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键  来源：上海社科院软实力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美国对中国的国际角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知，这些错误的认知与“美国意象”直接相关，而“美国意象”则来自于以“美国例外论”为基本传统的意思形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偏见，既有有意偏见，也有无意偏见，但都同样直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天，由于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和美国自身利益的新变化，“美国意象”对中国国际角色产生了难得的认知和谐。不过，这种认知和谐仍然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它不仅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而且在这种认知和谐背后有着严重的不和谐的政治意图。因此，从长远来看，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仍然要回归到不和谐状态。

[关键词] 美国意象 角色定位 国际角色

[作者介绍]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美国对中国的国际角色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知，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的错误程度越来越严重。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今天在经济不断崛起的时候中国文化影响力也相应得到提升之时，又出现了所谓的“中国文化威胁论”、“中国软力量威胁论”，等等。这些错误的认知与“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e）直接相关。从认知的一般规律来看，一种意象的产生应该是认知客体首先要在认知主体头脑中产生的投射映象，然后认知主体对映象进行加工而形成认知结果，通过这种方法对外部客观世界认知产生的认知结果都必然要打上认知主体的主观印记，体现认知主体的价值取向。客观投射的映象与主观价值构成的有机整体就是认知主体的特殊意象。因此，所谓“美国意象”是指美国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根据自身价值、知识、信仰体系而对外部世界产生的一种相对固化的认知。

一、“美国意象”及其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的影响

“美国意象”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意象”既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有关，也同美国传统所坚持的“价值、利益和政治”所驱动的政策需要紧密相联，但相对而言它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①]不过笔者认为，“美国意象”归根到底来自于以“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为基本传统的意思形态。特别是在当今，由于美国无与伦比的国家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例外论”乃美国霸权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例外论”赋予了美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时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趋使着美国总是要展示甚至炫耀“美国榜样”，认为与欧洲相比，美国不仅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完善的民主，而且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出现暴君、卖国贼的危险，也不会有其他时代有过的使自由人受害的无意义的战争，因此，美国就是“全世界政治再生”的天然代言人。[②]另一方面“美国例外论”又使美国人拥有基于“天定命运观”之上的“美国使命感”。于是，“那些在国际上依照权力政治规则行事的美国政治家都免不了时而奢谈美国对外干涉目的的‘纯洁性’”。[③]这就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④]这两方面所揭示的正是“美国例外论”的两种政策倾向：一种是孤立主义的倾向，认为美国的使命是“向人类树立一种榜样：快乐与富裕来自渐进的、自我约束的自由”,是给世界起一个示范作用；[⑤]另一种使干涉主义的倾向，认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圣战”，即有责任在其他国家中保护自由和民主，推行民主和人权。但是，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干涉主义，都是构成美国霸权的政策基础。[⑥]所以说，“美国例外论”使美国长期以来形成了永远以美国霸权利益为中心来考量外部世界的认知视角。

既然“美国意象”是美国基于“美国例外论”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一种对外部世界固定化的认知趋势，那么，它对美国认知中国的国际角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它使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国际角色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偏见。由于“美国例外论”所突出的是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的巨大优势及其全球普适性，美国希望并相信美国模式能够推行到世界各个地区，一旦某个国家的行为不符合美国公众所认为的美国式价值标准，美国就认为这个国家是“独裁国家”、“失败政府”、或者是“无赖国家”等；同时又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大相径庭，因此，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例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外交政策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美国就认为中国正在扮演着“莫斯科的爪牙”的角色；[⑦]1950年底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后，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有超过80%的被访者认为中国出兵朝鲜半岛是出于执行苏联的命令的考虑，这就更加深了美国关于中国的上述角色的认知程度。[⑧]与此同时，从那时起，由于中国强调对民族解放的无条件的支持与援助和对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⑨]并表示中国愿意作为越南反美斗争的“可靠后方”，[⑩]于是，美国就认为，中国在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方面是一个将改变国际体系本身作为追求目标的坚定的革命者，[⑪]并扮演着“革命解放者的堡垒(bastion of revolutionary-liberator)”和“解放运动的支持者(liberation supporter) ”的角色。[⑫]即使到了今天，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偏见不仅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甚至在美国一部分智囊专家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在不断崛起，而且正在试图追求更大的世界权力，强烈渴望成为象美国一样的全球霸权国家，从而引起了美国的恐惧与担忧。[⑬]

萨义德（Edward W. Said）曾经提出西方认识东方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他称所谓的东方主义就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殊位置来理解东方的一种方式”。[⑭]美国所塑造的中国国际角色即所认知的中国实际上就充满了这种“东方主义”色彩，也就是充满了“美国文化的中国”的现象。当然，“美国意象”所导致的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偏见，既有有意偏见也有无意偏见。有意偏见往往是出于私心。国家都是自私的，为了某一方面特殊的国家利益，往往故意扭曲中国的国际角色。特别是在中国发展势头正猛的时候，美国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⑮]然而，作为现存国际体系主导者，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是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就难以避免，甚至认为，中国崛起必将威胁美国，崛起的中国与仍然还处于霸权地位但正在走向衰落的美国必然爆发冲突。这是守成霸权国家与新兴霸权国家之间无法避免最后的摊派。也就是说，两个“巨人”之间必然要爆发冲突。[⑯]这种情况更多地与美国干预主义的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并反映出它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的影响。

所谓无意偏见，是指由不自觉的错误形成的固定化认知。无意偏见的形成不仅与历史经验、价值观有关，也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历史经验的影响是不知不觉的，正如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说，“历史会在决策者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影响他的知觉倾向。”[⑰]在美国的外交历史中，共产党政权一直被认为是富有挑衅性“独裁政权”，[⑱]美国意识形态中有强烈的反共色彩。[⑲]连美国自己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在美国，“除极左派外，实际上所有政治派别都接受反共思想，把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参数。”[⑳]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以及它对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历史认知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认知。这种认知也毫无疑问地要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反映出来，其结果就是彻底孤立中国，通过孤立来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这种情况则更多地反映出美国孤立主义政策倾向和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影响。当然，孤立主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样要采取种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21]甚至要“根据美国的形象来改变中国”。[22]

无论是有意偏见还是无意偏见，都会使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产生“晕轮效应”（halo effect）。这种“晕轮”致使美国认为中国威胁美国所代表的“民主、资本主义和自由”；[23]认为中国渴望地区霸权，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损害美国的利益，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破坏亚洲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美中关系是零和博弈和冲突迭起的。[24]因此，“美国意象”中的中国国际角色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角色，而是一个“美国的中国”(America’s China)。[25]由此可见，“美国意象”实际上使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常常处于失调之中。

二、“利益攸关方”：“美国意象”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和谐”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感到中国是“威胁”、是“挑战”、是“战略竞争者”等，这都是因为美国对中国新的国际角色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失调。然而，2005年9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关于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26]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借佐立克的口表达出来的对华的最新认知和政策新取向。[27]这种认知的萌芽可以追到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期。当时克林顿把中国定位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且两国元首公开宣称，两国政府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后来，布什政府虽然最初认为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28]不过，“9·11”事件以后，由于中国在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使得美国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国际角色的总的认知，逐渐以“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Constructive, Cooperative and Candid relations）来重新界定“9·11”事件以后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29]并认为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仅不会有拥有成为美国真正竞争对手的实力，而且，崛起的中国实际上还有很多“成长中的烦恼”，尽管这种“成长烦恼”还不至于伤及美国。[30]相反，美国认识到，中国崛起已是难以遏制的客观趋势，与其遏制同中国全面对抗，不如“接纳和欢迎”一个“自信、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使之成为美国可以接受的国际体系成员，最终达到防止和消弭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潜在威胁的目的。[31]

无独有偶，2003年，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走“和平崛起”（也即后来的“和平发展”）之路；随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都反复强调并切实履行自身发展中的国际义务；2005年1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2006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时指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维护者”；同年4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发表题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演讲，再一次把中国定位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随后，胡锦涛主席在访美期间与布什总统会谈中更明确表明，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这是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国际角色定位最清晰的表达。这表明，中国早已朝着“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角色在努力，或者说是早就进行这样的国际角色定位。只是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第一次借用了一个理想的词来概括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最新认知。这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美国意象中的中国国际角色与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定位出现难得的一致性，也是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产生了难得的认知和谐。[32]当然，这种“和谐”认知只能说是美国因需要中国而制造的一种“和谐”认知的假象。美国制造这样一种认知和谐的假象，归根到底还是美国自身利益使然。

首先，从经济利益来看，美国超强的经济使得它的经济利益覆盖全球，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经济利益无疑又是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购买力平价最新公布的计算结果，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20万亿人民币，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居世界第三位。美国高盛公司下属的全球经济研究部早在2004年1月出版的《成长与发展：通向2050年之路》一书中曾经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未来4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但比其预测的时间大大提前，仅仅两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德国和日本。这就是说，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中国因素”将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全球化使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经济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大。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报告，2006年前11个月，中美贸易额达2387亿美元，同比增长24.6%。其中，中国自美进口539亿美元，同比增长23%。中国近年来一直是美出口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第三大技术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是一种“零和”的关系，而是一种利益相关的双赢合作（stakeholder in win-win game）。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从过去的“利益竞争者”开始转变为“利益攸关方”。

其次，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现促使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的改变。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全球化引起的全球性的经济结构重组、金融动荡、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跨国犯罪等，已经不是单靠一国的力量所能对付的，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更为严重的是，恐怖主义的全球泛滥已经成为人类的公害。众所周知，安全一直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但直到“9·11”事件爆发以前，美国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33]但是，“9·11”事件证明，威胁美国的不是中国，而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赖以活动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个海洋，对美国已经构成了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某些方面比共产主义的挑战还要具有根本性”，[34]并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不只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真正的现实威胁”。[35]因此，恐怖主义成了美国在推进全球战略中最大的障碍，反恐也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除了“东突分子”的恐怖威胁外，中国不是恐怖主义的直接目标，但是，中国利益向国际拓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去海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36]遇到事故或者袭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如何保护在海外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中国安全利益的头等大事。因此，反恐同样是中国安全利益的重要内容。尽管如一些分析所说的那样，随着美国反恐战略的深入，中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也在增加，[37]但反恐仍然是中美最现实的共同安全利益。面对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毒品走私、跨国非法移民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美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需要与中国就上述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并在其中主要问题方面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38]因此，“美国意象”已经从“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威胁”转变为“恐怖主义是最大的威胁”的认知上来。

再次，在反核扩散问题上，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符合美国的利益。冷战结束以后，反核扩散居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但由于一方面现有的反扩散体制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即允许五个有核国家（不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保有自己的核武库，而拒绝其他国家再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美国的安全利益对核武器的依赖性非常大，以至于美国从来没有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而且，美国作为最大的核国家常常利用种种特权苛刻地对待无核国家，要求它们“照我说的做，不要像我这样做”（Do as I say, not as I do）。[39]同时，又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奉行单边霸权，因此，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如朝鲜、伊朗等都纷纷提出了核安全诉求。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危机都表明，由美苏在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目前被美国所主导的现行反核扩散体制陷入严重的困境。中国虽然也是现行体制内的核国家，但中国的安全对核武器的依赖性很小，而且中国倡导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现行核扩散体制中的安全理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安全观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基于这样的事实，尽管美国内心中并不希望中国反核扩散体制的主导者，但是美国已经深深地感到，没有中国的积极斡旋和竭力推动，伊朗核问题可能比现在更糟，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不可能在山穷水尽之时，又在刚刚结束的第五轮会谈中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赖斯都当即就此事给予了积极评价并感谢中国促成此事。[40]因此，在美国看来，在现行反核扩散体制内让中国发挥某种独特的作用，与美国对中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定位是完全相符的。

最后，在国际体系层面上，中美两国存在着战略利益的交汇点。美国是现存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维护现存国际体系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但是，美国作为最后的霸权国，又是全球化的主导者，要为自己的霸权和自身主导下的全球化支付巨大的成本，因此，无论是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还是分散霸权成本，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以减少其霸权成本。[41]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获益者，尤其是得益于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有三大重要利益——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完成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在三大利益中，实现现代化是核心，其他两项任务是保证。也就是说，发展仍然是中国21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如何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不产生恐惧呢？这可能需要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要有一种结构性的互动，即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和渐进式转型。这样将为中国综合国力提升过程中的国际角色转换提供可调适性的国际环境，从而避免国际体系（环境）及其内部其他行为体对中国新的国际角色产生陌生感。[42]因此，维护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相对稳定，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

由此可见，美国是根据美国的利益来确定中国的责任而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但这足够表明，美国不但承认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内一个重要成员，而且把中国和中美关系事关美国利益全局的重要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尽管“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是一种和谐认知的假象，但也标志着美国对中美关系性质、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美国意象”对中国国际角色的真实认知

  把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是否意味着美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了呢？其实不然。兰普顿（John M. Lampton）在阐述1989年至2000年的中美关系时用了“同床异梦”这个词。[43]在中国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和美国的认知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也是“同床异梦”，即对同一种角色“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理解是不同的。很显然，美国努力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前提是，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由于内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而让国际社会无法预测其行为方式，因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中的一员，那么，中国就不应该继续搭乘全球化的便车，而应该在谋求自身利益时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当然，在承担国际责任时要避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要增加自身发展中的“透明度”，从而消除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疑虑。[44]由此可见，美国不仅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中国的责任的，而且也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中国的国际角色。也就是说，受“美国意象”的左右，有意偏见和无意偏见总会时而不时地影响着美国的认知。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使美国不得不对自己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表示担心，这种担心必然要影响到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知，从而使它的认知重新回归到不和谐的状态。众所周知，美国的安全诉求是同消除潜在的挑战与威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利益的核心是美国的霸主地位不受到挑战。而中国的崛起又使美国现实地感到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与日俱增，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无疑就必然要成为美国防范的目标，甚至是“假想敌”。因此，美国是从安全、民主、市场三大利益来确定中国的国际责任，而且，确定中国的责任的时候，“美国意象”中的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两个方面都表露无遗。

不过，与过去的干预主义不同，从今天乃至到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对中国的干预主义不是表现为“圣战”式的“硬干预”，而是规范上的“软干预”。具体来说，就是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来规范中国的行为：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来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要求中国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沿着美国要求的方向演变；要求中国接受美国所认可的普世性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把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来并使之在接受现存的国际制度规范的前提下承担某种义务，以便为美国的霸权减负。[45]

  美国是霸权守成国，它的霸权利益和霸权地位都系于现存的国际体系。因此，要实现“霸权护持”的前提就是要维护现存的国际体系。但是，大国的崛起又必然会对现存国际体系产生直接的影响，要么用武力的方式摧毁它，要么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其中。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的方式进入现存国际体系之中，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中国重新排挤出去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会导致美国的利益受损。因此，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挑战美国之前，[46]最好的选择就是把中国纳入到美国的规范之中，使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完全“掌控”在美国的手中。即便中国最终成为明显的威胁，美国至少还有应对的准备。[47] 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以后，只是表明中国与美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性，美国并不是真正要中国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而是在美国的“掌控”下顺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为美国分担责任。因此，美国的“软”干预表现为，一方面，促使中国内部政治体制必须沿着美国要求的方向转型，甚至把中国政治体制是否沿着美国的预期转型作为中国是否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衡量标尺；另一方面，促使中国必须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历届政府都坚守着一条歪理：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差异较大的国家要比差异较小的国家更容易产生威胁美国的“意愿”。[48]因此，美国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是否接受共同的价值观。[49]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之前，美国很难视中国为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相反，它更愿意视中国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即使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但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地区霸权的唯有中国最有可能。

“软”干预主义只是美国意象对华认知中“一个硬币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所展现出来的仍然是传统的孤立主义，即对中国进行防范，特别是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以便消除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可能产生的威胁。

由于担心中国崛起会成为在远东地区具有主导能力的战略强权，在某些方面甚至会取代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因此，美国首先是在军事上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而加以警惕。在美国看来，中国国力正迅速增长，认为中国迅速提升中的核打击力量实际已经覆盖“全部美国领土”。[50]美国五角大楼2005年关于中国军事评估的报告还声称，2005年中国军费预算达到9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位居世界军费开支第三大国，还强调中国不仅着力发展海军，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提升核打击能力，并断言中国已经具备对美国实施第二次打击的能力。[51]美国这种看法在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四年防务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两份报告都认为，中国在所有主要新兴大国中，是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技术具有最大潜在威胁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透明度很低，中国军队建设的速度已经打破了地区军事平衡。所以，报告指出，美国需要借力牵制中国，也就是所谓的“平衡方法”战略：加强与同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使其情报、联络和导弹防御等方面的能力更加一体化；通过改进伙伴国家的能力并减少它们的脆弱性来推进“一个成功的规避战略(hedging strategy)”。[52]这一战略包括：通过重新武装日本，给中国制造直接的地区对手；强化美日同盟，明确其应对台海局势能力。除强化传统的双边联盟外，美国还在寻找新的盟友，如印度、巴基斯坦、越南、中亚有关国家，实施对华战略包围，甚至考虑强化北约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北约成员国的关系来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

与军事安全相关的是，美国试图掌握对台湾海峡“现状”的定义权，保持其对台湾内部政治的影响力。[53]美国虽然认识到因台湾问题而使中美走向直接对抗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同时还认识到中美在抑制台独，避免台海冲突的发生，维护台海局势稳定上有重大共同利益，能够进行合作。[54]但是，在明确中国的崛起是否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以前，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解决其国家统一问题，至少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放弃武力。显然，美国坚持所谓的“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企图”的背后，隐藏着美国的政治意图：维持台湾海峡的永久分裂。这样，美国一方面可以巧妙地利用对台湾海峡“现状”的定义权，来对中国的一举一动进行评估与监控；另一方面，美国还可以利用台湾海峡的“现状”对中国实施战略挤压，把中国的力量紧紧锁住在“第一岛链”之内。

除了安全和战略上的挤压外，美国也越来越关注两国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中首要的问题是贸易赤字和汇率问题。美国指责美对华庞大的贸易赤字源于中国操纵汇率，特别是操纵人民币对美元汇率。[55]因而，美国不断加大压力来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同样，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尽管中国在此方面做出巨大成就，但美国认为距离中国早在2001年就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还相差甚远。此外，美国还最大限度地阻止尖端技术向中国转移，防止中国控制能源生产国和运输通道；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利用“民主”、“人权”、宗教、非政府组织、社会不稳定、网络信息等因素加深中国内部的离心倾向，企图使中国的政治进程逐步地偏离原来的轨道。

由此可见，给中国定位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过是美国的一种策略，而这种策略虽然展现了一种对中国国际角色认知的和谐表象，但策略背后掩藏着美国对中国国际角色的真实认知实际上还是“挑战者”的角色。因此，“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过是美国对华政策两重性的符合体：形式是“胡萝卜”而内容仍然是“大棒”。

       《国际论坛》2007年第3期

来源时间：2015/4/2   发布时间：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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