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世默、福山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福山则在新书中细剖美式民主流弊、唏嘘美利坚衰败。2014年11月24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先生在北京对话福山，对中国历史、制度及发展模式展开讨论。】

　　2014年11月24日，李世默先生在北京对话福山。

　　李世默：早上好，弗兰克。欢迎做客观察者网。你关于政治秩序的第二部著作问世——《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可喜可贺。第一部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梳理了从古到今政治体系的历史——从达尔文演化史的起点到法国大革命;第二部著作则从大革命一直写到了全球化。我必须交代，第一本书好长啊，让我读得很受罪，所以当时我决定不读第二本了，但最后还是无法克制自已，仍然读了它。总之，祝贺你!

　　弗朗西斯·福山：谢谢，非常感谢。

　　李：我想，为了让我们的读者和观众有个基本感知，你最好能首先介绍一下美国民主的现状。虽然这不是本次访谈的中心议题，但我们还是希望听听你对美国政治体制现状的分析，美国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你在书中有过详细的论述。

　　福山：好的，非常感谢，世默。我认为美国目前处于一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过去，美国体制曾周期性地暴露出这个问题。未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民主能不能自我纠错。随着金钱和特殊利益进一步左右了美国政治，原本能通过普通百姓清理流氓政客的民主体制，近期失灵了。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国政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李：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不但在你的书里读到，过去几十年也在不少政治学家如曼瑟尔·奥尔森的著作里读过对于利益集团的论述。奥尔森将它们称为“分利联盟”，你创造了“否决政治”这个名称，也就是说利益集团长期积累权力，成为分利联盟，它们俘获并绑架了政治体制。所以，要做任何事情，这个分利联盟下面的每一个小团体都必须得到满足，而每个小团体都狭隘地按自身利益行事，罔顾集体利益。这是当前美国体制的弊病。你能稍微详细点展开谈谈吗?

　　福山：正如你所说，当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俘获了政治体制时，就出现了这个较为宽泛的现象，我称之为政治衰败。我认为任何政治体制都可能出现这个现象。比如，在你觉得冗长艰涩的第一部书里，我花了很长一章专门写古代中国。东汉末年，中国政治体制中也出现了政治衰败的现象，门阀世族盘踞政治制度长达300年，一直持续到三国两晋之后。后来的朝代恢复了较少受个人影响的政治体制，所以各国都会经历这种循环。我认为美国的问题在不断恶化，因为利益集团的资金十分充裕。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是，政治献金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我认为这样解读宪法是错误的，但法院就是这么裁定的。所以，如果某个利益集团，比方说华尔街，有高度集中的金钱资源，便可以阻止政府通过不利于它的决定。如今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李：而这将产生否决政治。

　　福山：由于制衡机制的存在，政治体制的某一个部分能相对轻易地阻挠其他部分。我认为这是“否决政治”的核心所在，暨整个体制受制于否决权。

　　李：好的。你在书中还阐述了另一个概念，也是我第一次研究这个概念，叫做政治治理司法化，也就是说每个法官都扮演了政治家的角色。这个概念对我们的读者和观众还比较新，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福山：这是个美国特有的问题，许多欧洲民主国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从英国继承了深厚的普通法传统。所以法律是首先被建立起来的制度，美国建立法律制度时，还没有获得独立，也不是民主国家。这意味着美国体制中的法官实际有很大的政策制定权。比如，堕胎合法化这件事，在其他民主国家是立法部门的事，但在美国是法院的决定。在日常执法方面，普通美国人有权通过起诉政府来确保执法，或阻止政府执法，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不存在。我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美国法院越俎代庖，执行了某些更适合行政机构执行的功能。

　　李：譬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铁项目就出现了这个状况。布朗州长宣称这个项目接到了超过200起诉讼。这是民众起诉政府的例子。

　　福山：正是。正因为个人有起诉政府的权利，所以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一拖再拖，成本一提再提。

　　李：你知道，根据曼瑟尔·奥尔森的理论，一旦政治体制被分利联盟俘获，基本上无药可救。除了革命或某种外部震荡，很难摆脱其控制。那么，政治体制如何解套?革命和外部震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那么如果政治体制的确被分利联盟俘获，并以这种方式固化下来，怎么才能脱离出来?美国需要怎样的政治改革才能突破当前的死局?

　　福山：经济危机有时候也是震荡的一种形式，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便是例子：先是1929年股市崩溃，接着银行系统遭遇了大危机，失业率高达20%，经济遭到了重创。这个外部震荡促生出罗斯福的新政，在1930年以后使美国福利国家基本成型。这才是民主制度本来的运行方式：当普通百姓受到特殊利益压迫时，他们能够影响最高领导层改变政策。2007年和2008年，我们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但政策制定者较快地干预救市，使失业率维持在10%以下，现在已下降到5%左右。我认为问题在于，虽然我们没有进入萧条，但这次震荡没能迫使政要们对现行政策进行大规模反思。我不知道什么条件才能促使他们进行反思，预计目前这种政治僵局还将持续下去。

　　李：是的，不久前的中期选举还会使政治僵局更加严重。

　　福山：是的，有这个可能性。

　　李：接下来让我们谈谈中国。首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我读你的学术著作很多年了，你是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你年少成名。作为政治学后辈，我一直拜读你的著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在新作中，你花了两章来写中国，在上部书中也有许多关于中国的分析和内容。你写了这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你一直在做关于中国的研究项目。那么你对中国的兴趣从何时开始，缘何开始呢?

　　福山：我想，我真正对中国产生兴趣应该是在写这本书的上卷时，因为我突然发现，如果要追溯整个世界的政治历史，要探寻制度的起源，中国显然应该是这个故事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第一部书中，我提出，要谈现代国家，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秉公持正的国家……

　　李：韦伯式的国家。

　　福山：韦伯式的国家，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描述的现代国家。在我看来，在所有文明中，中国文明是现代国家之滥觞，待欧洲出现类似的制度，已比中国晚了大约1800年。但出于诸多原因，我认为西方历史学家没有将发明现代国家归功于中国，部分是因为在西方，人们对传统中国的许多印象来自晚晴时期，这个时期首先就……

　　李：不是中国最辉煌的时刻……

　　福山：是的，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而且19世纪后已经处于衰落期， 所以西方学者从一开始就不欣赏中国政治的特征。(但我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统一六国。在我看来，讲好这个故事很重要，但恐怕许多中国人自己都出于政治原因而与历史脱节了。

　　李：由此引出我想讨论的下一点。你在书中写道，当今的中国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历朝历代的一种延续。当然，这是个现代化的版本，不过很多本质性的东西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朝代史的延续。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即使在中国内部也没有很多人讨论它。你说过，不管他们本意是什么，邓小平之后的历届领导人实际上都在复兴中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实际上，可不可以这样说，自19世纪末中国国家崩溃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试图恢复国家。跟我们聊聊你的看法吧。

　　福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围绕着官僚体系和教育体系建立的，通过这个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阶层的一份子。对穷苦人家来说，这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即使父辈是来自社会底层，如果儿子有才能，他也能进入统治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制度是任人唯贤的、中央集权的、秉公持正的，中国古人怀有一种抱负，认为政府是把公民当公民看的，而不是以家族裙带关系，或地方豪族。例如，中央政府向地方派遣官员时，会确保该官员在当地无姻亲或亲属关系，因为政府不希望以私废公。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优秀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体系是中国人原创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都是以后才产生的。但是，我认为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比如法治或西方的选举责任制，来制衡国家。

　　李：这正是我们待会要讲的话题。我认为你说的东西印证了这几年的一种很有意思的趋势，中共领导层和知识精英们明显地在重振中国社会里的儒家精神。在中国人近期记忆中，这是前所未有的东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多种场合发表关于中华传统价值观的讲话，并提出党和政府是中国传统价值的继承者，这种说法意味深长。这些趋势是否和你的研究分析有关，或者说中共领导者对你在这里指出的东西也在产生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了?

　　福山：我认为这种传统遗产一直就在那里，无论人们是否在刻意模仿。这包括中国以及周边受儒教影响的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和越南，都有深厚的国家传统。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中央集权国家有着某种前现代的理解。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拥有本民族通用的语言，并在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统一的语言文字赋予了古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极大的一贯性，这一点是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

　　李：正是，关于国家的概念——很有意思的是，过去10到15年里，你先发表了《国家构建》这本力作，并在之后对国家这个主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更有意思的是，过去某个时期——大约30年前——人们以为国家这个概念过时了，以为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过时了。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你引领政治学界，重新让人们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在新作中，你进一步指出，一个有治理能力的国家是该国取得政治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受到美国干预的国家，它们被施加了新的政治体制，本质上都是选举民主制，但它们都没有真正地建立起国家。一个民族要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拥有强大能力的中央性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你能详尽说明一下吗?

　　福山：在讲到西方时，我们很难泛泛地一言以蔽之，因为法德等欧洲国家有相当深厚的国家传统;但美国不一样，美国身份认同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民主。在我看来，美国人对国家的态度是想当然的，特别是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后的那段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将国家描绘成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敌人。所以思想的钟摆摆向了国家的反面，让人认为私有企业能做好所有事。这导致美国在一些政策上犯了错误，还给了其他一些国家错误的建议。但我认为如今这个钟摆开始往回摆，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那种想法是偏颇的。

　　李：我认为，从许多层面看，中国人民经历了奋斗与拼搏，这个历程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国家特征。从清王朝走向崩塌，(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史”。在经历了巨大而漫长的苦难之后，中国人民的共识是——我认为是正确的，这种苦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失能和崩溃，人民失去保护和教化。

　　福山：是的。

　　李：所以，这种看法深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当中，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都能由此得到认识。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刚才我们说的，实际都是你新书的第25章，让我们再深入一点。在这一章里，你讲的是政治治理模式。“民主”这个词恐怕已经在政治领域用滥了，所以我不想提这个词。每个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搞的是民主，这个词汇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你对政治体制的划分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把政治体制归纳为“向上负责制”和“向下负责制”两种，当然这两种责任制应该不是二元分裂的而是连续性的?向上负责的体制当中也有向下负责的元素和特征，反之亦然。美国的选举制度明显是一种向下负责的制度，中国的体制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向上负责制。

　　福山：正确。

　　李：中国一直都行使着这样的制度。拜读你的书之后，我想，两种制度各有所长，也都存在内在的基因缺陷。向下负责制的潜在风险是否决政治和曼瑟尔·奥尔森所说的，体制被分利联盟俘获并固化，走向政治衰败。当然，向上负责制也存在腐败、滥用权力等一系列问题。也许我们接下来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福山：首先你必须承认，责任制是重要的。政府要做到公正，就不能只照顾政府人员自身的利益，而必须照顾和响应整个社会的广大利益。在西方，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一些程序，比如自由公平的选举，才能确保政府的公正性;但我发现中国人相信，即使没有这些程序，政府仍然能够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仍然能够响应公众的压力，等等。从本质上来说，大家都认为政府必须负责任，意见不同的地方在于如何实现责任制。我认为，中国体制就是，党观察到广大社会有什么需要，或它认为社会有什么需要，就如何制定政策。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地方公务员，你主要向上级官员负责任，因为你不是靠地方选举选上台的，所以当地公民不能直接影响你的意见。我认为中国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信息问题，地方选举的一个好处是，如果当地人民不开心，有选举这种自动机制让他们表达不满。向上负责制全靠最高领导层了解人民的好恶，没有选举，他们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从古到今，特别是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国一直存在一大问题，就是统治者如何知道人民想要什么，并据此采取应对措施。

　　李：不管采取什么体制，根本目的都应该是有效的回应型治理。不管是向上负责还是向下负责，你总要以某种形式响应权力和责任的赋予者。

　　实际上，乡村选举已经在中国试验了很久，二三十年了，经过了一代人时间，它其实已经不再是一种试验，而是乡村治理的常态。村干部大多都是选出来的。但回过头我们发现，乡村选举是很失败的。乡村选举充满腐败，治理失效，这已是共识。你在著作中引用了蔡晓莉，一名来自密歇根大学还是哪里的一名政治学者?

　　福山：麻省理工。

　　李：对，麻省理工。她研究中国的乡村选举和乡村治理，她列举了中共使用的非正式机制收集信息、了解民意。看来不搞正式选举，而是通过传统习俗了解并响应民意民情，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在乡村一级，选举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人们在试图弄清其中缘由，应该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她对收集信息、响应民情的各种各样非正式途径做了研究。也许这些途径是有效的。

　　福山：那得看你如何衡量有效，我认为中国与其他所有不搞选举等正式程序的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中国政府)确实是关心民意的。中国政府响应社会上的抗议，不是表面功夫，而是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做出容纳。没有更加正式的程序，如何收集足够的信息，我想这恐怕是中国政府未来面临的问题。这是另一个方面，另一个从古到今延续下来的问题，这也显示了现代中国与中华朝代史的延续性。古代王朝都遭遇了这个问题。东汉末年的中国大约和罗马帝国规模相当，约有6000万人口，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它是一个巨型政治联合体。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洛阳或长安都城里的统治者无法及时了解到王国各处的新情况，只能将权力下放到州郡，但地方官员有时候又不把当地情况如实上报，所以他们架起了……

　　李：架起了一层又一层官僚机构来确保统治者收集到准确的信息。正是如此。非常有意思，当时很多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向上负责制的风险在于，你首先得有个“好皇帝”。不管是皇帝还是统治集团，还是当代中国的共产党，自身必须是健康的、向善的。这当然是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你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如何从底层收集信息，确保向上负责……在大公司内部，总裁也面临同样的风险。我怎么确保部门经理能向我如实传达顾客对他们的反馈意见?因为专门告诉我好消息才符合部门经理的利益。这很有意思。

　　福山：对，但私有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可以破产。

　　李：正是!国家不是说破产就可以破产的。

　　李：我们现在来谈谈反馈机制。在向下负责制里，领导人应该注意和管控哪些风险和挑战?

　　福山：我认为他们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解决信息问题。如果管理得当，权力下放能加快政府的反应速度，因为它离民众的距离近得多。以美国为例，每个学区都选出来一名当地代表。学生家长们决定谁来当校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样的体制有一个问题，可能滋生地方腐败，因为不同地区的精英很容易就能俘获当地政府。此外，从程序上来说，有时候即使你搞了选举，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就能绝缘于金钱等利益的腐蚀。但我必须承认，作为美国人，我仍然认为这是更好的体制，因为那些程序是重要的，确保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不能藏污纳垢。这还有赖于信息的自由流动。

　　李：除了这些风险，除了利益集团等弊端，决策过程中的长期规划也是相当重要的。你在第25章里提到了政治自主性。统治实体需要有相对的自主性，才能防止政府被社会上的不同集团影响、俘获或绑架。假设这个统治实体是健康的、良性的，它能够根据长期目标进行决策，并能够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受利益集团压制。我想，不管你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它很可能得归功于此。

　　福山：你知道，亚里士多德曾道出仁慈的君主制和暴君统治的区别，他认为仁君能做出好的决策，能有效地满足公众利益。正如你所说，仁慈的君主制的问题在于，首先你必须有个好皇帝。我认为，自邓小平开始，中国的领导人们都很好，所以中国体制能够在1978年以后比民主国家更快速地改变经济体制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个大问题，你怎么确保永远都能遇上“好皇帝”?

　　李：是的，谁也不能保证。

　　福山：在某个方面来讲，美国和西方体制中的程序制衡决定了，它可能会束缚“好皇帝”，使他做不成好事;但另一面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能防止“坏皇帝”。长期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讲到好皇帝和坏皇帝，这当然比单纯的一个好人或一个坏人要复杂得多。你在书中指出，纵观中国千百年的王朝史，皇帝的权力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鲜有例外，我认为你说得对。接下来我想聊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完全不受到限制的个人权力是极个别的现象。皇权受到官僚阶层、道德准则和礼仪程序等各种规则的限制。当然，今天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治理的，中共有8000万党员，是一个复杂的团体，它有许多自己的规章制度，很多方面是不透明的，所以很难对中共进行研究。如果你要预测中国政治体制能持续多久不断产生“好皇帝”，也就是预测中共的相对健康能保持多久。中国的体制肯定有它的问题。腐败是个大问题，中共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共的健康能保持多久，目前的繁荣能维持多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内部结构。

　　福山：粗略总结一下，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更加强调道德的、非正式的限制，而西方强调通过法律和选举对政府施以正式的程序性限制。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传统的体制比当今的体制更加连贯，因为一整套儒家经典著作构成了官僚教育体系的基础。今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因为一方面中共仍然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意愿复兴儒家的传统价值。这两套意识形态不一定完全兼容。

　　李：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话题上，中共正在着手恢复传统价值观。如果你研究中共，你会发现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中国传统价值的。比如它如何选拔人才，如何看待自身角色，都不再是苏维埃那一套意识形态的东西。民族复兴在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举国目标，我想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为中共的自我形象和在社会上的合法性带来了重要的道统成分。

　　福山：确实如此，但我必须指出，中国传统上从来没有像马列主义那样强调平等。由于中共近年来的某些经济政策，中国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我认为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问题，因为这两个……

　　李：互相矛盾。中国人确实向往平等，但平等主义早就存在于儒家精神里了。

　　福山：我认为那不是经济上的平等，它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必须秉公持正。

　　李：还有向上的社会流动性。

　　福山：是的，古代中国为平民开放了一些向上流动的通道，并试图一视同仁地对待天下子民，但同时，它容许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极大差距。但我想这是共产主义中国反对的东西。

　　李：是的，没错。接下来我们聊聊法治这个概念。我认为，法治这个词恐怕是第二个被滥用的词语了。大家都说渴望法治，但不同人想要的东西恐怕不一样。我们使用这个词时得注意。在书中，你写到了法律的发展和角色，以及它在欧洲历史上独特的宗教根源，这和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文明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你能详细讲讲吗?

　　福山：实际上，我认为与众不同的其实是中国，在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在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的传统有共通之处，法律来自政府之外。法律是宗教阶层统辖的领域，统治者必须从宗教权威处获得合法性和宗教庇护。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不受皇权管制的宗教阶层，可以说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从来不具备“法至上统治”的传统，中国有“以法治国”，皇帝的诏令就是法，普天之下的子民都要遵守，但皇帝本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这是法至上统治的本质——我是这么定义的：如果皇帝本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就不是真正的法至上统治。

　　李：在宗教和文化根源的语境之下，你对法治的定义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颖的。

　　福山：西方最深厚的政治传统其实是法律传统，而不是中央集权传统，更不是民主传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近两百年才出现的。但西方社会的法律是跟天主教教会一起崛起的。11世纪，天主教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罗马法得以复兴，为今天西欧的民法体系奠定了基础。根据罗马法，天主教教会可以自行选择主教和牧师，有权主持教会法而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这意味着欧洲的整个政治发展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国家无法完全控制法官和律师他们自己的那一套制度，这使得国家权力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

　　李：但实际上，你在书中指出，这套制度使欧洲很长一段时期无法真正建立国家。

　　福山：它限制了绝对君权。唯一例外的地方是俄国——虽然我不知道它能否算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东正教教会完全处于政治权威的控制之下，所以它从来不能阻挡沙皇的雄心。

　　李：西欧发展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西罗马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独立于各亲王的天主教教会正好填补了这个权力基础。相对弱小的亲王们无法与教会争夺权力。东正教范围内则是另一种情况，强大的国家使宗教权威从属于政治权威。但在西方，受西罗马帝国全面崩溃、蛮族入侵等历史事件的影响，教会的权力十分庞大。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自然就是教会权力无孔不入，教权使意大利数百年无法建国，直到19世纪末期才建立起真正的国家。

　　福山：这样说既对也不对。一方面确实如你所说，但另一方面，它维护了欧洲的自由境界，使雄心勃勃的君主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没收公民的财产。

　　李：不但如此，它甚至使亨利八世不能离婚。很有意思。我想，中国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传统，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法家和儒家的争辩，但最终汉朝独尊儒术。后世的治理模式中虽然保留了不少法家的元素，但儒家始终是主流。此外，中国人从来没有上帝。即使你将儒家称为儒教，它也不崇拜超自然力量。在宗教和文化发展上，中国和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当然，中国也在积极建设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也在试图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这里我刻意避免使用法治这个词——我称其为依法治国。你在书中谈到，中国的传统更加重视语境和情境……

　　福山：相对于西方来说是这样。

　　李：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欧洲的传统则更加抽象，更注重先验推理，先做出假设，再推而广之。中国的传统更加注重语境和情境。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法律明确、执行有力的时代是很长的，人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的。我想中国正在努力建设这样的社会。我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应该怎么确保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里既有足够的程序制衡、程序正义，又防止矫枉过正，避免政治治理司法化?

　　福山：单就中国来说，它(治理成功)的文化根源不是宗教，而是理性的自利。1978年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们觉得要是没有法律法规，自己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后来就产生了集体领导制度，出现了领导干部任期制，每十年党的领导层就会换届，以及出现了退休要求等等。人们觉得，没有法规便有可能出现独裁，而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我想，总的来说，人们还是喜欢有明确的法规，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受到公正的待遇，这样才能杜绝裙带关系。政府必须依法决策，依法行事，对这种治理模式的需求是普世性的。

　　李：但如果规则僵化到了完全无法行动和改革的程度，你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

　　福山：不错，确实如此。

　　李：改革和法律之间可能存在矛盾。

　　福山：所以需要灵活性。

　　李：美国政府有征用权。也就是说，集体为了集体利益，比如修路什么的，有权征收个人的财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二元对立的。你书中有一个让我很疑惑的地方，你说法律是独立于政治主权之外的——这是西方传统的一部分，而同时你指出，法律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既然如此，法律怎么能完全独立于政治主权之外呢?比如，美国宪法是可以修正的，美国有一套修宪的政治程序，所以宪法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政治主权，不是吗?

　　福山：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美国政治体制中，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批准宪法成为根本大法。宪法与普通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宪法必须得到绝对多数美国人的认可，当初通过它也不是靠简单多数投票;而普通法律只需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即可。因此从法理上说，主权仍然属于人民，这是通过人民最初投票支持宪法体现的。

　　李：但是人民主权之内包含的政治权威，是高于法律的，从法理上讲，连《权利法案》也是可以被取消的。

　　福山：的确如此。在民主理论中，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有另一脉思想，认为应该维护某种意义上的绝对法则……林肯提出，美国政府奉行的原则不仅是民主和民主主权，还有平等原则，《独立宣言》中还提出了独立原则。因此，人民不能通过投票奴役他人。林肯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论……

　　李：但我们没有定论，理论上宪法可以修订，有修宪的程序……

　　福山：林肯认为，《独立宣言》也是美国建国文本之一，从某种意义上它的地位高于宪法。

　　李：林肯曾一度中止过人身保护令。

　　福山：是的。

　　李：所以他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了政治权力。

　　福山：是的，但他遵循了另一个重要的建国文本(观察者网注：此处指《独立宣言》)。

　　李：另一个文本，这真有意思。在我看来，这里面含有内在的矛盾。当然，万事万物都有内在的矛盾。你在书中讲到，中国正在尝试建立一个更符合法律的环境、更符合法律的文化，和依法治国的治理模式。你也暗示说——这么说可能有点吓人——律师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革命家，律师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种传统正是你所说的，法律独立于政治权威。但我认为西方有另一套传统——英国的传统，比如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对这种先验性的学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无限扩大推理并据此制定人人都需遵守的原则和规则。他提出法律的发展应该是有机的，法律应该与文化和习俗取得统一。实际上，英国议会是按照习俗统治的，没有法律给他们这样的权力，所以英国下议院是依习俗治国的。

　　福山：不，他们通过法令，这也是有效的法律。

　　李：是的，但他们的统治地位来自于习俗。

　　福山：但哈耶克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普通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法官制定的法律，它是一整套去中心化的法律体系，法官根据地方情况斟酌反应。它不是静态的，而是演化的，它不是由单一的主权权威统一规划产生的。

　　李：对。很好，非常感谢你的见解，我希望你的分享对我们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有所启发。再次感谢!

　　福山：谢谢!

　　弗朗西斯·福山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历史的终结》

　　李世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4/2   发布时间：2015/3/30

旧文章ID：2919

作者：周志兴  来源：共识网

    2015年3月31日

　　一早起来就驱车往纽约。

　　这条路，走过若干次了。说实在的，美国的高速公路质量并不高，有些路段颠簸的很厉害，路政管理也有不少问题。记得去年我们从纽约去哈佛，那边定好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开始演讲，但是高速公路堵了，好容易蹭到堵点一看，差点气歪了鼻子，原来不是出了事故，而只是工人在刷公路上的车道隔离线。这活儿完全可以放到半夜车少的时候干啊!结果，我们近五点才赶到哈佛，我是郑重其事道了歉的，不过没忘记饶上一句话，最该承担责任的，是高速公路管理部门。

　　路不好，颠的睡不着，正好看风景。

　　一路上，蓝天白云陪伴着我们，灿烂的阳光陪伴着我们，还有就是路边的树林。似乎我去年就发过这个感慨，美国高速公路边的树都是长的歪七扭八的，就像是一群没有家长管束恣意生长的孩子，没有什么规矩。但是，这也许正是另一种规矩，就是自由生长的规矩，是美国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源泉。

　　今天的高速公路倒是非常畅通，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进入了纽约。只是大城市的通病马上就迎面扑来，堵得一塌糊涂。车走走停停，到酒店时，已经中午12点半了。旅居纽约的两位企业家请我们吃饭，在饭店点好了菜等着我们，我们举起筷子的时候，离开奔赴下一个点的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了。

　　这下一个点，是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我们要和他们的研究人员讨论关于中国的政治环境的问题。

　　这是一个著名的智库，对于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很多政府高官退下来之后都会进入这个机构。前年五月，我曾经造访这个机构，因为这里有我的一个朋友易明，她是这个机构的亚洲项目负责人。为了省事，我翻出当时写的文章抄上一段：

　　“易明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晚上我和朋友吃饭，说到我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朋友不无惊讶地说，那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构，他们的话，是会影响美国总统的。

　　不过，这真是个大机构，在纽约最昂贵的地段有两座联在一起的楼房，据说加上在华盛顿的工作人员，他们有三百人之多。结束谈话以后，易明带着我们参观这两座有着历史的楼房，墙上挂着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重要成员，包括重要赞助者的油画，个个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

　　路过两间办公室，我看易明都去敲门，可惜没有人，她告诉我，有一间是以前退下来的财长，一间是刚刚退下来的财长，本来想介绍你见个面，不巧他们都不在。

　　这个委员会的分量，可见一斑。”

　　重读当时的日记，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两年后重访这两栋楼房，又是堵车，老天也来凑趣，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路上更难走了。当我们来到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会议室时，已经超过预定时间十几分钟。好在是个小范围的会议，影响不算很大。

　　易明主持，她的左右都坐着重量级人物。

　　洛德，是美中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和关注美中交往，是美国外交界的“中国通”。他曾随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7月秘密访问中国，后又于1985年至1989年期间任驻华大使，并在克林顿政府中出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还有一位美国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孔杰荣，他今年85岁了，1965年，创建哈佛大学法学院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并担任首届主任，直至1981年离开哈佛法学院，期间曾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哈佛法学院为他在校园里树了一座雕像。据说，奥巴马和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他和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例如周恩来、朱镕基等，都有较多的交往。我在临别时，和这位幽默的老头也幽了一默，我说，我也想拜你为师，老人笑着对我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我说，拜你为师，奥巴马就成了我的师兄弟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预定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堵车挤掉了一刻钟，加上不是同传，所以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通过寥寥数语的交流，也通过眼神的交流，我可以看到这样两点：一是美国的参会者，特别是洛德和孔杰荣这样经验丰富的学者，对于中国学者在会上表达的关于中国政治环境的正面评价持怀疑态度，他们并不轻易随和客人的观点；二是其实他们是一群真正的中国通，非常了解中国的现状，他们只不过是想从各个方面印证自己的判断。当然，在我看来，由于文化、历史等种种原因，即便是十分了解情况，得出的结论也不见得完全正确。

　　作为外交事务的智库，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关心中国的内部问题呢?

　　这个问题，我是登上了纽约帝国大厦的86层观景台之后，才想明白的。

　　这座建成于1931年的大厦仍然是纽约的地标建筑，很多旅游者都会登上这座楼而忽视高达五十美元一张的门票。今天巧，人很少。今天不巧，天下着小雨，到了86层，时，雨中又加上了雪花。但是，当我在平台上转上一圈，极目远望时，我看到了那一群高楼如同一堆积木，被非常艺术的摆成漂亮的造型，而在这些造型中，哈德逊河宛如一条宽宽的绸带，把这堆积木扎成了几块。我想到，只有站在最高处，才可以看到这全部的景象，假如我在一条街道上，看到的只是几栋房子甚至几面墙而已。

　　所以，智库要真的有智慧，就要高屋建瓴，掌握全面的情况。

　　下午最后一场活动是美中关系委员会为我们组织的一场演讲会，由北师大的胡必亮教授用英语演讲和答问，主题是新型城镇化，听众基本上是老外。我的英语基本上还给老师了，所以听不懂，但是，精通英语的许章润教授悄悄对我说，胡教授讲的不错。其实，我看听众的聚精会神，我听他们的会心一笑和捧腹大笑，就知道，不管观点是不是准确，但是听众们听进去了。

　　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欧伦斯和副主席白莉娟都到了演讲现场，欧伦斯拄着双拐，他告诉我，前两个月在中国摔坏了跟腱，所以，两个多月没有出差了，耽误了不少事情。就是这样，他还是主持了全过程，还不时给胡必亮教授提些难题。欧伦斯希望我讲几句话，我说，看到欧伦斯拄着双拐，我心里很悲伤，但是，我相信，欧伦斯先生腿脚慢了，脑子会转的更快。

　　我还是想用一点篇幅介绍一下欧伦斯和白莉娟，在中美交往的历史上，这是值得记住的名字。

　　先从美中关系委员会说起，从上世纪打破中美交往的僵局开始，这就是一个重要机构，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他们策划和推动的。我几年前去过他们的办公室，墙上，许多重要的领导和重要的事件都在那里挂着，当然是照片。而满头银发的白莉娟，在这个机构工作了四十多年，她是中美关系近四十多年变化的见证人。今天的白莉娟忙得很，因为他们的办公室要搬家了，但是她还是来了，一件中式的对襟黑色外套，袖口露出一块红绸，我由衷地赞叹，真漂亮。两年前，她带了十几个美国的中青年学者到北京，曾经到杉园共识堂和中国的中青年学者做过交流。我对她说，希望今年还有这样的活动，她满口应承。认真的说，我和白莉娟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尽管一年见不了一两次面，语言也不是那么畅通，但是，人和人的交往，有心灵的感应，而从眼神里，可以体会到心灵。

　　欧伦斯是个经历丰富的人。1976年至1979年期间，他在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先是在政治军事事务法律顾问办公室，之后是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在此期间，他作为法律团队的成员推动了美中建交。几年前，他接任了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在这里如鱼得水。因为他中文好，喜欢中国，同时，他还有一点江湖气，容易交朋友。实际上，他也有着许许多多的中国朋友，从高官到商人，从学者到学生。在中国，他游刃有余地在各界活跃着，而中国人到了纽约，他这里常常也是重要一站。欧伦斯见面就告诉我，前天，王缉思就在这里。我说，昨晚，他和我在一起。我们都笑了。

　　其实，就在去年骆家辉离开中国时，还有传闻说欧伦斯要到中国去当大使。今天我和他重提旧话，他说，如果总统派我去中国当大使，那么，即便我什么事请也不做，中美关系也会进一大步。这个我相信，因为欧伦斯已经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有指标含义的人了。

　　晚上欧伦斯请我们一行在一个叫“鱼米之乡”的中餐馆吃饭，我想起来了，去年，他请客是在一个叫“原老四川”的参观，那天，他告诉我，吃饭有吃环境和吃味道两种，他是吃味道的，这里的菜好，环境差也就算了。川菜很辣，我问欧伦斯，你能吃辣吗?他说，我第一个女朋友是湖南人。我调侃他：第二个呢?他说，是外国人。那么第三个第四个呢?欧伦斯说：都是外国人。我说的外国人，就是美国人。

　　分手时，我非常认真地对他说，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越来越重要，我们希望和美中关系委员会共同推动这样的交往。

　　欧伦斯说，到六月份，我的腿就好了，我会到北京去，我们仔细谈。

　　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睛满是笑意。

　　2015年4月1日晨7点一刻于纽约

来源时间：2015/4/2   发布时间：2015/4/1

旧文章ID：2918

作者：陈宇、贾春阳  来源：《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

    2011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于印度举行的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会上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同年10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有关国家大使馆发出电报，要求将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战略，并将其向国际伙伴通报。这标志着“新丝绸之路计划”正式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有何看点

　　希拉里将“新丝绸之路”定义为“一张能将这个长久以来因纷争和政治隔离而被撕裂的地区重新整合在一起的经济和运输网”。美国的计划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兴建基础设施，消除人为阻碍，将阿富汗打造成连接中亚、南亚资源与市场的枢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提出，阿富汗与周边各国拥有历史和文化纽带，应当利用其优越的地缘位置，投资铁路、高速公路、油气管道、电网等基础设施，将其打造成地区枢纽，提升地区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来说，要充分利用既有的地区合作项目，并建设TAPI(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CASA—1000输变电项目(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绕开中国和俄罗斯，将中亚资源向南引，打造中亚和南亚一体化的能源、交通网络。除了具体的建设项目，美国还希望打破中亚和南亚国家间的关税壁垒等人为障碍，以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

　　第二，吸引外资参与阿富汗国内建设，帮助阿富汗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希拉里曾表示，希望帮助阿富汗建立独立的工农业经济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发展私营经济。阿富汗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但农业技术十分落后，发展困难。美国需要大力推动阿富汗农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并利用经济作物带动轻工业发展，扶持中小企业。同时，阿富汗矿产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估值至少达到1万亿美元。仅艾娜克铜矿和哈吉加克铁矿便可解决约9万人的就业问题，并且每年提供多达5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外，美国还特别强调，私人资本应在“新丝绸之路计划”推进中起主导作用。

　　第三，在美国领导下实现多国参与，国际社会共同分享“过渡红利”。美国在论及“新丝绸之路计划”时多次提到要共享“过渡红利”，即国际社会，特别是阿富汗周边国家都可以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中获利。美国宣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发展阿富汗与邻国的边境贸易，实现互利互惠;油气管道和输变电线路建设、矿产出口将满足印度和巴基斯坦巨大的刚性需求，并为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能源出口和过境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阿富汗的其他周边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甚至土耳其都能得到实惠。美国也强调，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将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理由有两点：一是所有周边国家在阿富汗都有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只有在“域外大国”美国的领导下，“新丝绸之路计划”才能顺利实施。二是美国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拥有长期利益，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才能维护自身利益。不过，美国也意识到该计划的复杂性，离不开周边国家的配合，因此可以容忍别国在美国的领导下享受“过渡红利”。

　　如意算盘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看似献给地区各国的“大馅饼”，但精明的山姆大叔不会甘为他人做嫁衣，更不会做亏本买卖。该计划实际上体现了美国的长远地缘战略考虑。

　　首先，确保“后美军时代”阿富汗局势稳定，防止阿富汗重新沦为恐怖主义活动策源地。近年来，塔利班势力和极端主义势力在阿富汗抬头，严重影响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与此同时，美国虽然延长了驻阿美军的作战任务，但其长远目标仍是撤出阿富汗这一战争泥潭。因此，确保“后美军时代”阿富汗局势的稳定并防止阿富汗重新沦为恐怖主义活动的策源地，成为美国中亚、南亚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美国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经济整合，为阿富汗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将阿富汗经济导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为阿富汗政府的反恐和重建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确保过渡期内阿富汗及周边局势的稳定。

　　其次，以阿富汗为枢纽整合中亚和南亚，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阿富汗地处中亚，位居南亚、东亚和中东连接处，地缘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近来，俄罗斯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在中亚影响力上升;中国早就积极进入阿富汗矿业，投资艾娜克铜矿和北部石油等项目，近来又推“一带一路”，对中亚南亚的关注度明显上升;伊朗也积极推动连接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铁路建设。这些变化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因此试图通过领导阿富汗经济重建，并通过阿富汗将中亚资源引向南亚，远离俄罗斯和中国势力，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影响力。

　　第三，以反腐、人权、妇女权益等为名输出美式价值观，促使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西化”。美国官员多次提及，阿富汗与周边各国的官僚政治、管理和法规落后等问题已成为推进地区合作的重要障碍，因此必须更新“软基础设施”，建立现代民主政体以更好地推进区域一体化。“新丝绸之路计划”提出伊始，希拉里就出访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并提出人权问题，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近年来，美国在中亚各国鼓动的“颜色革命”屡屡受挫，借“新丝绸之路计划”提人权问题是其“以经济支持换政治变革”、输出美式民主的伎俩。

　　最新态势

　　几年来，世界形势和美国外交战略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美国并没有停止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目前，“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分项目已经完工，如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铁路已经竣工，塔吉克斯坦桑土达水电站开始向阿富汗送电。其两大核心项目，CASA-1000输变电项目和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出现不同程度进展。参与CASA项目的四国已就价格问题达成协议，该项目还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有望在2018年中期完工。TAPI项目也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支持，土库曼斯坦已宣布将在2015年开始建设TAPI管线，中亚另一天然气生产国乌兹别克斯坦也考虑加入该项目，以实现本国天然气出口多元化。

　　从美国的官方表态及“新丝绸之路计划”的进展来看，该计划虽然面临许多困难和风险，如地区内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资金不足、相互缺乏信任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等，但美国从未放弃该计划。鉴于中亚、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未来将继续以“新丝绸之路计划”为抓手，并加大推进该计划的力度，以塑造和扩张美国在该地区的实际存在和影响力。2015年1月，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斯瓦尔在智库威尔逊中心专门就该计划发表演讲，坦承该计划面临风险和挑战，但强调该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对该地区持久承诺的体现”，美国将着力在打造地区性能源市场、促进贸易和交通、优化海关和边界手续、推动商业和人员往来等四方面推进该计划，并宣称“拓展该地区内部的贸易并将其引向南方，通过巴基斯坦到达印度，将会起到‘游戏改变’者作用”。这说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有强烈的地缘战略意图，即将中亚国家的资源、经济和外交引向南方，以将中亚与俄罗斯、中国“切割”开来，阻断俄罗斯或中国加强与中亚联系、推进战略合作的进程，最终将中亚、南亚纳入美国的战略怀抱，构建一个美国主导、排斥中俄的中南亚地缘经济板块。

　　由此来看，美国高层虽然否认其“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竞争性，但二者的竞争性非常明显，美国的真实意图也绝非其公开表述的那样光明磊落。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纵向”或说“南向”计划，意在将中亚国家“引向”南方，背离俄罗斯或中国;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横向”战略，首先是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并由此贯通中国西向之路。二者虽有交叉点，但在战略方向上却背道而驰。因此，在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可与美国合作维护中亚、南亚地区稳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另方面，也需妥善应对来自美国的疑虑和竞争，减少潜在风险和阻力。

来源时间：2015/4/2   发布时间：2015/4/1

旧文章ID：2917

作者：周志兴  来源：共识网

    2015年3月30日

　　晚上11点半，波士顿万籁俱寂。

　　这里的温度比北京稍微凉些，小风吹在身上还有点凉。但是天空的星星明明灭灭的，告诉我这里空气的质量极佳，吸一口凉凉的似乎有点甜味的空气，人顿时清爽了许多。

　　刚刚和王缉思先生聊完天。这似乎是另外一种呼吸，填充营养的呼吸。我送缉思先生和夫人到酒店门口，看着他上了王开元的车，睡意顿时袭来，打着哈欠回房间路上，我对太太说，这一天，做了多少事情啊，总算是完成了。

　　我知道，还有一篇日记要写，这么多事情，怎么写啊?

　　缉思先生是当下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学者，也是我经常请教的先生。他的博学、平和，一直是我非常佩服的。最近几年出国，我坚持常常写日记，居然也能编出一本书来，出版社希望我找几位专家写几句推荐语，我冒昧地找了缉思先生，他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另外四位学者的推荐到了，缉思先生的却迟迟没有动静。正在我心里有些焦急的时候，缉思先生的邮件来了，写了长长的好几页。原来，他尽管远在美国出差，还是通读了全书的十几万字，仔细地看出了许多问题，例如说，傅立民是前助理国防部长，不是国防部长助理等等，最后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爱咬文嚼字，请勿见怪。愚以为，细节不准确会影响书和作者的声誉，所谓“魔鬼在细节中”。建议你请专家再仔细校对一下境外地名、人名、头衔、时间、事件等等，尽量减少差错和可能产生误解之处。我没有细看，特别是美国以外的部分，就已发现不少，猜想还会有一些其他纰漏吧。谨此，祝好!”

　　特别是最后署名是：“缉思敬上”，一下子让我感动的不知说什么，一个比我年长许多的大学者，这样认真为我修改小毛病，这样礼贤下士，让我学到了很多。哦，要补充一句，其实我也不是“士”。

　　这次能够在波士顿见到缉思先生，也是偶然，早晨，哈佛大学的陆伯彬教授约了我和太太在教授餐厅早餐，席间告诉我，缉思先生周三要到哈佛肯尼迪学院讲课，我周二离开哈佛，很遗憾失之交臂，就给先生发了一个微信。缉思先生很快回复了，说，下午到哈佛，但是有重要会见，就不能听你们的演讲了，但是，晚上到你们住的酒店去看你们。

　　又一次感动了我。

　　考虑到我们同行的学者多，我就和先生约好了，还是请他移步到我们住的酒店来。我们各自结束了晚上的活动，已经九点多了，缉思先生不顾辛劳，来到了我们住的酒店。秦晖、毛振华、许耀桐等教授和缉思先生探讨国际局势和中美双边关系，非常投入，忘记了时差还没有倒过来。

　　一群在中国就熟识的朋友，在远在万里之外的波士顿相聚，也是值得记录的美事。

　　我的笔还是回到早晨。

　　早晨，我们到教授餐厅时，陆伯彬已经在餐厅等我们了。不久前，他到北京，我请他到常州宾馆吃我的家乡菜，喝共识酒，非常畅快，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情。这次见面我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有机构给美国的知华派学者做了一个排行榜，里面超过一半是我的朋友，而他排在了第四。他笑了，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依据，但是，我肯定不会这么靠前。

　　和陆伯彬教授的早餐用了近两个小时，一直都在探讨中美关系。具体内容说起来很冗长乏味，只是有两点可以说，一是他总体上肯定中国最近的外交政策，只是觉得还稍稍有点硬;再一点是他也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但是，总是很谦虚地说，他并不是中国国内问题的专家。

　　临别时，我说照个相吧，他就站起身来。我说，不站，你太高了，坐着好。

　　确实，他太高了，一米九几，相貌堂堂，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他还是中国古董的鉴赏家。在美国，像陆伯彬这样的知华教授很有几个，其实，他们也是在架设中美之间交流的桥梁。

　　走出教授餐厅时，波士顿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雪，快四月的天了，居然还下雪!送我们出门的陆伯彬说，这也许是这个冬天波士顿的最后一场雪了，让你们赶上了，还是很有运气。

　　其实运气一直在跟着我们。

　　在这一天里，我们想见的人都见到了，而且都交流的很好。就连八十多岁的麦克法夸尔，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作者，原本说今天特别忙，还是抽时间见了面。前年五月，我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做了一次演讲，主持人就是这位老先生。

　　还有傅士卓先生，不久前专门到深圳参加了由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大梅沙论坛”，他刚刚从芝加哥回到波士顿，也赶过来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接着，他又到了报告厅，像一个学生一样听中国学者的演讲。

　　而演讲之后，晚上在哈佛教授餐厅的正式晚宴，费正清中心的主任欧立德，更是约了好几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教授来和我们一起晚餐，像傅高义、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赛奇教授、哈佛的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等，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们专业各不相同，研究清史的，研究明史的，研究政治思想史的，还有研究建筑与艺术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因此，我们的交流毫无障碍。

　　今天需要重点说的是两个人。

　　上午，我们到了费正清图书馆，在这里又见到了南希。

　　南希是图书管理员，别看职位似乎不高，但是，我是把她称作哈佛一宝的。因为，她对中国的学者，对中国的社科学术图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华生教授是第一次到费正清中心，南希对我说，她早就知道华生，但是没有见过面，接着，她就流利地说出了华生在八十年代的和近几年的著作。华生笑着对我们说，南希对我的作品的了解，恐怕超过了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南希还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对在这里访学过的中国学者都十分友善，秦晖教授，胡必亮教授都对我说到了这一点。其实，之前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对我提起过，甚至有人说，之所以喜欢哈佛，重要原因是这里有南希。

　　一个瘦瘦的矮矮的老太太，得到了如此的评价，也值得她骄傲了。

　　我也很感激她。我办的《领导者》杂志就是她领进了这所世界最知名的大学图书馆，而且，每期杂志的英文提要的校订，都是她亲自做的。这本杂志，放在图书馆的醒目位置，南希告诉我，《领导者》太受欢迎了，我愿意为这本杂志做推广。

　　我送给她一本我的新书《我创办了共识网》和一本新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这里面有写我的一篇《推手周志兴》，我说，希望能够在费正清图书馆得到读者。她很高兴，又和我开起了玩笑，她说，这本杂志，我们没有订，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们，因为登了写你的文章，我可以增加订这本杂志。

　　离开费正清图书馆，我不禁赞叹了一声，太奇妙了!原来，刚刚还是雪花飞舞，现在，却是阳光灿烂，美国的老天爷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他的各种风采和各种面孔。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像如今的中美关系，时而阴云密布，时而阳光灿烂。

　　我们下一站是傅高义的家。

　　晚上吃饭时，傅高义先生是这样调侃自己的：我叫傅高义，老了，现在在美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在中国了!

　　确实这样，傅高义，以一本《邓小平时代》，在中国赢得了极高声誉。就在去年的8月23日，邓小平110岁诞辰次日，傅高义先生在杉园共识堂参与了我们组织的共识书会特别活动，六十多位知名的学者、企业家以及一些了解邓小平的官员和他一起交流他写的这本书，他所了解的邓小平。这次，他和我们主要交流的是胡耀邦。因为，他的下一本书要写胡耀邦。

　　看得出来，他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还是那个老习惯，谦虚好学，来访的客人只要说出一点有价值的史料或者观点，他就拿出本子，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我想，这就是一块海绵，把周围的水分都吸进去，充实自己。我想起了两年多以前，我第一次到他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满脸倦容，约好了只有半小时的见面。但是，那天说起了邓小平的一些历史，说起了一些了解小平的人，他的倦容神奇地飞走了，我们一下子聊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晚饭时，他意犹未尽，说，你们要留在我家吃饭。不过，因为我们事先有约，只得告辞。就是在这次，他问我，下一本书我写胡耀邦，你觉得怎么样?我很简单的答复说，那当然好，只是非常难，比写邓小平还要难。

　　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还有如此雄心壮志，令人佩服。

　　这也是一个坦诚的老人。今天见面，他开宗明义就说：我的优势就是一个外国人，可以比中国人更方便的来评价中国的领导人。他的潜台词，我们都听懂了。

　　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坐的那把椅子因为太老了，常常出问题，扶手总是掉下来，所以，他总是临时充当木工，要修理一下。去其实有点担心，傅高义先生也老了，零件也会出问题，这样繁重的写作，他能够承受吗?因为，他的雄心还不在只写一本胡耀邦，他说，在这本书之前，还要写一本关于中日关系的书，他本人就是日本问题专家。他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涉及到世界的和平，一定要处理好。这也是我要做这件事的理由。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站起来，准备送客了。我看他，腰微微弓着，似乎肩上已经有了一副重担，皱纹已经爬满脸上，眼袋非常大，也有了老年斑。只有那双眼睛，灰褐色的眼珠还是那么明亮。

　　今天的重头戏是学者演讲。在会议厅里，满满挤着差不多200名学生，当然不只是学生，像傅士卓这样的知名教授也在其中，欧立德告诉我，他们的院长也在下面坐着。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了几位学者在这里演讲，听众没有这么多，今天人数多了一倍，听众也非常专注。

　　费正清中心的欧立德主任亲自主持，他很有些冷幽默，会场笑声不断。

　　有四位学者主要演讲，秦晖讲中国梦和中国的复兴，许耀桐讲中国的反腐，许章润讲法制，毛振华讲经济，每个人在演讲之后，其他学者点评，华生、胡必亮、李银河的点评和演讲者一样精彩。两个多小时，听众基本没有离场的，而在哈佛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学府，学生不爱听就选择离开是非常正常的。欧立德在开场时说，这次的演讲，是全面论述中国目前发生的变化，我调侃说，正好是四个学者，就是四个全面。

　　短短两个小时，无论如何做不到全面，但是，从听众的认真程度，从结束后学生们久久不肯离去，围着来自中国的学者请教问题，索要联系方式看，听众们起码是感到了全面，或者是全面中的某一面。

　　2015年3月31日晨7点于波士顿

来源时间：2015/4/2   发布时间：2015/3/31

旧文章ID：2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