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利民  来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内容提要] 本文对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及中国对美战略“范式”选择进行前瞻性研究，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中国将替代美国，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因而对这10年的中国对美战略以至对外战略应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思考和哲学思考。未来10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存在两种不同“范式”，一种是“冲突范式”，另一种是“合作范式”。文章主张中国应积极“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发展，力阻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

　　[关键词] 中美关系 2020年 冲突范式 合作范式 塑造

　　[作者介绍] 林利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主编，主要从事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与安全、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等问题研究。

　　今年2月，适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途访华40周年纪念，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邀访问美国，受到美方高规格接待。美方政要，包括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防长贝内塔以及财长、农业部长、国会与军方及商界领袖、甚至一些地方大员等，几乎扫数出动，迎接习副主席到访。[①]由此可见，中美关系不但对于中国而言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美国以及对全世界也是如此。[②]未来10年，中美关系如何演进，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对美战略“范式”，不但事关中美两国的生存与福祉，也事关亚太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一、未来10年中美关系存在两种对立“范式”

　　从学理上分析，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演变、发展存在多种范式可供选择，如“冲突范式”、“合作范式”、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范式”、以冲突为主的竞合范式、以合作为主的竞合范式，等等。不过，处于各种范式两端的只能是冲突范式、合作范式。从根本上说，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只能在两种对立的战略范式之间做选择，要么是“冲突范式”，要么是“合作范式”，其他范式只不过是这两种范式的变种。与此相对应，中国对美战略也只能在两种战略范式之间进行选择，要么选择“冲突范式”，要么选择“合作范式”，任何其他战略选择都只能是这两种选择的变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间，中国对美战略一直在“冲突范式”与“合作范式”之间摇摆。从新中国成立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前的第一个20年，中国对美战略是一种“冲突范式”。在此期间，中美分别在朝鲜、越南进行过两场较大规模的军事较量，美国并对中国长期奉行全面遏制政策，中美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仅在朝战期间，中美对抗就导致中国军队伤亡42.62万人，战费开支达62亿元人民币，各种作战物资消耗达560余万吨。[③]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也战死54246人，另有8000人失踪，受伤人数为103，284人，伤亡总数超过16万人。[④]而在历时10多年的越战中，美军伤亡数更达30余万。[⑤]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冷战结束的第二个20年间，中国对美战略是以合作为主的“竞合范式”，以此为契机，中国摆脱了与美国及西方的长期冷战对抗关系，国际战略环境大大改善，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及初步实现和平崛起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战争也是在中美搞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取得成功的。

　　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个20年间，中国对美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冲突不断的“竞合”关系。在此期间，中美关系虽然没有完全走向冲突范式，但各种冲突连绵不断，如美国阻止中国申办奥运会、“银河号”事件、老布什政府突然大幅增加对台军售、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美机空袭、2001年发生中美“撞机事件”、2009年又发生南海“无瑕”号事件，等等。面对这一系列严重冲突，中国一方面坚持对美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就事论事”，把每一冲突事件都锁定在事务层面，使之尽量不干扰坚持中美合作的对美外交路线，尽力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崛起进程不断加快。

　　为什么冷战后20年间，一方面是中美冲突不断，另一方面是中国崛起进程不断加快?其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冷战后20年间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不是由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有多好，更不是中美之间“冲突范式”或者冲突性“竞合范式”有多大贡献，而是由于中国面对中美之间连绵不断的冲突，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人不走运，依次陷入海湾战争、“9·11”袭击及由此导致美与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全面对抗，以至美国国势明显走向衰颓。[⑦]中国则相对比较有“运气”，也抓住了“好运气”。然而，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国崛起已十分扎眼的未来10年，中国还会有类似的“好运气”。

　　综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20年间中美关系史、中国对美战略及对美外交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合作范式”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冲突范式”则使两国都付出巨大代价，即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未来10年，是中国替代美国，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10年，因而也是国际权势的经济基础构成急剧转换的10年。国际上虽然有不同声音，但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中国贸易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即是说，今后10年间，中国最少在经济及贸易总量两个主要领域替代美国，从世界“老二”上升为“老大”。[⑧]有人甚至拉长时段预测今后20年，假定中国经济保持7%的增速(低于过去20年)，美国经济保持2.5%的增速(高于过去20年)，则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将增至20%，大大高于美国所占15%的全球份额;中国对外贸易全球占比为15%，是美国占比的两倍。届时世界格局将演变为“差不多是由中国支配的‘单极’结构”，而中美关系也会像1870年的美英关系换位那样，转化为“中主美从”。[⑨]总之，今后10年间的中国崛起进程是一场世界“老二”赶超世界“老大”的“权力游戏”，带有战略“决赛”性质。由此，今后10年间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总量世界排名的换位游戏，较之过去几年中国赶超德国、日本的世界排名换位游戏更容易引起战略紧张和误判，中美双方及世界各国都不能不以更严峻、更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一权力转换游戏，从而也就规定了今后10年的中美关系将变数更大，[⑩]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范式”对中美两国以及对世界也将更加命运攸关。

　　事实上，无论是中美两国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与中美关系牵涉最深的亚太各国，都在加紧评估、推测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趋向及性质，包括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并存在莫衷一是、甚至相互对立的多种复杂看法、判断，其中既有“悲观论”、“中美冲突论”，也有“乐观论”、“中美合作论”。[11]换言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未来中美关系的两种对立“范式”，甚至广而言之的任何一种“范式”，都有各自生成的政策基础，这尤其增大了对中美关系进行“范式”选择的复杂程度和紧迫性。

　　需要提及的是，目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媒体、普通民众及部分知识精英较多地对中美关系持“悲观论”、“冲突论”观点，而两国决策层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有较深理解的精英层，在承认中美关系存在冲突因素的同时，对中美关系常持谨慎乐观态度，主张中美合作。如在美国，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对美国对华政策保持一定影响力的“中国通”以及奥巴马等决策人物，其对华立场目前普遍以谨慎乐观为主，并以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互信为基调。[12]

　　二、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中美关系“合作范式”?

　　无论从历史经验观察，还是从现实战略利益分析，未来10年，中国对美战略都应尽最大努力选择“合作范式”，并尽最大可能排除“冲突范式”。

　　首先，从中美经济关系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尤其是尼克松访华以来40多年的磨合，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存关系。2011年，按美方统计，中美贸易额已超过5000亿美元。[13]即使按中方统计口径，2011年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达4466亿多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比重约达13%。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值约为3245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超过18%。[14]美国已成为中国确定无疑的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和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不仅如此，美国又是中国仅次于日本与韩国的第三大进口对象国，2011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已超过1200亿美元。[15]此外，美国还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201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按美方统计为2950亿美元，按中方统计则为2023亿美元。而在同一年，中国全年对外贸易顺差仅为1351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补偿，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将出现7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逆差。[16]正是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的积累，才使中国有可能购买1万多亿美元收益较高的美国国债，使中国一举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海外债务持有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主要源于对美长期贸易顺差。今后10年，中国必须维持不低于6%-8%的GDP增速，才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在此过程中以积极方式解决中国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及其他各种发展瓶颈。而要达此目标，保持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投资关系以及中美间稳定的安全关系是一个基本条件。

　　其次，从中美双边关系的政治与安全层面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有过对中国搞冷战、搞遏制的历史纪录，中美在朝鲜、越南、台海进行过军事较量;冷战后美国也有过阻止中国申办奥运会、拦截“银河号”、“误炸”中国驻南使馆、干涉台海事务、插手南海问题以及长期抵近中国海岸搞近岸海空“侦察”的可恶纪录。今后10年，尽管美国对华政策主流是谋求合作路线，但美国不会完全改变霸权习性，立地成佛。美国在力争对华合作的同时，也会在经济、政治、安全及其他层面不断制造麻烦。对此，有不少人主张按“冲突范式”应对，“以硬碰硬”，其结果必然是中美矛盾不断放大，甚至如“悲观论”者所言，最终不免走向“中美一战”。然而，今后10-20年、甚至更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中美力量对比并不支持这种主张。未来10-20年，美国虽然会相对衰落，中国虽然将替代美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美国依其人口、资源、国土面积、地理区位以及其政治、文化、科技潜力，仍将能保持世界超强国家地位，其经济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中国短期内难以企及的。[17]即使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后，中国仍将处在战略崛起的“长征”途中，中国的综合实力、尤其是人均富裕程度和综合军事能力仍然会大大落后于美国。如，届时中国人均GDP仍然不到美国的1/4，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对美差距会更大。有人统计，1986年美国及其盟友占有全球军费支出的49%，其对手(主要是苏联集团)占有全球军费支出的42%。而目前，美国及其盟友占有全球军费开支的份额已高达70%，其所有“对手”的军费开支加在一起还不到全球份额的15%。[18]就是说，美国的军事优势较之冷战时期有了新的加强，这种情况10年或20年内很难有根本性改变。中国对美战略如果选择“冲突范式”，将导致中国站在第一线与一个实力超过中国的强敌正面对抗、全面对抗，这是不明智的。况且，中美都是核大国，中美之战结局即使有一方“惨败”，另一方也只能得个“惨胜”，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胜利方。换言之，中美如陷入战争中，中国不论是“惨胜”还是“惨败”，中国的崛起进程都会被打断。

　　由于以“冲突范式”应对中美分歧风险最大，收益最小，“合作范式”就成为较合理的选择。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三个20年”的正反经验及中国和平崛起最大需求告诉我们，选择“合作范式”虽然不尽如人意，却风险较小，收益较大。当前美国国势衰颓，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其霸气已开始有所收敛，其历史上特有的对华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尤其已经大为收敛，美并开始学习如何以平等方式与中国交往。例如，美国每年几乎出动其主要阁员与中国进行规模宏大、议题广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表明其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国际舞台上对等的战略伙伴。在此情势下，如中国按“合作范式”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与麻烦，就有可能引导美国也对中美关系采取“合作范式”而不是相反。这不但对美国有利，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目标的另一个基本条件。

　　第三，从“中美邻”或者说“中美亚”三边关系看，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也将深刻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周边战略环境。历史上，1962年中国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取得压倒性军事优势后，却由于当时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冲突范式”，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公开支持印度，中国不得不主动收兵。相反，在1974年的西沙反击战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由于当时中美搞战略合作，中国就打得比较放手。今后10年，随着中国崛起加快，周边一些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主权纠纷和其它纷争的国家以及台独分子也将视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范式”而决定其对中国的策略。如果中美关系出现“冲突范式”或向冲突范式演变，这些相关国家就会不时选择对华僵硬路线，最少会不时在领土、领海主权问题及其他一些与中国的双边摩擦中投机，增大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本钱”与力度，南海问题、东海黄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就可能发酵，台独分子也会更活跃。目前西方战略界不少人断言未来10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尤其是围绕东海、南海争端与一些相关国家之间，将出现“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紧张”。[19]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全力介入，这些问题不但很难合理解决，还可能成为中美走向全面冲突的助推力量。但在中美“合作范式”下，这些相关国家就很难搞小动作，更难以恣意妄为。这就是说，中美稳则周边稳，中美斗则周边乱。据此可以认为，未来10年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东海黄海问题及其他领土、领海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与“范式”。在中美“冲突范式”下，中国很难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前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第四，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变革的视角看，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仍然由美国及西方主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贯彻其霸权的重要权力基础。作为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重要构件的联合国及其一些附属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联合国维和组织，国际反恐、反扩散机制，以及北约等美国的同盟体系和一些地区组织等，不少打上了美国及西方操控的印记。因此，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甚至是根本性改革。目前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改革进程已经悄然启动，有关安理会改革、G20对G8的替代、世行及IMF投票权的重新分配，以及最近有关世行行长与IMF总裁职位不能由美欧垄断的讨论，都是这一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符合中国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利益的、公平理想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此过渡期内，原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在一定范围内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实际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正是在参与、融入并改造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初步实现了战略崛起与巨大进步。简言之，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虽然主要由美国及西方构建，虽然差强人意，但它是目前国际社会较为有效的“公共产品”。今后10年，中国要实现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目标，就要在此过渡期内继续利用这一“公共产品”，继续对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采取以参与、融入为主的立场，而不是急于改造之。这同时也要求中国在有关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中选择合作路线。

　　三、如何积极“塑造”、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演进?

　　如果说中国对美战略是选择“合作范式”还是“冲突范式”属于方向、路线和大战略问题，是一种哲学思考，则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发展就是具体的行动方针、方案、路径选择问题。

　　为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前进，中国首先要调整观念，真正从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高度理性认识打造未来10年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重要性，避免用情感支配战略、替代战略，尤其要超越历史观念，主动调整中把美国视为“必然敌国”、“不可变更的敌国”、“中美必有一战”等潜意识。

　　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不同，历史上有过战争与冲突，美国还对中国实行过长期遏制政策，两国都一度把对方视为主要敌国，反美(或反华)在中国(或在美国均)有一定的情感基础、民众基础及政策基础。中美两国国内迄今仍有影响颇大的所谓“鹰派”、“极端派”、“悲观派”主张把对方视为敌国，采取强硬的、对抗式的对美或对华政策，甚至认为中美必有一战，不惜准备中美一战。在现实中，中美两国在台湾、西藏、人权、经贸、亚太、军备、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诸多领域也确实存在摩擦、冲突。但是，更要看到，中美两国经济已经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以单个国家计算)，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20]不用过多久，中美将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务持有者。不仅如此，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地区稳定、全球变暖、核不扩散、反恐及其他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也互有所求。美国国内虽然有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媒体、舆论及国会议员主张按“冲突范式”处理中美关系，但美国社会的主流及决策层总体上主张中美搞合作，“六四”后的老布什政府、“炸馆”时期的克林顿政府、“撞机”后的小布什政府都是如此。

　　奥巴马政府及其团体也越来越趋向于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例如，一向对华僵硬的希拉里国务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表示“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中美合作而不是对抗能使两国都“受益”。[21]美国民主党政府最近一方面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副主席，一方面又为尼克松总统40年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一事举行隆重庆典，甚至不在意尼克松是共和党人，有过“水门事件”污点。这些很能说明美国政府确实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推进。在2012年3月7日美国官方举行的庆祝尼克松访华40周年纪念会上，希拉里国务卿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提及其国务卿任内已六度访华，奥巴马总统上任三年更与胡锦涛主席会晤10次(未算2012年3月26日首尔会晤)，并称“中美联手虽然不可能解决全球所有问题，但若没有中美参与，世界上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她并表示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完全的利益攸关方”，积极扮演“全球主要玩家”的角色。[22]较之上年《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希拉里的对华姿态显然又有新的积极变化。

　　总之，今后10-20年，中美关系走合作路线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中国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并以“合作范式”指导中国对美外交，包括从“合作范式”大局应对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分歧。

　　其次，中国要充分运用正在成长的国力和影响力，加强对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积极“塑造”，而不是被动等待天上掉馅饼。建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一直是被动地适应国际环境，很少主动去塑造战略环境。在中国向美国及西方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尤其一直被动地适应美国及西方的对华战略，是一种反应式战略。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体、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美经济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美国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也寻求中国帮助。简言之，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已具备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的能力。中国应主动塑造，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发展。在这方面，中国可做、要做的事情很多，如，进一步“绑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度相互依存;加深战略互信，解决“信任赤字”问题;[23]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等等。不一而足。此次习副主席访美就在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第三，在调整观念、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同时，中国更要注意解决好中美关系的主要分歧点，力阻中美双方在此权力急剧转换的10年之间出现“战略误判”，防止“小事件升级为大冲突”，进而发展成为牵动中美关系滑向“冲突范式”的引爆点。[24]

　　一般认为，中美关系中的传统分歧点很多，如台湾、西藏问题，人权、价值观，经贸、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问题，反扩散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等。但这些问题或者在淡化，或者有希望按“非零和”方式解决，或者不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范式选择。例如，台湾问题，曾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但因中国加速崛起，中美在全球的相关利益增多，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下降，台湾问题将越来越由“国际问题”还原为内政问题。此次台大选美国驻台代表包道格有关“九二共识”及所谓“台湾共识”的表态及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表明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传统战略思维在弱化。[25]又如人权、民主、价值观问题，在冷战后初期，尤其是美国国势如日中天之时，一直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王牌”。但近年随着美国国势下滑、美国国内外难题缠身，也随着中国国势上扬及美国需借重中国的领域增多，美国越来越虚化中美关系中的人仅、民主、价值观分歧。不少情况下，美方提人权、民主、价值观问题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政治需要，已开始失去对华“打牌”、施压的原意。再如经贸、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中美经济深度捆绑的现实条件下，已蜕变为双方均努力争取较大利益份额的讨价还价议题，双方如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只能以“非零和”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未来10年，真正能深刻影响中美关系范式选择的中美分歧点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中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二是中国军力发展引起的中美军备竞争。

　　关于亚太。中国在亚太占有地利，是亚太的“天然大国”;美国是亚太的“外来户”，但在亚太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各种同盟关系、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习副主席访美时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强调太平洋很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可以说为中美两国在亚太搞“合作范式”提出了期待。[26]不过，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在亚太享有传统优势，而中国崛起首先是在亚太崛起、在亚太扩大影响，其结果不能不挤压美国因历史原因而在亚太享有的过多“份额”，并有可能引起美国的战略反弹。最近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亚太，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担心因中国崛起而把美国从亚太“挤出去”，因而其战略本质是“以攻为守”。[27]

　　未来10年，中国在亚太扩大影响、中美在亚太的影响力出现消长变化是必然的。中国如何徐图缓进、既挤压美国的“地盘”又不致于引起美国过度战略反弹，是一种战略艺术，需要仔细筹谋。

　　关于军备竞争。从长远看，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面临的战略环境也比美国复杂，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后，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备建设不可免会朝超过美国军费开支和世界第一的方向演变，并同样可能引起美国的战略反弹。不过这一过程可能很漫长。大国经济增长与军备增长向来存在不同步关系。19世纪末，美国就已超过英法德俄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直到二战后期，美国才成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和头号军事强国，其间的时间差为40多年。同样，英法虽然在19世纪末均失去世界一二号经济体地位，但直到二战开局，仍分别保持世界头号海军强国和头号陆军强国的地位，时间差也近40年。因此，到2020年中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后、甚至在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明显超过美国后，中国仍然不应该、也不能争当世界头号军事大国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按照时间差规则，中国如果顺其自然，成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的时间点应在2049年以后甚至更晚。在此之前，中国应认同甚至鼓励美国继续保持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和军费开支大国的地位。中国的战略传统、战略利益、战略原则不允许中国主动与美国争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大国的桂冠。高明的大战略不鼓励中国在这一领域主动挑战美国。

　　余论：几个相关问题

　　鉴于以上分析，未来10年中美关系沿“合作范式”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但要把必要性、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落实于中美关系，不但需要中国进行积极的战略“塑造”，也需要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中国不但自己要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合作范式”前进，力避中美关系走向“冲突范式”，也要推动美国方面朝同一方向努力。

　　在美国，确实存在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主张按“冲突范式”设计美对华政策的强大势力和习惯思维，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美对华决策走向。例如，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就以中美近年在“无瑕号”事件、200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冲突、谷歌事件、南海问题及美国在亚太的“前沿部署外交”为例，认定中美关系存在“走向长期战略冲突的长期趋势”。[28]然而，美国战略界盛行现实主义，美国决策人物大多为现实主义者，罗斯教授同样也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核心法则是追求“权力”及“以权力界定的利益”[29]。根据“权力界定利益”、而利益又决定政策的现实主义逻辑，在美国国势衰颓，中国加速崛起、中美利益深度捆绑及中国真诚地谋求中美合作的大势面前，美国最终选择对华“合作范式”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选择“冲突范式”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合作范式”下的中美关系，仍不可免会存在各种冲突，因而表现为合作与冲突并存形态，但这是合理冲突，是成熟国家间的正常冲突，不应从根本上破坏以合作为前进方向和指导原则的中美关系“合作范式”。因此，在积极推进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过程中，要弄清中美各自的利益底线、红线，并在中美之间出现“合理冲突”时尽可能确保中国的利益底线、尽可能不冲撞美国利益底线。中国对美关系既要准备长期合作，又不放弃斗争，斗争是为了推进合作，不能为了斗争而斗争，因而要把握斗争尺度，该妥协时就要准备妥协。

　　中国的利益底线一是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二是国家的统一和领土领海主权完整，三是国家的军事与战略安全。这些利益底线不应受挑战，没有谈判余地，对此应时时刻刻向美国挑明。在其他非核心利益方面，中国则要进退有度，可以灵活一些。好的战略不能只进不退，好的外交不能只讲斗争不讲妥协。

　　对美方而言，目前其最关心的核心利益底线是中国崛起是否挑战美国现有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美国尤其谋求确保其在亚太的现有“基本盘”以及确保其在亚太及全球的军事优势。实际情况是，无论是“以和为贵”的战略传统，还是“和平崛起”的战略诉求以及实际利益得失的损益计算，都不允许中国争当世界“领导者”。邓小平同志30年前提出的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原则[30]是一份宝贵的战略遗产，中国战略界不论经过多少反复、曲折，最终都会领会其实质，并长期继承下去。中国即使2020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后，也不应谋求军费开支超过美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动辄每年开销上万亿美元用于军事安全。因此，中国应以某种方式使美国方面确信，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经济“老大”地位除外)，也无意在军备建设方面谋求对美优势，更无意谋求把美国从亚太“挤出去”。

　　与此同时，中国也有权要求美方弄清并尊重中国的利益关切，如要求美国方面逐步停止对台军售及插手台湾、西藏事务;停止始于冷战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抵近中国海岸线、威胁性的海空侦察活动;不插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领海分歧等。鉴于美国战略界在这些方面已在进行检讨，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争取美国理解并妥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时机也会越来越成熟。[31]

　　还要指出，中国在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合作范式”的同时，也要给中国战略安全加装战略保险，这也符合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原则。但是，要注意不把追求“合作范式”与加装战略保险教条式地理解为“两手对两手”。追求中美关系的合作范式不仅是手段，也是目标。如何加装战略保险又不影响推进中美关系“合作范式”需要艺术，考验我们的智慧。这些年战略界盛行“非传统安全优先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核威慑保障和平论”等。对这些理论要适当汲取其精华，但不能迷信、不能全盘照搬。如在中国，虽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在上升，但由于台湾未回归，诸多领土、领海问题未解决，周边战略环境复杂，因而传统军事安全仍然居于首要位置。又如“核威慑保障和平论”，是讲核战争没有胜利者的逻辑使任何国家都不敢对有核国发动战争。但战争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矛就有盾，核武器也一定有其能被克制的“命门”。如今核武器问世已60多年，克制核武器的办法随时可能问世，美国实际上一直在研究克制核武器、打赢核战争的办法。我们要警惕核威慑“失灵”的可能性，在继续坚持核威慑的同时，要注意追赶世界潮流，加紧研发高新军事技术，对太空、网络、环球运行的超高速武器的新发展尤其要多加关注。

　　[①] Merle Davia Kellerhals Jr., “Biden and China’s Xi Jinping to Hold Crucial Talks”,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3, 2012, pp.9-11;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White House Briefing on Visit of Chinese Vice President Xi”, 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13, 2012, pp.11-15.

　　[②]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③]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358-359页。

　　[④] [美]莫里斯·艾泽曼著，陈昱澍译：《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2月，第129页;第131页。

　　[⑤] [美]莫里斯·艾泽曼著，孙宝寅译：《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2月，第178页。

　　[⑥] 参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分别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21页、第351页。

　　[⑦] Edward Luce, “The reality of American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12.

　　[⑧] Edward Luce, “The reality of American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12; Lionel Barber, “In search of a new Metterich for the Pacific century”,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9/November 20, 2011; F/A Response, “The Great China Debate: will Beijing Rule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urary, 2012, p.173, p.176.

　　[⑨] Arvind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Why Chins’s Dominance Is a Sure Thing”, Foreign Affairs, Setember/October, 2011, pp.68-69.

　　[⑩] Geoff Dyer, “A Less Pacifc Oce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3, 2012.

　　[11] 参见：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人民日报》，2012年2月17日; Yan Xuetong, “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1, 2011; Aaron L.Friedberg, “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1, pp.18-27; Robert Ros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45-51; Stephen M.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1,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6-16.etc.

　　[12]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pp.97-104; 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Conflict Is a Choice, Not a Necessit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2, pp.44-55;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p.58-61.

　　[13]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Francisco S?nchez,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7, 2012, p.24.

　　[14] 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1-12月进出口主要国别(地区)统计”，载《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5]《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6]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Francisco S?nchez, “U.S.-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Washington File, February 7, 2012, p.24; 《国际贸易》，2012年，第2期，第70页。

　　[17] Gideon Rachman, “America must manage its declin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8, 2011.

　　[18] Stephen M. Wal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pp.15-16.

　　[19]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20] Merle David Kellerhals Jr., “U.S.-China Trade Talks Make ‘Meaningful Progress’”, 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23, 2011, p.4.

　　[2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pp.58-60.

　　[22] WPD313, “Secretary Clinton on 40 Years of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File, March 8, 2012, p.16.

　　[23] Geoff Dyer, “A Less Pacifc Ocean”,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3, 2012.

　　[24] Philip Stephens, “The danger in Xi’s Rebuff to Obam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 2012.

　　[25] 魏艾：“总统大选后的两岸关系展望”，载《亚太和平月刊》，2012年2月，第4页。

　　[26] Economist, “Lexington: Buttering-up and scolding”, Economist, February 18, 2012,p.33.

　　[27] Joseph s. Nye, Jr, “The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0,p.3.

　　[28] Robert S. Ros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45-51.

　　[29]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35页。

　　[30]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5-417页。

　　[31]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2, pp.101-103.

来源时间：2012/6/7   发布时间：2012/6/7

旧文章ID：888

作者：陈向阳  来源：天津市委党校校刊《求知》2012年第2期

　　美国在2011年极其高调地“重返亚太”，极力谋求亚太主导权，中美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较量，双方围绕亚太新秩序展开了一系列的战略博弈。

　　一、美国“重返亚太”气势汹汹

　　美国的“重返亚太”在2011年11月达到高潮，继在夏威夷主办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并高调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希拉里国务卿与奥巴马总统随即兵分两路，马不停蹄地直奔东亚。希拉里先后出访菲律宾与泰国，纪念“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六十周年，极力为菲在南海问题上“撑腰打气”。奥巴马“主攻”澳大利亚，提升美澳军事同盟，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永久性”地驻扎邻近南海的澳北部重镇达尔文市。希拉里与奥巴马最后在印度尼西亚会合，奥巴马于11月19日首次出席东亚峰会(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印、澳、新、美、俄八国，简称EAS)并抛出所谓“南海议题”，至此，美国的“战略东移”告一段落，其针对中国的一面也昭然若揭。

　　美国“重返亚太”在手段上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外交上，由奥巴马总统高调展开为期九天的亚太之行，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指此乃“落实美国全球战略重大的重新定向”，强调美国首次参加东亚峰会是要“确立议程与将其变成解决外交安全问题的主要机构”，亦即要改造并主导之。紧接着，希拉里国务卿对美国长期制裁的缅甸进行了“历史性访问”，美国还于12月与日本、印度首次举行“海洋安全”三边对话，美国此举是在加紧编织“防范中国”的亚太联盟网;经济上，以高标准的“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极力挤占亚太大市场;安全上，忽悠“航行自由”，利用海洋争端挑拨离间，痴心妄想要当南海问题的“裁判”，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祭出所谓“空海一体战”。

　　美国如此高调与强势地“重返亚太”，反映的是其全球战略在两个层面的重大调整：

　　一是力图将对外战略的重点领域由“反恐”、阿富汗战争等国家安全事务，加速转向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等经济增长事务，并为此而大搞“经济外交”，强调外交须为提振美国经济服务。希拉里近期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长篇大论即指，“我们对APEC的重视与我们把经济治理方略提升至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支柱是一致的。注重增进美国的繁荣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更加注重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开放。在我们力争实现奥巴马总统到2015年将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之时，我们正在寻求在亚洲扩大商务的机会。”

　　二是力图将对外战略的地缘重点由涵盖西亚与南亚的“大中东”，加速转向经济发展最有活力、最有前途的亚太，并为此而在亚太地区采取了利用矛盾与“扬长补短”的“巧实力”。“扬长”即发挥美国军事优势、“主导”亚太安全尤其是海洋事务;“补短”即弥补美国在亚太尤其是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经济劣势，力图迎头赶上、后来居上，既为美国经济“脱困”服务，也通过抗衡亚太崛起大国、确保美国的“亚太主导权”。

　　对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或“战略东移”，希拉里国务卿明确表示，“我们正在更新我国的外交政策重点，将经济问题贯穿始终。世界的战略与经济重心正在东移，我们正更加关注亚太地区。”“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

　　其实美国“重返亚太”绝不只是“重返”而已，奥巴马早就发誓要做“太平洋总统”，美国是想当“太平洋的警察”、其极力谋求的是亚太主导权。

　　二、中美博弈亚太经济新秩序

　　APEC第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1月12至13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美国欲藉主办此次峰会主导亚太经济新秩序，其在会前便先发制人，强调会议应重点讨论三项行动计划：第一，谋求解决环保产品和服务业所面对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第二，要求APEC21个经济体采纳通过鼓励竞争和开放型市场来促进有效创新的政策;第三，要求各经济体采取具体措施，提高监管机制的质量并使监管措施更趋一致。

　　美国主办此次峰会的一大“卖点”便是其极力推崇的“TPP”，TPP于2006年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发起，现有9个成员，分别是澳大利亚、文莱、秘鲁、越南、美国、马来西亚与前面三个发起国。美国力求在此次峰会上就TPP达成初步协议，借助所谓“现代贸易标准”(劳工与环境保护等)的TPP，重新构筑美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并以此来挤压甚至“解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此次APEC峰会，作为快速成长的亚太大国，中国对此次峰会分别提出了“四点希望”与“四项主张”。

　　“四点希望”包括：一是落实《APEC领导人增长战略》，推动各成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力争尽早实现亚太经济平衡、包容、可持续、创新、安全增长;二是加强经济结构改革和规制合作，推动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贸易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三是呼吁各成员切实履行承诺，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四是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提升各成员特别是发展中成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

　　“四项主张”尤其具有针对性，包括：第一、就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抵制保护主义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第二、在开放共赢基础上开展“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合作。强调传统贸易是基础和条件，主张创新政策合作要充分体现差异性，不能以限制经济体的发展能力和政策空间为代价，应取消歧视性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体系;第三、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稳步推进“绿色增长”领域的合作。应承认各经济体发展绿色增长的水平千差万别，环境产品和服务自由化应实事求是、稳步推进，要与WTO相关谈判相衔接;第四、在循序渐进基础上加强新兴产业规制和标准合作。

　　中方的系统主张不仅展现了中国建设性、负责任、顾大局的风范，而且有的放矢、切实可行，这与东道主美国的好高鹜远、急功近利、自我中心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坚持促进亚太经济合作应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包容、抛弃“冷战思维”，强调“四要四不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对话不要施压、要平等不要主导。

　　三、中美博弈东亚合作的方向

　　美国虽然还只是首次参加东亚峰会，但却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充满了企图心，言必称“改造”东亚峰会，毫不掩饰地要当“领导”。

　　关于东亚峰会的定位，希拉里强调其“应成为解决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的主要论坛，包括海事安全、核不扩散以及救灾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也指APEC是解决该地区经济问题及经济一体化的渠道，而东亚峰会则是处理该地区政治与安全挑战的场合。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将这两大区域机制加以分工，由APEC负责经济，并用TPP对其加以重组，而将东亚峰会改造为负责政治与安全的机制。美国企图一分为二、双管齐下，全面掌控亚太经济与安全秩序。

　　作为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国，中国对此次峰会起到了拨乱返正的作用，坚持将该峰会继续定位于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强调其应坚持团结、发展、合作的主题，继续专注于东亚经济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其在教育、金融、能源、公共卫生、灾害管理等领域的合作，支持其在互联互通、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方面加强合作。中国不赞成其转向政治与安全领域，因为一来将会引发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域内问题”将被“域外大国”利用，二来安全问题已有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10+8”)等机制负责。

　　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归属，中国强调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而随着美国的加入，美国绝不会充当配角或“普通演员”，而是极力谋求主导，东盟能否继续主导面临挑战，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局面日后恐将难以为继。

　　四、中美博弈亚太安全秩序

　　第十届亚洲安全大会(亦称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于6月3-5日举行，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会上就“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发表演说，显示美国“战略回归”亚太的“坚定决心”。他反复强调“美国对亚洲的承诺始终持久不变”，表示尽管美国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预算赤字巨大，债务日增”，美国国防预算“承受削减的压力”，但美国将信守“对盟友的承诺”，在亚太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存在和威慑态势，以便“威慑并在必要时打败潜在的敌对势力。”盖茨还“重申”了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所谓“四大原则”，包括“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公正的国际秩序，强调国家的权利与责任并信守法治;对所有国家开放全球共同的海域、天空、太空、网络空间;不使用武力解决冲突。”

　　首次出席该大会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也就“中国的国际安全合作”发表了专题演讲，并提出了“四大原则”：一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相互理解、增进信任，全面准确把握彼此的战略意图;三是互利共赢、同舟共济，不搞针对第三方的对抗性结盟。强调“应着眼于互利共赢，谋求各国安全利益的交汇点，以点带面、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开展合作”;四是开放包容、团结合作，欢迎世界各国为亚太安全作出贡献。

　　五是中美博弈“南海问题”及亚太海洋新秩序

　　早在2011年6月第十届亚洲安全大会上，盖茨便声称“海事安全仍是这一地区尤其重要的问题”，强调“航行自由及遵循国际法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应通过地区和多边论坛“进行合作”，明确表示美国将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美国海军和空军正针对其所谓的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加紧演练“空海一体战”。

　　在7月15-23日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系列外长会期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高官会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了“指导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海争端，该指针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国的肯定，反映了本地区多数国家都不愿见南海问题紧张失控、都希望南海问题尽快降温的重要共识。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则在外长会期间专门发表“南海问题声明”，声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自由进入亚洲海域、维护和平与稳定及尊重国际法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对提出索求的任何一方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表示“美国不偏向任何一方，”呼吁“各方根据国际法，包括海洋法公约，阐明各自索求，”强调“对南中国海的索求应完全按地貌特征提出。”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美国一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国”，二不是“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其所一再强调的“海洋法公约”、“航行自由”、“地貌特征”等，可谓貌似“公正”，实则装腔作势、自私自利、偏袒一方。美国企图抢占道义制高点，插手南海问题，极力将其“多边化”，利用中国与邻国的海洋领土及权益争端，凭借自身海权优势，通过幕后唆使与“挑事”，极力分化离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并为自身的“重返亚太”找到“抓手”。

　　而在11月19日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各方就南海问题继续复杂博弈，菲律宾等兴风作浪，美国与日本推波助澜，企图合力突出南海问题，趁机孤立乃至围攻中国。其实，南海问题本就不应放在这一场合来讨论，因其本质是中国与某些东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某些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争端，完全犯不着南海“域外大国”插手。尽管如此，出席峰会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还是坚持以理服人，专门就南海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他指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是明确的、一贯的，南海争议应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们希望各方都能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多做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事情，各国根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自由得到了充分保障，南海是中国、本地区其他国家及世界各国的重要运输通道，中国政府为维护南海航行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中美亚太博弈来日方长

　　首先，美国“重返亚太”色厉内荏，“战略东移”力不从心。

　　美国由于对外扩张过度而陷入内外多重困境，其“战略东移”难以得心应手。其一，美国地缘战略重心难以“东移”，其对“大中东”的乱摊子难辞其咎，想甩甩不掉，想走走不了。西亚南亚热点难点多多、危机四伏，伊拉克战后恐袭不断、安全局势脆弱，阿富汗前途未卜、美国十年“阿战”难以善终，西亚北非巨变侵蚀美国既得利益，伊朗坚定反美反以，“大中东”仍将严重牵制美国，其战略重心自西向东转移绝非易事。其二，美国安全战略的优先任务难以“转向”，反恐防扩散仍然牵制美国，其无法将主要精力用来应对崛起大国。美国虽接连击毙“基地”组织头目，但国际恐怖主义的“土壤”与温床犹在，且西方“本土化”、“网络化”恐情严峻。美国的双重标准又使得防扩散陷入僵局，朝鲜与伊朗核问题难解甚至“无解”。其三，美国内部政经困境尤其制约其对外行动能力，“战略东移”难以例外。美国财政危机导致其全球与亚太军事霸权难以为继，近期民主与共和两党削减财政赤字谈判失败更是雪上加霜，其庞大军费势必被砍。与此同时，“占领华尔街”运动继续抗争，美国的社会矛盾与制度弊病积重难返，加之2012年总统“大选”又将加剧两党恶斗，美国的主要精力将被迫“内向”，势必减少对包括亚太在内的对外关注与投入。

　　其次，时间与空间都对中国有利，中国应稳步推进亚太战略。

　　展望未来，亚太形势更趋复杂，但“天时”与“地利”都在中国一边，中国在亚太需要重点争取的是“人和”。中国应始终坚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不为眼前一时一事所干扰，并以坚定的“战略耐心”与“战略意志”，扎实经略亚太。具体而言，中国的亚太战略应包括以下六点：

　　一是“三管齐下”、以柔克刚。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主权争端，彼此安全利益在客观上存在矛盾与对立的一面，此易被美国等“域外大国”所利用。鉴此，中国对邻国应在经济上深化合作、在安全上缓和矛盾与积累互信、在软实力上增加亲和力与感召力，全力减少“离心力”，不断增加“向心力”与“凝聚力”。

　　二是“三大举措”、标本兼治。其一，创造条件、循序渐进化解不少亚太国家“经济主要靠中国”与“安全主要靠美国”之间的矛盾，逐步形成“自主、互助、兼容、有利”的亚太经济与安全结构;其二，有效反制美国与个别邻国的相互利用，截断其“联手”对华的暗流，挫败美国在亚太炮制所谓“防范与制衡中国的大联盟”企图;其三，与美国持续沟通对话，以“两手”对“两面”，把握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争取中美在亚太相安无事、“共同进步”。

　　三是“三大秩序”、革故鼎新。“三大秩序”即海洋、安全与经济，亚太旧秩序的特征是美国霸权、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对抗性与针对第三方等;中国将携手亚太多数国家、共同促进亚太秩序的“新陈代谢”，而亚太新秩序的特质将是各方平等、自主性、合作、非对抗性、不针对第三方与包容性。

　　四是兼顾中美矛盾与中邻矛盾，谨防两种“利用矛盾”。既要提防美国利用中邻矛盾、分化离间、从中渔利，也要当心邻国利用中美矛盾、“倚美制中”。

　　五是统筹“维权”与“维稳”。尤其是在海洋方向，既要辩证兼顾，又要突出重点，相对而言，“维稳”主要是手段，“维权”才是目的所在。

　　六是扬长(经济)补短(军事与安全)，刚柔并济，两手并用。应扎实推进包括航母在内的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应明确中国的和平发展绝非无条件的“不使用武力”，其并不排除正当的自卫反击。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2/3/15   发布时间：20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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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冲、张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全球危機山雨欲來 防患未然方能化險——香港《文匯報》專訪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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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1/9/5   发布时间：2011/9/5

旧文章ID：857

作者：杜兰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一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落幕，世人又把目光聚焦于中美关系的另一件大事——陈炳德上将率团访美。此次访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隔七年后再次访美，长达八天，内容十分丰富。除与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马伦举行会谈外，代表团会见了美国防部长盖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等军政高官，参观了美军四大基地。陈炳德上将还在美国防大学发表题为《认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军事关系新发展》的演讲。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访美，与美国陆军军乐团共同奏出中美和谐之音。陈炳德上将在此行中，不仅与美国谈合作、促共识，也进行深入交流，坦率回应美方问题，并对中国军队建设“释疑解惑”，表示中国不会“去挑战美国”。应该说，此次陈炳德上将访问十分成功，有助于落实胡主席访美的成果，使两军交流更加具有实质性，为促进中美两国军队交流和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美方对此次访问十分重视，五角大楼将其定位为恢复同中国军事关系的“突破”。中方也派出诸多军队高层，包括第二炮兵政委张海阳上将和总参情报部部长杨晖少将，体现出对此行交流的诚意。《华盛顿邮报》评论称，这是两个大国军方一度“冰冻”关系开始融化的最新迹象。中美军事交流因2010年初奥巴马宣布价值6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而中断，此后一年，两国军事关系始终跌宕起伏。经过一年的磨合后，今年以来，中美关系逐渐走出“阴晴不定”的状态，“拨开云雾见天日”，两军关系也得以重回正常轨道。新年伊始，美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标志两国军事交往的重启，而这次陈炳德上将率团访美，则进一步解冻了双边军事关系。

　　二

　　军事关系一直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晴雨表。在今年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两军关系也回升向好，互动交往增多，在诸多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年初盖茨的访华，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就两军关系发展的指导原则和框架进行研究;胡锦涛主席访美时，与奥巴马总统达成共识，提出一个健康、稳定、可靠的两军关系是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加强各层次的实质性对话和沟通;4月初，中美举行了第七次国防部工作会晤，重点讨论了解放军总长陈炳德访美的具体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代表团于4月下旬访美;美国空军战争学院代表团、美国陆军工程兵代表团分别于3月、4月访华;5月初，美国国防大学将官班代表团和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代表团分别访华。近日，双方的高级别军事代表首次参与了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并举行了首次战略安全对话，两国同意启动亚太事务磋商，于年内尽早举行首轮磋商。此外，在对话中，双方就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达成了一系列协议，美国承诺，将“全面考虑”中方向美方提出的、在敏感技术出口方面给予中方“公平对待”的要求。有媒体评论称，中美对话已从“试探”、“吵架”发展到具有建设性。

　　可见，经过2010年大大小小的摩擦后，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了增加了解和互信、避免误判、使矛盾可控，对于两国自身利益以及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都至关重要，日益重视双方战略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当前两国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美国在经济、能源、反恐等方面日益需要中国的合作。另外，随着美国“重返亚洲”的脚步加快，两国对亚太的持续全方位投入，中美在该地区的利益交集增多，两国在亚太如何相处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中美双边的分歧，还是地区内的冲突，如处理不好都会损害中美自身的利益。因此，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发展，希望两军接触更常规化、定期化，主要考虑是与中方加强沟通协调，避免出现问题时摩擦升级，影响美国的整体战略。同时，美国还表示寻求两军关系的“透明”，希望通过交流互访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军力发展意图和程度，争取做到“心里有底”。

　　三

　　今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缓和，合作积极性加强，美国媒体称之为“U型转弯”，两军交流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需看到，双边安全关系仍远远落后于其他领域的关系，两国之间在传统安全领域内的战略互信不牢，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并未减轻。美国军方认为，过去几年中国增长的能力、模糊的地区和全球目标，以及过分自信的行动长期来看可能会对美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安全挑战，国防部有监督中国军队并对其保持威慑的责任。前段时间，中国“瓦良格”号航母即将下水的消息引起了美国的紧张。4月15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的2011财年开支法案中一项条款规定，禁止美中两国之间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禁止美国航天局所有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这个所谓的“沃尔夫条款”也凸显了美国鹰派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戒心。当前，美国虽然在同时打“两个半战争”，且国防预算遭削减，但其战略东移的趋势并未根本动摇。为应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挑战，美国仍在亚太保持积极介入，正加紧在关岛的重新部署，并将加强在东南亚、南亚在内整个亚洲地区的前沿部署。国防部长盖茨提出，美军在亚洲必须坚持军事行动上适应力强、在地理上分散、在政治上可持续的方针。就在陈炳德一行访美之际，美军第七舰队司令布斯科克透露，今后，驻扎在东亚地区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也将开始装备新型无人驾驶飞机，研制中的美军X-47B型“海基”无人驾驶轰炸机将成为该舰队的“杀手锏”，以遏制潜在对手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此外，去年，由于美国的介入政策，朝鲜半岛、南海问题等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冲击。从目前看，美国仍没有放弃这一政策，还有可能利用第三方因素干扰中国周边安全大局。中美两军关系的顺利稳定发展，面临的障碍主要是美国对台军售，对中国的过频的军事侦察，以及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限制和限制两军交往领域等。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美国对中国持战略猜疑，希望以这些手段为抓手牵制中国。如果这几个问题不解决，中美军事关系就难以持续深入地发展。因此，此次陈炳德将军代表团访美，在解决对台军售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不现实的，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也不可能靠一次访问、一次演讲来完成。但是，中美都深刻认识到了两国关系“合利斗伤”的本质。虽然此次访问的实质意义有限，其象征意义在当前更为重要，“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定位将为两军未来关系的发展打开新的大门。中美双方应以此定位为原则，抓住当前的新机遇，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积极合作，在出现矛盾的时候有效管控，并坚定决心，即使存在着各种障碍，还是要妥善处理分歧，积极努力推动双边军事关系的发展，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来源时间：2011/5/27   发布时间：2011/5/27

旧文章ID：2261

作者：魏民  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打着“重返亚洲”的旗号，密集调整美国对亚太政策。美国从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多管齐下”，全面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投入。经济上，美国加紧推进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意图与初步成形的东亚经济合作圈相抗衡;政治上，美国跻身东亚峰会，强调太平洋国家属性，拉近与亚太国家关系;安全上，美国利用“天安号”等事件加强与日、韩同盟关系，强化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还利用南海问题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以坐收渔利。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初期似乎进展顺利，取得了“预期效果”。 美国高级官员在国会作证时宣称，美国作为亚太事务的领导，又重新回到了亚洲。美国一些专家透露，东盟不少国家私下“恳请”美国重返亚太，对美国再次归来欢欣鼓舞。然而，美国不曾料到，其在亚太地区实际已处进退两难的境地，美国亚太战略的结构性矛盾正逐渐显露。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受多重内外因素制约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把振兴经济作为内政外交的核心任务。目前，美国经济虽已复苏，但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债务膨胀，房市低迷，投资乏力。截止2010年12月底，失业率连续20个月在9%以上，为大萧条以来首见。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升至93.2%，为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国债总额超过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在此形势下，美国民众对美国承担过多“国际义务”怨言增加，主张美国政府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国内。

　　近期的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也打乱了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对美国在亚太投棋布子形成新的牵制。奥巴马总统碍于国内民意，为避免重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覆辙，不得不作出有限介入对利比亚军事打击行动的艰难决定，但在国内仍受到多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一味进攻的态势，难以得到美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可能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地。

　　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没有市场

　　与前几轮亚太政策调整相比，此轮美国政策调整针对中国的一面十分明显。美国政府高官对此毫不讳言，在多种场合反复拿中国说事。有媒体报道说，美负责国际事务的高官甚至私下警告一些东盟国家不要与中国走得太近。

　　与美国试图挑拔中国与本地区国家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亚太国家利益融合日益紧密，已形成了荣衰与共的局面。不到10年前，美国还是日、韩等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现在，中韩贸易总额已超过韩与美、日两国的贸易额之和。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以及互联互通战略的实施，把中国与东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虽然不敢开罪美国，但更不愿以牺牲与中国关系为代价迎合美国。

　　此外，美国一方面试图在亚太地区搞一个新的经济圈，另一方面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美、中分别为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贸易额超过了3800亿美元，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持有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奥巴马政府希望借助“出口倍增计划”推动美经济复苏，但放眼世界，只有以中国为引擎的亚太地区经济是最大的市场。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经济体系既不明智，也不可行。

　　对亚太多数国家来说，它们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国际影响力大增的今天，制衡中国既不符合其政策，更不符合其利益。它们希望看到中美在本地区和平合作，最不愿看到中美之间竞争导致局势不稳，使其被迫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队。

　　东盟国家不会让出区域事务主导权

　　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的结合体，在地区事务上总体奉行大国平衡政策，以期通过调动各大国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美国布什政府时期，东盟抱怨美国对其重视不够。奥巴马政府摆出加强与东盟关系的姿态，东盟对此是欢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盟支持美国主导本地区事务。

　　在东亚峰会扩员问题上，东盟显露出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既把美国引入以平衡中国，又把俄拉入以制衡美国。美国扬言在加入东亚峰会后，将会引导东亚峰会从经济话题向政治和安全话题拓展，东盟对此十分警惕。不少东盟国家表示，东亚峰会应坚持战略对话的性质，着重讨论经济问题。

　　为提防美国主导东亚事务，一些东盟国家主张强化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继续以此为主渠道，推进东亚合作。东盟还加紧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强化一个声音对外。某种程度上，东盟对自身主导权的关注已超过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本身的关注。东盟在东亚合作机制中要巩固自身主导权，这与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目标是相冲突的。

　　美在亚太地区不会轻易言退

　　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不能容忍被东亚区域合作边缘化而蒙受经济损失。据白宫《2011年总统经济报告》，美国经济的未来增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提振出口的能力，特别是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能力。亚太地区是美国出口战略的首选，2009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商品出口达到6180亿美元，在美国全部商品出口中占58%。显而易见，经济利益需要美继续留在亚洲。

　　美国也无法承受“退出亚洲”的后果。在美国软硬实力相对下降、“美国衰落论”不绝于耳的今天，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不仅关系美国在本地区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美国能否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亚太同盟体系是美全球战略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处理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关系，则是新的国际秩序的试金石。因此，美国将尽最大努力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地位。

　　“亚太版中美共治”行不通

　　在国际上热议中美“两国集团”(G2)的同时，一些人鉴于亚太地区力量发展的现实，提出搞“亚太版两国集团”、实行中美“共治”亚太的可能性。严肃的分析家则认为，中国与美国在战略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上有很大差异，中国不愿意也不可能与美国走得太近。其次，美国所主张的中美共治，其前提是中国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尊重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这对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安慰，不会给中国带来实际利益。第三，东盟等中小国家也不愿看到大国主宰本地区事务，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大国也不甘沦为本地区二流国家。

　　总体看，美国此轮亚太战略调整表面上来势汹汹，实则有苦难言，进退两难。一些专家认为，随着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变化，本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架构的调整势在必然。作为亚太地区上升最快的一支力量，中国的政策走向为各方高度关注。中国应着眼全局和长远，妥善谋划，争取有利地位，确保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来源时间：2011/5/24   发布时间：2011/5/24

旧文章ID：2260

作者：何兴强  来源：《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美国蓝皮书(2011)

　　内容提要：2003年以来，在美国相关利益集团和国会的压力下，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颇受关注的政治化议题。该问题的政治化是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国会选民政治以及国会在该政策制订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美国国会议员们推动人民币相关法案的目的并不是想使之成为法律，来直接控制贸易政策，而是通过不断提出法案作为威胁，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向选民邀功，以期实现其获得政治影响力、争取连任的最高目标。认识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的这一实质，有利于我们应对美国方面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压力。同时，美国国内以及中国方面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不同声音和看法也有利于促成该问题的理性解决。

　　关键词：利益集团 美国国会 国内政治 人民币汇率问题 政治化

　　中美关系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看起来是一个经济问题，然而此问题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浓厚的美国国内政治背景。虽然人民币汇率问题源起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制造业自2002年以来的持续下滑，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美贸易顺差的迅速增加，但真正使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的推手，却是美国的相关制造业及其劳工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国会游说、向行政当局特别是财政部请愿等方式，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得到了美国决策者的重视，并推动其逐渐成为近些年来美国公众舆论关于中国的中心议题之一，人民币汇率问题最终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那么，美国利益集团如何与国会及行政部门互动，推动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

　　题，美国国会议员又是基于什么考虑和动机，推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出台，这些法案的出台背景以及此后相关法案的前景如何，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关系如何，他们之间是合作还是竞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中国政府、学者以及媒体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又是如何认识的，中方的态度如何影响了此问题的走向?本文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来全面阐释人民币汇率问题背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一 问题的出现：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的开始 随着2002年以来美国经济的下滑，美国制造业的问题进一步加剧，美国制造商的代表组织全美制造商协会将美国制造业以及工人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外国进行“货币操纵”，并开始将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随之出现。全美制造商协会2001年领导组建了代表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贸易团体利益的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1] 。2003年，该联盟开始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连续运作，人民币汇率开始成为美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 1月，健全美元联盟开始游说新任的财政部长斯诺对中国、日本、中国台湾省以及韩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停止以“操纵货币”促进出口的做法。[2] 5月，担任健全美元联盟共同主席的全美制造商协会国际经济事务副主席弗兰克•瓦格(Frank Vargo)称美国制造业正面临衰退，自2001年3月以来已经流失了220万份工作，而被低估40%的人民币是“罪魁祸首”[3] 。 6月，健全美元联盟称正在考虑提请布什政府动用“301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升值。 8月，健全美元联盟表示，正在考虑要求布什政府对中国政府“操控汇率”问题立案并展开正式调查。

　　9月初，健全美元联盟写信给斯诺财长，敦促其在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中将压迫中国政府停止“货币操纵”作为第一目标。 联盟一系列的举动引起了广泛关注。9月4日，布什总统发表声明，称“我希望美国的贸易伙伴公平对待我们的生产商、工人、农民以及制造商，在政府操纵货币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受到公平对待。”[4] 9月8日，斯诺财长表示要采取措施迫使亚洲国家停止所谓的“操纵货币”[5] 。 9月底，另一个压力集团、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开始在人民币问题上推波助澜。9月25日和10月21日，该组织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李西娅(Thea M. Lee)分别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指责人民币被低估了40%。她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包括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在内的一切手段，在人民币问题上明确向中国政府发出信号，表明美国政府立场。[6] 在这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许多来自制造业较发达州的国会议员考虑到本州的制造业及工人失业问题，开始关注人民币问题，以回应利益集团的呼吁。 2003年7月31日，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唐纳德•曼祖洛(Donald Manzullo)为首的16名两党议员写信敦促总统采取直接行动，促使中国货币自由流动，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多强有力措施纠正人民币汇率。[7] 9月5日，舒默在参议院牵头提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法案(S.1586)，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否则将对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内地产品征收27.5%的关税。[8] 9月9日，南卡罗莱那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与其他7名参议员提出一项

　　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纠正”其低估货币的行为。9月26日，该决议案在参议院一致通过。[9] 10月21日，北卡罗莱那州共和党女众议员麦瑞克(Sue Myrick)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出与舒默法案内容一致的人民币汇率法案(H.R.3364)。[10] 10月30日，民主党资深议员查尔斯•兰格尔(Charles B. Rangel)和桑德尔•莱文(Sander M. Levin)，再次写信给总统、财长及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11] 这样，在斯诺9月中国之行前后，美国制造商和劳工组织代表的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形式多样的游说，采用包括联盟组建、发布研究报告、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申诉、国会作证等方式，营造出 “低估达40%”的人民币应为美国制造业下滑、工作机会流失以及贸易逆差负责”的舆论。国会也开始采用这些利益集团提供的数据，通过相关决议案，使得美国对人民币问题的关注和指责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大上升。 2004年是美国大选年，劳联-产联作为民主党主要选民，其游说行动获得了许多民主党议员、包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支持。劳联-产联成为当年游说国会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主力军。9月9日，劳联-产联代表由23家工业、农业公司和工会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China Currency Coalition)，向布什政府提出一份200页的大部头申斥材料，要求根据《1974年美国国内贸易法》的301条款，调查中国是否操控货币并实施制裁。[12] 尽管该申诉在递交美国贸易代表处后4小时后即被驳回，但此举仍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贸易行动，中国货币联盟的申诉及后续的一些声明引起了更多注意。9月30日，莱文和舒默牵头，带领参众两院30名议员组成 “国会中国货币行动联盟”(Congressional China Currency Action Coalition)，

　　提出了与“中国货币联盟”同样内容的301条款申诉，回应和支持“中国货币联盟”的诉求，继续向行政部门施压，敦促后者采取行动。[13] 这样，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在美国已经成为气候。 二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政治化：美国国会立法施压人民币升值的历程 从舒默参议员2003年提出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开始，美国国会至今已经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八年了，但具有影响力的法案的涌现，则是从2005年开始的。 (一)2005-2007年国会压力的上升 2005年和2007年是美国国会提出人民币汇率法案最多、造成的声势和威胁最大的两个年份。国会通过立法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形成的压力上升，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开始成为常态。 1.2005第一波国会压力 进入2005年以来，利益集团加强了对国会的游说。 2月1日，全美制造商协会发表《全美制造商协会2005年中国贸易议程》，宣布其目标是促使人民币立即升值40%，促使财政部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14] 2月3日和5日，“中国货币联盟”律师戴维•哈特奎斯特(David A. Hartquist)及联盟发言人、劳联-产联财务主管特拉姆卡分别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人民币被低估是美中巨额贸易逆差非常重要的原因，急需解决。 5月2日，全美制造商协会再次呼吁并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停止货币操纵”，支持参众两院

　　分别提出的旨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停止海外补贴法案(Stopping Overseas Subsidies Act)》(H.R.1216 , S.593)[15] ，并邀请企业和个人加入其行动，呼吁选民联系自己的议员，共同反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推动议员们为解决此问题而努力。[16] 在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会中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气氛逐渐浓烈。利益集团的压力增长同时，国会中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提案接踵而至。 2月3日，舒默再次牵头提出与2003年9月法案内容一致的人民币汇率法案(S.295)，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否则将对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内地产品征收27.5%的关税。 4月6日，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在参议院提出与S.295同样内容的法案S. AMDT.309，作为《2006-2007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Authorization bill FY2006-2007, State Department，S.600)的修正案[17] 。当天参议院发起试图搁置该修正案的投票，结果终以33：67票失败，该修正案列入参议院议程。 4月7日，众议员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和提姆•瑞恩(Tim Ryan)提出的《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Chinese Currency Act of 2005)(H.R.1498)得到了145名众议员的支持。该法案指责中国政府“操纵货币”是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敦促布什政府以立法形式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改变人民币固定汇率的政策，以扭转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 此外，《停止海外补贴法案》也同期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以上各项法案均得到了“中国货币联盟”的支持。 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2.1%，实行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中国货币联盟”认为这一措施还远远不够，称“中国的汇率调整是最小程度的，远不能对因中国的货币操纵

　　而引起的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起到任何作用。”[18] 在此后几个月中，“中国货币联盟”多次发表报告称中国的汇率调整对美中贸易赤字的继续扩大以及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没有起到作用，敦促行政当局和国会立即采取行动，促使中国放弃“操纵货币汇率”的行为，并要求国会通过《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 全美制造商协会一方面对中国宣布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较为满意，并认为这将是更大升值的开始，但另一方面也表示2.1%的升值远远不够。[19] 为此该组织一个月后发表了《2005年中国遵守WTO承诺的报告》，称如果中国未能在短期内对人民币显著升值，并加速人民币的市场浮动，布什政府应将其列为货币操纵国，并促使WTO和IMF采取行动。在斯诺财长既定的十月访华前几天，该协会对他隔空喊话，表达协会对中国货币问题的关注，并再次敦促国会和行政部门采用美国贸易法条款来对中国施压。[20] 11月28日，在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每半年提交的关于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做法的报告，即《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中，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此举立即遭到各利益集团的猛烈攻击。全美制造商协会要求美国财政部在IMF发起强硬攻势，解决中国“汇率操纵”问题;劳联-产联则称财政部出卖了美国工人和制造业的利益，并于次日致函众议院，敦促它通过《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来与“非法货币操纵”作斗争。 尽管如此，到2005年底时，利益集团的气势在屡遭挫折之后还是有所收敛。对于国会议员来说，他们对选民和利益集团的压力回应得已经足够，另外，他们也需要应对来自行政部门的压力。11月16日，应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的要求，参议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提议，同意将S295号法案(即舒默法案)的表决时间推迟至2006年3月31日。舒默表示，该法案原本应于11月参院第一次会期结束前进行表决，但考虑到布什总统正在访华并将与中方就汇率问题进行磋商，因此决定将该法案推迟至第二次会期，即2006年3月31日前表决。这样，美国对于人民币升值压力暂时进入一个缓

　　冲期。 2006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进入2006年，议员们将精力集中在选举上，人民币法案被放到了一边，舒默法案也没有再提起。9月28日，舒默和格雷厄姆决定不把该提案正式递交参议院表决。舒默称，提出那项关税提案的用意本来就不是要使之成为法律，而是作为一个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以唤醒美国公众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此法案提出之前，没有人关注此问题，而现在它是中心问题。他相信，如果他们没有提出该议案，人民币汇率不会提升4.6%。[21] 2. 2007年美国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掀起的风暴 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在2006年继续快速增长，新一届国会2007年初开始运作之后，对此问题的关注再次迅速上升。议员们对美中贸易逆差的不安情绪大为增强，先后提出多个议案，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 2月底，民主党众议员瑞恩和共和党众议员亨特以及国会“中国货币联盟”再次发起“公平货币法案”(H.R.782)，该议案把货币偏差和贸易补贴直接联系起来，指责中国等国人为压低币值等同于补贴，要求美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促使这些国家改变不公平的汇率政策，否则美国应该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反补贴关税; 同期，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英格利希和民主党议员戴维斯提出“2007年非市场经济贸易补救法案”( H.R.1229)，主张反补贴法不仅适用于市场经济，也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目的就是要用法律条文清楚规定商务部有权力对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施加反补贴关税; 6月，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卡斯、首席共和党人格拉斯利、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四位重量级议员联合推出《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S.1607)，该法案的目的

　　是为使财政部在面对其他国家货币出现偏差时应做出的反应规定新的机制。 《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是2007年人民币汇率法案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舒默早早就在为这个法案造势，3月28日他在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宣布他将和其它三位议员一道，拟定一项新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货币提案，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格雷厄姆在同一个听证会上表示，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定义美中关系的问题。他说，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大部份议题上看法都分歧，但是在人民币汇率议题上，两党是一致的。这下子引起各方关注。在5月下旬结束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中国并没有像议员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人民币汇率和贸易失衡方面做出重大让步，舒默等四位议员决定下个月提出议案。6月13日，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半年度国际汇率报告。报告虽然明确认为中国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而且中国央行重手干预外汇市场，但是美国政府依然表示，不能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同一天，四位议员正式联合推出了《2007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7月26日，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20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经过修改后的该法案。 法案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初步通过引发了更大的关注，其中有关“汇率偏差”的条款引起各方的争议最大，因为其目的是用“汇率偏差”来取代“货币操纵”的说法，以便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对中国利用汇率偏差对出口企业提供补贴的做法实施制裁。该法案规定，财政部必需每年两次向国会报告哪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出现严重偏差，如果偏差明显是外国政府经济政策所造成的，那么，那个国家就会被指定为优先采取行动的对象;被指定为优先行动对象的国家如果没有在一定时间内采取适当措施处理偏差问题，那么，财政部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产品是否对美国进行倾销的计算过程中也把该国被人为压低的汇率考虑进去。法案还规定，如果偏差问题在一年内还没有解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启动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的机制，并要求财政部长咨询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和其他中央银行，考虑对货币市场进行补救性的干预行动。 该法案的初步通过引起美国各界的强烈反应。因为法案宣称与WTO规定保持一致，这样法案的可操作性会比较强。它不像其它大多数提案把货币偏差(失准)归类为一种应该被禁止的补贴，而是建

　　议采取一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章程的规定基础上的行动，也包括了反倾销调查以及采取WTO行动的后果。美国全国零售业联合会立即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法案如果最终成为法律，将置众多美国企业的利益于危险中。8月2日，布什政府官员在国会进行作证时表示，对目前国会多项反击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法案感到担忧。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的官员对国会议员表示，他们担心这些立法一旦施行，有可能造成反效果，甚至引发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于是法案发起人之一的鲍卡斯参议员出来试图缓和气氛，表示理解各界的不安并认为这个法案不会伤害美中经贸关系。 8月1日参议员多德和舍尔比共同提出《货币改革与金融市场法案》(S.1677)。该法案意图代替财政部对某些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汇率市场强制干预采取惩罚措施。8月中旬，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以绝对多数投票通过了该法案，这一消息同样在全美引起很大的反响。上千名经济学家联名写信，表示他们对这个法案可能对美中经贸关系和美国经济所产生的严重影响表示不安。众多跟中国生意密切的美国企业或行业组织也纷纷对国会的这一动作表示关切和反对。反对者担心这个法案一旦变成法律将会引起中国的报复，给美中经济造成广泛的破坏。 面对这种情况，行政部门采取了拖延战术。12月19日，美国财政部在当年国会两院开会的最后一天，才向国会提交一直推迟的汇率报告，再次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此，几位议员做出强烈反应，鲍卡斯表示，财政部继续表现出怯懦行为;舒默认为，中国操纵汇率是很明显的，而美国行政当局拒绝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让国会别无选择，只好自行采取必要措施。 (二) 2008-2011年美国国会压力的消涨 进入2008年后，美国国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压力减缓，个中原因主要是金融危机深入发展，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寻求尽快摆脱经济危机，行政当局与中国之间升格了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主导了两国经贸关系。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开始执政后，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上

　　升，美国国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压力再次上升并在2010年下半年达到一个新的顶点。 1. 2008年国会压力减退，战略与经济对话主导两国经贸关系 进入2008年后，美国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却比较平静。年初有一些鼓噪，此后并没有下一步行动。前一年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的、由舒默和鲍卡斯等两党重量级议员联合推出的《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没有行动，其它法案也都如此。几位去年力主通过议案对中国施压的议员的行动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整年中没有提起几次，比起上一年的激烈程度以及受关注程度，形成较大反差。7月初，四名主导《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法案的资深参议员发表了讲话，称他们将致力制订一项法律，以确保中国以及美国其他贸易伙伴国的货币政策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此后就没有了下文。11月，奥巴马已经赢得大选，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多德继续留任银行委员会主席，称将敦促下届美国政府更加积极地处理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汇率问题已经成为下届政府的事了。 比起国会的无所行动，行政部门包括财政部与中国进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主导了2008年的美中贸易及美中关系的议程。两国在年中和年底进行了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和此前的三次对话相比，2008年的对话在议题和成果上更加突出双方在能源和环保领域的合作，并首次把两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列入议事日程。2008年的两次汇率报告像前几次报告一样也都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批评中国正放慢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认为人民币的真实汇率和平衡点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人民币币值目前仍然处于“严重低估”的状态。12月初，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展望新一轮对话的时候，赞扬了中国过去3年来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努力，但同时也强调这一进程必须继续下去，包括汇率改革在内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仍将是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心议题。 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进入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 美国对华政策将重点放在如何同中国进行合作，寻求解决金融危机之道，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意义被更为强调。正如前驻华

　　大使芮效俭(Roy Stapleton)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08年底为纪念美中建交30周年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所说，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规模和议题，而且也体现在这个机制的时效性。他说：“当经济和金融危机在今年全面席卷美国的时候，美国经济和金融当局的官员，不仅仅是在保尔森这个级别，而是在下面的各个级别，都和他们在中国的对等官员建立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工作关系。所以，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我们很快地认识到中国由于持有大量美元债券而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由于沟通渠道的畅通，保尔森采取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及时通报给中国。”[22] 在这种背景下，07年国会对人民币施压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国会议员的提案也没能够得到美国商会为代表的大商业集团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布什当局不赞成国会的做法，白宫及财政部对国会也进行了很多游说，它们非常努力向国会表明，这些立法是不必要的，因为行政部门现有的处理工具，如战略与经济对话，美中商贸联委会(JCTT), 以及潜在的向WTO提起起诉的威胁，已经能够达到鼓励中国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的目标了，而且，美国方面通过财政部长保尔森的多次访华同中国政府沟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国会压力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再次加大并达到顶峰 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正式入主白宫，新国会也开始运作。民主党同时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以及白宫。作为有着维护工会以及制造业选民利益传统的民主党，这种情况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性加大。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美国经济和就业情况仍然不见好转，于是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卷土重来。2009年5月13日，民主党众议员瑞恩再次提出与此前几年法案内容差不多的提案，即《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其中提出了要修改1930年关税法第七款，以便让商务部可以对人民币偏差采取反倾销措施。该法案得到了众议院143名议员的支持;同一天参议员施塔贝诺在参议院提出同样内容的对案(S.1027)。 6月11日，舒默再次提出关于人民币汇率的《2009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2009年中，美国国内的头等大事是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国会议员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该法案及其它国内重大立法上，包括气候变化和金融改革以及移民法案等，因此人民币汇率

　　问题并没有成为重点，相关法案也没有进一步行动。 2010年初，形势再次变得紧张起来。3月，历史性的医疗改革法案已签署成为法律，而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还在恶化，议员们于是腾出手来再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加压力。每年的4月15日是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汇率报告的时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将可能出席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于是，国会关于要求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采取措施纠正汇率操纵对美国造成的损失”的行动和法案纷纷出台，意图乘机向中国政府以及美国行政部门施加压力。3月15日，130名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财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界定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3月16日，舒默提出和去年几乎同样内容的《2010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 在二十国峰会即将召开之前，舒默于6月9日再次表示要在两周之内推动惩处中国货币政策的立法，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10日在国会听证会上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称人民币政策阻碍了美国所需的全球经济平衡，妨碍了全球经济改革。 6月19日，中国央行宣布重新启动2005年以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然而，改革重启后人民币升值幅度缓慢。8月，美国国会休会期结束，离11月初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国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到了一个新的高度。9月13日，国会93名众议员以瑞恩牵头，联名签署信函，敦促民主党人采取行动，针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强硬立场。15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召开为期两天的听证会，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16日出席听证会作证，国会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增。9月30日，瑞恩提出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在众议院以348比79高票通过，成为美国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问题五年来取得的最大成果 ，也是迄今通过的最高规格的法案(在众议院通过)。 2009年以来，特别是2010年美国国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再次加强，一个突出原因就是美国经济状况在这两年中持续低迷，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所谓的人民币被低估因而导致中国对美的不公平贸易、导致美国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影响美国就业和复苏的论调较为流行。在此背景下，相关利益集团持续施加压力，特别是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前，众议员

　　受到更大的选民压力，更多的众议员选择支持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法案。从对《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支持议员的数量增长就能看到这个趋势，2009年5月提出来时有143名议员支持，而到接近中期选举之时得到348的高票，终于在9月30日在众议院通过。 然而，国会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压力到了最高点之后也到了它的极限，没有再往前走。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国会对人民币的关注和压力顿时减退，共和党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关注的重点转向试图推翻此前民主党力主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停留在众议院，在参议院里没有提起相应的对案。随着2010年走向终点，本届国会也结束了。根据美国国会的议事规则，本届国会的法案如果没有进一步行动的话也就到此结束，不带入下届国会，本届国会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因此无疾而终。随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美国，新国会中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可能会再次提起，只要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不好转，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将持续下去。 三 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的实质：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人民币立法的影响 总体来讲，比起总统和行政部门来说，在贸易方面，国会更容易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国会倾向于通过立法限制它国商品进口到美国，保护国内产业利益，或者推动本国产品进入它国市场。国会议员不太考虑外贸政策带来的对外关系的影响，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并不关注这一点。议员对本选区内的利益集团的反应非常敏感，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资助竞选广告、鼓动选民投票等方式，深刻影响选举的结果。国会在贸易问题上的主要影响渠道是立法，根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和《1986年综合贸易法》的超级301条款，采取各种措施。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全美制造商协会代表的制造商以及劳联-产联代表的工会的压力促使国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案。舒默和格雷厄姆法案以及其它法案的背后，是各州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及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舒默在为自己提出的法案作解释时说，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摧毁了纽约和美国的制造业，他呼吁联邦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振兴纽约州北部的制造业，并敦促参议院财政委员

　　会就“中国货币操纵问题”召开听证会，以促使行政部门加大对中国的压力。[23] 格雷厄姆则从2003年开始就一直在为南卡罗莱那州的纺织工业呐喊，认为中国故意操纵货币使得南卡罗莱那州北部的纺织业丧失了许多就业岗位。其他提出或支持法案的议员所在的州也大都面临着本州制造业举步维艰的状况。 2003年以来，美国相关利益集团、国会以及媒体将“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损害美国工人和制造业利益，夺走美国就业机会，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舆论变为主导声音，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否则就要实施多种惩罚性措施的威胁，两国多次面临爆发贸易战的危险。从2005年到2010年，特别是2005年、2007年以及2010年国会对要求人民币升值，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法案非常多，人民币升值面临很大压力。然而，这种压力却从来没有表现为实际行动，国会关于人民币的法案没有一个通过成为法律，甚至极少有法案能够进行到参议院或者是众议院全体表决的阶段。国会在贸易政策方面，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究竟发挥一种什么样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 (一) 国会立法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影响的实质 1.美国国会议员都有着多方面的关注，直接控制贸易政策并不是必要措施 对议员们来说，总体目标是维持和增加自己在华盛顿以及本州的政治影响力，其最高目标是再次当选。因此，他们最为关注的是选民、媒体以及公众如何看待他们在华盛顿的表现。对于大部分议员来说，要关注和需要顾及的问题较多，贸易只是其中一个。在贸易政策方面只要采取一般性的立场就可以了，表明他们在推动对本选区选民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利益就足够了，努力在贸易政策方面去取得一个直接的、重要的个人影响是不值得的，也没有必要看到实际的政策结果。在影响议员再次当选的三个最重要因素，即“广告、议员所采取的立场、议员向选民和利益集团邀功”中，没有哪一个因素需要议员取得实际的贸易政策结果。如果议员来自保护主义压力大的州，如纺织工业发达的州，他也

　　只需要声明立场并投票就可以了，没有人会因为其它议员反对而没有取得成果而责怪他。 以上是针对一般议员而言，对于在关键小组委员(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需要特别关注贸易的议员来说，要提高个人政治影响力，控制实际的政策，既不是唯一的、在多数情况下也不是最好的途径。他们同样不需要对实际的政策结果产生影响，他们有其它更好的、已经经过时间考验的方式可以来选择。其一就是发表演讲、发布消息、召开听证会、到美国的贸易伙伴国的首都去旅行;其二就是通过一些不太重要的、边缘的立法来表功;其三是提出一些重大、但却没有人期望它会通过成为法律的法案，而这些法案却对于议员的广告效应、所采取的立场的传播非常有用。 影响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案中，最为著名的是舒默法案。以上理论[24] 能够较好地解释舒默从2003年第一次在参议院提出人民币汇率法案到现在的表现。舒默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是需要通过在贸易问题上的立法来提高政治影响力的。2003年，舒默通过提出人民币汇率法案、联合多位议员给总统写信、敦促总统采取直接行动，采取更多强有力的步骤来纠正人民币汇率等行为，第一次表达了他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同年，他参与提出的针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欺骗行为”的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获得参议院一致通过;2004年，舒默联合其它议员提出了要求美国政府通过国内贸易法301条款向WTO申诉的要求，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调查，并实施制裁;2005年，舒默与格雷厄姆联合提出了著名的舒默-格雷厄姆法案，该法案获得初步成功，列入了参议院议程。通过这些行动，舒默成功地表达了他对美国以及本州制造业的关注，并且取得了让中国改变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其本人也因此取得了重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加分。 2006年以来，舒默继续通过访问中国北京，与中方就人民币问题进行沟通和磋商、召开听证会、发布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声明和其它方式，继续保持对该问题的关注。但同时，在行政部门的游说之下，针对选民的不同关注，和美国国内不同的形势，2006年9月，舒默法案放弃了进一步行动，说出了实话，称“提出那项关税提案的用意本来就不是要使之成为法律，而是作为一个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25] 。2007年，随着美中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舒默在新形势下，联合其它三位参议院

　　重要议员，在国会里提出新的，据称是符合WTO规定的新的制裁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案，向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此时，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已经开始，该法案给对话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压力。2009年和2010年舒默继续提出相关法案，关注人民币汇率。所有这些立法和行动都给舒默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舒默也逐渐成为民主党内的重量级人物。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卡斯也是需要通过人民币汇率立法来表现自己的重要议员，2010年10月，众议院通过汇率法案后，鲍卡斯紧急访问北京。临行前，他在华盛顿声称，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汇率法案将很可能获得参议院通过。但自从鲍卡斯在北京会见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领导人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就汇率问题发表看法。原因就是他要做的秀已经足够，广告效应已经获得，不需要进一步推动该法案了。 2.比起国会来说，行政部门更注重和关注控制贸易政策并取得想要的成果 表面看来，国会和行政部门在贸易政策方面进行竞争，但实际的结果往往是不对称的，行政部门将控制贸易政策的结果看得更重一些，给予更多的关注。国会议员归根到底还是要顾及多个方面的政客，不会拿出全部精力去关注贸易政策，即使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成员，除了贸易政策之外，税收、社会安全、医疗保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有时更为重要。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国会很明显地在2005年和2007年和2010年更为关注，而2006年和2008年都是选举年，在这两年的选举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没有成为一个大问题，议员们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最为重要的如何当选的问题上，对待人民币汇率，曾经的誓言旦旦并没有付诸实施，而是称施加压力的目的已经达到，初步的立法行动已经有了成果，没有必要再要求实际的立法。与之相反，虽然国会多次对行政部门施加很大压力，行政部门承受着来自国会和中国方面的双重压力，多次推迟发布汇率报告，以避开国会压力的锋芒，但却一直维护着政策底限，从来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07年面临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行政部门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与精力，通过战略经济对话保持与中国政府

　　最为有效的沟通，并且在财长保尔森的亲自领导下，在布什总统的支持下，把握着对华贸易政策制订的方向，对国会进行游说，最终国会虽然把相关立法的内容与相关消息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各种渠道向全世界发布，引起舆论的许多关注，但在实质的立法行动方面，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最终都停留在小组委员会阶段，没有提交全院表决。2010年虽然有了一个重大进步，即施压人民币汇率法案第一次在众议院进行了表决并获得通过，但这更多的是国会中期选举加上美国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双重影响所致，中期选举结束后，随着当年的该届国会结束后，该法案也就不了了之。行政部门在回应国会压力，不时要求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之外，继续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美中商贸联委会等渠道与中国进行有效沟通，主导着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政策。 3.议员影响贸易政策最有效的途径通常不是最终立法而是立法的过程 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游说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以立法作为一个威胁。没有多少人会完全相信它是个威胁，但更加少的人会完全不去考虑这个威胁。通常的做法就是敲打目标国，回应选民，当行政部门采取相关行动后向其选民邀功，获得最大影响力。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立法也遵循着这样一个路线。挥舞要求立法的武器，向行政部门施压，向中国政府施压，回应选民，表明自己在为他们的利益奔忙，成为了舒默等议员寻求影响贸易政策的一个最好途径。舒默已经在2006年时明确表示过，他的立法只是一个工具，目的是使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这个目的达到，通过立法并没有必要。[26] 此后，舒默2007年、2009年以及2010年每年都伙同其他议员，向参议院提出相似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多年下来，没有多少人相信舒默会真正努力去推动此法案成为法律，但也不能完全不去考虑它，因为如果不去考虑它并做出回应的话，议员们会适时推动此法案到最终立法阶段，显然，行政部门以及中国方面都不愿看到这种结果。众议员瑞恩也是从2005年开始推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多年下来，终于在2010年中期选举到来之前推动他提出的人民币汇率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瑞恩也向家乡选民充分表明，他为他们的利益已经非常努力并取得很大成功。其实，该法案也到此结束，并没有多少人相信议员们会

　　推动其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4.国会与行政部门分享贸易政策的权力结构让议员们可以灵活运用权力，适可而止 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国会与行政部门分享贸易权力。议员们通过这样一个权力分享的体系，获得足够的空间发起主动行动，也可以让他们随时突然停在某处，充分地满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对于议员来说，这个体系是避免被责备的体系。对于行政部门官员来说，这个体系同样给了他们灵活性，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回应围绕某个政策组建起来的利益集团的联盟，避免有对贸易壁垒做出规定的国会立法通过，更灵活地撑控政策。 同样，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议员们表现出了对这种体系的完美运用。在需要充分表达对该问题关注的时候，纷纷抛出立法提议，并推动法案在小组委员会通过，取得初步进展后，再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停止进一步的立法行动，或者直接转向另外的重要议题。通过这样的行动，议员们向选民表明，他们已经在此问题上进行了充分的努力，已经做了能够做的一切，进一步的立法已经没有必要。2006年以及2008年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议员的表现就是这样;2010年9月底众议院通过中国汇率法案后，参议院表现得很平静，议员们默契地没有谁去使劲推动该法案在参议院进行表决，舒默也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放到了一边，没有什么动作。 5.利益集团、国会以及行政部门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互相制衡，各取所需 比起国会直接分配贸易利益给选民，行政部门的政策不太受选民欢迎，但在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坚持下也会做出让步，利益集团最终会得到一些利益，所以他们也不会全力去推翻这个体系。1934年贸易法案通过以来，行政部门一般都会更偏向出口商利益而反对贸易保护。但当积累了足够的力量时，贸易保护主义者也会赢得一些保护措施，但这些保护措施更加灵活，一般不完全是他们想要的。

　　2005年人民币适度升值后，对美国国内部分制造商而言，他们已经取得一定成功，虽然还进一步向国会和行政部门施加压力，但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他们的声音也逐步削弱，对国会的压力下降。国会议员们在2006年也就没有什么行动。2007年美中贸易逆差增大，人民币汇率压力大增;2010年时经济和就业形势非常不利再加上中期选举影响，国会压力再次增加。面临压力，行政部门一方面坚持着政策底限，没有采取过激措施，国会的立法最终没有实施，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对中国做出强硬姿态，攻击人民币低估给美国经济和就业造成伤害，对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进行回应，利益集团、国会和总统三方形成了一定的平衡。 (二) 行政部门与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扮演的不同角色 美国行政部门主导贸易政策的制订，国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强了自己在贸易政策上的影响，国会，特别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由于其掌握税收相关法律的制定，从而对贸易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国会还可以通过制订并通过包括保护性条款、反补贴税、反倾销税等等在内的所谓“公平贸易”法律，来行使其贸易权力。那么国会与行政部门在贸易政策上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应该来说，从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美国政府结构中的权力分配来看，它们在贸易政策制订上存在着竞争，在不同的政策上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府的两个不同部门，在推进美国利益方面，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分歧只不过是实现手段上的分别，这就决定了它们的竞争虽然影响贸易政策，但也经常在贸易政策上合作来共同推动美国利益。因此，从本质上说，国会和行政部门在贸易政策上的关系，不是对手，而是盟友，美国贸易代表处与国会关键小组委员会紧密合作来应付出现的问题，向外国政府施压以打开其市场。但这种合作、盟友关系的建立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最为有效，否则，国会和行政部门因为持有不同立场而会影响各自的政策取向。 美国学者达施勒(I.M. Destler)列出了保证国会与行政部门在特定贸易政策上进行有效合作的四个条件[27] ，其中前两个条件，即两党合作以及行政部门推动其贸易政策的决心，起着更大的作

　　用。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2005到2006年，国会和白宫都控制在共和党手上，二者之间在贸易政策问题上能够合作;另一方面，布什赞成并推动对华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因此，国会与白宫之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2005年向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中国开始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开始升值。2006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夺回了国会两院控制权，2007年开始，共和党布什政府继续推行对华自由贸易政策，但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冲突不断，国会与白宫之间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分歧加大，行政当局与中国开展战略经济对话，并在布什总统的支持下，共同劝说国会放弃对人民币施压的几个威胁很大的法案，并采取了一些拖延手段，最终才避免与国会在此问题上爆发激烈冲突。 奥巴马政府时期，从2009年1月到2010年中期选举之前，一方面，白宫与国会都在民主党人控制之下，二者之间的合作不成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两年中，奥巴马一直未能将贸易政策放在优先地位。与两党对立的总体形势不同，国会里一直存在着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两党合作，而行政部门未能对国会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进行有效反击，因此，国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即便这样，行政部门仍然需要维护基本的自由贸易政策框架，维护美中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因此，虽然行政部门也时常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指责，但也保持着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底限，行政部门在贸易问题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特点，决定了只要行政部门保持其政策底限，保持与中国的正常贸易状态，他们最后都能够达到这一点。奥巴马政府时期，国会与白宫在对华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未能进行有效合作。 总体来讲，从2005年至今，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共同施压中国人民币升值。但由于行政部门贸易政策制定的优势地位与两党对立的局势，国会与行政部门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合作，这也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压力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 此外，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美两国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的存在，也使得人民币在

　　升值的压力得到了部分的缓解。 四 中美两国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其它声音 (一)美国方面 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认识有另外一面，但因为没有足够的声音和游说，这种认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在华盛顿决策圈子中没有足够的影响力。首先，一部分学者对此问题持有较为客观的观点，即人民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不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人民币重估、升值并不能使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减少。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持有这种观点并也通过媒体发表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见解，消除美国公众对此问题的误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2010年3月20日在《纽约时报》发表名为《关于中国货币的神话》的社论文章，列举了多个关于中国汇率问题的误解并加于澄清，如“人民币重估将会帮助到美国”，“人民币汇率重估对于减少全球贸易失衡至关重要”，“中国已经操纵其汇率好多年”等等之类的误解。[28] 另有美国学者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关于中国经济力的神话》，也对“让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能够做的减少其贸易顺差的最重要之事”的误解给予澄清。[29] 美国大商业公司和组织代表的美国商业界，特别是在华商业界也不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美中经贸最为重要的问题。中国美国商会2010年白皮书指出：“中国美国商会强烈支持中国人民币货币实现自由浮动的市场化汇率机制……然而，虽然货币问题非常重要，但美国政府过分强调了人民币汇率的严重性，目前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并未对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水平产生严重的影响，而是吸收了美国与韩国、日本等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赤字缩减额。此外，人民币重新估值可能只会使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赤字略有下降，而着眼于其他价格扭曲问题(例如中国的生产要素定价机制)将有可能发挥更大的贸易平衡调节作用。”[30]

　　白皮书指出，2008年夏天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6.83的水平，美国制造商的利润确实受到不利的影响，美国有理由认中国在2008年夏季后应继续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但在对这一政策做出评价时应当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就许多案例而言，供应美国市场的产品若不在中国生产，它们也会转到墨西哥或越南等其他国家生产。人民币的重新估值虽然可能有助于改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但并不太可能给美国重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其次，虽然在美国经济衰退期间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但人民币对其他国际货币出现了大幅贬值。因此，其他国家因人民币疲软而受到的影响比美国更加明显。[31] 问题在于，美国商界关于人民币的声音直到最近都没有对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舆论形成太大的反击作用。关于人民币被低估并造成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美国贸易赤字的舆论从2003年以来就已经形成，随着几年来国会相关立法的不断提出，已经成为主导了美国公众及媒体的认识。美国决策层无法忽视这一点，财政部也一直指责人民币政策阻碍了美国所需的全球经济平衡，妨碍了全球经济改革，要求中国继续推行较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为目标的改革，并直接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此前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组织起强大的联盟进行游说的美国商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已经分离，组织不起来那种联盟，而正如美国商会白皮书所言，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来自美国商界的反击游说力量并不是很强，只有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少数几个组织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表明他们的观点，而反之，来自其它制造业以及工人等利益集团，一些经济学家关于人民币低估是造成美国经济和就业受损的声音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完全占据压倒性优势。 (二)中国方面的观点 自从人民币汇率问题从2003年出现以来，中国方面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很快认识到这个问题背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1. 人民币没有严重低估 国内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人民币只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而没有严重低估。例如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撰文否定了关于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应该大幅升值的两个论据：第一，中国可贸易部门相对于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 近10年名义汇率未升值, 致使真实汇率严重低估, 需要经由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才能恢复真实汇率的均衡;第二，近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 2005年达到102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700亿美元,表明中国汇率严重低估, 需要大幅升值才能恢复贸易平衡。[32] 既然两个主要论据都不成立，人民币也就没有被严重低估。 国内经济学家的观点也为部分国外同行认同。除了认为人民币严重低估的美国彼得.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戈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等人持有的人民币严重低估，最高达40%的流行观点之外，还有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如蒙代尔和麦金农都认为，人民币不存在低估，反对人民币升值。因此总结来看，可以说，人民币到底有没有低估，低估了多少，存在不同的看法，没有一个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的观点，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2.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贸易巨额逆差和失业率不会起太大作用 在此问题上，国内经济学家、媒体以及政府观点高度一致： 首先，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美中贸易逆差问题是由美国国内消费大于投资、政府开支过大造成的。因此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美国政府需要削减开支，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美国储蓄率。中国相应增加国内消费，减少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占的比例，但由于美国经济规模远大于中国经济规模，因此美国自身政策调整比中国政策调整更有效，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作用有限。

　　其次，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美国的失业率问题，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完全是互补的，近年来,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并没有挤占美国自己原有的产业和市场，中国主要对美出口商品基本还是以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价格弹性低，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不是以比较高的价格继续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就是从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进口这些产品，不管是前者或是后者, 人民币大幅升值, 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也不会使这些制造业工作机会从中国转向美国。 3.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汇率制度上，多数国内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汇率有必要走向某种方式的浮动。中国政府也在多种场合表明并没有进行汇率操纵以进行不正当竞争，中国已经在按照自己的国情和时间表，推动关于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已经走向一定程度的浮动。 4.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是其国内政治需要 既然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低估多少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人民币升值对减少美国贸易巨额逆差和失业率不会起太大作用，中国政府也表态会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有一定和程度的浮动汇率制，那么，为什么美国多年来还是一直对人民币升值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美国及国际舆论都在热炒人民币升值呢? 中国学者、媒体和政府对此给出的答案是美国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将此问题高度政治化了。如林毅夫对此的解释是，2001年年3月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股市崩盘，接着发生了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激增，经济疲软，失业率增加，内外交困，于是他们也把国内经济的困难，失业率的增加归罪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激增, 试图以指责中国故意低估人民币币值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产品，抢走了美国的市场和就业机会，造成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增加，来转移国内选民对政府的不满。[33]

　　还有更多学者从美国政府中国会与行政部门在贸易政策上的不同影响和作用的角度，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美国国会政治的角度，解释了人民币汇率问题是如何在美国被政治化的[34]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利益集团与国会的运作导致了此问题开始被政治化，美国国会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下试图通过立法压迫中国升值人民币汇率，美国行政部门一方面需要回应此压力并进而对中国政府进行施压，但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以及整体对华政策的负责部门，行政部门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处理，这导致了行政部门和国会在此问题上的政策分歧，这是美国政府的结构特点和不同角色所决定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的过程，是由美国政治运作特点决定的。 (三)中美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同声音的影响 以上中美两国存在的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不同声音，对此问题的政治化有着一定的消解作用。 1.美国方面声音的影响 美国方面的这些声音代表着美国在政治化了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气氛中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在美国媒体以及学术圈的发声，影响着部分美国人士对此问题的看法，能为行政部门在进行理性决策时提供一些参考;对部分国会议员也会产生影响，影响着他们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投票及立法行动。美国国会中只是部分议员关注并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立法，大部分议员只是跟风投票。许多对华出口比较多的例如一些农业州的议员并不关注和支持这些立法，虽然在整个国会形成的关于人民币较为负面的舆论下，他们不可能站出来反对这些立法，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也会附和投票支持，但在解释其立场时，他们可以参考这些较为理性的声音。 美国商会为代表的商界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声音一直处于下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他们为保持和扩大在华经济利益而对美国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游说重点都指向中国的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

　　问题，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美中经贸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他们的游说在2010年以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行政部门的重视并由此上升成为行政部门同中国进行协商和谈判时的优先议题。历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都是这些商界发挥作用的好时机，他们也由此正在逐步地将美中经贸关系中的中心议题由人民币汇率问题转向市场开放、投资和增加相互出口、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去。 2.中国方面声音的影响 中国方面的声音对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同美国行政部门进行沟通和协商时能够发挥作用。中国政府代表中国同美国政府就此问题进行协商，明确告知中国的立场，如人民币并没有严重低估，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贸易逆差和就业问题的解决，并指出美国方面存在的问题，此问题在美国被高度政治化，影响到此问题的合理解决。通过这些声音的表达，也使得美国行政部门在回应美国国会压力时，或试图对华采取强硬措施时，不得不认真考虑中国政府的立场，从而导致其出台较为平衡和理性的政策。 五 结论及前景 2003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相关协会以及工会等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推动着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美国国内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并成功地创造出“被低估的人民币成为影响美国工人就业、拖累美国经济，造成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应该被纠正”的舆论，国会议员们在利益集团的推动下纷纷出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法案，行政部门也不断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国内逐渐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政治化是美国贸易政策制订中的国会选民政治以及国会在贸易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国会议员们不断提出并推动人民币法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通过它们，而是以此作为威

　　胁，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向选民邀功，以期实现其获得政治影响力、争取连任的最高目标，直接控制贸易政策并不是必须的，也不是最好的手段。在同行政部门的竞争中，议员们由于对贸易政策的关注度不如对方而容易让步，只要达到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目标就可以随时作出妥协。行政部门只要足够重视，它通常都能够主导其对外贸易政策。认识到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这一实质，有利于我们应对来自美国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压力。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美关系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根源在于美国制造业的下滑、两国贸易的不平衡和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和国会对此问题的政治化运作。因此，只要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不好转，制造业持续下滑，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继续扩大等这些因素存在，近几年内美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关注就不会停止，将会继续在各个关键的时间点上施加压力，例如每年4月中旬和10月中旬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汇率报告前夕，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八国峰会以及G20峰会等重大的年度国际经济会议召开前夕，或者是两国重要领导人互访前夕，美国大选或者是中期选举前夕，都是重要的施压时间，美国国会也会持续回应利益集团的压力，不断提出法案来施加压力。 根据以上关于国会在贸易问题上作用特点的分析，对于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立法的影响，一是不用太过担心，二是不能因此置之不理，需要适当应对，可以加强与相关国会议员的互动，邀请其访问中国，访问本身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中国可以给他们这个;缓解并处理此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沟通，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两国政府沟通协调机制，将此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回应国会所施加的压力，2006年以及2008年布什政府的表现已经表明这一点，奥巴马政府两年来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同时，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不同声音，和中国政府不断表达的不同看法，使得美国政府在决策时也不得不考虑中国政府的态度，这也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此问题的政治化程度，促成此问题的理性解决。最后，此问题将会随着美国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好转以及人民币的逐步升值而得到一定缓解。

　　参考文献：

　　1. Deardorff, Alan V and Stern, Robert M., ed. Constituent Interests and U.S. Trade Polic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2. Testimony of Thea M. Lee, “Before the Hearing of Commission 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 Federal News Service. 2003. September 25.

　　3.Bottelier, Pieter and Dadush, Uri. “The Myths About China’s Currency”. The New York Times. 2010. March 20. L.H.T. Op-Ed Contributor.

　　4.Kroeber, Arthur. “5 Myths about China’s Economic Power”. The Washington Post. Sunday. April 11. 2010. B3.

　　5.AmCham-China.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2010 White Paper.

　　6. Yeager, Holly. “US Senators Drop China Imports Tariff Bill”. Financial Times. 2006. September 29.

　　7.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世界经济》2007年第3期。

　　8.何兴强：《美国利益集团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当代亚太》2006年第2期。

　　9.周叶菁：《利益集团与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例》，《国际论坛》2009年1月，第11卷 第1期。

　　10. 侯隽：《保尔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保持延续》，《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2期。 注释： 1 该联盟由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钢铁制造商协会、美国纺织制造商协会、美国航空业协会等数十个美国贸易协会组成，代表着95%的美国出口商。联盟2003年1月协会会员发展到61个，2003年6月有80个，到2005年底发展到102个。http://www.sounddollar.org. 2 Phillips, Micheal M. “U.S. Manufacturers Lobby against Asian Rate Strateg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sounddollar.org. 3 【美国】彭博新闻社(Bloomberg)2003年5月15日的报道。转引自健全美元联盟网站：http://www.sounddollar.org. 4 Ibid. 5 “Coalition Praises Treasure Secretary for Making Undervalued Currencies a Top Global Issue,” 2003. Sep. 8. http://www.sounddollar.org/mnews80.html. 6 Testimony of Thea M. Lee.before the Hearing of Commission 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Federal News Service, September 25, 2003. 7 “New Bipartisan Congressional Coalition Urges President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China to Float its Currency”. July 31. 2003. http://www.sounddollar.org/mnews75.html. 8 法案内容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托马斯网站(http://thomas.loc.gov/)。该法案在二读后提交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此后再没有进一步行动。关于27.5%这个数字，法案是根据许多专家对人民币被低估的看法，最高的是40%，最低的是15%，取了两者的平均值27.5%。具体网址：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c108:S.1586: 9 “Senate Unanimously Passes Graham Resolution on Chinese Trade Abuses,” http://lgraham.senate.gov. 10 法案相关信息可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托马斯网站(http://thomas.loc.gov/)，该法案提交后无进一步立法行动。具体网址：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8:H.R.3364:

　　11 “Opening 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Sander M. Levin,” Oct. 30. 2003. http://waysandmeans.house.gov.

　　12 “Statement of China Currency Coalition in Response to USTR Rejection of 301 Petition,” Sep. 9. 2004. http://www.chinacurrencycoalition.org.

　　13 美国贸易代表处没有马上驳回该申诉，而是在后一个多月后的11月12日拒绝了议员们的申诉请求，给足了议员们面子。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网站。

　　14 “The NAM Trade Agenda for China 2005,” http://www.nam.org.

　　15 美国一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因此也不能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众议员菲尔•英格利希(Phil English 和阿特•戴维斯(Artur Davis )在中国货币法案一周后在众议院提出此法案(H. R. 1216)，参院法案(S.593)由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和埃文•贝赫(Evan Bayh)提出。

　　16 “Chinese Currency Manipulation Must Stop”. in http://www.nam.org.

　　17 “Schumer-Graham Aim To Level Playing Field On China Trade, Attach Amendment To State Dept. Bill”, 来自参议员舒默主页：http://schumer.senate.gov/new_website/record.cfm?id=260959.

　　18 “China’s Exchange Rate Changes Woefully Inadequate”. July 21. 2005. http://www.chinacurrencycoalition.org/newsarticles/072105.html.

　　19 Engler, John. “China’s Move on Currency: Potentially of Enormous Importance”. http://www.nam.org.

　　20 “Resolution of the NAM Board of Directors: Chinese Currency Manipulation”. http://www.nam.org.

　　21 Yeager, Holly. “US senators drop China imports tariff bill”. Financial times. 2006. September 29. from FT.com, available at: http://www.ft.com/cms/s/0/421165f8-4f4f-11db-b600-0000779e2340.html#axzz1CiZDG0WF, access on July 17, 2010.

　　22 侯隽：《保尔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保持延续》，《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2期。

　　23 “Schumer Urges President to Convene Summit on China Trade Immediately, Quickly Address Currency Manipulation”. in http://schumer.senate.gov.

　　24 本文提到的关于国会议员贸易行为的理论可参见：Deardorff, Alan V and Stern, Robert M., ed. Constituent Interests and U.S. Trade Polic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 97-100.

　　25 Yeager, Holly. “US senators drop China imports tariff bill”. Financial times. 2006. September 29.

　　26 “Schumer, Graham . “Withdraw China Tariff Bill as Bush Administration Pushes Long-Term Approach”. from http://info.hktdc.com/alert/us0620a.htm.

　　27 这四个条件是：第一，总统和贸易代表处将贸易扩张作为优先政策考虑反对保护主义措施时;第二，两党合作;第三，国会和行政部门在支持开放的贸易政策方面的良好合作工作关系;第四，战后贸易决策者已经从这个存在于决策圈子内的看法得到好处，即自由开放的贸易有着规范性的好处。参见：Deardorff, Alan V and Stern, Robert M., ed. Constituent Interests and U.S. Trade Policies. p. 101.

　　28 Bottelier, Pieter and Dadush, Uri. “The Myths About China’s Currenc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2010. L.H.T. Op-Ed Contributor.

　　29 Kroeber, Arthur. “5 Myths about China’s economic power”. The Washington Post. Sunday. April 11. 2010. B3.

　　30 AmCham-China.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 2010 White Paper. pp.31-33

　　31 Ibid.

　　32 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世界经济》，2007年第3期。

　　33 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世界经济》，2007年第3期。

　　34 如何兴强：《美国利益集团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当代亚太》2006年第2期;周叶菁：《利益集团与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例》，《国际论坛》，2009年1月，第11卷 第1期等等。

　　作者简介：何兴强，国际政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以利益集团、国会为主的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以及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11/5/13   发布时间：20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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