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2015年后议程”缘起于2010年9月召开的第65届联合国大会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该次会议针对21世纪初联合国所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将在2015年到达终点，提出国际社会应建构一个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议程来接替现有的“千年发展目标”，并以此来指导未来的全球发展合作。由于自本世纪初联合国推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总体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进展，特别是在消除贫困问题上成绩斐然，因此，为了保持千年发展目标所带来的全球空前的积极发展势头，国际社会应当在联合国架构内通过会员国政府间谈判，迅速由世界各国领导人就后续的接替计划达成一致，以便帮助实现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景。
　　2011年9月，作为联合国系统内正式创建的第一个有关“2015年后议程”工作序列的联合国系统工作组（UN System Task Team on the Post-2015UN Development Agenda，UNSTT）成立，该工作组主要围绕20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的制订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咨询，其中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公民社会、学者和私营部门等，覆盖了60余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在此基础上，系统工作组于2012年6月和2013年3月出台了《实现我们憧憬的所有人的未来》（Realizing the Future We Want for All）和《更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A Renewed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两份报告，就“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到期后的未来发展议程提出一系列新的设想与建议。2012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High 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Development Agenda，HLP）宣布成立（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英凡先生为该名人小组成员），该名人小组先后在纽约、伦敦、蒙罗维亚和巴厘岛召开四次会议，并于2013年5月31日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新型全球合作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转型》的报告。几乎同时，具有跨国公民社会性质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领导委员会（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也于2012年8月成立，并于2013年6月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其报告《可持续发展行动议程：报告提交联合国秘书长》。此外，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联合国地区经济委员会（UN RECs）等也都围绕“千年发展目标”就2015年后议程展开工作。这一切均与“千年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聚焦于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转变成一个既发扬光大其优点又消除其缺点的“后千年发展目标议程”。
　　在聚焦于“千年发展目标”的2015后议程讨论全面展开的同时，联合国系统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12年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简称“里约+20峰会”）上被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想法一是为了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焦点由人类发展拓展至强调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将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目标范围由发展中国家扩大至所有国家，形成所谓普遍性的发展议程。在地区代表席位如何平衡问题上经过一番争论之后，2013年1月成立了一个拥有30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可持续发展开放目标工作组（UNGA Open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简称“开放工作组”），授权拟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提案供2014年联合国大会审议。由于该工作组仅限30个席位，一些国家（例如，德国、法国和瑞士；中国、印尼和哈萨克斯坦）只能分享一个席位。开放工作组成立之后，成员国举行了八次会议、考察了广泛的议题如贫困、水、食品安全、城市、就业、增长、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由此，在2015年后议程的制订进程中形成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两个分支。
　　2014年7月19日“开放工作组”公开发表了《成果文件》（Outcome Document），向联大提出17项与“2015年后议程”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具体目标与指标。该《成果文件》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吸收了相当部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例如“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等。[i][4]因此，它得到了诸多国家的认可，欧盟和非盟均认为《成果文件》的17项目标及相应的一系列指标可以作为未来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政府间谈判的基础。此后，“2015年后议程”的“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两个分支进入了并轨阶段，并且向着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导的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2014年12月4日发表《2030享有尊严之路》报告，以及在2015年1月8日正式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提交该报告的举措，标志着联合国已经决定在“2015年后议程”制订中推进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导的“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两个分支的并轨。之所以如此认为，其原因在于该报告在“2015年后议程”的制订问题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和变革性议程，以权利为基础，以人和地球为中心。”[ii][5]此外，该报告还“提供了一体化的六项基本因素，以利构建和强化可持续发展议程，确保传达会员国表达的雄心和愿景，并在国家层面变成现实。”[iii][6]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轨的原因分析

　　十分明显，根据《2030享有尊严之路》报告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全体会员国的促请，接下来联合国大会有关“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将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在“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二为一的六个基本因素的基础上全面展开。一是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完成的诸如彻底消除贫困和饥饿、完全普及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推进性别平等将在“2015年后议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二是“2015年后议程”将聚焦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位一体的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或人的发展；三是“2015年后议程”的发展目标将是普遍的，即可持续的发展目标不是仅仅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是针对所有的国家；四是“2015年后议程”将十分关注包容性的发展和增长，注重消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建构公平公正的社会；五是在强调新的发展议程的普遍性的同时，也兼顾落实新发展目标“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六是和平、安全问题将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在2015年后议程的制订过程中被关注。
　　当前在“2015年后议程”制订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如此并轨趋势，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全球发展问题的主流理念。根据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的社会综合性重在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主要方面的整体进步，这揭示出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而发展的自然持续性重在阐明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要素方面对发展的制约，揭示了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这一切是继“后华盛顿共识”发展观之后在发展理念上又一次飞跃。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千年发展目标”是建立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后华盛顿共识”基础之上的，因此，随着发展理念从“后华盛顿共识”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合流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21世纪初所拟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是追求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过去状态的进步，虽然“千年发展目标”也关注环境生态问题，但主要关注的则是在为当代人着想的价值取向下考虑发展问题。然而，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自然持续性并且着眼于未来，认为关注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必须同考虑发展的后劲和代际之间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克服“千年发展目标”的不足之处，其总目标和基本需要是消除贫穷、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推广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保护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在具体内容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以及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逻辑归宿。
　　第三，“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轨既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对建构“2015年后议程”的主要诉求，也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从“2015年后议程”讨论的早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就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调：后2015千年发展目标必须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二为一；“2015年后议程”应具有普遍性而不应再像千年发展目标那样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2015年后议程”应包含人权、善治、法治等内容；和平与安全应成为“2015年后议程”的目标之一。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应该继续放在“2015年后议程”的最为优先位置；关注尚未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并将教育、医疗、两性平等等“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重要目标应继续作为“2015年后议程”的主要发展目标；“2015年后议程”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对中国应对“2015年后议程”制订进程中新导向的几点思考

　　早在2013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就公开发表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以下简称《中方立场文件》）。概括而言，该文件所表述的中方在“2015年后议程”上的主要立场与观点基本可为下述四个方面：“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当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2015年后发展议程”必须坚持主权原则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及目标简明化；“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当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发展；“2015年后发展议程”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iv][7]
　　更为具体地说，《中方立场文件》提出了中国参与整个“2015年后议程”的指导原则，即目标聚焦原则、发展模式多样化原则、连贯性和前瞻性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协商一致原则、普遍性原则及统筹平衡发展原则等。[v][8]上述七项原则对于整个“2015年后议程”的建构有着重要意义，并且这些原则在中国已有的参与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2015年后议程”制订进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际上已经出现并轨的情况下，中国在接下来参与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中应当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做某些相应的战术调整。
　　第一，应当审时度势、从世情、国情出发，接受后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轨或合二为一，但是必须“坚持将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vi][9]理由如下：一是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推出的一系列文件和报告目前已经为联合国系统所采纳，联合国秘书长的《2030享有尊严之路》报告也已经很明确地将“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二为一；二是“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15年后议程中合并轨之后，消除各式贫困和饥饿依然被设定为“2015年后议程”的首要并且是重中之重的目标；三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建立在进一步超越“后华盛顿共识”发展观基础之上的，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当今世界各国——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以及跨国公民社会的主流发展理念；四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本相合。因此，对中国而言，在未来联合国内部的有关“2015年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中，接受“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轨，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参与谈判应该利大于弊。
　　第二，在坚持维护各国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倡导“2015年后议程”必须聚焦发展，不赞同将“人权”、“善治”、“民主”、“和平与安全”等设定为新的发展议程的具体目标，以免模糊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但是对一些与上述理念相关联的发展指标似可持相对灵活的态度。由于主权原则依然是当今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性国际法原则，因此中国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订过程必须继续坚持不能利用发展问题，通过将“人权”、“善治”、“民主”等目标化而干涉他国内政。另一方面，虽然“和平与安全”与发展确实紧密相关并且是各国发展的保障，但是，中国仍不应赞成将其列入“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原因如下：一是在联合国系统内和平与安全问题主要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处理；二是如果将和平与安全问题作为目标放入2015年后议程之中会模糊发展目标；三是一旦和平与安全成为新的联合国发展议程中的目标，极有可能会被西方大国用来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四是虽然西方大国、欧盟、非盟等均支持将和平与安全作为发展目标放入2015年后议程，但是，迄今国际社会并没有就此达成共识，比如巴西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因此，中国继续保持不赞同将和平与安全作为发展目标放入2015年后议程的立场既有利于制定未来的全球发展议程，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着眼建立责任共同体，紧紧围绕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强调对“2015年后议程”的普遍性追求和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普遍性运用，避免在“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轨之后，对上述两项原则的狭隘运用及可能的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潜在损害。“2015年后议程”的目标普遍性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普遍应用，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更大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但在少数拥有更强大话语权的行为体的刻意引导下也很有可能被“压缩”至特定领域，并可能对下一阶段政府间谈判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对更为长期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构成损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需要加快从理念上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2015年后议程”中提出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的对接，争取使“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成为主导性话语，促使2015年后议程的制订过程能向着公正、平等和有利于全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

注释

　　[i][4]Open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Outcome Document”，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focussdgs.html（上网时间：2014年7月21日）
　　[ii][5]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30年享有尊严之路：消除贫穷，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保护地球——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69/700&referer=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Lang=C（上网时间：2015年1月18日）
　　[iii][6]这六项基本因素包括：(a)尊严：消除贫穷和不平等；(b)人：确保健康的生活、知识，并将妇女和儿童包含在内；(c)繁荣：发展强有力、包容各方和有转型能力的经济；(d)地球：为所有社会和我们的后代保护生态系统；(e)公正：促进安全与和平的社会和强有力的机构；(f)伙伴关系：为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团结。
　　[iv][7]文中的四点由笔者从《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的内容中概括而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78969.shtml（上网时间：2013年9月22日）
　　[v][8]同[7]。
　　[vi][9]同[7]。

叶江：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中心成员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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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锦祥、王裕庆等：中美“换牌”合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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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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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锦祥，王裕庆，王东阳来源：共识网

中评社北京4月7日电(作者　锦祥、裕庆、东阳)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引发了“蝴蝶效应”，随着亚投行阵容的不断扩大，美国似乎开始反思其政策的有效性。奥巴马政府很快提议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建立合作关系。而就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期前，美国财长雅各布•卢作为奥巴马特别代表访华，表示美国愿意通过现有的国际机构为亚投行提供建议和支持。这一系列的转变向我们提供一个课题，以亚投行为契机，中美在亚太能够实现怎样的合作呢?

　　一、AIIB与TPP：浅析中美的“换牌”合作的可能性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及未来走向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中美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对抗的覆辙?如何让中美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下和衷共济，而不至于撞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创新思维，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而中美在亚投行合作的成功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增加更重的分量。

　　亚太地区是中美博弈的最前沿，不仅存在着紧张的军事关系，而且在贸易规则和金融秩序层面也出现了某种竞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围绕AIIB(亚投行)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争论。然而中美完全可以通过“换牌”的形式，化解这种僵持的局面，从而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区域治理和共同繁荣。

　　就TPP而言，它被称为具有高标准的“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TPP的协议内容具有约束性，有利于各国加快自由贸易机制化的步伐。其次，TPP拟包含的内容和条款具有高标准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明显具有设立全球新FTA标准的倾向和趋势。美国正在利用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PSA(多边服务业协议)来进行重新设计全球贸易规则，而中国目前都被排除在外。因此中国需要想办法摆脱这种孤立的局面，防止未来被迫接受一套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新规则。

　　就AIIB而言，它是为了满足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成立。亚投行希望成为一个投资平台，撬动这一地区的私人投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交通链、安全链、金融链、产业贸易链、民生链和民心链的建设。美国前段时间强硬态度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一方面却试图阻止亚投行的进展，而这想必也无助于维护美国与其传统盟国之间的关系。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加入AIIB要求中国更多开放给美国华尔街与其他支撑美国政府的核心企业投资，并且倒逼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如果美国早早地被排除在亚投行之外，这对于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亚太同盟体系都是不利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将逐渐增添其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哪怕是对美国的那些亲密盟友。

　　因此，中美两国实际上都担心被孤立于亚太地区的某种未来秩序中，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某种“换牌”，寻求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同舟共济。这种“换牌”并非立即宣布加入对方主导的AIIB或TPP，世界大国不是加入，而是寻求合作。中美应该加强在AIIB和TPP上的合作和协调，并充分照顾对方的关切。

　　二、中美“换牌”合作：一种互补模式

　　首先，中国在AIIB的推进中需要美国的谅解与合作。很多AIIB的现有股东同时也是未来潜在的贷款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因此需要扩大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成熟机制的合作，探索一套的新的有效的治理结构。此外，也需要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推动良性竞争与合作共赢，扩大本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地区的发展目标。

　　同时，美国推动的TPP战略也需要中国的参与与配合。就亚洲而言，关税已不再成为区域内贸易的主要障碍，但非关税措施仍严重阻碍着亚洲地区的深度一体化，金融、劳动力流动、服务贸易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仍严重滞后。而TPP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领域，推动贸易、投资和服务一体化，采取公开透明的竞争性政策、共同的环境政策和投资保护政策等等。这是未来多边和地区贸易谈判的必然趋势，也与中国目前全面深化改革和释放改革红利的总体思路相一致。作为目前TPP成员国中半数以上国家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完全可以在推动TPP谈判和新一轮贸易规则产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缓和亚洲地区诸多争端都有好处。

　　当然这种合作模式只是一种理想的推演，在现实当中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比如，当美国利用亚投行的发展推动亚开行和世行的改革后，是否又会重新回到美国的游戏规则?美国是否会借AIIB捧杀中国，以“责任大国”来捆住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手脚?美国是否会借此推动中国的开放进程，并释放出新的政治风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素。

　　三、AIIB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既要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要落脚于与大国的相处之道上。上文所述的“换牌”合作，本质上是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中的一种互相绑定，以此增强双方的确定性和稳定感，减少误判的可能性。这是提升中国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机遇，既在体系层面进行规则塑造，同时又在单元层面塑造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偏好，这是作为领导型国家所必须具有的能力。

　　2014年是中国在外交领域的积极主动作为之年，我们接连看到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大动作和大手笔，这些都助推着中国以“协同发展、分享利益、合作安全、改善民生、获得民心”为核心的王道主义外交。进入2015年，中国需要更加明确地回答，中国能向世界提供什么，中国的发展如何转化为世界的繁荣?如果中美能够以AIIB为契机实现合作，这将是对全球开放经济政策的一种补充，增进亚太地区和世界人民的福祉。它强调发展、动态、竞争、效率，以抵抗地区的不发展和贫困现象。它不仅考虑最高政府层面的交往，更考虑微观层次的沟通。它放弃了那些僵硬和无效的经济合作形式，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双边、多边关系网络，为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博士、硕士研究生)

　　原文发于中评网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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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肉搏：合纵与连横的较量！令人震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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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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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木然来源：喜投网

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演，一切归宿似乎冥冥之中自有注定。面对当今之局势，我们总能总历史上找到借鉴。

　　一、美国将中国视为对其霸权的直接挑战，意欲利“G7”对中俄形成合围之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美国把中国看成当期利益的近忧，看成远期利益的远虑，看成意识形态的隐患，是对其霸权最大和最直接的挑战者。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已经对中国呈合围之势。G7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G7的前身是G8，2014年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被开除，于是只剩下了G7。

　　G7本来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现在演变成了政治合股势力，因为G7集团关注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乌克兰问题与如何应对俄罗斯，二是南海问题上如何对付中国。

　　去年的G7峰会上，其领袖宣言针对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半岛一事，对其“违反国际法”再度提出批判，同时也点名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活动，批评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要求中国克制，避免影响区域内的稳定。

　　所以，现在的世界局势很明朗：美日拉拢了一群经济优势明显的西欧国家，正在同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抗衡。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当时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最为强大，齐国是传统强国，而秦国是后起之秀，经历商鞅变法和几代明君才强大起来。秦和齐形成东西对峙，其他五国穿插其中，时而对抗时而联合，外交活动频繁，矛盾错综复杂。

　　后来面对秦国的不断强大，以齐国为首的六国从南向北联合起来，对秦国成包围之势，称为“合纵”。而秦国为了破招，采取了“连横”活动：逐个沟通许诺，远交近攻，孤立各国，然后各个击破，最终一统了中国！

　　虽然，现在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短期内都很难与美国对抗，更不用说要与整个西方世界为敌了。但是G7的联合包围很容易让中俄被迫实现政治军事联合，人都是被逼出来的。翻翻俄国和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生命力都很强大，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向俄国发起侵略，但都失败了，而且酿成了自己的终身失败，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俄罗斯强大的战略核力量，加上中国超级的经济实力，两者互为补充，就会成就一个超越此前任何国家集团的庞大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盟，这也是可令任何组织不可轻视的巨大力量!

　　有意思的是，总会有国家被沦为牺牲品，大乱之年，你不可能总想着善始善终。就好比战国时期一样，韩、魏、赵等国家处于“合纵”和“连横”的夹缝中摇摆不定，时而被秦迷糊，时而又想抗秦自保，如今的西方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G7之中，跟中国有“深仇大恨”的只有美国和日本，也许是被美日的宣传迷糊了眼睛，也许是他们已长达20余年没有对手，上一次G7峰会这些国家在会议宣言中分别批评指责中俄两国，这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一次战略误判。

　　与此同时，虽然中俄虽然做了一些战略互动来加深彼此的合作，但实际上如今并没有真的所谓的“中俄联盟”。不过，当G7施加的压力达到一个临界值时，或许中俄两国义无反顾的实现结合，从而成为一个新的对抗G7的联盟组合也未可知。

　　即使到时中俄会把一切帐都算在美国身上，最多牵扯下日本，但是这些西方国家却要承受与中俄交恶带来的严重政治经济后果，而这既不是中俄两国的本意，也不是西方国家的本意。

　　这才是真正的大乱之世：只有攻于守、存于亡，而这也不是你能选择的。

美国合纵第一招：点住能源这一战争的死穴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生的战争几乎都跟能源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能源甚至影响了各国战争进程和进攻路线。不仅如此，1905年的日俄战争，争的就是中国东北的煤炭。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以石油引发的战争，比如1991年的伊拉克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基本上可以用石油掠夺来盖棺定论。

　　而当年，苏联之所以能跟美国争霸，石油也是重要因素。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西伯利亚发现巨型油气田，又赶上国家油价上扬，苏联获得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使苏联具备了一定的资源优势！

　　在1985年沙特将每天原油出口量从200万桶增加到1000万桶，这让国际油价从每桶32美元下跌至不到10美元，因此苏联每年损失2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实行的“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因为苏联三分之二的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出口，现在油价暴跌，计划经济无以为继，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如今，欧美与俄罗斯又开始有了能源暗战，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创汇占其总出口总额70%，但经济上过于依赖能源，80%的出口、70%的GDP和50%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能源，而随着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量的不断减少，俄罗斯经济一直呈现下滑趋势，这使俄罗斯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更甚于苏联时期。

　　俄罗斯在国际分工中已经沦为与沙特类似的纯资源国。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其为“什么都不能制作的国家”，老牌参议员麦凯恩更是将其比作“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再回到G7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克里米亚问题和中国南海问题，其实就是想点住俄罗斯和中国的能源死穴！

美国合纵第二招：掐住运输通道这一运血的通道

　　首先来看下世界题图：

　　可以发现俄罗斯向北冰洋的漫长海岸线终年被寒冰所包围，它的出海口极为有限！早在300年前，彼得大帝就曾富战略地说过：“俄国需要的是水域”。因此俄罗斯人从莫斯科大公国时代开始就一代代的为追寻大海不断流血牺牲。

　　然后再看下克里米亚的位置：

　　可以发现，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边缘唯一直接面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并且扼守住欧亚两大洲的咽喉，对俄罗斯的意见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叶卡捷琳娜女王在40年的统治期内发动了9次俄土战争才将其征服。晚年她骄傲的说：“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现在我终于给俄国带来了我的嫁妆，就是克里米亚”。

　　俄国第一次吞并克里米亚，恰逢其打赢了如日中天的拿破仑，成为欧洲陆上第一军事强国，当时俄皇宣称：“俄国的君主是全欧洲的主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挡住俄国的道路”。因此强大的沙俄开始以克里米亚这个天然良港为跳板，不断对近东鲸吞蚕食，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扩大其影响力，甚至妄图染指圣城—耶路撒冷，国运也达到了顶峰期。

　　可惜的是：1954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作为“象征永恒友谊的礼物”送给了乌克兰，这成为俄罗斯心头永恒的痛！

　　同时，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正好扼住了俄罗斯黑海舰队通往大洋的咽喉。如果俄罗斯重新掌握克里米亚，其军事实力就能辐射到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叙利亚等近东国家，尤其是在中东的影响力将大大增强，而中东又集中了全球70%的原油储备，是美国掌控全球霸权的核心区域……

　　所以，以普京的作风，俄罗斯一有机会必然要强势夺回克里米亚。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冒着被G8开除的风险也不会在乌克兰问题退缩半步。如今通过挑起乌克兰危机，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算是赢了一局！

　　而此时美国只有通过油价来控制俄罗斯了。通过油价暴跌，短短6个月俄罗斯外汇储备就下降了20%，汇率贬值50%，即使国内数次加息，利率提高到了17%，核心通胀率依然涨至15%，其经济“一夜回到解放前”，美国又通过石油价格扳回了一局！

二、中国用“一路一带”连横，破美国“G7”的合纵！

　　一路一带冲破“第一岛链”

　　为了封锁中国大陆，由部署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冲绳、菲律宾、新加坡等地的驻军和基地组成环线，其中美国和日、韩等国向西部署的最前沿，也是日美“链式部署”中最严密的一条线，堪称是一条围堵亚洲大陆的“封锁岛链”，被国际军事界称为“第一岛链”，如图：

　　第一岛链的存在已经封死了我国的东进之路，而阿富汗战争则让我国西进无门。阿富汗就是这个世界岛的心脏，有如围棋中的天元。而01年美国占领阿富汗就有如点了天元，不但彻底封住了中国西进之门，而且也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

　　中国要解决能源问题，要么内部创新，要么冲破防线。

　　内部方面，中国正力图用国家“973”计划实现能源的4.0，所谓能源4.0就是“能源”跟“信息”的深度融合，它不在于某种“新能源”的开采和运用，而在于整个能源系统的升级。因为无论是太阳能、风能、地热能、还有核能、每种能源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如果能用一个调节系统将这些能源平衡起来，制衡能源彼此间的差异，那么就将发挥综合效应，届时将碎片化、多元化的能源组成一个“能源互联网”，能源效应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状态。

　　外部方面，极为邪门的是，虽然阿富汗一直以来都部族分裂、战乱不休，但强如苏联、美国即使在其鼎盛期都难以彻底征服阿富汗，最终只能无奈退出。美国没有了这个控制中亚的堡垒，中国西进之路就再无阻隔。“一路一带”也就顺势推出！

中国提出了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战略：

　　1、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正在开展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网规划和建设，与东北亚，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开通公路通路13条，铁路8条。此外，油气管道、跨界桥梁、输电线路、光缆传输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果。这些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打下物质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目前大家对“一带一路”的探讨还是停留在解决过剩产能，输出闲置资本等方面。但我们却认为“一带一路”的本质不是扶贫，资本输出、产能输出只是手段，“高铁搭台”是为了“石油唱戏”。“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一条通往中亚和印度洋的能源之路！

　　中亚区域油气资源丰富，与我国陆上接壤，并且紧邻新疆，通过能源西进，不但可以解决能源安全，还能有效拉动新疆的经济发展，缓解民族矛盾，保障西北国土安全！而中缅管网则打通我国和印度洋的陆上通路，届时可以使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原油不经过马六甲海峡，从西南地区直接输送到我国，在地理上跳过了第一岛链对我国的战略封锁！

　　而且通过对上述欠发达国家的资产和产能输出，逐步将其绑定入我国的经济体系，也同时跳过了美国TPP和TTIP对我国的市场封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

　　“一带一路”让人民币国际化

　　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本质上是美元本位，以美元储备作为发行货币的本位支撑。而美元作为世界性货币，其本质是油本位，通过全球布武，控制石油资源，为美国提供本位支撑。

　　为了打破美元的货币垄断，我们除了成为世界工厂之外，根本还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将天量美元储备转化为海外石油资产，使得人民币从美元本位，逐步过渡到油本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石油背书！因此“一带一路”是解决我国未来十年最核心的两大问题——能源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再对比下战国那段连横破合纵的历史，这就好像两盘棋，棋局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棋子大了一点而已，但再强大的国家，也不过是历史这盘棋的棋子。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棋局无法破，那就是“规律”！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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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美国对中国如此地无知在中国一再失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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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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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连清川来源：凤凰网

在中国的所有外交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坚挺，也是最脆弱的关系。任何两国之间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官方与民间的轩然大波、口攻笔伐;而任何两国之间惊天动地、天塌地陷的争端，又往往都能够相逢一笑，和好如初。

　　我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几年时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自以为肩负着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使我所接触的美国人民能够真正地了解中国。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就自动放弃并且留下一声叹息：原来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是如此的怀有善良美好的愿望，但是对中国原来如此地无知傲慢。我想这大约和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态度，庶几相似。

　　近日一字一页，终于读完了邹镋先生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关于中美关系的书，双方的研究著作都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这本研究短期美国对华政策与行为的学术作品，却读来令人一惊三叹，心悸无语。作品早在1963年就已经出版，对于当时的史料掌握之翔实，美苏国共日，方方面面，无不深文周纳，上穷下达;而其学术立场之客观严谨，令人无论立场何在，都无以辩驳，唯叹命运之促狭，历史之捉弄，以至于今日本当携手共进的中美关系，乃至猜忌重重，戒心四起。

　　邹镋先生早已于1999年谢世，而他的名字也早已不闻于中美关系研究学术界。他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20世纪40年代即赴美攻读学位，此后留任芝加哥大学直至荣休。但若以为这本著作可随先生作古，却是大谬不然。其间所揭发的中美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彼此误读与妄为，今天也未有甚多更张。

　　著作所阐述的时间从1941年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美国进入太平洋战争，直至1950年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中国，尾声至中国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短短十年时间中美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根本在于“一个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却收到了悲剧性的后果”。

　　事实上，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一个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这十年期间，美国从罗斯福到杜鲁门，政府一直掌握在民主党的手中，政策本不该有反复。而这正揭示了一个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的国家完全缺乏了解与应变的原则与机巧，以至看上去完美的一段佳话，成为了一地鸡毛的废墟。

　　在经历了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罗斯福所延续的政策，乃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能够成长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大国”，并尊重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这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噱头，在联合国秩序的安排上，中国已经定为安理会常务理事国;而在战争中的重大会议上，中国一直是以与美英苏并列的位置出现的。

　　然而，在对援助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却无法在行动以及资源上给予当时执行中国任务的史迪威将军以实际的支持。一方面，在对中国的援助上，缺乏在缅甸战区以及中国大陆本土上的兵员投入，而仅仅是有限的物质供应;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内部建设上，给予蒋介石政府以资源分配的全部权力，而不对其分配权力进行约束，以及对其他中国力量给予相当的关注，导致了蒋政权的独断性不断扩张。

　　罗斯福后期委派赫尔利将军接替与蒋介石龃龉不断的史迪威。但是赫尔利执行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政策，也就是全面支持蒋政权，但是却并没有使蒋能够相应地支持他的行动，以至于赫尔利与中共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化为乌有，反而使中共认为美国出尔反尔，产生反感。

　　1945年马歇尔将军成为了杜鲁门总统的特使，力求促使联合政府的产生。但是马歇尔的和解政策在双方都无法让步的前提下崩溃。此时中国的民意已然倾向共产党，而马歇尔的政策清晰无误地表明了不干预中国内战，并且决不派一兵一卒进入中国战区，却在援助上依然不断供给国民党政府(期间虽有10个月禁运)。这已经明确地使美国给人以 “帮助一个腐败而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的印象。

　　到了最后时期，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而国民党已经准备溃退台湾的时候，美国虽然谨守不出兵干预的承诺，但是其资源包括武器，依然在不断输入给蒋政府。

　　在整个期间，美国的援助政策似乎为宿命所左右：它希望中国独立成长为一个民主国家，却无法摆脱蒋这个精明的独裁者;它希望平衡中国的力量，却无法赞助为民间所拥戴的共产党;它期望通过不干涉来摆脱自己对中国的责任，经济援助却无一不落入国民党的手中成为内战的主要资源。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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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长:中美不是“零和关系”不必成为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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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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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若愚来源：新华网

开启上任后首次亚洲之行前，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６日以美国“再平衡”战略“下一阶段”为题发表演讲。部署“高精尖”武器，加强同盟并发展伙伴关系，以及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ＴＰＰ）是接下来的三大政策支柱。　　
　　卡特说，中美不是“零和关系”，可以实现共赢。他承认中美关系“复杂”，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强有力且具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对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
　　【“再平衡”三大支柱】
　　卡特当天在亚利桑那大学州立大学麦凯恩研究所发表演讲，介绍贝拉克·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下一阶段的政策。他定于８日至１０日访问日本、韩国，视察驻两国美军部队。这是他２月中旬出任奥巴马任内第四任防长以来首次访问亚洲。
　　卡特说，他将亲自监督下一阶段“再平衡”的实施，这些政策将使美国对亚太事务的参与得到“深化和多元化”。美联社说，卡特的演讲似乎旨在使美国人、更要使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相信，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奥巴马政府２０１１年提出的“重返亚太”。　　
　　根据演讲，下一阶段“再平衡”首先是美国将继续投入适应未来的军事能力，尤其要与亚洲“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相关，其中包括研制高端武器，如新型远程隐形轰炸机、新型远程反舰巡航导弹；在迅速修复跑道等方面加大投入，以增强美军在危机中的生存能力；继续研发电磁炮等新式武器，发展太空战、电子战等能力。　　
　　第二个领域是强化美国在亚太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卡特说，他访日时将讨论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把美日安全合作水平提升到新高度，进入太空和网络等新领域；他访韩时将与韩方加强对朝鲜的威慑。同时，美国将构建三边安全合作，比如，与日本、澳大利亚就东南亚海上安全加强合作，推动美日韩情报共享协议签署。此外，美国还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中国发展新的伙伴关系。　　
　　第三个领域是拓展贸易关系。卡特说，在他看来，美国发起并主导的《跨太平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就是“又一艘航空母舰”，是“再平衡”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早完成谈判并签署这一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是“当务之急”，“没时间了”。　　
　　【中美“不必成为对手”】　　
　　谈及中美关系，卡特对台下听众说：“一些人想让大家相信，中国将取代美国在亚太的位置，中国经济增长将以某种方式夺走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的机遇。但是，我拒绝接受所谓中国所得即是我们所失的‘零和’思维，因为还有一种情形，叫做共赢。”
　　“美国与中国不是盟友，但我们不必成为对手。强有力且具建设性的美中关系对全球安全与繁荣而言至关重要，”他说。
　　卡特同时说，“由于我们两国会继续同时竞争与合作，我们的关系将依旧复杂，只是，我们同样相信，有机会加强理解，减少风险”，比如，中美两军去年签署了建立两个军事互信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即“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他说，两国今年将就“危险的空对空相遇”共同制定安全行为准则，他本人将致力于更多、更广泛的中美建立互信措施。　　
　　卡特声称，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将有利于创造“正确的激励措施和条件”，以鼓励中国按照“主要国际秩序的规则”行事。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中心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尧认为，这显示美国意在约束甚至塑造中国的行为，让中国遵守美国主导的规则。这其实是美国“机制霸权”的一种体现。　　
　　卡特还说了一句大实话：自１９９０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的军费开支超过１６万亿美元，比仅次其后的中国多１０倍。他的用意自是给美国人和盟友打气，却客观上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某些国家对中国军费适度合理增长的“担忧”。
　　【新阶段偏好“技术”】　　
　　从卡特的演讲看，美国“再平衡”战略下一阶段的主要政策并无太多新意，而是延续先前阶段的几个政策支柱。事实上，卡特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担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期间，就是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的幕后推手之一。　　
　　与先前不同的是，卡特提到，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新阶段将在高端武器、新领域作战能力上加大投入。军事专家马尧指出，卡特提出要研发新式隐形远程轰炸机、远程反舰巡航导弹，指向非常明确，前者可以突破现有防空系统，后者的打击目标是水面舰艇。这是对不久前美军准备取代“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概念的呼应和延续。只是，如果是针对诸如朝鲜、伊朗的潜在威胁，用不着这样的高端武器，美军现有的Ｂ—５２Ｈ型战略轰炸机和“鱼叉”反舰导弹就够用了。　　
　　马尧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本质，是保持欧亚大陆陆权之间的均势和美国海权的优势，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这种对美国有利的局面，美国因而需要重新“平衡”。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力相对衰落，无力通过大规模调整前沿军事部署来执行“再平衡”，加上美军传统军事文化相信，战场上的一切问题都是技术和管理问题，所以主张通过更新武器系统、拉开代差，以形成有效威慑，成为卡特执掌五角大楼后顺理成章的战略选择。当然，这背后少不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推波助澜。
　　值得一提的是，卡特出身核物理专家，是技术官僚出身的美国国防部长，因此更偏好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胡若愚）（新华社特稿）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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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防长称对中国行为很头痛：但两国不必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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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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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参考消息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6日表示，美国“深为关切”中国的部分行为，但中美这两大世界强国不必当敌人。这位五角大楼领袖表示，中国在国防支出、网络空间与区域领土争端方面的活动，都很让华盛顿头痛。（台北“中央社”）http://t.cn/RAx58XU

来源时间：2015/4/9 发布时间：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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