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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中国有关经济逃犯问题的5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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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17日文章,原题:了解有关中国经济逃犯问题的5个方面

  以下为了解中国抓捕经济逃犯战略的5个方面:

  一、资金外逃。私人交易、挪用公款和收受贿赂,这些都是中国过去30年来创造巨额财富的后遗症,并且北京表示,犯罪分子太容易携款潜逃海外。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在截至2012年的10年内,中国的非法离境资本已超过1.25万亿美元。

  二、追逐房产。美国全国房地产同业公会表示,在截至2014年3月的1年内,美国房地产吸引的外国投资接近翻番,达到220亿美元,而中国现金占近1/4。尽管其中大部分资金合法,但坊间传闻暗示一些涉嫌犯罪的人至少已将部分赃款用于购买不动产。

  三、新的外交舞蹈。中国领导人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但美国上一次按照中国的引渡要求采取行动已是2004年的事。中美合作通常局限于一事一议。某些西方政客不愿意将嫌犯遣返回中国,因为他们担心逃犯得不到公正审判,或者面临死刑。

  四、避风港关闭。华盛顿确实有兴趣与北京在逃犯问题上合作。美国也在竭力阻止本国公民逃税和限制可疑资金外流,并希望北京提供帮助。两国都在此类事务上加大工作力度。华盛顿也不希望传递出美国欢迎犯罪分子前来寻求避风港的信号。

  五、中国追踪的脚步。中国正在采取措施,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北京还谨慎提防任何法律上的失误,以期西方政府能遣返中国逃犯。去年,中国司法机关开展的“猎狐”行动已抓获境内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49人。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国的目标是“将反腐败国际合作这张天罗地网织得更密,让再狡猾的狐狸也无处可逃”。(王会聪译)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9

旧文章ID:2683

刁大明:2014 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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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刁大明  来源:《当代世界》2014年11月第11期

  2014年11月4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届时国会众议院全部435位议员及6位无投票权代表、国会参议院36位议员、36个州的州长、3个属地的行政长官、46个州的州议会等都将面临改选,可谓是仅次于总统大选的重要政坛洗牌,直接牵动着奥巴马政府内政外交的走向,并将对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造成重要的影响。

  作为美国政治的“停车检修”,中期选举多以美国内政外交的重大挑战作为核心议题。[1]从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的发展态势看,经济与就业形势、奥巴马及其民主党的民意压力以及共和党的竞选战略与内部整合等因素,共同塑造着选举结果。

  第一,选民对经济与就业形势的主观感受直接左右选举。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字,2014年以来每月新增就业岗位水平呈现出在波动中攀升态势,其中4月新增30.4万个岗位,是201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期失业率则持续下降,自2013年12月以来一直低于7%,2014年9月的失业率已降至5.9%,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但选民没有感受到收入及生活水平提高等实在的好转,他们对经济与就业情势仍抱有更高期待,民主党选情因而也并未明显好转。

  第二,奥巴马的民意满意度低拖累民主党选情。一般而言,中期选举是对在任总统政绩的“民意大考”。[2] 盖洛普长期跟踪民调显示,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的满意度总体上持续下降,不满意度则持续上升。进入2014年以来特别是临近选举时,奥巴马在医改网站瘫痪、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丑闻、得州边境非法入境移民危机、弗格森种族骚乱、乌克兰危机、伊拉克及中东乱局甚至是应对埃博拉病毒疫情等国内外事务上的表现也直接牵绊了其满意度,2014年10月6—12日的较新数字显示其满意度已跌至41%、不满意度为55%。[3]

  第三,竞选策略与内部整合是共和党能否落实优势的关键。对共和党而言,2014年中期选举是扩充华府权势的重要选举,更是2016年大选的前哨战,经济与就业、奥巴马全民医改两个议题成为共和党在2014年选战阻击对手的有效抓手,而其他议题则扮演着“侧应”的辅助角色。相对于竞选议题设置的明确,共和党党内整合问题更为严峻,茶党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国会参议院选举为例,12位谋求连任的共和党籍议员中就有6位在初选中面临茶党支持参选人的挑战。又如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就出现了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在初选中意外惨败给茶党候选人的情况,这是自1899年国会形成党团领导机制以来的首次。[4]

  茶党势力在本次中期选举中的持续发酵虽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却也暴露了共和党党内分歧的加深,为其未来发展方向增添了更多变数。

  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及其政策影响

  根据目前第113届美国国会两院中两党席位对比情况观察,结合历史经验预估,共和党在两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优势,本次选举不但无法扭转目前华府的府会分立僵局,甚至可能导致更为紧张的对峙局面。

  共和党的优势不但体现在可以保持国会众议院多数,还存在着在国会参议院翻盘的较大可能。就国会众议院选情而言,自1856年民主、共和两党竞逐的政党体系形成以来,只有四次中期选举令总统党获得了更多众议院席位,即1902年(198席增至207席)、1934年(313席增至322席)、1998年(207席增至211席)及2002年(221席增至229席),但这四次获益无一改变了国会众议院两党的基本实力对比。同时,这四次中期选举中总统党平均仅实现了7.5个席位增长,最多也只为9个席位,低于本次选举中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翻盘所需的17席,据此可推断民主党获取在国会众议院多数的机会极其微弱,共和党将保持多数地位。历史经验还表明,1856年以来总统所在党在中期选举中国会众议院席位的平均变化为减少36.47席。这就意味着,2014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增加席位,但应当与三分之二的“超级多数”即290席存在一定差距,在新一届国会中仍无力推翻总统否决。就国会参议院选情而言,民主党维持多数的难度较大,共和党翻盘的可能性持续增加。共和党则基本确定赢得南达科他、西弗吉尼亚及蒙大拿三州,从而将参议院席位增至48席,因而存在较大获胜可能的艾奥瓦、阿肯色及路易斯安那三州席位将是关键所在,如果全部斩获,则可实现51席的多数。同时,共和党在科罗拉多、阿拉斯加、北卡罗来纳等席位上也具有一定竞争力。总体而言,即便共和党在参议院翻盘,也应该只能维持微弱优势的多数地位。

  基于对本次中期选举结果的预估,府会对峙的华府僵局不但不会有所改善,甚至可能跌入“强分立”的更糟情景,这无疑为奥巴马最后两年的内外政策执行和战略布局制造了巨大成本与不确定性。就内政事务而言,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或两院将与奥巴马持续角力。在财政议题上,2015财年(2014年10月1日开始)的拨款法案无法在中期选举前获得批准,已由众议院动议、经参议院通过,以延续拨款法案方式暂时延长拨款至2014年12月11日。2015年新国会开幕后还需审批2015财年的正式拨款,届时党争是否会再次导致政府关门危机需要密切观察。而2015年3月15日债务上限到期,届时会上演新一轮两党妥协。[5]

  在医改议题上,即便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也难以在立法意义上推翻奥巴马医改,但或将诉诸司法诉讼以及行政执行手段修正甚至阻碍该计划的实施。在移民议题上,虽然面对拉美裔的激增,两党出于选举考虑都具有推进的动机,但共和党可能更为强调边境安全议题,并在针对移民的医疗制度持极为保守立场,因而在奥巴马任内推进成型的可能性比较有限。就外交事务而言,奥巴马在2013年10月因关门危机而缺席亚太峰会所表现出的“内向化”,即外交政策与战略布局受限于内政的趋势,在2014年中期选举期间和其后将更为鲜明。目前看,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和中东政策都已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国内政治特别是选举政治的牵动。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选战背景下招致民主党党内高层和一部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迟迟无法得到国会的“贸易促进授权”,这也增加了TPP 最终在国会两院顺利通过和有效实施的难度。此外,国会在中东事务上的介入日益加深,特别是在伊朗核问题、班加西美使领馆遭袭击事件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议题上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干预。

  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与中美关系

  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作为美国政治的一次重要洗牌,势必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走向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第一,关键涉华议员新陈代谢,持续扮演“不和谐音”。一方面,“涉华连线”组织在中期选举中将发生构成变化。在国会众议院方面,127位台湾连线成员中的17人(13.39%)、38位中国连线成员中6人(15.79%)以及44位美中工作小组成员中的8人(18.18%)不再连任。三个涉华连线成员的不谋求连任率均高于国会众议院整体水平(9.43%)。国会参议院台湾连线现任25位成员中则有11位的席位将面临改选,其中5位谋求连任、4位宣布退休,其改选率和不谋求连任率也高于参议院整体水平。这就意味着,新一届国会中的涉华连线将面临较大规模的重组,为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影响带来新的观察点。另一方面,本次中期选举将导致某些国会关键涉华议员个体的新老交替。目前看,将离开国会的关键涉华议员包括长期抨击中国人权的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多次炒作人民币汇率议题的缅因州国会众议员迈克·米肖(Mike Michaud)以及猛烈抨击中国人权议题的密歇根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本蒂沃利奥(Kerry Bentivolio)等人。这些涉华议员的离开,可能暂时减缓负面涉华行为,但其后有资历略浅者“接班”。

  第二,中国议题回归美国选举政治舞台中心,为中美关系埋下隐忧。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个选举中,中国议题以“最惠国待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形式出现、充当了当时经济、医改、弹劾丑闻等主要议题的陪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恐议题地位由高点持续下降,经济与就业议题再次回到美国选举政治的首要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议题的关注度和曝光度再次上升。2006年中期选举前后,人民币汇率议题被反复加以炒作,两党政治人物将中美贸易失衡归罪于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人为控制”,希望通过施压,促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削减中国的经贸优势。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两党多位国会议员甚至是领袖纷纷抛出攻击中国的竞选广告,将美国经济颓势归罪于中国的“恶意竞争”。中国议题所呈现出的“回归”态势,足以证明中国议题在当今美国政坛上不仅仅是一个外事议题,更是一个美国国内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外化延伸。

  选举期间对中国议题的大肆负面炒作导致了一系列对中美关系不利的后果。在选举年当年,美国国内政治气氛被过分渲染,对中美进一步推进双边合作、中国企业在美国特别是州和地方层次的投资等都将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成本。同时,虽然美国政治人物当选后并不能完全兑现竞选承诺,但中国议题却可能是其展现“诚信”的重要领域。相对于其他国内议题,在国会内推动中国议题的难度较小、成本较低,而且还能吸引媒体眼球,甚至能为下次选举连任做铺垫,因此某些国会议员有将“炒作中国议题”常态化的趋势。[6]此外,对于国际视野有限的普通美国公众而言,旷日持久的选举无疑是一次“政治教育”,使其对华态度持续恶化。[7]

  第三,亚太战略和中美关系有可能成为奥巴马的外交遗产,国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关键。2014年中期选举之后的奥巴马将面临更为糟糕的府会僵局,在内政议题上举步维艰,在外交议题上则可能因为分歧略少而放手一搏。从目前中东和亚太两个热点地区观察,中东事务受制于美国国内犹太利益团体的影响较大,而亚太事务则相对更具空间。就奥巴马而言,正是他在第一任期推出了美国长期谋划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因而也有理由在第二任期继续强化推动,以主导亚太秩序维系美国全球领导力,打造其外交遗产。

  在亚太战略中,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显然是重中之重。面对当今的中美关系,奥巴马政府从美国利益出发,应选择理性而稳健地处理对华事务,与中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必须强调的是,奥巴马政府势必对中方首先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进行改造甚至重构,使其更为符合美方利益,在实际操作中不但会接受某种程度上的合作,更会为中方设置各种要求与门槛,试图以“新型大国关系”来要求中方遵守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体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在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战略的同时,国会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在持续扩大。一方面,国会两党显然在亚太战略上存在一定的共识,另一方面国会两党对亚太特别是对中国的关注度正在上升。2014年4月底,时任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率团访问中日韩,大有检视奥巴马亚太政策的意味。2014年8月,国会参众两院约35位两院议员相继访问中国以及亚太地区,讨论涉及军事安全、中日关系、南海局势、两岸关系、关税、贸易、知识产权以及高铁技术合作等多个议题。这种访华规模不断创造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在选举前夕这一时间点的选择也足以说明国会在亚太事务特别是中美关系中扮演更为积极角色的趋势。中期选举后,新当选的第114届国会将在亚太以及中国事务上如何与奥巴马展开互动,值得密切关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682

阎学通:中国外交改革创新应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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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士龙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中国外交如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切实走出一条与历史上传统大国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国外交之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从如何进行外交思想创新、外交策略创新和外交制度改革等方面畅谈了他的思考。

  《瞭望》:过去两年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从外交思想到实践都显示出了创新进取,奋发有为的特点。你认为,改革创新成了中国外交关键词的大背景是什么?

  阎学通:在过去两年里,中国政府阐述了中国梦的世界意义,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正确义利观,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等,这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贯穿着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中央对当前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格局变化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对我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战略再思考的结果。

  其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要求中国开展大国外交。今后十年,在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缩小的同时,两国还将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除美国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不再是“弱对强”而是“大对小”,我国外交需从“以弱对强”向“以大事小”转变。

  其二,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拓展需要全球外交。今后十年,伴随中国海外利益的快速拓展,其面临的海外安全威胁也必然上升。这要求我国具备全球性的外交视野和应对能力。如何从全球角度制定我国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政策,正在成为新的课题。

  其三,民族复兴任务需要政治导向型外交。当前外交战略的任务是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民族复兴创造条件和实现民族复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略任务,前者是积累实力,后者如参加比赛。在积累实力阶段我国有避开与世界主导国进行正面战略竞争的可能,但在参赛阶段却无法回避。

  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剧要求中国外交更多考虑安全战略利益。今后十年,美国防范我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改变,美国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深化。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就是向全球和地区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断上升,我国要提高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还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如防范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威胁。要通过逐渐提高我国外交友好关系的质量,有效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政治支持。

  其四,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要求外交改革跟上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要求外交决策需要更高水平的协调能力,在兼顾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同时,平衡好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防止个别利益集团对外交决策产生过大影响。保证外交政策的公共属性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网络化使应对意外事件的决策时间被压缩,需对外交应急决策机制进行改革。优化外交决策程序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与世界的深度融合要求我国加强公共外交,强化自身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亲和力,更积极主动地介入国际事务并提出我国的主张和建议,参与国际安全规则的制定,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总之,我国外交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好实现民族复兴的这个国家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外交改革创新的能力有多大的提高。

  《瞭望》:你在新著《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指出,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世界历史经验表明,崛起大国需要创造出相应理论支撑其外交战略。要切实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落到实处,你认为最关键、最需要创新的是什么?

  阎学通:任何改革创新都始于思想观念的改变。一方面,我国需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创造出新的外交理论,用于指导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随着中国崛起速度加快,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成为一个现实的任务。因此我国需要创建和平竞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适应总体外交的需要。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进行全球治理是国际责任的再分配,两者性质不同,但两者均要求对现有国际规范进行修订和发展。因此,我国需从权力再分配、责任再分配和建立新国际规范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需结合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知识经济等时代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从而使这些新理论具有实际作用。

  “民族复兴”是我国特有的国家利益,目前尚无其他国家提出类似的政治目标。民族复兴本身就是以我国特有的历史为基础形成的。在去粗取精的原则下,从我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是创造民族复兴理论的捷径和必由之路。《管子·霸言》说:“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这种政治领导决定论的认识,对理解政治领导力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另一方面,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还需要培养大国外交意识。

  简言之,大国外交是舍小利而谋大势。今后十年,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无法掩饰和回避,因此中国外交需强化敢担当的意识。在个人层面,外交工作者应敢于担当,负起责任。在政策层面,我国应主动承担与自身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同时,需勇于参加大国博弈,在涉及国家利益以及全球重大问题上要主动表明立场和提出主张,尤其要在动员国际社会接受我国主张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国际事务已难以区分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我国外交还需要强化全球外交意识,即使是双边和地区政策也要从全球角度进行考虑,特别是有关国际规范的事务更要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考虑。

  《瞭望》:你在《历史的惯性》对中国对外战略向全球性大国战略转变也做了深入探讨,请简要阐述下你的主张。

  阎学通:其一,从回避冲突向直面冲突转变。今后外交工作应是面对冲突而非回避冲突。国家间的冲突是以双方发生关系为前提的,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必然导致我国与他国间的冲突增多。但从另一方面讲,冲突又是促成多种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国际冲突增加将使预防性合作与积极合作同等重要。当我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可发展两类战略合作。一类是与第三方进行积极合作,如针对安倍政府否定日本二战罪行的行为,我国可与韩国进行战略合作,共同牵制日本的对抗政策。另一类是防止冲突升级的预防性合作,如上世纪90年代,中美达成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合作。当前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目的是管控双方的分歧和冲突。

  全球性冲突增多也是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动力。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突也必然增加,贸易规则、减排规则、引渡规则、避税规则等诸多方面都会频繁引发各国之间的冲突。解决此类冲突需要大国提供领导和公共产品。借助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可在一些非军事冲突的领域加大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推进国际规范的建立。

  其二,从维护战略机遇期向创造战略机遇转变。历史表明,大国崛起靠的不是一个时不再来的“战略机遇期”,而是靠自身化“危”为“机”的战略能力。有抓住机遇的能力,战略机遇就源源不断,没有这种能力,就永无战略机遇。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要求我国自己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这样才有把握国际战略机遇的主动权。

  其三,从融入国际体系向塑造国际环境转变。崛起大国实力增长与国际体系压力成正比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且难以改变的,只有依据规律制定策略才能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我国已具备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环境的能力。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造那些于我不利的国际环境。

  《瞭望》:在外交改革创新的执行制度层面,你有何建议?

  阎学通:首先要建立持续性的改革机制,保证工作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创新热情得到激发,创新能力得以加强,改革得以持续不断。

  其次,建立政策评估机制。政策评估机制应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相结合。评估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应根据我国实现目标的能力的变化,及时将短期无力实现的目标调整为未来的中长期目标,将具备实现条件的中长期目标提前为当下的现实目标。

  每项具体的外交政策都要经历决策、执行和结束三个阶段。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如何结束一项外交政策的执行常常被忽视。在进行政策的可行性研究时,不仅需要评估出台一项政策的利弊,还需要制定如何结束这项政策的方案。顺利结束一项政策的意义在于,可避免该项政策陷入困境或节外生枝的弊端。在一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评估结束该项政策的时机和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定期评估和废除过时的文件和规定,可及时减少旧文件对现行政策的不必要干扰。政策退出机制能增强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主动性,进退有序。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很可能与已出台的中长期战略不一致,因此中长期战略并非不可改变。对中长期战略的评估,关系到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的及时性。

  第三,简化决策程序以提高效率。对于外交工作而言,一个虽有缺陷但及时的决策,比一个正确但迟到的决策更能发挥作用。因此,为减少工作层级,宜推进机构设置的扁平化,这将有利于缩短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外交工作事关重大,需由高层领导决策,这一制度需要坚持,但对具体事务应权力下放。领导要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本单位的全局性工作。

  第四,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外交创新不应只局限于政策创新,在干部任用、培养人才、海外工作方法、外交礼仪、接待制度、后勤社会化等方面都需要鼓励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并非是制定奖金发放标准,而是要为创新性工作提供合法的制度保障,提供平台或渠道。

  第五,进行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改革。利用社会智库是提高外交政策研究质量的常见方法。我国外交职能部门已日益重视对各种智库的利用,但还缺乏制度性的建设。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8

旧文章ID:2681

刘岩川:美国的亚洲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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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岩川  来源: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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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是民主价值的出口国,但接受民主价值的盟友也会给美国出难题。最近新闻又爆出美国驻日本大使频频接到恐吓电话。美国在亚洲经营朋友圈的过程中有哪些辛酸的往事?盟国的人民又为何如此任性?

  美国是公认的民主价值出口国,但接受民主价值的盟友也会给美国出难题。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 Andrew Erickson 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嘉颖提醒美国政府,随着亚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深入,美国在冷战期间对亚洲独裁者的支持以及美军基地给当地社区造成的困扰,已经成为亚洲政客竞选时的 “谈资”。亚洲国家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也时常将美国推向尴尬的境地。

  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扩散,冷战时期的美国与多个亚洲独裁政权结盟。这期间,不但独裁者对本国民主运动的压制和血腥报复得到了美国的默许,而且美军基地给当 地社会造成的影响也不能被公开讨论。今天,独裁政权的消亡为反思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在亚洲国家的民主竞选中,美国的所作所为渐渐成为政客们的攻击目标。反对党派不厌其烦地呼吁选民重新审视本国与美国的关系,以求得到更高的 “票房”。不巧的是,美国又需要亚洲盟友在许多战线上的配合,比如保障航道畅通、反恐、保持军事基地等。

  Erikson 和庄嘉颖进言,要想适应亚洲国家的变化,美国就必须坦诚面对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历史形象。

  在韩国,有不少人认为韩国自身的威权主义遗存、朝鲜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的安全需要绑架了本土的民主政治。有关美国的负面故事比比皆是。在天安号沉没之后, 李明博政府慌慌张张开展调查。反对派认为李明博的调查操之过急,既不符合本国的民主程序,又过早地听信了美国的一面之辞。2002 年,两名韩国女孩死于驻韩美军的车轮下。美国法庭认为驾驶车辆的美军士兵无罪,而当时的韩国政府表现得无所适从。在更遥远的 1980 年代,韩国军队在光州事件中对群众进行了暴力镇压,造成大量学生和平民死亡。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美国被认为站在了韩国军政府一边。

  在冷战期间的台湾,美国是两蒋政权的赞助方。台湾民主化之后,李登辉和陈水扁开始大力宣扬台湾的本土意识。意在统一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展开了数次对峙,迫使受制于 《台湾关系法》 的美国在海峡两岸左右为难。其中,对台军售是台美关系久治不愈的伤口:台湾人认为美国提供的武器既昂贵又过时,大陆又指责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日美关系也是命途多舛。美军驻日基地对周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长期困扰着两国关系。2009 年,刚登上首相位置的鸠山由纪夫一心要让日美关系更加平等和透 明,因此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分歧。日本自卫队的舰船甚至撤出了以反恐为使命的 “持久自由军事行动”。安倍晋三上台之后,日本在靖国神社、二战历史方面频频与中韩发生冲突,使希望与三国保持友善的美国备感尴尬。

  在独裁政权垮台后的菲律宾和印尼,美国对独裁者的支持更让人记忆犹新。菲律宾的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不但在当权时享受美国的援助,而且他的流亡生活也由美国一手操办。 在 1960 年代的印尼,苏哈托政权曾在美国的支持下展开反共清洗,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1998 年,在苏哈托政权步入黄昏时,美国又拒绝支持印尼的民主化进程,间接导致苏哈托的支持者大肆烧杀抢掠。在施暴的人群中,据说就有美国训练的印尼特种部队。

  Erikson 和庄嘉颖建议,要防止美国的过往政策成为盟国选战的话柄,就必须了解亚洲民主国家内部各派的立场、保持沟通。乐于看到美国影响力下滑的观察者应该明白,美国的 “衰落” 未必是中国国力提升所使然。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亚洲多国的政情变化正在压缩美国的政策空间,使其不得不审时度势地调整策略了。

  参考文献

  Erikson, Andrew S., and Ja Ian Chong. "The Challenge of Maintaining American Security Ties in Post-Authoritarian East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29 Jan. 2015. Web. 15 Feb. 2015.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9

旧文章ID:2680

美媒:美国笑话闹大 内斗升级无力处理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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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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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请求国会授权对IS动武。(资料图)

  美国《世界日报》日前社论表示,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出授权对伊斯兰国(IS)用武议案,在国会触礁。而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最近因众院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国会演讲,47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伊朗领导人,警告勿在核政策上与奥巴马达成协议,否则国会将改变协议内容,下任总统也可轻易否决。堂堂大国竟一再把内斗延伸至外交领域,打破内政分歧不影响外交的惯例,美国的笑话真的闹大了。

  文章摘编如下:

  到底是奥巴马总统没当好家,未孚众望,或共和党杯葛过了头,让国际看笑话,也间接造成美国强权威信和国际形象下挫,结论可能因党派立场而见仁见智。但从事件进展细节,不难看出双方都有不周或欠妥之处。

  奥巴马去年11月中期选举败选后,即宣布将向国会寻求特别授权对付IS。他说,需要让世界知道美国在这件事上团结一致。但“纽约时报”报道,提案送国会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当局为获得支持而游说议员”,两党更未准备好好探讨授权用武的替代方案。

  造成新僵局有两个原因:一,两党近年不睦,府会政策协调奇差。众院议长贝纳杯葛奥巴马不遗余力,月前绕过白宫和国务院,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国会演讲,反对美国与伊朗核计划谈判方案。贝纳借外力干扰总统外交权,而授权用武法案属总统和参院权责,众院议长显然捞过了界。

  二,国务卿克里、新任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都明确表示,政府已拥有相应法定权力,不用新的授权用武法案,也可对IS采军事行动。法律依据是2001年,国会已授权总统在全球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2002年,国会再度授权小布什总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近年在伊拉克、阿富汗用兵,一直根据这两项授权,期限虽嫌浮滥,法律却有根据。

  既如此,奥巴马何必多此一举?就如他说的,让国际看到美国的上下团结一心;没想到却是让国际看美国的分裂笑话。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保罗(Rand Paul)很不爽奥巴马,他说,这就像说“我希望你们能通过那个东西,但它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用2001年的授权就可以了”,“这很可恶,根本是荒谬”,简直认为国会无关紧要。

  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寻求国会新授权,反将限制地面部队运用;民主党议员也疑虑,再授权用武,将让美国卷入新的海外冲突。由此可见美国人厌战情绪之高,不愿投注更多军力在海外战场,所以IS嚣张地向美军叫阵,一个IS却倾四、五十国力量,还难以消灭,间接印证美国国力衰退,根源在白宫和国会两党歧见太深。

  共和党是否陷入“逢奥巴马必反”氛围?英国“金融时报”说,贝纳“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为难奥巴马的机会”。贝纳邀内塔尼亚胡至国会演讲反对向伊朗妥协,无异让内塔尼亚胡将美国绑上以色列的战车,共和党人却甘之如饴。

  强硬主战的内塔尼亚胡,为了国会改选胜选,到华府攻击美国总统的政策,大违外交惯例,这是因美国犹太裔游说力量强大。但“金融时报”也评论,这是拆以色列的台,除了国会山庄,没有人会给内塔尼亚胡掌声;以色列不妥协立场,也渐失去欧洲的支持。

  依美国宪法,外交权属于总统;参院对宣战、缔约等享批准权。奥巴马与伊朗和其他四国协商核计划即将达协议,47位共和党参议员却致函伊朗领导人,要挟不能和奥巴马达成协议,非常突兀和荒谬。

  参院即或对协商有意见,亦应透过府会协商,如今演变成向敌国领袖提建议(白登之语),导致多股民众向白宫网站请愿,控47位参议员“叛国”,朝野恶斗迈向高峰。奥巴马未依礼貌,事前把对伊朗谈判策略、底线告知参院领袖;而参院手段过激,已成笑柄。

  奥巴马剩22个月任期,想在外交上有更多作为,遗留政治遗产。透过六方协商冻结伊朗核武发展,并解除一些经济制裁作交换,最终能否抑制伊朗发展核武,是争议所在。两党歧见过深,导致对IS用武授权也闹僵,共和党想打击奥巴马声望,最终反而伤害了美国威信和利益。

  这种趋势或许直到奥巴马卸任,都难画下句点。只能说,奥巴马调和鼎鼐能力欠佳、保守派议员杯葛过激,民主制度运作的局限多症并发,这是美国国势雪上加霜,非常不幸。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79

遥不可及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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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bert Kahn,Eleanor Albert  来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导读:七国集团中至少四个国家宣布同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这在推动亚投行成立的同时,让美国又惊又慌。

A Bank Too Far?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has gained a boost with the announcement that at least four Group of Seven countries have agreed to become founding members, drawing surprise and alarm from Washington. The Beijing-backed bank appears to be gaining momentum for its expressed goal of addressing wide infrastructure gaps in Asia. But the bank also reflects Beijing’s dissatisafaction with existing global institutions and its desir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says CFR’s Robert Kahn. Though it would be a positive step for Washington to join the bank, Kahn says that there is little chance that Congress would approve U.S. participation.



China’s Finance Minister Lou Jiwei (L) gives a speech with the guests of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 Beijing, October 24, 2014. (Photo: Takaki Yajima/Courtesy Reuters)

What i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what are its goals?

The AIIB is a region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iginally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3 and launched in October 2014. The objective of the bank is to finance road, rail, port,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More than twenty countriesjoined the AIIB at the start, but leading G7 economies, as well as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initially declined to join.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more countries have signed on, and with the decision of the UK and three eurozone economies to join, there are now about thirty members. The bank was established with $50 billion in capital, making it roughly one-third the size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but that capital is expected to grow to $100 billion as more countries join. The AIIB expects to make its first loan late this year.

"The AIIB is a challenge to the existing global economic order."

While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that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for additional infrastructure globally, it is hard to do it. The World Bank and ADB are often criticized for being slow moving and overly bureaucratic. But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Asia, as elsewhere, is constrained by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Private-sector projects also appear constrained by legal and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Though there is a clear case for public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public goods”— budgets are stretched and standards, including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ones, limit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respond. 

The Chinese-led AIIB hopes to do infrastructure better, while also pledging to work closely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Still,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initiative also exposes Chinese frustration with global institutions, the failure of these institutions to reform to provide a greater voice to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United States’s inability to pas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quota reform.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IIB—along with its companion BRICS bank [comprising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is a challenge to the existing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d a clear statement of intent from China that it desire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efining new rules of the game for investment in Asia.

Why is the decision by four G7 economies to join the bank significant?

In the fall of 2014, the U.S. government caught many by surprise when it made an aggressive and public effort to persuade countries not to join the Beijing-led institution. The United States clearly had concerns about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new multilateral lending agency led by China, and in any event, it was highly unlikely that the U.S. Congress would approve a financial contribution a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led a number of countries to hold back from signing on the the AIIB. The decision by the UK, and subsequently,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o participate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 not only because they will be major shareholders, but also because the decision by traditional U.S. allies signals that Washington is increasingly isolated.

What motivated these countries to back the AIIB?

The decisions by these European governments reflect the belief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to be a participant in the Beijing-backed bank to ensure that its opera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work of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ather than remain outside the tent. It also signals a growing hope that the new institution could spearhead collaborative projects with other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nd that some of the initial concerns about the AIIB’s internal governance have been addressed. Nonetheless,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UK decision, stating: “We are wary about a trend of constant accommodation of China, which is not the best way to engage a rising power.” But on Tuesday, Washington played down its tough stance and stated that each government was free to make its own decision vis-à-vis the bank.

The bank is now composed of about thirty member states, yet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all prominent actors in the Asia-Pacific—are not among them. What are their reservations?

There has been broad concern that the AIIB would have lower standards for projects or would choose to invest in projects based on Chinese political objectives, someth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nied.There has been additional concern that the new funding agency represents a challenge to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a fray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But now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the minority in its opposition to the bank.

Does China’s guiding role give it an effective veto over the bank’s decisions?

The AIIB’s voting structure, like that of other regional banks, gives China a strong voice as its leading sharehold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argued that China will have an effective veto on decision-making, a charge deni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IIB for other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jury is still out whether the AIIB will be complementary to or competitive with other exis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itially, it would make sense for the AIIB to cofinance projects with the World Bank and ADB, if agreements can be reached. The World Bank endorsed the creation of the AIIB despite initial reservations, and in October 2014 it created a new global investment facility (GIF) to boost funding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nations in a bid to fill infrastructure gaps. The GIF could make partnering with institutions like the AIIB easier.

"The jury is still out whether the AIIB will be complementary to or competitive with other exis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il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energy behind the AIIB, it’s hard to imagine it scaling up quickly without risking a major weakening of standards, poor project selection, or capture by borrowing countries. A successful AIIB will require in-house expertise, on-the-ground capabilities, and a strong-enough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resist pressures in the borrowing and investing countries to support favored projects. We will have to wait and see if the AIIB can collaborate effectively with the World Bank and ADB while avoiding fragmentation.

Might Washington reconsider its staunch opposition?

My colleague Elizabeth C. Economy has an excellent blog post on the issue, making a compelling case that it’s time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shift course. While I agree with her on substantive grounds, I have a great deal of concern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heading down the path toward membership.

First of all, it’s extremely unlikely that Congress would approve U.S. participation in and a financial contribution to a Chinese-led bank. To date, Congress has been unwilling to approve a much less controversial IMF reform package,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negotiate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will require whatever political capital the administration can must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ssues.

Even if Congress were to consider the bill, there would be a substantial risk of congressional add-ons, such as enforcement of penalties against countries found to manipulate their curriencie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at would make the bill unacceptable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t would be a black ey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o join the bank and then not deliver on its commitment.  The best cours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back away from opposition to the AIIB, allow others to join, and let the bank rise or fall on its own me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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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7

旧文章ID:2678

中国改革的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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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erek Scissors  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

导读: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将计划在本月推出国有企业合并计划。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执行力怀疑的人们并不会对失败的结果惊讶。而那些还在观望的人,应该会看到更多中国不愿意行动的证据,因此中国仍会走向停滞。

Another nail in the Chinese reform coffin

Various press outlets report that Beijing will release a plan this month to consolidate and en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ose skeptic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execute economic reform will not be surprised if this proves accurate. Those still on the fence should watch for more evidence China is unwilling to act and thus remains headed for stagnation.

Start from the conclusion: China is already well on the way to economic stagnation.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are easy to list: natural resources, labor, capital, and innovation.

China has pillaged its resource base and there is little prospect of resources leading growth, as land did in the 1980’s, for at least another generation. The labor force isaging and either shrinking already or soon to shrink. While labor is still a source of growth, its positive impact is declin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Capital is where many get confused about China, as the country has spent a great deal of money and has the capacity to continue to do so. Some are also excited about ongoing liberalization of interest rates. But Japan already has market interest rates, as well as the capacity to spend a great deal of money. And Japan has been stagnant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What’s killed the return on domestic Japanese capital are the same things killing the return on domestic Chinese capital – huge sums spent that don’t contribute to growth and, related, debt servicing. McKinsey puts the accumulation of debt at $21 trillion from 2007 to 2014. Chinese government researchers estimate $6.8 trillion in “ineffective” investment since 2009.

Like other aging, indebted countries – including the US to a lesser extent – China is therefore increasingly reliant on innovation. Broad innovation that can driv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requires clear property rights and sharp competition.

This is where state mergers come in. Some Chinese firms do have property rights (they even have the right to steal foreign property). But most of these are large state firms. Large state firms already faced little competition and now they are to face even less.

A highly indebted country with a shrinking labor force and depleted natural resources must foster an extreme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o encourage the needed innovation. China is manifestly failing to do so. What’s coming shouldn’t surprise an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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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676

美军海上新战略仍带着冷战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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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秀东  来源:京华时报

近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公布了一份海上战略报告,题为《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这份报告是对2007年版首份同名报告的修订更新。

对比老版本,新版报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安全环境的看法更加严峻。2007版报告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国家,而新版报告花了大篇幅谈中国。报告的中文版把中国放在谈亚太的一个大段落里,而在英文原版里,是用单独一大段来谈中国。这显然是一种“特殊待遇”,虽然俄罗斯也是单独占一段,篇幅却小很多。报告表面上说中国之于美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侧重点在中国对美形成的“挑战”上,说白了就是侧重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二是调整了美国海上力量的基本职能,在能力建设方面强调“全域进入”能力。老版报告谈及美军海上力量的四项基本职能包括威慑、制海、力量投射和海上安全,新版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全域进入”,并且置于首位。所谓“全域进入”,是指美国要确保在陆、海、空、天、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等任何领域都拥有压倒性优势能力,拥有行动自由,能够破解有关国家的“反进入/区域拒止”战略。这一新战略的对象是否包括中国,报告没明讲,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言而喻。

上述报告同过去几年美方陆续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防务评估报告、国土安全评估报告等一脉相承,主要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思路,特别是亚太再平衡战略。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意,但反映的美国军事战略的倾向值得警惕。

美方提出的“全域进入”战略雄心勃勃,这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撑,而现代的不对称战争给美国带来很大困扰。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追求全面领先、全面优势,这很烧钱。况且,正如报告所说,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多方面的,那么美国把太多的国家作为威慑对象,想要缩小威慑范围,又不是美国自己说了算,因为时常会冒出新的敌手、挑战者。美国既要防范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又要应对各种燃眉之急。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有时葫芦还没按下去,瓢已经浮起来,还不止一个瓢。这种左支右绌,会让美国很伤脑筋。

美方报告名为“合作战略”,可惜背后的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让美国“新战略”的效能大打折扣。美国什么时候能够学会用“合作共赢”的新思维来看待世界和中国呢?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75

韩国加入亚投行将改中美博弈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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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杰  来源:

韩国要加入亚投行了,消息一出,韩国政府马上出来辟谣,声称韩国还没有做出决定,还在研究。连英法德意都加入其中了,而且还可能是创始成员国,韩国作为亚洲国家,又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主要是美国的压力,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近日访韩,声称美韩同盟牢不可破。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也是刚刚结束访韩行程,必然会邀请韩国加入亚投行。

18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不排除在即将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上讨论日韩加入亚投行的问题。

在大国之间,可以左右逢源,也可能会左右为难,韩国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处于中美博弈的最前沿。亚投行的倡议从提出到现在也有一年半了,韩国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在3月12日之前,含糊其辞的策略还算可行,因为韩国可以躲在那些不加入亚投行的发达经济体之中,不会变成焦点。

从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后,形势逆转,G7俱乐部中有四个成员加入其中,加拿大也可能加入其中,而美国和日本已经明确表态还没有考虑加入,而澳大利亚则将在一周内做出决定,加入的几率比较大。在亚投行问题上,七大工业国基本已经表态完毕,韩国发现自己已经孤零零地在“做决定”的状态。欧洲国家背美国而去,韩国的态度就变得尤为重要,韩国媒体遭政府辟谣,从中可以看出韩国政府是多么纠结,来自美国的压力何其大也。

从经济利益而言,韩国没有理由不加入亚投行,中韩已经完成FTA的谈判,韩国也要在中日之间卡位,因为日韩之间的产业相似度比较高,竞争压力比较大。中国自提出亚投行的倡议之后,就不断向韩国抛出橄榄枝,去年10月份韩国并没有出现在亚投行筹建的会议上。在亚投行问题上,韩国似乎没有选择,无非加入或者不加入,这是个问题,而且是让韩国政府挠破头皮的问题。

其实现在美国也在纠结着。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在17日的记者会上承认亚投行是对现有国际开发机构的补充,但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的具体计划。而同时,美国财政部长则直言,亚投行的新加入者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多国框架。亚投行在美国主导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非西方国家倡导并主动的多边合作框架。美国正通过TPP和TTIP重塑世界经济的规则,使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标准进入多边合作框架。现在亚投行要在既有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触动了日本和美国的话语权。

对于欧洲盟友的“反水”,美国也已经无能为力,现在韩国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环,如果韩国也加入了,那美国就成了光杆司令,自我隔离于亚投行之外,也就失掉了“亚太再平衡”的一个支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韩国变成了中美博弈的舞台,只是这场博弈没有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74

2015,中国思变——点评2015年中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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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剑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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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15日中午12点半,随着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结束,为时13天的中国两会宣告结束。

  一. 2015年中国两会背景

  (一)改革与反腐,中国关键词

  每年的中国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15年的中国两会,按照官方说法,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

  以笔者看来,2015年中国的两会,是在中国全面改革处于一个关键点召开的大会,也是反腐进入胶着期的一个大会。如果说,2014年是中国第三轮改革的元年,那么,2015年则是中国第三轮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之年,改革发展正处在重大历史的关节点上。这既有进一步落实中共18届3中和4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决定》所涉及到大量的改革任务,也有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确定轻重缓急,推出在新一年的改革重大举措。

  2015年,也是反腐进入胶着期时刻。反腐面临的严峻形势已经到了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中共在打虎方面不能有丝毫犹豫,应当进一步对大小老虎施加舆论和精神压力。目前中国的反腐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如何将反腐进行到底,并推进制度反腐,是广大民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当下中国腐败之严峻,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的合法性,严重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两年来全力反腐,极大提升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合法性,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严厉反腐,就是提升社会公正,提升国人对党的信心,对政府的信心。2015年的中国两会也是很好平台,借助中国两会,向全党全国人民庄严宣示,中共反腐打虎在2015年的力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弱!

  正是在上述的两大背景下召开的中国两会,改革和反腐,也成为了中国两会关键词。

  (二)2015年的中国两会,改革和反腐氛围浓厚

  没有哪次中国的两会,能够有本次大会浓厚的改革和反腐氛围。

  2月28日,知名记者柴静的纪录片《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在网上热播,刷爆各路视频网站、朋友圈、微博等。柴静的纪录片提升了国人对国是关注度,也提升了国人对两会的关注度。

  3月2日下午,本届“两会”开幕记者会,记者们提出的问题热辣尖锐。包括头顶政治压力和新闻纪律的国内记者。大部分记者都直奔热点,比如《南方都市报》记者质疑人大代表选举的制度缺陷、《法制日报》的记者质疑人大立法权被虚置,如此尖锐辛辣的问题,对国内媒体记者而言相当罕见。

  3月3日,政协大会开场之前,解放军公布了14位落马高级将领,创造了“两会”前不制造热点新闻以免转移“两会”舆论焦点的历史惯例。

  3月4日,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3月5日,《人民日报》官微点醒“两会”代表:“你来北京是来监督政府、参政议政的,不是来聆听指示、汇报心得的;今天,你来到这里,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你不称职,就意味着人民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黙;如果你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赞是,人民民主就无法体现;质询政府,请动真格。会场讨论,莫惧交锋;政府工作报告,是用来审议批评的,不是用来‘学习领会’的”。人民日报的醒目短语,十分准确,每一则都是对代表履职的督促,这是人民日报最具正能量的点醒。每一个点醒,既尖锐,又有很强针对性。

  3月15日中午12点56分,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刚刚结束,也宣告中国两会结束,新华网报道“中纪委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仇和在江苏宿迁曾以改革著名,但他所推行的那套强权改革一直存有质疑。他在今年3月13日上午在云南代表团发言时曾说,“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如果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是因为贪腐,上述发言则表明此人严重的人格分裂。

  3月15日下午17点56分,中纪委网站消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中国两会结束的当天,有两位副部级领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说明中国反腐没有因召开两会而停止打击的力度。

  二.两会的成就盘点:正视问题,坦然应对

  中国的两会,之所以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中国两会讨论的诸多国是,都与亿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2015年的中国的两会,取得了哪些成就呢?笔者粗略概括,大体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政府工作报告重点突出,坦诚务实

  每年的中国两会,要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上一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表决通过上一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通过两高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2015年的中国两会,除了通过上述文件之外,还要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草案。

  在上述诸多的文件中,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每年的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全年工作的重心和主要任务,是每年两会审议通过的主要文件。2015年的政府的工作报告,将“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写入报告,重点突出:面对问题,坦诚务实,对策井然。

  报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坦诚面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投资增长乏力,新的消费热点不多,国际市场没有大的起色,稳增长难度加大,一些领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政府工作报告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坦然应对,特别是对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压力,提出的对策措施扎实有效,说明本届政府的信心坚定。此份报告由于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30处修改,重大修改之处达17处之多,因而得到了人大代表高度认同,反对票仅18张,赞成率为99.13%。8年来赞成率排第二。

  此外,每年全国人大代表对两高的工作报告的表决,都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既与两高报告内容重要性有关,也与多年来两高报告始终保持“反对票”最多这一因素有关。2015年,全国人大代表对两高的报告的表决,仍保持较高的反对票,对高检和高法的反对票分别为284张和213张,但却是十年来反对票最低的一次,或者说是十年来投赞成票最高的一年。说明法治建设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问题依然严峻,18届4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两高工作作风向好的方向转变得到了代表们的认同。

  (二)代表和委员们履职水平有所提高

  2015的中国的两会,就目前能够看到的媒体对两会的报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履职水平较之以往有所提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明星代表的会议以外的新闻明显减少。中国的两会,不应当是中国政治嘉年华,不应当是各界大佬的联谊会和明星们的学习会,而是来监督政府,参政议政的。2015年中国两会,是近几年最严肃的两会。明星代表会议以外的新闻明星减少,既反映了明星委员和代表们对自己的角色的认识的提升,也反映了媒体关注度的调整。而媒体关注度的调整,实际是中国两会会风变化的反映。

  二是政协提案和人大议案的质量有所提升。2015年中国两会,仍不乏有雷人的提案,但雷人的提案和议案有所下降,代表和委员们的议案和提案和内容更有可操作性了。

  三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履职表现较之以往也有所进步,较真的代表和委员越来越多了。例如,政协委员葛剑雄批评中国富人不该在政协大会上做广告;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围绕政府财政预算对财政部所作的较真,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较真的委员和代表愈多,两会的作用也就愈显著。

  在3月15日上午通过的8项文件中,2015年预算报告取代以往两高报告,成为本次大会获得反对票最多的报告。2014年修订了《预算法》,今年的预算报告在框架上有所改进,财政部在对代表审议预算报告的服务亦有所改善。但在此次会议表决中,预决算报告获得的反对票最高。其获赞成2483票,反对304票,弃权87票。财政预决算报告用来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预算进行监督,是人大会的基本职能。纳税人的钱怎么花,如何保证每一笔钱都用于正途,这是代表们职责所系。反对票创新高,一些客观原因也不可忽视,没有给人大代表充足的时间看报告,代表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实质性的内容。既然没有充足时间审阅,只有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上述情形都说明代表素质的提高。

  (三)新闻发布会的质量有所提高

  2015年的中国两会,前后有多场新闻发布会,应当说,大多数的新闻发布会质量较高,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回答记者的提问,回应了社会关注的问题,得到了较高评价。王毅外长的外交新闻发布会,环保部长陈吉宁的环境问题新闻发布会,也都得到了人们很好的评价。即部长回答提问视野开阔,思路清晰,角色定位准确。

  政协和人大的新闻发言人,态度端正,工作也十分敬业。但由于长年从事外交工作,似乎底蕴略嫌不足。去年政协新闻发言人一句“你懂得”,用的恰到好处。但今年“大家都很任性”,则属于明显误用。

  三.2015年中国两会,缺陷与不足

  在充分肯定2015年中国两会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本届两会的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值得关注。

  (一) 委员和代表们的角色定位和履职意识仍需要强化

  人民日报对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点醒,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情况看,代表们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仍有待提升。例如,3月4号上午预备会。20多分钟的会议,主席团成员因为尚未选出,需要坐到台下的代表席中间,有些代表早早占据在预留座位周边,如追星般围着进场领导人,兴奋异常,让工作人员很有点紧张。代表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北京开会是替人民行使议事权、监督权,而不是来朝拜,更不宜有追星动作。

  此外,领导人下团参会,很多代表和委员仍把与领导人接触看作是向领导汇报工作的好机会,而不是围绕会议议题进行讨论。当然,领导人的角色也应当有一清晰定位。参加两会的领导人,到各个代表团,主要是来倾听代表和委员们的发言,而不是来作报告的。当然可以讲话,但最好把控一下时间,把更多时间留给代表和委员。

  人大代表监应有强烈的监督意识,至少让自己首先不成为权力的追捧者。若人大代表都以仰视的姿态,率先成为权力的追星族,热衷与领导,也包括和电影、体育明星拍照合影,说明人大代表的角色远没有到位。

  两会代表和委员的履职意识也需要强化。3月8日,河北团第二组小组讨论会约有三分之一代表未到场,中途又有人陆续退场,剩下的代表仅有一半多一点。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痛批:“当人大代表不能浏览观光啊,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想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是什么劲头啊!不能当上了就不负责任啊。”赵勇这一番“发飙”,赢得现场所有代表的掌声(3月9日《京华时报》)。我们不知道类似河北团的情形有多大代表面,但至少说明,一些两会代表和委员,履职的意识还有待强化。

  (二)议案和提案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目前我们还不能知道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521件议案所涉及的内

  容。但从全国政协公布的部分提案内容看,至少政协委员的提案内容存在一些明显不足。

  截止到3月7日下午2时,全国政协共收到提案5857件,审查立案的4984件。这意味着,有871件提案没有进入立案阶段。占全部提案的14.87%。至于什么原因没有进入立案阶段,不清楚。但清楚的是,这些没有进入立案的提案,说明不具备可操作性,不具备现实性的品格。联想到为开好中国的两会,北京的公安和武警,全国各省区市的信访工作人员,北京各区县的领导全天候的高度戒备,为开好两会提供安全保障,而一些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都不能进入立案阶段,说明没有尽到责任。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委员的提案也应当主要围绕三项职能展开。在已经立案的4984件提案中,属于政治建设方面的提案只有603件,占全部立案的提案12%。而政治建设方面的提案中,从目前公布的提案题目看,主要是党的18届4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阐述的内容。有多少可监督、可采纳和可操作性空间,是存有疑问的。

  也不乏有一些雷人的提案。例如,改公历为农历的提案。此外,一些政协委员,在准备参加两会后,才想到要交提案,所谓半夜写提案,似乎很忙。很难设想,平时不关注,临时抱佛角,会有高质量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关键点上。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提案目录看,提案内容相对集中。这也是政协提案的重要特征。所谓重要,就一窝蜂上,围绕同样内容提内容相似提案,例如,环境污染的治理、法治建设、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等等。但很多需要我们关注的内容却没有人关注。例如,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布阵,几乎没有这方面提案;中国的国防安全,包括中国的邻居,缅北发生的冲突,也几乎没有人涉及。居住在缅北的果敢人,同样是炎黄子孙,虽然缅北冲突属于缅甸内政,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居住在外的炎黄子孙,如果仅仅用他国内政,我们不应干涉的说法似乎有不作为之嫌。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对印尼迫害华人的做法采取默不作声做法难道不值得反思?但如何应对,是否也可以有所应对,我们几乎看不到政协委员提案中有任何关注。

  此外,中国目前的严峻的腐败形势,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此轮反腐思路明确,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促进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相关内容。虽然这些内容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对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民政协,如何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为此轮反腐,包括推进制度反腐做一些贡献,我们从此次两会的报道中,似乎也看不到政协委员在这方面提交有价值的提案。

  (三)权力任性时有发生

  2015年中国两会,政府官员的权力任性也时有发生。仅举一例。

  3月6日上午的财政部长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长严厉斥责三公经费3000亿元是“胡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财政部长语言有个性,值得肯定。如果财政部长能够说出全国三公经费的具体数据,这里用“胡扯”就较为确切。问题是,部长并不清楚全国三公经费的情况,也说不出全国三公经费的具体数据,“胡扯”用在这里,似乎就有点任性。因为你说不清楚,那你怎么有理由说是“胡扯”呢?几年前,就有多位专家计算出中国三公经费超过9000万。2012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曾刊登对两教授的访谈,仅仅公款吃喝,当时所得出的结论就是3000亿。这还不包括公车消费和公费旅游。更何况,大量的三公经费,特别是在地方,很多并没有纳入政府财政清单,而是来自种种收费等。既然不清楚,财政部长的“胡扯”,只能看作是权力任性的一种表现。

  二是财政部长回应财政部在短短2个月内3次上涨燃油税的行为,其回答也反映了权力任性。在国际油价大跌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却未得到多少好处,完全源于财政部对燃油消费税任性的大幅“三连涨”。因此,两会上有媒体质疑财政部违法随意加税的行为。面对这一质疑,回答是,财政部“也征求了各方意见,征求了有关部门意见,最后报国务院批准才出台政策的”。问题是所谓的“征求了各方意见”也并未言明究竟是征求谁的意见,即使是征求了意见,是否就有权威性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除去年11月28日那次明确提到了“经国务院批准”之外,其余两次涨税中,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均未提及“经国务院批准”。至于中国燃油税为何要在短时间内上涨超过50%?本应经过反复博弈、论证的税收调整为何能在2个月之内上涨3次?增加的税收究竟用在哪里?统统含糊不清。

  此外,财政部长说财政部建议2020年完成税收法定,即由全国人大而不是财政部,决定征收怎样的税种,这是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本次人大通过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重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生效日期是通过之日,那税收法定为何要等到五年后呢?是否可以再缩短一些时间,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答。

  四.政治改革,从中国两会开始

  2012年中国两会召开期间,笔者撰文,“改革,从中国的两会开始”,并提出推进中国两会改革的十大建议。认真盘点2015年中国两会,可以看出,中国两会改革十分必要和紧迫。中国政治改革,应当从中国两会开始,既可以减少震荡,又有利于形成共识,取得成效,推进中国整体进步。

  (一)减少两会人数,增加两会专职人员的比重

  作为一国协商共是的议事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无论是政协或人大,都应当科学合理的设置委员或代表人数,委员或代表数量过多,特别是人数超过千人,虽然场面气势宏大,但真正议事效率不高,甚至降低议事效率。人数太多,耗费的纳税人的过多财物不说,两会的作用并没有随着人数增长而相应增长。代表过多难以发挥作用,效率明显降低!当一个议会人数超过2000人以上,除了更多的形式上的意义外,实际意义显然是下降的。

  要充分发挥两会的实际效用,几乎是一个铁定的标准,就必须大幅度缩减两会委员或代表的数量,并将总人数控制在千人以下,800人左右。

  无论是政协或人大,都应当设一批专职委员。道理很简单,专业和业余的区别,直接影响到参政议政的质量。层级越高,专职委员比例应当越高。国家应当为每位专职政协委员至少提供1名工作助手,以及必要的办公条件。只有这样,专职委员才有时间和精力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例如,对政府的预算和决算进行审查和监督,这是一分很专业的工件。此次编制预算仅资料就已经有九大本了。根据人大代表蒋洪根据厚度估计,平均每本有200页。他所在的小组32人,一共两套材料,一共有4小时可以看,每个人大约能看15分钟。15分钟看9本材料,平均每本材料才能看两分钟,在此情形下,大部分代表是难以看懂看明白的,这也许是今年预算报告获得反对票最多的原因之一,既然没有时间看明白,只有投反对票了。

  要真正做到负责任的预算审查,需要安排专职人员,改变审查的时间安排,审查人员应在预算执行之前至少一个月前拿到材料。不然,是难以对预算审查发表意见的。国外的议员也审查预算,他们也并不一定是专家。但会组成一些专门委员会,每个专门委员里有会计师、估价师,律师等专门的技术性人才,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审查目的。而我们代表绝大部分是兼职,真正专职的也就几个人。在大量代表是业余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的代表们还没有看懂或没有时间搞清楚政府预算报告时,代表就已经投下自己的一票。这也使得各级人大难以很好起到监督政府控钱的作用,这与专职委员比例太少密切相关。

  (二) 改变人大代表产生的形式

  虽然我们一在段期间还难以改变指定代表候选人的做法,但是否也可以放开一点空间,或者给一点比例,让一些希望参政议政的人自由参选人大代表.让出一些比例让公民自由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十九条中的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但实际上,候选人的产生都是上级圈定的,不是上级圈定的候选人,其当选的几率接近于零。更有甚者,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为了使组织圈定的候选人当选,便千方百计动用掌控的资源,打压那些非其圈定的候选人。

  实际上,让出一些代表名额,允许非其圈定的候选人参选,天塌不下来,既扩大了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又会极大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生机和活力,进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当代表真正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才会对选民负责,并充分反映选民的诉求,而在代表是上级领导机构圏定下产生的,代表也只能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难以对选民负责.

  即使不能扩大代表的参选名额,至少也应当把好代表关,不能降低标准。全国人大代表、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在3月10日表示,人大代表非荣誉称号,必须要从源头把好代表关。近年来,不少代表因违纪违法而落马,意味着这并非某个地区的个别现象。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差额选举省人大代表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经调查,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的行为。在这些案件中,存在着代表结构失衡、代表身份失真等问题,如个别地方企业负责人占了提名代表总数近一半,基层工人农民代表难以得到提名。因此,在人大代表选举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应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组织、纪检、人大等相关部门切实负起责任,“严把人大代表的提名关”。要从严审定人大代表资格,强化包括政治素质、廉洁自律作风形象等,同时进一步规范工作制度和程序,实行责任追究。

  (三) 改革政协委员产生的办法

  完全通过协商产生的委员,其缺陷是十分显然的,就是相当一部分没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通过协商担任了政协委员,使得相当多数的政协委员,把政协当作学习班,成了“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或应对差事,写几个笼而统之几乎难有价值的提案。其结果,不仅影响了政协组织作用的发挥,也使得人民政协这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打了折扣。

  政协委员产生,其改革的办法,可以协商与选举并举,就是在第一道程序中引入选举程序,即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界别向政协组织提出的推荐名单,不是内部通过协商产生,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然后再向政协组织提出推荐名单,最后由政协组织通过协商决定各机构政协委员的数量和名单。在政协委员产生过程中,引入选举元素,即竞争机制,既可弥补协商民主的缺陷,又充分吸收了选举民主的优势,进而形成以选举民主推动协商民主,以协商民主巩固选举民主的良性循环。

  (四) 改革政协的界别设置,增加“普罗”比重

  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典型的精英政治的色彩,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形决定的,十分必要。那时的人民政协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共是的平台,需要精英政治的推进,才有共和国的产生。但历史演进到今天,65年过去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精英色彩仍十分浓厚。从全国政协到地方的各级政协,政协委员多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也即精英人物,全国政协34个界别,界别中基本没有普通群众。这样一种精英政治,是否仍适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一个问题。道理很简单,这种精英政治,在利益协调和表达诉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即,“普罗”大众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表达,而精英的利益得到了过于充分的表达。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在人民政协成立初期是形势所然,十分必要。在今天,随着形势和任务变化,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就可能是一个问题了。

  从世界范围看,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已成为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的人民政协是否也应当吸收世界民主潮流的时代精神,为更多“普罗”阶层提供更多利益表达的对话平台,这实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此次政协会上,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批评中国富人利用政协这个平台为自己做广告,可以作一个经典案例说明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3月10日下午,政协委员李河君,一位做新能源产业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他发言的内容是谈他做的两样产品,一个是薄膜电池,一个是移动能源,两个产品如何好,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他的发言,实际是在为他自己的上市公司做免费广告,发言内容跟他的利益关系太密切。他发言后,11号,李河君公司的汉能股票价格大涨。因为李河君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已经给股民们产生了一个“中国政府力挺他”,“他有强硬的后台”,或者“他这个产品、公司前途无量”这样的印象,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李河君的案例说明,当下的这种精英政治,有可能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重要原因。因为,政协委员既然有代表性,就有利益倾向。精英们在政协这个参政议政的平台上带有过多的精英的利益倾向,就会拉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公正。正因为此,为推进社会公平,应当加大改革力度。中国人民政协及各级组织,其政协委员的结构应作重大调整,“普罗”阶层的政协委员,其比重应当有大幅度提高,而官员、老板、明星等委员的比重应有大幅度下降。人民政协将从精英俱乐部,真正变成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协商对话、反映诉求的平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各级人民政协,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就只能是一种占中国社会人数很少的精英民主的一种形式。如果不能构成一个较为公正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的平台,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必然受到很大影响。有可能不是推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而是影响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

  如果说,人民政协从精英组织向大众组织转变这一表述是正确的话,具体改革的实施,就是调整政协界别设置,增加“普罗”比重.特别是应对农民、工人群体予以重点考虑,在尽早恢复独立的农民界别的同时,工会界别应有相当数量的普通工人委员。农民、工人原本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现在已经演变为中国最大的两大弱势群体,这与当下的中国政治架构的设置没有关系?

  人民政协的改革,需要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扩大农民、工人有序的政治参与,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同时应当针对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设置新的界别,以使界别设置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相适应。

  (五)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增设参政频道

  在中央电视台增设参政频道,包括对每年两会的全方位的报道,如全体大会实况,各个代表团的讨论情况,两会各项会议内容,新闻发布会的实况以及代表表决投票情况。

  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政治公开。代表是由选民选举出来的,选民当然希望知道各位代表如何代表选民的意志,如何很好行使自身职责,发挥好代表的作用。将代表在会议上的作用公开,让中国公民都知道两会所要讨论的内容。知道这些内容哪些是与自己密切相关,就会对会议内容给予很高的关注。

  增设中央电视台的参政频道,日常工作则是将关注点关注到党的政府推进的改革,包括落实情况,地方的积极探索;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的上马,地方立法进展情况,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情况,社会各界人士对公共政策的制定、重大工程项目上马的意见,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意见,等等。

  设立中央电视台的参政频道,将会推进公民对政治的有序参与,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改革中国的两会,实际是涉及到,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已经实行多年的政治协商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使这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和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潜力得到更好发挥,以与变化的中国相适应。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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