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雅各布·卢虽然未曾过多论及亚投行事宜，但对中国在亚洲基建方面有所关注，“欢迎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愿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加强相关合作”，雅各布·卢说，合作可以通过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世界银行、亚投行以及美中两国接受的其他机制进行。此次到访的雅各布·卢首日避谈亚投行，多少反映了美国当下略为被动的局面，保守一点说，亚投行的成型不一定是中国外交的全面胜利，但却标志着美国公共外交的危机。】

近日来随着法、德、意、澳等国家在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 AIIB）之后陆续宣布加入，中国国内的舆论出现了一阵骚动，各种关于“中国崛起”“战略主动”“一票否决权”“大国新秩序”等纷繁的话题涌入公共空间。因为身在华盛顿和波士顿的两个圈子，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些值得关注的容易被遗漏的细节。亚投行的成立究竟是重新对国际秩序的重构还是仅仅增添了一个新的功能性的机构？亚投行之于中国究竟是否是纯粹的战略布局的考量？

一切开始于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后。在与一些华盛顿的朋友求证之后了解到，其实追溯事件本身，源于一个白宫的员工在私底下对于英国加入亚投行的行为表示了些许不满，被媒体捕捉到之后，轰轰烈烈渲染成了白宫乃至美国对于此事的态度。在这之前，美国其实并没有过多去关注亚投行的进展，英国加入亚投行从表面上来看或多或少都会是一个打击，但是美国更关注的不是谁加入了，而是这个亚投行究竟想干什么？中国是成员，美国不是成员的组织之前也不是没有出现过，一些欧洲国家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一个组织其实关键不是加入不加入，而是加入之后相互之间的平衡、交流、博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资源的实际交换和互补会形成怎样的格局。如果这是一个有透明度的银行，做与世行类似的项目，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注入更多的资金和其他资源，那美国甚至有可能会暗地里欢喜。

美国（尤其是官方）为什么暂时没有太多的反应呢？主要原因有几个。首先是进来中东地区着实给美国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从ISIS到以色列大选，再到也门的突然出事和沙特的进军。虽然奥巴马政府在各种渠道通过各种方式已经表达了很多次“重返亚洲”的策略，但是这几年一直没有从中东的泥潭里走出来，几乎有限的资源和关注都依然停留在中东。而一个和伊朗的谈判，几乎把内政都牵涉进来了。因为国会几十个议员联名给伊朗写信，使得华盛顿其实对于“head of the state”和“head of the government”的理解出现了非常罕见的纷争。谁究竟在外交场合代表美国的国家？这个问题不处理好，美国很难有精力在当下动用资源去干预亚投行的进程。

亚投行的成型不一定是中国外交的全面胜利，却标志着美国公共外交的危机。本来仅仅是因为IMF正在根据全球经济体格局的改变在推进的适度改革，以给予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度—— 毕竟投票权和每年注入的资金总量是挂钩的嘛。结果因为上面提到的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冲突使得国会迟迟未能通过相关的法案。这恰恰给了中国等焦急等待IMF改革的国家一个非常良好的契机，顺势而为推动亚投行的成型。美国对于世行、IMF的紧抓不放，反倒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让中国和一系列近几年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有了更大的空间在既定规则之外做一些操作。而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进行实际的干预。究竟是不想干预，还是干预了但被盟友抛弃了呢？

随着李光耀的过世，这几天有很多人开始关注新加坡。一个在希拉里圈子里混的朋友也在最近跟我聊起新加坡以及其在这些地缘战略上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和新加坡是非常紧密的，似乎但凡涉及到跟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相关的问题，都会和新加坡高层进行非常深度的磋商—— 尤其是李光耀还在世的时候。美国因为亚投行的问题曾经和新加坡高层有过一系列的洽谈。新加坡主张鼓励相关国家更多地融入中国在亚太地区所撑起的框架，因为中国的崛起是既定的事实，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的市场、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都是周边国家非常宝贵的可对接的资源。新加坡认为，如果美国想维护当前以其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尤其是经济、贸易相关的规则，那么从外部进行施压和改变比不上直接从内部来推动要有效。所以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比较主动地希望成为首批亚投行的创始国。而英法德意澳的加盟或多或少在背后也有这样的考量，并不能简单地以冷战思维去套用现今这个更复杂更多远的国际格局，说是美国的盟友倒戈了。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都在谈战略层面的事儿，大家目前谈到的更多的也是战略层面的。其实经济、贸易层面才是最直接的博弈核心，带来的回报也是更现实的。美国之所以没对亚投行作出太多的反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现在亚洲商贸这一块的关注都在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上。而种种迹象表明，TPP的一些关键的壁垒正在被攻克。奥巴马早就希望能够在任期结束前能够留下一些政治遗产，同时他也特别希望在亚洲能够有所作为。TPP这样的既能够把美国重新带回亚太的空间，同时又能促进美国的很多产业发展的贸易协定其实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虽然国会里共和党占多数，共和党现在在各个领域都想反对奥巴马，但是共和党也同时特别喜欢自由贸易啊。而且爱自由贸易估计要多过恨奥巴马，所以奥巴马也很可能能够侥幸过关。因此当下花了大力气在国内做国会的工作，在海外推动和以日本为主要对象同时携其他10个国家的谈判。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此刻推动亚投行呢？因为习主席之前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构想目前还只能在中国西部推进—— 对中国的区域经济能够带来的好处是非常直接的，可能还会起到巩固稳定的作用。而一旦“一带一路”出了国门，各种不确定因素就接踵而至。而亚投行说到底是能够结集大量的资源和关注度，来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海外部分的切实落地。不仅能够促进中国西部的发展，同时还能激活周边的经济圈，这个能够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不可小觑。当然，这里面连带的战略收益，尤其是增加中国的区域影响力自然也是一大收益。

所以总体而言，中美目前的行为，包括新近加盟亚投行的西方国家的行为，都符合他们直接的利益，也并不是非常的出乎意料。中国需要做的是，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花更多的时间去琢磨如何去把握亚投行内部的微妙互动，并让它能切实发挥起它应该有的作用。谈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可能还需些许时日。

来源时间：2015/4/29 发布时间：20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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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干涉不等于放任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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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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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之光来源：观察者网

2015年4月24日，习近平来到了印度尼西亚万隆，2天之前，在雅加达，习总书记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再一次将新时期的平等问题提到了世界面前。60年前的今天，周恩来总理带领的中国代表团，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束了他们在万隆为期6天的旅程。在他的这段旅程中，怎样的“平等”也同样作为核心问题，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关怀。

1955年4月19日下午，在听完了两日来各国代表的自由发言之后，周恩来走上万隆会议的发言席，以他那则被美国记者鲍大可（Athur Doak Barnett）称为“没有闪电惊雷”的演讲，为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的旅程拉开了序幕。在这之前，伊拉克前总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人穆罕穆德·法迪尔·贾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在会议头一天，便直接抨击“独裁”的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是“新殖民主义”。此时的伊拉克，正值费萨尔王朝的末期。饱受苏联和美国干涉主义折磨的伊拉克很快也将在1958年被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民族主义浪潮吞噬。

贾马利的发言也确实得到了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不少与会代表的呼应。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殖民秩序消解、民族国家秩序形成的过渡期。然而，包括中东与中国在内的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区域，却并未真正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获得《联合国宪章》中所保证的平等权利。一个新世界的平等梦想，很快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开始而快速走向分裂。类似的，在新兴世界“霸主”美国和苏联那里，也被一种深深的不安与互不信任的态度所笼罩。作为战争的胜利方，苏联急切地希望能在欧亚大陆上树立起新的权威，以确保这个饱受战争苦难的苏维埃的绝对安全。而美国也不希望丧失自己在“旧世界”的权威影响，受到战时麦金德-斯派克曼理论影响，获取“旧世界”国家的支持，是美国未来“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重要保障。著名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长电报”为美国政府与人民描述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二极世界。在这个世界背后，更深层次的是那种左右人们世界观的逻辑二元论，它将这个世界彻底分裂成“善与恶”、“极权与民主”的对立。

在这种二元善恶论基础上，杜鲁门在1947年便提出，这个世界被两种“生活方式”所分割，一场斗争正出现在“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然而，在更广大的世界其他角落，这种“正邪”之争的道德普遍性却并不见得有多么明显。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此起彼伏的反抗，其敌人更多是那各国内部的权利阶层。活跃在这类民族独立运动内部的人员，其阶级成分多种多样，既有共产党人，也有伊斯兰主义者，以及世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军官。在中东，直接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殖民与被殖民、霸权主义与民族自决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美苏之间，在意识形态二元对抗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新秩序及其内部同盟关系的争夺。这一点，周恩来在1951年的一次讲话中便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民族问题”。在他看来，反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周恩来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相结合，将其视为联通世界各国的一种新的反剥削压迫运动的重要一环。是一个漫长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积极步骤。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针对世界范畴内的“民族问题”与在中国内部面临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产生了根本的互动。事实上，在周恩来万隆会议上的首场讲话里，他确实将中国国内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作为平等政治的实例向世界提了出来。这种联通内外的平等观，其论述基础在于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的根本认可。因此，无论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身份识别，还是在国际范围内对“民族解放问题”的认同，均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欧洲基于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对“种族”的区分。

区分民族区域的国家治理的目标在于确保多元社会中能过最大限度的保证平等发展权利。而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述出来的“不干涉政策”则同样也是对世界不同地区平等发展权利的支持。

在世界范畴内，以意识形态霸权为基础推行的“干涉主义”经济与政治政策，体现了一种无视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霸权主义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贾马利对“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这种以本国利益为核心，以意识形态为调动模式，执行干涉主义政策的直接回应。

事实上，作为西方外部的阿拉伯世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均受到干涉主义的影响。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外交政策，或是后来美国的资本扩张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均是中东世界的进一步碎片化以及针对“干涉主义”的武力对抗。这种武装对抗，甚至也包括以恐怖袭击为形式的抗争。

然而，对于同样经历过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国来说，“干涉主义”代表了一种不顾地方社会发展特性，教条主义式的霸权。这一霸权不单包括直接的武力干涉，也包括了意识形态层面，那种给中国革命建国运动曾经带来过巨大创伤的“外国经验”。而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不干涉主义”政治话语，合理地回避了民族独立运动中纷繁复杂的分裂结构。当然，所谓“不干涉主义”不能被视为一种放任不作为的态度。相反，这是针对干涉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政治对抗性话语。这正是在20世纪霸权结构外部所形成的最具有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话语之一。

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认同，以及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超越意识形态二元对垒的政治实践，实际上为我们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逻辑。在二元论逻辑基础上，我们理解的世界黑白分明。我们对于国家利益的分析，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对主权的洛克式认识基础上。这种主权带有明确的私有财产属性，边界明晰，内外分明。在这种二元逻辑基础上形成的冷战式思维，极大影响了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在这种零和式的二元逻辑基础上，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同质化被认为是“永久和平”的基础。

在对“民族解放运动”与“不干涉主义”的认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三个世界”理论，则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论的世界观可能。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形成的对世界秩序三分的政治视野，与毛泽东的人民观念有着密切的认识论联系。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便将“人”在中国革命政治实践的背景下为三种，“人民”，“人民的敌人”与“人民的朋友”。这种具有明确统一战线思想的三分法，一方面确保了政党的代表性基础，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一个政党政治下国家的包容性平等，以及对霸权的明确反抗。

同样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将二元逻辑下的意识形态对手——美苏两国，共同放在“第一世界”范畴内。追随他们的欧洲和日本为第二世界。而广大的具有极强差异性的前殖民地国家，则成为最具包容性的“第三世界”概念。我们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是因为第一世界是霸权的。而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要求寻求平等。但是，必须强调，这里的“霸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而并不简单指代某国某民。因此，推翻霸权主义的理想，所指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共同发展的平等可能。我们今天再去看万隆会议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世界结构，政治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认识方式。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反抗运动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逻辑的，且更富历史感与政治包容性的方向。

来源时间：2015/4/29 发布时间：201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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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官方否认解放军驻澳部队击毙美国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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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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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南方都市报

资料图：2015年3月8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官兵在新口岸营区大厦礼堂召开庆功大会，隆重庆祝广州军区给驻军特种连记集体一等功。中新社发王国安摄

　　就近日有消息称“解放军驻澳门特种部队毙CIA多名特工获一等功”，澳门保安司司长办公室今日(2015年4月27日)辟谣，表示经查证及与解放军驻澳部队核实后，澄清绝无此事。

　　昨晚，凤凰卫视报道称”解放军特种兵曾大战CIA 驻澳部队获集体一等功。据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体引述中国新闻社2014年3月8日报道，提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的官兵在澳门的新口岸营区的大厦礼堂召开了庆功大会，隆重庆祝解放军广州军区驻澳门部队驻军的特种连记集体一等功。“

据网媒披露说，解放军的集体一等功如果光凭训练几乎是不可能拿到的，而有最新的情报消息披露说，这个驻澳门的特种连部队获得的集体一等功与当时2013年美国派出了一批顶级的军事特工到香港、澳门希望抓捕暗杀斯诺登事件是有关联的。

　　网媒由此而“披露”：当年6月初，斯诺登到香港的时候被迅速地转移到澳门某个安全的地点，当时中方是由中国的特种部队进行了全程的保护。包括美国CIA驻香港的两名特工在内的一个重要的潜伏到香港的、美国军方16人暗杀小组企图捕杀斯诺登，而在这个美国CIA派出的精锐的捕杀斯诺登的行动小组当中，有4名行动组的精锐人员是华裔。

　　这支美国CIA的行动小组分头乘坐四辆保姆车，在澳门接近所谓安全地点的时候，与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的特种部队展开了激烈交火，当场击毙16人当中的4人。

　　今天(2015年4月27日)，澳门保安司司长办公室称，经查证及与解放军驻澳部队核实后，澄清绝无此事。

来源时间：2015/4/29 发布时间：201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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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三角关系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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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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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本首相安倍正对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涉中话题如影随形，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现实。

　　日本国内及部分国际舆论对安倍访美的报道和评论中，对华“牵制”或“遏制”的字眼屡见不鲜，似乎联手“牵制”中国成了安倍访美期间双方的主要议题。

　　从官方话语看，“牵制”或“遏制”不可能进入日美对华政策表述。但从意愿和实践看，两国对华政策中都有这方面的成分。这一成分到底占到多大比重，因时因事而异。目前，安倍要突破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束缚，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选择靠渲染“中国威胁论”来制造舆论基础;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拉日抑华成了政策选项。通过强化同盟关系来平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在这方面美日可谓一拍即合。

　　即便如此，尚不能说对华牵制或遏制已成为美日对华政策和美日同盟的主导因素和压倒性考虑。当今的亚太和世界，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得政策目标和选择不能是一种非黑即白的界定、一种敌我分明的划线。美国对华抱有战略疑虑，担心中国崛起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又不得不同中国在许多领域搞合作;安倍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拿“中国威胁论”说事儿，但又不愿同中国完全撕破脸，还是要寻求同中方的接触。这是一种典型的对华两手政策。

　　美日都在施行两手对华政策，不过中美日三角关系本质上并非是美日两家对中国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对一”关系。美国对日本是“利用加限制”的关系，是一种 “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的实用主义，有时日本会担心美国与中国搞绕过日本的“越顶外交”;日本表面上对美国“言听计从”，但借美国“卵翼”而坐大的想法一直存在，安倍修改和平宪法的企图中就有这样的考虑。

　　长期以来，中美日的力量对比和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亚太地区的格局演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依然是影响亚太战略环境的重要变量。中美日三角关系中三边之长和力度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其中，中美关系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分量超越美日关系，对日关系在中国亚太和全球战略中的分量较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所下降，这一趋势十分明显，并将继续发展。对比来看，中美关系大大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越来越大的全球意义，中日关系则主要具有地区意义。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战略竞争不会淹没务实合作，日本在中美之间渔利的空间不太大;美日同盟关系仍然基本牢固，美国对日本战略约束的大小主要看中美关系的态势，中国做不到要美国不顾对日同盟关系而完全占到中国一边;在中日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美国把日本当做对华战略“棋子”并不能改变中国崛起的趋势和路径。

　　中美日就是这样一种复杂而重要的三角关系，其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用简单化的方法来处理，其重要性决定了三国需要极其慎重地来应对。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零和”游戏将是最具杀伤力的。相反，合作共赢的思维最能引导这一三角关系形成良性互动。

　　安倍的美国之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审视日本和美国如何看待和处理中美日三角关系。

来源时间：2015/4/29 发布时间：201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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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保尔森：我任期内最自豪的事是推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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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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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尔肯研究院_Milken_Institute 来源：新浪微博

亨利保尔森：我任期内最自豪的事就是推动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的形成。这个体系虽然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但确实在引导我们前进。#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来源时间：2015/4/29 发布时间：201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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