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光清  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31期

　　意识形态曾对中国外交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曾经是非常负面的。然而当中国吸取这一教训，努力摆脱意识形态对外交的束缚之时，一些西方国家却总在力图把这种枷锁套在中国身上。随着近期美国重返亚太攻势日趋明显，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总是对中国充满戒心，这里面除了现实利益的考虑，同样有美国自身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中国外交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表明中国外交开始放弃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原则，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开始减弱。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中国特别需要加强与不同社会制度的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国总是力图降低意识形态对外交的不利影响，强调外交要超越意识形态因素。邓小平明确提出，处理外交关系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起，中国外交吸取了以往片面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教训，把凸显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这一外交策略推进了对外开放的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的对象不断拓展，朋友越来越多，对外开放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在与许多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也强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

　　但是，近年来，中国这种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政策遇到了很大挑战。简单地说，中国外交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有些国家却要以意识形态划线，从而达到离间中国、孤立中国的目的，并迫使中国外交被动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美国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发挥和运用到了极致

　　美国在对外政策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美国人对“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非常信奉，并把它们贯彻到对外政策中。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一座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山巅之城”，是照亮全人类的光，美利坚民族肩负着上帝所托付的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神圣使命，因而大力主张和不遗余力地对外实施“民主”、“人权”外交。

　　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更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发挥和运用到了极致。意识形态成为美国解释其外交政策合法性、孤立或者诋毁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的重要工具，甚至成为美国对外进行武力干涉和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目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往对外使用武力，主要是侵占领土、拓展市场、维护自身安全，而现在则更多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简单地说，看你不顺眼，就会去收拾你。现在，美国就像是在拔钉子，与自己面孔不一样的国家，就要一个一个地拔掉。从最近北非、中东一些国家发生的事情中，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由于举着意识形态的大旗，他们往往还占据着“道德高地”，使得他们看上去非常“高尚”和“神圣”。同时，由于在国际上西方话语具有很强的优势，当他们振振有词地解释和说明自己的行动时，受害者的辩护反而显得苍白无力、理屈词穷，落到了一种“有理说不清”的境地，因为这种辩护本身就是在西方意识形态设定的话语霸权的陷阱中挣扎。

　　对于中国，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也总是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攻击和诋毁。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实力有所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更加侧重运用意识形态与军事手段(或者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来推行它的外交战略。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越来越被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成为一些国家防范和遏制的对象。无论中国“韬光养晦”也好，“决不当头”也罢，都无法摆脱“树大招风”的命运。当前，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都在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并以美国为靠山，试图在边界纠纷或领土争端问题上获得好处。同时，许多国家往往拿意识形态对中国施压，抹黑或丑化中国，试图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

　　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主要策略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应当准确判断，积极应对，方有可能摆脱被动局面。

　　第一，要正确认识意识形态与外交的关系。在对外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关键是把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能否容纳与本国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说到底，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并且，国际社会本身具有多样性，存在多种文明形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它们之间很难说有高低优劣之分。同时，也应当看到，有些问题实际上与意识形态并没有直接关联，不应以此作为衡量和攻击他国的把柄。例如，民主与腐败的问题，好像是民主了，腐败就没有了;中国不民主，中国腐败才很严重。实际上，与中国处于大致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它们搞着“西方式民主”，腐败问题比中国还要严重，印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一点，看看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就非常清楚。

　　第二，要准确理解超越意识形态处理外交问题的原则。首先，“超越”不等于放弃。不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外交很难完全摒弃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超越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超越意味着要相互尊重各国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自主选择。其次，“淡化”不等于同化。意识形态的不同表明世界观、认识论都会不同，当然就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是希望不让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国家间关系，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更不能试图把全世界搞成一张面孔，或者让“历史终结”于某种社会制度。再次，“超越”只是前提，落脚点是“合作”。超越意识形态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最终是要达到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只有不纠缠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才有可能处理好国家间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要塑造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反映着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精神风貌，当然就会成为国家形象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和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处于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在中国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不断摒弃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努力塑造与历史传统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同样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种文明形态，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发源与传承的重要国家，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完全有可能从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

　　第四，要在国际社会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增强本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非常缺乏话语权，自己的事情不得不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并由别人主导来评头论足。尽管中国搞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国际交流非常不够，相当多的老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以及当前的变化，当然更不能从精神层面理解中国了。当前，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在我们了解世界的时候，我们更要鼓励更多的学者用外文进行写作和评论，在国际主流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更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人通过公共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形式，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同时，中国要更自信一些，把自己的国门开得更大一些，吸收更多优秀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习、交流、旅游、工作或者从事经贸活动。他们了解了中国，自然就会发现，中国并不是像某些人描绘得那么邪恶、丑陋和糟糕。要通过外国人可以接受、乐于接受的手段，在国际上取得一定的话语权，把真实的中国展现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这样，才能为增强本国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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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阿明  来源：《美国研究》2008年4期

　　[内容提要]民主国家同盟是美国普林斯顿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提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是对美国大西洋战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诠释,在亚太地区则通过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得以体现。近年来美国与日、澳、印等所谓民主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交流与合作,显示出美国对外战略,尤其是对华战略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考虑。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若变成现实,美国势必加大输出民主和人权的力度,从而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情势无疑将使中国对外战略在21世纪面临某种不确定性,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在所难免。

　　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恒久主题之一。自建国以来,美国在进行领土和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一直进行着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扩张。维护和扩展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美国式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其核心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其外交和安全战略目的的重要工具,因为美国相信奉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越多、区域越大,它就越安全。秉持这样的理念和做法,美国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迄未停息,其最新的动作便是跨越民主、共和两党,有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强调组建民主国家同盟以重塑世界秩序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研究报告《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出台。

　　一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评析

　　从美国卷入国际政治开始,很多美国政治家相信美国的安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更大范围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研究报告沿袭了这种“安全关联”理念,提出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力主将美国的意识形态作为重塑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标准。报告认为,经由美国意识形态改造的国际秩序不仅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实现了美国的理想,在实践中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会使美国更繁荣、更安全和更有影响力。

　　《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于2006年9月推出,又称《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该计划着眼于塑造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今天面临的不再是像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而是其他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等。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不再有效,如何同时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成为美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目标。报告建议,为了应对多种危机和挑战,确保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应鼓励并援助世界上一切受拥戴的、负责任的,以及尊重人权的政府,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政治标准的全球性民主国家同盟,以加强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使“民主和平”得以确认并制度化;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全球性制度的改革。引人注目的是,报告将“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单独列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之一,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并非坦途一片。

　　普林斯顿报告反映了美国对联合国的不满,认为联合国深陷危机,安理会尤其必须加以重组,以纳入印度、日本和巴西等大国。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应进行修正。在现在的状态下,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任何决议都拥有否决权的情况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至少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事项上,这种否决权应当取消。鉴于安理会改革困难重重,报告主张,如果联合国改革不能进行,而联合国又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主要是与美国的相关性),那么美国干脆组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而代之。这个新的组织就是民主国家(Concert of Democracies)。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国家同盟,但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不对同盟内的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同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饥荒。当成员国政府未能这样做时,民主国家同盟就有义务进行干预。民主国家同盟是普林斯顿报告的核心概念,而该同盟的组织原则即是民主。

　　从理论层面看,报告以民主和平论为指导,明确阐发了民主和平的要义。民主国家同盟之得以建立,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即使民主政府并不一定比专制政体更倾向于和平。从现实层面看,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战略以经济主义为主体,而布什政府则以军事主义为主体。对普林斯顿项目的主持者来说,这些战略都没有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可以说力图用民主的概念把各战略的长处加以整合。一方面,该战略具有克林顿政府接触政策的成分,要求通过接触来促进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使这些国家朝着民主同盟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报告不提倡单纯围堵的做法,而主张鼓励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给予中国应享有的国际空间,以便诱导中国的变迁。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含“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民主同盟虽然承认主权国家,但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履行同盟所界定的义务时,国际干预、甚至是武力干预就有了合法性。

　　显而易见,民主国家同盟的概念与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一直努力构建的所谓“意愿联盟”或“民主联盟”有很大不同。民主同盟要整合所有民主国家,协调同盟内部的利益,来应付非民主国家造成的问题或者所谓的国际威胁。《普林斯顿计划》的确认识到了美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或威胁,但它所设想的解决办法则有违全球化大趋势。成立民主国家同盟,自然就把很多国家排除在外,实行区别对待。问题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经导致各国高度的相互依赖,要想在政策实践中通过为各国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而行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奏效的。

　　普林斯顿报告并非空穴来风,纯属臆造,它实际上植根于和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某些经验和做法。早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即在军事、政治和贸易等政策上,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实行双重标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弱,而不断倾向于依赖和其他民主国家结盟的政策。因此可以说,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在很多方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较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提出的其他各种对外战略,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可预期性。

　　当然,《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目前并不是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是否原封不动地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计划超党派,反映了两党所关心的议题。它又以民主为其组织原则,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鉴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遭到国内外日益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这份文件的出台为布什政府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只是这一调整未必能在布什任内完成。同时,由于《普林斯顿计划》的参与者涵盖了两党,因而不论哪个政党入主白宫,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重新设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果民主国家同盟成为美国21世纪的新战略,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贸易等各个方面无 疑都是严峻的挑战。

　　二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亚太地缘政治

　　按照《普林斯顿计划》主持人的设想,民主同盟战略是提供给美国决策高层用以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选择方案。当前,对国际格局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地缘政治构造莫过于跨大西洋板块和亚太地区。如前所述,跨大西洋地缘政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该战略的理论注脚和现实图景。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亚太地区可谓是对民主同盟战略的成色的真正检验。

　　近年来,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作为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亚洲版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同盟倡议”(Quadrilateral Initiative)也许可以说是最新、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之一。g007年5月25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议时,美、日、澳、印四国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四国同盟倡议的理论基础一如民主同盟战略一样是民主和平论,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亚洲“组成一个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可能还有泰国在内的民主大家庭”,而“建立这样一种联盟关系的……唯一理由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但在倡议的实施中,美、日、澳、印四国对同盟的方向、目的及针对对象却持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显示出“民主”和盟友在某些场合下的矛盾和冲突。

　　作为一种理论,民主和平论在欧洲可能已成为一种政治规范,但在亚洲却很难说也是如此。与欧洲是在许多民主国家之间建立共同体不同,亚洲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迥然相异,尤其是政治制度更是千差万别,以至于建立政治信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亚洲要享有持久的和平,那么按照民主和平论的精神,亚洲民主国家彼此结成战略伙伴、携手促进共同的规范就成为必需的条件,这种规范使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合作和稳定成为可能。

　　但是,四国同盟的第一次会议却未被大张旗鼓地加以宣扬,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刺激中国,而中国早些时候确实已经向东京、新德里、堪培拉和华盛顿发出了外交照会,要求解释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同盟。作为对中国外交关切的回应,四国同盟中的大多数国家分别向中国保证其行动并不是要组成民主国家轴心,试图弱化四国同盟举措的战略意义。例如,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曾宣称四国同盟“不具备安全含义”。在2007年7月对印度的访问中,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Brendan Nelson)表示,澳大利亚希望将四国同盟局限于贸易、文化与其他非防务和安全领域。如果号称战略倡议却被局限于非战略性事务,那么所谓战略同盟便会名不副实。

　　现阶段,澳大利亚虽然既与日本达成了新的安全协议,又与美国保持着强大的同盟关系作为其安全的基石,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难以想象,如果澳大利亚根据协议安排允许日本军队在澳受训,它还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澳大利亚需要权衡利弊得失。正是得益于中国极大量的资源进口,澳大利亚才迎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因此,澳大利亚现任政府正致力于与北京建立战略关系,它在四国同盟倡议中是最犹豫不决的,并已宣布退出可能举行的后续四边战略谈判。澳新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2008年3月的首次出访活动,选择美国、欧洲大陆、英国和中国作为目的地,而不包括日本。舆论认为,陆克文的这次访问,标志着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日本转向中国,显示了澳欲成为中美关系桥梁的愿望。澳大利亚一再强调,无论是2006年3月启动的美、澳、日三边安全对话,还是2007年3月与日本签署的《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都不是针对中国的。

　　美国对民主和平论怀有坚定的信念,但这一理念总是与它在亚太地区的关键利益相对冲,因而华盛顿对四边同盟的支持也远不是毫无保留的。自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掠取菲律宾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维持亚太地区的权力均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当前美国不得不对其亚太战略进行谨慎的谋划布局:美国想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不致成为其利益的威胁;美国也希望通过深化日本的安全依赖,阻止日本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强国;基于美印关系的大幅改善——这可谓布什政府为数不多的外交成就之一,美国还试图说服印度将现在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升格为一种军事协作。不难发现,这种模式的亚太战略本身蕴涵着内在矛盾,同时达到上述几种不同的政策目标对美国来说决非易事。

　　事实上,从冷战后期结成权宜同盟起,美国和中国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的伙伴。经济上,美国依赖中国的顺差和储蓄来为它居高不下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而中国则通过对美国的巨大出口维持着高经济增长。政治上,正如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外交博弈所显现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在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促使两国在相关议题上携手合作,不断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增加新的实质性内容。

　　伴随着中美互动的加强,美日安全同盟的战略基础却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与冷战时期不同,美国和日本不再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感受到中国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越来越大的“威胁”,2007年日本防务白皮书称“(中国的)目的是要建立在远离其海岸水域进行作战的能力”,而美国却把中国定义为非敌非友,美情报机构对中国军力扩充的最新评估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断成熟的一部分”。因而,日本对于未来是否可以继续依赖美国的核和安全保护伞的怀疑正逐渐浮上台面,特别是当中国与日本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怀疑反过来引起了亚太地区广泛的安全担忧。

　　对于四国战略同盟倡议,美国倾向于在积极派和消极派之间保持平衡,态度显得较为谨慎。在华盛顿看来,日本已经有了双边和三边安全安排,将这些安排扩大成四国模式可能使与中国的持续合作越来越困难——中国一直在警告反对建立一个“亚洲的北约”。也许印度在美国关于四国战略同盟的考虑中是个例外,因为美国希望经由四国安全同盟框架将印度塑造成一个盟友。正如不断提升的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两国即将达成的搜索和互助协议(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ng Agreement,AC—SA)所表明的那样,通过双边途径,华盛顿已经逐渐扩大了它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藉此,美国试图与印度军队打造行之有效的合作作战能力。华盛顿也盯上了未来几年可能与印度达成的数百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并准备卖给印度特种部队六架C-130j超级大力神军用运输机及其装备,总价超过13亿美元。目前,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这样的军火生产商正在游说向印度出售126架喷气战斗机、价值110亿美元的一笔生意。

　　美国极力拉拢印度的愿望能否实现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一贯以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为骄傲的国家,印度仍然不太情愿进入美国紧密的战略怀抱。一方面,传统上美印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印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印度只想与美国保持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变成华盛顿的一个盟国。美印防务合作的进展是渐进的,其中四国同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印度自己对待四国同盟的方式是低调的,它暗中支持建立民主和平,却不愿做任何可能触怒中国的事,以避免中 国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压力。尽管2006年12月印度与日本在一份共同声明中承诺“在印度、日本及其他有着相似思维的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关于共同利益原则的对话的有用性”,但在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辛格总理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报了第一次四国会议的情况,并表示“绝对不会结成团伙”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印度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并非只有“民主同盟”这一条路可走。如果印度在一个有助于推进全球力量平衡的欧亚战略三角中能够公开地与俄罗斯和中国联手,那么它似乎没有必要小心翼翼地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寻求亚洲的民主和平和稳定。

　　所有这些因素——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极及美国在积极和消极之间的游走——让日本成了四国同盟中唯一一个充满热情的国家。事实上,在亚太地区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同盟的构想正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在他的名为《走向美丽之国》(To—wardA Beautiful Country)的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本书在安倍上台前几个月出版。安倍就任首相后,日本政府开始落实所谓四国战略同盟构想。2007年5月下旬马尼拉举行东盟地区论坛之际,日本力邀美、澳、印三国举行磋商。同年8月下旬,安倍首访印度,竭力游说印度积极加入四边战略对话。然而,除了日本之外,其余三国对继续这样的战略对话并不热心,第一轮磋商连下一轮对话日期都没有敲定。印度虽然高调欢迎安倍访问,但同时明确表明,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不会以与中国关系为代价”,有意保持相对平衡的外交战略。鉴于上述事实及继任的福田内阁采取相对务实的外交路线,日本要想实现其战略谋划的“如意算盘”并不容易,第一轮四国战略同盟对话冷清收场即为一例。

　　当然,尽管四国同盟倡议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且美国出于策略考虑尚未公开予以大力推进,但其幕后却隐藏着美国深深的背影。《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是美国副总统切尼2007年2月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时促成的。对于中国的走向和东亚秩序,美国决策高层骨子里宁愿相信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作出的判断:“崛起的中国不会融入西方建立的东亚安全体系、自由价值观和自由世界秩序。所以,……事实上(美国)已经在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譬如加强美日军事联盟、加强同印度的战略关系等。”

　　在此种背景下,虽然澳大利亚和印度有所保留,但四国同盟今后仍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地缘政治链条。美日印在四国同盟成立会议前不久在东京附近举行第一次联合海军演习,以及2007年9月四国同盟会同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一07”的联合军事演习绝非偶然。后者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海上多边军演之一,旨在建立将亚太民主国家连为一体的安全结构,加强四国军队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能力。国外分析家指出,演习的地点是精心挑选的,为的是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及其盟友能够粉碎北京通过进入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港口、从而确保控制重要海上运输线的“珍珠串”战略。纵观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外交上的种种作为,其防范或制约中国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因此,长远来看,美国与亚洲“民主”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亚洲安全具有不容小视的影响,亚太安全形势暗含愈趋紧张的可能。

　　三　意识形态语境下的中美关系

　　根据《普林斯顿计划》的描述,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全部是地区或全球性问题,只有“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和议题,被列入讨论议程。文件作者承认,快速发展的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强国崛起现象,这表现为中国和美国有着众多共同利益,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世贸组织等重要的国际机制,并且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等等。这决定了美国不能仅用阻遏的办法来对付中国,而应像文件所规划的那样,必须从软硬两方面双管齐下与中国交往,促使中国改变。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从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提出到四国战略同盟倡议的实施,意识形态考虑始终是美国战略思维的一条主线。民主同盟和四国倡议均把促进民主和人权置于重要地位,又一次突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恒久主题。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自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涉足国际政治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总体上追求四大核心目标,分别是权力(国家安全)、和平、经济繁荣和原则(促进民主),它们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四项基本内涵。其中安全与繁荣可以被视为现实的国家利益,促进民主可以被看作意识形态利益。在特定条件下,这四大外交政策目标是兼容的和互补的,可以通过同一战略予以实现,如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和1990~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在这两个例子中,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相辅相成,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涵盖了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一般模式,即不仅要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且要谋求现实国家利益。在意识形态目标的推动下,美国对改造中国抱有盲目的乐观和自信。华盛顿的对华遏制派相信,只有在一种开明的政治之下,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基于其在经济领域里的良好表现,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因此,华盛顿实际上拥有强有力的筹码来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基于这样的判断,冷战后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大打意识形态牌;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增进我们的安全、促进我们的经济繁荣与推广民主的目标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一战略下,美国对华政策把道德关怀置于安全与经济利益之上,再度凸显了对华关系中的人权标准。即便是倾向于现实主义外交的布什政府,也没有对意识形态因素弃置不顾,它已将促进民主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目标。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以及白宫2006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集中讨论了在国外传播民主的问题,并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在全球范围促进民主的倡议。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自然符合这一战略的意识形态框架。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就曾在他那篇著名的讲话中声言,“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为了使“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中美)关系”“根深叶茂、常青不衰”,美国要“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

　　不过,或许是由于共和党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内在影响,或许是由于需要应对更紧迫更重要的事项,意识形态因素最终并未主导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议程。但意识形态考虑却使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走过了一个轮回。在执政初期,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付出的巨大代价,迫使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后期重新强调安全与经济利益,从倾向人权一端转而在两端之间寻找平衡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是决策者在意识形态目标与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特别是在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上,美国必须不断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基于道德考虑的外交政策和优先考虑的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和取舍。

　　实际上,美国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由来已久,试图按照它的模式改造中国的努 力几未间断。从最初传教士力求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到商人试图改造中国的经济体制,再到政治家谋求在中国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以及人权组织重塑中国的人权观念,美国各种势力无不企图对中国施加影响,竟相致力于用美国文化改造中国,期望把古老的中华文明改造成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进而把中国纳入美国设计的自由国际主义体系。

　　与早年美国传教士劝说中国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不同的是,当代美国人试图在四个方面改变中国:经济上促进中国市场化,政治上向中国输出民主,在文化领域传播以自由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在战略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向。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稳定、开放、没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场规则、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美国合作共同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中国既可以促进美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在美中交往的200多年历史中,美国除了在中国谋求具体的经济利益外,按照自身模式改造中国是美国与中国交往的第二大驱动力。这是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最深刻的体现。

　　正因为用美国价值观改造中国是美国在中国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意识形态才成为诠释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用来理解长时段的中美关系史,也可以用来阐释具体事件和政策,超越了由权力一利益概念交织而成的固有思维藩篱,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嵌入了文化推动力,从而成为解读中美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模式。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始终存在中美两大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即美国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和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之间,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冲突。只有把美国对华政策视为既追求权力和利益,也追求实现美国国家使命和梦想的过程,把中美关系既看作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又视为两种具有不同记忆、追求、生活方式和价值偏好的文化实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实质和内涵。

　　然而,尽管意识形态在塑造美国对华政策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何协调它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关系却是美国决策当局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四大目标的一致更多时候只是一种偶合或决策者的愿望。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这四大目标之间往往是相互矛盾和彼此冲突的,例如在中美关系中就包含权力、繁荣与原则的对立。为促进人权与扩展民主而使用经济制裁手段,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固然可以服务于促进民主的目标,却无疑会损害繁荣的目标,同时制裁在安全上也无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此外,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考虑与现实国家利益的冲突还与后冷战时代的特点有关。冷战期间,鉴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贸易往来不足为道,美国对苏联集团的遏制可谓既捍卫了美国的理想和安全,一般也不会损害其经济利益。而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导致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渐加深,使诸如经济制裁之类手段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若以制裁推动人权,必然会损害美国对华关系的整体利益,妨碍美国大战略中其他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

　　总之,意识形态诉求既是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重大动因,又是美国与中国发生摩擦的最深层原因。正是在意识形态目标的驱动下,美国试图改变中国,而中国抗拒这种改变,由此引发的中美矛盾和冲突更显剧烈和持久。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636

作者：胡勇  来源：《国际展望》杂志2015年2月

　　【内容提要】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关键词】中美关系定位 战略伙伴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胡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讲师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5)02-0034-16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150200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12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强调：“经过35年发展，中美关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美应该合作，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命题，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方兴未艾。根据一项文献研究，截至2014年6月，探讨相关主题的中文文献多达137篇(部)，外文文献21篇(部)。国内外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特点、必要性、可行性、障碍因素、实现路径和未来前景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也存在理论供给不足、分析层次单一、研究方法传统、研究领域有限等问题。

　　作为定位中美关系的新框架，“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是一个不久前才提出的概念，但“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30多年而未止”。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顺应时势、不断调整创新、不断开创未来的历史”。 细读这部历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定位震荡起伏，甚至大起大落，十分发人深省。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史，并试图为当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特别是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如今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一、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

　　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间至少存在三种关系形态，分别对应三种无政府文化：敌人(霍布斯文化)、对手(洛克文化)和朋友(康德文化)。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关系可以进一步定位为敌人、对手(竞争者)、伙伴、盟友、非敌非友等多种形态，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具体表述。国家间关系的定位不仅体现了双边关系的总体性质，而且为这种关系塑造了一个框架，规定了它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在中美建交之后到冷战结束之前，两国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基础上构建了某种程度上的“准盟友”关系。 随着冷战走向终结，两国在一段时期内迟迟找不到新的稳定的关系定位。中美是敌人、朋友、非敌非友还是亦敌亦友?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期，美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处理上经常处于一种临时应对和就事论事的状态，缺少长期的考虑和打算，难以从长远的眼光来发展中美关系”。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中美关系进入了“多事之秋”：从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到李登辉访美，再到台海危机，中美双方持续对抗，险象环生。双边关系陷入1979年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直到台海危机使中美险些兵戎相见后，华盛顿的主政者才真正意识到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1996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宣告中美恢复战略对话。同年11月，曾因首次访华大谈人权问题而与中方不欢而散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再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美国坚信，通过扩展我们在全球、地区、双边等每一个层次上的合作，将推进我们的共同利益”。 1997年开启第二任期的克林顿政府更是决心摆脱此前4年在对华政策上随波逐流的状态，转而追求一种“比较整合、比较一致、具有明确方向的政策”。

　　1997年至1998年，中美元首实现冷战后的首次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7年7月，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致信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表示美国希望“使两国关系从单纯的接触和对话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发出的这一重要信号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响应。 同月举行的中美外长会晤一致认为江泽民主席访美“对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1997年秋天，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陪同江主席访美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两国领导人就“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是此访最重要的成果。

　　对于“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Susan Shirk)的评价是“为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全面定义和框架，从而为未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则从超越双边关系的层面作了解读：“这不是一种结盟关系。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各大国都希望建立相应的合作关系。……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现在中美要努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为了发展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互利合作”。“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能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建立一种不互相敌对、不互相对抗的新型关系，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这可能也是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方式”。

　　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向党外人士通报访美情况时也指出，建立中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主旨是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这种关系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第二，这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第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更不是为了谋求霸权。 国内知名的中美关系专家倪世雄在他的学术回忆录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美确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1998年夏天，克林顿总统应邀回访中国，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

　　然而，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在实践中并不成功。虽然两国领导人坚称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美国国会和舆论的主流意见是不能接受这个新的定位，认为日本和韩国才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中美之间分歧非常严重，中国不但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更重要的是，对于如何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政府并没有清晰的路径或者方案。因此，面对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挑战，“战略伙伴关系”显得毫无力量，几乎被架空。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美国府会斗争、克林顿拒绝在朱镕基访美期间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考克斯报告”、北约空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在中美两国都“实质性地瓦解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概念。 尽管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中美关系有所恢复，但“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淡出了中美关系的话语体系。

　　2001年1月，新上台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正式否定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被提名为国务卿的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中美关系作了一个新的定位：“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但中国也不是我们无法回避和不可转变的仇敌。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但它也是贸易伙伴，愿意在我们两国都有战略利益的地区合作，如朝鲜半岛。中国具有所有上述这些特征。但中国不是敌人，我们的挑战就是要继续让中国保持这样”。 然而，在合作解决撞机事件带来的危机后，小布什政府不再片面强调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是认识到“美中关系如此复杂，包括很多方面，所以简单地用一个词来涵盖是不准确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但也是一个将越来越建立在友谊和信任基础上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基础上的关系”。

　　2001年10月，在美国发生“9·11”事件的特殊背景下，中美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确立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小布什明确地将中国称为全球反恐联盟的重要伙伴。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一个关于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著名演讲，表明美国认识到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关系。虽然美国不认可中国是战略伙伴，但为了充实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在2005年和2006年先后启动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美，两国元首确定了“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双边关系发展方向。2009年4月，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回访，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除了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外，还对两国关系作出了新的定位：“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学者袁鹏认为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中美关系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0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中美已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 在此基础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冷战结束之初，中美关系处于危机管理状态，根本谈不上稳定的关系定位。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逐步回到正轨，双方领导人还达成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然而，这一“超前”的定位并未经受住重重考验。进入21世纪，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一度有从“战略伙伴”滑向“战略竞争者”的态势。直到撞机事件特别是“9·11”事件后，中美关系才峰回路转，并最终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的稳定定位，从而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美关系定位在冷战后经历了如此复杂且戏剧性的演变，确实耐人寻味。

　　二、为什么中美关系的定位不够稳定?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起伏不定，原因比较复杂。但作为长期拥有中美关系定位话语权的强势国家，美国的对华认知以及对华战略显然是关键变量。其中又牵涉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因素，比如总统换届(政党轮替)后可能造成的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等。同时，双边关系的定位还受制于两国关系中的其他结构性因素。

　　在中美关系定位的波折中，尤以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挫折最引人瞩目。本文重点讨论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为什么没有成功。以下分别从认知、战略和结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中美对“战略伙伴”的概念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据军事专家考证，“战略”(strategy)一词源自西方，是从战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战略”本身是一个标准的军事术语，指的是“在国家政策统领下为赢得战争和军事斗争胜利而谋划并指导未来实施的总体设计和构想。它是一项具有内在规律性的系统工程”。 除个别例外， 深谙“战略”本源内涵的美国学者和官员更倾向于认定美国与其盟国或者准盟国之间才是战略伙伴。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就指出：“真正的战略伙伴应该具有非常相近的世界观、战略利益、政治制度以及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和军事关系。……而中国和美国却持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战略利益、对立的政治制度，更不存在什么信息共享，军事关系也是可有可无”。 美国另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Douglas Paal)也认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美国与日本之间才是当然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实际处理中美关系时也竭力避免使外界产生中美是“战略伙伴”的印象。比如，1996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的原定题目是“美国与中国：建设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就在克里斯托弗到访之前数小时，美方突然通知中方将题目改为“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合作”。中国学者分析此举表明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与欧日盟国才是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尚未达到这一程度。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更是公开抛弃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2005年3月，当中美高层决定启动战略对话机制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管的迈克尔·格林等人强烈反对使用“战略对话”(strategic dialogue)这一名称，理由是日本会担心中美战略对话以及“战略”一词带有军事意义，但中美并非盟国。于是美方改称“全球对话”(global dialogue)、“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中方则继续称之为“战略对话”。

　　相对于美国人的教条主义理解，中国对“战略伙伴”的认知已超出了狭义的军事或者安全范畴。借用“战略”的现代寓意，即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宽泛的领域和更总体的层面来筹划两国关系的未来。 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的权威辞书中，“战略”都有广义上的所指“长期和全面计划”，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因此，广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在于长期和全局两个方面。 2001年3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作出回应时就谈到：“美国新政府的一些高级人士认为，中美双方所确定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对的，应该改为竞争对手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沟通，关键是怎么理解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所讲的战略，就是长期稳定的意思。”

　　2004年5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解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时，也对“战略”作出了相似的理解：“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 2009年11月，温家宝在参加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又将“战略性”、“全面性”和“稳定性”作为一组范畴来阐释：“就是要扩大双方在关乎人类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上的共识，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排除疑虑和干扰，确保中欧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持续向前发展。” 事实上，中国与现有战略伙伴之间即使有安全合作，大多也只是“增加军事交流、加强军事合作与增进安全互信，缺乏实质性的安全合作”。

　　这里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中美两个社会总体上的认知差异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产生影响。王缉思和李侃如就曾指出：“美国人普遍认为，信任应该建立在共同携手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并且以此来界定。在双边关系中，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在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前，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意愿，采取更主动的行动，合作解决诸如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知识产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与此相应，中国人倾向于认为应该首先明确界定个人、机构或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双方至少应该先做出正式承诺，之后才可以更好地相互交往，相互配合。因此，中国的官员和外交官煞费苦心地说服他们的美国同行，要他们预先接受自己挑选的用以定义两国正在争取的关系的表达方式。”

　　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苏廷格(Robert L. Suettinger)在他的书中也“证实”在起草1997年中美联合声明的过程中，中国得到了它想要的“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美国则相应得到了“致力于建立”(building toward)。 表面上看，中美似乎确立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具体措辞上也是各取所需，其实是埋下了分歧和冲突的种子。

　　(二)中美的伙伴关系战略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追根溯源，“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外交用语并非中国首创，它原本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用来概括和前苏联国家间的新型关系的。 学者张煜从国际体系与“伙伴关系”外交的视角出发，从宏观层面对“伙伴关系”外交进行了学理上的分类：第一类是以“结盟”为特征的“联盟型伙伴关系”;第二类是以“不结盟”为原则的“普遍型伙伴关系”;第三类是以“制衡对手”为目的的“对手式伙伴关系”。 冷战后，美国伙伴关系的应用范围扩大，不仅指与盟国、友邦的关系，而且有时用于非敌非友的国家乃至防范的对象。

　　具体来说，中国(也包括俄罗斯)虽与美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从战略层面也需要保持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但中国“并不是美国希望的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和朋友，而更多带有‘对手’和‘竞争者’的含义”。 因此，在美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中，中美关系既不属于“联盟型伙伴关系”，也与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型伙伴关系”存在区别，而处于美国“伙伴关系”网络最外围的“对手式伙伴关系”。一言以蔽之，中国是在努力与美国结为真正的“伙伴关系”，但美国却一直很难把中国作为真正的“伙伴”。 即使美国将中国视为伙伴，也只是以经济(包括双边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为主题，以应对共同挑战为主要任务的“功能性”伙伴，有别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的经济伙伴与政治安全伙伴高度重叠的传统伙伴关系模式。

　　由于中国奉行的是无敌国的不结盟政策，因此“伙伴关系”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关系的主流定位。学者苏浩曾将中国已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细分为不同层次，其中与美国的关系属于最核心的战略层次的伙伴关系。由于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双方必须通过共同努力，经过“建设性”的过程，才能最终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伙伴关系，实质上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新型国家关系而不是军事结盟;(2)以协商和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存在的分歧和争端;(3)不针对第三国;(4)促进各自同第三国发展正常的关系;(5)着眼未来，面向21世纪。这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伙伴关系，无疑是对冷战时期结盟、敌视、对抗的国家关系的否定，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以“普遍型伙伴关系”为主，但美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以“联盟型和对手式”为主，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伙伴关系”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充分保障其霸权地位。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无针对性的”、“无敌国的”、“聚合型的”。美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则是“有针对性的”、“有敌国的”、“扩张型的”。

　　(三)结构性因素使中美关系更显错综复杂，进而长期处于“同床异梦”的纠结状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曾写道：“经济和信息全球化、国际机制和多边国际组织的发展，使美中在同一张‘全球床’(global bed)上的距离越来越近。但是我们彼此殊异的国家制度、利益、领导、公众认知以及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又决定了我们两国的梦想在实质上是不同的。这不仅为冷战后第一个十年的美中关系提供了根本动能(underlying dynamic)，而且会延续到21世纪”。

　　所谓“结构性因素”，是指“在中美关系中持续稳定地存在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因素”。 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既包含推动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力量，也有触发双方竞争甚至对抗的力量，还有一些相互交织的因素。其中，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引人瞩目。 它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决定了发展中美关系的限度。同时，它与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复杂互动使中美关系呈现出人们常说的“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局面。 就上世纪末的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两国领导人决心使双边关系走出低谷，实现再正常化，并为21世纪的合作奠定基础，但中美关系显然还没有“好”到可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程度。

　　从最能体现“战略”本义的中美安全关系来看，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也是结构性的，双方在安全利益的界定、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安全手段的选择上存在“很多出入，甚至有相互排斥的地方”。 这就导致中美安全关系缺乏牢固的战略合作基础，即使中美两国当年提出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想，但这个构想基本上也是“有名无实”，“理想的成分远远大于现实的成分”，以至于这个术语后来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 站在当前的视角回顾上个世纪末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共识的那轮中美元首互访，可以发现彼时中美的军事关系和安全合作都十分有限，访问的象征意义恐怕不亚于实际意义。

　　就“战略”的广义所指而言，中美关系也受制于结构性因素的作用。王缉思和李侃如在2012年解析了中美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的问题。按照他们的理解，所谓“战略互疑”指的是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要以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 根据两位作者的分析，中美之间不断增长的战略互疑的第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结构性和深层次的因素：两个政体之间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 即使在共同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蜜月期”，两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苏廷格就曾援引中国学者秦亚青的话指出：“也许美国根本没有全球战略或总体战略，但在中国人看来肯定有。它的名称可能不叫大战略，但一定有一个对付中国的大的计划。由此观之，美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战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旁观者看来是有的”。

　　三、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启示

　　虽然1997至1998年的中美元首互访和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没过两年就成了“家庭相册中的老照片”，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定位的波折特别是由“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产生的经验教训，对于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第一，不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作简单的“标签化”处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表明，准确定位中美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难简单地用“朋友”、“伙伴”、“敌手”等传统概念来界定本身十分复杂的中美关系。 加上中美对“战略伙伴”这个概念存在较大分歧，那么就更不必执著于某个特定的词汇。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本身就极具开放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间关系定位的表述固然体现了彼此的战略认知和关系的紧密程度，但也不能仅仅拘泥于字面的含义。 相比“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似乎是明显的倒退。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总体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更稳定了，还是更动荡了?是更重要了，还是更边缘化了?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对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定位，既要看“名”，也要看“实”。

　　第二，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方在中美关系定位中重新树立话语权的一项重要尝试。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领导人和官员的讲话中，但两国对这个新的定位中美关系的框架还存在认知差异。相比中方强调相互尊重，美方更强调规则意识，“希冀利用其规则主导权来约束和引导中国的行为”。

　　比如，在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专访时尽管承认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好的概念”，但随即强调中国承认全球规范、商业标准和国际行为标准的重要性。 在对话的开幕式上，克里进一步指出中美新型关系是由“行动”(中美的共同抉择)而不是“言辞”来定义的。 言谈间颇有些美国要对中国“听其言，观其行”的意味。从近年来中美在钓鱼岛管辖权、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航行自由等问题上的激烈较量可知，美国对华认知具有高度连贯性。

　　第三，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起伏不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对此缺乏足够的共识，这个问题甚至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用苏廷格当年的话来说就是“除非中美能就双边关系中的‘战略’定义达成一致，并兜售给各自国内的听众，否则两国只能接受一个事实：中美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战略(伙伴)关系”。

　　作为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目前在美国国内也还没有形成普遍共识。 “事实上，只有获得牢固深厚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才能拥有更多参与者和支持者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提供不竭动力，否则两国的努力很可能在激进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化为泡影”。 中国应当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可能一帆风顺，也要做到凡事作最坏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结 束 语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时指出：“中美建交35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值得记取。”

　　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的演变来看，至少有以下经验教训可以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第一，中美关系“既成熟又复杂”， 不能用简单的标签化方式来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中美之间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两国加强全方位交流，尝试换位思考，开诚布公，从而逐步缩小认知差距，减少误判。第三，中美应努力照顾彼此核心关切，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对方，从而不断累积战略互信，夯实合作基础。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非中美关系的现实，而是一个两国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对新型大国关系面临的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总之，我们要注意记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来源时间：2015/3/17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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