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春铭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一项对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价值观比较研究的报告显示

近九成中国学生认为“中国前景光明”

　　本报讯（记者 张春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价值观比较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高中生最看好国家的发展前景，88.8%的中国高中生认为“中国的前景光明”，较美国高近30个百分点，较日本和韩国分别高56.9和55.7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近九成中国高中生认为学习重要，在四国中位列第三。美国高中生认为学习重要的比例最高（95.0%），其次为日本高中生（93.7%）、中国高中生（91.7%），韩国最低（85.5%）。

　　四国中，中国高中生最看重家庭美满，其他三国高中生最看重主观幸福感。中国高中生对家庭美满和个体幸福感的追求，表明他们既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家庭观念，也勇于张扬个人的主观幸福，体现了对家庭关系和个人独立性的并重。

　　当父母年老需要照顾的时候，88.6%的中国高中生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会照顾父母”，持此想法的美国、日本、韩国高中生分别为52.3%、38.1%和57.3%。这表明，相当多的中国高中生仍然保有赡养父母的良好意愿和责任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要素”的调查发现，四国高中生均认为成功的第一要素是“努力”。中国、日本高中生对“家庭条件好”、“有门路”、“有钱”的选择率不高，都未超过10%，而美国、韩国高中生认可“有钱”是成功要素的有两成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价值观比较报告课题组成员张旭东建议：“新时期加强青少年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要立足实际，联系当代青少年的特点，更多地从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出发，使社会责任感真正成为青少年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在灌输教育的同时更加重视培养实践能力和情感体验，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动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该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高中一至三年级的在校生，2507名中国高中生、1560名美国高中生、1845名日本高中生和1833名韩国高中生完成了调查问卷。报告从自我评价、学习观、生活观、成就观、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对各国价值观状况进行了对比研究。

　　《中国教育报》2015年4月30日第3版

来源时间：2015/5/1   发布时间：2015/4/30

旧文章ID：3439

作者：中国评论新闻网  来源：腾讯微博

中评社北京5月1日电/日媒称，由于美国在中东、欧洲的盟国和友好国家近来都与奥巴马政府步调不一致，日本成为美国"少数可以信赖的国家"。 环球网援引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美两国首脑在28日的会谈中…http://url.cn/dEjyqb

来源时间：2015/5/1   发布时间：2015/5/1

旧文章ID：3438

作者：中国教育新闻网  来源：腾讯微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价值观比较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高中生最看好国家的发展前景，88.8%的中国高中生认为"中国的前景光明"，较美国高近30个百分点，较日本和韩国分别高56.9和55.7个百分点。http://url.cn/fi9QLs

来源时间：2015/5/1   发布时间：2015/4/30

旧文章ID：3436

作者：军报记者  来源：腾讯微博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29日晚应约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视频通话，就两国海军务实交流合作、美舰机抵近侦察、南沙岛礁建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中美两国海军领导人首次进行视频通话。(记者徐叶青、特约记者莫小亮)

来源时间：2015/5/1   发布时间：201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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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钛媒体  来源：新浪微博

从商业成就上来说，中国并不缺少成功的典范，却依旧有不少人呼吁早日出现乔布斯式的创新人才，而另一个近似疯狂的创新天才埃隆·马斯克进入了中国大众的视野，为何中国就很难出现马斯克式的人物？ http://t.cn/RAncfAz

来源时间：2015/5/1   发布时间：201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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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可金  来源：中国网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2015年3月8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记者会上明确提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两个重点”就是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这是中国外交部长首次就中国外交重点作出明确界定，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尤其是“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成为中国外交的总抓手，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布局的先后次序。显然，对中国外交来说，这一变化是整个外交重心的转化，其影响无异于一场外交领域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从服务经济发展到对接“一带一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以来，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就是服务经济发展，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一中心任务指导下，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形态。在冷战结束前，中国在外交上竭力维护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在美苏争霸的国际体系下维护在美苏之间的平衡，采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外交态度。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心，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在解决台湾问题、达赖喇嘛问题等政治问题，还是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处理各种经济贸易摩擦等经济问题，中美关系都被中国外交视为优先处理的问题，只要中美关系不出现根本性的危机，中国外交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在岛屿主权争议、地缘政治热点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长期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劝谈促和”等态度，从根本上与维稳外交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

　　“一带一路”伟大构想提出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中国外交优先关注的对象。从涵盖范围来看，“一带一路”涵盖亚太、欧亚、中东、非洲、南太平洋地区等，包括65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这些国家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外资外贸的流入量每年分别增长13.9%和6.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很多。同时，“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这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链接起来，成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一旦跨越重重艰难险阻，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成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战略构想来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统筹国际国内大局的总战略，中国外交将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实现勇当开路先锋。

　　相比此前中国外交中的维稳特征，“一带一路”要求主动进取。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中国改变了“等客上门”的被动态度，转变为“主动登门”的主动姿态，积极提出合作倡议，率先规划合作项目，努力推动合作进展。自当选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主动访问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等众多“一带一路”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向纵深发展。很明显，“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中美关系被纳入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与美国一起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一部分。换言之，中国外交越来越强调中美关系要服从和服务于“一带一路”构想，而非像以往那样一切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外交实现了从中美关系向“一带一路”的“重心转移”。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一带一路”在推动了中国外交重心转移的同时，也实现了外交策略总方针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移。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实现战略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之后，在外交上也确立了收敛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光芒，一心一意谋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积累中国的总体实力，而对于国际社会中发生的诸多争端和热点问题，采取低调超脱的灵活姿态，全力营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对于此种低调务实的外交风格，邓小平同志将其概括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内，无论是在处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事件，还是应对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反恐战争、金融危机等复杂地区和国际性问题，中国都采取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方发展关系，采取相对超脱的态度，不卷入冲突和纠纷，极力避免引火烧身，一心一意致力于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是中国外交策略总方针突破韬光养晦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领导人在中央周边工作座谈会上已经提出奋发有为推进中国外交，但真正标志着向奋发有为转变的还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与此前中国外交给人的低调超脱的印象相比，“一带一路”给人一种极强的视听冲击力，意味着中国不仅善于谋划自己的和平发展，高调向世界宣示要努力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积极向国际社会大胆提出倡议，一道实现“亚洲梦”、“世界梦”。诚然，如同一些人士所担心的那样，中国主动高调提出若干合作倡议会引发一些国家的猜忌，甚至会招致一些国家添油加醋地挑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内难免会受到影响，但直面矛盾和挑战本身就是一种奋发有为的体现。说到底，奋发有为强调的不是中国想要做什么，而是强调中国外交要有一种负责任、敢担当的精气神。中国人毫不隐瞒自己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想法，也不愿对自己的战略意图遮遮掩掩，国际社会更关心的是中国此种敢于担当的行为究竟是一种积极的福音，还是一种消极的挑战。只要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开放和合作共赢的新国际关系精神，多做对自身和国际社会有益的事情，究竟是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并不是那么紧要。

　　当然，强调奋发有为也不是像欧美国家在历史上所做的那样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而是谋求建立命运共同体。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在国际社会中倡导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当年在谈到“有所作为”的时候，也强调所谓“有所作为”就是要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在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时候，更多关注在改革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上有所作为，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在既有的国际秩序更多采取融入和学习的态度。“一带一路”的提出，则在继续推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强调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上奋发有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众多奖学金名额、培训机会等，都是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重要体现。

　　从全方位外交到立体化外交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逐步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广交天下朋友，发展务实合作，逐步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格局，与7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着眼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然而，中国外交建立起的这一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网更多停留在政府间关系的层面，所结交的“朋友圈”也多半局限于社会精英圈子，且更多以政府间合作为主，外交关系的热络势头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甚至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还出现了“政冷经热”、“政热经冷”等不协调和不匹配的问题。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成为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因此，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频率和互动范围的展开，要求中国外交不断开辟新领域，提升新境界。作为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总抓手，“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倡导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领域，推动中国外交沿着三个维度展开，步入立体化外交的新境界。

　　一是协商外交。就“一带一路”构想而言，涉及到基础设施、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众多领域的协商，需要外交部和其他相关部门与沿线国家进行大量的协商，有堆积如山的协议需要谈判，以此来扩大彼此利益的汇合点。此种协商既有双边层次的，也有多边层次、次国家层次乃至非国家层次的互动，甚至还会涉及到域外国家的参与。所有这一切问题，都需要中国外交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汗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面对现实中的艰难险阻，打通新时期的“一带一路”犹如当年唐玄奘西天取经，要历经无数的劫难方可获得“真经”，面对漫漫征程的“九九八十一难”，中国外交惟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协商才能突破，中国外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能力准备。

　　二是公共外交。“一带一路”的开拓历程，不仅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系列工程，更是妥善回应来自各方面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质疑、批评、指责甚至冲突的艰难历程。且不论一些域外国家的百般刁难，仅沿线国家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就有无数的解释工作去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既是一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路，更是一条人文交流互联互通之路，搭建心灵理解之桥的难度丝毫不亚于修建一座大桥。为此，“一带一路”构想要求中国外交必须把回应各方面舆论的公共外交摆到更加重要的突出位置，以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毅力来克服种种困难，澄清各种误解，真正让“一带一路”深入人心，成为一条跨越历史恩怨、超越文明羁绊和实现心灵相通的理解之路，信任之路。

　　三是统筹外交。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党、政、军、民、商、学、媒等众多领域，更大的困难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自身。如何统筹协调各层次、各领域和各部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规划的公布，各方面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已经出现了一哄而上、步伐不一和自我混乱的局面，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忙于争抢项目、争夺资源和优惠政策的问题，这给统筹外交敲响了警钟。4月28日，外交部与河北省政府一起举办了以“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聚焦河北”为主题的第十一届“蓝厅论坛”，是外交部与河北省横向统筹的一次重要努力。随着“一带一路”行动计划的陆续展开，统筹外交的任务会越来越重，要求中国外交不断提升统筹协调能力，避免混乱和失序的倾向。

　　总之，“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和实施，推动中国外交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换，要求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来源时间：2015/4/30   发布时间：2015/4/30

旧文章ID：3432

作者：金灿荣，董春岭  来源：北京日报

　　虽然距离2016年美国大选尚有时日，但美国围绕新一轮的大选争夺战已经日趋激烈，两党已经有多位重量级选手报名，候选人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人杰布·布什，若两人不负众望通过党内初选，两大政治豪门将上演终极对决。“你是更喜欢第二个克林顿政府，还是第三个布什政府?”——这不仅成为美国民众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无论是总统“夫妻档”还是总统“父子军”，美国政坛的豪门世家左右美国政治的现象再次浮出水面，而西方的门阀政治问题也再一次吸引了观察者的目光。

　　西方政坛的门阀政治现象

　　为何普遍?

　　在民主外衣的包裹下，对金钱、社会地位、政商关系的世袭和继承奠定西方门阀政治的基础

　　西方经济普遍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家族企业非常普遍。据统计，西方国家的二级市场上3/4以上的企业、初级市场上2/3以上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美国的家族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的96%。罗斯柴尔德家族、杜邦家族、奥纳西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IBM沃森家族、高尔文家族、福特家族、马克斯家族、迪斯尼家族、摩根家族这十大家族控制着西方的经济命脉。“金钱是权力的脐带”，“政治家是资本家的代言人”，与这些左右西方经济的豪门世家相对应，西方政治的豪门世家也非常普遍。

　　在民主外衣的包裹下，对金钱、社会地位、政商关系的世袭和继承奠定西方门阀政治的基础。研究表明，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庭手中，2500个家庭操纵着整个英国。而美国作家费尔南德·伦德博格在《美国六十个家族》一书中指出，美国政治实际上是由最富有的60个家族控制着。在英国，埃奇坎伯家族在1945年之前几乎从未间断地向国会输送了20多名议员，曾三度出任保守党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其家族从1868年至1955年间向英国政府贡献了1/10的内阁大臣。在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家族成员。BBC著名主持人帕克斯曼在其专著《政治动物》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英美，政治上成功的第一法则是选好父母。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脱、哈里森、罗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姓氏贯穿于美国200年历史中。

　　在自诩为民主国家的日本，门阀政治现象更为普遍。鸠山家族、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和福田家族并称为日本政坛“五大家族”。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任日本首相中，除村山富市、菅直人和野田佳彦之外，其余11人均出自显赫的政治世家。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自三代从政的安倍家族，弟弟岸信夫是众议员，父亲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祖父安倍宽是帝国议会众议员，外祖父、外叔祖父分别是前首相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冷战后历任内阁中，平均约有一半的阁僚来自于不同的政治世家，而日本的自民党由于世袭议员众多而被称为“世袭党”。

　　美国政坛的政治豪门

　　因何绵延不断?

　　政治世家通过经营各种资源、按照隐性的游戏规则复制着一代又一代“权贵”，使家族的政治遗产得以绵延不断地传承

　　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和最新崛起的克林顿家族并称为美国政坛的“五大豪门”。

　　亚当斯家族兴起于美国建国之初，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父子俩先后担任过美国第二任和第六任总统。

　　罗斯福家族中先后有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过总统。1901年，年仅43岁的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获得连任，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扩张主义政策便是他的“杰作”。1933年，他的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为总统，帮助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打赢了二战，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罗斯福家族的政治力量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肯尼迪家族兴起于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时期，约瑟夫25岁时就担任波士顿一家银行的总裁，后通过政治联姻——迎娶波士顿市长的女儿成功跻身政界，后由于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当选而得以出任驻英大使。他的四个儿子，除了大儿子早年因飞机失事而身亡以外，个个都是美国政坛上的明星。约翰·肯尼迪先是担任参议员，后入主白宫。罗伯特·肯尼迪先后担任参议员和司法部长。最小的爱德华·肯尼迪也是参议员。对政治权力的孜孜以求成为肯尼迪家族延续至今的传统。在他们之后，肯尼迪家族中又涌现出一批政治新星，约有26人活跃在美国政治的舞台上，驻日大使卡洛琳·肯尼迪便是其中代表。

　　布什家族的从政经历至少可以追溯四代。布什的曾祖父萨缪尔·布什是钢铁石油大亨，曾担任过胡佛总统的顾问。第一个在政坛站稳脚跟的是布什的爷爷普雷斯科特·布什，他先经商后从政，当联邦参议员多年，结识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为后辈从政打下了基础。普雷斯科特之子乔治·布什先后担任过国会议员、驻联合国大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要职，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两届副总统，后来当上美国总统，在其任内，美国赢得了海湾战争，国力达到冷战以来的巅峰。他的两个儿子紧随其后，又成为美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长子乔治·沃克·布什的发展轨迹与父亲十分相像，他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石油业发展，后来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曾在2000-2008年担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二儿子杰布·布什担任两届佛罗里达州州长，如今已经宣布参选，将延续布什家族的政治传统。

　　克林顿家族并非典型意义的政治家族。在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罗德姆投身政治之前，双方家庭均未有载入史册的政界要员。但凭借夫妇二人的个人努力与相互配合，这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家庭已经在盘根错节的美国政坛上闯出了一片天空，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态势。比尔·克林顿从阿肯色州总检察长开始做起，后成为该州州长，1992年，年轻、充满活力、主打经济牌的克林顿一路高歌猛进，超越了老布什总统，在竞选中获胜，后又因出色的经济治理能力连任，被誉为“最聪明的美国总统”，在美国民众中享有很高声誉。他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顿在丈夫卸任总统后投身政坛，一举拿下了纽约州参议员的席位，并在2008年向总统之位发起冲击，虽然最后未能在党内胜出，但她出色的能力获得了奥巴马的认可，并被任命为国务卿，利用这一职位，她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敬业精神与外交风采，成为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外交战略的主要设计者和推手，被民众誉为“劳模国务卿”。若2016年大选能够胜出，她不仅能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还能使克林顿家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新崛起的政治豪门。

　　纵观美国五大政治豪门，我们不难发现，政治世家的经营模式和豪门巨贾的家族生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雄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教育背景，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关注度、一以贯之的参政意识和权力欲望、对政治智慧和经验的心口相传是支持这些豪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根本原因。政治世家通过经营上述资源、按照着隐性的游戏规则复制着一代又一代“权贵”，使家族的政治遗产得以绵延不断地传承。对于这些政治豪门来说，投身政治与其说是一种事业，不如说是一种生意或是产业。

　　“圈子”现象有何制度弊病?

　　精英政治和金钱政治为政治世家的形成提供了便利。当权者不仅需要回馈这些利益集团，还需要用实际行动与这些利益集团结成一种政商同盟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西方，金钱是和权力划等号的，个人财富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以美国的选举为例，竞选的双方候选人比拼的不只是政治主张，更重要的是各自的筹款能力，通常情况下，竞选资金的多少决定了选举的最终结果，金钱和权力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美国的民主政治事实上成为了“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游戏”，决定美国政治走向的，只是占有社会99%财富的1%的精英而已。有政治学者尖锐地指出，美国实际上是由富人在制定规则，维护富人利益的社会。这种精英政治和金钱政治为政治世家的形成提供了便利。

　　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一部分腐败行为被合法化了。不仅利益集团向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是合法的，当权者利用一部分官职来回馈支持者也是合法的。总统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自己庞大的幕僚团队，“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人唯亲的现象极为普遍。在小布什政府，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到鲍威尔、赖斯，这些高官清一色的全是老布什的旧部。布什家族为他们提供的是迈向更高权力的机遇，而这些人则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对布什家族的忠诚，他们已经形成了和布什家族“一荣俱荣”的权力关系，和其他高官相比，这些人更像是布什世家的“家臣”。

　　在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政治也是一个鲜明的特征。想要问鼎白宫，利益集团的支持必不可少。前共和党竞选战略家菲利普斯在《美国王朝:贵族统治、财富和布什家族的欺骗政治》一书中，揭示了布什家族通过强大的关系网、巨大的财富赢得了白宫宝座，并认为布什家族和金融、石油、军工企业以及情报机构结成了无形的同盟关系。事实上，小布什发动的两场战争，这些利益集团是直接的受益者。缺少了这些实力雄厚的财团的支持，一个候选人很难问鼎白宫，而一旦入主白宫，当权者不仅需要回馈这些利益集团，还需要用实际行动与这些利益集团结成一种政商同盟的关系。一个总统在任期间所积累下来的这种信誉和口碑，不仅能为自己卸任后带来大量利益，还能够通过政治世家的权力传承，将这部分关系过渡给自己的下一代。而利益集团也急需寻找这种“稳定的代言人”，使他们在“下注”的时候“心中更有底气”。可以说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世袭现象。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4/30   发布时间：2015/4/27

旧文章ID：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