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清来  来源：多维新闻

　　《金融时报》3月中旬报道了王岐山准备访美的消息后，立即传来了中国贪官及其前妻在华盛顿被起诉的消息，中国“清晰地指明了追讨外逃贪官的方向”。有迹象显示，美方正形成协助中国追讨外逃贪官的氛围。自习近平和奥巴马去年一系列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处于上升期。1月，中国执法人员与美国国税局、司法部达成合作谅解，中美执法合作又上新台阶。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3月25日透露，中美将就海外追逃加强合作，目前中方已经向美国提供了一份追逃“优先名单”，请求美方协助追捕，据信名单上的人都藏匿在美国。美国国务院25日亦表示鼓励中方提供强有力证据和情报，确保美执法机构调查和起诉涉嫌腐败的案件。但在分析人士看来，中美在猎狐问题上的合作仍然分歧难调，王岐山访美亲自督战猎狐更是障碍重重。

　　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王岐山，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信任的与最亲密的盟友，是北京实权派人物。习近平计划于9月出访美国是公开的事实，而今年北京如果派出政治局委员级别的要员王岐山赴美，必然是重磅动作、有所期待。最为主流的观点是，王岐山此次出访美国是为进一步拓展同美国在反腐领域的合作。

　　詹姆斯顿基金会的中国安全专家彼得·马提斯称：“如果王岐山在任职中纪委书记期间访问美国，那么唯一的理由便是追踪外逃贪官及其财产。由于级别不够高，中国领导人派出国安部部长耿惠昌或者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并不能确保中美两国达成原则性的合作协议。试图达成政治上的合作协定，就意味必须派出一个美国所敬重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信任的人物。”王岐山此前曾担任主管商业与金融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一职，曾多次代表中方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与美国多位政府官员和商业领袖颇有渊源，且在美国政界声望很高。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便王岐山成行，亦是身负重任，障碍颇多。

　　王岐山

　　接待规格难倒美方

　　一方面，王岐山如果出访等于是给美国出了一个难题。虽然这并非王岐山本人第一次到访美国，但却是首次以中共党内官员身份出访。回顾历史，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从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历届到访美国的中国官员，均无只有党内职务的官员出访的先例。有传闻称，当年中共为照顾只有党内职务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可以名正言顺地周游世界，无奈只能安排其出访南美国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王岐山的美国之行尚未完全准备就绪，但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一个当务之急是，确定以怎样的规格接待这位中共高官，对美国外交人员来说，安排的接待规格既要不失礼数又不能显得过于隆重。包括王岐山将与哪位美国官员，什么级别的美国官员会面，可以说，从形式到内容，处处皆学问。这是首次出现在中美两国高层交往中的问题，并且很可能为以后的中共官员访美定下一个标准，因此美方不能不谨慎考量。

　　另一方面，在中美两国尚未签署引渡条约的背景下，美国没有任何义务协助中国政府完成这件事，且美国强调司法独立，只要贪官入境美国的手续合法，不违反美国法律，纵使美国总统奥巴马点头(Barack Obama)应允，恐怕也帮不了什么忙。

　　中国官方此前称，至少150名“经济在逃人员”在美国滞留，其中多数被认为是贪腐官员。这些官员出逃之前，将非法所得巨额美元转移到藏匿国。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提供具体数字，但是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2003年到2012年之间，从中国逃离的非法资金总额达1.25万亿美元。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开展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暴风式地席卷了党政军多个领域的中共高官，2014年下半年，中国公安部更开展代号为“猎狐行动”的海外追逃行动。

　　2014年10月，中美双方同意推动在调查、追踪、冻结、追缴、返还腐败资产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重点追缴和返还腐败犯罪资产，双方希望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争取在个案合作上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同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加强APEC成员在跨境调查取证及打击贿赂、洗钱、走私等跨境犯罪方面的合作,这为中国海外追逃开展国际司法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中美在反腐领域的合作向机制化和常态化发展。

　　但中美两国在该领域最难以突破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尚未与中方签署引渡条约，引渡(extradition)是指国家根据条约或基于其他理由把在其境内而被别国指控或判定犯罪的人，应该国的请求，移交该国审判或处罚的行为。如果两国间签署了引渡条约，那么引渡就成为一种义务，必须得到履行。2014年11月底，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曾在外交部举行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中国试图说服美国签订引渡条约，但是华盛顿方面表示“尚未准备好”。

　　徐宏说，在很多国家，没有引渡条约并不是障碍，双方可以基于互惠开展各自法律合作，“但美国情况不同，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在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情况下才能开展合作，即使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美国也认为不能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

　　事实上，中国在引渡条约签订上的成果远称不上不丰硕。自1993年中国与泰国签署第一份双边条约起，到目前为止，中国只与39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在这39个国家中,只有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4个发达国家,其中与澳大利亚签署的双边引渡条约还未生效，其他诸如泰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安哥拉，纳米比亚等与中国签署双边引渡条约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因为同中国有着特殊历史渊源。

　　美国不与中国签引渡条约三大原因

　　做为中国腐败分子外逃的主要国家之一，美国之所以迟迟不愿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死刑犯不引渡”是国际引渡惯例中最有生命力、最无争议的一项原则。“非暴力犯罪不适用死刑”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惯例,但这和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冲突的，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中，严重的腐败犯罪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这种冲突是引渡外逃贪官的主要障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黄风直言，“中美两国签署引渡条约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对双方都好。但它需要美国国会批准。美国国会反对这个条约，因为它不信任中国司法系统，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持否定态度。”

　　被誉为中国建国后第一大经济案的主犯赖昌星于1999年逃往加拿大，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加方遣返赖昌星，但由于加拿大法律已废除死刑，他国政府在引渡该国嫌犯回本国审理时必须做出免死保证，否则加方将不允引渡，因此赖昌星案多年来始终进展缓慢。最后案件终于在中方向加方作出诸多承诺后有所进展，包括赖昌星在加拿大的资产由加方罚没，被遣返后不判处死刑，不会受到司法机关虐待，享有包括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在内的法定权利等。最终，赖昌星于2011年7月23日被成功遣返回国。虽然赖昌星得以成功遣返，但始终存在的一个尴尬逻辑是，如果中国政府在引渡经济罪犯之前，就作出诸如不判处死刑的承诺，那么中国政府无疑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如果中国政府坚持不作出此类承诺，那么引渡成功就更加困难。这还只是在个案上的矛盾，如果放大到两国引渡条约的签署，就更是难以跨越的障碍了。

　　其次，国际引渡惯例中最复杂、最敏感的一项原则,也是国际社会最难取得共识的一个问题即“政治犯不引渡原则”。虽然这一原则已在实践中受到限制,但仍然不可逾越。引渡中的政治犯罪较之中国刑法中的政治犯罪范围要大得多,同样的行为在引渡中能成为政治犯罪,在中国却未必构成政治犯罪。如何界定“政治犯”的内涵与外延，中美两国显然存在分歧，而且对“政治犯”的定义，往往在不同时期或者特定案件中有所变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的观点是分析请求国追诉活动的政治性,着重分析请求国是否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来追究被请求引渡人,而不是被指控的行为是“政治犯罪”还是“普通犯罪”。因此，中美在反腐领域建立互信和取得共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短时期内，美国显然难以转变对中国司法体系的负面看法，美国法官对中国的刑讯、取证乃至整个司法体系，都缺乏信任……

　　可以说，中美在这一问题上最难达成共识，最鲜明的一个实例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人权活动家刘晓波，2008年，刘晓波发起与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并与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一同签署。该宪章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时发表,主要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并于2010年5月26日开始，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此举引来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拘捕刘晓波的举动。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应该立即释放刘晓波，并尊重所有中国公民应俱有国际所公认表达他们意愿的权利。美国《时代杂志》将刘晓波与昂山素季、曼德拉(Nelson Mandela)、甘地(Mohandas Gandhi)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一同列为“十大政治犯”之一，而中国则称刘晓波为“国家分裂分子”，中美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可见一斑。

　　第三，即引渡的财产分享问题，在腐败等经济犯罪的引渡合作问题上,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和合作方式,即对于已经转移的因腐败犯罪所得财产,请求国与被请求国可以通过自主协商的方式签订《赃款分割协议》,以商定对于追缴财产的分配比例。 但中国刑法、引渡法等并没有关于资产返还和分享的明确规定，可以说在立法层面，相关法规尚处于空白状态。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已经在实际案件中改变这种全额追赃的立场，允许与引渡国分配追缴财产。故而这一点已经不是中美难以签署引渡条约的主要原因，最为关键的仍是上述两点。

　　总的来说，王岐山如果出访必然会对中美两国的反腐合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其过程也必然不会完全顺遂，接待礼仪问题、中美引渡条约签署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不小的考验。但相信以王岐山堪称彪悍的工作能力和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威望来说，他能够交出令北京满意的答卷。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旧文章ID：2826

作者：黄仁伟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

当代主要守成大国即美国与当代主要后起大国即中国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上的新老大国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根本区别。

美国自19世纪末崛起以来，虽然也遇到过若干挫折(如朝战、越战)，但没有在根本上受过挑战，或者说没有失去过霸权地位。它把自己取代英国，打败德、日、苏，都视作其价值观和制度的胜利，而且是“天定命运”。它认定21世纪中国崛起只是以往历史的循环重复，美国只要把以往打击后起大国的手段集中起来，就足以压制中国、滞缓其崛起进程。因此，美国难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其思维定势难以打破。从根本上说，美国对待中国崛起的策略是落后于时代的陈旧战略。因此，我们可以就此找到这一轮守成大国遏制后起大国的致命缺陷。

美国欲利用其软实力优势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将我置于舆论和制度的负面地位。但恰恰是美国滥用霸权，引起包括其欧洲盟国在内的国际舆论批评。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和前苏联地区连续策动颜色革命，输出美国模式，结果造成这些国家长期战乱不休。可以说，美国每搞一次颜色革命，就陷入一个泥潭。反而促使美国软实力下降和战略被动，我们可以借此稳取战略主动权。

美国企图以国际体系来管制、约束中国，以此来干预中国内政、改变中国制度。这个办法对于封闭僵化的苏联体制模式曾经有效，最终加速其解体过程。但是对于中国基本无效，因为中国本身在不断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而且越来越深刻地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相反，恰恰是美国本身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破坏者，甚至企图另搞一套规则体系。中国与美国处于参与当代全球治理的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同金砖国家一起改变着西方治理体系。美国不得不接受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新常态。这是过去那些后起大国所不具备的条件。

美国几乎无法选择与中国进行战略摊牌，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摊牌的后果都是难以承受的。最终结果将是美国放弃与我摊牌，接受与我共同合作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一些有远见的美国战略家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战略前景，我们也应有所准备。(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美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压制中国、掌控全球资源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一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依赖中国市场的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即使低力度制裁也是难以做到。二是中国将成为最大资本输出国，连美国也不能拒绝中国的大规模资金流入，中国资本与美国资本以至全球资本融为一体，这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最大变化。三是中国本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高，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都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控制政策。这种政策维持的时间越长，美国的损失越大。四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将打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地位，人民币、欧元和美元构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可避免，甚至美元与人民币平分秋色也是可能的。美元只有与人民币合作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才能避免重蹈二战前后英镑没落的老路。因此，经济领域的中美全球合作将比其他领域更早实现。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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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维嘉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微信公共号

随着3月即将结束，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发起成员国报名截至日期也在临近。在英国的带动下，德法意瑞卢等一批老牌欧洲国家纷纷“反水”，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发起成员国。这在中国国内和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将成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

回顾二战后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成立背景，是在当时占世界GDP 50%的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标志性机构是1946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又相应成立了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由世界或相关区域的国家组成。如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成立于1966年，共由48个亚太地区国家和19个非亚太国家组成。亚行建行时法定股本为10亿美元，后来经过多次增资，截止1996年底，亚行的核定股本增至500亿美元。

这些组织成立之初，各国的投票权大体根据当时各国经济实力的分布。如亚行的两个最大股东是日本和美国，两国各占同样的15.6%的股权和12.8%的投票权。中国是第三大股东，占6.6%。亚洲地区作为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和潜力的地区，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与此同时，经过3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动力开拓海外市场，并带动其他亚洲国家一起发展。如果中国向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大规模增资，势必大幅改变该机构的现有股东结构，这对一个已经运行成熟的机构未必是福音。因此成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不仅是对中国是合理选择，也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友好选择。

由于亚投行和亚行的投资区域基本重叠，投资方向部分重叠（亚行除投资基础设施外，还有扶贫、教育和环保方向的投资和赠款），主导亚行的美国和日本自然会有顾虑。美日声称其主要顾虑是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否能够规范透明地运行，能否充分考虑被投资国家地区的当地社会和环境影响。即使这些顾虑无不道理，但以此为理由劝阻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则完全没有道理。这种行为反映出美日对可能减少的影响力的恐惧，这些担心大可不必。亚行和亚投行不仅投资重点不完全相同，两者应该还有大量的合作机会，适度竞争也会使各方更有效率。

亚投行的成立之所以将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因为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领导的主要国际机构。过去35年，中国主要是打开大门把世界带入中国；从现在起，中国将走向世界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世界的秩序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机构和制度当中，一个大国的责任和领导作用也同样体现在对机构的参与和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亚投行标志着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步，要让这第一步迈得扎实，需要应对下列几个方面的挑战：

为人还是为己？

首先要想清楚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而不是中国的一家银行。亚投行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由于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相对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心理认知还存在着滞后，作为小国弱国护身符的民族主义诉求仍然高涨。国内的民众对于身边的具体利益有具体诉求和切身感知，对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甚了了。由于过去没有这方面的集体经验，国民、甚至某些政府部门很容易习惯性地认为亚投行完全是为中国国家利益而服务。

一旦国内有这样的认知偏差，就会给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和运行带来巨大压力。原因很简单，亚投行的成员国加入亚投行是为了各自的本国利益，如果不能兼顾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会退出。作为发起者、最大股东和领导者，中国甚至可能要牺牲一点自己的眼前的利益以换取亚投行的整体成功。在亚投行这件事上，中国并不是“学雷锋”，而是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和任何组织一样，组织发起者和领导者的最高利益是这个组织的持续存在和成功，而不是每次分蛋糕时多占一点点。

“硬实力”和“软实力”

以中国掌握的投票权，应该能很轻易地通过自己想通过的决策，但一个国际多边组织的运营并非如此简单。股权和投票权仅仅是“硬实力”，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机构中“软实力”远比“硬实力”重要。不论是事关战略的决策还是具体的投资决定，决定成败的不是投票权而是格局、眼光、知识和经验。协调各成员国的利益和意见也是一件有难度的艺术。老牌欧洲的成员国都有几百年国际纵横捭阖的经验，亚洲的许多国家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规范与效率

规范透明不仅仅是国际上的担心，也将是相对分散弱小的其他成员国的最主要诉求。二战后世界金融机构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亚投行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治理结构的规范透明和机构的运行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都是各成员国的政府部门，本来各国对于一个可能牵涉到多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就很复杂，几十个国家在一起互相协调，沟通成本就更高。在过去60年中，世界金融机构的每一个失败的实践都可能增加否定性的规范，这使得本来就具有复杂的多边治理结构的组织运行流程更加繁复。这就是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被批评为低效和官僚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不能有不现实的期望，因为其治理结构和其他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没有本质区别。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为了确保规范透明，宁可牺牲一点效率。

嫁接与杠杆

今天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民间有大量的海外投资需求。亚投行如果能够和民间的资金嫁接、合作，将会撬动比股本金大得多的资源。民间的企业和资金缺少对目标国家地区的了解和经验，亚投行每进入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分享经验教训，亚投行在每一个国家成功的投资都能鼓励民间投资的进入。

创新与发展

许多现存国际机构的诸多弊病，往往是由于当年的结构和流程已经不适应变化，但又难以修改。亚投行有机会认真研究这些弊病的根源，在创始的设计中尽可能避免。在大型国际金融组织之外，有许多成功的私营和民间金融组织（如孟加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虽然不能照搬，但完全可资借鉴。今天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不仅所有的运营系统都可以互联网化，远程化，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和投资目标国当地民众沟通和交互的重要手段。在重大工程投资的评估和当地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方面，新媒体、新技术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亚投行应该做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家国际金融组织。

亚投行得到这么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和中国在领海诉求上遇到的反弹形成鲜明反差。这启示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是崛起的最小阻力路径。中国能否顺利崛起不单在于新兴大国是否能够胜过守成大国，而在于能否同时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中国的崛起不单单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更多取决于多边关系。亚投行的创建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这次欧洲诸国不顾美国劝阻加入亚投行，正是说明只要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公共品，能使得参与的伙伴受益，就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影响力的彼消此涨，但只要这种博弈是在公认的和相同的规范下进行的，就是公平的博弈。中国过去35年是现存世界金融贸易体系的受益者，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利益的扩张，中国比以前更需要于一个有利于全球化的金融贸易体系。建立亚投行这样的新国际金融机构不仅不是挑战这个体系，反而是丰富和促进这个体系。不论是国民和政府部门都应该着眼中国的长远目标，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给予最大的信任和宽容。亚投行的成功将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领导大国，有担当负起大国的责任，有善意向世界提供公共品。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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