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仇朝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中国发展大国关系的重要指导方针。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在于：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即，在处理两国关系时，需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和发展道路，妥善处理两国间的分歧，求同存异，扩大共识，互利互惠;在应对地区及全球问题时，充分理解和尊重各方的关切、立场和政策，找出妥善的解决方案。中美之间如能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将会对未来国际关系发展产生积极的正面示范。

　　自去年2月习近平访美期间开始倡导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国官方在不同场合都特别强调这一理念。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意在探寻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新路径、新原则和新规范，打破“国强必霸”和崛起国必然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历史成见，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但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仅仅靠领导人或外交官的政策宣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扎实的行动，也就是要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或共同面临的地区与国际问题时真正体现这一理念和精神。理念和精神只有融入到实实在在的行动中才能体现出其价值和力量。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经济上相互依赖，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看法，但两国政治互信严重不足。从两国领导人互访或其他高级别对话后发表的声明中也可以看出来。当双方都不断强调进一步增进互信之际，恰恰说明两国间缺少互信或互信不足。而政治互信，恰恰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之所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政策取向，最重要的是在处理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与国际问题时，多做一些扎实工作。

　　中美之间存在和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视作反映两国政治互信程度的风向标。美国的军事威胁，朝鲜的战争喧嚣，已把整个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东北亚地区。朝鲜已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14日又重申“作为国家生命，核武器绝不交换”。高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已成为检验中美能否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

　　美国国务卿克里此番出访东亚时，在首尔表示，朝鲜必须在弃核问题上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美国不会为了谈判而谈判。他想看到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说服中国推动朝鲜重新回到核对话的轨道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则已明确表示，中国将与其它有关各方一道，为推动六方会谈和逐步落实2005年9月19日共同声明确立的目标发挥建设性作用。

　　可棘手之处是，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目标，不仅仅是弃核问题。它在试图打掉朝鲜核计划的同时，还惦记着改变朝鲜的政权和整个半岛的格局。半岛无核化符合有关各方利益，主要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有共识。但美国试图改变中国邻国政权之性质的活动，无疑会挑战中国的地缘和战略利益。美国目标的多重性，已决定了各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互信的限度。朝鲜不可能在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轻易放弃核武器;中国的表态也未必能够令美方满意，与美国的合作恐怕不能不有所保留。

　　国家间的互信和互疑都是累积的。在一个问题上形成的互信，容易迁移到其他问题上，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在一个问题上的疑虑，也容易迁移到其他问题上，破坏这些问题上的合作。朝鲜半岛局势在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政治智慧，也能照射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

　　(全文发表于《侨报》，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3/4/16   发布时间：2013/4/16

旧文章ID：853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纽约时报

　　《经济学人》杂志上周警告说，因为不断升级的中国东海岛屿纷争，“中国和日本或许会滑向战争开战”。这种预测可能有些危言耸听，然而双方的紧张关系已经促使部分美国分析人士敦促出台“遏制”中国的政策。

　　笔者在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时发现，有不少中国官员们相信这种政策不仅存在，而且是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政策的“核心”。国际关系学教授金灿荣公开宣称，“重返亚洲政策是个极其愚蠢的决定。”他还补充说道：“美国一无所成，还激怒了中国。中国是无法被遏制的。”

　　遏制政策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了，美国现在并没有，而且也不应该这么做。冷战初期的遏制政策意味着在经济上把苏联与世隔绝，并在周边建立起北约那样的联盟阻止莫斯科的军事扩张。这一政策导致了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直接引发越南战争的升级，这让遏制政策之父乔治·F·凯南大为懊恼。

　　冷战期间的遏制政策实际上包括禁止贸易往来和社会交流。但中国现在并不是当年的苏联，它并不寻求全球霸权，而且美国和中国不仅有巨额贸易，还有大量学生和游客交流。

　　94年克林顿时期我在美国国防部的东亚战略部工作，当时我们基于两点原因否定了推行遏制政策的打算。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我们就是在未来为自己树敌;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朋友，我们就有和平共处的可能。

　　我们设计了一个“融合但限制”(integrate but hedge)的战略，它有点像罗纳德·里根采取的“信任但要核实”(trust but verify)的策略。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接受中国的商品和游客。但1996年美日间的克林顿-桥本宣言又重新确认了美日安保条约，为东亚的稳定繁荣提供基础。美国同时也开始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与中国崛起相抗衡。

　　这一政策得到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支持。小布什总统继续增进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加强与中国间的经济纽带。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曾清楚表示，美国会接受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崛起。

　　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将海军资源挪向亚洲，但同时也涵盖了贸易、人权和外交等计划。正如其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伦在11月份时所言，中美关系中“既有合作的成份，也有竞争的成份。”

　　亚洲并不是一个整体，其内部权力平衡应当成为我们的战略核心。日本、印度、越南和其他国家并不想受受制于中国，因此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除非中国有能力成功地通过发展“软实力”吸引盟友，否则其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只可能会吓倒邻国，让他们联合起来施加对中国实施制衡。

　　美国在亚洲显著的军事和经济存在维持着该地区的实力均衡，并塑一个激励中国更加合作的环境。2008-9年金融危机后，有些中国人错误地认为美国处在永久的衰落中，中国又有了新的战略机会。结果是，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的关系都遭遇了恶化，这一过失印证了“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说法。

　　但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应当太强势。我们应当留心凯南先生关于过度军事化的警告，保证中国既不觉得被包围也不觉得被威胁。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若在应对气候变暖、传染病、网络恐怖主义和核扩散问题上相互合作，还能收获更多。

　　随着中国越来越依靠于中东能源，我们应当就海事监管加以讨论，保证自由航行，并让中国加入到海事演习中来。我们应当帮助中国开发诸如页岩气一类的国内能源，并鼓励中日恢复其2008年联合开采海底天然气的计划。我们也应当说明，只要中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就能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协商中来，该协定提议在环太平洋地区实行自由贸易。

　　简而言之，用遏制政策应对崛起中的中国不合时宜。实力就是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在很多时候，与他人国合作，而不是凌驾于他国，美国的实力才更强大。

　　约瑟夫·奈: 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即将推出新书《总统领导力和美国时代的创造》

来源时间：2013/1/25   发布时间：2013/1/25

旧文章ID：119

作者：李侃如  来源：布鲁金斯学会

　　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已收到如期效果，但目前战略却可能引发与中国的冲突。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克林顿时期中国事务总统顾问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向奥巴马呈递备忘，作为总统简报《大赌注与黑天鹅》(Big Bets and Black Swans)的一部分。其要点如下：

　　奥巴马总统为稳固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应采取怎样的措施?

　　美方应对新领导人习近平有何期待?

　　习会对美方的参与合作尝试有何反应?奥巴马应向习表明哪些政策立场?

　　全文如下：

　　您针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已收到如期效果，包括让中国相信美国说自己有能力和决心长期在该地区扮演领导者角色并非戏言。但这一策略同样也在导致其他问题，并威胁和弱化其基本目标。因此，现在正是审慎地再次评估再平衡战略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换届正为您提供了这一契机。

　　您的目标应该是确保亚洲在下一个五到十年内为世界及美国经济的繁荣做出实质贡献，减少那些既耗费美国财力又削弱该地区经济活力的安全困境。

　　不幸的是，目前您的战略反而恰恰在增大不良安全的后果。显而易见，中日领土争端变得越发尖锐，北京错误地假设争端四起即意味着美方在战略上怂恿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群岛越过底线激怒中国，从而让这些国家——及东南亚国家联盟——更团结也更依赖美国，并按照这种假设进行运作。

　　我们的积极参与正促使该地区各国对我们夹道欢迎，这在短期来看令人满意，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会对美国产生威胁。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一边鼓励美国加大安全承诺，一边也同样把自己的经济未来与中国的增长绑在一起。美国因此很有可能把亚洲变成中国更大的利润中心(通过经济和贸易纽带)，同时也变成美国主要的开销中心(通过安全承诺)，特别是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不奏效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

　　建议：

　　为改变这一趋势，您应该在今年春季主动采取措施稳固与中方的双边关系，同时不断在该地区加强力量，让自己的盟友安心。亚洲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中美两国中择其一，也再没有哪个国家会害怕两国集团的出现。所有国家都在寻求一种“睿智管理”式的中美关系。因此，一种能促进中美关系并促进区域稳定的措施就可能会增强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地位。

　　背景：

　　中国领导人换届带来了机会。中国人目前更爱发声，更会挑剔也更加民族主义，习近平担心自己如果处不好和人民的关系，就会面临对中国制度的严重挑战。习近平必须下力气改变这种使社会政治愈发不安的发展模式，即使这样会使发展速度放缓。

　　早先的猜测认为习近平比胡锦涛更开放，政治上也更灵活，但其变革的特别方式和能力尚不为人所知。他可能会在区域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表明中国的决心，也可能会欢迎压低国际紧张态势的机会，从而更专注地处理国内转型问题。您应当为其提供明确选择，让他采取后一种策略。

　　您应当特别为习提供一种改变游戏(game changing)的机会，把中美关系放在一种更可预测的、长远的立足点上，既要保护中国关键利益，也要在关键的双边、区域和国际问题上更加深入地参与其中。但凡任何一种能使中国行为大有起色的美国政策都会在整个亚洲受到欢迎。

　　北京的官僚作派无法使其主动提出如下我所推荐的观点。习就是想让美国先出牌再考虑如何反应——然后真正的谈判才能开始。因此，您必须提出最初的议事日程。

　　该策略就是向习提供绝对善意的努力，帮其处理刺激性因素，前提是中国在如下美国所关注的关键领域里同您的政府合作。您可以做出一些重要的事来改变中国对美国意图的估测，同时推进美国的特殊利益。

　　我建议您尽早同习接触，与其建立亲近的个人关系，并利用这种关系提出一项四年中美关系框架，该框架将为今后10到20年提供坚实的信任基础，同时也为中国高唱的“新型大国关系”之歌提供内容，同时建议每年至少与他举行四次半天的峰会——不是那种一个小时的双边峰会，而是在多边活动峰会期间与他单独相见。实质上，您还可以考虑提出如下几点：

　　现行的战略经济对话(S&ED)在结构上就对中国来说非常奇怪，且从未给经济和外交领域带来持久对话。请提议将其重新组装成持久的(而不是一年简短地开一次会的)政治军事对话，同时建立独立的经济对话机制，如同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所主导的战略性经济对话。

　　就政治/军事对话而言，提议建立战略安全对话(S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每年召开四次全天会议，双方需有各自的工作小组保持正常联系。在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简短召开的两次战略安全对话是唯一让双方军事和外交政策专家们共处一室的正式中美对话。在四次战略安全加强对话中，应有至少有两次对话专门讨论十年内美中在亚洲的大体态势——包括基本想法、指导思想、核心考虑/利益、及那些相互制约能带来双边利益的领域。美国从未与中国进行过这种讨论，这对于建立战略性信任来说可能至关重要。

　　中美军军关系大大落后于民民关系，您请提出一些措施以缓解这一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认为美国限制邀请其参加军事演习说明美国对中国有敌意。您可以暗示动用豁免权来允许解放军参与日后由美国组织的军事演习(国防部长帕内塔已在2013环太军演中这样做过)。您也可以在军事合作方面与中方讨论如何保价格合理的石油更好地运出波斯湾。

　　相关方面，海洋领土争端正使中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越发警觉。您可就此可信地澄清我们的原则，以减轻中方疑虑。您的声明应当澄清：美国在与自己无关的领土争端中将不会对主权问题奉行任何立场;美国支持东盟在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下集体与中国谈判，以减少领土争端升级的可能，但不主张中国就领土争端与所有东南亚国家进行谈判;同时美国会坚持其和平解决争端、航海自由(包括经济专属区)、及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商业目的公司正常获取海洋资源等核心原则。

　　您可提出其他措施促进经济合作。比如说，这些措施可以包括深化中美双方投资条约的谈判;邀请中国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参与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来;完成长达数年的出口政策审核，这样既帮助了美国企业，也消解了中美经济关系中严重的刺激性因素;引导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展开协商分支，帮助中国公司理解美国相关投资法案法规;并指出美国愿意在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上与中方合作，发展出帮助主要排放国增强处理气候变化能力的合作方式。

　　以上是您与习近平接洽的内容与范围的要点，您还可以暗示如果习也能在以下问题上做出同等程度的努力，美国愿意将以下几点双边协商的一揽子内容：

　　`缓解海洋领土争端紧张局势

　　`进一步深化中美军事合作，深化亚洲长期战略姿态的讨论

　　`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

　　`向美国开放中国经济其他领域(特别是服务行业)

　　`加强个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联合举措

　　结论：

　　习可能无法也不愿积极回应您的要求。但尽早提出这种大范围的举措并不会带来多少损失，因为您要寻求的是相互协商，而不是美方的单边行动。这样做的回报可能会非常大，中美双方都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使我们的整体再调整战略转化成长期的、惠及整个地区的成功。

　　Kenneth Lieberthal: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 January 17, 2013

　　Bringing Beijing Back In

　　The U.S. rebalancing strategy (pivot) toward Asia has produced desirable results, but the current strategy could increase security conflicts with China. Kenneth Lieberthal drafted this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Obama as part of Big Bets and Black Swans: A Presidential Briefing Book.

　　· What steps can President Obama take to solidify and strengthen America’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 What should the U.S. expect from Xi Jinping as a leader?

　　· How could Xi react to U.S. efforts to engage and cooperate? What policy positions should President Obama make explicit to Xi?

　　Download Memorandum (pdf) | Download the Presidential Briefing Book (pdf)

　　TO: President Obama

　　FROM: Kenneth G. Lieberthal

　　Your rebalancing strategy toward Asia has produced desirable results, including convincing Chin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serious, capable and determined to be a leader in the region for the long term. But this strategy is also generating dynamics that increasingly threaten to undermine its primary goals. It is therefore time to rebalance judiciously the rebalancing strategy, and China’s leadership change provides you with an opportunity to do so.

　　Your objective should remain an Asia that, five-to-10 years from now, will contribute substantially to global and U.S. economic growth and will mitigate security dilemmas that drain American treasure and reduce the region’s economic dynamism.

　　Unfortunately, at this point your current strategy is in danger of actually enhancing rather than reducing bad security outcomes. Most notably, territorial disputes have become sharper, and Beijing is largely operating under the false assumption that the flare-up of these disputes reflects an underlying U.S. strategy to encourage Japan,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to push the envelope in the hope that Chinese responses will lead those countries — and ASEAN — to become more united and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 mats for our increased security engagement are now being laid out around the region. This is satisfying in the short term but carries longerterm risks. U.S. friends and allies are encourag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enhance its security commitments, but they are also tying their economic futures to China’s growth. The United States is thus in danger of having Asia become an ever greater profit center for China (via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and a major cost cen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via security commitments), especially i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does not develop as hoped.

　　Recommendation:

　　To shift this trajectory, you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his spring to solidify and strengthen the cor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le continuing to provide reassurances to allies and partners of U.S. staying power in the region. Nobody in Asia wants to have to take sid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none any longer fear a G-2. All seek “wise management” of U.S.-China relations. An initiative that improves U.S.-China relations and contributes to regional stability can, therefore, potentially enhance U.S. position throughout Asia.

　　Background:

　　China’s leadership change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Xi Jinping fears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Chinese system if he cannot improve relations with a population tha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vocal, critical and nationalistic. Xi knows he must significantly alter a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s exacerba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tensions, even as the rate of growth slows.

　　Early indications are that Xi is more open and politically agile than was Hu Jintao, but his specific priorities and capacity to effect change are not yet known. He may take a strong stance on regional issues to signal China’s determination or he may welcome a chance to tamp down international tensions to focus more on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You should give him a clear option to pursue the latter approach.

　　Specifically, you should offer Xi a game-changing opportunity to put U.S.- China relations on a more predictable long-term footing that protects critical Chinese equities but also requires that China engage more positively on key bilateral,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Any U.S. policy that moves the needle on China’s behavior will be welcome throughout Asia.

　　Beijing is bureaucratically incapable of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suggest the ideas recommended below. Xi will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put cards on the table to which he can then respond — and then the real negotiation will begin. That lets you shape the opening agenda.

　　The strategy is to offer Xi full good-faith efforts to deal with key irritants, provided China works with your administration on the areas of major U.S. concern indicated below. You can do important things to change Beijing’s calculus of American intentions while also advancing specific U.S. interests.

　　I recommend that you engage with Xi Jinping early on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trong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Use this to propose working out a four-year framework for U.S.-China relations that establishes a solid foundation of trust for the next one-to-two decades and provides substance to China’s mantra of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Suggest that at least four times per year you and he hold half-day summits – not onehour bilaterals — on the margins of multilateral events. Substantively, you might raise the following for consideration:

　　The current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 (S&ED) is structurally very awkward for China and has never produced a sustained dialogue across the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y spheres. Propose that it be repackaged into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mil) dialogue that is sustained (rather than a brief annual meeting) and a separate economic dialogue that closely parallels the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 that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Paulson led.

　　For the pol/mil dialogue, suggest an enhanced 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 (SSD) that convenes four day-long meetings a year, with each side establishing a working group for ongoing liaison. The 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 which met briefly twice under the S&ED, is the only formal U.S.-China dialogue that brings together milita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ders in the same room. At least two of the enhanced SSD meetings should exclusively address overall U.S. and Chinese security postures in Asia a decade hence – basic thinking, pertinent doctrine, core concerns/interests, and areas where mutual restraint may benefit both sid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held such discussions with China, and they may be critical for building strategic trust.

　　U.S.-China military-to-military (mil-mil) relations lag far behind those of their civilian counterparts. Suggest several initiatives to relieve some of the strain in that sphere. The PLA sees restrictions on inviting them to military exercises as indicative of hostile U.S. expect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You can indicate the possibility you will use your waiver authority to permit PLA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future U.S.- organized military exercises (Defense Secretary Panetta has already done this for RIMPAC 2013). You might also offer serious discussions on military cooperation to assure better the ongoing flow of reasonably-priced oil from the Persian Gulf.

　　Relatedly,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are feeding China’s wariness about U.S. strategy in the region. You can offer to clarify authoritatively our principles to reduce Chinese suspicions. Such clarification would make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ake no position on sovereignty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to which it is not a party;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an ASEAN collective negotiation with China on a Code of Condu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tential for territorial disputes to escalate, but does not seek Chinese negotiation with all of ASEAN on resolv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dhere to its cor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management of disput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cluding i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and normal commercial access for American and other firms to maritime resources.

　　You can suggest various initiatives to enh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se might include, for example, intensifying negotiations for a U.S.- 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inviting China to engage on the TPP when Beijing feels it is able to do so; completing the years-long technology export policy review, which can help U.S. business while also removing serious irritants in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directing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establish a consultative arm to help Chinese firms understand the pertinent U.S. invest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ndicating U.S. interest in working with China at the 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to develop cooperative ways for major emitters to improve their capacity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above highlights the scope and some of the content of what you might indicate to Xi that you are prepared to move forward on as a package, if Xi will put together a comparable level of effort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 Mitigation of tensions over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 More extensive U.S.-China mil-mil engagement and discussion of longterm strategic postures in Asia

　　?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 Opening additional area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especially in the service sector) to American investment

　　? Strengthening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and engaging on cyber-security threats

　　? Joint initiatives on climate change

　　Conclusion:

　　Xi may be unable or unwilling to respond significantly to your offer. But taking this wide-ranging initiative early on costs little or nothing, since you would be seeking to begin a reciprocal negotiation, not to commit the United States to unilateral actions. The payoff is potentially very large in reshap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behavior in ways that will make our overall rebalancing strategy a long-term region-wide success.

来源时间：2013/1/21   发布时间：20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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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仇朝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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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朝兵-从公共外交看中美关系的未来

来源时间：2013/1/7   发布时间：2013/1/7

旧文章ID：855

作者：  来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宋国友：“创造和力，实践包容性发展，使中国成为主导世界和平与合作的积极力量”，载林尚立主编：《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 韦宗友：“西方国际干预理论视角下的‘失败国家问题’”，载张藴岭主编：《西方新国际干预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 汪晓风：“社交媒体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定位与政策运用”，《美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 
• 吴心伯：“北京方面对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期望——制定更加明智的中国政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2年12月 
• 涂怡超：“当代美国学界关于美国宗教与政治研究综述”，《宗教与美国社会》，2012年第七辑 
• 涂怡超：“美国基督教慈善组织海外事工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载陶飞亚、刘义主编《宗教慈善与中国社会公益》，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涂怡超：“当代基督宗教传教运动”，载徐以骅等著《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蔡翠红：“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美国研究》，2012年第3期 
• 韦宗友：“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与人道主义干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 
• 刘永涛：“‘民主’语言和强权行动：冷战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 
• 宋国友,袁文瑾：“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 Strategie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2 
• 涂怡超：“宗教与当前非传统外交：理论、战略与机制”，《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 
• 潘亚玲：“从捍卫式倡导到参与式倡导——试析中国互不干涉内政外交的新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 
• 宋国友，高群博：“经济地理、政治版图与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权力效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 
• 吴心伯：“中国如何看待未来的中美关系”，载沈大伟著《纠结的巨头：美国和中国》，罗曼与利特菲尔德出版社，2012年 
• 吴心伯：“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ASEAN-Plus-Three Process on East Asian Security”，in Avery Goldstein and Edward D. Mansfield eds., The Nexus of Economics,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潘锐：“‘上海公报’发表40年与当前的中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 
• 韦宗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国际观察》，2012年第6期 
• 信强：“Cooperation Opportunity or Confrontation Catalyst? The Implication of China’s Naval Development for China-U.S. Relation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USA-SSCI), Vol.21, No.76, 2012 
• 信强：“Glob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Doshisha University American Studies (Japan), No.18, March 2012 
• 吴心伯：“Forging China–U.S. Partnership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 21, Issue 75, 2012 
• 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  

来源时间：2013/1/1   发布时间：2013/1/1

旧文章ID：2277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在今年7月的中非论坛上，中国宣布今后三年将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一名中国社科院非洲问题学者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讲的话很能说明中国援非方向的变化：“现在的援助更重视非洲的需要”。而西方媒体依然对中国援非表现出“心理上的不平衡”，给中国冠以“帝国主义”的帽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黛博拉，布罗迪加姆研究中国援非问题近30年，在非洲进行过多次实地调研，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非洲。在她所著的《龙的礼物：中国人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中，黛博拉用大量资料分析和案例研究还原了中国援非的真相，驳斥了西方媒体称中国是“流氓捐助者”的偏见。近日， 《环球时报》记者就中国援非话题对黛博拉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为什么想到用一本书传达中国援非的真实情况?

　　黛博拉：这本书并不是宣传我的个人观点，而是讲述我的研究。我最早在1983年研究中国援非情况，当时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善者诸事顺》，讲述中国对非援助的双赢结果。我习惯于寻找世俗观点背后的支持证据，因而知道世俗观点常常经不起推敲。当然，一些世俗观点有时是正确的。比如，劳资关系确实是很多中资公司面临的问题，环保理念也需要切实推行。

　　但这确实也是存在于中国本土的问题，所以不奇怪在非中资公司同样面临这些问题。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新闻媒体在中国与非洲这一问题上已经形成定势思维”。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黛博拉：在援助问题上，媒体和议员并不是研究人员。即便有少数例外，但通常记者并不会花大力气调查所报道的事件，他们更多是读读别人撰写的报道然后就照搬不误。这就是为什么诸如“有100万中国农民在非洲”之类的荒唐谣言能够来来回回传播的缘由。与此同时，部分舆论指责中国在官方援助项目上并不够透明。其实，巾国与发达国家在援助方式上存在本质不同。西方国家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有责任去干涉别国事务，而中国并不情愿这样做。

　　记者：有人认为， “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在您看来，这是真的吗?

　　黛博拉：部分人认为，中国与大多数非洲国家复制了殖民时代的贸易关系–中国出口工业成品，同时进口非洲的原材料。这是事实，但并不是中国的错。非洲国家政府在实现结构转型的道路上需要一步一步走。与此同时，非洲人士曾经告诉我，他们记得殖民主义的模样：军事占领、政治屈服、土地强占和高压统治。他们认为有人将今日中陶的贸易与投资视作曾经欧洲国家数十年的殖民控制是很可笑的。

　　记者：中国对非援助面临的主要误解之一是被认为想要谋求非洲的资源，您用了5章来解答中国援非的真正目的。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黛博拉：中国致力于非洲发展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对外援助是大多数时候的主要方式。彼时援助的政治色彩很浓，部分是为了获取国际关系的支持。今日之中国已经具有全球性力量，但是援助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同时非洲在经济意义上也日渐重要。资源只是其中一部分，但人们不能忘记中资建筑公司在非洲每年超过400亿美元的建造合同，那更是利益所在。

　　记者 ：《龙的礼物》成书于2009年，现在3年时间过去了，西方和非洲媒体中，对中国援非持怀疑态度的声音在增加还是在减少?

　　黛博拉：要让世人明白中国在非洲的各类事务实在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部分事务并不是“援助”，而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做生意。我认为这是由于西方民众往往习惯于政府只管往非洲撒钱，而并不关注当地商业发展造成的。许多人先入为主地判定，如果钱是从政府来的，那这笔钱无疑就是援助。中国的例子告诉西方，还有其他方式来支持被援助方的发展。比如，中国政府在非洲援建100个清洁能源项目，这对非洲有利，也促进厂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

　　记者：想要西方扭转偏见，中国可以做些什么?

　　黛博拉：提高透明度，包括援助项目、援助金额和使用方式，这些都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对非援助的具体数据是逐渐透露的，而发达国家的援助数据通常从一开始就是透明的，按照具体国家和年份区分。这是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果中方官员能够花更多时间与伙伴国家商讨如何协作，促进被援助国家的未来发展，这不但对非洲国家有所裨益，相互沟通的发达国家和中国也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更多东两。比如发达国家存进行项目评估和公开评估结果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如果中国能够对援助项目进行更完善的评估，将是很好的进步。我观察到这方面的进展，不久前我在肯尼亚就遇见来此进行项目评估的中国队伍。接下来如果能够将评估结果公开，放到互联网上，就更棒了。

来源时间：2012/9/3   发布时间：20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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