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弗雷德•贝格斯滕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事实证明，中国为亚洲建立一家新开发银行的决定具有高度争议性。定于今年晚些时候投入运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已引发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深刻分歧。后者认为，亚投行将削弱现有国际机构，而且将成为更广泛地表达中国战略利益的工具。如今，亚投行也成了美国与其几个关键盟友（包括已决定成为这家新机构创始成员国的英国）之间主要分歧的一个来源。

这引发了华盛顿方面的愤怒回应，这一令人遗憾的动态反映出美国犯下了一个巨大错误——它抵制了一家旨在帮助亚洲满足能源、电力、交通、电信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数万亿美元投资需求的银行。

去年10月，中国与其他20个亚洲国家一致同意建立亚投行。北京方面将提供大部分资本，创始成员国包括第二大股东印度以及两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科威特和卡塔尔。一些非亚洲国家也被邀请成为创始成员国。美国拒绝了这一邀请，而后还游说其盟友（包括澳大利亚、韩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

华盛顿方面认为，没有必要成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因为已经有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华盛顿还出现了一些怀有恶意的流言，称中国人领导的亚投行可能会无视国际贷款准则、并支持那些增进中国政治乃至军事利益的项目。

美国采取这种立场是错误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已呼吁进行更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现有机构只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很小一部分，而且近年来采取了不同的优先次序。竞争有利于开发贷款，也有利于其他市场。对透明度、采购和反腐标准倒退的担忧是合理的，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加入该机构，从内部实现变革；所谓在外面挑毛病会更加有效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最重要的是，当前的问题代表着中美竞争中的新冲突。为争夺21世纪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宝座，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竞争。作为现任领导者，美国自然希望中国支持美国70年来一直领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中国自然想挑战自己未曾参与建立的现状，并开始自行打造一个修正过的秩序。

美国敦促中国行使与其不断增强的实力相一致的领导力、为支持发展和其他全球目标提供更多资源，这是正确的。而当中国朝着这些方向前进，就如中国在亚投行这件事中所做的那样，美国却试图阻止中国，这是短视和虚伪的。考虑以下两点就更是如此了：奥巴马政府4年来都未能说服国会通过相关立法、以让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这已是其他所有国家的共识；此外，美国还反对亚洲开发银行增资。

美国的敌意使中国愈发认为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和压制中国，这加大、而非减小了中国采取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性。相较之下，英国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明智地选择接受中国的邀请、加入亚投行。

美国应该调转方向。它应加入亚投行，并说服国会提供取得亚投行少数股权所需的小笔资金。美国应鼓励其亚洲和欧洲朋友加入亚投行，以便在中国采取任何不利行动时帮助美国一同加以反对。

美国还应鼓励世行和其他现有多边贷款机构与亚投行密切合作。这样，亚投行项目就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受益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发挥建设性全球领导力的意愿。

翻译: 何黎

来源时间：2015/3/27   发布时间：20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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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里·诺顿  来源：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网站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已经一年多，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在此背景下，3月11日，CIDEG邀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CIDEG学术委员Barry Naughton举办题为“中国经济改革是否存在‘习大大模式’？”的专题讲座。同时，邀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担任评论嘉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CIDEG副主任陈玲担任讲座主持。清华CIDEG理事会理事德地立人先生列席了讲座。

“习式”经济改革成为习近平政策议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不仅设立了深改组监管改革进程，也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始终保持自上而下的谨慎态度。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完全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那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也与90年代的制度改革大相径庭。BarryNaughton教授谈到从整个2014年来看，经济改革是否以较大的力度推行尚不明晰，但是从2014年9月以后，至少在地方财政体系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加速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三个方面有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这些改革都是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BarryNaughton教授总结了“习式”经济改革所具有的六个方面特点，他表示目前对于“习式”经济改革下结论为时尚早，很多人对于“威权式改革”存有疑虑。但毋庸置疑的是，“习式”改革的风格已经充分展现，它的具体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还有待观察。

崔之元教授在随后的点评中谈到论及“习式”的改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他本人对于改革理念的陈述，即“四个全面”。他同意BarryNaughton教授所说的习近平与他的前任领导人不同，更加具备“克里斯玛式”的个人权威，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其支持者的要求。他说习近平“克里斯玛式”权威存在与否、好坏与否、可持续与否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未来并不是非常明晰的时期。

讲座最后，现场的同学们就所关心的问题与BarryNaughton教授和崔之元教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两位教授精彩的回答令讲座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讲座内容实录如下：

一、习近平是否真刀真枪地推行经济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列出了很长的经济改革清单，然而外界对于这些改革的进展持有不同的态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David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习近平改革的宏伟目标尚未真正进入落实阶段，由于触及到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的阻力十分巨大。但也有然而中国的一位独立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已经开始实施，到2020年将会看到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全面开展实现。

从整个2014年来看，经济改革是否以较大的力度推行尚不太明晰，但是从2014年9月以后，至少在三个方面的改革是显而易见并且至关重要的：

一是地方财政体系改革。从2014年8月开始，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债务平台从地方财政体系中分离出来。从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地方政府通过举债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的稳定，然而从长期来看，政府肆意举债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危害。有数据表明，2013年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35%。因此，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十分重要，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系列政策试图加以解决。例如，2014年8月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等。尽管这一改革是一项激进的、雄心勃勃的改革，但却也是一项悄然进行的改革，未见媒体大幅渲染。

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2014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表态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实行三权分置，即耕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改革开放至今，除了所有权以外，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大部分时间是合二为一的，统称“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改革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农村土地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土地的转让经营权力，获得租金，同时又不用担忧失去对土地的承包权关系。

三是进一步加速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APEC峰会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贸易协定，例如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等，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也正在洽谈之中。同时APEC会议以后，国内也辅以一些列改革措施，例如建立证券交易“沪港通”机制、推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地的自贸试验区建设等。

上述三项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都是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让市场准入限制放宽，促进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降低了行政干预的范围。其次，每项改革都试图从经济体制的根本方面对问题加以解决。同时，每项改革措施都也都面对反对者的声音，这意味着高层政治领导需要利用政治资源去说服反对者或者与其达成政治交易以获取他们的支持。

有趣的是，这些改革既没有被媒体大幅度宣传，也没有在国内外社会公众之间广为讨论流传。，此外，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三项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决定中三百多项改革措施里的首要的改革任务，甚至这些改革也没有顶层设计。

二、经济改革中的“习近平模式”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

Daughton教授对“习近平模式”经济改革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尽管相应的特点随着改革的进行和深入可能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我初步认为，“习近平模式”的经济改革拥有以下六方面特点：

1.“习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威权式的改革。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并且裁量权保留在最高层。经济改革仅仅是习近平众多改革中的一小部分，“习模式”的经济改革融合了广泛、宏大和渐进主义的特点。改革并没有全景式的蓝图，却不难看出是按照一系列中央设计的制度和程序进行的。习近平迅速地巩固了权力，树立了其个人权威，在其前任胡锦涛“学院派开明专制”基础上融入了更多个人魅力和威权式元素。这种特征让中国的体制更具活力和动力，但潜在地也更加难以预测，甚至暗藏危机。

2.改革发展与制度过程相协调。尽管改革没有顶层设计，但习近平却十分重视制度过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6个专项小组，分别为：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这些小组的设置增强了习近平个人的权威，让中国共产党可以对改革进行全面的掌控。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制将改革任务分解传递至对应各个小组，并且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改革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在地方政府和各部委之间进行了复制，地方政府长官既是改革的领导者，也是受改革的影响者，因此处于一种不确定性较高的微妙境地。

3.改革的政治学动力发生了变化。早期的中国经济改革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激励作为驱动力。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是改革的驱动者，许成钢教授认为“分权式权威威权主义”是这种改革的主要特征。又如90年代的改革，地方政府放弃了部分财政权力权利但获取了更大程度的地方经济自治权。然而现今的改革动力却恰恰相反，中国是否应该摒弃企业家式的地方政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4.改革能否被巩固尚存不确定性。启动改革与巩固改革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启动一项改革需要的是一个团结的改革者团队和强大的政治权威来克服官僚政治的阻力；然而巩固改革的成果却截然不同，需要建立稳定的机制，形成全新的改革受益者和支持者联盟。从这一点来说，习式改革的成果能否被巩固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5.改革具有不均衡性、突然性、仓促性和不可预测性。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过于依赖顶层决策者的注意力。面对大量的问题，决策者通常难以事无巨细地做出完全准确、理性的决策。此外，习近平的改革日程中包括反腐败、强化党的领导、坚定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和经济改革，这些要素之间某种意义上存在一定内在矛盾，让改革的未来更加难以预知。

6.改革在某些方面可能超出预期。由于改革的措施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多个方面，这些改革之间彼此相互补充或相互强化，“习式”经济改革的最终影响或许比各个分领域改革的加总和来得更大。改革的进程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极其深入和全面的。

三、关于“习近平模式”经济改革的结论

Naughton教授认为目前对于“习式”经济改革下结论为时尚早，很多人对于“威权式改革”存有疑虑。因为在他们看来，毕竟没有自由的信息、自由的言论和市场，中国成功转型为一个创新型社会是相当困难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习式”改革的风格已经充分展现，它的具体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还有待观察。

四、崔之元教授点评

Naughton教授对于中国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定都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论洞察力。我注意到Naughton教授讲“习式”经济改革归纳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同时也强调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却没有顶层设计。尽管这并不一定是矛盾的，但至少提醒我们某种张力的存在。

论及“习近平式”的改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他本人对于改革理念的陈述，即“四个全面”。分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改革的总体目标，后三个“全面”是实现总目标的具体措施和路径。习近平在2012年底时曾经强调过改革的顶层设计，但在2014年12月举行的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中强调改革要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对农村土地改革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并选择了9个县进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试验。在过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够直接入市，但在去年进行了试验性治理。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习式”经济改革仍然是连续的。

此外，我同意Naughton教授所说的习近平与他的前任领导人不同，更加具备“克里斯玛式”的个人权威，但我更加认为这是因为其支持者的要求，例如很多人对于落马的官员非常不满，厌恶腐败的发生，但他们同时也认为是因为习近平的前任领导人们权威较弱才纵容了这些腐败官员的存在。习近平“克里斯玛式”权威存在与否、好坏与否、可持续与否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正如习近平去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所说“中国发展需要适应新常态”。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下，“新常态”是一个略带贬义的词汇，然而在中国社会却并非如此，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未来并不非常明晰的时期。

五、问答环节

Q1：关于您提到的习近平的三项经济改革，似乎都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改革，然而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应当是从出口导向型向扩大内需转变，您是否觉得在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太小？

Prof.Naughton：我认为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问题，中国高层领导人克服了很大的困难进行改革，适应经济条件的根本变化，尤其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等外部条件的制约下。从历史来看，从高速增长向中等速度增长的转型过程是相当艰难的，例如日本、韩国都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了很严重的经济危机，我认为改革通常都是微观的，总的来说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不错，正在稳步向前迈进。

Q2：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2008年10月中国政府等出台改革文件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当时尤其在西方媒体出现了大量的宣传，因而为什么您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习近平模式独有的经济改革？

Prof.Naughton：我们必须看到现在的政策正是式对于2008年政策失败的回应，2008年的政策承认了中国的农民应该拥有承包土地的转让经营权，但这还远远不够，而目前的改革的实实在在的，赋予了农民实实在在的土地产权权利。在未来五年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这项改革，所以我认为这项改革创造了全新的格局。

Q3：既然目前还无法对改革下任何定论，那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改革是否是在向前行，研究时应当关注那些指标和信息来源，如何建议未来的改革政策走向？

Prof.Naughton：首先我认为应当多去跟人们交流，例如人们从一年前就开始议论财政改革，但截止到去年底都没有看到任何真正的改革措施，这是令人沮丧的事实，但是在北京开始流传出一些谣传，尽管作为一个学者这样说略显尴尬，但是我认为有时尝试去聆听一些谣传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们对于亟待改革的问题广泛讨论，最终通过一些渠道进入媒体的视野。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入你自身的判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无关紧要，广泛全面的进行思考。

崔之元教授：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之所以进行试验性治理研究恰恰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加解放思想，准确的把握什么是改革所需要的目标和方式。我们不应该理所当然的认为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改革的目标也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人评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效如何，通过给中国资本市场自由化改革简单的设定一个时间表来衡量改革的进展与成效，然而甚至IMF在内的机构在金融危机之后都未曾将资本市场自由化作为改革是否有效的标准。

在此我想再提一下Barry刚刚所说的为什么现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对2008年的回应，去年12月份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三权分置”的概念，过去只有“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两个权利的概念，现在将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与“经营权”，尽管在实践中这两种权利已经出现了分离，但这是第一次在概念上对这两种权利概念进行了区分，这个例子是对改革目标的重新思考。这一系列“权利束”如何划分也许没有一个永恒的静态最优解，而是不断变化的。

Q4：请问意识形态控制与未来进一步改革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Prof.Naughton：我个人认为意识形态控制与改革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从道义上来说是错误的，对于改革是会有阻碍作用的，因而我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崔之元教授：我承认很多观点认为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对于改革与发展来说是不利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新的事物和理念，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讲也需要一个学习与适应的过程。

Q5：两位认为五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将会是怎样？

Prof.Naughton：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个人觉得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一个五五分的可能性，目前正面临关键的转型期，在将来很可能市场化水平会更高，经济结构与现在也会大不相同。如果未来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震荡或者改革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那结果将和今天的现状没有太多不同。

崔之元教授：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讨论，是否应该减少靠对外出口拉动GDP的依赖程度。事实上中国已经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尽管还远远不够。楼继伟在前不久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30个月下降，还有很多指标显示中国经济目前不太理想，人们开始担心中国会出现通货紧缩，甚至昨天还出现了关于中国货币量化宽松的谣传。从上个月中国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的外贸表现不错，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很可能会促使一部分人退回到旧有的发展模式中去。明年中国将举办2016年G20峰会，希望届时中国能够和世界各主要国家一道为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努力。

Q6：您认为地方政府党委书记作为改革者，主要的改革目标是什么？

Prof.Naughton：《财经》杂志近期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有99名干部自杀，地方政府官员承受巨大的压力，有些甚至感觉到麻木，失去了勇气。因为在中国，地方党委书记同时也是当地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委员会的长官，他们对于改革的目标也并不是非常明确。所以这个问题最好直接由地方的党委书记直接回答（笑）。

崔之元教授：我非常同意Barry的观点，但我同时也认为地方领导还有很多可以进行改革试验的空间。地方的官员不能像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那么直言不讳为所欲为，甚至去挑战中央的权威，但是习近平也强调地方官员不能消极怠工，要敢于担当。所以地方官员是有很多进行政策创新试验的空间。

Prof.Naughton：能够举一个政策创新试验的例子？

崔之元教授：我想举一个上海自贸区的例子。首先上海获得了中央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支持，但是具体的政策实践是有很大的自主创新空间的，这样的自主创新是有一定风险的，例如自贸区的企业可以更加容易的从海外借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主要的原因是影子银行，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存在，而自贸区的企业从海外借贷是会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因为这部分借款是不会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之内的。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17

旧文章ID：2832

作者：吉姆•奥尼尔  来源：Project Syndicate

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如同美国那样强大的全球军事实力。但如今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正在步上一个衰落的全球霸权——英国的后尘。这一历史比较尽管越来越热门，却有误导之嫌。

英国从未获得可与今日美国相媲美的主宰力。诚然，它拥有一支规模等于第二名和第三名之和的海军，并且“日不落帝国”统治范围覆盖了四分之一的人类。但大英帝国和当代美国的相对实力来源截然不同。一战爆发时，英国的军人数量只在列强中位居第四，GDP也位居第四，军事支出位居第三。

大英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当地武装实现统治。在一战的860万英军中，近三分之一来自海外。这使得当民族主义情绪开始高涨时，伦敦政府日益难以代表整个帝国宣战。

到二战时，保护整个帝国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资产。英国与德国和俄国的实力已非常接近，这一事实让挑战更加紧迫。

在所有泛泛而谈的“美利坚帝国”论中，一个事实是美国并不拥有它必须管理的殖民地，因此拥有比英国更大的腾挪自由。此外，美国周边是没有威胁的邻国和两个大洋，保护自己要容易得多。

这就引出了关于全球霸权比较的另一个问题：对“霸权”真实含义的混淆。一些观察家将霸权列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但美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了霸权并不一定要靠正式的帝国实现。另一些观察家将霸权定义为有能力制定国际制度规则；但霸权必须拥有相对其他列强多多少的影响力仍不明确。

还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霸权意味着控制最多的实力资源。但是，据此定义，十九世纪的英国——在1870实力顶峰时期，其GDP为世界第三（次于美国和俄国），军事支出亦为世界第三（次于俄国和法国）——就不能称之为霸权，尽管它拥有海洋主宰力。

类似地，说美国在1945年后拥有霸权的人没有注意到苏联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都在制衡美国的军事实力。尽管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但其政治和军事腾挪空间因为苏联的力量而大受限制。

一些分析家将1945年后的时期称为美国领导的、以自由为特征的层级秩序，其中美国提供公共品并在弱国也能赢得话语权的松散的多边规则和机构体系中施展。他们指出，对许多国家来说，维护这一制度框架是理性的，即使美国实力源在衰落。从这个角度讲，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能够比美国的实力源主导地位存在更长时间，尽管其他许多人指出新力量的崛起预示着这一秩序的崩溃。

但是，在所谓的美国霸权时期，一直有许多混杂在一起的事实和矛盾。它与其说是一套全球秩序，不如说是一群观念相近的国家（主要来自美洲和西欧，不到世界的一半）。其对非成员国的影响——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苏联阵营等主要力量——并不总是积极的。因此，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更应该称为“半霸权”（half-hegemony）。

当然，美国确实在1945年后维持了经济主宰力：二战让许多国家变成了焦土，这意味着美国贡献了全球GDP的近一半。但是，从政治或军事角度看，世界是双极结构，苏联制衡着美国的实力。事实上，在此期间，美国常常无法捍卫它的利益：苏联拥有了核武器；共产党在中国、古巴和半个越南建立了政权；朝鲜战争以僵局收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起义被镇压。

在此背景下，或许“主导”才更准确地描述了一国在三大实力源上的（可测量的）超凡比重：军事、经济和软实力。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主导的时代是否正在走向结束。

考虑到全球发展趋势的不可预测性，当然也就无法笃定地回答这个问题。跨国力量和非国家行动方的崛起——更不用说中国等新兴力量了——意味着全球局势的重大变化。但仍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美国将仍然拥有实力源的主导地位，并继续在全球实力平衡中扮演核心角色。

简言之，尽管美国主导的时代还没结束，但必定会发生重要改变。这些改变能否提升全球安全与繁荣还有待观察。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9

旧文章ID：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