民意测验数据，对建国以来62年间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进行了考察。他指出，这些数据说明在过去的60多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是消极的，这个基本面多年来没有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在不断地增多，积极面与消极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到2011年这二者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发展趋势令人乐观。

美国研究所的袁征研究员在对盖洛普公司、皮尤中心等国际知名民意测验机构及多家美国重要媒体近年来所做的民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了近年来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对中国角色定位等的变化情况。他指出，诸多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的日益崛起，同时，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的美国民众在受访者中长期占据较大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仍有比较大的市场。他认为，美国人的中国观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是通过历史积淀逐步形成的，这意味着美国民众客观而全面地认识中国，尚需时日。

华南师范大学的何慧教授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众对美国认知的变化情况。她认为，在1950至1960年代，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基本认知是将其视为凶恶的敌人；19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慢解冻，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和定位也从“美帝”逐渐变为“美利坚”；而当代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已经多元化了。此外，她还分析了中国民众认知美国的主要途径，并总结了中国民众认知美国的几个特点。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在本次研讨会上，不同认知下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也是不少学者探讨的一个重点。

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美国研究所的陶文钊研究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融入国际体系的原因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过去的32年间，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得到了发展，而美国也从中国融入这个体系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虽然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一个现存的超级大国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不但实现了和平共处，而且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依赖、互利双赢的关系，这种情况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他认为，进入新世纪之后，中美关系的基础越来越开阔，这使得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拓展了，但两国利益的相互冲撞也随之增加了。不过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管理的，中美两国过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处理两国关系的经验，因此两国是可以避免战略摊牌的。

山东师范大学的王玮教授对2011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的访问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胡主席的这次访美是中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长达4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正在跃上一个全新的高度，因此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韩山师范学院的王德春教授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美国战后对华租借援助延期虽有扶蒋压共的政治意图，但其初衷和主要目的是针对日本的。但国民党政府自恃军力强大，不愿向中共做出合理的妥协让步，挑起了全国内战，租借延期援助积聚的能量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解放区政府，客观上异化成为扶蒋反共的武器。

还有学者对中美两国间的经贸问题、中美缓和与越美和谈的关系问题、中美军事交流问题、美国的西藏政策、基金会在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中的作用、美国在青岛的驻军问题，以及美台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四）话语体系、媒介与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

在研究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时，有与会者注意到了话语体系和媒介的传播作用对中美两国的认识主体所产生的影响，并对此进行了探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王磊副教授对杜鲁门、里根和布什这三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发表的《国情咨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探讨美国外交话语的保守规范及美国外交话语对民众认知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外交话语的保守规范，倾向于用面临的威胁来论证对外干涉的必要性、用道德来论证对外干涉的必要性。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段青副教授探讨了国家角色对中美两国官方政治语言的影响。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官方语言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国的国家角色所决定的，而对国家角色的定位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自我认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中泽教授分析了中美两国间的电影交流历程。她认为，中美两国间的电影交流具有促进中美两国相互认知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它们之间的电影交流从多个方面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和认知，不失为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

与会者还对美国高校的中国政治课课程与教材问题、《大西洋月刊》对费城博览会上中国展品的介绍倾向、美国第三次三K党运动的大众传媒方略与大众文化异化，以及电影对美国本土文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来源时间：2011/4/8   发布时间：202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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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

黄 平

　　胡锦涛主席2011年新年伊始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面向未来、开创两国伙伴合作新局面的成功访问：中美两国增进了战略互信，也推动了务实合作，还加强了在重大事务上的沟通协调，使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关系上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水平。

　　40年前，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30余年前，邓小平同志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从那以后，太平洋再也不是隔开中美两国人民的障碍，而日益成了联系我们之间的纽带。中美两国经过共同努力，推动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 抚今追昔，不得不钦佩老一代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不得不感慨历任领导人的高瞻远瞩。

　　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2009年在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已经作出了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共同定位，这次胡主席访问美国又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双方决心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这样，中美关系就不再是40年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候比较单一的安全考虑(如何对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或竞争)，不再只是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时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不再是过去很多时候由主要美国单方面定义的美中关系，例如把中国看成(或者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基于对当今世界大势的基本判断和对各自在如此大势下的地位、作用及未来影响的仔细考量后作出的准确定位。

　　胡主席在访美期间明确提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加强合作，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分享机遇、应对挑战，共同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出这样的准确定位是有客观而充分的依据的：首先，在全球和世界层面，中美两国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国际体系改革。 其次，在亚太地区层面，中美两国都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发展、促进亚太地区发展繁荣。最后，在双边关系层面，中美两国都致力于加强双边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在全球和世界层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目前的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发生大变革、大调整，因此，如果中美两国关系稳定了、健康了，两国之间互信了、合作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全球稳定的极大贡献。中美两国在各种地区和热点问题上开展协调、合作，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保持沟通、协作，推动了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等的共同努力，也推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中美同国际上其他地区和许多国家一道，维护了国际秩序的总体稳定，推动了现存国际体系的改革和新的国际体制的建设。

　　在亚太地区层面，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实现合作共处，对地区形势和中美关系发展都至关重要，因为，亚太地区既是目前全世界经济最大最快的地区，也是全世界热点焦点最多的地区，还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而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彼此协调，实际上一起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睦邻互信、互利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建设性的作用。

　　在双边关系层面，现在，从经贸上看，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过去10年，中国商品实际上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许多美国企业全球利润的最大贡献者。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仍有超过70%的美国在华企业实现盈利。在人文领域，两国年跨境旅游人数已达300万人次。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相互学习，不仅促进了各自人文领域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沟通、交流、互鉴与共享。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而深入。

　　这些，都是中美关系得以在新形势下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的客观基础和现实保障。

　　战略互信的重要性

　　这次胡主席访问美国再次特别强调了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战略互信的极端重要性。本来，没有在重大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上的基本信任，就无法展开积极全面的建设性合作，更无法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中美之间在重大利益和重大关切上已经有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点和日益扩大的交汇面。 甚至可以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广泛的共同利益、负有如此重大的共同责任。但是，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两国之间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难题是：随着两国交往的增多和加深，经济和贸易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强，而战略和安全等领域的相互猜疑似乎并没有因此有所减少，甚至很多情况下彼此之间的战略疑虑还越来越多!

　　这种非常罕见的自相矛盾或彼此纠结，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毫无疑问，中美两国，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等的不同，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差异甚至分歧是很正常的，也不可能通过一次国事访问或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就能根本消除这些分歧，尽管可以减缓。 例如人权问题，正如这次的联合声明所言：“尽管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仍然存在重要分歧，但双方都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中美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而最关键的是如胡主席说的，中美两国能否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看待和处理这些分歧，而不是受一时一事(特别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影响和左右。

　　其次，在涉及各自的核心利益问题上，例如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中国来说，这当然包括台湾、涉藏等问题)，各自必须充分尊重对方的根本关切并恪守已有承诺，而不是时不时地突破这个底线，更不是在原有基础上倒退。在这个问题上，美方如何恪守中美《八一七公报》而不是违背乃至倒退，是问题的结症之所在。

　　再次，美国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必然包括她的全面的发展和进步，其中既有经济和社会的，也有科技和军事的，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不可能是只在自己乐见的领域(例如减贫和经济)参与和支持中国的发展，却在其他领域(特别是高科技包括军事技术)却猜忌、制裁甚至遏制。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冲破冷战思维的牢笼，本着面向21世纪的开阔胸怀，对各自的人民的福祉和安全负责，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负责，在战略层面彻底摆脱冷战思维之束缚。

　　最后，即使在那些面临共同挑战因此世纪上也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例如都面临如何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如何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如何解决能源的紧张、如何确保全球化过程中的互利共赢，也必须彻底放弃“零和游戏”的规则，不是把中国的发展用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老套路来处理，而是相互尊重、增强互信、突出共同利益、加强全方位合作。这样就能以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中，切切实实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路。

　　责任与能力的一致

　　在中美建设面向21世纪的积极合作全面的伙伴关系过程中，我们经常碰到的另一个矛盾是：一方面，美国等对中国寄予越来越高的期待，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全球和地区责任，包括许多中国还未涉足的领域和问题，都希望中国参与甚至“埋单”;另一方面，中国的确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成绩显著，问题不少，中国可以说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稳的阶段，还需要继续进行很多年很多代的艰苦努力，才能在经济结构、法治建设、科技创新、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环境生态等诸多方面达到比较发达的程度和水平，才能在综合国力上称得上是发达国家。中国自己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也要更加开放，深化改革。 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要更加积极、务实面对中国的发展，既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市场经济地位，又对中国更加开放，包括中国企业对美的投资，也包括美国科技对华的出口。这样，才能在共同面对一个大变国革、大发展、大调整的世界时彼此建立战略互信，并达到互利共赢。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始终不渝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中国的利益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国际关系和全球、地区事务中，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包括中国始终不渝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这是中国在过去饱受欺负和宰割后从历史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也是中国在实践中一直坚持的和平外交路线，这一整套的原则主张和具体做法，实际上表明中国一直身体力行地超越了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和零和规则，也在客观上为妥善处理21世纪的大国关系和地区、全球事务提供了基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如果能够以平等、尊重的姿态看待中国在国际事物中的一贯立场和做法，并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200-300年来的国际关系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仅能够和中国一起，把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下一个十年，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路，而且能够和世界各国和人民一起，使整个21世纪在全球及各个地区实现和平、稳定、繁荣、公正。

　　胡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向世人展示，这一切，不是不可能的。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的时候，天时、地利都已经初现，关键就看我们如何作为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载《当代世界》，2011.2 第12-14页

来源时间：2011/2/1   发布时间：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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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民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起来的美元霸权已统治世界经济长达半个多世纪，但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广泛质疑，目前世界经济领域出现的金融危机、复苏乏力、贸易保护、汇率纠纷、通膨压力和高失业等种种经济乱象，追根溯源都是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然，历史已经走到了结束这种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十字路口。

　　一、美元霸权和美长期推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是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的根源。

　　(一)美元霸权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的核心是国际贸易失衡，一部分国家贸易逆差，另一部分国家贸易顺差。二战后世界经济大体经历了3次重大的失衡，这种失衡大多发生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经济联系增强的时期。第一次发生在1973-78年，1971年美国出现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美进入贸易逆差时期，而西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顺差，海外美元增多，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足以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第一次大幅度贬值。第二次发生在80年代中，美日贸易摩擦激烈，最终通过“广场协议”，美元对日元、马克大幅贬值，日本经济由此陷入长期萧条。第三次是2002年起，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2004年后连续4年经常账户赤字超过GDP的5%，终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美国长期推行美元霸权、靠乱发货币弥补贸易赤字的经济政策指导下，世界经济陷入了美国经济高消费-高贸易赤字-高债务，以及新兴经济体高储蓄-高贸易顺差-高外汇储备的恶性循环中，为保值增值，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市场，平衡美国际收支，美国相当于利用新兴市场提供的廉价贷款支撑了其经济发展。因此，美国目前要求中国等贸易顺差国限制经常账户盈余的做法，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

　　美国长期推行的高消费、高贸易赤字和高债务等“三高”政策使美国由最大的债权国演变为最大的债务国，不仅拖累了美国经济，也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虽然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开始复苏，但“三高”政策所造成的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仍在继续，深深制约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导致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蓄意推动美元贬值，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持续复苏。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无视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和美元作为国际汇率体系锚定器的地位，蓄意推动“弱势”美元的出现。从2001年起，美元至今已实际贬值31%。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元通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实现贬值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今年以来，美元指数屡创新低。在内政和经济困难的双重压力下，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启动购买6000亿美元资产的第二波定量宽松货币计划，实质是开动印钞机购买美国债，意在降低美国的长期利率，鼓励企业借贷扩大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并抵消美国的巨额债务。此举虽然短期可能给美带来出口增加，转嫁赤字，平衡收支等好处，但由于外部总需求疲弱，美元贬值对美国扩大出口的促进作用将十分有限，反而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别国美元资产缩水、出口竞争力减弱、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性通胀、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余地缩小等，不利于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复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目前美国推行的向其金融产业不断输入廉价贷款的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毫无益处，但却会使世界其他地方陷入混乱”，也让人想起了尼克松曾经的名言：“货币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

　　美国采取的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正将全球推向汇率战和贸易战的边缘。危机后，流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在速度和规模上均超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其中，亚洲国家吸引的国际游资数额最多。截至9月初，新兴市场今年共流入资本393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有78.6%都流向了亚洲国家，导致亚洲多国货币大幅升值。今年7月至9月初，韩元、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兑美元汇率均出现5%以上的升值，马来西亚林吉特升值幅度超过4%。

　　亚洲和大洋洲经济体在“热钱”的冲击下，被迫分担美国推行美元霸权的成本和代价。它们面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扬的压力，经济稳定受到威胁，不得不采取合理有序的货币紧缩政策和有效的金融监管，迎战美元贬值带来的“热钱”。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都调高了本国利率;巴西和泰国当局分别对资本流入进行征税，以防出现资产泡沫;日本当局出手干预汇市，以防日元兑美元升值过多。

　　二、虽然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储备和支付手段，但美元霸权地位正面临空前的挑战。

　　(一)危机以来，对美元霸权地位发出质疑的呼声上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称：虽然凭借美国经济实力第一的优势，美元的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是设计一个多元货币体系的时候了。法国总理萨科奇认为由一国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今天多极化世界面前显得不协调，呼吁设立不由单个国家主导的国际储备资产，以加强国际货币体系的整体稳定。俄罗斯提议创立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其设想获得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去年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IMF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建议国际货币体系向以特别提款权为中心的方向稳健过渡。

　　(二)历史上看，美元也并不是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更替体现了世界经济霸权力量转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大致经历了金本位制、“黄金—美元”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本位制(牙买加体系)等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仍充当了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但美元在官方储备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欧元问世并且在储备中份额升至30%。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一票否决权地位已不能反映当今的现实。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曾超过50%，2000年降至30.6%，2007年进一步降至25.4%。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结算地位也在下降，欧元在欧元区使用已11年，人民币也逐渐成为亚洲周边国家交易中广受欢迎的货币。

　　(三)作为世界经济失衡的中心，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引发关注。美国出于经济困难和国内政治的需要，过度炒热人民币汇率升值论，反而在国际上放大了美元霸权的弊端，加速了美元霸权的解体。人民币汇率在美国的炒作下成为焦点，但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了24.1%，却没有扭转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局面。经济不平衡的本质是中美之间不合理的经济分工，而正是美元的霸权长期支撑了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延续。

　　三、未来的国际金融格局和走向伴随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国际货币体系必将加速向多中心迈进，经济的多极发展将成为货币多极发展的基础。有人提出未来的货币格局将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分天下。今年IMF将全球具有系统稳定重要性的五大经济体定为：美、英、欧元区、中、日，这五大经济体代表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或许预示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雏形。即使是建立在超越主权基础之上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其构成和定价也是以各国的经济权重作为基础的。

　　应该看到，在向多元货币体系过渡的共识下，美国仍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元仍是主要的储备和支付货币，美国的经济一超地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的所做所为使改革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国际社会应借G20峰会、IMF和世行年会等国际经济对话平台开启建立多元货币体系的进程，尽快将世界经济带入格局有序调整的轨道上来。要敦促美国自律，对乱发美元的不负责任行为加以约束，将美国的货币政策置于国际监管之中;改革美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一票否决权，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持续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制定科学的份额计算办法和动态调整机制;改革国际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使其更加公开透明、更加符合世界经济多极化快速发展的要求。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由之路，中国需承担经济崛起的国际责任，并有效应对美操纵美元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威胁。但目前条件下，人民币区域化是更为现实的选项，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双边兑换协议，推动中国与东盟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建立人民币区域主导货币地位。与欧元呼应，架空美元的霸权地位。

来源时间：2010/12/9   发布时间：20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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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振超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7月28日，美韩结束在日本海水域进行的为期四天联合军事演习，包括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参加。不过，美国航母战斗群未进黄海。据认为，这是34年来两国举行的最大一次联合演习，围绕着美国航母战斗群是否进入黄海的猜疑总算有了说法。此前，中国军方和外交官员都反复强调，坚决反对美国派航母进黄海。有评论指出，美国航母不进黄海是中国强硬的结果，表明中国为美国海军进出该水域划了一道红线。笔者认为，这种推论并不确切。与其说是中国强硬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角力的必然。

　　演习刚一结束,美韩就又宣布，在未来至少半年的时间里，两国将在半岛周边每月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进入2010年下半年以来，美韩如此频繁在东北亚地区调动军舰实属罕见，演练目的已不仅仅是检验协同作战能力，更多的是向有关国家昭示其武力存在，威吓朝鲜。炮舰政策又回到东北亚地区。

　　19世纪-20世纪初，炮舰政策兴起，其核心是殖民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19世纪中叶，殖民主义者派遣海军舰船远征海外，抵达亚非国家口岸，或驶入内河,强使这些国家屈服,签订不平等条约，以达到占领的目的。东北亚地区历史上曾饱受炮舰政策的袭扰。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利用炮舰强迫中国开放门户。经两次鸦片战争，英、法、俄、美等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1854年美国派遣海军准将佩里率4艘军舰开到日本江户，迫使日本开国，至1858年，日本德川幕府先后同美、荷、俄、英、法5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总称《安政条约》)，日本被推向半殖民地边缘。美国从此在东北亚地区立住了脚跟，靠的就是它的炮舰。

　　如今炮舰政策有了变种，攻城掠池已行不通，转而成为有关国家推行其全球战略、施加地区影响的组成部分。旧时炮舰政策主要是抢占资源和市场，进行世界性的掠夺，今天炮舰政策是提高国际政治主导力;旧时炮舰政策是所有西方列强使用的手段，今天推行新炮舰政策的主要是美国，一些国家则尾随其后。新炮舰政策通过武力的显示来使其对手屈服，以期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或地区秩序。然而，时过境迁，炮舰政策是否还像旧时那样灵验，事实已给出明确的答案：在力量此消彼长、经济一体化加深、政治依存度增加的大背景下，仅靠显示武力难以让对手屈服。此次联合军演对朝鲜的威慑效果还有待评估，但有一些初步的效果在此次演习前后显露出来：朝鲜甚至喊出动用核武器对付美国、韩国的威胁。

　　中国三番五次提出美国航母战斗群不能进黄海水域军演，显然是对这种炮舰政策的回应：美国此举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在发生韩国“天安”舰事件后半岛局势趋紧的形势下举行此演习无疑是火上浇油，因此坚决反对在该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方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的事。”此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都公开表示，此次军演“不会威胁中国”、“这与挑衅没有任何联系”，但有关专家认为，美韩首次出动核动力航母以及“猛禽”隐形战斗机在朝鲜半岛海域、尤其是中国黄海海域进行大规模演习，不但对中国的海权造成了极大威胁，而且也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地区。黄海自古以来都是进出中国腹地的海上门户，尽管美国声称此次军演是针对朝鲜的，但任何国家对另一国家在自家门口舞刀弄枪都会感觉到威胁的存在。

　　航母问世以来一直是美国遂行对外干涉的“马前足”。美国大片常出现这样片断：世界某地发生危机，美国利益受损，其总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从近几场地区战争看，美国航母的确是打先锋的角色。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把守台湾岛南北两头，意在告诉中国它会干涉台海危机。航母在这一意义上延续着老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和强权外交。

　　此次美国航母试图开进黄海有诸多原因：

　　一说是韩国要借力敲打朝鲜。3月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坚信是朝鲜击沉它的军舰，不但发表措词强硬的反朝声明，且还把事件国际化，韩国更愿意把南北争端拿到国际舞台上解决，开动所有机器来打压朝鲜：邀有关国家表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宣布自制射程在1500公里的巡航弹、要与美在半岛周边搞系列军演等等。

　　二说是拉美国下水。围绕着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各国角力始终没有停息。冷战结束初，美国曾宣称从东北亚撤军，但很快意识到此举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不符。这些年驻半岛兵力南撤，但美国一直在加强东北亚地区的军力存在。多年来，韩国民众要求美国撤军的声音一刻都没间断过。通过拉美国航母参演，让人们看到韩国比日本更愿意当美国的地区伙伴，所以倒是韩方主动宣称美国要把航母开进黄海。

　　三说是美国舞剑，意在中国。中美两国关系在力量此消彼长后正发生微妙变化。美国调兵遣将准备与快速发展军力的中国较量一番。前不久，美国防部支持的智库发表对华“空海一体作战”计划，指出西太平洋地区美军作战能力受到解放军挑战，美军将以空海作战力量、太空和网络空间作战力量为主导，以抵销解放军反介入和区域阻敌的能力。

　　美国最终宣布航母不进黄海，这让国人松一口气，但细想：进与不进并没多少军事意义。航母是20世纪初航空技术与航海技术成熟后相结合的产物。从其本身说，海上巨无霸在导弹技术普及化的今天“炮舰意味”大幅下降。而且从日本海起飞比从黄海起飞战斗机的时间长不了多久。如何解读美国暧昧态度?结论无非有二：一是美国不想在此时刺激中国，黄海是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门户，美国军舰靠太近显然让中方感觉不爽。中方不论是高级将领，还是政府发言人对此都表现出强硬姿态。二是向中国“示好”。由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两军关系一直僵在那里，派遣航母编队抵近中国且进行大规模军演无疑会使本来已停滞的两军关系雪上加霜。

　　韩方对此有所失望，再一次看到美国是靠不住的。美国不派航母进黄海有它自身苦衷，韩国拉美航母进黄海有自己的小算盘。结果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不愿为韩火中取栗。韩国对其他国家的要求也并未实现。在最近与韩学者交流中，他们认为，中国和韩国建交18年，两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遇上天安舰事件，中国不马上站出来帮助伙伴说话，这种关系已没多少意义。但是，中国自身的战略不可能光考虑韩国诉求，而伤害他国利益。

　　此次军演美国航母虽未进黄海，但此事并没尘埃落定。美国此举是出于美国的利益，中国表态强烈也是顺理成章的，留下来的问题却值得人们思考：大国要不要为他国而迎头相撞?东北亚地区100年历史中，这种因小国而把大国引入战争的事件已多次发生。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军事毁伤力巨大无比的情况下，大国还会为第三方开战?回答是否定的。中美两国都有足够智慧来共同应对东北亚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不派航母进黄海，不只符合中国利益，也是维护该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必需。美国的新炮舰政策也该休矣!

来源时间：2010/8/3   发布时间：2010/8/3

旧文章ID：2271

作者：崔磊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一、 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新特点

　　2010年5月底，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称新战略)，第一次将奥巴马政府上台前后关于国家安全的一系列主张在同一个文件中集中加以阐述。在多数问题上，新战略与布什及历任现代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一脉相承，仍然要求美国重视与欧洲、日本等传统盟国的关系，维持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推进民主人权，孤立伊朗和朝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仍然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在阿富汗问题上，奥巴马的先增兵、后撤军战略与布什在伊拉克的战略如出一辙。但是，这份战略报告对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目标和手段做了重新评估，与布什的战略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对反恐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首先是弃而不用布什的“反恐战争”一词，认为美国不是在和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恐怖主义或宗教——伊斯兰教作战，而是在和具体的恐怖分子——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作战。这不是简单的措辞变化，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布什政府将恐怖主义树为敌人，则在其眼中敌人无处不在，草木皆兵，难免反应过度，导致先发制人和滥杀无辜。为消灭一个恐怖分子而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往往激起当地民众的反美情绪，使其更同情恐怖分子。用奥巴马反恐顾问布伦南的话说，就是战术上虽然胜利了，但战略上失败了。而奥巴马将反恐目标缩小到具体的恐怖组织，综合运用军事、外交和发展援助等手段，不但能减轻美国军事力量的负担，而且能争取穆斯林国家的民心，削减恐怖主义的民众基础。其次，更加重视国内反恐。布什认为首要的安全威胁来自外部，要拒恐怖主义于国门之外，而新战略则认为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更大。针对近日不断有恐怖分子试图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新战略提出要通过情报机关与社区的合作防范本土极端主义，凸显奥巴马对本土反恐的重视。

　　二是对使用武力的态度更谨慎。尽管新战略明确表示保留单边行动的权利，但与布什相比，对使用武力做了更多限制，表示要遵守使用武力的国际规则，获得国际支持，迫不得已才会使用武力。尽管新战略没有明确声明放弃“先发制人”战略，但比布什的措辞更温和，强调在使用武力前，会穷尽其他选择，并对动武的风险与成本进行谨慎的评估。

　　三是多边主义色彩浓厚。在新战略的序言中，奥巴马就开宗明义：“国际社会的责任不能由美国一国承担。”他敏锐地意识到：“动员集体行动有难度，国际体系有不足之处，但当美国置身于国际合作之外时就从未成功过。”与布什的消极态度相反，新战略要求美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框架的运作，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争取国际支持。新战略中“集体行动” 、“集体安全”或“集体的力量”之类词汇俯拾即是，反映出奥巴马政府的多边主义风格。

　　四是非常重视国内经济问题。新战略特别强调经济是美国实力的源泉，美国的优势在于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生产力，只有促进经济的繁荣，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海外影响力才能得到根本保证。美国历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没有如此强调经济对国家安全和影响力的重要作用。

　　五是对中国期待有所变化。新战略根据国际新形势做出调整，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领导角色”，与布什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相比，对中国期待更高。但是新战略沿袭了布什的两面下注战略，表示在与中国发展“积极、建设性、全面的关系”的同时，要“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并做相应准备，以防美国的地区、全球利益及盟国受损”。

　　二、新战略出台的背景

　　在经历布什政府八年任期后，美国人沮丧地发现，美国已经深陷两场战争，而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仍挥之不去，又刚刚经历大萧条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国际事务中深感力不从心。奥巴马能在大选中胜出，有很多因素起了作用，但与他倡导多边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不无关系。其实布什最后两年任期的外交政策已经在调整，有了更多的多边主义色彩，但这种调整已无力回天，只是进一步证明新保守主义国家安全战略的失败。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已是大势所趋。

　　奥巴马执政后敏锐地意识到，国际道义的缺失和经济危机的拖累是美国当前面临困境的根源。一方面，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战略使美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盟友和伙伴离心离德，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因此奥巴马在大选中祭起多边主义大旗，主张接触与合作。与伊朗和朝鲜开展接触与对话、缩小反恐打击的范围、改变一味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改善与传统盟国关系、拉拢中俄印等新兴大国，都是在实践这一战略思路。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打击，美国的经济实力严重受损，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今不如昔。美国人从帝国兴衰的历史和新兴大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现实中得到启示：没有强大稳定的经济作为后盾，就会丧失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难逃衰落的噩运。因此，新战略开出 “接触、合作” 和“经济复苏”两个处方，试图遏制美国实力衰落的势头，恢复其昔日的辉煌。

　　新战略毫不避讳美国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总体基调还是很乐观，显示出奥巴马政府强烈的进取心。新战略反复强调要“恢复”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说明美国称霸世界的根本目标没有变，变的只是谋求霸权的手段和策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一语中的：“美国的实力并未下降，只是需要改变运用实力的方式”。言外之意，只要美国改弦更张，对其实力巧加运用，就可以重树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因此，新战略的出台并不预示着美国在全球力量的整体收缩，而是意味着美国正在根据国际形势变化调整战略重心，以退为进，蓄势待发。

　　三、新战略的前景

　　根据奥巴马上台一年多来取得的外交成果判断，新战略对美国重振国际形象和霸权地位会起到一定作用。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参与或举办G20会议、联合国气候大会、核安全峰会等多边会议，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性问题，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与伊朗、缅甸等敌对国家积极接触，对改善美国形象、提高美国影响力颇有成效。根据2009年皮尤调查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美国的国际形象明显改善。然而，由于存在诸多负面因素，新战略所描绘的美好前景并非坦途。

　　首先，受国内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影响，新战略难以得到完全贯彻实施。比如，新战略信誓旦旦要维持美国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以维护全球安全，但降低财政赤字的压力很可能会使上述目标成为镜中月、水中花。再如，新战略声称要以身作则推行民主价值观，试图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但受国内政治及资金问题等掣肘，奥巴马政府迟迟不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大选承诺成为泡影。

　　其次，在国际层面，新战略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规划也有些一厢情愿。盟国和伙伴是否愿意听命，为美国分担责任?如果它们逃避责任，美国该如何应对?对这些问题，新战略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目前，很多盟国深受经济不振的困扰，在阿富汗战场看不到取胜的希望，不愿继续为美国埋单，已在私下盘算撤军。新战略试图拉拢中俄印等为合作伙伴，但这些国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因此与美国的合作也不会一帆风顺。伊朗和朝鲜等敌国也不会轻易就范。

　　近来，以罗伯特·卡普兰和罗伯特·卡根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学者蠢蠢欲动，纷纷发表言论，批评奥巴马对伊朗和朝鲜的接触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在阿富汗陷入泥潭，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等等。中期选举在即，可以预料，一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决策出现失误，共和党方面就会发动舆论攻势，试图影响中期选举结果，东山再起。新战略一出台就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来源时间：2010/6/18   发布时间：2010/6/18

旧文章ID：2270

作者：滕建群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围绕着核武库“透明度”问题，美国在最近一段时间做足了文章。2010年4月初，美国政府公布新版《核态势审议》报告，第一次把这份多年秘而不宣的纲领性文件公之于众。随后，美俄签署新的限制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5月3日，美国公布了自己的“核家底”——截至2009年9月共拥有核弹头5113枚。5月13日，美国政府又公布了核力量结构调整计划:美国将最多拥有420个洲际导弹发射井，每井部署1枚核弹，比美俄新条约规定的上限少20枚;战略轰炸机保留60架，而现有94架;战略核潜艇保留14艘，每艇发射管由24个减少到20个，承诺部署的潜射导弹发射管不超240个。

　　美国这一系列“核透明”动作极大地吸引着世人的眼球，也让人们禁不住产生疑问:美国这番“透明”为哪般?

　　奥巴马政府希望占据核裁军道义高地

　　2009年4月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发表了酝酿已久的演讲，倡议各国走向无核武器世界，并表示美国愿意做核裁军和防扩散的“带头大哥”。在美国的推动下，去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核裁军与防扩散峰会。今年4月，46国首脑又齐聚华盛顿，讨论如何保障世界核安全问题。

　　既然美国想当核裁军和防扩散的“带头大哥”，那就必须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于是，新版《核态势审议》报告一直推迟到今年4月初才发表，据说主要原因是草稿送到白宫后又被退回去修改。奥巴马总统一定要把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主张融入其中，才肯让这份曾经很神秘的文件出炉。结果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思想贯穿报告始终。美国率先宣布本国的核武库规模以及核力量结构调整计划，也是出于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意在向俄中等有核武器国家施加压力

　　不过，美国的“核透明”不仅仅局限于自身，还带有明显影响他人的色彩。2010年5月3日，在联合国召开的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开场就大段引述奥巴马总统致大会的信件并表示，美国公布核武器数量，旨在提升美国核武库的透明度，激励其他有核国家效仿。

　　舆论认为，美国带头进行“核透明”，无疑是在向俄罗斯､中国等有核武器国家施加压力。新版《核态势审议》报告30余处提及中国，“透明”一词反复出现17次，多与中国有关。报告强调，美国要采取“更广泛措施以扩大合作和透明，增强对俄中的战略稳定”。这很清楚地显示出，美国此举旨在用“道义”二字给俄中两国上紧箍咒，我“透明”了你们也得“透明”，迫使俄中敞开核武库的大门。

　　日前，俄罗斯也表示将公开自己的核弹头数量。而中国的核战略和核政策一贯是非常透明的，核裁军主张和努力也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从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也不在别国部署核武器，而且是唯一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承诺的核武器国家。

　　美国仍在不断谋求核与常规武器优势

　　事实上，美国目前的“核透明”举措并不会削弱其核威慑和实战能力。许多学者认为，美国的一系列“核透明”举措，并没有涉及核心问题。比方说，核武器存放何处､部署状态如何，等等，美国都没有告知世人。对于拥有如此数量核武器的国家来说，只笼统地说出相关数字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美国的核力量结构调整也没有伤及“三位一体”的核战力，唯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将更加依赖潜射核力量，而这正是美国对其他有核武器国家优势最为明显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核武库仍在继续着现代化改装。5月13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详细介绍了美国核力量现代化计划，特别强调未来10年美国将投入800亿美元重组和加强核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能力。由此可见，尽管奥巴马政府暂停了新型核弹头的发展计划，但是并没有放弃在核武器领域的两面下注。更何况，美国依然在建设导弹防御体系和全球快速打击系统，依然在不断强化着美国的常规武器技术优势。

来源时间：2010/5/25   发布时间：2010/5/25

旧文章ID：2265

作者：张斌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持续了近两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然而，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受到根本动摇，新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尚未出现，经过调整的美国经济正在恢复活力。

　　一、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2008年9月至2009年年中，美国经历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场危机对美国经济实力和全球地位成了严重影响。

　　1、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经济实力受到一定削弱，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6.3%，在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5.7%了。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10月上升到10.2%，是1983年以来的最高失业率，是危机前失业率的两倍。美国人每星期的平均工作时间下降到33小时，是自196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银行体系和整个金融业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美国金融企业大量倒闭破产，特别是一些规模巨大的投资银行轰然倒闭，极大地遏制了美国金融业在国内外的扩张。而美国政府为了救助这些濒临破产的金融企业，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3、美元主导地位受到严重影响，改革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影响了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进而影响到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地位。这次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事务中的话语权有了提升。

　　4、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下降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软实力”。美国金融企业、监管当局、资本主义模式甚至整个美国的名誉在此次危急中严重受损，引起人们对美式自由市场制度的质疑，使美国推广其价值观的长期目标的难度增大，世界各国对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架构监护者角色的质疑增加。

　　5、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全球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受到严重冲击。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影响下，世界政治和经济发生剧烈变化，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越来越多的难以控制的问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应对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目前，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对美国的繁荣至关重要，但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确保其实现。

　　二、危机后美国经济的恢复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了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援救措施和经济刺激措施，及时地遏制了危机的蔓延和恶化。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强劲增长的带动下，美国经济在2009年年中走出衰退，开始逐步复苏和恢复增长。2009年下半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约4%的年增长率。2010年前几个月，美国消费和生产的最新数据也显示美国经济仍然在复苏的轨道上，通货膨胀似乎在短期内得到了控制。在低利率、家庭财富增长、信心恢复以及财政刺激政策的支持下，美国消费者支出稳定增加。可以预期，在私人最终需求持续增加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将持续恢复。此外，美国企业用于设备和软件的支出近期也明显增加，这与企业财务状况和商业气氛的改善是一致的。

　　美国出口的增长也是一个亮点。国际贸易往往对商业周期非常敏感，在全球经济下滑期间，外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大幅减少。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美国出口量自2009年年中开始回升，同时，美国进口也大幅增加，两者对GDP增长的作用已大致相抵。

　　在美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美国经济增长在未来一年将会逐步恢复。随着美国经济状况改善，消费者信心将会增加，银行也会逐步扩大贷款。这些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恢复。

　　三、美国经济仍然面临的诸多挑战

　　经过这场危机，美国纠正了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累积下来的许多不利和多余因素，解决了引发和深化经济衰退的许多问题。然而，经济中所有的不平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美国短期内采取的调整措施释放了一些风险，但这些措施进一步孕育着更大的风险。因此，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仍将受到抑制，离完全走出困境还差得很远，在很多方面仍然相当脆弱，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失业问题和财政赤字问题。另外，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也限制了它们支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继续下降。

　　危机中受到打击最为严重的房地产业仍然不振，还没有出现持续复苏的证据。房屋销售在2009年一度开始回升，而2010年已基本陷于停顿，住房建设开工只是略高于去年的低点。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事件在继续增加，次级或优级按揭贷款的拖欠案例也在继续上升。商用房地产行业仍然困难重重，整个社会以及持有商用房地产贷款的商业银行均对此非常谨慎。

　　失业问题仍然是美国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美国劳工市场仍然非常虚弱。2010年3月，美国失业率高达9.7%，接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最高水平。由于企业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销售疲软和财务状况紧张的压力，即使产量开始回升，企业也都不愿增加雇用新员工。美国金融体系趋向正常运作，但银行仍然非常谨慎地发放贷款，这威胁到小企业扩大业务的融资能力和招聘新员工的意愿。长期的失业降低了美国工人较长期的收入水平和就业前景，严重抑制了消费者需求增长，从而抑制了美国经济迅速恢复。

　　这场危机大幅增大了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联邦政府税收减少和支出扩大，包括财政刺激和金融援助计划，可能使得美国今后两年财政赤字高居不下，达GDP的10%以上的水平。目前，美国经济仍然在较低水平上运行，远低于其正常经济潜力。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近期不大可能大幅减少财政赤字。长期来看，美国试图克服结构性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以避免单纯和突然地减少预算赤字，并且从目前赤字财政支出的状态中制定一个非通膨性的退出策略。

　　长远来看，美国经济未来还将面临两个相互关联的挑战：一是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经济需求;二是巨额财政赤字以及恢复财政的可持续性。在婴儿出生潮以及寿命延长之后生育率下降的共同影响下，美国人口结构在未来几十年将出现显著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处在工作年龄的美国人人数将下降。长远来看可能损害未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美国人口老龄化也将对联邦政府预算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保健费用持续以快速增加，将对美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计划产生冲击。美国必须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挑战，以实现财政稳定和健康的经济增长。为了避免出现巨额和不可持续的财政预算赤字，美国人最终将不得不在如下方案中选择：较高的税收，对福利项目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进行修改，减少从教育到国防的其他一切开支，或者上述选择的某种组合。

　　四、危机后美国主导地位的变化

　　虽然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其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根本动摇。美国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和调节能力，美国经济活力正在逐步恢复。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将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

　　首先，美国的经济总量并没有受到大的损伤，依然占世界GDP总量的四分之一。2007年7月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的GDP总量(按季度调整的年率)为14.18万亿美元;危机中，美国的GDP总量没有大的减少，一直维持在14万亿美元以上;2009年10月，美国的GDP总量略有增加，为14.45万亿美元。另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保持重要地位，在世界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5%左右，其他任何货币尚不足以挑战美元的地位。

　　其次，虽然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但是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也具有灵活性，美国企业家也具有很强的创业和创新精神。长期来看，美国正在利用这场危机调整和优化其经济结构。美国摆脱这次经济危机后将会注重调整消费和生产、借贷和储蓄的比例关系，使得经济结构更具弹性，并且走向比经济衰退以前更可持续增长的道路。美国经济中的总支出在构成和融资上将会出现逐步的和长期的转变。美国消费者将会更多地节省开支，增加私人储蓄，并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消费习惯。对于过去实行的以宽松的信贷标准鼓励过度建房和过度借贷，美国将加以纠正，房地产在经济中的比例将比以前减少。美国还将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和扩大净出口。

　　再次，经过这场危机，美国对自身的主导地位也有了新认识，即：即使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在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实现其目标。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09年初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美国不能自己解决那些最为棘手的问题，而世界也不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危机过后，为了美国的长期经济繁荣，美国不仅要进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对地减少本国需求、增加储蓄，而且会更加注重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同时会加大力度打压竞争对手。

来源时间：2010/5/7   发布时间：2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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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菲娅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2月19日，比利时、德国、荷兰、卢森堡和挪威五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尽快撤除其在欧洲境内部署的所有核武器。声明中表示，比利时及其他四国支持无核化，并希望北约各国能够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9月通过的有关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相关决议。

　　目前美国在欧洲总计部署了大约240件核武器，分别部署在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土耳其。比利时、德国、荷兰、卢森堡和挪威一致认为，冷战结束已有近20年，继续部署这些核武器早已失去其原有的军事意义。但是，要求美国从欧洲撤除其核武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的阻力很多。

　　首先是美国的态度。虽然美国在其新的核战略中，宣布裁减核武器库、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明确表示将继续保持核威慑力量、继续对盟国实行核保护。美国防部长盖茨和外交部长希拉里称，奥巴马当然没有考虑从欧洲撤走200枚战术导弹。这表明，美国不会同意上述五国的要求。

　　由于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是在北约框架下部署的，五国的建议能否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还取决于北约各成员国能否对该问题认真地进行磋商和谈判。为此，德国外长、挪威和比利时外长写信给北约秘书长，要求在北约内部进行讨论。

　　前不久，北约成立了一个专家组，起草北约新战略草案。美国代表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4月22日，北约成员国的外长们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北约的新战略草案和阿富汗问题等，北约核政策和导弹防御系统是北约新战略草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否撤出在欧洲的核武器自然在讨论之列。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约内部第一次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讨论，并因此出现公开分歧。

　　美国表示，俄罗斯方面不削减其战术核武器，美国不会有实质性行动。椐媒体称，俄罗斯大约有2000至4000枚战术核弹头。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表示，北约需要拥有可靠的核威慑力量，而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是北约核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拉斯穆森说：“我们需要这种可靠的核遏制。我们应当为无核世界而努力，我有这个伟大的理想。但是在邪恶国家或者恐怖主义团伙不复存在，不再可能对我们构成核威胁之前，我们应当保留核潜力。”拉斯穆森的表述可被示为北约核政策的基本论述，与美国的核战略一脉相承，也是美国核武器在欧洲继续存在的理论依据。

　　大多数的东欧国家支持拉斯穆森，由于他们惧怕俄罗斯，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核保护。欧洲的两个核大国英国和法国也对德国等五国的建议持疑议。

　　德国则认为，美俄签署裁军条约对于美国从欧洲撤除其战术核武器来说是个机会。比利时和挪威支持这一观点。但是,德国内部对此也是有分歧的,德国外长所在的社民党坚决要求美国从欧洲撤除其核武器,而联盟党中则有人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核武器存在,美国的核武器就应该留在欧洲。

　　由于北约内部在美国核武器是否从欧洲撤除问题上出现公开分歧，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一再强调成员国要保持团结，以应对新挑战。拉斯穆森说，北约成立60年来，团结一直是其“最珍贵的财富”，是“北约的生命线”。如今，北约面临的新挑战正在考验成员国的“团结一致”。在此情况下，北约暂时不会考虑比利时、德国、荷兰、卢森堡和挪威五国的要求。

　　除了北约内部有分歧，俄罗斯和一些独联体国家的态度也为解决问题增加了难度。俄罗斯此前已经宣布，在华盛顿未从欧洲撤出其战术核武器之前，莫斯科不准备着手进一步销毁自己的核武库。这一态度无疑会使问题陷入僵局;个别独联体国家不赞同华盛顿撤出其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他们担心此举可能会促使土耳其研制国产核武器。

　　综上所述，在短期内，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暂时不会从欧洲撤除。

来源时间：2010/5/5   发布时间：2010/5/5

旧文章ID：2264

作者：刘俊波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近来，美朝双方在六方会谈议程设置及解除制裁等问题上展开激烈博弈。随着双方交锋和谈判议题的变化，朝核问题在重新进入解决轨道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复杂因素，六方会谈也将在迎接重启的同时面临新的考验。

　　一、美朝在六方会谈重启问题上的分歧

　　2009年12月8日美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博斯沃思访问平壤，这被视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朝之间正式双边对话的开始。博斯沃思在其平壤之行后声称，美朝双方就重启六方会谈的必要性和履行9·19共同声明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朝鲜官方随后也予以了同样的评论。这一度引发外界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即将重启的乐观估计。但其实美朝之间达成的所谓“两点共识”只能算是对双方不同立场的最大公约数的“共同认知”，只是双方为维持缓和势头及对话氛围，在既有大框架下按照各自立场对9·19共同声明的相关内容进行选择性取舍或强调的模糊性表态。这次美朝接触不仅未能给陷入僵局已久的六方会谈带来任何突破，也正式暴露了双方在重启六方会谈问题上的两大基本原则性分歧。

　　1，六方会谈的主题是解决朝核问题还是和平协定等根本性问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朝鲜就陆续释放出希望通过签署和平协定推动半岛无核化的信号。2009年10月，朝鲜外务省美大局局长李根在美国访问期间曾向美方表示，不希望朝核问题成为六方会谈的唯一议题。这暗示出朝鲜将对六方会谈的议题进行重新设置的思路，即改变或扩大会谈议程，摆脱“就核论核”局面，以朝核问题为切入迅速导入和平协议问题，彻底解决朝鲜对体制安全等根本关切。随后朝鲜媒体及官方密集呼吁谈判签署美朝和平协定问题，以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2010年1月11日，朝鲜外务省更是发表官方声明表示，要想推动无核化进程，需先行讨论并签订和平协议，消除朝美敌对关系问题，由此正式要求美国回应其签署和平协定取代停战机制的建议。但美国表示朝核问题是六方会谈的首要议题，和平协定问题只有在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且在朝核问题取得进展之后才会予以讨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回应称，只有朝鲜在彻底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转地弃核之后，美国才会同朝鲜签署和平协定。

　　美朝双方在先重启六方会谈还是先签署和平协议取代停战机制的顺序上的争执在时隔多年后再度表面化。

　　2，先解除对朝制裁还是先重返六方会谈。

　　在博斯沃思访朝期间，朝鲜提出有必要解除联合国的制裁。随后针对各方要求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压力，朝鲜公开声称，在维持联合国对朝制裁的情况下要求朝鲜回归外交谈判是不平等的，只有解除制裁才能为重返谈判提供条件。由此公开提出了其重返六方会谈的第二个条件。面对朝鲜将解除制裁作为重返六方会谈条件的要求，美国表示，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对于迫使朝鲜回归谈判具有积极作用，在朝鲜重返六方会谈之前，讨论解除联合国安理会1874号对朝制裁决议的行动是不恰当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更是明确表示，美国将坚持对话与制裁并行的双轨政策。为重启六方会谈再度进行亚洲巡访的博斯沃思在访问韩国、日本后重申，朝鲜无条件重返六方会谈是解除制裁的前提。

　　在美朝双方政策优先取向不同及美推行对话与制裁并行的双轨政策的背景下，美朝双方的立场对立进一步尖锐。

　　二、议程的重新设置及其背后

　　为破解美朝僵持，2010年2月初，作为重启六方会谈新的外交努力，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访朝。之后，朝鲜在核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出现细微变化。朝鲜负责朝核问题的副外相金桂冠随同王家瑞同机抵达北京，与中方就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行协商。随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有关各方纷纷展开穿梭外交。美国朝鲜特别代表博斯沃思再次展开亚洲巡访，就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重启进行协调。博斯沃思表示，“无核化问题非常重要，但美国也认识到和平协定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做好了只要朝鲜回归六方会谈、无核化过程取得进展就进行和平协定协商的准备”。同时，有报道称，朝鲜副外相金桂冠将于3月赴美国参加研讨会，届时将展开以六方会谈为目的的追加性美朝双边对话。韩国高级官员甚至表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有望在3、4月份重启。

　　而就在朝核问题局势趋向缓和、六方会谈重新迎来曙光之时，美韩于3月8日进行“关键决心”大规模军事演习的举动再度刺激朝鲜，为局势的缓和增添变数。针对美韩军事演习的威胁，朝鲜军方发表声明说，在美韩举行军事演习的情况下，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将“不得不中断”，朝鲜将“进一步加强自卫的核遏制力”。美朝之间的争吵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重启再投阴影。

　　对朝鲜而言，以朝核问题为杠杆撬动美朝关系转圜，通过消除外部安全威胁为国家安全及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是其核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当前面临严峻外部制裁及各方外交压力的情况下，以列入和平协议议题为机会突出朝美敌对关系及和平机制问题，将有效转移国际社会对朝鲜无核化问题的集中关注，从而有助于减轻朝鲜在核问题及面临的联合压力，打开经济、外交局面。长远来看，和平协议问题不解决，朝美关系就难以突破。毫无疑问，和平协定的签署将直接服务于这一宗旨，并将彻底改善朝鲜的国内外环境，最终为朝鲜巩固政权、走向世界打开大门。

　　对美国而言，迫使朝鲜以彻底地、可验证地、不可逆转地方式放弃核武器是当前美对朝政策的核心目标。只有确保朝核问题继续成为六方会谈及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美国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多边力量向朝鲜施压并为自身利益服务。虽然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提出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一揽子”计划，但其包含的具体内容并未彻底细化。在奥巴马政府看来，和平协定问题固然对根本解决朝核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短期看来似乎是个遥远的课题。美国政府在谈判签署和平协定的问题上立场弥漫着一定的观望气氛并充满摇摆性。不过当前奥巴马政府在国会中期选举及伊核问题上面临内政外交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如继续奉行“忽略”政策将会进一步增加朝鲜提升核导弹能力的风险。以在议题设置问题上的让步为入口，重启核谈判显示出美国希望继续借多边压力迫使朝鲜弃核的意图。

　　三、 机遇还是挑战

　　从形式上看，如将和平协定问题正式纳入六方会谈核心议题，则标志着朝核问题进入全面、实质性解决阶段。在当前形势下，不解决和平协定问题及美朝关系问题，朝鲜就难以放弃核计划，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就是一句空话。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揽子”计划，韩国总统李明博也提出“大交易”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付诸实施。假若今后能平行推进朝鲜无核化谈判与和平协定谈判，无疑将有利于敦促朝鲜在弃核道路上的积极配合，也有利于彻底解决困扰东北亚半个多世纪的朝鲜问题。朝核问题谈判也就有望摆脱“就核论核”的状态，开始步入从根本上、一揽子解决朝鲜问题的轨道。这可能为消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不稳定根源，从而彻底打破冷战结构、重构东北亚安全格局提供良机。

　　但朝核问题谈判议程的变化也可能会导致解决朝核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上升。一方面，在朝鲜尚未作出弃核的战略决断之前，谈判议题的交叉将使问题复杂化。核问题事关朝鲜的政权安全，将核问题与和平协定问题挂钩或捆绑，在为彻底解决核问题提供机会的同时，无形中也给无核化进程的推进带来了一定变数。另一方面，解决具有全局性影响的特定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和平协议问题不仅涉及到一系列法律程序问题，还关系到东北亚地区主要大国的战略利益，更间接关系到未来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其牵涉到的大国博弈的敏感性，可能会在外交操作上导致某单一谈判的复杂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其他谈判进程产生连带性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延缓或迟滞朝核问题的推进。

　　在朝核问题谈判议程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既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实现，又借此机会推动和平协定的签署;既推动六方会谈作为主体谈判机制的稳步前进，又引导和平协定谈判的积极互动，不仅是确保朝核问题解决的基础，也是中国外交乃至六方会谈面临的艰巨而现实的挑战。

来源时间：2010/3/9   发布时间：2010/3/9

旧文章ID：2268

作者：滕建群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2009年11月，德国默克尔总理领导的多党执政联盟提出，“把美国部署在德国的全部核武器撤走。”今年2月9月,伦敦“欧洲改革中心”发表由罗伯特森(Robertson)、米勒(Miller)和萨基(Schake)共同撰写题为“德国打开潘多拉箱子”的文章，认为德国执政联盟提出的撤走美国部署在德国核武器的要求是没战略头脑的表现。“这些步骤既损害德国自身的利益，也会损害北约的总体利益”，损人不利己。三位作者有着特殊的身份：罗伯特森曾任英国国防大臣和北约秘书长，米勒是曾在美国国防部和白宫工作过多年的核政策专家，萨奇则是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竞选期间负责外交事务的二号人物。

　　他们对德国执政联盟的公开批评引出撤走美国部署在德国核武器辩论的小高潮。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专家纷纷指出，三位作者的立场和观点都已陈旧，提出要用新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冷战遗留在欧洲的核武器。

　　一、德国执政联盟打开“潘多拉之盒”

　　默克尔总理的联合政府包括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在去年发出的共同声明中指出：“为了推进北约新战略概念的发展，德国将在同盟内部和与北美盟国一起，寻求撤出仍部署在德国核武器之路。”德国联合政府公开表示,他们这样做，主要是想进一步推动核裁军，在2010年5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前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防扩散努力。但分析认为，德国执政联盟提出让美国核武器撤走之主张还有默克尔国内政治的需要，即赢得国内和平主义者的支持。

　　联合政府当中强烈要求美国撤出驻德核武器的党派是德国自由民主党，其党首是现任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这是一位有个性的人物。去年9月，在回答一位用英语提问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提问时，韦斯特韦勒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是在德国，所以我们要说德语。”此事一度成为英国和德国媒体的头版头条。韦斯特韦勒因“涉世不深”而成了被嘲讽的对象。但这位外长一直强调，美国的核武器必须从德国撤走。默克尔身边的高级顾问则指出，德国这样做只是为了推动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建设倡议。

　　二、罗伯特森们要把“潘盒”关闭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约国家就一直确定了“部署和潜在性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如1999年的《北约战略概念》这样写道：“美国部署在欧洲核武器的存在和对北约的承诺，为欧洲和北美成员国之间搭建了一条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纽带，显示出北约成员国的团结一致性和其成员国对维护其安全的共同承诺。”

　　三位作者指出，尽管北约面临的挑战发生变化，但这种关于核武器的运作模式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良好的，成员国的团结一致性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即所有国家均承担着保卫北约的重任，而且这种防卫行动今天仍需要核武器。一方面德国想留在北约的核保护伞下，另一方面又想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三位作者认为，德国政府的这种单边主义政策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也对土耳其和其他新成员国带来负面影响。文章认为，如果北约不在欧洲提供核保护伞，土耳其会更担心伊朗核发展计划，甚至会走向自己研发核武器之路。北约新成员国会因为失去美国提供的核保护而感到加更脆弱。这些新成员国会要求目前集中在德国部署的军队和基地前移到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

　　据美国科学家联盟的报道，目前美国还拥有1200件战术核武器，其中500件处于部署状态，其余均处于储存或等待销毁。该联盟指出，大约有200-240件现役核武器在欧洲，分别部署在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土耳其和比利时的8处军事基地内，这些战术核武器均为由飞机投掷的核炸弹。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约削减了其85%的战术核武器，而且也把作战飞机机组的战备水平大幅度下调，由过去的几分钟和几小时下调为几个月，北约还取消了核武器瞄准应急计划，如今北约的核武器不只是瞄准俄罗斯，而且可瞄准任何国家。美国科学家联盟还预算，俄罗斯现在大约有5400件战术核武器，其中有2000件是现役部署的。

　　在罗伯特森等人的眼中，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并不是一件单方行动计划，需要成员国之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面对俄罗斯具有绝对优势的战术核武器的条件下，德国单方面撤出美国部署在德国的核武器，必然不利于北约所有成员国的安全需要。

　　三、“潘盒”是关还是开

　　反对罗伯特森观点的人认为，他们在报告中至少犯以下错误：

　　第一，把俄罗斯当成潜在的入侵者，而不是战略伙伴，是冷战思维的继续。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不但依赖于西欧国家和北约，而且需要俄罗斯的参与，北约必须依照1997年签署的《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合作和安全基础法》相处。

　　第二，撤出美国核武器不会使北约成员国变脆弱。早在1987年北约雷克雅未克外长会议的声明就建议，北约要大幅度削减其短程核武器。15年前，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就定下这样的模式：即没有必要，也没有计划向北约新成员国部署核武器。他承诺，不论核武器部署在哪里，北约成员国均将受到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

　　第三，罗伯特森的报告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如今核武器的作用已大幅度下降。冷战期间，核武器是遏制常规冲突的重要手段，而今核武器扩散和核恐怖威胁已达到无法有效控制的临界点，核武器不但可在战争中使用，而且还可被误射，也可以被恐怖分子所使用。

　　反对者还认为，不是随便说撤走美国的核武器就可以撤的，至少有三个原则必须予以考虑：第一，北约应重新确定对美国核保护伞和延伸威慑的依赖性，即使未来取得大幅度的核裁军，这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撤出必须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第三，必须要有最简易的核查规定，从而保证双边战术核武器的彻底销毁。

　　四、如何看北约的“潘盒”之争

　　到2月中下旬，北约内部要求美国撤走核武器的国家更是超出德国一家。19日，比利时总理伊维斯·莱特姆代表比利时、德国、荷兰、卢森堡和挪威五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尽快撤走其部署在欧洲境内的全部核武器。他们的口实是，上述五国支持实现全球无核化进程，并希望北约各国都能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于去年9月通过的关于不扩散核武器和核裁军的决议，因为“本决议能否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取决于北约各国能否本着合作的态度对该问题认真地进行磋商和谈判。”

　　德国执政联盟提出要求美国撤出部署在其领土之上的核武器，打开了“潘多拉之盒”。而比利时五国的共同声明要求美国撤出核武器，均反映出当前北约各成员在安全问题上的不同考虑，而且也是对核武器今天所应发挥作用的质疑。

　　从问题提出的时间点看，2010年4月，美国将带头召开世界核安全会议，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行将召开，北约内部要求撤出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不管是否成功，都可让这些国家占得先机，不仅可赢得国内爱好和平主义者的支持，还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席位。

　　从提出的撤核武器理由来看，近两年来，国际社会强烈要求有核武器国家进行深度核裁军，美国要带头建立无核武器世界。五个国家均把撤出美国的核武器与奥巴马去年4月提出的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相提并论，这似乎是一充分的理由，既然要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美国不能光说不做，要有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国在提撤走核武器时并没有提及英国和法国手中的核武器，矛头针对美国一家。这也表明，部分北约国家并不是要马上全部放弃核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是维系北约各国安全的重要支柱。只提美国不言其他，此举也很容易让人想到跨大西洋两岸关系又一次出现裂痕。

　　在北约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很少有国家能提出来让美国撤军的，特别是撤核武器。1998年末在北约外长理事会上，德国时任外长菲舍尔要求，北约应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北约修改其核政策，结果招来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对。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在会上反复强调，核战略是北约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动摇。罗伯特森的文章代表了欧盟和北约部分国家对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经济实体可能会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的担心。而德国内政外交的变化，不但对北约和欧盟国家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发展趋势。随着比利时等国的加入，美国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今天核武器的作用，特别是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显然没有冷战那么重要。在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就指出，最后留在德国的核武器“是冷战的遗物，它们将不再具有任何军事用途。”加之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回暖，德国等国打出撤出核武器的旗帜可一箭双雕：一是推进北约国家战术核武器退出欧洲这个大舞台的进程;二是在国际上赢得道义上的优势。然而，把旗帜树立起来并不难，对德国、比利时等国来说，要把旗帜扛下去至少有三关要过：

　　一是如何保证不让其他成员国指责上述五国“只想吃蛋糕，不想掏钱”，让其他成员国来为五国提供核保护和延伸威慑显然有失于这些国家的身份。毕竟北约是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军事实体，任何政策的调整或改变都会引发所有成员国的回应，只有达成一致，才能成为北约的政策。

　　二是如何说服美国把核武器撤走。近期发表的官方文件和政府官员的言论都表明，美国不会放弃核武器，也不会放弃对其盟国“延伸核威慑”的承诺，要撤走部署北约国家的核武器，而把它们部署在美国本土，尽管也可以承担对盟国的核保护义务，但不论从面子上，还是从开支上看，美国都不会高兴地接受这样的安排，正如2008年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领导的核武器管理工作研究小组所发表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欧洲部署核武器是北约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对全球防扩散的支持，这可以阻止盟国发展核武器。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仍是欧洲和北美洲联盟成员国之间必要的政治和军事联系。”

　　三是如何保证俄罗斯庞大的战术核武器迅速削减下来。与冷战时期相反，在欧洲地区倒是俄罗斯今天更加依赖核武器了，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成了俄罗斯遏制来自北约国家威胁的最重要手段。新版《军事学说》就指出，俄罗斯手中的核武器除了避战，还将对任何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俄罗斯及其盟国进攻的敌人予以打击，同时在遇到威胁俄罗斯及盟国“主权和国家存在时”将首先动用核武器。不管美俄之间核裁军走到哪一步，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核武器将是俄罗斯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让他放弃不容易。

　　总之，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家要求美国从其领土上撤出核武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不管是说说而已，还是真要美国撤走核武器，都将会对德国、对北约以及跨大西洋的关系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必然会引来各方对开放或关闭“潘多拉之盒”的关注和争论。但我们可以认为，短期内美国不会把部署在欧洲地区的核武器撤走。

来源时间：2010/3/3   发布时间：2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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