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何黎  来源：FT中文网

    亚洲着眼于长远。我曾经在北京出席过一个关于美国未来实力的研讨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出的“考题”是，美国在2050年将处于何种地位。在一个通常不愿暴露执政精英分歧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引发了令人吃惊的热烈辩论。

一方认为，地理、人口、资源、经济活力、科技和军事实力等构成美国实力的要素将会经久不衰。另一方则认为，美国将会步历史上那些大国的后尘，由于政治僵滞、文化颓废和经济衰落而衰败。争论没有定论，但第一方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这场辩论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北京奥运会之前。我猜测，如果他们时隔几年再次进行这种辩论，悲观（或者实际上是乐观？）的那一方将会获胜。这几年我在东亚地区不断听到美国即将后撤的说法。无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对手都怀疑美国能否坚持到底。

日常生活中的道理也适用于地缘政治：潮流会变。韩国主要的外交政策智库峨山研究院(Asan Institute)在反复斟酌后最终将一个问题确定为其年会的主题：“美国回来了吗？”上周齐聚首尔的政策制定者们给出了并不犹豫的肯定答案。报道美国的衰落实际上还为时过早。看看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访问华盛顿期间签署的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许多人会说，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实际上，两个世纪以来，华盛顿一直致力于找到解决全球最剧烈动荡的新方法。同样，其他人则认为，情绪的改变反映出对美国根本实力的重新评估，而不是反映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重返亚洲战略的任何新举措。

不久前，美国还以经济低迷、赤字上升和政治僵局为特点。现在美国已经恢复增长，赤字也在下降，而且奇迹中的奇迹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国会密切合作。页岩油气也成为美国的又一个优势因素。

如果说美国回来了，那么中国已经崛起。在长期低调之后，中国政府正寻求将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抱负结合起来。无论是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建立空军基地、与巴基斯坦签署援助协议、在中亚地区开辟新的丝绸之路，还是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等新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表达中国的主张时，已没有任何犹豫。像北京和华盛顿围绕亚投行发生的那种冲突，以后可能还有很多。

与亚洲大国关系的重构相比，当前中东地区的暴力冲突在地缘政治上只是配角，尽管这么说并不容易让人接受。21世纪的全球秩序条款将首先由中美关系中的“3C”（即合作、竞争和冲突）决定。迄今中美之间一直是磕磕碰碰的合作和竞争，但它们距离冲突仅有一步之遥。

北京方面称其新的世界观没有任何攻击性。大国的角色之一是保证本国周边的安全。北京并不打算今年（或明年）将美国挤出东亚，但华盛顿构建的双边同盟网络是冷战留下的后遗症。亚洲国家主宰本地区地缘政治事务的时刻终将到来，而且很可能是在中国的领导下。我曾听一位中国高官说：西方是时候丢掉“旧思维”了。

对华盛顿而言，它正在放弃认为崛起的中国可成为当前全球秩序利益攸关者的想法。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是共和党热门总统人选、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官员。一份可能被他看中的报告，呼吁对华采取明显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份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学者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参与撰写、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的题为《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的报告，概述了一项调集美国一切实力要素保持其东亚“主导地位”的计划。

“主导地位”在这里对美国的一些盟友以及北京来说，都是一个刺痛神经的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上，即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它能继续在此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

但制衡中国只是一个方面。尽管感到不安，但中国的邻国们在与北京友好相处方面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寻求永久优势的美国将会招致冲突。不可阻挡的力量与无法撼动的目标之间冲突的画面浮现在人们脑海中。

如果修昔底德(Thucydides)还在世的话，他很可能会说，这一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吾辈或许希望，历史自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以来进步了一点点。任何一方都不想发生冷战，更不必提军事对抗行动了。然而，情势正在变得严峻。最好局面可能也就是一种极冷的和平状态。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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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  来源：腾讯《大家》

　　随着希拉里·克林顿在一片喧哗之中踏上白宫之旅，2016年大选中的家族戏份已不能再多。前总统的太太、前总统们的儿子和弟弟、曾经总统参选人的儿子，克林顿、布什以及保罗这些为人熟知的姓氏反复见诸报端，足以令世人找到了对美国政治所谓“家族化”或“王朝化”评头论足的噱头。不过，在嬉笑怒骂之前，或许要先清楚华府的政治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化”?

　　首当其冲的是，美国政治到底是在“什么化”，亟待厘清，在政治上的词汇混用并不是一种严肃且公允的做法。一般而言，“家族”指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通常要包括几代人;而“王朝”则更为强调一个国家或政体由某个家族持续统治的状态。

　　基于这两个释意，比尔和希拉里的夫唱妇随只是“家族”的未完成品。即便希拉里最终如愿坐上夫君曾经的宝座，他们也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构不成“家族”。而具有血亲的昔日“第一女儿”切尔西虽然连公婆都是前任国会众议员，但她本人毕竟仍未步入政坛，所以也就没有了“几代人”的参与。换言之，克林顿一家充其量是个“政治家庭”，有些向“家族”过渡的潜质而已。

　　相比之下，已宣布角逐2016的兰德·保罗可谓是传承了其父罗恩·保罗在1988、2008及2012三度参选的衣钵。而这两位秉承着自由意志主义的非主流共和党人得以先后在得克萨斯和肯塔基两州选入国会，也堪称一段“政坛佳话”。但保罗父子的从政生涯未免太过地方化，又从未触碰权力核心，还有些被边缘化倾向。与其用贵族气、高大上的“家族”来形容，更适合保罗一家的词汇其实是“政治世家”。

　　反观布什们，从新英格兰发迹，又在南部生根开花，至今已有四代叱咤政坛，无愧为“政治家族”。如果杰布·布什2017年入主白宫，“一门三总统”的豪气可谓登峰造极。

　　不过，如果与另一个贴有“王朝”标签的肯尼迪家族比较，布什家族至少目前仍与“王朝”存在一点点差距。布什家族的从政脉络相对简单，从康涅狄格到得州再到加州，从政府官僚到国会议员，从州长到正副总统，且尽皆共和党人。

　　更为关键的是，布什家族从第一代及普雷斯科特当选国会参议员至今遭遇了多个“政治缺席”：即1963年普雷斯科特卸任到1967年老布什出任国会众议员的4年、1993年老布什卸任总统到1995年小布什出任得州州长的2年以及2009年小布什卸任总统至今的将近6年。杰布的长子小普雷斯科特虽然已于2014年初涉政治，但其当选的得州土地专员还远不具备联邦影响力。

　　布什家族的“政治缺席”损害了其晋升为“王朝”的延续性，而肯尼迪家族则毫无压力。自1947年约翰·肯尼迪当选国会众议员至今，肯尼迪家族从未离开过主流政治。其中从2009年特德·肯尼迪病逝到2013年家族第四代约瑟夫·P·肯尼迪二世出任国会议员的4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国会中唯独没有肯尼迪家族成员的短暂间隙。不过，也就在这1460天中，肯尼迪家族两位女婿即阿诺德·施瓦辛格和安德鲁·库奥莫恰好完美补位。前者是加州共和党籍州长，于2011年卸任，后者则以民主党人身份在2011年初接任了纽约州州长。

　　施瓦辛格和库奥莫两位“外戚”的加入，巩固了肯尼迪王朝的“大一统”：从马萨诸塞到纽约、再到加州，从国会议员到总统、到州长再到驻外大使，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其家族成员几乎容纳了政治全光谱。值得一提的是，库奥莫同样出身于纽约州的政治世家，其父曾任纽约州州长12年。虽然库奥莫在2005年就与肯尼迪总统的侄女离异，但并不妨碍这段长达15年的政治联姻为他带来的平步青云。

　　于是，2016年大选就变成了政治家庭、政治家族或政治世家的混战，也像是鳞次栉比地镶嵌着某个特定政治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岩层。而这里的特定政治形态或者可以统称为美国政治生活的“私人化”趋势，即从事政治、参与甚至主导政治生活日益成为了某些具有亲密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的群体的私人专属选择。

　　“私人化”是政治传统吗?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并没有世袭的贵族，联邦宪法的第九款和第十款还曾明确禁止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授予任何贵族爵位”。

　　但对私人化政治的追溯，几乎要回到国家成长史的襁褓之中。在国家奠基的峥嵘岁月里，绝大多数历史参与者更为关注的事情是生存本身，只有一小撮达官贵人才会在衣食无忧之后混迹于公共事务。在“小池塘”中的这些“大鱼”也就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进而长期占据了政治舞台的头牌，甚至荫庇给了家族里的其他成员，从而奠定了某种传统。

　　随着镀金时代的不期而至，经济上的垄断发展需要政治上长期而稳定的代言人，政党机器与政党老板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而家庭或家族的连接则成为政治寡头最为信赖的组织结构：丈夫在国会里为内弟的炼钢厂辩护，而表妹的煤矿业需要坐在州长办公桌里的表哥背书，甚至某些家族成为了某个特定地区或产业利益的惯性代理人。

　　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大鱼”(fish)当属纽约州的哈密尔顿·费什(Hamilton Fish)家族。从1845年到1995年漫长的150年中，四个“哈密尔顿·费什”先后在国会众议院中任职，坚定捍卫着纽约上州保守的农业利益。

　　不可否认，在进步主义运动之后，特别以初选制度被两党普遍接受为节点，普通公众实现所谓“美国梦”的参政之路日益得以扩展。有统计也显示，1789年第一届国会两院中至少有45%分享着某种程度上的亲属关系，而这个数字在今天大概是10%上下。这个指标的下降应该与议员专业化、参议员普选、初选普及等历史制度变迁脱不了干系。但却丝毫无法否认政治“私人化”所折射出的阶层固化趋势。

　　曾以“独自打保龄”来揭示美国社区生活衰落的罗伯特·普特南最近有本新书问世，书名叫《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在书中，1941年出生的普特南拿自己的父辈与后辈在社会流动中追逐“美国梦”的轨迹加以对比。其结论是，父辈更容易通过接受教育、努力工作来过上好日子，而作为“我们的孩子”的后辈却似乎被锁在了某个阶层之中，无法获得上升的足够机会。这种所谓的“机会差”在战后半个世纪的美国财富积累中愈发突出，导致了侵蚀着美国梦的阶层固化。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Robert D. Putnam, Simon & Schuster, 2015)

　　在政治世界里，固化就意味着，普通人跳入“池塘”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跳进去，也不太容易与祖祖辈辈在水池里繁衍的“大鱼”们形成竞争。被放置在如此“强化循环”中的政治传统降低了从政对普通公众的吸引力，只剩下某些姓氏的“近亲繁殖”，政治与政策的品质也就难以保障。

　　“私人化”在选举中有用么?

　　私人化给美国政坛罩上了阴霾，全美50个州几乎都存在着至少一个政治家族或世家，有的已枝繁叶茂，有的尚处于第一、二代的铺展阶段。如此蔓延之势与竞选生态的塑造密切相关。

　　竞选其实是“口水”和“胶水”的战争。所谓“口水”就是要滔滔不绝地宣传自己，即对知名度的要求;而所谓“胶水”就是要贴海报、办活动造势，这些都必须“烧钱”，即对资源的渴望。

　　对政治漠然、更为关心个人世界的普通公众而言，崭露头角的“政治素人”需要大量投入才能赢得充分关注，而一个具有高知名度的姓氏足以实现民意认知上的前期优势，甚至可以发挥简化动员并强化催票。

　　再如，出身名门的参选者往往刻意淡化家族所掌握的财富与资源，但借助家族人脉，他们总会更为轻而易举地吸引到大量财政捐款支持，这部分捐助是拉动他们延续政治生命的最根本引擎。

　　又如，政治世家走出来的候选人更易走上层路线，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党内重要人物的背书，很快得到本党高层的支持、政治资源的配置以及主流媒体的关注。如今，某些认定2016年总统大选极可能希拉里与杰布对决的推测，也正是基于这些逻辑。

　　但即便如此，拥有一个显赫的姓氏甚至有父辈背书，并非进入政治快车道的完美保障。父辈的辉煌只能扮演一个类似敲门砖的角色，可能提升其从政起点，但远远难以锁定胜局。

　　2006年，前总统卡特的长子杰克曾高调代表民主党竞选内华达州国会参议员，在共和党反恐战争饱受诟病的大好形势下，仍旧因不擅竞选而遗憾败北。8年之后，卡特的孙子贾森又尝试竞争祖父曾经出任的佐治亚州州长职位，却还是铩羽而归。

　　同样发生在2014年中期选举的是：前总统迪克·切尼的女儿伊丽莎白尝试在怀俄明州国会参议员初选中挑战在任者，但即便驾驭了茶党力量也未能如愿;在整个80年代左右美国防务政策的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萨姆·纳恩的女儿米歇尔获得民主党提名来角逐父亲原本的席位，但也惨败给共和党对手。

　　对于这些无法延续家族荣耀的失败，公众更为愿意接受的解释是，虽然他们具有足够的知名度与资源，但却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从政能力，因而无法令选民买账。换言之，即便候选人坐拥显赫的背景，但他们仍旧需要博得选民的信任;选民有全权来决定是否给候选人的加冕续约。

　　不过，在造星选秀般的选举政治过程中，知名度被金钱等资源过度包装甚至捏造，进而又吸引来新一轮的资源投入。普通选民能看到的优劣只是候选人或其对手希望被看到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满意或信任所基于的判断是谁更谙熟这套把戏，并非谁真的胜任。于是，失败的显赫候选人其实只是没有演好罢了。

　　无论该用什么词汇来界定政治生活的私人化趋势，美国政坛上的“家族化”或“王朝化”本身并非问题的关键。真正的政治败坏来自被蒙住眼睛的“民意表达”。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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