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崩溃论”在美国学术界、企业界基本算是不入主流的话题，预测中国崩溃的学者最终都沦为笑柄。比如，该论始作俑者章家敦在研究圈已“混”不下去了；2011年以惊世骇俗的《中国会崩溃吗》一文在中国媒体圈爆火的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美国学界常被视为专栏写手，而非教授；2014年春季，以《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再掀风波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也是口碑不佳之人。

去年以来，笔者曾在《“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中国经济“增长极限论”没有道理》等多篇文章列述1990年代以来四轮“中国崩溃论”的来龙去脉，并反驳个中逻辑，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与读者及相关机构共同思考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仍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崩溃”这个伪命题乐此不疲？除了在中文媒体上反驳，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应对这个在美国尚且都“不入主流”的话题吗？我们能否有反制“中国崩溃论”的非文本化的手段？

在国内外局势极度复杂的今天，能否很好地化解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的干扰，影响着中国能否平稳度过目前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也影响着中国是否能平安地淌过当下结构调整的深水区。史料表明，1985年以后苏联改革的最终失败，进而导致国家解体，与国家的舆论门户大开，无力回应欧美舆论对苏联改革各种蛊惑性、煽动性与恐吓式的声音有很大关系。有学者把从西方的舆论冲击到苏联的国家解体过程概括为：外界的舆论冲击――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情绪――本国反制无力――国内彻底失控――国家解体。

当然，中国目前的社会承受力与政策定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应以包容之心、从容之态从外界诸多建设性的批评声中汲取警示之营养。但对看似振振有词、实则像是泼妇骂街似的诅咒式话语，没有理由让其喋喋不休地持续下去。正所谓君子“恶讦以为直者”，现在应是终结所谓“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了。

多年来中国人对此起彼伏“崩溃论”、“威胁论”的反击见效甚微，究其原因，源于中国人对国际舆论的博弈规则了解不深，也源于中国知识界对内不够团结、对外缺乏自信的现状，更源于中国不愿、不能、不敢主导国际议程的国家能力。相比之下，像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对不利于本国言论的反击，以及对本国形象的积极塑造，比中国人要更见效得多。总结起来，大体有三种办法：

一是依法反击，重创恶意媒体的实际经济利益。欧美媒体对新加坡、以色列两国的报道，一向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引发两国在本国机构或个人的抗议，甚至惹上官司。上世纪中叶，新加坡刚独立时，欧美媒体视其为后殖民地时代的不驯者，动辄对新加坡口诛笔伐，哄抬新加坡的反对派。于是，李光耀果断推行限制外国媒体在新加坡发行量的法令，一度《时代》周刊在新加坡销量被削减80%多，《华尔街日报》发行量骤降92%。同时，一发现欧美媒体对新加坡有不实、不良报道，就会一张状纸将媒体告到当地法庭。胜诉与否暂不论，几轮下来，欧美媒体就因疲于司法而不敢造次。以色列办法比新加坡更“激进”。比如，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就公开著文，批评以色列集团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招致美国犹太人全国性的反对运动，几乎成为21世纪头十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最大舆论事件。犹太势力利用各种传媒，将两位教授比成三K党人、纳粹同情分子，组团到学校抗议，要求解雇两位教授，“吓”得其他学者与媒体噤若寒蝉。相比之下，中国对境外不实言论，要“宽容”得多。事实上，一切依法办事，以经济利益为切入口，定能拿捏那些发表恶意言论的欧美媒体。

二是精英共识，集体抵制境外那些对本国的叫骂者。几年前，笔者在美国某著名智库座谈并建议对方，不妨邀请当年在中国国内销量百万册、被许多人称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民族主义代表作的几位作者赴美交流，那样，将有助于美国了解中国另一个侧面。该智库管理层知晓那本书，却置之一笑。在美国，很少会出现像中国这样开展对本国不利的国际言论反驳潮，更不会出资邀请那些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友好的外国人。在他们看来，这几近于“养虎为患”，抬高对手的身价。相比之下，中国官方与社会对长期以来的海外对华支持者、舆论对华力挺者的回馈还远远不够，反而常将那些叫骂者视为座上宾。沈大伟在其新论中国崩溃一文中，就罗列2014年两次受邀参加中国高端会议的经历；克鲁格曼几年前受邀到中国，以“走穴”之态，数日赚走了数百万元的演讲费。叫骂者赚得钵满盆满，支持者反而受到冷遇，这种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中国知识界、企业界和媒体界应当有一个“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海外学者名单”，让他们远离中国思想市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边缘人。去年某香港明星公开叫嚣内地，结果他的几部电影票房都惨淡不堪，其制作团体被迫数次向内地观众道歉。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知识精英要向电影界的观众学习。

三是国际辩论，积极传播中国思想与设置中国议程。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英语写作能力普遍不强，国际表达动力普遍不足，这导致中国学者在欧美媒体中主动刊文的数量严重不足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北京奥运前后，时任驻英大使傅莹主动在英国媒体撰文阐述“奥运会属于我们大家”、“新疆是个好地方”等，一时传为美文经典；上海学者李世默、张维为近年来在《外交政策》、《纽约时报》等多次刊文，用西方人的话语逻辑，正面阐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收到相当不错的国际效果；近期，澳门学者陈定定也及时在美国媒体上回击沈大伟的言论，以幽默的《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为标题，很及时地起到反驳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相关机构应当创造某些机制，鼓励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时效性大、敏感性强的话题，在国际媒体上进行尺度更大的发声，那样将对塑造中国的积极国家形象发挥相当大的益处。

总之，当代国家间的竞争不只是贸易、经济、军事、金融竞争，更是基于前者之上的思想竞争。一国思想力决定着本国在全球博弈中的真实排位。中国已公认为贸易第一、经济第二、军事第三、金融前五的全球大国，但仍然没有发挥出与国家整体实力相匹配的思想力，中国在全球并没有得到靠前位置的尊重度。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无休止的崩溃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读，不如说是对中国思想力的蔑视。中国思想界应当基于社会价值观集体共识之上的通力合作，奋发有为，真正营造“为中国效力、必有大回报”的正向逻辑氛围，塑造中国伟大的思想力，在先后解决“挨打”、“挨饿”之后，真正解决“挨骂”、“挨咒”的困局，赢得21世纪的中国尊严。

来源时间：2015/4/28   发布时间：2015/4/1

旧文章ID：3399

作者：王玲，张宇哲 等  来源：《财新周刊》 2015年第16期

    “3月31日之后，还有国家在问能否加入。”一些参与者告诉财新记者。3月31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

　　亚投行初创，取得了超过预想的第一步成功。

　　3月12日，英国首先宣布加入亚投行成为创始国成员，这启动了雪崩式的加入潮。至4月15日统计日，亚投行最终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版图确定：共57国（亚洲域内37国，域外20国），跨五大洲，G7有4国，G20有14国。

　　按照既定时间表，各方将于2015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

　　亚投行开局的第一步迈得不错，但与188个成员的世界银行，以及与67个成员的亚洲开发银行相比，要走的路还很长。

　　从双边援助、优惠贷款走向以主导新型国际多边机构来推动国际合作，在一个国际多边机构里按照公认的规则行事，中国进入了一个过去不那么熟悉的新领域。

　　中国需要证明自己能够领衔、主导一家多边国际机构，超越现有机构的窠臼，发挥“中国优势和中国效率”，并使之获得国际社会公认的成功，这可以说是在亚投行事项上的最大国家利益。

　　魔鬼在细节中。这既包括国家层面需要做有担当的大股东，通过科学有效的治理结构施加必要而恰当的影响力，又要在执行层面以符合国际多边机构理念、操作习惯、机构文化的方式去实现相关意图；既包括在现有国际多边机构经验的基础上缔造属于亚投行自己的文化，又要克服现有多边机构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提高效率，做到商业可持续。

　　更深刻的挑战在于，在明确了使命和基本理念之后，亚投行建立的是国际多边机构的全新机制：摆脱干预的市场化运作，全球范围内的任人唯贤，平衡成本与收益的效率机制，国际多边机构多层治理结构下的监督机制，充分的透明度等。

　　“如能想明白，朝这个方向努力，亚投行不可能不成功。”一位现供职于国际多边机构的高层官员如是说。

　　“敲门” 声骤

　　“这个事情就像我们请了1桌人来吃饭，担心会多来几个，准备了2桌，结果一下子来了5桌，太意外了。”一位金融界官员这样形容他的感受，虽然这个比喻可能并不那么贴切。

　　从2013年秋提出筹建倡议到2015年春的截止日，亚投行的筹建颇有意外。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时，首度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10月，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齐聚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一个月后，印度尼西亚加入。亚投行的第一波加入潮暂告一段落，亚洲特色明显，绝大部分限于发展中国家。

　　3月12日，英国打破了沉寂。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宣布，英国计划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此举让英国成了宣布加入亚投行的首个西方大国。据财新记者了解，第一个提出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实为小国卢森堡。但英国先声夺人，拉开了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大幕。

　　“尽管美国方面有压力，英国还是决定加入。”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布朗（Kerry Brown）向财新记者分析原因：奥斯本坚持为保住伦敦的金融优势不惜一切，“英国将自身定位为未来中国企业融资重要的金融中心”。

　　据财新记者多方了解，亚投行战略邀请域内和域外国家作为创始国加入亚投行，这是扭转局面的关节点。作为一家地区发展银行，如仅限于本地区国家参加，本无可厚非。但要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多边机构，应该有其他地区的国家参与，方能展示其开放性。域外发达国家的参与，对于亚投行的公信度能起到积极作用。

　　一般而言，七国集团或欧盟国家在一些重大事项上，都会周密协调，统一行动。而这次英国抢跑了。德国、法国、意大利于3月17日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之后，欧洲其他国家陆续宣布加入，此外还包括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的两位重要盟友——韩国和澳大利亚。

　　3月31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会前，多边临时秘书处举行了研讨会，就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框架、采购政策等问题做了专题汇报。

　　英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英方人士向财新记者称，英国在成立和参与多边组织上有丰富的经验，可以贡献于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

　　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截止日后需两周时间征求各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意见。4月15日，结果出炉，57个国家宣布加入亚投行。

　　入围国家的数量从22个直跳到57个，这一戏剧性的结果出乎多方意外，甚至包括中国自己。就在今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表示，最终创始国将超过35个。4月11日，他在新加坡参加会议时，改口称创始成员国或少于60个。

　　域内域外众多国家参与创建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无疑是给中国政府投了57张信任票。有资深外交人士称，像英、德、法、意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是对中国一年来的筹备工作的方式和亚投行的治理原则作出肯定的判断，即使有再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也未必会轻易上船。

　　接下来，57国将围绕治理结构等重要问题展开紧锣密鼓的磋商。“大的原则已经定了，不会再变。年底正式成立的时间表也不会变了。”接近亚投行的知情人士说。

围城之外

　　美国和日本没有入围这一轮。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4月5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过去一个月很可能会被历史视为美国丧失全球经济体系中担保人角色的时刻。“我无法想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的任何事件能够与此相提并论”：中国努力建立一家新的重要机构，而美国没能说服它的传统盟友留在其门外。

　　“美国一开始就对亚投行表示了担忧：它将维持何种标准？采取何种治理程序？对于任何新的多边金融组织，美国都会提这些问题。”4月20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看来，美国的担忧一方面在它疑虑亚投行透明度不够，战略意图不清楚：到底是要在国际秩序中另起炉灶，还是对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一种补充？另一方面，也有地缘战略上的疑虑：中国是否要拉拢美国的亚洲盟国，取代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相应地，中国也会疑虑：美国的意图是否在遏制中国的崛起？

　　对于亚投行，美国内部一直有声音认为，应该主动加入，才能施加影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休所长、高级研究员贝格斯滕（Fred Bergsten）撰文称，美国一直认为没有必要成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因为已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另外怀疑亚投行可能会无视国际贷款准则，但这种预设立场的做法可能是错误的。3月21日，该所高级研究员斯科特（Jeffrey J. Schott）向财新记者表示，该智库的大部分同事都同意贝格斯滕的观点，即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所谓在外面挑毛病更有效的说法，没有意义。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亚洲研究部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今年3月中旬撰文表示，“我与几乎每一位美国政府之外的中国观察家都认为，美国最好的选择是加入亚投行。”

　　2015年初，美国财政部表示，有条件欢迎亚投行、金砖银行。这被外界解读为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的开始，是一个重要信号。

　　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今年3月访华后表示，已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已准备好欢迎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国际发展架构的新成员，只要这些新机构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形成互补，且秉持后者对于真正的多边决策机制和不断完善的贷款标准与保障措施的承诺。”他表示美方期待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同亚投行合作，包括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世界银行或任何双方都认可的措施。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杜大伟（David Dollar）向财新记者表示，这一表态可平息中美之间关于亚投行的紧张气氛。但这也透露了短期内美国不会加入亚投行。

　　美国与中国“必须合作领导”（lead in cooperation）——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近期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给出的药方。

　　另一家尚未加入亚投行，但内部颇有争议的重要国家，是位于亚洲的最大经济体之一——日本。

　　中方2014年春开始与日方积极接触。据日本媒体报道，金立群前后与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时任财务官古泽满宏会见，但彼时无论是日本财务省或外务省，对亚投行的态度都比较消极。一位日本外交官对财新记者坦言，“此前亚投行在日本尚未引起太多关注。”

　　当英国及欧盟国家纷纷成为亚投行创始国时，引起日本政府震惊，方开始相关讨论，从外交和国际金融等不同角度综合考虑该不该加入亚投行。

　　“希望大家积极议论。”3月3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亚投行给予指示称。按照日本国内估算，资本金500亿美元时，日本缴纳金额约为11亿－15亿美元。资本金达到1000亿美元，日本缴纳金额将达到21亿－30亿美元。呼吁基础设施出口的经济产业省倾向于日本加入亚投行。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近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预测，日本可能在6月加入亚投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将在6月举行中日财长对话之前得出结论，向政府提出建议。

　　4月间，日本财务省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请求。

　　“日本的疑虑要比美国再深一步。”王缉思表示，这基本反映了中美、中日关系在政治上的一些障碍。“但无论中国、美国、日本，都没有必要让政治关系或者安全问题上的关注压倒经济上的考虑。”王缉思表示。

　　“中美关系不能因此倒退，而是应该继续往前，这点取决于美方，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方。同理，也适用于中日关系。”一位中方外交家向财新记者表示。

机会何来

　　亚投行的想法从无到有，从冷到热，实为应运而生。

　　“要想富、先修路。”习近平在接见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时强调了这一点。与世界银行、亚行使命在“减贫”不同，亚投行直接定位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韵表示，重视基建设施的投资与效率，被认为是中国经验，同时也面临如何保证质量、更加符合环保标准等疑问。

　　选择加入亚投行，西方国家主要是看到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满足这一需求可促进亚洲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促进与中国在内的亚洲经贸关系等。法国驻华大使馆回应财新记者时表示，亚洲基础设施需求巨大，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其限制，这一背景下，亚投行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或将给亚洲带来巨大利益。

　　一个各国都承认的现实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巨大，而现有多边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多年来未能很好满足这一日益高涨的需求。

　　根据亚行传播甚广的研究成果，2010年至2020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所需基建投资超过8万亿美元，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投资近3000亿美元。而所有现有全球多边发展机构能提供的资金不到这一数字的5%。世界银行和亚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只有约200亿美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为这些资金的40%至50%。亚行当前的年度贷款总额约210亿美元（包括共同融资）。因此，在基建投资方面，各国都存在巨大的缺口。

　　野村控股前董事长氏家纯一（Junichi Ujiie）对财新记者表示，为支持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募集资金的渠道是好事，否则亚洲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增长率。

　　2014年10月，中国财长楼继伟谈及当前成立亚投行的必要性，指出这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多赢选择：对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就本地区整体而言，可加快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能够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澳大利亚宣布加入亚投行的3月29日表示，纠结于亚投行是对现有机构的补充还是颠覆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让这些多边机构撬动足够的私人部门资本，满足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如果认为亚投行定位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有问题，这是政治上的不正确。”美国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韵向财新记者表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宗义表示，即使站在西方立场上认为成立亚投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冲击，亚投行的正当性也不容反驳，因为这代表了亚洲国家真实的发展需求。

　　“世界银行和亚行在修建基础设施方面的成绩不够优秀，实际效果较差。”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顾问鲁特（Hilton Root）坦言。但业界对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批评之声也不少，如官僚主义、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以亚行为例，其最新年度组织绩效报告《2013年发展有效性审查》指出该行面临的挑战包括：大量完结项目（有工程结束报告的项目）超时或超支、不太成功的项目继续存在设计、启动和执行方面的问题、正在进展的项目继续面临延期、放款少量下降等。其中，2011年到2013年，16%的完结项目超出预算，或不得不减少产出；超时问题更突出，近一半的完结项目需要延期起码一年的时间。

　　来自美国国内各方的政治压力，已经让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变得日益失灵。萨默斯解释称：美国的右翼持续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左翼则反对经由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融资。他承认，亚投行事件不仅是美国持续没能通过IMF份额改革的反映，也折射出现实的限制，“使得这些机构几乎不可能以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需要相适应的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中国一直在争取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多边机构，希望发挥与增长的国力相适应的作用，但IMF2010年来提高新兴市场份额的改革进展始终缓慢。如果改革成功，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成为美、日之后第三大有话语权的IMF成员。

　　英国加入亚投行后，雅各布·卢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IMF份额与治理改革将有助于说服新兴市场国家仍停留在美国打造和领导的多边体系中。

　　“对于没有同意（IMF）份额改革的国家而言，亚投行为它们敲响了警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中国对媒体直言，“其他加入的国家已经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全球合作是必要的。”

　　无论如何，美国都得面对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的现实，首提“金砖国家”概念的布勒哲尔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奥尼尔（Jim O’Neill）在中国博鳌向财新记者表示，如果不能让中国在现有多边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更大的作用，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亚投行的机构出现。

　　“主导创办一家新的国际多边机构，同时推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这是一箭双雕。”有评论认为。

　　从双边到多边

　　亚投行是中国第一次发起、主持筹建并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多位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中国酝酿这样的想法至少有十年了。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魏图（Robert Wihtol）告诉财新记者，在2009年到2010年，他就听说中方讨论一个亚洲基础设施基金（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不过，据他所知，这在当时还是个模糊的想法。

　　作为前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杜大伟告诉财新记者，他的体会是多边（多边机构与对象国开展项目）的基建贷款通常比双边（一国与对象国开展项目）效率更高。

　　中国自己的体会当然更为深切。近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双边合作的方式，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主要是在非洲和亚洲。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称，视不同情况，中国安排无偿援助、无息贷款资金，发挥优惠贷款融资优势，帮助受援国建设有迫切需求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下称口行）。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其中通过口行出去的优惠贷款一项占总额一半以上。国开行主要通过中非基金等双边基金运作，也对一些项目提供融资。

　　这些项目有的收效很好，但很多项目收效不佳，原因有多方面，包括环保标准是否低于国际标准、是否考虑到当地的适应性、公共沟通是否有效等因素，导致来自中国的投资渐渐受到一些所在国的抵制。如果在多边机制下，被投资国作为多边金融机构的成员国，对此类投资更容易接受与合作；而依赖于多边机构的经验，上述双边合作中被忽略的问题也有望得到更好解决。杜大伟表示，“一方面，这是中国想发起多边机制的一个原因，即成立亚投行。另一方面，中国在双边项目上的过往表现，让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亚投行将如何运作很紧张。”

　　世界银行是多边金融机构的开山鼻祖，也是综合评分最高的世界性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最规范、参与国家最多、标准最高。自从1944年成立至今70年来，世界银行获得的尊重仍远远超过它被诟病的问题，其他区域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则各有各的优势。这些评价，来自财新记者采访的多位与世界银行打交道多年的中国政府官员。

　　对于多边开发银行（MDB）的定义，欧洲投资银行官网写道，是主权国家设立的超国家机构，并由这些国家构成股东。它们的出资反映其建立的发展援助和合作政策；其共同任务是，通过给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投资和生成资本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前世界银行主管欧洲与中亚地区的副行长林恩（Johannes F. Linn）称，每个多边开发银行或多边金融机构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比如出资贡献、治理结构和贷款条件等都由其成员国决定。自世界银行建立以来，一些规则被广泛接受，比如，理事机构中的话语权和投票权很大程度上由出资贡献决定，后者又取决于成员国的经济权重；贷款不应超过受援国的债务承担能力；项目应该遵循一定的金融、经济、社会和环保标准等。他亦表示，并非所有的多边开发银行或多边金融机构的规则都是一样的，需要多方谈判协商来制定规则。

　　熟悉多边开发银行运作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国际经济秩序中获益很多，从多边机构中获益也很多。多边机制的原则就是互惠互利，按多边议事规则达成共识后行事。一是要与项目方紧密合作，从初期就要确定符合环保的高标准的项目，项目方应通过开发国政府协调与本地社区族群的联系，要让本地族群积极参与；二是需要扩大投资范围，不能只投资某几个国家。这些都是多边机制的优势所在。

　　3月5日、6日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来自30多个国家，以及世界银行、亚行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就亚投行如何建立良好的环保政策和治理框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亚投行的表态上，中方的表态至今为止都是相当到位的，也是国际社会能够理解、接受的语言和原则。财新记者获知，在多边临时秘书处工作的专家，都是国际上有名望的专业人士，如在世界银行有30多年经验的律师利希藤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

　　在今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金立群表示，将要打造的亚投行是一个由各方共建的、最高标准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其核心理念是精干、廉洁、绿色；高度精简，专业人员全球招聘，坚决杜绝机构臃肿；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度。同时，亚投行还将促进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

　　良好的理念已经提出，世界关心的是，中国将怎样主导亚投行的具体运作？是否能真正打消外界的担忧？

　　从主导到自治

　　中国提出了亚投行的倡议，为亚投行提供了筹备资金和办公场所，未来还将继续提供各类支持，无疑在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未来亚投行的具体运作中，主导权等于一票否决权吗？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所谓中方寻求更多国家支持或放弃一票否决权的说法，史耀斌表示，这是一个伪命题。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

　　目前国内不乏看法认为，中国应该在亚投行上复制美国和日本的做法，拥有说一不二的否决权，股权占比应在50%以上。有些部委把亚投行看成是中国财政部控制的一家金融机构。然而，这是“不切实际”、不了解国际规则的想法，“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跟你玩了。”熟悉国际多边机构的专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亚投行必须公开透明，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运作，所有重大事项由50多家成员国共同商定之后，通过章程来决定，必须保持机构的独立性。

　　作为世界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美国实际拥有一票否决权。今天的国际环境和“二战”之后创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难以复制，也不应去复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表示，当年因为美国一家独大，GDP占全球一半，因此这样约定下来；但现在“时代变了”，中国在亚洲区所占GDP的比重不及美国当年在全世界中的比重；另外，国际社会已经厌倦了单个国家对国际多边机构的一票否决权，因为这带来了低效和不合理，新设的国际多边机构中没有一票否决权的设置，将变成一个巨大加分项，“同时也对你的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在决定出资的经济权重衡量方面，各个多边机构的规则也略有不同，需要在章程协商过程中确定下来。按照关于最新股权分配的信息，亚投行将参照GDP和PPP（以市价衡量的GDP）的公式来确定股权比例。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相较于现有多边银行，这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色更明显。创始成员国会有创始成员股，但在股权比例上所占微弱。据财新记者粗略计算，中国目前应为第一大股东，股比30%左右。如果美国、日本加入，预期中国的股份会将降低到20%左右。但一切还有待创始代表会议后才能决定。

　　一位了解谈判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鉴于对亚投行的广泛兴趣，域外国家的股权比例可能会上调，这意味着需要进一步沟通谈判。澳大利亚财政部回复财新记者称，澳大利亚决定加入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亚投行的董事会有权做重大投资决定，以及亚投行不被任何单个国家控制。

    一位财政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即便是最终核算出来中国的股份占比大，也不意味着在亚投行由中国一家能说了算。国际组织各成员是以共识为基础，主要靠协商一致的原则。多边机构的核心是成员按照规则操作，如同中国在国内提倡依法治国的原则是一样的。

　　不少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人士均表示，除了选派行长，美国对世界银行的干预是相当少的。世界银行是高度自治的机构，经过多年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凝聚力，行长可以换，但不会影响到它的项目和内部运作机制。

　　日本在亚行的主导地位一直令外界有所微词，这主要体现在人事安排上。亚行连续九任行长均出自日本，在推选亚行行长阶段就往往只有日本一家；亚行的核心部门，也长期由日本派员把持。由于日本对亚行的支持力度较大，亚行的人事和财务部门长期合二为一，局长一直由日本财务省直接派员，但这一点一直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参与国都非常不满，被视为亚行治理机制上的重大弊端。然而，就是亚行，现在的自治程度也是相当高的。2013年，亚行借贷项目采购当中，日本企业中标率仅为0.5%，印度和中国分别占24%和21%。

　　亚投行在筹建过程中初获成功，原因就是提出了一套让外界认为可能是透明、高效的治理机制和原则，让合作国家感到有信心。中方在多种场合表示，即便在初期，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遵守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共识的方式决策，如果凡事都靠投票权决定的话，说明协调的工作并没有做到位。

　　主导权等于推选行长吗？任何机构都存在“潜规则”，目前国际多边机构的行长选举都有惯例。比如世界银行行长一直由美国选派，IMF总裁长期由欧洲人担任，亚行自创立以来至今连续九届行长均为日本人。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魏图表示，鉴于中国对亚投行在筹建和出资上的领导角色，中国希望行长来自本国当然合情合理。哈佛大学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Ken Rogoff）在其评论中就针对美国对亚投行治理的担忧称，“说起好的治理，难道美国准备好了放弃其指定世行行长的历史特权？”

　　不少观点认为，引入透明的机制，唯贤是用，所有职位向所有成员国候选人开放，应该是国际多边组织改革的共同方向。多位国内外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希望将来世界银行、IMF、亚行、亚投行等机构高管都可全球竞选，而非由某国垄断。

　　知情人士透露，根据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通行做法，亚投行将在正式成立后召开部长级理事会，任命首任行长。

　　全新的漫长挑战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政协礼堂附近，有一块空地将成为亚投行永久性办公楼的所在地。这块土地和这座大楼，将由中国北京市作为东道城市提供给亚投行总部长期使用。

　　亚投行定址北京，对北京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一般而言，多边机构所在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会因此大大提高，每年相关会议会带来大量的国际旅行活动，会给城市带来活力，甚至有可能倒逼北京解决空气污染、交通、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选址北京也令人更担心亚投行的银行自治问题，中国政府是否会干预亚投行的运作，从人事到项目？这恰是一家国际多边机构能否成功运营的关键，和中国习惯上的对国有金融机构人事、财权、事权方面的控制传统格格不入。

　　“千万不可低估亚投行成立、运营和管理的挑战。”不止一位专业人士如此提醒。简单而言，如何在大股东的支持下，推动亚投行的独立运作？这对中国的各个层次的认知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

　　紧锣密鼓的章程磋商尽管不为外界所知，但一些大框架已为人知。如亚投行治理结构包括三层：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可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这也是世界银行和亚行的模式。目前拥有188个成员的世界银行有25位执行董事，拥有67个成员的亚行有12位执行董事。亚投行成员国的数量直逼亚行，开创初期至少也将设12个董事席位。4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谈判代表会议，可能会就股权分配和席位展开讨论。

　　刘宗义分析，世界银行和亚行是董事会管理体制，几乎一切事务都要经过董事会，但是董事会的成员来自各代表国家，因而效率非常低；亚投行可能要采取行长负责制；或决策时争取非常驻董事一致的意见，提高效率。

　　2014年签署备忘录时，楼继伟就表示，亚投行在运行初期，将设非常驻董事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这被视为创新之举。这实为私营部门的标准模式，设立非常驻董事会，负责银行的发展战略、贷款政策和标准等重大事项，根据公开、包容、透明和择优的程序选聘行长和高层管理人员。管理层根据既定规则的审批项目，超越权限或违规可以依照规定解聘管理层有关人员，符合股东国和借款国的最大利益。

　　对于亚投行的环保等政策，楼继伟曾表示，世界银行、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在数十年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结构、环评政策、保障条款、采购政策、借款国财政可持续性评价以及包括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在内的项目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政策要求。亚投行将充分尊重和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关标准和好的做法，制定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

　　同时他也直言，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保障政策中过于繁琐、不切实际及与业务关联度不高的一些做法需要改进，亚投行将避免重复这些问题，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

　　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对财新记者表示，亚投行不应该被已有机构的实践所限制。如果亚投行迫于压力，采取的标准不够务实，发展效果不明显，那不但会是亚投行的损失，也是亟需基础设施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损失。

　　办好亚投行，关键在于人。国际金融公司（IFC）一位高级金融专家向财新记者表示，多边机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包括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工程专家、环保专家、财务专家等，特别是金融专家。全球择优录取、打造一支能干的职业队伍是基本条件。经济条件是否优渥固然重要，但人才选择长期服务于国际组织，更多是被有意义的事业与志向牵引。

　　目前，亚投行的定位、未来富有挑战性的项目运作，对不少国际机构工作人员充满了吸引力，若能比照国际性多边开发机构的薪酬标准，全球化招聘优才并非难事。据财新记者了解，在人才和采购上，亚投行已承诺将向全球招聘和全球招标，而不仅仅局限于成员国。但无论国内国外，目前都存在一种担忧，未来亚投行是否会变成各类有权者塞人、拿高薪、刷简历的地方？这在中国并不鲜见，实际也是一种腐败，但在国际多边机构里，这是非常忌讳的做法。

　　保持透明度是针对腐败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IMF副总裁朱民向财新记者表示，亚投行作为国际组织，一定要遵循国际组织的基本原则，透明度尤为重要。“举个简单例子，IMF每次开会，都会做总结并公开。”朱民说。

　　林恩建议，办好亚投行需要和借款国以及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或多边金融机构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基建项目可以得到该国有效的运营和管理；确保贷款不会加剧借款国的负债。筹建亚投行倡议提出以来，世界银行、亚行和IMF掌门人分别在多个场合表态支持筹建亚投行，表示将与之开展合作。世界银行、亚行已与亚投行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建立了工作联系，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支持。

　　财新记者综合了多位在国际多边机构里工作的中高层人士的建议如下：办好亚投行，首要是建立起规范高效的治理决策机制；其次在财务和项目投资决策上要有硬约束，亚投行虽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以商业原则运行，因此必须具备自生能力，这样才能保证投资项目质量；再者，亚投行必须高度国际化，在世界范围优选人才；最后，和各国政府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建立严格的内部流程，抑制腐败滋生。此外，亚投行还需要十分重视公共关系的投入。

来源时间：2015/4/28   发布时间：201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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